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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15章 利息是焦虑的代价

我冒险故我在。

──达信保险经纪人(Marsh insurance-broker)广告标语,2007年

货币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布兰登‧布朗(Brendan Brown),2015年 (注1)

「对于高利贷之罪很有意见的人,通常都没有那命得到必要的工具,以犯下这种罪行。」 (注2) 这是那不勒斯修士(Neapolitan abbé)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充满嘲弄的意见;他是18世纪一位伟大的机智才子,备受巴黎各处沙龙的欢迎,尼采(Nietzsche)说加利亚尼是「他那个世纪最渊博、眼光最犀利、可能也是最猥亵的人」。他也是一流的经济学家(熊彼得说他是「有史以来活跃在我们这个领域里,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他很早就解释了为何像水这么有用的东西市场价值却低于钻石,比后世经济学家发展出边际效用理论(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早了一百多年。 (注3)

加利亚尼在1751年出版《论货币》(On Money),他在书中把注意力转向古老的高利贷问题。虽然是神职人员,但他没什么时间在这个议题上提出其他神学贡献,他反对传统认为收息贷放天生就不公不义的观点,反之,他正确地将利息讲成代表「当下的钱和遥远未来的钱」之间的差异。加利亚尼不去谈同时代的涂果的想法(涂果认为人偏好现在消费高于未来),他主张利息的存在合情合理,论据是他认为每一笔贷款都要面对损失的风险,这会让放款的人焦虑。「一个人一直处在焦虑中是很痛苦的事,因此必须要得到回报。」加利亚尼说,「所谓钱的产物,要说有什么道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这是焦虑的代价(price of anxiety),任何人如果有不同的想法,都是错的。」 (注4)

加利亚尼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用来计算商业保险的机率运算,或许也可以套用在借贷业务上。他写道:「利息对应资本报酬的比率,等于损失机率对应偿还机率的比率。」每一笔贷款的风险都不同,因此:

利息会因为损失机率不同而异,在某些情况下很高(例如航海贷放),有时候跌到零(例如把钱放在各共和国的银行与公司),有时甚至跌到零以下,变成负值(比方说罗的系统时代下的法国)。 (注5)

加利尼亚说,从这个观点来看,可将利息视为「保险的价格」(price of insurance)。 (注6)

利率和风险彼此相关,这个想法很有历史渊源。我们之前也看到,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航海贷款都会收取较高的费用。但,加利尼亚把利息当成保费,是相当现代的概念。利息在决定风险价格中扮演的角色,强化了21世纪的金融。利率里面含有各式各样的风险:信用风险(可以分为违约风险和复原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通膨风险。固定收益债券会面对未来利率变动的风险(称为「存续期风险」)。银行的角色很像保险公司,银行贷款收取的费用与支付给存款的利息之间的利差,就好像是保费。 (注7) 事实上,利用保单就可以复制债券,这也就是所谓的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s)。信用违约交换的殖利率就如加利尼亚所想,会因为违约机率不同而异。

保险公司聘用精算人员计算损失机率。他们承作的保险标的(房屋、汽车、企业、生命等等),通常彼此独立。但承保条件不当的保单会改变人的行为。举例来说,如果车险的定价太便宜,路上就会多出很多驾驶习惯不良的驾驶人,导致交通意外大增。住宅保险补贴会鼓励人们在洪泛区或飓风频传的地区大兴土木。在绝望之下,道德风险很可能会诱使投保人烧了自家的房子,请领保险金。

利率(加利亚尼称之为保险的价格)订得太低也会引发道德风险。货币宽松期间发生信贷热潮,就是因为当时金融风险的价格订错了,而且市场参与者相信相关单位会保护他们免于损失。金融危机前夕,大型保险公司达信推出一支广告,口号是:「我冒险故我在」(I risk therefore I am)。时机点很糟,但传达的情绪是对的。资本主义是一套会奖励也会惩罚人冒险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人(Homo capitalisticus)是承担风险的人,经济要稳定,必须正确定价风险。风险的价格订得太低,人就会承担太高的风险,新的风险不断加乘,金融体系也随之动荡。

