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财富放在会生利息的地方,它回到你身边时就会加倍。
──埃及文牍,无名,西元前1000年初
整个国家可能再也没有别人像他这样深思利息的问题,玛格雅(Margayya)心里全想着这件事,日日夜夜都坐下来想。他愈是思考,愈是觉得这是最神奇的产物。利息里结合了生长与倍增的秘密。你还能举出什么别的方法,能在一段时间里把储蓄银行里的100卢布变成120卢布?这就像是玉米成熟一样。玛格雅觉得,每一个卢布里面都藏着另一个卢布的种子,种子里面还有另一个种子,就这样一直下去,永无止境。这就好像天空一样,有无数的星星,每一颗星星里还有无尽的天空,每一个天空里还有更多无穷无尽……这几乎就是认知上的神秘了,这让他觉得自己也是无尽存在的一部分。
──纳拉扬恩(R.K.Narayan),《金融专家》(The Financial Expert,1952)
一切始于借贷,借贷要支付利息。虽然无法肯定,但目前普遍认为,最早期的交易形式是借贷,而非以物易物。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人早在发现如何在推车上装轮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借贷收取利息。利息的历史比钱币还古老,钱币一直要到西元前8世纪才出现。有人说,利息的源头很可能和支付补偿金有关,也就是法律中所谓的「Wergild」 ① ,是支付给被杀害或遭受其他伤害的人的补偿金,而「利息」指的是超过损害金额之外的惩罚金。 (注1) 另一方面,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1925年出版的《礼物》(The Gift)中主张,利率始于部落人民之间互相回礼的操作。 (注2)
史前人类很可能会对贷放谷物与牲口收取利息。在古代语言中,就纳入了利息和贷放标的后来增生产物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世界里,利息的词源来自牲口的繁衍。苏美语中的利息叫「mas」,意指羊之子(或者说羔羊)。 (注3) 古埃及语里对应的词是「ms」,意指分娩。 (注4) 古希腊人称利息为「tokos」,指的是牛犊。希伯来语中会用几个不同的词来讲利息,比方说「marbit」和「tarbit」,意为增加和相乘。拉丁语中的利息叫「foenus」,代表繁殖力,金钱则是「pecunia」,源自另一个词「pecus」,后者是「一群」的意思。英语的资本叫「capital」,出自「caput」,指牛的头。美国经济学家西德尼‧荷马(Sydney Homer)和理察‧西拉(Richard Sylla)主张,从这些衍生渊源来看,隐含利息源出于:
借贷种子和牲口,这些借贷是为了生产。种子的生长是一种增加,到了收获季,可以很轻松地附带利息返还种子;动物生下的部分或全部幼兽会连同动物一起返还。我们永远不知道实情如何,但我们可以猜测,在现代意义下的利息概念,起于这类生产性的借贷。 (注5)
把农场里的动物牲口借出去并收取利息,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代。19世纪初期,在美国几个刚安顿下来的地方,常见以信托的方式贩卖牛羊,「条件是返回时的数量必须是转手时的两倍,并在四、五年内返还。」 (注6)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昂德(Karl Arnd)指出自然界的生产力与利息之间有关系,他主张,决定利率的是「对应的比例,也就是欧洲森林树木每年的成长率……成长率可能是3%或4%至100%,因此,这些国家的利率不可以低于这个水准。」 (注7) 尔文‧费雪也依循类似的论点,写下了这段话:
自然界有一大部分都具有繁殖力。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通常也可能让未来比现在更富裕。人如果可以等待,不要过早砍伐树木或耗尽地力,可以从森林或农地里收获更多。换言之,自然界的生产力有很强烈的维持利率倾向。 (注8)
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借贷与自然繁殖力之间在语言上的关系变得愈来愈抽象。英语中的「usury」(意为高利贷)衍生自拉丁语中的「usuarius」,意为「使用非自身所有物品的人」。 (注9) 17世纪时,贷款常常被讲成是「使用」钱。
