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成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且不可持续。
──中国总理温家宝,2007年
经济要成功发展,需要有效率配置信贷。如果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体系且利率订在不当的水准,这就很糟糕了。1970年代初期,史丹佛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发明「金融抑制」一词,来描述将利率压在低于通膨水准造成的负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的人得利,储蓄的人付出代价。市场力量再也无法决定要贷放多少信贷,银行开始趋避风险,宁愿借钱给大企业和与国家有关的实体,存款人想要保护财富免遭通膨侵蚀,因此投资房地产或把钱挪到海外。简言之,金融抑制遏阻了经济发展,也弱化了金融体系。 (注1)
金融抑制可说是中国的发明。控制利率的传统,可以回溯到西元之始的汉朝, (注2) 唐朝设定私人放款者可收取的利息上限,但朝廷透过官方的「捉钱人」(money-catching clerk)以更高的利率把钱借出去。 (注3) 到了宋朝,行会被迫以低于市场水准的利率借给政府。蒙古皇朝用很优惠的利率借钱给维吾尔商人,后者「利用这些资金从事贷放以及各种业务,包括海外贸易」。中国一直要到19世纪末才发行第一批政府公债,但连到了此时都还有人在质疑天子到底要不要付利息。 (注4)
由于中国的商业不稳定且金融发展不成熟,买地是唯一的投资方法。 (注5) 有房地产担保的贷款利息最低。这样的态度从大学士张英在清初所写的《恒产琐言》可见一斑:
予阅世故多矣,典质贸易权子母,断无久而不弊之理,始虽乍获厚利,终必化为子虚,惟田产房屋,二者可持以久远。(Shu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注6)
虽然中国发明了纸钞,但多数中国货币历史都认为纸币会造成毁灭:「纸币一开始是解决铜钱短缺的聪明方案,但逐渐变成官僚怪物,尤其损害了最初带动成长的生产力道。」 (注7) 金融抑制变成一种政治抑制工具。 (注8) 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朗‧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著作中生动描写了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rcartney)使节团晋见乾隆,并评论道:「中国所知的资本主义就是放高利贷者剥削穷人,但连这唯一的认知也根本不是资本主义,恰恰相反:钱不是拿来投资,而是拿去花用。」 (注9)
1974年,邓小平领导一个官方代表团前往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出席一个特殊场合,当时,整个中国的外币几乎不够支应这场行程:能放进北京的银行里的外币总数仅3万8,000美元。 (注10)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只是中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但到了2010年,中国已经转型成金融超级强权,其央行坐拥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存底。中国几家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国家开发银行,是全世界资产规模最庞大的银行,两家公开上市的中国银行名列全世界前十大最有价值企业的排行榜。 (注11) 未清偿的银行贷款金额高过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 (注12)
邓小平于1970年代末期推动经济改革,迎来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期。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在所谓的中国奇迹中扮演要角(金融深化的定义是指,累积金融资产的速度快过非金融财富)。 (注13)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经济学家罗伯‧金恩(Robert King)与罗斯‧莱文(Ross Levine)发现,金融产业的扩张和后续的所得成长之间有很强烈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指出金融带动经济成长,而不是反过来。金恩和莱文写道:「金融发展程度相对高的国家,接下来十到三十年的经济成长多半会相对快。」 (注14)
中国的经济成长在1980年之后突飞猛进,支持了上述的结论。然而,等到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也在几个方面陷入严重失衡:出现资产价格泡沫与信贷热潮、储蓄过度与投资虚耗。麦金农指出,这些失衡都是金融抑制的副产品。麦金农在2012年过世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中国银行存款的实质负利率压抑了家庭所得。他补充,基准利率低于市场结清水准时,会创造出超额信贷需求。
麦金农认为,有优先权取得信贷的国有企业,排挤了民间企业。低利率带动投资,但一般的贷放品质都很糟糕,此外,存款流出银行进入了面貌模糊的影子银行系统。 (注15) 金融抑制让中国经济从消费改为偏向劣质投资,酝酿出资产价格泡沫。如果说金融深化创造了中国奇迹,那么,金融抑制很可能让一切变成泡影。
中国的金融抑制发酵的机制如下:资本控制把储蓄留在了国内。家庭除了把存款放在某家大型银行之外,没有太多选择。中国的「四大行」大股东都是国家,受到国家严密掌控。央行订出的存款利率低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率,通常还低于通膨率。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时,适用的是低于市场水准的利率。由于固定的存款利率更低,银行仍可稳赚丰厚利润。由政府控制的企业利用拿到的廉价信贷做投资,通常偏向于北京当局经济规划人士选定的产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是金融抑制的主要受益者,存钱的家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国家控制资金和利息,并且将便宜的信贷分配给讨喜的对象,这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但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直接复制亚洲各邻国的做法。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的是带动出口与大规模投资,这一套帮了此区域落后的经济体追上了西方的竞争对手。 (注16) 1960年代,朴正熙(Park Chung-hee)将军治理之下的南韩利用国有银行,以负值的实质利率为出口商和受偏爱的工业计划案提供融资。 (注17) 中国也套用了南韩的样板。
到了1990年代末期,金融抑制已经站稳脚步了。在这段十年期间开始时,中国人民银行用高利率把通膨挤出经济体系之外。人民币1994年初贬值,后来以价值明显低估的水准和美元挂钩。为了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伤及中国出口,中国人还在外汇市场出手干预,卖出人民币、买进美元。用这种方法买来的美元证券,变成了中国新增的外汇存底,中国也发现这样一来就间接把钱借给了美国消费者,让后者可以买进中国出口商品。中国大举买进美国证券,让美国的长期利率倍增压力。
加入了美元集团(Dollar Bloc),很符合北京政府的重商主义倾向。2001年12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此时也刚好碰上葛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压低利率以便维持和美元挂钩,金融抑制变成「政府为了维持低估汇率的政策后果」。 (注18) 出口与出口导向的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助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六年后,中国出口蒸蒸日上,年成长率高达让人讶异的30%。2007年,中国接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出口国。 (注19) 在预期人民币会升值之下,海外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维持低利率,有一部分理由是打算遏阻这些热钱流入。 (注20)
中国人民银行干预汇率创造出来的很多新资金,最后都成为中国各银行里的存款,让货币条件更宽松。 (注21) 与美元挂钩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愈发受到联准会的决策影响。一般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是利差比联邦基金利率高2.5个百分点。 (注22) 2002年1月,联准会把利率调降到1.5%,一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也调降基准利率。以实质利率来看,中国的短期利率仍为负值。 (注23)
图11 中国的金融抑制
图说:存款利率和名目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之差额,是衡量中国存款人受抑制程度的指标。资料来源:Global Financial Data.