沃尔特‧白芝浩明白,投资人在利率低于某个水准之下时倾向于鲁莽行事,想要维持投资收益的渴望会诱使他们投机。一项近期的研究发现,当政府公债殖利率跌到平均水准以下,投资人就会更冒险。研究人员马悦然(Yueran Ma)和威尔特‧札尔史特拉(Wilte Zijlstra)总结道:「利率扮演要角,影响冒险行为。」现代金融理论说,不该有这种事。但投资人「有一种根深柢固的想法,认为存款是保住财富,而财富应该以『合宜的』速度成长」。他们不接受损失收益。此外,他们的承担风险倾向会和利率成反比。白芝浩有一个小细节说错了。马悦然和札尔史特拉说,当债券殖利率掉到3%以下(而不是让约翰牛展现出传说中冲动行为的2%),就会出现极端的冒险行为。 (注8)

如果短期利率很低,投资人就有诱因去贷款来买进收益较高的资产。借钱的成本和拿贷款去做的风险性投资报酬率之差,就称为息差(carry)。息差交易百百种,有避险基金利用杠杆买进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也有房东背房贷置产收租。息差交易的报酬不对称:投资人通常享有稳定的小额利得流入,但很可能忽然之间面对大笔损失。用市场的术语来说,息差交易是在压路机前方捡铜板(pick up nickels in front of steamroller),更粗鲁的说法是,「息差交易吃进去的时候像小鸟胃,拉出来的时候像大象胃。」

息差交易的报酬分布呈偏斜,或者说是「肥尾」(fat-tailed),无法精准预测其损失。但金融的黑天鹅(black swan)不是莫名其妙冒出来。息差交易通常在宽松货币之后会增加,此时金融系统里会累积许多杠杆和其他风险。当流动性枯竭、信贷利差(credit spread)扩大,从事杠杆操作的人会被迫结清部位,问题也在系统里一发不可收拾。2007年初次贷开始违约,美国便落入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年,数不尽的息差交易结清部位,用短期贷款收购资产抵押贷款证券的银行、避险基金和投资银行,被逼到绝境。专业的息差工具或者「影子银行」(比方说房贷不动产投资信托、结构性投资工具、银行短期受益证券发行平台〔bank conduit〕等等)大量倒闭。次贷信用违约交换的卖方,包括巨型保险公司AIG,发现他们卖的保险太便宜了。到头来,在复杂且彼此交错相连的现代金融系统里,计算损失的机率并不像加利亚尼想的这么容易。

很多人激昂批评贪婪的银行家和他们的「有毒」证券,这些评论里很容易就忽略次贷证券当初之所以会吸引投资人,是因为这些人在美国利率落入历史低点时想要增进收益。山姆大叔(Uncle Sam) ① 可以忍受很多事,但受不了1%。联准会2008年将利率降至零值,投资人比过去更急于寻求收益。新的息差体系出现,里面充满了影子银行、复杂的证券化、不断下降的信贷标准,甚至连次贷债务品质都愈来愈糟糕。这是「似曾相识又归来」。 (注9)

在零利率时代,现金一文不值。品浩太平洋的比尔‧葛洛斯提到,到了2012年底,他的券商经营的货币市场基金利率才0.01%,这表示,1万美元的存款收益还买不到一杯咖啡,人们又回头寻求收益,再自然不过了。2008年后寻求收益的方法有百百种,有线上的点对点贷放,也有投资上市的「收益型公司」(yieldco);后者正如其名,在设计上就是为了寻求收益的投资人。其他提高收益的工具包括经营放款者对小企业的商业开发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业主有限合伙事业(master-limited partnership)、优先股基金(preference share fund)、高殖利率市政债券基金(highyield municipal bond fund)、商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commerc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y)和不动产投资信托(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之后,货币市场基金「跌破1美元」(亦即交易价低于帐面价),为了在零利率时代求生,也被迫冒更大的信贷风险。 (注10) 称为「巨灾债券」(catastrophe bond)的高殖利率再保险基金压低了再保险的成本,因此极受欢迎。一位投资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整个固定收益市场「行事就宛若单一家巨型保险公司」,就像加利亚尼设想中该有的行为。然而,再保险市场里的老兵很烦恼,因为保险风险的价格订错了。 (注11)