除了臆测之外,我们还能对早期的金融概况有一定的理解,都要感谢美索不达米亚人,因为他们用黏土板来记录贷款。这些黏土板就像现代的贷款文件一样,上面登载了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姓名、贷款数额、贷款日期和应偿还日期,多数时候,也会写上收取多少利息。债权人会要求各式各样的担保品以保障贷款安全无虞,形式可有房子、土地和奴隶。在某个例子中,债务人以妻子为担保品,住进债权人家中,这是债务奴役制(debt bondage)的早期范例。
西元前3000年到2000年期间,古代近东经常进行借贷交易,支付的利息通常是和借贷标的相同的大宗商品,常见的如白银或大麦,但也可以用其他大宗商品(枣子、柴火等等)或是劳务来支付。 (注10) 每一块黏土板都会封缄,并有人见证。然而,很多借贷都有违约的情况,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争议通常要上法庭解决。清偿借贷时就会毁掉债务黏土板,因此,考古挖出来的都是欠债未还的纪录,而且看起来这种事情很多。
西元前24世纪一份借贷文件显示该笔交易中有多个债务人,每个人都借了720公升的大麦,其中包括「征税人」路吉德(Lugid)、铁匠伊吉西(Igizi)、来自卡卡(KA.KA.)的守门人乌屋(U’ u)、僧人伊基(Eki)、牧羊人基库里(Kikuli)和很多其他人。 (注11) 神庙每个月配给男性的大麦配额是60公升(女性是30公升),这些人借的数量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粮食配给量,不算小数目。其中一个债务人是「奴仆监督人」古吉许(Gugish),他借的大麦数量高达9,360公升,相当于十三年的配额。黏土板上写的贷放人是乌尔诺的阿玛瑞泽(Amarezem of Urnu),此人可能是神庙的职员,代表神庙提供贷放品,也有可能是某个个人。 (注12) 这个范例中没有提到利息,适用的利率很可能是33.33%,这是多数黏土板上的大麦借贷交易适用的标准利率。
我们不知道这些人为何需要借大麦。如果是歉收,就需要大麦防范饥荒;历史学家一致同意,借大麦一般来说是为了食用。或者,人们也会借大麦来作种。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人会为了各种目的而借贷,许多大宗商品(包括大麦、茅草、木梁和球茎)与牲口,都是以赊销的形式出售。 (注13) 有些借贷是为了购置房地产和奴隶,有些是为了创业,有些则是为了消费。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缺少许多原物料,必须进口西洋杉木、大理石、铜和石膏,靠出口纺织、麻油、玉米和枣子来支付。 (注14) 此地区的工艺,例如制陶、草编用品、纺织和制作珠宝,都要仰赖国际贸易推动。 (注15) 海外贸易通常以借贷融资。从西元前3000年晚期开始,就有出借白银给贸易合伙事业的纪录。商业借贷收取的利息比较高,但万一企业破产,借贷的本金就不用还了;这类借贷和古希腊以及中世纪常见的船舶抵押借贷(bottomry loan)很相似(船舶抵押借贷是以船的龙骨或者「压舱货」作为抵押标的之借贷)。
要算利息,就需要把时间和价值的度量标准化。苏美人的历法一个月有三十天、一年有十二个月。 (注16) 时间、距离和重量,还有金钱和货币,都以六十进位制来计算;六十是能被前六个整数 (注17) 除尽的最小整数,很适合拿来做简单计算。但,要算出应付利息是多少,仍是很复杂的工作。他们会教学生如何计算结合本金和利息之后的贷放利率。 (注18) 古代巴比伦的学生需要接受一项测验,回答以下问题:「出借1古尔(gur)的谷物并收取利息的话,多少年后,本金和利息会相等?」 (注19) 我们也听说过「巴比伦数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复杂的计算」。 (注20)
债权人可以在契约上言明以劳力来支付利息,执行劳务的可以是债务人、其家庭成员或奴隶,这种做法称为使用利益抵押利息(anticretic interest)。当债权人以掌控担保品(比方说土地)来收取利息,就相当于是租金或是现代的资本租赁。事实上,巴比伦人用相同的词汇「mas」来指称利息和租金。古代利息和租金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德语中还可见到蛛丝马迹,德语用「Zins」来指称利息,这个词便衍生自统计资料或租金。法文中把公部门的借贷称为「rentes」,源自法国君主用巴黎的市政厅(Hôtel de Ville)租金当作抵押,进行借贷。这个词又衍生出另一个词「rentier」(收息人),指的是靠利息过活的人。