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的经常帐剩余来到国内生产毛额的10%,中国一半的国民所得都存了起来。当存款在经济中占了一大部分,家庭消费的占比就减少了,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丢掉「铁饭碗」(指的是毛泽东的大锅饭福利政策)通常被指是中国存款过剩,与拥有广大贸易剩余的主因,但数据显示,1990年后家庭存款(在国内生产毛额中的占比)只有稍微提高,大部分的存款都来自富裕的菁英阶级。 (注24) 本段期间,劳工所得实际上落后于经济成长,家庭存款在所有存款中的占比也下降。 (注25)
金融抑制大致上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始作俑者。 (注26) 北京大学的教授麦可‧佩提斯(Michael Pettis)在2013年的《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The Great Rebalancing)中,计算了刻意压低存款利率为家庭储蓄者造成的成本,以及借钱的人得到的益处,他的结论是:「从家庭移转给国有企业、基础建设投资人以及其他受青睐机构的金额,每年约为国内生产毛额的3%到8%。」 (注27) 廉价信贷让中国企业可以多做投资: (注28) 「问题不是家庭的储蓄倾向(propensity to save)太高,」麦金农写道,「反而是企业存太多,多数都变成超额投资固定资产。」 (注29) 由于收到的出售土地价金与大型基础建设投资愈来愈多,政府的储蓄同样也攀高。 (注30)
波瑞欧提出一个与传统看法不同的另类观点来检视中国的储蓄。多数人都把储蓄当成「实质」现象,这也就是说,他们假设当个人自愿减少消耗所得时,存款就增加,波瑞欧说但真实世界不是这样运作。在真实世界里,银行凭空创造出信贷。存款和投资是一体的两面,因此,当银行贷款用在投资上,提报的存款也会自动提高。 (注31) 在中国,金融抑制刺激了信贷成长,新的信贷多数都拿去投资,回过头来,又推高了储蓄率。
2007年3月,总理温家宝观察到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且不可持续」。温家宝心里大约有数,很清楚国内的家庭消费水准低,但投资率在国内大量存款提供资金之下则相当高。温家宝总理看到的经济不协调,便是海耶克所说的,「当利率低于自然率」时会发生的事。温家宝总理以他一向「高贵但缺乏行动力」的情操,在之后几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 (注32) 但没有人启动任何重要的改革。由于各主管机关都不能接受经济走下坡,只能任凭不平衡恶化。据报一位北京政府的资深官员说:「多一点点不平衡……也好过严重的崩溃。」 (注33)
北京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在2008年11月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方案里的重要数字是要撒出4兆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毛额12.5%)资金,大部分都由银行提供。2009年间信贷扩张到超过国内生产毛额的30%。金融抑制程度更严重。雷曼兄弟倒闭后那个月,中国人民银行两度降息。 (注34) 到了2009年1月,中国的银行同业间拆款利率来到1%,自前一年夏天以来已经降了4个百分点。 (注35) 接下来五年间,实质基准利率平均低于1%,远远追不上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人民币继续宽松地与美元挂钩,海外资本继续大量流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印钱买美元。 (注36)
虽然中国的经常帐剩余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减少,但从2008年到2014年,其外汇存底总数来到超过4兆美元。2014年时,高达三分之一的外汇存底来自海外资本流入。 (注37) 并非所有流入的钱都来自西方。中国跨国企业透过海外子公司借入美元,换成人民币,把这些钱用来投资,或在正式的银行体系之外用更高的利率借出去。 (注38) 2014年时,海外银行对中国的请求权达1.7兆美元。 (注39)
由于廉价信贷近乎无限量供应,中国的不平衡愈来愈严重。《彭博社》的欧乐鹰(Tom Orlik)写道:
国营的巨型工业企业陷入债务深渊,拿钱建新的钢铁厂、开煤矿与盖水泥窑,让已经快速增长的产能过剩雪上加霜。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负债表上一片赤字,他们借钱兴建房子却卖不出去,变成了一座座鬼城。地方政府巧妙回避意在控制公共债务的法规,创造出不列在帐册上的暧昧难明借钱工具。 (注40)
中国金融抑制的表现在不稳定的泡沫、不协调的投资、不持久的债务与不平衡的影子银行系统,并容许不择手段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总理温家宝的家族成员)从无限的宽松资金流中得益。
「中国总是有泡沫。」2016年11月时,一位厌世的基金经理人对《华尔街日报》这么说。这没什么好争辩的。前几年,中国各地蹦出各式各样让人眼花撩乱的小型泡沫,从有壮阳功效的冬虫夏草到蒜头,从上等红酒到中国国内酿造的茅台,从精致的艺术品到精致的瓷器,还有,不管是铜还是铁砂,每一种工业用大宗商品也出现了泡沫。上海证券交易所冒出一系列的盛大泡沫,但让所有泡沫相形见绌的,是已经证明在逆境下相当抗跌的史诗级房地产泡沫,形塑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后变成所有其他泡沫的源头。
到了2007年10月,上海股市在十八个月内已经涨了四倍有余,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是中国国内生产毛额的两倍。货币政策推助了股票热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印了几十亿人民币然后卖了出去,以维持和美元挂钩。到了2005年7月,人民银行容许人民币升值,但透过调低利率(以实质利率来说仍为负值)抵销此举的影响。政府也容许银行大幅拓展信贷。 (注41) 差不多二十年前,日本央行也走同样的路,在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广场协议》后放宽货币条件。日本专家彼得‧塔斯克尔(Peter Tasker)点出这两段历史之间的相似之处: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中国的货币政策成为其出口机构集团的人质。利率远低于自然利率,以抑制人民币汇率。在此同时,金融自由化对着千百万并不精明的中国投资人打开大门;到最后,除了价值会不断流失的银行存款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别的选择。我们很难想像有比这更适合酝酿泡沫的环境。 (注42)