联准会降息,鼓动的不仅是寻求收益的行为。量化宽松的明订目标之一,就是要鼓励华尔街多承担风险。投资人把政府公债和房贷债券卖给联准会,之后会去找殖利率更高的证券来补足投资组合里空出的缺额(用联准会的说法来讲叫「投资组合调整管道」〔portfolio balance channel〕)。在此同时,「联准会本身可能就是最大的息差交易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正是一项大型的息差交易:联准会利用低成本的负债融资,然后大量持有政府公债与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等能产生收益的证券。」 (注12) 在量化宽松时代经营央行,是获利极丰厚的业务。2015年,联准会的证券投资组合获利近1,000亿美元,用来赚得这些利润的,就是靠印钱生出来的资金。

追逐收益的结果之一,是大幅放低承作标准。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垃圾债券的殖利率涨到高于政府公债20个百分点以上。但因为联准会行动迅速,预期中的企业倒闭海啸从未发生,信贷利差反而逐渐缩小,重新打开高收益债市场。企业发行机构不浪费一分一秒,想尽办法善用投资人对于收益的渴求。专营收购的KKR是领先市场的企业,该公司的老资历创办人亨利‧克拉维斯(Henry Kravis)夸口,说他的公司靠着「有史以来我们做过最有吸引力的融资操作」,于2011年3月完成收购德尔蒙食品(Del Monte Foods)。 (注13)

当市场上出现愈来愈多最低评等债券(CCC级),信贷品质就崩盘了。 (注14) 纽约大学的艾德华‧奥特曼(Edward Altman)教授是全球最权威的不良债务专家,他认为一开始会形成信贷泡沫是因为「低利率环境下寻求更高收益的胃口无法被满足。」 (注15) 整件事的发展让人觉得很熟悉。艾林顿资本管理公司(Ellington Capital Management)2015年的报告中便提到:

借给高风险者的金额过高、利率来到创纪录的低点、承作标准以及担保品估值假设都有问题、经理人与投资人之间的诱因不一致以及基本面很脆弱,这些次贷泡沫期间的正字标记,在如今的高收益公司债市场里又全数重现,差别是,联准会过去七年来一直试着用零利率重振经济。 (注16)

杠杆贷款跟垃圾债券一样,发行者都是信用评等不佳的公司,通常发行的目的都是为了替收购案融资。和垃圾债券不同的是,杠杆贷款支付浮动利息,并不固定。随着承作标准下滑,杠杆贷款市场也充斥着所谓的「低门槛」(covenant-lite)贷款,没有传统上给债权人的各种保障,比方说限制不得承担更高的债务等等。某些杠杆贷款甚至有实物支付(payment-in-kind),债务人可以用自家的票据证券支付利息,不用付现。 (注17) 到了2018年,未清偿的杠杆贷款超过1兆美元,大致上和高收益债券市场的金额相当。

从事收购的企业使用杠杆贷款和垃圾债券来为交易融资,获利的方式则是靠着从买来的各家公司榨取现金(称为「股利交易」),与快速卖给互相竞争的私募股权公司(称为「菊链操作」〔daisy chain〕)。由于融资环境很宽松,私募股权公司可以比过去募得更多资金,收购更多公司,累积更多杠杆。 (注18) 借钱的成本很便宜,与买来的公司赚得的报酬相比,差价很大,撑起收购的利润。借钱给私募股权公司的人赚得更高的利息收益,但随着信贷标准与殖利率大跌,他们承担了高风险却未得到相应的补偿。 (注19) 寻求收益,不是短视近利就是一场空。

投资人对优质债券更是渴求。2008年之后的十年期间,美国企业以前所未见的低殖利率发行数量创下纪录的投资等级债券,他们背的债也来到新的高点。 (注20) 投资等级中级别最低的公司(BBB级)发行的债券到处都是,绩优公司(AAA级)的债券却很少见,又看到格雷欣法则发挥作用了。 (注21) 企业筹得的多数资金都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当成资金买回库藏股,买回的金额创下纪录。公司债的息差交易为买回库藏股的息差交易提供资金,后面这种可是最深远的息差交易。

