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说,过度简约的坏处只是疑心生出来的暗鬼而已吗?
──丹尼斯‧罗伯森,1937年
雷曼兄弟银行2008年9月破产,一年之内,全世界之前损失的工业产出就恢复了一半以上。反弹力道有一大部分来自新兴市场,但已开发经济体的表现也优于预期。看来,全球经济发展遵循着芝加哥经济学家维克多‧查诺维兹(Victor Zarnowitz)写出的规律运作:「严重衰退之后,几乎总是跟着强力复苏。」 (注1) 就像皮球一样,我们可以预期,经济摔得愈重,就会反弹得愈快。然而,短短几年内情势就很明显,有些事错得离谱。即便各国央行官员劳心劳力,调降利率并买进价值数兆美元的证券,西方各国经济仍不见起色。
来到2014年,大衰退结束已有五年,美国生产力成长很慢,幅度仅有历史平均值的一半。 (注2) 柏南克主掌的美国央行,不再像1930年代初那样不动如山了;联准会资产负债表扩大的幅度,还超过美国国民所得提高的总金额。 (注3) 大西洋对岸的欧洲情况更糟。在2008年后的十年期间,英国劳工生产力下滑,经济成长速度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慢,欧元区经济则大约徘徊在危机前的水准。经济学家群起解释经济成长停滞加上超低利率的组合是怎么回事。哈佛教授、同时也是前任美国财政部长赖瑞‧桑默斯(Larry Summers)提了一个答案,他说,西方世界正苦于「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经济学家用到「secular」〔长期〕一词来描述这个世界持续比较久的状态,用以和「cyclical」〔循环性〕事件做区隔)。
桑默斯的想法并无原创之处,他从早期的哈佛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处借用这两个英文单词同为「s」开头的同韵词;汉森最为人所知的,是把凯因斯学派的想法引进美国。1930年代初,汉森主张美国的经济体正在经历结构性的改变,他认为,当时的经济问题大都和人口结构有关。汉森相信,美国人口成长速度减慢,对美国经济来说是坏消息:他说,如果劳动人口减少,新工厂、厂房、机器和住宅的需求也会跟着减少。 (注4) 汉森也说,新式产业已经不像过去的技术,如今已无需投资庞大资本。他预测,随着投资需求下滑,储蓄供给将会超过资本需求。
汉森的主张,在大西洋另一岸获得他的思想导师凯因斯的支持。凯因斯也相信英国人口就要下滑,他说,人口减少,「会比过去更难维持繁荣」。面对人口结构困境时还要提高投资,他开出了他最爱的药方:用强迫手段调降利率。「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拒绝更公平分配所得,银行与金融又成功将利率维持在接近19世纪的平均水准值,」他提出警告,「……那就会慢慢出现资源运用率不足的倾向,到头来会让整个社会型态元气大伤,并将之摧毁。」 (注5)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汉森或凯因斯的看法。企业经济学家乔治‧特伯格(George Terborgh)在1945年的《经济成熟鬼怪》(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一书中就反对长期停滞的概念。特伯格主张,长期动态是由长期趋势定义,如果1930年代有长期停滞,应该在早几年之前就很明显了,但在咆哮二○年代这段期间,到处都乐观看待美国经济。美国的人口成长减慢有几十年,但特伯格认为人口结构变迁与生产力成长之间并无相关性,而且汉森的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人口结构会影响(人均)投资。停滞论者忧心的超额储蓄,同样也没道理:新进的劳工人数减少,代表投资需求减少,但是存款供给总额也会随之减少。 (注6) 特伯格嗤之以鼻地说:「经济成熟只是一种吓人的妖怪,是一套无以为继且空虚不实的信条孕育出来的结果。」 (注7)
在此三年前,熊彼得预见了很多特伯格评论中讲的很多事。1942年时,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否定了当时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再无创新、新科技需要的资本减少,以及人口结构上的阻力会减少投资机会等等主张。 (注8) 战后美国经济的表现,完全印证了熊彼得和特伯格的讲法。汉森和凯因斯就人口结构所做的预测,到头来是太过悲观了。汉森预测会出现停滞,但美国人口在接下来十年以高于1%的速度成长,生产力大增,诸如核能、航空旅游和电视等等新科技,吸光了投资资金。战后过没多久,美国经济已经回复到1929年以前的成长趋势了。亿万富翁投资人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说了,像他一样生于大萧条最严重之时、活到了新千禧年第二个十年的美国人,都见证了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毛额成长六倍。 (注9)
