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这则记载,同样可以从刘基的记述中得到印证,且足以证明在元末,三官信仰已经遍布江淮地区。如刘基所著《郁离子》中有一篇《神仙》,其中记载:“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为天、地、水三官按罪赐福之月,而致斋以邀祥焉。满三年计之,多不得祥而得祸。”云云。
在宋濂所载三官传说中,若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观察,显然存在不合情理之处。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至高者是天,至厚者是地。水即使很大,也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物而已,显然很难与天、地相抗衡。如明人陆容,曾就此提出以下质疑:“水为五行之一,生于天而附于地,非外天地而为物也。今以水与天地并列,已为不通之论。若其使民服罪之书,水官者沈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既云上之天,则置之云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则山非地乎?其诬惑蚩蚩之民甚矣。”这种质疑无疑出于儒家知识人的正统之论,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显然忽略了民间信仰具有一种混合众说的特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与儒家文化精神相合。就此而论,关于天、地、水三者并称为“三官”,宋濂的追溯与阐释,“足破群疑”。
当然,三官信仰的文化符号价值,并非仅仅限于此,而是逐渐融入天地会起源的文化符号中。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三点观之。一是三官信仰中,将天、地、水视为“三官”,以天、地并称,固然与“天地会”之名相合,即使是天、地、水并称,也与“三合会”之名若合符节。如其中所云水官的起源,将符“沈之水”,无疑与天地会传说中将秘密文书藏入铁箱,沉之海底,而后称为《海底》(或称《海底金经》)有关,其中的文化符号的传承关系亦揭如昭然。此外,加入一个水官,其影响更是及于天地会符号中多三点之水的文化传统。二是据前述刘基的记载,在民间的三官信仰中,多“以斗指寅、申、亥为天、地、水三官按罪赐福之月”,其中斗星所指及其相关地支寅、申、亥,与天地会入会仪式中“拜斗钻刀”之间的关系,更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解读。进而言之,儒家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三皇本纪》,所称天皇、地皇、人皇“各一万八千岁”,其中相传之数,显然本于邵雍演绎易理的《皇极经世书》,书中所云“一万八千岁而天开于子,又一万八千岁而地辟于丑,又一万八千岁而人生于寅”,其实就是“三皇之数”。这一记载中的子、丑、寅三地支,其与天地会传说文化符号同样不无关系。三是三官信仰的传说中,有“始皆生人,而兄弟同产”之说,即由龙女所生。即此一点,明人归有光就已敏锐地察觉到,其与“汉茅盈之类”存在相似之处。归氏所言“茅盈”,即指“三茅”信仰中的盈、固、衷三兄弟,尽管仍被归氏斥为“其说诡异,盖不可晓”,但其间的兄弟甚至结义兄弟关系,更是成为天地会传说中的文化符号渊源。
就天地会的历史渊源而言,天地会起源于明季的说法,最早是由王重民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明末潘季驯《兵部奏疏》中有《擒获妖党》一疏。据此疏载,明万历十年(1582)二月十日,苏、松、常、镇兵备道揭帖称:督率兵快,诣龙华庵,将海住等拿获,又将甘露寺僧汪元洪等捕获解府。据汪元洪称,他有异姓兄弟十人,北方五人,名为黄思、黄仁、黄义、顾实、贞静,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名曰“北票”。汪元洪与雪峰、贞成、蔡元溪、元明等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曰“南票”。相约于四月初一日,南票在南京报恩寺,北票在北京天宁寺,同时举兵。据此,王重民认为洪门之创立,即为了纪念汪元洪,入清后演变为纪念朱洪竹或朱洪英。汪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均有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与洪门组织相合,故洪门乃始于明季。仅用此疏记载以证明天地会始于明季,证据似嫌单薄。但此疏至少可以证明,在明末,异姓兄弟结拜极为盛行。同时,王重民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异姓兄弟结拜以“票”为号与天地会组织中的“五房”联系在一起。
事实确是如此。在明代,至少有以下两点,与天地会的分房、票存在关系。一是民间家族以“五常”分房。从明人杨守陈的记载可知,福建福宁的周氏家族,就是将家族分为仁、义、礼、智、信五房。二是在明代,“票”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是十分流行的现象。如在陕西长安县,其编里组织与一般通行的里甲制有所不同。其中秦王所食更名地,编为忠、孝、廉、洁、仁、义、礼、智、信九牌,而屯卫所辖的屯卫地,则以“票”为单位,编成“十三票”。在明代,“牌”与“票”可以并称。尤堪注意者,“票”不仅是组织单位,同时又有以“五”数为票者,如袁黄在宝坻县任上时所设社仓,就以“五家为票,票有头”。这种以五数为票,与天地会分五房的做法,其间的传承关系值得进一步的探讨。综上可知,天地会并非至清乾隆中期被破获以后才得以出现,其间必然有一个起源以及变迁、发展的过程。
笔者重新提出的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决非过去此说的简单翻版,而是在重新发掘并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天地会的起源,并提出两条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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