巴比伦有一些债务具备可移转性与可继承性。历史学家莫里斯‧席尔佛(Morris Silver)写道:「在(西元前)14世纪的亚述国(Assyria),市场上可买卖登载契约的黏土板。」 (注21) 借贷的期间有长有短,通常偿付期都订在收获季之后。有些借贷是通知借贷(call loan),当债权人发出通知时就要清偿。西元前2000年初期西帕尔城(Sippar)就有一个范例,载明「一旦他(债权人)要求」,就要马上偿付借贷。 (注22) 同样也是西元前2000年初期,另一个范例中一位商人以本票(promissory note)通知另一位商人清偿债务。 (注23)
到了西元前2000年,我们已经看到有借贷网络了。有一位拉尔萨城(Larsa)的商人巴穆纳罕(Balmunamhe)出现在几份纪录中,文件中还有另外几位商人包括普坤(Puqum)、努尔─库比(Nur-Kubi)、瓦拉德─席比(Warad-Sibi)和吉米伦(Gimillum);最后一位登载为见证人,证明巴穆纳罕在瓦拉德─辛(Warad-Sin)国王(西元前1770年到1758年)在西元11年时买下一栋房子。 (注24) 这些商人银行家很多都住在拉萨尔城的同一个城区。巴穆纳罕是个重要的角色,他收息出借金钱和大麦,也处理奴隶的相关事宜:他出租奴隶,也接受以奴隶作为借贷的担保品。他也出租船只。这位伟大的商人交易房地产,最后买得一大片地产,那个村庄便以他为名。巴穆纳罕以寻常的古巴比伦「tankarum」(亦即商人)的身份从事这些活动,但他的经营规模比多数人都大得多。
债务人与债权人当中也有很多女性。 (注25) 史料中记载,乌尔城(Ur)一位女性就出借大麦和白银给三位合伙人,让他们能租用船只与聘用船员出海航行。 (注26) 在西元前1300年的亚述城(Assur),一位女商人以信用状支付一批砖块订单的款项,承诺提供木材作为交换。 (注27) 另一笔借贷则是把大麦借给「磨坊女工」。 (注28) 西帕尔城奉祀太阳神萨马斯(Samas)的僧侣大量操作借贷交易:他们会出借白银和奴隶、替商人的行旅提供融资,也会为借贷契约做见证。 (注29) 这些僧侣称为「nadita」,他们赚得大量财富,还有华美的房屋、花园和田地,接着他们会把这些财产租出去。 (注30)
有句话说,「金融诞生于神圣的余荫之下」。 (注31) 在古代近东,神庙是最初的主要供应贷放的机构,皇宫也提供信贷。这些机构债权人运用贷放赚得的利息重新分配资源,配给鳏寡孤独者食物。长期下来,收税与贷放的工作会交给中间人去处理,这些居中的商人有些变得非常富裕。在西元前1000年的新巴比伦时期,就有埃吉比家族(Egibi family)提供各式各样的商人银行服务:接受存款、提供贷款、结清顾客的债务与从事大宗商品投机交易。埃吉比家族收购大量的房地产,得到高官职务,他们是古代近东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注32)
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复利,(据说)这也就是爱因斯坦(Einstein)所说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注33) 相关的历史文物中有个上面刻有楔形文字的黏土锥体,记录了美索不达米亚南方两个相邻城邦拉格许城(Lagash)和乌玛城(Umma)的边界之争。这份文件以恩梅铁纳(Enmetena)的名义发布,他是西元前2400年以前统治拉格许城的人。黏土锥体上面写道,四百多年前,乌玛城占据了部分属于拉格许城的农地,当时双方同意每年支付给拉格许城300古鲁(guru) ② 大麦,换得这片土地,但乌玛城这一方未履行债务。恩梅铁纳收回有争议的地区,并要求对方偿付尚未偿付的谷物。恩梅铁纳宣称,这项债务衍生复利,每年的利率是33.33%,到当时为止,对方总共要支付4.5兆公升大麦,这是谁都付不起的天量。 (注34) 乌玛城方无力偿债,导致两个城邦开战。 (注35)