上海股市在2007年10月来到高点,几个月后,就跌了超过七成。但北京政府很快推出刺激方案,以解救坐困愁城的投机客。到了2009年夏天,上海综合指数从谷底算起已经涨了将近两倍。以美元计价的上海股票交易量,还高於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交易所加起来的总交易量。中国有七家公司名列全球前十大市值最高企业排行榜。
股票狂潮一直吹到2009年年底,但维持不久。2014年11月到2015年夏天之间,上海综合指数再度翻倍。北京当局再度出手助长动物本能,这一次是为了抵销房市的疲弱不振。中国人民银行调降基准利率,同时扩大自家的资产负债表。放宽对券商贷款设下的限制之后,保证金贷款成长达到超过1兆美元。 (注43) 科技类股的本益比超过两百倍,美国迅猛的网路泡沫相形之下显得小巫见大巫。 (注44) 中国核能电力公司6月初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超额申购一百三十七倍,申购金额上看2,730亿美元。首日交易当天,股价上涨44%。
这股投机热也很短命。到了2015年7月,上海综合指数跌了三分之一,大部分股票被宣告暂停交易。由于担心市场彻底崩盘,北京当局努力创造「正能量」环境。监理与检察机构警告人民不得对经济做出任何负面评论。中国人民银行调降利率与银行准备率,并把钱放出去以带动市场。由国营企业组成的「国家队」借了很多钱买股票。 (注45) 清华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学生被指示要「大喊口号:『振兴A股,经世济民;振兴A股,经世济民。』」 (注46)
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相比,股市的涨跌不过是花絮。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北京与其他一线城市房价大跌,主管机关强力行动,以扭转态势。银行收到放宽贷放标准的命令,并放出更多二胎贷款。买房子的人可以用基准利率打了折之后的成本借钱。在2009年内,借出的房贷多了五倍,房价涨了三分之二。 (注47) 《华尔街日报》报导,北京很多人抢着买地。中国一线城市(第一太平戴维斯指出,这些是全世界最热的房地产市场)的房价,涨了超过三分之二。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价值最高的房地产市场。 (注48) 到了这个时候,主管机关决定让房市降温。2010年初时调高利率与银行资本准备要求,也紧缩了房贷标准。银行收到指示,不再承作第三间房的贷款。 (注49) 有一阵子,这些措施眼看就要发挥作用了,但到了2011年底时,在中国国家统计局追踪的七十座城市中,几乎每个地方的房价都下跌,上海和北京的房屋交易量则触底,此时政策再度逆转。2012年夏天,中国又调降利率,根据《彭博社》说法,这是配合和欧洲主权债危机有关的「全球协调后全面性宽松行动」。
撑过几次下挫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赢得无敌的名号;避险基金大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说,这是营造出「超级泡沫」的一项关键条件。2015年股市崩盘,之后货币政策又更宽松。10月,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来到历史低点2%,接下来那一年,银行加速放款,房贷在新贷款中的占比更高了。 (注50) 上海某些地区以及邻近的苏州,空置的开发地点售价比邻近建筑物已经完工的土地更贵,这是一个「面粉价格高于面包」的例子。到了2016年,以全中国来看的房价为中国平均所得的八倍,与十年前美国房市高峰时的估值相比,差不多高了两倍。
中国房地产的估值并非完全不理性。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主张,以低借贷成本来说,密西西比公司的价值很合理,同样的道理也可套用到中国房市。1719年约翰‧罗的皇家银行利率订为2%,近三百年后,中国人民银行也将利率订在同一个水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2015年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北京和上海的租金殖利率不到2%,这和折现率很一致。 (注51) 但租金殖利率低于2%,代表要近乎七十年才能付清房价,这几乎和住宅土地租赁的时间相同;中国住宅的土地七十年后就要还给国家。中国房市被誉为「永远不会破的泡沫」, (注52) 但就像美国国家经济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说的,「预期的增值幅度只要有一点下跌,就足以让房价大跌。」
到了2016年年底,房地产的总价值来到43兆元,将近国内生产毛额的四倍,与日本房地产泡沫全盛时期的总价(相对于国内生产毛额之占比)打成平手。 (注53) 中国正如三十年前的日本,转型成一个「土地泡沫」型经济。2011年,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计算过去十年中国建造了160亿平方公尺的楼地板住房面积,相当于每十四天内从无到有盖出一座现代罗马城,而且一再一再重复。推出这套刺激方案十年后,全球百大最高建筑中有超过半数都在中国,超过四分之一的经济产出都直接、间接和房地产开发有关。 (注54)
中国这场令人赞叹的疯狂盖房子狂欢宴,表面上的理由是满足移入城市的人,但一群群的城市移民都在工地工作,根本买不起自己盖的房子,反而是投资客展现了相当高的新屋需求。2009年11月,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TV)的陈嘉韵就报导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也就是康巴什)的新开发案。 (注55) 这里已经开工五年,打算给百万人一个家,但是陈嘉韵来到鄂尔多斯时,发现此地一无所有,仅有「空荡荡的房子,崭新整洁,布满一条街又一条街」。据报导,这些新公寓都被富裕的蒙古煤矿业主买下来当作投资。一夜之间,鄂尔多斯市成为全球皆知的「鬼城」。
