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说法,或者用佛家的话头,晚明是一个“末法”世界。生活在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游族姓”亦即与大族妇女交通,当然是一种大众化的习俗。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说《西湖二集》中,对尼姑曾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不妨引述在下面,作为全文的结束语。按照他的说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难道尼庵都是不好的么?当然,尼姑中尽有修行学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论。随后,周氏话锋一转,对尼姑败坏妇女风气的危害性直言道出。他认为,尼姑中毕竟不好的多于好的。况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谁肯说自己不好?她们往往是假装至诚假老实,通过甜言蜜语,哄骗妇人。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内房深处,毫无回避,不唯“窍”己之“窍”,“妙”己之“妙”,还要“窍”人之“窍”,“妙”人之“妙”。那些妇人女子心粗,误信了她至诚老实,终日到尼庵烧香念佛,往往着了道儿。还有的男贪女色,女爱男情,幽期密约,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汉痴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妇女好入尼庵,定有奸淫之事”。周清原的这种担心并非孤例,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为此,时人才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中,使之成为文学作品刻意描摹的范型人格。这或许是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佛教界的实情。这有史料可以证实。如弘治年间,延绥巡抚黄绂奉明孝宗之诏,毁掉庵寺,并将尼姑解送巡抚衙门,“给配鳏士”。此令下达之后,人人大悦,尼姑无不愿配,甚至出现了“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傍远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确实存在留恋世俗的情结。
尽管在尼姑群体中不乏具有恋世情结之人,有些甚至与僧相通,但从总体来说,佛门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规,过着安静的清修生活。如明末崇祯年间,兵科给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此疏被人误读,一时哄然讹传,认为朝廷不日将推行“僧尼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惧”。就尼姑“以偶僧为惧”的心态而言,尼姑的恋世情结显然仅仅存在于部分的尼姑之中,尚未构成尼姑中的普遍现象。换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为尽管已经较为风行,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然已经出家,就不再留恋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论与和尚结为配偶!
清代尼姑对世俗生活的崇尚,以及居积求利之风的形成,乃至花禅娼尼的勃盛,固然是佛教世俗化的表征,然究其实质,尚有明清游冶文化开始转向的另面相。通观明代的游冶文化,尽管不乏以土窠子为代表的私妓,然尚以秦淮名艳为代表的官妓文化为主流,进而形成名噪一时的秦淮游里文化。入清以后,秦淮名艳,虽有遗存,游风却已不炽。继之而起者,则是私妓的勃兴。反观清代的私妓文化,则是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所有这些,大抵证明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明显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
[1]黄:《蓬轩吴记》卷上,载王稼句点校、编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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