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5至1077这数年间里，沈括经历了令人喟叹的大起大落。1075年他被神宗皇帝任命为权发遣三司使，成为国家财政的核心人物之一。次年，沈括又被神宗擢升为权三司使，这进一步加强了他在三司使的领导地位。但是，仅仅八个月之后，沈括就被贬出京城、出知宣州。在被贬官发配之时，沈括几近一无所有。不仅事业被迫中断，个人名声也狼藉不堪。王安石一反之前对他的信赖和扶持，再三严厉抨击他的人品。在同辈士大夫的议论里，沈括作为一个“反复”小人的形象似乎也深入人心。这几年的时光可以算是沈括服务新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沈括试图在他对新法的具体检修基础之上开创一条独立于王安石之外的中间道路。但在党争尖锐的年代，走中间路线绝非易事，这恐怕正是他在人品上被非议、事业上被贬谪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章伊始，笔者将介绍变法期间党争的基本面貌以及在此背景之下王沈矛盾的来龙去脉。接下来的三节将以募役法、盐政以及货币改革为例讨论沈括的中间路线。在结尾的一节中，笔者将重点讨论沈括的政治声名问题，尤其是他的政治经济政策是如何引致道德审判的。

沈括这数年里跌宕起伏的经历必须要放到新旧党争这个大背景中进行考量。因为党争而被突然贬谪的北宋官员在这个时段并不少见，沈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党争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绵延于整个11世纪，并在1070年代登峰造极。 王安石推行新法触发了长达三十年的两党相峙，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针锋对立、咄咄相逼。这场斗争在1070年代达到的高度可从王安石本人的经历中窥见一二：这位深受皇帝信任的铁腕宰相被迫在1074年和1076年罢相两次，足见党争的力度之大，以及反对势力之强劲不可小觑。

概括说来，这场新旧党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厘定国家的角色和地位。在王安石看来，国家机器应有渗透在各个领域的广泛调控权力。所以，他的新法往往注重“创新”，即不断地建立新部门、推出新机制，从而造就一台权力深广的国家机器。司马光则与他意见相反，他认为旧制本来就足够完好，所以强烈反对国家机器的扩张；司马于是以“复旧”为主旨，即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

对国家角色的不同理解也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公权和私利之间的争论。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面，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公权是否应当干涉和掌控私利。王安石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的新法正是优先考虑和发展国家的调控能力。 在王安石看来，一个“大有为”的国家机器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它通过直接垄断和间接税收参与了经济发展；其次，它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发展经济的承诺。 司马光强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私利就应当由私人把握，公权不应多作干涉。在司马光眼中，国家应当精省财用，而公家与私人当各司其职、各谋其利。

新旧党之间的矛盾当然不仅仅限于治国意见上的不同；在意识形态辩论的背后也是两党之间无休止的争权夺利。这场党争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部分源于王安石的行事风格，尤其是他的一意孤行和对异见的打压。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他大权独揽，独享皇恩，得以独擅用人之选，并把持言路，广建各种新机构。上一章提到的几桩人事纠纷都与王安石培植亲信和翦除异己的举动相关。在他眼中，实现“上下心意一统”（ideological unanimity）也是他全面胜利的指标之一。 所以，他在排除异见上毫不手软；但是，以专断实现统一反而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很快，王安石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负面循环：他越是大力铲除异见，异见之声就越为激烈。

长久的对抗令王安石陷入了更深的不安，所以他最终把伐异的矛头也指向了自己集团的内部。在他第一次罢相之后，变法派内部开始出现了罅隙。王安石的继任者吕惠卿迅速着手清理王安石的亲信，瓦解他的集权。吕本来是王的弟子，他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是背叛之举，所以引发了新一轮的党争，也触怒了神宗。1075年，神宗令王安石复相以对抗吕的权势扩张。 这一轮下来，王安石虽然复位，但是他的不安也愈发深重了。复相之后的王安石不仅失去了皇帝的绝对支持，也必须面对变法党内部已经公开的分裂。在这个情势下，王对异见愈发敏感，他的疑心于是让不少变法党人一夜之间变友为敌。所以，沈括不是唯一一个被自家党派驱逐的人，他的大起大落也不算罕见。党争的时代里，稳定是最大的奢望。不管是新党还是旧派，任何一个位居高位的官员都很难独善其身。