恩梅铁纳的文件点出了一个很早就出现且历久不衰的利息相关问题:债务以复利计算应收利息时,到了某个时候债务人就还不起。苏美人用「mash mash」这个词来讲复利,意旨牲口不断繁衍,债务也会永无休止加乘下去。 (注36) 债务以几何级数利滚利的问题,总是让人着迷。18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理查‧普莱斯(Richard Price)做过计算:「如果在救世主降生时拿1便士……以5%的利率收取复利,到了此时(总计过了一千七百七十三年),这笔钱会增值到装得满1.5亿颗每颗大小都和地球相等的球,也和所有纯金等值。」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非常认同,引用了他的计算(普鲁东在和巴斯夏论战时也这么做。) (注37)
债务危机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常会出现的角色,复利的可怕作用无疑又发挥了雪上加霜的效果。拉格许城的恩梅铁纳也是古代第一个宣布撤销债务的君主,这可能并非偶然。拉格许城免除债务约五十年后,又出现了另一桩。《圣经》的《利未记》(Leviticus)里也指示了古代的以色列要在第五十年宣布债务禧年(debt jubilee),也就是所有债务既往不究的意思。之后,巴比伦的惯例是在新王朝开始时勾销债务。 (注38) 古希腊之后也订定了债务禧年,到更后来,罗马也这么做。西元前594年,被称为雅典「立法人」(Lawgiver)的索伦(Solon)宣布「摆脱负担」。索伦下令销毁记载了未付清房产的房贷石板(称为「horoi」),让人民摆脱债务奴隶的处境,他也调降利率。 (注39) 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宣称,在此之前的改革都是「让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变成富人的奴隶」。 (注40)
有一件事很令人好奇,那就是目前已知最早法律(可回推至约西元前1750年)的《汉摩拉比法典》(Hammurabi’s Code)大部分内容都和规范利息有关。这位巴比伦王汉摩拉比编纂当时既有的信贷操作规范,并随附固若磐石、不可撼动的惯用利率;说「固若磐石」还真文如其意,这套得以流传世世代代的法典,真的用楔形文字刻在石柱上。借贷白银的最高利率订为20%,借贷大麦则是33.33%。收取高于规定最高利率、不把已经偿还的本金扣除以及使用不实衡量方法或是要求复利的债权人,都会受罚。法典中也规定在哪些条件下才可以扣留人当成借贷的抵押品。法典还规定,如果旱涝导致作物歉收,必须免除利息。 (注41)
订出金融规范是一件事,要让人们遵循法律的精神又是另一件事。所谓「法规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指的是金融从业人员试图规避规范;金融法律的历史有多久,法规套利的历史就有多久。汉摩拉比或许订出了可合法收取的利率上限,但是他没有规定期间。债权人可以把合法的利率上限套用到短至一个月期间,这样一来,换算下来的年利率就高得不得了。巴比伦有一笔贷放规定的逾期偿付罚款的年化利率就达260%,与现代信用卡发行组织收取的费用相等。 (注42) 一本会计帐上记录了一笔依希查利城(Ishchali)的借贷,没有载明条件,「很巧妙地隐藏了收取的利息金额以及真实利率,不让国王派出的市场警察察觉。」 (注43) 试着规避金融法规,引来了更多规范。比方说,西元前17世纪官方就制定了一条命令,禁止人们试着把附息的借贷伪装成购买商品预付款。 (注44)
如何决定利率水准,仍是经济学界最难解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利率出自实质资产的报酬,比方说农地的产出剩余、产业的获利能力,或者从更一般的角度来说,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成长。有些人则把利率归因于人口成长率或是国民所得的变化率(这是考虑人口与生产力变化之后的国内生产毛额年度变化率)。有些人主张,利率要反映出社会整体的耐心程度、或说是时间偏好,也有些人主张影响利率的主要是货币因素。
古代的经验并未强力支持以上任何一项利率理论。我们已经看到,巴比伦有两种标准借贷利率(白银为20%,大麦为33.33%),至少从乌尔第三王朝(Ur III)初期一直到汉摩拉比过世(约西元前2100年到1750年),这两种利率几百年都没变过。巴比伦的利率非常稳定,这代表不可能仅由经济因素决定利率。 (注45) 古希腊的利率也有好几百年都固定不变。从西元前第5世纪到第2世纪,提洛岛(Delos)的阿波罗神庙规定的借贷收取利率为10%。 (注46)
