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以湖北汉口为例,对会馆之众多别名加以梳理。有称“殿”者。如“三皇殿”,为药材行帮公所,始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又“老汉义殿”,为循礼坊肉业公会,始于清康熙六年(1667)。有称“庵”者。如“新安准堤庵”,为新安人商业公所,始于清康熙七年;又“法云庵”,为五金矿砂业会议之所,始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有称“庙”者。如“覃怀药王庙”,又名“怀庆会馆”,为药商公所,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又“关帝庙”,为山陕旅汉商业建筑,又称“山陕会馆”,始于清康熙年间。有称“书院”者。如“新安书院”,其实就是徽州会馆,始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又“凌霄书院”,实则粮行公所,始于清同治年间。有称“宫”者。如“万寿宫”,实为商家营业之所,始于清康熙年间;又“仁寿宫”,其实就是江西临江会馆。有称“阁”者。如“鲁班阁”,实则工匠集合之所,始于清康熙年间;又“孙祖阁”,又称“鞋业公所”,始于清乾隆年间。
再以湖南行会为例,公所或公会,有时又称“祀”。如邵阳纸烛行公会,又称“福佑祀”;武冈之染纸作坊,其同行组织称“梅葛祀”;武冈之衣店,则称“轩辕祀”。或称“公司”。如清光绪年间长沙之烟店,就成立了“烟税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重庆之瓦窑业,亦设有“瓦窑公司”。
此外,亦有称“堂”者。如清代山西泽州府梨园行,为了支应官差,专门设立了“五聚堂”,府属各县戏班均可以寓居于此,同时也是梨园行的行业会所。堂中设立班头一人,由其支应差务,以便公私两便。在五聚堂中,堂中所祀之行业神,正中为“开元皇帝”,即唐玄宗李隆基,这是梨园行的祖师爷;左祀“三官”,是为了祈祷赐福;右祀“财神”,则是为了祈祷多财。此外,尚附祭大王、咽喉、山神。
(三)会馆功能的演变
商业会馆、公所,或为同业会馆,或为同乡商人公所,虽也带有同乡会的性质,但与明清两代通行的同乡会馆稍有不同。同乡会馆与商业会馆相较,至少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同乡会馆的商业色彩极为淡薄,有些甚至禁止在会馆内进行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如当时规定,会馆只是衣冠荟萃之地,“不得寄存货物,粘贴招牌”。二是从这些会馆的寓馆条规来看,也不是同业或同乡商人的会议之所,而只是为乡、会场寓考而设,即为同乡应试士子、选官士绅提供方便。如清代北京休宁会馆的《馆寓条规》就规定:会馆只为应试及需次者而设,此外概不得与;乡试、会试、候选、候补者均以文书为凭,若无文书,以及不是应试的生监,就不得寓于会馆。休宁本籍绅士,可以寓馆;若为寄籍,就必须言明乡村、姓名,确有证据,方准寓居。寄籍久远,须同县京官力保,若无保人,就不准寓居馆内。这就需要对会馆所容留之人与禁止之人作一系统考察。玛高温在《中国的行会》中认为,就留宿而言,会馆主要有下面三类功能:一是“给高级官吏的宦游提供临时的宿所”,二是“为去都会赶考的学子过宿”,三是“对投宿的云游僧众(道士和佛教徒)给予方便”。这显然就是同乡会馆的典型特征。此外,会馆禁止妇女进入其内。作为一个游寓人员进出频繁的公众场所,这条禁例的出台,其目的无非“维持纲常和礼教。”
清代北京,同乡会馆林立,最为集中。据现仍保存下来的会馆条例、章程来看,清代在北京的会馆,其中较为著名者有以下这些会馆。休宁会馆,始建于明万历年间,至清乾隆时重建。河南全省会馆,共有七处:中州东馆,在骡马市大街路北;中州南馆,在米市胡同南头路西;中州新馆,在丞相胡同北头路东;嵩云草堂,在达智桥东头路北;嵩阳别业,在骡马市大街路北;中州乡祠,在上斜街路北;河南会馆,在粉房琉璃街路东。河间会馆,乾隆年间由舒成龙创建。安徽会馆,定有公议条规,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重订规条。浙闽会馆,民国四年(1915)重订章程。江西会馆,道光二十九年(1849)公定条例。上湖南会馆,议有章程,定有传书。又根据光绪年间人李虹若的详细记录,当时各省在北京的同乡会馆,已达382处。从李氏的记载又可知道,清代北京同乡会馆呈现出下面几个特点:一是会馆或称“试馆”,大抵保留了会馆起源时的称谓;二是会馆除原先的老馆之外,又分别出现了新馆,于是同乡会馆有老馆、新馆之别;三是同一地域在北京不止一处会馆,有些甚至有两处或更多处的会馆;四是从某种角度上说,乡祠同样具有会馆的功能;五是在北京的同乡会馆,有时往往同乡与同业合而为一;六是县亦开始在京城设立会馆;七是在北京同乡会馆中,以山西人在京所设会馆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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