对沈括人品的批判也反映了新法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以道德为表、权谋为里的话术。这套话术的中心思想很明确：一个来自政敌的异见之所以不足为道，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该政敌的道德缺陷。所以，判断一个政见的好坏，往往与这个政见本身的内容无关，而与发表这个政见的人的德性有关。而这事实上又构成了一个循环逻辑：一个异见反映了该意见者的不当动机，而任何一个发表这种异见的人则必然德性有亏。

君子和小人之辩是这套话术的中心词汇。 一个党派的人总以“君子”自居自励，而指责反对党为“小人党”。这黑白二端之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司马光对这种水火不容之势描述如下：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尤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

君子和小人以及他们的观点之别关键就在于他们的动机，比如是为公还是谋私、重义还是逐利。 在君子看来，小人永远是私心重利的，所以他们的意见自然不可取；君子以公义为重，所以唯有他们的政见才是可靠的。这一套逻辑构成了一种影响远超道德范畴的道德话语。在党争的背景下，道德批判和党派对立紧密交织在一起。所以，沈括是“反复小人”这个说法，除了跟他的私德有关，也和更广阔的政治环境有关。换句话说，尖锐的党争是沈括职业上跌宕起伏的重要背景，要考察这个背景，让我们从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开始。

从1074年开始，王安石和沈括之间上下级的合作关系开始瓦解，二人逐步进入了带着怨气的对抗。1074到1077这几年里，王和沈的职业轨道是反向而动的。在罢相两次之后，王安石不得不接受了自己影响力式微的事实；而沈括则相反，一路扶摇而上；更重要的是，神宗对沈括的重用正是为了填补王安石留下的权力空白。这种位置的对调难免激起王的忿恨，二人从此渐行渐远。

自1074年始，神宗皇帝逐步收回了他对王安石的全力支持。那一年，北方地区爆发严重旱灾，饥荒把大量的流民带到了汴京周边。神宗为百姓所受之苦触动，决定反思新法，并打开言路，鼓励大臣进规谏之言。随着大批来自反对派的控诉涌入，王安石不堪压力，于该年四月提出去位，而神宗迫于形势，也不得不接受了他的辞呈。

但是，王安石的暂时隐退其实反而带来了更多问题。如前所述，他的接替者吕惠卿，进一步加深了变法派内部的矛盾，令朝廷更加分裂。所以，在吕掌权不久，神宗又不得不设法解决他所带来的新问题。神宗的计划包括让王安石复相，也包括提拔重用沈括。

所以，沈括的崛起是与党争紧密相关的。神宗指望他能制衡吕惠卿，也期许他能够填补王安石留下的权力空白。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神宗任命沈括为权发三司使，其时沈取代的就是一名吕党。 一年之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神宗以吴充和王珪取代他，而吴王二人都不是新法的明确支持者。 这个决定基本上是神宗对放弃全力支持新法的表态，而在王安石眼里，也是他十年的努力遭受重挫的一刻。两个月之后，沈括擢升权三司使；很显然，神宗对他的期许是反思新法而不是延续王党路线。而沈括本人在过去的几年职业生涯里确实在逐步摆脱王安石对他的控制，神宗对他的任用毫无疑问加速了他与后者的分离。

在一个极度分裂的时代，任何人行走中间路线都会举步维艰；大概正因为如此，沈括一路遭遇各种是非在所难免。最初的挑战当然来自于吕惠卿。吕很快就捕捉到了神宗以沈括来压制他的用意，他不无妒意地公开评论神宗对沈括几乎言听计从。 而神宗也曾直接驳斥吕，说他对沈括处处针对，“每事必言其非” 。更加讽刺的是，对沈括最猛烈的抨击来自于昔日重用他的王安石。就在不到一年以前，王安石还在盛赞沈括人品谨密并委于其重任；一年之后，当神宗决定重用沈括并任命他到兵部供职时，王安石却抨击沈是“阴沮坏新法”的“孔壬”，言辞之猛烈令人喟叹。 因为王的激烈反对，神宗暂时搁置了这个决定，但是他对王的看法并不以为然。皇帝本人也承认沈括品德有瑕，“并非佳士”，但同时也觉得他才能出众，值得任用。 神宗最终把沈括提拔到了国家财政一把手的高度，与此同时，沈括与王安石的决裂便再也无可挽回了。

沈括在出任权发遣三司使之时即面临着处理新法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财政压力、公众情绪以及日益复杂化的权力分配结构。沈括深知神宗委任他处理危机的意图，所以上任就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措施，特别针对募役法、盐钞以及货币问题。总的来说，沈括的整体计划就是以中间路线的精神逐步修正王安石的新法中激进的部分。