汉森提出的长期停滞说法,是经济学家做出最糟糕的错误预测之一。他的主张大错特错,但约八十年后这个概念又重新浮上台面而且没什么变化,真是非常奇怪的事。新的停滞理论和四分之三个世纪前的版本类似,内含三大主张:第一,据说欧美的人口成长都减缓,劳动人口也愈来愈年迈;第二,据称新科技需要的投资资本较少,生产力也不如迄今的水准;第三,这个世界正在出现「全球存款过剩」的现象。在经济成长疲弱时如果又有超额储蓄,据说可以解释利率的大幅下滑。 (注10)
一如1930年代,长期停滞的说法如今也出现在大西洋两岸。英国央行的研究人员主张,英国人口成长减缓导致长期利率下跌整整一个百分点。 (注11) 考量到英国前几个世纪的人口成长与利率通常是反向变动,这是很大胆的说法;有时候,人口强力成长期间也刚好是利率下滑期间, (注12) 举例来说,英国的人口在19世纪后半叶成长超过50%,但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统一公债的殖利率跌到历史新低。实际上,以21世纪最初几十年来看,由于大规模移民之故,英国人口稳健成长,但英国的金边公债(gilt)跌到历史新低。
也有人主张,长期利率下跌是预告人口成长未来会下滑。但就像汉森与凯因斯让我们看见的,针对长期人口结构做出的预测,并不可靠。就算人口成长下滑的预测最后成真,也不一定就会出现超额存款和利率下滑。标准经济学模型假设,家庭储蓄的数量只会到让资本对劳动的比率维持常数为止,也因此,人口变动不会影响利率。 (注13) 特伯格也是这么说的。有些经济学家,包括查尔斯‧古德哈特,相信与储蓄相比,老化社会更需要投资,若是如此,利率应随着人口年龄老化而上涨。 (注14) 统计检定显示,美国扶养比(dependency ratio,亦即非劳动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提高,会伴随着长期利率上涨。 (注15)
此外,理论上来说,只要资本在国与国之间能自由流动,利率就应该由全球性的力道决定。全球人口确实从1970年代开始就减缓成长速度,但跌最快的时间点是1980年代,当时的利率水准极高;在新千禧年的最初几年,全球人口增加的速度约为每年1%。 (注16) 把「长期停滞」与利率大幅下跌归因于全球人口在长达几十年期间缓缓减少,似乎不合情理。
如果人口结构无法解释经济成长疲弱与超低利率的组合,停滞论者还有其他理论,同样地,这些想法也差不多就是重复汉森原创的论据。桑默斯认为,资本财价格下跌,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利率下跌。 (注17) 这是很奇怪的论点。理论上,是由利率(或贴现率)订出资本资产未来创造出利润的价格。至于工厂设备的价格变化如何影响贴现率,这也不太确定。这些很可能都是另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就像指称比较廉价的资本财应可以提高劳工生产力,从而带动经济成长与利率一样。
桑默斯也主张,科技降低了资本需求;比方说脸书和谷歌这些数位科技企业,用极低的投资资本与极少的劳动力就建立起独霸一方的全球业务。社会理论学家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2014年的书《物联网革命:共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崛起》(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里预告,传统资本主义要成为过去式。 (注18) 里夫金主张,如果说旧经济(Old Economy)是以稀有性和边际报酬递减为标记,那么新经济(New Economy)的特征就是规模报酬递增与所需资本极低的「共享」应用程式,例如优步(Uber)、来福车(Lyft)和爱彼迎(Airbnb)等等。他说,在这个「充裕经济体」(economy of abundance)里,资本需求与利率都要下滑。