几个世纪下来,古代世界的利率明显下跌,但导致这股长期跌势的因素看来比较多是因为衡量标准的改变,比较无关乎经济因素。在巴比伦的六十进位制之下,借贷白银时收取的利率为每个月六十分之一。希腊人引进十进位制,他们收取的标准利率是每年10%。罗马使用十二进位制,利息通常是本金的十二分之一,或者说年利率8.33%。 (注47) 凯因斯在写《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时研究巴比伦的货币史,他认为决定利率的是惯例,而非市场力量。他的门徒乔安‧罗宾森(Joan Robinson)说了,利息会发出一种「妙妙猫的傻笑……在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完全消失之后,咧嘴傻笑却仍在」。 (注48) 马克思的看法也雷同,他写道:「比起竞争本身,惯例、司法传统等等更能决定平均利率。」 (注49)
从西元前3000年到1000年间的借贷证据来看,马克思的结论显得很有道理。即便在现代,惯例在决定利率水准这件事上仍有一定的作用力,荷马和西拉就观察到:
直到近期,美国许多种利率的变动可说是平静无波。6%的利率至少维持了两百年,针对高利贷所做的限制也一直维持着,直到1960年代才有变化。远离货币市场中心与「大企业」的银行,针对放款收取的利息利率长期都相对平稳。 (注50)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近期研究指出,过去约百年来的利率因为不同货币制度性质(例如金本位〔Gold Standard〕、金兑换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和美元本位〔Dollar Standard〕)而受到的影响,远大于个人存款和投资决策这类经济因素。 (注51)
但同样明显的是,古代的利率也并非全由惯例和法律决定。经济学家莫里斯‧席尔佛(Morris Silver)主张,古代的贷放市场会回应信贷供需的变化。 (注52) 我们已经看到,美索不达米亚有很多私人债权人,想必这些人都需要拿到相当具吸引力的报酬,才会有诱因从事借贷。以神庙之名操作的贷放,利率通常低于个人操作的贷放。这很可能是早期的标准化公共贷放范例,也有可能是因为来跟神庙借钱的都是比较优良的债务人;说到底,没有人想要对神明赖帐。借贷大麦的利率比较高,很可能反映出借贷当时大麦很稀有,但等到收获季过后要偿还时,大麦就变得又多又便宜。 (注53)
虽然古代所谓的「基准」利率长期都很稳定,但也有证据指出市场利率会因时间地点不同而有变化。在新巴比伦时期,有纪录的利率最低可低至5%,高则高达240%。 (注54) 较高的利率中包含风险溢价,提供给交易合伙事业、也就是所谓的「harranu」贷放,利率高达40%(如果船只在海上消失,本金也不用还了)。 (注55) 亚述的商业重镇卡帕多其亚(Cappadocia)的利率,也高于美索不达米亚。伟大的商贾支付的利率低于信用比较差的债务人, (注56) 借贷大麦的利息溢价很可能是种保险,为了规避皇家颁布取消债务命令的风险。 (注57)
无论是古代或之后,利率显然和经济成长并不相关。以现代第一个千禧年来说,全球的经济成长预估每年仅有0.01%,但在这一千年里,欧洲的实质利率范围介于6%到12%之间。 (注58) 我们也找不到利率和人口变化之间有任何相关性。事实上,人口成长与利率通常都是反向变动。 (注59)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52年的论文〈谈利息〉(Of Interest)极具影响力,他在文中大力推动利率由「实质」经济因素而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观点, (注60) 但古代史并不支持休谟所说货币供给的变动不会影响利率的主张。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握有并分配大量的波斯黄金和白银之后,据说物价就上涨,利率则下跌了。 (注61) 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在《罗马十二帝王传》(The Twelve Caesars)里提到,当奥古斯都大帝(Emperor Augustus)把埃及国王的珍宝带回罗马,就有了大量的货币,利率也从6%降至4%。 (注62) 奥古斯都死后,提比略大帝(Emperor Tiberius)囤积钱财,结果就是带动利率飙涨至冲破法定上限,并于西元33年爆发银行危机。提比略后来决定把帝国的财宝无息借给王公贵族,此举几乎马上就把利率压下来,并让危机收场。 (注63) 他做的这些事让全世界第一次体验到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注64)