沈括首先从两浙地区的募役法入手。就在两三年前（即1074年），他正是在这个地区推行募役法的大员之一。募役法的本意是以雇佣劳力取代从前的差徭制度，但是为了雇佣劳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新增税收却给民众、特别是贫户造成了经济负担。沈括的整改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减轻赋税，特别是根据地方情况，更加合理地分配赋税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比例。

他以简化为主导思想：现行募役法将人口分为二十五等，沈括则将他们重组为三大组。 第一组是募役法之前不必承担徭役的人口，包括官户、单丁户、女户以及寺观户；这组将按照募役法继续缴纳税款，即沈所谓的“无役者输钱”。第二组是负担劳役沉重者，多半是农民；这组人口将获得来自政府一定的经济补贴，即沈所谓的“役重者受禄”。第三组是劳役负担适中者，他们将继续承担现有差役并无需缴纳税款，即所谓的“轻役自依徭法”。 事实上，沈括是将役重者和轻役者这两组人口从募役法的纳税人口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可以选择不再交税而回到从前的差役制度中去。因此，两浙地区约两万八千户可以获得免税。

与此同时，沈括也试图开源节流，为地方政府的劳力雇佣寻找多样的资金来源。在他看来，牙前、耆户长和散从官这几类最需要人手的劳力，其雇佣金完全可以以坊、场和河渡征收的赋税来支付；而这些类别之外的则可以由第一组人口（即官户、单丁户、女户以及寺观户）的赋税来承担。 这个新系统减少了征税对象，沈括期望它能灵活地实现“民力自均”。 尽管沈括对这条新法的修改确实是以起复旧法为基础的，他坚持认为自己继承的是募役法追求平等的中心思想，所以他所做的改变依然是革新而不是复旧。 沈括还向当时的宰相、立场中立的吴充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他对募役法的修改。 从理论上说，沈括所做的调整不无合理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这些变化看上去却是对王安石十足的背叛；而沈括向新宰辅的殷勤靠拢似乎更令人质疑他的动机。所以，募役法一事尤其成为了沈括“阴沮坏新法”的证据。

在募役法之外，另一个沈括大量投入精力的领域是盐政管理，特别是盐钞这一项目。盐是宋代官府专卖的重要物资之一，盐钞则是政府盐法中重要的一环。 沈括对盐钞的改革，主要立足于削弱新法对盐业的直接干涉，而强调政府应以间接手段调控食盐的生产与销售。

盐专卖是宋代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神宗一朝，来自盐榷的收入高达一千二百万贯，是整个政府专卖收入的一半（其他专卖品还有茶、酒等，总收入计二千二百万贯）。 官府榷盐主要分两种形式：官鬻和民营。前者是由政府自己组织运输和销售，后者则由获得政府许可的商人以规定的方式运输，在规定的地点销售。盐钞就是民营系统中的一环。

盐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世纪晚期，即北宋对西夏战争期间。连年战事造成了边境上的物资短缺，所以宋代官府鼓励商人们运粮到前线，并以盐引（即后来所称的盐钞）作为给他们的鼓励和报酬。商人们持盐引可以回汴京兑换现金或者去产盐地区请盐（或者是香料、茶以及一些其他官府指定的商品），之后他们便可以自由交易这些物资，以谋自利。

盐钞系统在实行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了问题。一方面是商人们存在哄抬盐价的行为，另一方面是运输成本的高涨。1044年，宋仁宗任命范祥针对弊病改革盐政。范的改革有几个举措，比如简化商人们的运输路径，令他们不必先运粮草再领盐钞，而是以实钱换盐钞，而官府再用现金购入前线需要的粮草。范祥改革后的钞盐系统又运行了几十年。

王安石新法的到来再次打破了盐法的平衡局面。不出意外的是，王安石非常重视盐榷给国家带来的收入，他意图扩张官鬻，削减民营。新法不断收紧对民营的控制，在某些地区甚至取消了商人运销；这个政策新动向于是也引起了边境上的物资短缺问题。盐法的另一个更大的危机来自于盐钞本身。民营通商被压制导致了盐钞的贬值，但与此同时官府还在源源不断地发行盐钞——北宋面临货币短缺危机，政府印盐钞能作为正规货币的补充。但是，这显然是没有考虑到通胀的短视行为，不断贬值的盐钞令整个盐法系统迅速陷入危机。