中国很多新建的房子出售时都只有空荡荡的水泥构造,称为「毛胚屋」(blank house),连基本的水电设施都没有。许多房子就在这种状况下空置多年。不入住的屋主为了省钱,不提供电梯,有时候造成很严重的悲剧。 (注56) 入夜之后,从幽暗的窗户就能看出哪些街区没人住。2010年有很多报导指称,约有六千五百万户接上电网的房子用电量为零。 (注57) 之后的预估值指出,城市里约有五分之一的房屋没人住。 (注58) 有人说,中国的空房已经多到可以让加拿大全国人民都住进去。 (注59)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压低了生产力的成长而且助长了贪污腐败, (注60) 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奇迹。北京一位退休资深官员就讲到这种情况:「房地产业过度繁荣不但绑架了地方政府,也绑架了金融机构,限制、甚至伤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膨胀了资产泡沫并累积了债务风险。」 (注61) 在中国,房地产是一种比其皇帝总书记更有权力的事物。2016年12月,习近平宣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投机的。」但在当时,接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家庭拥有一处甚至多数空置的房产。 (注62) 这个国家非常醉心于房地产,在北京政府对拥有超过一处房产以上的家庭祭出限制令之后,离婚率大增。 (注63)
北京政府的刺激方案中推出几千项「可立即动工」的专案,盖新的机场、桥梁、高速公路、地下道等等。这项充满雄心壮志的方案,包括要迅速扩建高速铁路网,据报这是自1950年代美国兴建州际高速公路以来最昂贵的公共建设专案。 (注64) 负责本项巨型专案的是铁道部长刘志军,他奉行毛泽东思想,认为「为了达成大跃进,必须牺牲一整代人」,这为他赢得了「刘跃进」的名号。花在高速铁道网专案上的资金达中国国内生产毛额的2%。
到了2010年,中国铁道部光是铁道债券就欠了超过1兆人民币。成本免不了超支,在此同时,又有传言指外包商使出所谓「偷梁换柱」的手法,改用廉价的材料。2011年7月23日,安全疑虑来到接受检验的关头,当时一列开往福州的子弹列车在温州城外撞上另一列,死了四十个人,伤者更不计其数,到了这时,刘志军已经因为「严重违纪」而遭到调查。这位部长用营造契约收取回扣,手握一笔行贿基金贿赂报社编辑,养着的情妇超过十八人(2013年7月,法院判处这位前任铁道主管死刑,后减刑为无期徒刑)。
扩建高速铁路网留下来的,是大规模浪费资源、堆积如山的负债、沉迷于花钱营造的经济和超大规模的公家贪污。非常明显,这便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故事。当借贷成本够低,就连最荒谬的投资案也会显得可行。在21世纪的中国,宽松货币有移山填海之功,或者,更精准来说,湖北省的十堰市政府就下令要铲平山头,挪出空间盖新的制造业厂房。「铲平山头,」地方政府官员宣称,「是解决十堰市开发困局的金钥匙。」 (注65)
基础建设支出通常都跟着经济发展:建桥梁、挖隧道和铺铁路的目的,是为了用建设来满足一些既存需求。但在中国,规划投资方案时用的是《梦幻成真》(Field of Dreams)的剧本 ① :「你盖了,自然有人来。」新的基础建设本来应该带动都市化并拉高生产力,但牛津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中国的基础建设非但称不上是经济成长的火车头,通常还会摧毁经济价值。」 (注66)
在当时各式各样高调的基础建设专案中,有北京南方要盖一座面积相当于百慕达的机场,以及连结香港与中国的全世界最长大桥。中国的官僚向来乐于授权从事让人惊艳的投资。全世界最长的水道大运河,便是在17世纪靠着奴役千百万民工建成。「中国有件事让人不解,」16世纪时一位来自葡萄牙多明尼加(Dominican)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写道,「全国各处无人居住的地方都有桥梁,这些桥梁不会比城市附近的盖得差,也不会比较便宜,反之,看起来造价都很高而且盖得很好。」 (注67) 在「停滞帝国」(Immobile Empire)中国,有些事永远不变。
投资资金不只花在基础建设专案。除了刺激方案之外,北京政府还为一套「战略性新兴产业」(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计划背书,鼓励投资新科技,包括生技和电动车。 (注68) 从航太到电讯,很多产业都展开了「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 (注69) 几项「超大型工程专案」快速进行,包括开发大型喷射客机。没那么光鲜亮丽的产业同样获得刺激方案的资金支持,包括机械、纺织、造船、造车、钢铁、非铁金属和物流。问题是,这些产业大部分的产能本来就已供过于求。 (注70)
中国钢铁的产能过剩到了恶名昭彰的地步。金融危机前,全世界的钢铁约有一半是中国制,在此同时,中国的钢铁厂产能利用率仅达三分之二。 (注71) 房地产与基础建设的热潮,带动了钢铁需求激增,但继续投资钢铁厂,只代表供给将持续大过需求。钢铁价格崩盘,跌到人说「钢铁比高丽菜更便宜」的程度。 (注72)
其他多项产业同样受到过度投资与超额供给的双重打击,包括水泥、平板玻璃、造纸、太阳能与风力发电等等。 (注73) 水泥业就像钢铁业一样,刺激方案把需求都推到了顶端。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传出一条常有人讲起的有趣资讯,宣称2008年后的三年内,中国消耗掉的水泥大约是美国20世纪用量的一倍半。如果以年度来算的话,大概是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要用掉将近2公吨。 (注74) 然而,中国的水泥业仍持续为超额产能所苦,并继续新增产能。
国营企业拿到最多廉价的银行信贷,还加上各式各样的其他补贴。 (注75) 他们取用低成本资本,对资本报酬造成负面冲击。2014年时,国营事业的获利仅有民间企业的一半。 (注76) 他们的获利能力随着资产基础扩张而下跌。 (注77)
一如欧洲,中国经济体里也充斥着由廉价信贷、国家补助以及延期还款喂养出来的僵尸企业。2016年1月,《人民日报》刊出一篇「权威人士」专访(据信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文中此人呼吁要减少工业的超额产能。 (注78) 总理李克强强化了这个讯息,他宣称:「面对产能绝对过剩的『僵尸企业』,我们必须无情地开铡。」 (注79) 中国发布了几项供给面的改革行动,两家亏损连连的国营钢铁厂宝钢和武汉钢铁,也整并在一起。 (注80) 但就在总理发表谈话几个月后,美国的钢铁厂抱怨中国的竞争对手仍靠着国家补助维持生机,并在美国倾销过剩钢铁。 (注81) 国际货币基金在中国十一个省找到约三千五百家僵尸国营企业。 (注82)
