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一生中最后十年的时光终于为他带来了解脱。在远离党争数载之后，他逐步挣脱了政治的枷锁，也终于为自己的思想表达找到了一个出口。在遁世隐居的岁月里，他完成了自己最著称于世的作品《梦溪笔谈》，也借此书宣发了自己最后的思想主张。本章以记录沈括的隐居时光为开端，并以此为背景，进一步介绍《笔谈》是如何传递作者本人的思想声音的。在最后两小节里，笔者将逐一分析《笔谈》的文本架构以及它与类书之间形似神迥的原因。

沈括的晚年是一段逐渐挣脱桎梏、慢慢恢复自由的岁月。自永乐城大败之后，他寓居在随州的法云禅寺中，伶仃一人，“三年无半面之旧” 。1085年神宗去世，沈括才借着哲宗继位大敕的机会恢复了部分自由，辅政的宣仁太后授他为秀州团练副使。秀州地处江南，沈括得以回到熟悉的家乡环境，欣喜不已，一路最细小的风景都能触动他的心绪，正如他在秀州东湖边吟咏道：“犹喜乱花时入眼，可能万事顿忘情。” 在这段日子里，沈括也间或收到当地官绅的邀请参观学堂塾院，下笔抒发过一些征召四方儒士俊异的情怀。 在被驱逐流放的阴霾逐渐散去之时，他的世界里终于又有了一些柔和的光亮。

在秀州的闲暇时光里，沈括终于完成了一个他十年前就着手但一直不得终结的项目——《天下州县图》。这是一组奉旨编修的地图，包括宋全境大图一轴、小图一轴以及诸路图十八轴。 为制作此图，沈括在丈量技术上颇有创新，他放弃了循路步之的方法，转而测量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如空中鸟飞直达” 。沈还使用了所谓的制图六体——西晋裴秀所发明的一种有六个中心变量的测量方法。 同时，他还以二十四至的细分取代了传统的四方或八方的分法。宣仁太后对最后的成图很满意，赏赐沈括绢一百匹，并进一步准许了他任便居住的自由。

沈括于是携全家迁至润州。早在1077年他就在润州郊外购入一处园圃，因为公务繁忙，直到1086年他才第一次探访。而这次探访令他甚为惊喜，该庄园与他三十多岁时梦中所见的一处风景一模一样，“登小山，花木如覆锦” 。1089年，沈括带着欢欣的心情搬迁入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终于又全获自由了。

尽管这处润州园圃在很多人看来甚为荒僻，沈括却对它视若珍宝。 他精心修整设计，给园中每处风景都取了诗意盎然的名字。环绕庄园的溪水被他命名为梦溪；溪上耸然为丘，获名百花堆。百花堆上茅舍称之为岸老堂。 又有一处箫箫堂，乃竹间之可燕者。园中幽静之极，唯有鹿豕踏叶而行的脚步声。据沈括自述，常有来访客人嫌弃其荒芜，颦眉掉首而去。但沈括却深深自得其乐，“渔于泉，舫于渊，俯仰于茂水美荫之间” 。

在沈括心目中，梦溪园是他的归处。回到江南当然是字面意义上的返乡，而“归去来”本身也是无数文人远离官场喧嚣后归隐于耕读的文化理想。在数载求“进”的纷争岁月之后，终于能安心于“退”而最终隐于归。对于一个经历过11世纪党争之蜩螗沸羹的人来说，能够勉强全身而退多少是值得慰藉的。沈括早年时常在诗文中表达欲归之意，譬如在题为《归计》的诗中感叹“眼前归计又蹉跎” ，又或题诗《思归》，凄凄叹惋“白发多见身渐老，家山犹在画图中” 。

而当他的归计终于得以在梦溪园实现时，沈括为自己的隐居生活划出了三大重点：佛老之慰藉、山居之乐，以及玩物百工之巧思。有趣的是，他早年写的一篇文章《游山门》正强调了这三个因素，足见一些自我怡悦的爱好贯穿了沈括的一生。在他探访沈披、寓居宁国县以备考时，一日游玩中见到宁国县西边一处山上栖有一座佛寺，触景生情，便写道：