毫不质疑、盲目渴求收益的行为,让垂死的次贷市场又活了过来。叶伦宣称联准会的打算是要帮助一般人民,让大家买得起车买得起房。这一次,次级贷款是贷给信用分数很低的买车人,而不是购屋者。即便车贷的违约率节节上升,但专营汽车贷款的厂商创造并打包出售的短期债券「车贷应收帐款债权」(auto receivable),仍旧很有市场。 (注22) 2015年,美国未清偿的车贷首次突破1兆美元,当中约有五分之一都是次级贷款人欠的。这场车贷派对把汽车销售量推到新高。前一个十年的次贷信用热潮让美国房市发展过了头,同样地,现在也有大量付不出车贷的汽车涌入二手车市场,压低了车价,也让车贷金额高于汽车价值的车主进退两难。用业界的术语来说,他们「翻车了」(upside down)。 (注23)

当殖利率曲线的斜率为正值,到期日愈长的债券可赚到的收益会高于短天期的债券或现金。利率下跌,持有长天期的债券(即所谓布局「存续期」)也会出现资本利得。债市走多头时,持有长天期证券,即便只是最低的殖利率都可以创造出让人垂涎的报酬。举例来说,2015年底,日本政府发行四十年期公债,票息仅1.4%,之后,日本政府很快就宣布开始实施负利率,这种债券的价格涨了三分之一以上。 (注24)

2008年后,渴求收益的投资人拥抱存续期,这是过去前所未见。美国的银行很渴望资产至少能赚一点利息,拉长了证券投资组合里的存续期。 (注25) 就连各国央行都寻求收益。2016年一项针对央行资产经理人做的调查揭露,其中有些人延长了证券投资组合的存续期,并买进资产担保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想多赚一点收益。 (注26)

不过存续期为债券持有人创造的殖利率甚至可能是负值;2016年夏天之前便有12兆美元的债券落入这个类别。 (注27) 东京一家保险公司的高阶主管在三十年期日本公债赎回殖利率(redemption yield)转为负值时宣称,殖利率不重要。 (注28) 这个说法并不像乍听之下那么疯狂,因为随着利率下跌,资本利得大可弥补债券持有人损失的任何收益。当日本拥抱负利率,政府公债创造出几十年来最好的报酬。随着利率愈砍愈多,利率可能续跌的效果,只剩下刺激出更大的胃口。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投资人应该买负殖利率的债券以赚取资本利得,买股票以赚取收益。

在此同时,政府善用这股存续期热潮,拉长了贷款帐册上的到期日。法国公债的管理人宣称:「我们乐于用市场想要的产品满足他们。」 (注29) 2015年,爱尔兰和比利时都发行到期日为一百年的债券。 (注30) 有一些私人企业,包括德国的化学公司拜耳(Bayer)和法国的公用事业法国电力公司(EDF),也发行这种世纪债券。 (注31) 丑闻连环爆的巴西巨型能源公司巴西石油(Petrobras)发现投资人的债券需求很强,承诺要到22世纪才赎回。一直都濒临主权债危机的义大利,发行殖利率不到3%的五十年期债券,结果严重超额申购。此时,义大利的短期债券殖利率已经出现负数。

债市多头时存续期策略或许有利可图,但这也是一个风险因素。当利率上涨,持有长天期证券的人受伤最深。随着存续期拉长,再加上2008年之后全球债市扩张,固定收益投资人的总损失大幅攀升,势不可挡。几兆美元债券的交易价格都来到负殖利率,如果利率意外上涨,债券持有者将面对巨大损失。高盛指出,2006年到2016年间,全球公司债的总和存续期延长一倍。《彭博社》估计,到了2016年,利率只要上涨0.5个百分点,全球固定收益市场就损失1.6兆美元。 (注32) 债券市场错置,为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带来潜在威胁;巴菲特说,衍生性商品是大规模毁灭金融的武器,名目上的部位上看1,000兆(也就是10万个100亿)美元,多数都和利率合约连动。