《人民日报》所说的「发展病」招致严重的社会与环境代价。 (注83) 中国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耗全球生产的一半钢铁、水泥、铜、铝、镍和煤。 (注84) 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2000年到2014年间,中国每年的碳排放量增加三倍。 (注85) 「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经济分析师亨利‧麦克斯(Henry Maxey)写道,「单纯透过滥用信贷系统就可以制造出没有生产力的基础建设热潮,看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没什么好讶异的……货币政策更助长了让问题加速恶化的各种活动。」 (注86)
中国资本错置的规模,是苏联全盛期以来仅见。苏联的中央规划人员也在金融抑制的条件下运作。匈牙利的经济学家雅诺斯‧科奈(János Kornai)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里就提出解释,说明共产苏俄及其附庸国家的货币条件如何导致经济失败:
市场协调在这些经济体里并不明显。如果实质利率长期为负值,就无法控制投资的配置,也会让决策者在比较现在与未来的营收和支出以便做出决策时,参考的都是不实资讯。 (注87)
1994年,保罗‧克鲁曼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亚洲奇迹之谜〉(Myth of Asia’s Miracle),他观察到「苏联(1950年代)经济快速成长的基础,完全是因为一件事:他们愿意存钱、愿意为了未来的生产牺牲目前的消费。」 (注88) 世界银行大赞「东亚经济奇迹」之时,克鲁曼指出多数亚洲经济体都跟尼基塔‧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治下的苏俄一样,需要不断投入投资才能成长。克鲁曼没讲的是,几个亚洲经济体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廉价的海外贷款作为投资资金。这篇文章刊出后没多久,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也适用克鲁曼的分析。麦可‧佩提斯就说了,中国推行的是「加强版的亚洲发展模式」。中国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毛额中的占比,远超过任何其他亚洲国家。当投资金额来到前所未有的水准,投资的效率(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 to output ratio〕)会呈螺旋式下滑。 (注89) 桥梁、高速火车与道路上的巨额花费好处都夸大了,实则并未带动太多生产力成长。中国困在「通往地狱的投资滚轮」上, (注90) 但要走下滚轮,就相当于「饮鸩止渴」。
北京政府2009年的刺激方案让信贷量大增,就像是在一个摇摇欲坠经济体的心脏上强力电击。信贷会让人上瘾,但过度使用之后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中国的经济成长后来几年减慢了,更需要加大剂量。在刺激方案之后,新的信贷催生出的国内生产毛额从100人民币减为30人民币,只有过去的三分之一 (注91) 。信贷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度不断降低,符合投资效率递减原则。多数投资都是靠债务融资,这是意料中的事。 (注92)
一个国家能承受多少负债,和其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富裕国家通常比贫穷国家更有能力背债。让中国不断成长的债务造成极大损害的原因,是该国经济相对未开发,平均所得远低于西方。信贷成长(相对于国内生产毛额)之迅速,也超过之前多数的信贷热潮(包括1980年代的日本),几乎相当于西班牙和爱尔兰在2008年前的状况。 (注93) 接下来是规模。在2015年之前的十年里,中国创造出全球约一半的信贷, (注94) 这场大型借贷派对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贷泡沫」。 (注95)
中国经济的每个面向因为债务大为膨胀,银行体系的债务成长到国内生产毛额的三倍。雷曼兄弟银行倒闭时,中国家庭的负债金额低于美国,然而由于政府大力宣传的经济「再调整」从来无踪影,消费者只好借助信贷来提升自己的购买力。2008年到2018年间,中国家庭的负债水准加倍(相对于所得),最后欠的钱比美国家庭在次贷危机一开始时还多。同期间,中国的企业借了15兆美元,约是全球新增企业债务中的一半。房地产公司借钱为新开发案融资,规模最大的开发商恒大集团,总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的3%。地方政府设计出各种复杂难明的融资工具,用借来的钱支应基础建设专案。到了2020年底,地方政府欠的钱增加到8.2兆美元,超过国内生产毛额的一半。 (注96)
国营企业的借贷成本虽然低于民间企业,但是连还利息都有问题。 (注97) 2012年后,中国的负债比总成本已经高过经济成长的幅度。 (注98) 一个经济成长速度低于利息成本的经济体,就陷入了「债务陷阱」。中国隐藏呆帐,避开了债务陷阱造成的立即后果。向来被称为「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的中国就像是一场空壳游戏骗局(shell game), ② 逾期放款从一家和国家有关的机构转到另一家。
本世纪之交,国营银行因为大量的逾期放款受到严重拖累,这场空壳游戏就开始了。呆帐并未被打消,而是以面值卖给国营资产管理公司,这些公司发行十年期的债券当作收购资金,回过头来,债券又由国营银行出面买走。实际上,银行就是把收不回来的短期债务换成收不回来的长期债务。当资产管理公司要赎回债券的那一天到来,贷款又会安安静静延展。要能隐藏呆帐或是让呆帐「常在」,条件是利率要低。中国2001年和2002年降息,部分理由就是要帮忙银行处理债务问题。接下来几年,银行放款利率仍远低于该国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存款利率也仍卡在低于3%以下的水准,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存款人间接救了银行体系。 (注99)
2008年后,新贷款掩盖了信贷系统里的破口;红色资本主义的信条之一是「只要银行还能继续放款,就没有偿债的问题」。 (注100) 然而,要隐藏出问题的贷款难度愈来愈高。2015年,一家工业工程公司保定天威集团成为中国国内第一家债券违约的国营企业。 (注101) 违约的细流继续流淌。中国呆帐的规模有多大,我们只能用猜的。银行分析师朱夏莲指出,到了2017年,银行贷款中的逾期放款上看四分之一,这个估计值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五倍。 (注102)