盐法危机于是又挑起了新旧党之间的一场论战。旧党斥责王安石又破坏了一个原本运行良好的旧法，而王党在这场论战中的代表张景温毫不让步，强势推行官盐，主张严厉打击私盐，并要求进一步扩张官鬻的范围。为了做出一个公允的决断，神宗皇帝诏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朝议事。皮对王的做法极为不满，建议朝廷反向而行之：重开民营通商、回购旧盐钞以及抑制盐钞通胀。张皮二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令神宗难以定夺，于是他把决定权交给了当时的权三司使——沈括。

沈括之后的一系列举动颇引人议论。他首先驳回了皮公弼的提案，但在王安石1077年第二次罢相之后，他又迅速撤回了这一决定，并与皮联手开始整顿钞盐系统。 除了回收旧盐钞之外，沈皮二人鼓励以旧钞请盐的商人贴纳现钱以找回新、旧钞差价。这些举动是为了减轻盐钞通胀，也是为了挽留榷盐系统中的私有经营者。

尽管在旁人的眼中沈括在盐钞问题上的反复是见风使舵、玩弄权术，但是他本人后来写就的自志却说明他的立场其实一直站在皮公弼这一边，起先对皮的否定大概真的只是因为忌惮王安石的权宜之计。沈括本人提出了一个详细的改革盐钞计划，包含四点主要提案。第一，过度印钞不可取，建议以二百万贯为岁常。其二，中央政府应对某些地区统一盐价，而不是任凭地方随意制定价格。这一点尤其针对是所谓的解盐，也就是11世纪行销最广的盐类。 解盐的产地有东、西、南部之分； 官府特意压低西区的盐价以此打击宋夏边境上的走私行为。但是这一政策却造成了东、西区之间严重的不平衡。西区价格低廉的盐在东区大肆流通，而东区自身产盐却积压在库存里。针对这一现象，沈括建议取消西区的低价政策。

同时，沈括还建议由三司集中统一发行盐钞。盐钞发行权其实分散在不少机构手里，比如所谓的解盐司，是一个州一级的单位。 尽管解盐司这样的“外司”参与盐钞发行不无合理之处，但沈括仍然坚持三司应当是唯一的制钞单位，因为只有三司最清楚国家现有盐的库存量，这个数据是决定印钞数量的基础。沈括的这条提议显然也是为了抑制盐钞通胀。此外，沈括也指出了内外诸司各自为政给盐钞流通带来的问题。他认为不少盐钞其实已经离开了榷盐系统而藏滞于民间，为此他建议政府应当用一个统一的盐价来管理所有官府涉及的盐业交易。 这个建议的背景是官府与民间的鬻盐交易其实管理松散，处处都有漏洞可钻。譬如官府可以将盐借贷于民，而农民可以在蚕事已毕之后以丝绢偿官。 尽管这个过程并不涉及盐钞的使用，但是沈括建议其交换价值应当与盐钞系统相合。这样一来，涉及交易的部门就不能随意压抬盐价，而民众也没有了私藏盐钞的动力。

沈括进一步指出了诸司管理盐钞的三个体制漏洞。 第一个是中央一级的省、寺常常在交易中“自制高下之价”，而路一级的转运司又常常以田庐券契质盐，事实上绕过了整个盐钞系统；此外，负责中央政府财税出纳的太府寺又常常以盐钞与外州交易以省交通转运之费。沈括认为以上诸种行为都应当被取缔，才能恢复盐钞的正常流通和交易。

在沈括对盐钞系统细致的观察和管理之外，一些其他早年的言论也透露出他与王安石在盐政上的意见相左。在1077年之前，沈括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对民营盐业的支持。譬如，1075年，神宗召沈括议论成都府私人贩卖井盐的问题。神宗意图关闭私井，然后运官盐到蜀中售卖。沈括反驳说“私井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最终说服皇帝打消了这个念头。 同年，沈括还阻止了对河北和京东两路民营的禁令。他以祖宗之法为据，号称“太祖常降墨敕，河北无得禁盐” 。由此看来，沈括其实一直支持盐业私营，所以他与皮公弼的联手根本不是意外。

