当然,将此类贩运标布的标客解读为护卫之责的镖客,盖亦有因。这主要基于下面三点理由:一则明末徽州商人,大多在山东济宁经商,成为贩布的“标客”。然据《天禄识余》引《程途一览》云:“临清为天下水马头,南宫为旱马头,镖客所集。”清郝懿行《证俗文》又云:“都会为马头,架手为镳客。”贩布的“标客”与护镖的“镖客”“镳客”,史料记载中同时出现在济宁、临清、南宫等地,一方面易使后人误会混淆,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确实颇有渊源。二则明末人余缙在记述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被李自成攻克后避难南方的过程时,曾有如下记载:“巳抵临清,患水道阻,虽策蹇陆行。将至济宁,忽闻人马驰骤声。须臾,飞骑数百拥至,众恐怖无人色,引骑却立道左,俟其过讫,视末数骑,则同年归君起先也。马上相视,举手微笑,振策驰去。询其从骑,始知前骋者江南标客,而三吴士大夫变服以从者良久。”此则史料中的“江南标客”,所指亦并不明晰,除指贩运标布的“标客”之外,从其“飞骑数百”,乃至江南士大夫“变服以从”方面稍加蠡测,实已有护卫他人的“镖客”之义。三则那些贩布标行的标客,若是货物量大,为了商旅的安全,标客同样会雇请镖客护行。如明人袁世振云:“窃谓各镇标商,输税几何,尚有沿途护送,要以通行旅耳。”标商出行之时,沿途均有“护送”,借此“以通行旅”。可见,为贩布标行保镖之人,同样可以称为标客。于是,有不同职责的标客,随之也就有了概念互换的可能。
除《程途一览》中已有“镖客”一称外,明代万历年间的史料中,同样出现了如同清代职业“镖客”一类的“剽客”。如明人徐观澜《山西布政使林公应标传》中,有“此非剽客流”之说;又明人瞿九思的记载中,亦有“是时番僧五人善舞棍,剽客三人善舞刀”的记载。此处所谓“剽客”,显已不再会产生歧义,与后世所谓“镖客”一般无异。
2.职业标客之出现
以护镖为职责的职业标客,其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则响马、强贼之横行,增加了商人旅途的不安全性。如北方响马横行,一直是商人旅途的心腹大患。为此,一些明代出版、供商人旅行之用的路程书,亦刻意记载响马出入之地,以提醒商人出行时格外小心,加以防范。如云:“自北京之徐州,响马时出,必须防御。”又云:“自颍州之大名府,响马贼甚恶,出没不时,难防。卫辉、彰德近有坑墙,稍可避。”还有福建产茶,茶商往来之地,盗贼出没其间。陆路抢夺,水陆扒舱,无所不有。为了求得行旅的安全,茶商不得不雇请“勤能丁役缉捕护送”。二则尽管自明末开始,已经陆续出现了“票号”乃至相关汇兑业,但发展并不繁盛,且其分号有地域之限。故当时有些巨商外出经商,通常还是以随身携带巨资为主。旅途响马横行,再加之身携巨资,商人出于旅途安全的考虑,雇请职业标客护行,遂成一时风气。
从清代的记载来看,“镖客”原本应该作“标客”,而“保镖”则作“保标”。许指严所作《十叶野闻》中有一则《磨盾秘闻》,对其中诸称之关系及标客走镖之江湖险恶,颇有详细记载,不妨摘述如下:
有一位四川某县的知县,当官多年,积有宦囊,想带着这些积蓄回家,但又担心路上群盗纵横。迟疑未行时,正好知县的表弟曹某到了衙门。曹氏一向以拳勇著称,可以力敌百人。知县大喜,为他置酒洗尘,终席之间,夸奖曹氏,喋喋不休,最后将自己打算让他护资还家的想法,和盘托出。衙门中的幕客蔡氏兄弟听说后,就对知县说:“令表弟的武艺,可以给我们露一手吗?”知县目指曹氏,曹氏慨然称可。当即撤去宴席,腾出中堂,曹氏手持两刀起舞,刀光闪闪,不可逼视,座客无不称异。只有蔡氏兄弟看后沉默无言。知县问:“何如?”蔡氏兄弟说:“不敢说。”知县再三追问,才道:“因为是大人的表弟,故难言。”曹氏听后大怒,道:“你们瞧不起我,尊驾兄弟行吗?”蔡氏兄弟说:“尊驾凭借如此武艺前往,不但命且不保,更遑论囊中银子了。”曹氏还是不服,想考一下蔡氏兄弟的武艺。蔡氏兄弟对仆人道:“拿我们的兵器来!”仆人离去不久,就携带一枪、一刀、一盾回到堂上。蔡氏兄弟接过兵器,一句“献丑了”之后,一人持枪,一人持刀、盾,互相扑击,往来跳跃,轻如飞鸟。斗到紧要关头,更是如飘风骤雨,座客无不目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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