朱夏莲评论道:「就算损失不是出现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也一定会透过拖慢经济成长与通缩的形式呈现。」 (注103) 尔文‧费雪说过,债务累积太多之后,就会出现债务通缩。在此同时,工业的超额产能对生产者物价造成下压力,中国顺便将通缩输出到海外,比方说,把剩余的钢铁倾销到欧美市场时也带入了通缩。僵尸企业让通缩更添压力。虽然2008年后货币供给大增,但消费者物价没什么变化,到了2015年11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已经创下连续四十四个月下跌的纪录。 (注104)
假设中国的投资有生产力,就可以创造出偿债所需的现金。但以整个中国经济体来看,显然并非如此, (注105) 因此债务继续增加。北京政府的最高层官员很清楚这种情况将无以为继。2016年夏天,总书记习近平的顾问匿名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警告必须控制杠杆。「树不能长到天上,」这位「权威人士」表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 (注106)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明确指出北京政府的两难:「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再累积杠杆,」楼继伟说,「但我们也不能让经济失速。」 (注107) 这两种野心彼此并不相容,因此北京政府选择阻力最小的路。推出刺激方案十年后,中国的「债务长城」已经来到国内生产毛额的250%,自2008年以来成长了100个百分点。 (注108) 后面还有更多。
1984年,东南方浙江省的靠海城市温州成立了共产中国下的第一家私人钱庄。苍南县这家方兴钱庄为当地企业提供信贷,创办人姓方,过去是医院的行政人员。当时国营银行垄断放款业务,但每天仅开放几小时,而且仅把钱借给有政治人脉的人。银行审核放款耗时几个月,反之,方兴钱庄的业务随时开放。由于业务兴隆,放款的人是以小时为利息计价单位,名言是「时间就是利息」。 (注109)
1979年后,中国出现利息双轨制。国营银行承作的廉价贷款拨给国营企业,比较昂贵的信贷则由地下银行核发给民间企业。方兴钱庄成立几年后,温州出现了几十家竞争对手,当中有信贷联合会、信用合作社和当铺,最后一种是中国古代机构,可回溯至西元第一个一千年初期的六朝。温州的非正式贷款市场偶尔会被老鼠会式的阴谋诡计扰动,也要面临持续不断的国营银行骚扰,中国人民银行当然也不认可。1980年代末期,方兴钱庄和其他几家钱庄与信用合作社遭到「矫正」,也就是说,关门大吉了。
政府官员抱怨温州的高利贷剥削借款人,事实上,他们收取的高利有助于配置资本,确保资金流向能发挥最大效益的企业。为免被控牟取暴利,乡下的信用合作社收取所谓的「使用资本手续费」(这跟任何其他的利息定义一样适当),贷款以「由他人管理之资本」入帐。虽然有些部分遭人嫌,但这些地下银行为成千上万的温州当地企业提供融资,其中有很多都是大量生产手表、眼镜架、打火机和鞋子出口的厂商。中国各地重复上演同样的故事,那里有太多企业仰赖非正式的放款人创业。
方兴钱庄营运的年代,温州非官方信贷系统的主要业务是为企业提供营运资本,然而2008年后,大宗商品成本高涨加上出口减缓,压缩了当地制造业的利润,因此放款人转向为投机活动融资。从大蒜到海南岛的度假屋,据说温州商人就是种种泡沫背后的推手。他们放弃了传统制造业改投向投机,「以虚换实」。
房地产是投机的主要标的,资金则来自地下放款机构的贷款。 (注110) 刺激方案过后,温州的房地产价格翻倍,黄金地段的价格几乎和上海、北京同样昂贵。 (注111) 一处名称很豪气的大楼「香缇半岛」,上市价格是每平方公尺1万1,000美元,价格还高于曼哈顿的梅菲尔区(Mayfair)。 (注112) 温州展现了繁荣的每一面。街道上一整排都是豪车代理商;有一部温州迎娶车队的影片在网路上疯传,车队里都是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和蓝宝坚尼。 (注113)
然而,将近2011年中,温州市的非正式银行体系突然爆发问题。信贷紧缩的近因,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调高利率。 (注114) 当地工业园区开始发生贷款违约之后,恐慌随之升起。 (注115) 几个月前,中国最大的眼镜架制造商人间蒸发,留下大笔债务由私人放款商承担。当铺、信贷公司与高利贷纷纷要求提早还款,并调高贷款利率。愈来愈多商人离开。温州商人急着抛售用地下贷款买来的房地产。随着房地产价格下跌,要求提早还款的债权人就更多了。一位房地产销售经理人回忆起来,说这是「一场踩踏,就像动物遭遇森林大火时急于保命一样」。 (注116) 温州的信用担保业务网络就像骨牌一样倒塌。工厂关门大吉,门外有警察驻守,对付没领到薪水的示威工人。
温州的信贷紧缩在中国与海外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总理温家宝访查该市,还带了财政部长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同行。他的任务是要「悬崖勒马」。银行收到命令,放出贷款并放松信贷条件,当地农民甚至可以用猪当贷款担保品。 (注117) 全国的货币条件都放宽了,顺利将信用紧缩问题限缩在浙江省内。
到了这个时候,有一种新型态的借贷取代了温州的地下银行,也在正式银行体系之外有了一席之地。麦金农说过,金融抑制会让存款人有动机把存款从银行里拿出来,到别的地方寻找更高的报酬。本世纪之交美国的情况便是如此,当时葛林斯潘将联邦准备利率调降到1%,结构性金融产品销量也大增。美国的「影子银行」在次贷危机时大举倒闭。影子银行在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之后并未消失,反而在中国找到了新家。
中国版的影子银行由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组成,最受欢迎的是财富管理产品,这是一种由银行销售的信贷工具,通常支付比银行存款利率高2%的利率,一般认为(有可能是错的)发行机构会提供担保。信托类的产品风险高一点,通常都会和房地产开发绑在一起,但支付的收益也高一点。缺现金的企业会销售应收负债。国营企业用低廉的成本向国营银行借钱,为民间企业提供可靠的贷款。线上贷放则有巨型网路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独霸。
到了2016年,财富管理产品已经成长到23.5兆人民币,高于三分之一的中国国民所得。预估影子银行的整体规模大约是这个的两倍。 (注118) 就连应收债务这种相对暧昧不明的市场,规模都高过美国次贷市场最高峰时。 (注119) 索罗斯发现,中国的影子银行和蒙羞的美国版本之间「极为相似」, (注120) 两者都是因为在低利率时代寻求收益而出现;两者都很暧昧难懂;两者都涉及银行核拨与销售有问题的贷款;两者都仰赖信贷市场要维持开放与流动性;两者都暴露在房地产泡沫之下。 (注121)