在千禧年的第二个十年里,债券市场也出现几个泡沫的特征:估值异常;投资人抱持着「这次不一样」的心态;央行持续干预引发了道德风险;债券发行量大增;普遍的短视让投资人盲目看不清可能的损失。所谓的债券义勇军(bond vigilante)指的是对固定收益投资风险很警觉、会要求适当的利率补偿作为保障的人,如今他们也不作声了。千禧时代固定收益投资人可说是最懒散的资本主义者了,不然的话,还有什么可解释瑞士三十年期债券支付的金额还低于零,还有,欧元区的主权债在摆脱债务危机几个月后,就已经被称为「负值避税地」? (注33)

2016年夏天,《格兰特利率观察家》(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期刊的总编詹姆斯‧格兰特大力主张:「以法定货币计价的负殖利率债券是一种『安全』资产,这是一种错误概念,应该仅会出现在下一版的《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 (注34) 一个月前,避险基金经理人保罗‧辛格已经宣称:「这是世界史上最大型的债券泡沫。」 (注35) 葛林斯潘的看法也相同。「不管用任何标准来看,长期实质利率都太低了,因此不会长久。」这位已退休的联准会主席2017年7月对《彭博社》说:「我们正面临泡沫,不是股票的价格泡沫,而是债券价格。」 (注36) 但这位大师又知道什么呢?葛林斯潘在联准会任期内根本连一个泡沫都没侦察出来。只要他在联准会的接班人以及其他官员同僚继续扭转利率,只要通膨仍受控,买固定收益债券都合算。

凯因斯相信,利息存在是因为要贿赂存钱的人,要他们放弃安全的现金。凯因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里写道:「利率,是因为人在某段时间里放弃流动性而得到的奖赏。」 (注37) 我们之前也看到,利息可以阻止人们囤积资金的概念,至少可以回推到17世纪。流动性在现代债券市场里仍很受重视,流动性较低(「冷门券」〔off the run〕)的殖利率,一般都要高于基准指标债券(比方说十年期政府公债)。

然而,当利率跌到极低的水准,投资人为了多赚一点额外收益,会很乐意放弃流动性。在葛林斯潘推动「宽松货币」制度期间,大量现金倒入资产担保债券和其他无流动性的「影子银行业」产品。次贷危机造成人们「奔向现金」,操作杠杆的人快速结清部位,使得持有无流动性债券的人承受极高额的损失。捡了几年铜板之后,华尔街的息差交易者这次真的被压路机辗平了。

可能有人觉得,这些惨重的损失会深深烙印在华尔街的集体记忆里。但超低利率让投资人失忆了。2008年后,新的影子银行体系窜起,和已经不复存在的前例有很多共通之处。担保贷款凭证(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和助长次贷热潮以及后续大规模崩盘的「有毒」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证券,市场是现成的。「超短期」债券指数股票型基金(Exchange-Traded Fund),也就是一般惯称的ETF,提供了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存款以外的高收益来源。 (注38) 只要流动性仍丰沛,这些投资工具就可视为货币的替代品。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投资在信贷ETF上的资金超过1兆美元, (注39) 而这还是影子银行活动中的一小部分。 (注40)

投资人航向非常浅的浅滩区。投资人每天都可赎回ETF与债券基金,交易量超过其标的资产交易量, (注41) 意在阻止华尔街用资本从事投机交易的新银行规范,让流动性风险更加严重。规范引发意外的效应,使得证券造市商退缩,脱离传统为政府公债和公司债造市的角色,也因此,债券市场的每日交易量下滑。 (注42) 贝莱德2014年时示警,指公司债的二级市场已然崩坏:

目前的低利率与低波动环境,加上量化宽松对信贷市场带来的正面效应,掩饰了崩坏的严重程度……等到市场环境不再那么友善,将会暴露根本上的结构以及崩坏,流动性很可能再降低,也可能出现断断续续的大幅价格恶化。 (注43)