图1 古代的利率
图说: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的利率走势呈「U」型:当各个文明安定繁荣昌盛时下跌,动荡衰败期间则大幅飙涨。资料来源:Homer and Sylla,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
简言之,关于如何决定利率,古代的利息史并未替任何一种特定观点提供强力背书。法律和惯例显然扮演重要角色,但流通的货币数量时不时的变化,显然也影响了利率。市场力量也有作用,至少有一定程度。在各种提出来的利率当中,以及某些贷款收取的风险溢价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因素。 (注65) 古代的神庙和皇宫是主要的债权人,他们可以影响信贷的供给量和其价格(也就是利息),一如现代的各国央行,最大的差异是,古代的贷放里包括了一些大宗商品,比方说白银,而今天的央行则可以凭空印出法定货币。到了21世纪,当局要操控利率比在古代简单多了。
庞─巴瓦克宣称,一国的利率反映出该国的文化水准。以古代来说,利率画出了伟大文明的轨迹。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几百年间的利率走势呈「U」型,当各个文明稳定且繁荣富裕时,利率就下跌;在社会衰退败坏期间,利率就大幅上扬。 (注66) 极低的利率则显然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新巴比伦时期初期(西元前700年到630年),白银借贷的利率降到低至8.33%;到了西元前第5世纪时,此时巴比伦已经落入波斯人的手里,这时利率就窜升到高于40%。 (注67) 18世纪时,就在荷兰共和国即将遭到法国大革命波及之际,荷兰的利率也出现类似走势,快速探底。有鉴于21世纪初的利率也极低,这可不是让人安心的事。
亚当‧斯密讲过一句名言,说人类有「买卖、以物易物和交换的倾向」,显然,人也有同样强烈的借贷倾向,并对贷放收取利息。如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主张人是为了取代以物易物才发明货币,但人类学家已经不再接受这种想法,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以物易物与货币间确实存在谜样关系。反之,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信贷出现的时间早于货币,最早期的信贷形式有附息。 (注68)
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利息和现代的利息有很多共同之处。附息借贷百百种,从贷放给酒馆老板娘的谷物到给商人的白银,应有尽有。不同的利率反映出不同的风险:海外贸易商的「harranu」贷放成本高,当中包含了万一发生船难风险的保险溢价。古今都同样有很多计算起来非常困难的利息类型,差别在于如今会交给电脑去算。由呼风唤雨金融家主导的信贷网络,看起来非常像现代会有的东西,时不时出现的债务危机以及人们永不停止尝试规避金融规范等现象亦然。如果让一位华尔街的银行家穿越时空回到西元前17世纪的拉尔萨城,他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似曾相识。
利息出自于需求加上贪婪。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利息,是因为资本供给不足。皇宫和神庙有很多重要的费用要花,他们需要及时收到应收款和税金,因此他们会针对逾期付款收取利息,今天的税务机关也是这样。这些公共机构要求借贷要付息,事实上就是在配置资源;他们贷放大麦,给饥饿的人民和需要种子的农民。不管是私人还是公家,债权人能够收息,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他们可以掌控其他人(比方说,野心勃勃的酒馆老板娘)想要借用的资源,想要借用的人则准备好要支付费用购买使用权。