中国人民银行之前透过对银行存、放款利率的掌控权来控制利率,等到影子金融的世界壮大,这项工具就失效了。有大量财富管理产品的银行,需要由其他银行提供短期贷款,才能支应为了延长到期日所需要的愈来愈高金额。2013年6月底,中国的银行同业间拆借市场突然卡住了:隔夜拆借利率飙涨到接近30%,上海股市跌幅超过5%,据传北京的自动提款机停止吐钞。中国人民银行想要给银行一个教训,一开始拒绝帮银行的忙,但后来软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如今转向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波动性, (注122) 把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压到2%。
影子金融很快被纳入中国红色资本主义的空壳游戏。温州危机之后过不了多久,一家小型的商业银行华夏银行发行的财富管理产品即将违约,一家看起来和这种受创信贷产品无明显关系的信用担保公司被找来保护投资人。 (注123) 隔年,另一家国营资产管理公司吸收了即将破产的财产信托公司。 (注124) 2015年,陕西省一家煤矿公司发行一种名称很有命定意味的财富管理产品「诚至金开一号」违约,违约金额5亿人民币,当然,最后又出现了第三方机构接手这家公司的债务,并免了未清偿的利息。 (注125) 北京在信贷体系之下架了一张安全网,短期买到了稳定性,但这种稳定的成本很高。一般假设,大规模借款的机构永远都会得救,某些类别的债权人(包括持有财富管理商品的人)永远都会受到保障,结果是,中国的利率并没有反映出信贷风险。 (注126)
明斯基发明了「庞氏金融」(Ponzi finance)来讲借钱的人无法靠当期的收益还债,要靠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才能保有偿债能力。北京刺激方案即将届满十周年时,将离职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出警示,说中国的信贷体系中有「隐藏、复杂、突发、感染与危机」风险。 (注127) 这位人民银行行长指出,网路企业经营庞氏贷款骗局 (注128) (几个月前,一场点对点网路贷放骗局爆开,导致大批民众在北京的金融区示威 (注129) )。他也示警僵尸企业、风险模型失当、投机泡沫与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这位中国位阶最高的银行家担心会发生中国版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 ③ (注130)
过没多久,中国政府收紧对内蒙古包头地区贷放供应商包商银行的控制。包商银行对其他银行发行可转让定期存单,快速壮大,据报该行有控制权的股东滥用资金。周小川主管的中国人民银行,到头来成为不知情的帮凶。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波动性,之后包商银行借入的资金便大增。 (注131) 明斯基应该不会觉得意外:他说,在金融资本主义世界里,「稳定就是动荡」。
中国主管机关之所以能防止信贷问题加剧,主要原因是资本控制把存款困在中国境内。然而从逻辑上来说,金融抑制会将存款逼离国内,前往海外寻求更高报酬。只要美国联准会继续将利率压在接近零值并继续印钱,中国资本帐的压力就有限,然而,一旦联准会像雷曼危机之后的五年那样转向紧缩货币政策,资金就会大举流出中国。
人民要避开资本控制方法百百种。在澳门,赌场提供「洗钱服务」,收人民币付港币。很多走私资金的人请中国的企业开立假的进口证明。 (注132) 观光旅游为富裕的中国人提供另一种资本逃逸管道,他们会请朋友把钱带出中国,这称为「化整为零」(smurfing)。2015年,主管机关宣布要压制资本流出,警方逮捕了成千上万的资金走私者。 (注133) 银行也被告知要紧密掌控外汇交易。在中国营运的跨国企业,获利很难汇回母国。带着美元前往海外的商务人士也碰到麻烦。 (注134)
中国企业在海外从事购并,是另一种把资本流出中国的管道。2014年10月,中国的保险公司安邦保险拿出将近20亿美元要买纽约的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 Astoria),创下纽约饭店的销售纪录,让人想起约三十年前日本在海外大肆收购的盛宴。安邦集团比较像影子银行而不是传统的保险公司,该公司最畅销的产品是「安邦长寿稳赢一号」,支付慷慨的收益,并容许投资人几年后变现。安邦利用销售这种产品赚来的钱收购海外饭店、退休之家、保险公司和其他企业。
如今北京政府要压制其海外购并活动。安邦保险在影子银行界扮演重要角色,也是连续收购海外企业的公司,非常适合拿来祭旗。安邦被命令处分其海外投资。安邦的董事长吴小晖娶了邓小平的外孙女,是人脉很广的生意人,因为「经济罪行」遭到逮捕(之后被判十八年有期徒刑),公司资产遭到没入。不管是国界还是外国的法治,都无碍北京当局想要阻止资本逃逸的企图。2017年1月,一位加拿大籍的中国企业大亨肖建华被控洗钱,在香港四季饭店套房内遭便衣警察带走,迅速被带回中国之后下狱。 (注135) 这些权倾一时的商业人士被称为「大鳄」,如今已成濒临灭绝的物种。
北京当局或可把国际法视为无物,但要把经济法则视为无物,能维持多久?约翰‧罗于1720年时发现,一个国家不可能一边在外汇市场上固定货币的价格,一边又快速扩大货币供给。相对于其经济规模与全球的总货币供给来说,中国货币供给自2008年以来已经成长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坐拥几兆美元的外汇存底给了中国一种安全的假象,因为当中有很大部分都绑在没有流动性的投资上。还有,中国银行里的现金存款远超过外汇存底。然而,只要有一小部分存款流出去,中国就会碰上杀伤力大的货币危机了。
和麦金农合作发展出金融抑制理论的史丹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萧(Edward Shaw),把重点带到政治面向上。萧认为,控制利率扩大了政府官员的权力,他们可以把廉价的信贷供给讨喜的对象。这会助长用人唯亲与不平等。他补充,大力捍卫自身货币权力的官员抗拒金融自由化的需求。 (注136) 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研究,当政府干预市场,价格远离均衡水准,就会出现租值(rent)。 (注137) 中国的金融抑制制造出大量的租值,也养出了用人唯亲资本主义。