如果太多投资人同时要把手上无流动性的投资变现,他们会体验到凯因斯所说的残酷事实:「对整个社会来说,没有所谓投资流动性这种事。」流动性风险时不时就浮上台面。2015年8月底,中国的货币出乎市场意料贬值,几百档ETF的交易价开始低于资产净值,很多还暂停交易。在接下来的12月,一家总部位在纽约的基金管理公司第三大道(Third Avenue),暂不接受赎回一档布局无流动性企业债务的基金。 (注44) 2018年夏天,一档由瑞士颇负盛誉的投资公司全球资产管理(Global Asset Management)负责的债券基金,发现某基金经理人拿客户的钱投资不透明且无流动性的资产,于是开除了该经理人。 (注45) 隔年,流动性问题冲击了欧洲一家名称极其不当的资产管理公司H 2O。投资人原本得到的承诺是每天都可赎回,但公司资金绑在「并无可观察参考资讯」价值且难以交易的资产上。 (注46) 《金融时报》指出,这个「爱上无流动性」的例子,彰显的是「在利率创新低时代里,疯狂追求较高报酬的潜在隐患」。 (注47)

如果说流动性代表能在不影响价格下交易证券,那么,波动性衡量的就是不同的交易之间的价格变化。流动性和波动性呈负相关:流动性丰沛时,波动性会下降,但当流动性枯竭时,波动性就会上扬。金融理论将波动性视为风险指标,市场里面的人则说这是不确定性的价格。波动性也称为「市场流动性价格」(price of market liquidity)。最多人用的波动性指标是VIX指数(VIX index),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选择权价格,来衡量美国股市的隐含波动性。

雷曼兄弟破产之后,这个「恐慌指标」(fear gauge)来到历史高点(只稍低于90,约是平均值的六倍)。危机之后的几年,市场波动性大降,VIX指数维持在低点的时间比过去长很多。联准会推了三轮量化宽松,每一次都让之后的市场波动性更低。 (注48) 这并不是刚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任理事凯文‧瓦许(Kevin Warsh)观察到,量化宽松「有用,是因为我们消除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 (注49) 创造VIX指标的以色列金融教授丹恩‧加莱(Dan Galai)指出,超低利率与超低市场波动性之间有关系:「市场有大量的流动性,就会压制波动性。」2017年9月时VIX指数来到新低点,加莱若有所思地说,「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利率这么低。波动性长期维持在低点是相对新鲜的事,但这很可能都是环环相扣,背后的理由都相同。」 (注50)

波动性一下滑,交易员就回头操作逢低买入股票的有利可图策略,他们相信联准会将替他们撑腰。波动性本身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新资产类别。交易员会卖出VIX期货、也就是「放空波动性」,只要市场仍旧稳定,这么做就可以让他们赚钱。 (注51) 卖空波动性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替其他从事息差交易的人买保险,让他们免于损失。这种息差交易的息差交易,获利最高。一档由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发起的放空波动性期货基金,代号就是XIV(VIX反过来),在2010年底到2018年初价值涨了十一倍。

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预估,约有5,000亿美元的资金以波动性目标为管理策略,并警告压低波动性的做法会鼓励投资人放大杠杆操作。 (注52) 包括瑞‧达利欧的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在内的避险基金汇聚了几千亿美元,执行所谓的「风险平价」(risk parity)策略,根据历史波动性将资金配置在债券、股票以及其他资产类别,杠杆操作波动性较低的资产。寿险公司卖出大量的保本变额年金(principal-protected variable annuity),承诺提供和股票连动的报酬,同时又保护保单持有人在股市崩溃时不致受伤 (注53) (保险公司则在股市涨时买股票、跌时卖出,以便为市场部位避险)。这些复杂的投资策略,和资产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有很多雷同之处,后者预设好的出售策略触动了1987年10月的美股大崩盘。 (注54)

2018年2月5日,VIX指数稍微涨了一点,迫使放空波动性的人必须回补部位。很多人争相买进波动性保障,进一步带高VIX,引发了要命的损失与清算循环。当天,VIX指数倍增,涨幅是有史以来最高。瑞士信贷的指数投资证券(Exchange-Traded Note)价值跌了97%,引发「清算事件」,投资人原本赚到的好得不像话的利润,全部都吐了出来。美股出现多年来的最大跌幅,市值蒸发约1兆美元,而……外面一般人生活的世界里,根本一切如常,什么事都没有。「波动性末日」(volmageddon)变成了「母体故障事件」(glitch in the Matrix) ② 。当天蒸发的财富都是虚拟财富,和真实世界并无对应。