沈括在盐钞法上的反复来自于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难题：如何才能在调整新法的过程中不触怒王安石？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上下颠簸之际，他似乎只能是伺机而动，在间隙中出手。从沈括的角度来说，他这种做法可能其实只是为了自保，但是从王安石的角度来说，沈括的行为却是赤裸的背叛和投机，而沈括对新宰辅的殷勤更是令人不齿的阿谀。公允地讲，沈括对王安石新法是有真心的，他固然有基于利益的投机行为，但同时也可能真心相信自己的改革调整是有利于新法的。但是从整个政治形势来看，沈括的做法却俨然已全面污名化，他是否有真心凿实的政策考量，其实已经根本不重要了。

沈括另一个着力之处是货币问题。笔者在上一节就提到，盐钞危机的大背景是货币短缺，即所谓的“钱荒”。钱荒这个说法始于唐代，所以在宋人看来还是一个相对新的经济问题。11世纪钱荒的一个时代性的原因来自于新法对货币化不遗余力的推行；王安石的这个政策间接造成了流通货币的短缺，从而进一步导致农副产品的购买力下降，通缩于是随之而至。

导致钱荒的原因当然有多重。 总的来说，所谓的“荒”是相对的，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货币发行力有不逮的结果。11世纪晚期，北宋官府有一年铸铜币六十亿的能力，已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造币纪录。 但是这样的增幅依然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当时的旧党和不少现代史家都认为王安石治下的急速货币化令这个差额进一步拉大。新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推行货币征税，而宋以前农民更常见是以谷、帛这样的实物缴税。青苗法和募役法事实上是强制农民先以谷帛换取现金，再以货币缴税。这样一来，民间向官府输送了数量空前的铜、铁钱，而这部分收入不少又被官府的冗官、冗兵所消耗。 随着新法的推进，政府预算不断增长而通缩不断加剧；在王安石罢相、沈括上位之际，这个问题已引起了党派之间激烈的争论。

沈括在货币问题上试图摸索出一条中间路线。他在一篇详细的自志中提出了钱荒的五点成因以及对应措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批评新法。沈括首先建议恢复铜禁。黄铜原材料的价钱飙升导致民间不少人销铜钱以为日常器物。 而禁铜令能缓解价钱上昂，减缓民间销钱为器的现象。禁铜令已有前例，但被王安石在新法期间解除。 沈括的第二条建议与前述盐钞事宜相关：他建议稳定盐钞价值，使“民不疑钞”，这样整改后的盐钞可以变成一种替代货币。 沈括的第三条建议则是在传统的铜铁币以及盐钞之外进一步摸索货币的可能形式。为此，他特意强调：“古为币之物，金银珠玉龟贝皆是也，而不专赖于钱。” 第四，沈括建议清理滞留的货币，特别是地方常平仓中的储存。 此处尤其可见他刻意绕开王安石的意图，因为其时饱受指责的钱荒之成因正是新法，而非新法之前的常平仓系统。最后，沈括提出要警醒钱币向辽国以及日本的外流，所谓“泻中国之钱于北者”，故有必要在边境上禁止私易。

沈括的这五条意见中，第一条和第五条尚属当时的常见看法，而中间三条则互为贯通，构成了一个针对钱荒的深度解决方法。这三条归宗为一点，就是流通，用沈自己的话说，就是“钱利于流借” 。他举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十室之邑有钱十万，如果聚于一人之家，滞留不动，那么百年之后依然是十万；倘若流通起来，遍于十室，则有百万之利。沈又将此假设类比于现下的常平仓系统，一个至小之邑的常平储备也不会少于万钱，那么一旦流通起来，钱荒必然能得到缓解。

沈括重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而反对将其视为有固定价值的储存之物。按照这个逻辑，货币的价值则与它的物质形态是无关的：价值稳定的盐钞可以是货币的一种（纸币也是如此），而铜之外的贵金属当然也可以用来制作货币。他的三条建议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沈括对货币流通的强调涉及到了造成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政府手段强行推进的货币化事实上并没有有机地整合到经济活动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货币系统自成一体，它尚未深度渗入宋代农商工业的肌理。农民和地主时常囤积货币，视其为价值固有的储蓄品。宋代官府也时常住滞货币以增强国家储备，而不是将其返还到地方经济流通中去。钱荒不是一个简单绝对的亏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经济活动和手段进行系统的调整。沈括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强调货币流通性质的人，但是他就此提出的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确实体现了细致和出众的系统性思考。

以现有史料很难判断沈括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自己的货币改革理念，因为1077年晚些时候他已经深陷职业危机了。尽管他一再试图证明自己的政策调整并不是对王安石的背叛，但来自后者以及其他士人的“孔壬”之斥责声却不绝于耳。随着1070年代的结束，沈括作为反复小人的狼藉名声似已成盖棺定论，而他的政治生涯也与此同时走向了终结。