今之人必至于乖谬龃龉，材智不合于时，去无田畴山林百工之事以归其身，而后逶迟偃蹇，肆傲于山林水石之间，悠然遐观，思古人而终身焉。虽然，于进退之决，予未能如彼其果也。要无所用其身而寓之外物，登高而望远，激流泉之清波，翳茂树之繁荫，则予将有遇焉。

在亲身经历了种种“乖谬龃龉”之后，沈括自己恐怕都要喟叹他年轻时代的文字如何精确预测了他的梦溪园之归。首先，栖于高处的佛宫正与佛教在他晚年心境中的重要地位相呼应。沈括对佛教一直有兴趣，而这种情愫在人生后半段逐渐加深。尤其是在1077年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之后，他对佛教愈加钟情，这种情愫一直延续到终没之时。1080年，在流放宣州之时，沈括应邀写了《筠州兴国寺禅悦堂记》。筠州在江西境内，而这个邀请来自于兴国寺一位千里迢迢步行而来的僧侣，可见沈括对佛学的兴趣时人颇有得知。 在沈括现存的文字里，探访佛寺的题记以及对佛事、佛理的探讨数量颇多，构成了他思想范畴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最后十年里，沈括探讨佛教的语气更多了一些他年轻时没有的勇猛意味。他置儒家于一旁，反复指认佛道为“道”，以及释子为“圣人”。在《筠州兴国寺禅悦堂记》中，他认真探讨了士人遵佛道的独特意义所在：

不独其道有以动人，而学其法者多能自处于得丧势利之外。

而《宣州石盎寺传灯阁记》开篇即以“有大圣人出”引出佛祖世间一切诸相“是皆妄也”的教诲，并进一步强调，“以为妄者亦妄也” 。随后沈括进一步阐明他对释家之道的理解：

道不二，不二也者，非一也。唯不二与非一，则名尚无所寄，况其为言也。

在幽居法云禅寺时，沈括也应邀著有《随州法云禅院佛阁钟铭》一篇以庆祝寺中新铸成的大钟，他同样以“道”贺之，叹问“抑知夫钟之所寓夫道乎？” 在这些日子里，佛道在沈括心目中显然开始超越儒道。

释家之道给了沈括许多反思过去、重新认识世界的启发。他开始怜悯世间的苦难，“有生之类迷丧本体，奔趣流识，妄现山川国邑，空有美恶一切诸相”。这种迷失状态之下，幸甚有“圣人以其不可思议神智力缘”来拯救，从而振提冥谬，去除执着。 对沈括本人而言，在他归隐梦溪的日子里，禅宗与琴、棋、墨、丹、茶、吟、谈、酒相类，是他最为珍惜的“九客”之一。

除了对佛教的热爱之外，沈括隐居生活的第二个特色是山居之乐。荒僻的梦溪园正给他提供了“肆傲于山林水石之间，悠然暇观”的绝佳场所。山居是自古以来文人阶级层累而成的文化理想，它既是现实，也是一种符号。所以，沈括才会在梦溪的茂水美荫之间畅想与古人同游，特别是他最仰慕的陶潜、白居易和李约。 在幻想与这些著名隐士“酬酢于心”时，沈括为他被迫远离庙堂的现实找到了文人传统中的理想解释，不可谓不是一种慰藉。

而野居山林的不同经验也开始让沈括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人类和山林走兽的关系。在《箫箫堂记》中，人与“物”（这里的物特指非人类的动物）的相处是他思考的一个重点。此文开篇写到沈括在梦溪园里的亲身经历，他在竹林中弹琴时，鸟儿鸣叫于上，鱼儿游弋于下，各自相安无事。而当他起身前进一步时，鸟儿则惊飞而走，鱼儿急急潜入水底深处。沈括这才恍然大悟此前鱼鸟是将他当作草木了。这点领悟让他开始感叹人与动物的关系，其长久的共处本来是历史的一部分，用他的原话说，就是“物之于人，相为邹楚久矣” 。在人类文明的开端，世间草木茂美，鸟兽足迹遍布各处，人类只不过是栖居洞穴的一种生物，以鸟兽之余为生。这是一个和谐的且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世界。而文明渐起之后，人类则“驱虎犀，放龙蛇，胥山林而童艺之”，殚精竭虑地围捕鸟兽。很显然，人与兽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了，之前的和睦相处不复存在。用沈括的话说，就是“人之所弃，鱼鸟之所牧，鱼鸟之所乐也”。叹惋之余，沈主张缓解这种对立，人类尤其要节制自己的贪欲，正所谓“处乎物之所不求则深” 。