面对寻求收益与债券市场泡沫、信贷增长、存续期、流动性和波动性风险,央行官员采取一种合理推诿的态度。他们的理论模型说,货币政策不该改变投资人的风险认知。实务上,这是很站不住脚的立场,因为联准会可以用其权力施展浑身解数,让投资人承担更高风险,柏南克主席就开玩笑说,量化宽松的用处是在实务上而非理论上,藉此避开左右为难的困境。

央行官员否认他们要对长期利率大跌负责。有一种长期停滞的论述很受货币政策决策者的欢迎,就是主张长期利率下跌,是因为人们对于「无风险」债券的需求大于供给。2008年之后的金融世界,显然因为人们太过小心而受伤。但匆匆瞥一下华尔街就会发现,事实是投资人对风险的容忍度太高了。由于预设投资级别债券会短缺,美国公债在危机后十年期间数量可是倍增;如果说政府公债供不应求,大部分的理由也是因为联准会(以及他国央行)买太多。

2014年,桑默斯指出,后危机期间的利率,和完全就业条件下的水准一致,但和达成金融稳定的水准不一致。 (注55) 老经验的市场观察家直指,疯狂追求收益与金融风险定价错误背后的理由就是超低利率。品浩太平洋的比尔‧葛洛斯写道:「从未见过投资人要用这么高的价格赚这么低的报酬。」 (注56) 「联准会的零利率与货币扩张政策,」詹姆斯‧格兰特评论道,「设计上就迫使投资人在风险─报酬组合更往外推;如果短期实质利率为正值,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格兰特说短期利率就像是「醉眼」,让投资人盲目看不见金融风险。 (注57) 阿提米斯资本公司(Artemis Capital)的克里斯多福‧柯尔(Christopher Cole)认为,货币政策决策者把投资报酬从未来拉到现在,在此同时把金融风险从现在推向未来。 (注58)

公平地说,某些央行官员也对于货币政策会如何影响投资人的行为表达了关切。在2013年2月一场重要演说上,曾经担任过一次联准会理事的哈佛经济学家杰若米‧史泰因(Jeremy Stein)就指出,货币环境变动会改变冒险行为。史泰因观察到,收购世界里四处都是低门槛贷款、实物给付债券和高涨的杠杆。「像我们目前面对的长期低利率,」史泰因说,「提供了诱因,让经纪人有动机延长存续期或承担更高的信用风险,或是采用额外的金融杠杆,以努力『寻求收益』。」他补充道,低利率刺激出新金融产品的发展,以便满足人们追逐投资收益的需求。 (注59) 史泰因说,法规都很好,只有货币政策「一直出现破口」。史泰因之后指出,联准会在策略上以小幅渐进或者说是以类似「婴儿学步」的方式升息,避免惊动市场,这会造成反作用。央行可被预测,鼓励了金融界操作更高的杠杆。联准会愈是担心华尔街,行动就愈有顾虑,利率也会掉得更低。 (注60)

2016年,达拉斯联邦准备银行警示不受规范的影子银行将卷土重来,波士顿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则指称美国商用不动产市场正在「被带高,部分原因是人们在联准会以及海外央行造成的低殖利率世界里急欲寻求报酬,而无关乎供需的基本面」。 (注61) 雷曼兄弟倒闭即将届满十年时,国际货币基金对杠杆贷款、恶化的信贷标准以及复杂债务证券化的报酬「发出警示」, (注62) 但没有任何实质作为来辅助这些警示。央行官员的传统想法仍认为利率政策应瞄准通膨目标,而保护金融体系的任务应留给法规监理单位。

全球金融风暴最后的结论,确实是订下了更多规范,2010年的《多德─法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订出的规则就多达几万页。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就说了:「与《多德─法兰克法案》相比,《葛拉斯─史帝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只能算是开场白(这是大萧条时代的代表性规范法案,全文仅三十七页)。」欧洲规划的新法规则估计有《多德─法兰克法案》的两倍。 (注63) 巴塞尔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制定的国际银行规范篇幅也大幅增加,1988年的巴塞尔协定I(Basel I)为三十页,到了2011年的巴塞尔协定III已经多达六百一十六页。詹姆斯‧格兰特语带讥讽地说:「央行印规则的速度,跟印钱差不多一样快。」