是有些证据支持里夫金的说法。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他们使用的固定资产(工厂、厂房、设备等等)减少,并提报更多无形资产,亦即从专利、智慧财产和合并溢价得来的资产。但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对老式资本的需求和过去一样强烈。进入21世纪之后,开发中国家极为渴求需要大举投资的工业性大宗商品,中国开展了很可能是史上最盛大的投资热潮。2008年之前与之后,全球能源消耗量稳定增加。全世界的投资总量(相对于国内生产毛额)仍与历史平均水准相当。 (注19) 里夫金的「充裕经济体」仍是极诱人的臆测。
长期停滞这个问题可能和超额储蓄或投资需求疲弱无关,重点可能在于经济效率;罗伯‧戈登(Robert Gordon)在2012年的〈美国经济成长结束了吗?〉(Is U.S.Economic Growth Over?)文章里就是这么说的。这位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叹道,数位革命是提供了让人在工作时与休闲时可同时消费的新机会,而不是历史传统中以机器取代人力连续过程中的一部分。 (注20) 戈登的忧虑让我们想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罗伯‧梭罗(Robert Solow)1987年的名言,他说:「你随处都看得到电脑时代的踪迹,就是在生产力统计数据里找不到。」拿到诺贝尔奖的梭罗此话讲得太快。过没多久,美国生产力大幅成长,这应该是得力于资讯科技进展之助。
戈登的书《美国成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于2016年初出版(数位科技促成此书的出版),网际网路继续干扰各式各样的产业,媒体则搧风点火,引导世人恐惧即将出现以机器人取代真人劳工的「第二次机器时代」(second machine age)。戈登在西北大学的同事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指称,「缺乏想像力大致上〔是〕现今众多悲观主义的理由。」莫基尔列出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性新科技,包括3D列印、石墨烯和基因工程,或许还可以加入自驾车和洁净能源。 (注21) 财经作家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Bernstein)指控长期停滞论者,把他们想不到的和不可能做到的混为一谈。 (注22) 汉森也犯下相同的错误。伯恩斯坦总结,最可靠的预测,是假设过去的经济趋势会持续。
汉森力主经济成长走缓会导致储蓄多过投资,这个想法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又以修正过的模样重新出场。联准会从2004年中以后就开始调高美国短期利率,但美国公债殖利率仍极低,拉不起来。柏南克主席提出一种解释: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的超额储蓄(证据是他们有庞大的经常帐余额),是美国长期利率下跌的原因。 (注23)
史丹佛的约翰‧泰勒反驳柏南克,他说2008年以前的全球储蓄实际上还比之前的几十年更低。 (注24) 金融危机过后,全球超额储蓄减少,长期利率下滑,因此合理的结论是:全球储蓄「显然并非利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准且经济成长速度慢的主因」。 (注25)
如果人口结构、投资和储蓄,都无法解释西方经济停滞与利率水准很低的现象,那就需要找其他理由。长期停滞的说法强调,经济学家认定的「实质」因素(例如储蓄、人口、投资等等),忽略了货币与金融因素。汉森在1929年10月大崩盘过后不久提出了他的重要想法,在他1934年那篇第一次提到长期停滞的文章中,他说之前十年美国的经济「受到过多宽松信贷的人为刺激……(那才)是萧条的基本原因。」 (注26) 八十年后,在另一剂宽松货币的猛药之后,美国经济又出现另一次的消化不良。
长期停滞大辩证展开几年后,桑默斯本人也再想了一想,他之前对于人口结构或资本财成本的考量都消失了。桑默斯一度是接替柏南克联准会主席之位的热门人选,如今坦坦荡荡地将矛头指向央行官员:桑默斯2019年夏天发推文表示:「他们(指央行官员)并没有考虑到超低名目殖利率真的可能压抑总和需求,同时酝酿出金融动荡、银行倒闭,『僵尸化』和降低经济活力。」说超低利率是长期停滞的主因而不是相反,这是很激进的想法,但桑默斯并非第一个这么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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