沈括隐居生活中的第三个文化理想则是“田畴山林百工之事”。他不仅动手操练各种技艺，也乐于下笔记载这些活动。他著有《忘怀录》一小册，其中尽是山居生活中的乐事与要事。该书涉及林林总总一众话题，譬如家具制作、园艺与烹调心得，还有山林中观察到的鸟兽。大致因为对茶艺兴致最浓，沈括又以《茶论》为题专门撰写了一本小册子。也在这个时期，沈括将其长期以来在医方、医学中的积累编成了一部《良方》，其中收藏了他亲测有效的十卷医方。

倘若没有家庭问题，沈括在梦溪园的最后十年堪称惬意——他与岳父张蒭亦师亦友，相处融洽，但与自己的太太张氏却关系紧张。夫妇二人的矛盾到了晚年有加剧之势，张氏有次打骂沈括，连胡须带血肉一起揪下，儿女号泣而拾之，其状甚惨。他们移居梦溪园后数年，张氏突然因病去世。但是沈括大约因为心理创伤未愈，恍惚不安，在路过扬子江时几欲投水自尽。 最终他在六十五岁那年病逝于梦溪园。

沈括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除了逍遥于佛老、山居、百工之事外，其实尚有未竟的心事。在归隐耕读的日子里，他打起精神，完成了自己最负盛名的作品《梦溪笔谈》。这部著作是他最后的文字，也是他有意为之的最后的思想声音。这个声音之所以是思想性的，是因为它是对沈括一生经历的回应，是他终于以不同于统理的方式表述出了自己偏离于统理之外的立场。这个声音是迟来的，也是克制的，因为它来自晚年柔顺、愈合中的心境；但是它却是一个精心打造的声音，精确而有力度，在世间回响袅袅。

沈括给《笔谈》作的序言简短而又谨慎。他首先声明，该书是他隐居林下的作品，所谓的“笔谈”，是因为隔绝人世，独自在缄默中写作，所以只能与笔砚交谈。而《笔谈》所收藏的内容，据其自述，多来自从前与朋友客人的晤谈。沈括也特意指出该书刻意规避的内容：

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

也就说，《笔谈》避免谈论政治，也无意臧否人物、涉及是非。沈括对该书的主要内容描述如下：

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

而在结尾处，沈括的语气尤为谦卑：

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

但他提到“言”却是值得注意的。所谓言，指的是“立言”，即与“立德”与“立功”并列的“三不朽”。 自古以来，立言者的理想就是以著书立说以留下永恒价值，对抗生死无常。沈括在这里特别指出，《笔谈》不是什么不朽之言，他本来也无意于立言。

对于沈括的谦辞，我们当然不能只取字面意思。《笔谈》其实在方方面面都有异于他在自序中这般卑谨的描述。首先，该书的内容之丰富，大大超越了所谓“山间木荫”之事。有关山居耕读的各种物事，其实沈括专门著有《忘怀录》一书。《笔谈》中确实包括一些与园艺、走兽相关的内容，但是只是少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与《忘怀录》并无重合。介于此二书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沈括心中是两个不同的项目，各司其职。而且就山居内容比例上来看，《笔谈》也绝对不是《忘怀录》的续编。

其二，沈括要远离政治的声称可以说是真心不虚的，不过这句话不可以简单理解为不涉政事。很明显，《笔谈》中根本就有“官政”这个类别，包含了大量他对数十载朝廷任官经验的回顾，涉及到时政的方方面面，譬如钱粮、司法、军事，以及帝国行政的日常运作。沈括同时也记录了大量士人官僚的言行活动。所以他真正想要规避的是政事中有争议的方面，特别是与党争相关的事宜。这一点他似乎也做到了，《笔谈》行文中确实罕见对人事的褒贬，尤其回避议论他本人侍奉过的君主（宋神宗）。沈括有几次提到过王安石，但多是与政治不甚相关的话题，譬如私人生活或者诗文书画，而且褒扬有加，无一恶言相向。 在回顾新政的条目里，沈括以叙述技术性细节为主，对其间的政治风云不置一词。尤可注意的是，他几乎很少提到任何旧党人士。所以大概可以公允地说，《笔谈》回避的是党争而非政事本身。