规范变多了,表示监理人员也要变多。曾经,英国央行总裁挑个眉就能把伦敦自治市管得服服贴贴。 (注64) 即便到了1970年代末期,这位驻守针线街(Threadneedle Street)的「老太太」时聘用的监理人员不到八十人,每一万一千位自治市金融从业人员才配到一个。2008年危机之后,英国金融监理人员对从业人员之比拉高到1比300。美国负责监理的人同样大增。美国大银行聘用了成千上万的法规遵循人员并耗费几百亿美元的成本,就为了跟上愈来愈繁复的金融管理制度。 (注65)

危机之后制定的规范,不太可能达成保护金融体系免遭厄运的预期目标。精明的金融从业人员都找得到规范中的漏洞。我们在第1章就看到,自巴比伦时代以来就有规范套利这种事。无论规范多全面或是聘用多少监理人员,有关单位绝对无法搜集到相关资讯以预见并掌控每一种想要规避法规的计谋。 (注66) 这也正是集中规划的核心问题。超低利率制度让监理的工作更加困难。克劳迪欧‧波瑞欧就说,货币政策与现在名称很夸大的「总体审慎」(macroprudential)规范,是背道而驰。当杠杆操作的价格下跌,借钱的金额就会增加,华尔街会比正常条件下更有诱因规避监理,以求得多一点报酬。 (注67)

这也就是说,超低利率与2008年后的其他货币创新,导致杠杆操作大增、出现债务导向的购并热潮以及数不清的息差交易(大部分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卖空波动性」)。寻求收益让承作标准崩坏,为少有规范的「影子银行」创造报酬。到处都有规范套利。瑞士用新规定限制银行的房贷规模,营建公司就插进来提供房贷。 (注68) 2017年,英国的金融监管主管针对英国银行的操作,认定了几个他称之为「纯规范套利」行为,但没有提到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强烈的诱因,诱使人们规避这些规定。 (注69)

安德鲁‧霍尔丹还发现另一个问题。他指出,金融规范可能并未降低系统的风险,只是影响了风险出没的地方。霍尔丹指出,事实上,有愈来愈多存款抽离有监管的银行体系,转向信贷市场。「风险就像能量一样,多半会保留起来而不会消散,会改变组成但不会改变总量,」霍尔丹说,「因此,金融体系有可能出现新式的系统风险……现在就在共同基金的资产负债表上生成。」 (注70)

这位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方向是对的,但他低估了问题。风险的总量不见得在所有条件下都维持不变。白芝浩很清楚,现代研究人员也确定,超低利率鼓励投资人多冒险。超低利率和央行大撒币的行动或许压低了市场的波动性,但就像明斯基说的「金融稳定性会造成动荡」,最近的次贷危机经验也确认了这一点。道德风险告诉我们,当保费订得太低,人会把房子盖在洪泛区。积极主义者主管的央行,每一次市场动荡时都会介入,并且把加利亚尼修士所说的「保险的价格」定为零,同样对华尔街的行为造成有害影响。

规范面的难题有解:升息,并且不要让货币政策过于宽松。遗憾的是,史泰因说货币政策「一直出现破口」这番明智建言,其他人却听而不闻。此外,史泰因2013年2月说这番话时,问题已经失控,疯狂寻求收益已经启动了百万桩息差交易,没有回头路了。货币政策主政者很担心一旦撤除他们的非比寻常措施,就会引出金融动荡。联准会从2015年末之后慢慢升息,「波动性末日」让世人看到启动晦涩复杂的息差交易可以造成多严重的破坏。低利率会引发更多风险,而始终都在的金融弱点,需要利率维持在低点才能守下去。

①编按:即美国的绰号与拟人化形象。 ↑

②译注:有一套理论认为人类目前所处的是由母体控制的虚拟世界,任何无法解释的事件都是因为母体发生故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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