金融历史学家威廉‧戈兹曼(William Goetzmann)写道:「发明用利息当作诱因促进贷放,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创新。」 (注69) 这说得真好。有了利息,让人们可以跨越时间做交易。农民借来大麦在自己的田地上种植,但得等到收成,才能偿付债务。工业制程(即便古代近东以轻工艺为基础的工业)也需要生产时间,才能把原物料变成可供销售的成品。西元前3000年一份美索不达米亚文件显示,备制布匹需要耗时超过一年。 (注70) 海外交易也很耗费时间。当资本套在工业或贸易活动当中,收取的利息就和生产耗用的时间产生了某种关联。
不管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后来的文明,在任何私有财产制的社会里,必须要藉由支付利息才能劝诱人们出借自己的资源。没了利息,人们必定会囤积资本。在古巴比伦,一个人如果有闲置资本,他可以选择购买土地开垦,或者他也可以把钱借给第三方可以利用这笔钱来购置农场的人。在这个农场生产剩余的例子里,利率和资本的生产力彼此之间应该有某种关系。
要有利息,才能决定长期存在资产的价值,比方说房子。古苏美和后继文明建造了第一批大城市,自西元前3000年以来,就有了私有住宅的市场。人们可以用信贷购屋,也可以把房子出租,因此,房贷自然而然也应该生出一些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当奥古斯都大帝把大量财宝带入罗马时利率下跌,但房价上涨。自此之后,这样的关系少有改变,两千年后,房市仍对于货币供给和利率的变动非常敏感。
英国的经济学家尼可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在17世纪末期曾经写过:「利率是储备(亦即资本)的租金,就跟土地的租金一样;前者是使用经过加工、或者说人为储蓄的租金,后者则是使用未经加工,或者说是自然储备的租金。」 (注71) 在巴本的时代,苏格兰人对于利息的概念便是「租金」。 (注72) 在下一个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家安─罗伯特‧雅克‧涂果(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根据巴本的洞见做了一番阐述:「所有以金钱为形式的资本……都相当于一片能产出与这个金额特定比例相等的收益的土地。」 (注73) 涂果认为,金融世界是一面反映真实世界的镜子,实质资产和金融资产彼此可交换。既然土地、建筑物与工厂都能创造收益,那钱也必然可以生出利息。现代经济学家常常忽略这项重要见解。
对21世纪的决策者来说,利率只是一种用来控制通货膨胀与调整经济产出的手段,但如果理解巴比伦时代利息最早的起源,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利息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因为资源总是稀少,总是需要做某些配置,而且就像庞─巴瓦克说的:「利息是信贷的灵魂。」会有利息,是因为贷放有生产力,而且就算没有生产力,也有价值。会有利息,是因为贷放是高风险的业务。会有利息,是因为生产需要花时间,而人天生就没耐性。
早几代的经济学家比21世纪的同行更深入思考利息问题,毫不怀疑利息的重要性。对庞─巴瓦克来说,利息是「一种具备有机性的必要之物」。 (注74) 尔文‧费雪说利息「是一种太普遍的现象,无法消灭」。 (注75) 乔瑟夫‧熊彼得也顺着同样脉络,宣称利息「可说是渗入整个经济体系当中」。 (注76) 《资本论》(Das Kapital)的作者誓死反对利息,但他也同意这位资本主义强力捍卫者的看法。马克思用了一个词,会让人想起那个第一次有纪录会索费借贷的古老世界,他写道:「这么说吧,高利贷活在生产的孔隙里,就像伊比鸠鲁(Epicurus)口中的神存在于世界与世界的空隙当中。」 (注77)
①译注:意为赎罪赔偿金。 ↑
②译注:相当于1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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