此外，《笔谈》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率意谈噱”。无论是钱粮、军事还是其他活动，沈括都讨论了大量精确的技术性细节，这些信息根本不是家常聊天或者粗疏回忆可以得来的。此外，他特意提到的“得于传闻”的内容，其实只占该书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内容按照他的叙述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说，沈括提到“传闻”，并不是因为真的记录了大量传闻，反而是因为他不信赖这个信息来源，下意识里格外留意，才会在序言中专门提到。

进一步讲，将《笔谈》与沈括生平其他作品相比较，更能看出他对最后一部著作的用心。《笔谈》涉猎很广，几乎涵盖了之前所有作品涉及过的话题，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与其之前的著作几无重叠。在《笔谈》成书之前，沈括经著述颇丰，在时人里有“喜述作”的名声，现存便有三十五种专著。 他早年为几种经书做注疏，比如《春秋》和《孟子》。为官三十年里，又积累了大批记录具体职务的著作，比如六种与《奉元历》相关的文献。沈括还有两个篇目是记录使辽经历的，一篇是文字性记述为主的《乙卯入国奏请》，另一篇是以地图为主的《使虏图钞》。此外，他还有涉及官书格式的《诸敕格式》等三种，以及财务管理的规章《熙宁详定诸色人厨料式》。沈括早年也写过不少与政事无涉的话题。比如《清夜录》是一部志怪小说，而《图画歌》是对历代著名画家的评估。他一生爱好医学，所以著有数种医书，除了之前提到的《良方》之外，早年还有一部《灵苑方》。

沈括已有著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令人赞叹的，而《笔谈》的成书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进一步拓展。除摘抄了《良方》中数量不多的医方之外，《笔谈》中几乎全是新内容，而且这些新内容涉及多方多面，囊括了沈括一生涉猎的广度。值得强调的是，《笔谈》的新意是沈括刻意为之的，在数条记录里，都提到他曾经在别处讨论过某事某物，所以现下将不再重复自己过去的观点。 总的来说，《笔谈》作为沈括的封笔之作，是一部全新的作品。这种投入的程度和设计的精心根本与“率意谈噱”背道而驰。

当然了，沈括不以《笔谈》为他的不朽之言也不全然是自谦之词。与同时期的文人同僚相比，选择《笔谈》作为封笔之作也确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沈括的同代士人中，不少都以著书立说为人生最后的一个目标。这大概也与党争的时代背景相关：激荡的政治环境中，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不能善终，而被倾轧流放的结果往往就是对其立场和主张的全面封禁。许多人在晚年即使不是真的身陷囹圄，也处于思想上失语的状态。所以，也有许多人选择著书立言，对抗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死腐朽，也是特殊时代极度的无常。

不少耳熟能详的北宋名士都选择了在生命最后几年完成一部封笔之作。比如王安石在去世四年前完成了《字说》。 这本著作看起来是训诂小学，但事实上是另一个宏大的系统宣言：以佛典教义为基础看世界的棣通之观。晚年的王安石放弃了对法的专一执着，开始向佛教寻求古圣人之意。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 。另一个例子是苏轼。晚年的苏轼被流放在帝国的最南端，他一反早年对佛老的爱好，在最后的岁月里选择以注解《尚书》为绝笔，表明自己意图“推明上古之绝学”，并对王安石的治国统理多有驳斥。

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早年的统理建设者其实在封笔之作中依然关注的是统理，尽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可能发生了变化。王安石离儒入佛，但是他对统理的信念如一，即坚信可以为天地万物找到一个统一的秩序，只不过新秩序姓释不姓孔了而已。苏轼本是王安石统理的坚定反对者，尤其不赞同它高度的约束力。在封笔之作中，苏轼却反其道而行之，打出旗帜成为了矩范立则的一个声音，以规则对抗规则。所以，营造统理的精神与劲头其实也渗透在其他封笔立言的人心里。