马克思是很敏锐的金融作家,他观察到:「毫无节制的诈骗通常都与低利率有关。」 (注138)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发明了一个词:「侵吞金」(the bezzle),来指称经济体中会随着景气循环而变动的「未被揭露遭侵吞的资本存量」。 (注139) 中国的「侵吞金」和利率呈反向相关:利率愈低,侵吞金就愈高。 (注140) 贪污舞弊都集中在从宽松货币政策中受益最大的产业:房地产、矿业与营造业。选择投资项目时,考量的是可以从中榨得多少租值。 (注141) 负责分配信贷的官员拨付未经授权的贷款并暗中拿走利息。 (注142) 用现金、土地、房产和股份支付的汇款,以及赠礼和奢华的娱乐招待,维系了贪腐舞弊的网络。官员在澳门赌场贵宾厅一边洗贿款,一边过足纸牌瘾。 (注143) 公部门非法交易的价格(这是租值资本化)飙涨。 (注144) 共产党人纸上财富大增的同时,也滋养了资产经济并打击了政治异己。 (注145)
在西方,金融抑制导致了竞争上的不公平,偏袒了有钱有人脉的人。可以取得廉价信贷以及掌控实质与金融资产的人,享受着天上掉下来的大笔财富。为这场财富大转移提供资金的,是存款赚不到公平报酬的一般家庭以及被迫用高利率借钱的小企业。1980年代初期以降,几亿中国劳工所得不断提高,有助拉近全球贫富不均,但这段期间,中国也从全球最大的平等主义国家变成最不平等的国家。2008年后,中国所得的吉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飙增至0.49,这代表极不平等,与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相比,增加两倍以上。 (注146)
实际的贫富不均问题比官方数据所指更加严重。 (注147) 2010年瑞士信贷一份报告宣称,「非法或半合法」所得在中国国内生产毛额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注148) 这类灰色所得很多都是共产党人从租值当中取得的收入。薄熙来是红二代,后来成为重庆市委书记,他的案例极具启发性。薄熙来身为蜿蜒山城重庆的主管,展现了大力肃贪的形象,但自2012年跌落神坛之后,才发现他的家族坐拥几亿美元。温家宝家族的财富则预估有27亿美元。 (注149)
中国人口中最富裕的1%控制了该国三分之一的财富,最贫穷的四分之一只拥有1%。 (注150) 贫富差距拉大,有一大部分都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北京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家庭财富有70%都是房地产。中国身家上看10亿美元的富翁当中,四分之一都是房地产大亨。 (注151) 中国首富是许家印,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董事长,2018年时财富预估有400亿美元。许多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党政高官的后代。 (注152) 地方政府官员把村民从自家的土地上赶走,再把土地交给开发商,这些人的作为相当于是「扩大贫富不均的引擎」。 (注153)
金融抑制让中国的经济自由化走了回头路。在中国历史中,这个国家的进步有一种间断的特色,充满了「跳跃与回弹、倒退与滑回」。 (注154) 一般来说,当政府相对弱势且资金充足时,国家会进步。12世纪宋朝相对自由放任,那时中国的所得可能还高于20世纪中叶共产党掌权之时。等到国家展现出更权威的特色,经济产出就会停滞或下跌。中国官员渴望完全掌控货币,助长了帝国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发展「严重分歧」。
近年来,中国又退回了威权主义,全能领袖习近平展现了帝王权力。电子监控版的欧威尔系统追踪人民的一举一动,几百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在集中营里,民营企业必须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公司的利益之前。「中国2025」经济发展计划的目标,是要让中国在从人工智慧到机器人等几个新科技领域享有优势地位。中国奖惩人民行为的社会信用体系,会补充传统的信用系统。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位人民币,将辅助(甚至替代)传统货币。2010年代有一句流行语最能总结这些发展:「官进民退」。 (注155)
金融抑制在这个倒退的时刻扮演了一定的角色。2008年、2009年间刺激方案带动的信贷狂欢宴,强化了北京政府左右经济发展的力道。官进的同时,生产力的成长就下降了。由于利率并未反映出资本报酬或信贷风险,中国经济会遭到资本配置错误与过度负债的双重打击。在低成本信贷推动下的房地产发展,带动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虚幻成长」。到了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跌到了2007年的一半。
2013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预告了将大幅改革银行业实务。银行存款利率的天花板提高了,银行也可以设定自己的放款利率。家庭放在银行里的存款多赚了一点,但利率仍远低于国内生产毛额名目成长率。中国人民银行现在转向管理银行同业间拆借市场的波动性。 (注156) 中国人民银行仍无独立性,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提报到国务院。
要容许利率由市场决定,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国家控制的银行被迫要竞争存款,他们的获利能力就会下降,藏匿呆帐也会愈加困难。如果无法得到有补助的信贷,国营事业将会愈来愈赚不到钱。僵尸企业将会倒下。经济规划人员将不再能把廉价的资本导向受偏爱的产业。在外汇市场控制货币的成本,将高到让人却步。北京政府再也不能操纵房地产或微调其他市场。 (注157)
中国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权力,已经历过多数商业价格与许多商业活动的自由化,但共产党人从未放开最重要的价格,决定利率水准的是国家,而非市场。中国金融抑制遗留下来的产物,就像习近平2017年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说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回过头来,这又让习近平有充分理由更推进国家的角色。 (注158)
①编按:《梦幻成真》是一部1989年的美国电影,主角总是会听见神秘的声音告诉他:「你盖了,自然有人来。」而后便用自己的玉米田建了一座棒球场。 ↑
②译注:古老的版本使用几个核桃壳,其中一个壳下有标的物,猜中者就赢,多半涉及赌注。这是一种街头诈术的原型。 ↑
③译注:指资产泡沫后价格一夕崩跌的时刻。 ↑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