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民间的“五”数神灵信仰,其中有以下两点显然与天地会存在文化渊源关系。一是“五”数与盗贼信仰之关系。如扬州有“五子庙”,所祀为五代时五位结义兄弟。这五人曾经为盗,“流劫江、淮间”。又民间所祀“五道将军”,同样属于“盗神”。按照明朝人田艺蘅的推测,所谓“五道”,其典出自《庄子·胠箧篇》“盗亦有道”之义。至于“五道”,则指圣、勇、义、智、仁。细言之,即“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二是“五”数与天地会茶碗阵之间的关系。在民间的“五圣”信仰中,每当遇到冠、婚之类的大礼时,通常会用“茶筵奉上”。这一“茶筵”,无疑与茶碗阵存在一定的关系。
(三)“三”数、“三官”与天地会之关系
天地会的传说叙事,与“三”数颇有渊源关系,诸如“三点会”“三合会”之类即是。就文化的符号系统而言,这无疑也是渊源有自。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其一,“三”数与天地会之关系。有一个现象需要加以关注,即传统儒家立教,多喜采用“天叙”“天秩”之法,亦即按照自然法则立教。其结果则是立教之人,在“取义”上,或用“三”数,或用“五”数。就“三”数而言,有“三纲”“三德”;就“五”数而言,有“五常”“五礼”“五伦”。“五”数的文化意蕴已如上述,在此不赘。以“三”数而论,诸如“三纲”“三德”之类,其中之“三”,已被清代学者朱一新一语道破,实则效法“三光”之说。据《史记·天官书》,三光原指日、月、五星,仅限于天象。但在随后的传衍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一是作为天象的“三光”,与地形开始相合,亦即天地并称。如汉代班固《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二是三光之说开始渗入道教的文化符号系统,并进而与天地并列。如晋葛洪《抱朴子·仁明》云:“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载无穷者坤也。”三是三光之说渗入佛教的文化符号系统,进而形成“三光天子”之说,并被民间传为“三光菩萨”。三光原是佛家大罗金仙(佛)头上的金光、佛光、灵光,后又衍申为“三光天子”,分别为日天子、月天子、明星天子。按照三光的本义,三光理应均作菩萨之形,但据《学海余滴》卷4所载,造佛工匠所造三光之像,仅将明星天子塑为菩萨之形,日、月二天则取天、人之形。
若是以道教文化符号系统为例,其中的“三茅”之说,以及由此而来的“三茅观”,就文化符号的传承而言,与天地会显然存在诸多的符号联系。如在杭州吴山西南,有一座“三茅观”。三茅观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观中所祀之仙,其原型是三兄弟。据载,这三兄弟之名,依次为盈、固、衷,是秦初咸阳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司礼监太监孙隆重修三茅观,并在观中建“三义阁”,足证在民间的知识系统中,将“三茅”断为结义的三兄弟。假若这一结义形式属实,那么“三茅”结义明显早于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而这种结义形式,恰恰符合秘密社会的结拜特点。二是所谓三茅,即兄弟三人,其后得道成仙,从汉代以后已经得到了民间广泛的崇祀。观中三茅之像,一立、一坐、一卧,其中的意义很难解读。但据明末清初人张岱的猜度,其意或许是指一种修炼功夫,即行立坐卧,均属修炼,教人不可“蹉过”。
其二,“三官”信仰与天地会之关系。传统中国民间,广泛信奉“三官”。就经典而言,传世的有《三官经》。据《三官经》所述,有一陆氏之子,娶龙女之后,生有三子,三子均有神通,后得道受封,分别成为天官、地官、水官。据明末清初史家谈迁所言,这部《三官经》属于“妄人”所撰,但也有一种传说,认为《三官经》是明英宗在南宫幽居“无聊时所作”。就庙而言,民间到处立有三官庙、三官祠。就习俗而言,民间又有上元、中元、下元三节,将此三节作为祝祷三官之日。正月十五为上元节,祝祷天官;七月十五为中元节,祝祷地官;十月初一为下元节,祝祷水官。在东南地区,每年的正月、七月、十月,民间均有斋素之俗,称为“三官素”。更有意思的是,在民间三官信仰的传衍中,其知识累积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将原本属于道教信仰系统的三官信仰,转而建构为佛教信仰系统中的“三官菩萨”;二是民间三官信仰的俗化,即民间认为三官菩萨有大量,人若持“三官素”,可以不忌荤腥之物,只要不吃“特杀之物”,即属斋素,故民间又有“假吃三官素”之谚。
关于“三官”的出处,宋濂《跋三官祠记》有云:
按汉熹平间,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张鲁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鲁为尤盛。盖自其祖陵、父衡造符书于蜀之鹤鸣山,制鬼卒、祭酒等号,分领部众。有疾者,令其自首,书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实昉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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