从这个背景来说，沈括选择以《笔谈》的形式来立言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但同时也非常契合他一生为学积累至此的轨迹。作为一个非统理者，他最后的立言就应当是一个非统理的声音。所以，沈括的序言并不是苍白的自谦之词，而是一个宣言：《笔谈》的确不是时人所想要的不朽之言，因为它无意阐发统理；统理，非沈括所欲也。

要剖析《笔谈》的思想声音，首先要从考察它的体例做起。这部书的结构和写法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广泛的涉猎范围、条条并立的记录形式以及细节描述上的详备。 第一个特征是最明显的，《笔谈》以一书之篇幅，广泛囊括了沈括毕生涉及过的知识信息类别，并且这些类别被不分高下、不列等级地总和到了一起。上节已经讨论过，《笔谈》是沈括其他所有著作之知识类别的大集合，于此同时，它又以这种总和之势，在体例上超越了之前所有专著的维度。《笔谈》分为十七类， 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及药议。

这些称谓大部分都指代明确，一目了然地解释了每一类的内容，比如“乐律”、“艺文”、“书画”、“药议”分别代表的就是这些具体的知识领域。“象数”指代的是数之学，包括术数和历算。“神奇”和“异事”以志怪为主旨。而“故事”、“辩证”和“谬误”这三类则指代的是几种不同的认知论方法，这一点笔者将在第九章详细分析。

这十七个类别下共计有507条，每一条都短小精悍，但是首尾齐全，都是完整的叙述或者议论。十七个类别里条数有多有少，但沈括似乎并没有在重要性上厚此薄彼，对这些类别有任何等级上的区分。从整体而言，《笔谈》以一个均等的分类结构展现了海量的丰富信息（见表一）。

表一 《梦溪笔谈》标准版本的分类与结构

来源：胡版笔谈（见附录一）

除了内容博杂外，《笔谈》的第二个特色是以条为单位、条条并立的结构。 每一条的内容都有独立的完整性，条与条之间没有系统性的结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笔谈》所呈现的是一种“丸粒装知识”（nuggets of knowledge）。 这种结构强调的是每一个丸粒的自给自足性和它自身的价值，弱化的是任何可能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大结构（遑论统理）。

《笔谈》的分类和条条并立这两种结构结合起来，令《笔谈》有了一种不起分别心的平等之意。不同的知识门类显然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是《笔谈》基本回避了这些区别。“艺文”和“官政”这样的话题显然更加隶属权势精英阶层，但是沈括却把它们和医方、志怪还有器物制作等等堆放在一起。《笔谈》对社会等级意义的淡化处理不仅体现在十七个门类的平等上，也表现在条与条的并列关系之中。如何制作一张耐久的弓弩和如何押某个险韵各自据有地位平等的一条。 在《笔谈》的世界里，可谓丸丸无贵贱，粒粒皆平等。

《笔谈》的第三条特征是描述上的详实。该书收录的大多数条目都是描述性的，或介绍一个物，或讲明一件事。沈括对物、事的特征、性质有浓厚的兴趣，故以描述而记录之。他也间或在描述之外讨论因果，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对因果的诠释都锁定在对局部的、直接的前因之上。 沈括对活字印刷的记录就很好体现了他对描述的兴趣：该条翔实地介绍了这项技术所需的设备以及基本步骤。沈括以一个操作者的视角来组织他的描述，读者们依靠这条文字可以了解到如何在排版时保证字印平整，如何选择原料从而制作出好用的字印，以及如何保证排版中常见字能有足够的字印供使用。 沈括详实又具体的描述使这条文字成为中国印刷史上最常被引用的活字印刷材料；这种描述性正是它史料价值高的原因。

沈括对描述的兴趣在“官政”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在这个类别中，沈带领着读者快速浏览了他职业生涯里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水利建设（207、210、213条）、立法司法（196、198、199、201、202、209、214条）、茶法（189、190、219、220、221条）、粮食买卖（192、222条）、税法（194、195、215条）、盐法（211、212条）以及边境兵事（191、200条）。绝大多数的条目将重点放置在这些事务的技术细节上。比如220与221条介绍茶法，就是以详实的数据逐一介绍茶价、茶税和茶利。 这两条有数页的篇幅，但是其中数字几乎超过文字，而此处数据的详实丰富正是描述的另一种手法。