神宗皇帝起初是抗拒舆论、坚持任用沈括的，但他最终还是改变了心意。侍御史知杂事蔡确，即变法派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的新领导，长篇累牍地上书弹劾沈括，指责他“偏颇”且“翻覆”。 蔡确历数了沈括的不忠行为，包括在募役法上的反复以及对保守新宰辅的谄谀，并进一步严厉斥责了沈括的为人，说他“挟私害政”且“自主计以来，一事无补”，所作所为仅媚上欺下而已。 沈括对此奏状的回应克制而谦卑，承认蔡确之所言有几分事实，“臣僚所言，皆中臣罪” 。神宗皇帝为沈括所打动，于是没有对弹劾做出反应。

蔡确于是转换角度再次进言。他指出沈括修改募役法，不直接进言于神宗皇帝，而私下向吴充汇报。言下之意，沈括既然背叛了新法，那么也不会忌讳背叛皇帝。蔡确这番话触动了神宗的敏感神经，他最终决定将沈括发派宣州，并在诏令中也以“反复”之由地斥责了沈括：

具官沈括，朕自拔擢，置之侍从，创法立制，汝皆与闻。而始不熟计利害，终则挟持浮说，进退希旨，反复异言。腹心如此，朕何望哉！

不过，神宗言语严厉的背后其实仍有迟疑，其“反复”之斥责未可不是用以平息舆论的权宜之计，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神宗两度试图将沈括召回京城，显然还有用沈之意。当然了，他的两度试探都被御史驳回，并未成功。

最终神宗为沈括在宋夏边境上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其实宋与西夏战事已久，是笼罩整个新法时期的外交阴影，神宗迫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令他沮丧的是，大多数变法派都不支持他进击西夏。他命沈括改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并密命其准备对夏用兵。 西夏在1081年发生了一场政变，正处于混乱状态，神宗认为有机可乘，沈括也乘势在随后的伐夏计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夏战争这次机遇让沈括燃起了希望，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为这场战事做出贡献。在宋夏边境上的两年几乎是他前半生博识多才的职业生涯的浓缩版本。他巧算运输粮草的最佳方案， 同时细致考察地形，大兴防御工事， 还以之前训练乡兵的经验组织边境居民参与边防。 他甚至用上了自己的音乐才能，制数十曲凯歌，令兵士歌之以鼓舞士气。 尽管名义上是文官，沈括却数次领兵出阵，大有身先士卒之意。

可惜的是，沈括的全力以赴并未能挽救他的职业生涯。1082年，夏军在永乐城大败宋军，永乐失守，宋方阵亡二十多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永乐城之战，宋方由沈括、徐禧、种谔等联手领军，而徐本人也在战事中丧生。此役一败，彻底粉碎了神宗对西夏用兵的野心。 宋军在永乐城之战中的惨败其实与将领之间的沟通合作不畅有重大关系，但是神宗最终降罪于沈括，将他贬至随州，安置在法云禅院。 沈括的官场生涯从此正式终结。

11世纪的道德舆论深深植根于党争政治，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基于个人德性的现象。沈括的经历正展示了在一个分裂时代，政治投机和中间路线是如何催生了“反复小人”这样的道德评判的。沈括的政治生涯始于早年同僚对他急功近利的诟病，终于宋廷上下一致对其“反复”的申讨；终其一生，他似乎都是以一个德行有亏的形象出现的。有关他道德投机的舆论在所谓的“乌台诗案”中达到沸点。 乌台诗案的主角是苏轼，他因反对王安石，作诗讥讽新法获罪入狱，而据称举报他的人之一就是沈括。沈括上呈的证据是苏轼以朋友之名相赠的诗作。有当代学者驳斥了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传闻也好事实也罢，此案非常符合沈括一贯的投机名声，所以它的流传其实已与真假无涉了。

沈括在王安石新法时代的崛起和陨落似乎都与他缜密的检修能力相关。除去种种党争是非，沈括与王安石的立场其实从始至终都有鲜明的不同：王以追求统理为目标，而沈是一个不依赖统理的细节检修者。在政治联盟稳定的时候，这两个不同立场可以高效互补合作；但二人决裂之后，这两个立场之间的对立也暴露无遗了。拨开党争舆论的表象，王安石和沈括之间其实也在知识路线上大相径庭。在接下来的一章，笔者将对此作出重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