综上所述，广博而又平等的分类、条条并列的体例以及详实深密的描述令《笔谈》以有序的方式组织起了数量可观的深广信息。当然，组织形式只是手段；对于沈括寄诸《笔谈》更加深刻的用意，笔者将通过比较《笔谈》与同时代的类似文本进一步说明。

对熟悉宋代文献的人来说，《笔谈》上述的几个体例特征非常容易令人联想到类书。 沈括本人对当代的类书显然是非常熟悉的。他的十七种类别里，有好几个都是类书中常用的分类。而以分类组织条目这种形式也是典型的类书体例。与此同时，信息话题的广博性当然也是类书的特色之一。对于宋代读者来说，一部类书的主要功用是搜集并展示一众丰富的话题，并提供查找任何一个话题的便利；正因为如此，类书常常被比作现代书籍世界里的百科全书。以宋代最著名的类书《太平御览》为例。这部著作堪称浩瀚，总括55个类别，5474个子类。编撰者的目的就在于以此书行“包罗万象”之意，55个类别遍布天、地、人事，从山川湖海到兵器军事，从宫室衣冠到花果鸟兽，无不囊括。

但是将《笔谈》简单地类比于类书其实会造成对沈括用意一个很大的误读。首先，类书是编撰的结果，而《笔谈》是一部专著。这个区别有几方面的含义。其一，大多数类书是集体编撰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太平御览》就是宋太宗召集一批文臣共同编辑的成果。 其二，类书作为工具书的功用在编者与读者心目中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给类书带来了一种意识形态中立的面貌。

类书与《笔谈》的另一点不同在于呈现知识和信息的形式。以《太平御览》为例，其实这部书是以文摘汇集而成的，又可以比拟为“丸粒装文本摘要”（nuggets of texts，与《笔谈》的“丸粒装知识”相较）。《御览》编撰者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搜集文摘并汇集到相关条目之下。对于被选入的文本，编撰者也基本不做修改，一般都以原貌呈现。比如，“雾”这个子目下有45条内容，有的是“雾”字字义的训诂，有的是涉及雾的史事或者逸闻，还有提及雾的诗文辞章。 这种组织形式使《太平御览》成为了一部便利查找的工具书。读者可以按目索骥，找到与任意一个话题相关的文献与修辞，然后用于自己的写作。 与当代的工具书类似，类书是为读者提供原材料和研究起点的地方。

与类书相比，《笔谈》则具有强烈的原创性。书中条条都是沈括的原创文字，无一条来自其他文献的直接摘抄。前文也提到过，沈括甚至不愿意重复自己过去已有的文字。并且，《笔谈》的内容虽然博杂，但是与《太平御览》不同，它没有为博而博的意图。 《笔谈》的博完全是沈括本人丰富经验的写照，它的涵盖范围没有超过沈括涉猎的广度。比如，《笔谈》中文化活动的类别样样都是沈括自己亲自参与并且喜好的，比如“乐律”、“象数”、“艺文”、“书画”、“器用”和“药议”，每一种都能在沈括的生平里找到对应，每一样沈括都有不少原创心得可以分享。这些门类毫无疑问在宋代士人世界里普遍颇为流行，但是它们出现在《笔谈》里显然与它们在沈括个人世界中的地位更加相关。所以，《笔谈》与类书在表面上的相似具有迷惑性，不可不澄清。

总的来说，《笔谈》是沈括晚年在隐居的心境中完成的最后作品。彼时的他，正从大起大落的挫折中慢慢恢复平静，思考写作的思路也日益明晰，最后完成的作品其宽度与广度令人赞叹。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与当时力求宽广的文种——类书——相比，《笔谈》有诸多相异之处；它发出的是一个清晰的、原创性的思想声音，是沈括身没之前最后的誓言。

接下来的问题是，《笔谈》中这些博杂的丸粒装知识在怎样的意义上构成了一个整合的声音呢？这个问题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尤其有挑战，因为现代思想主要依赖理论与命题的形式表述观点，这些元素恰恰不是《笔谈》中所有的。从当时读者的角度来说，阅读《笔谈》和阅读类书的感受究竟是否如此不同？在接下来的一章里，笔者将在“非统理”这个概念之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