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验得出的事实是,当货币利率为20%,资本通常会流出,或者换句话来说同样的事,资本会浪费在愚蠢的投机活动上,无法创造出适当的报酬。
──沃尔特‧白芝浩,1848年
如果已经尝试过的老派安全投资已经无法再像过去创造相同的报酬,我们要不然就接受如今的回报,要不然就是尝试没做过的投资。我们要不就变得比较贫穷,要不就比较不安全,要不就比较没这么有钱,要不就比较没这么安稳。
──沃尔特‧白芝浩,1856年
18世纪初之后,英国的商业出现了规律波动的模式。一开始,诸如爆发战争或农作歉收等随机事件会引发周期性的下跌,但长期下来,货币因素会发挥主导力量,这就有点像是我们现代的信贷循环:信贷很丰沛时,利率很低、利润很高,商人愈来愈大胆,银行家也愈来愈轻率。
低利率期间带动了资本密集产业。1750年代,英国将各式政府债务(包括以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名义发行的债券)转换或「整合」成单一的永久性债券,可在政府选择之下赎回。新发行的永久债券名为统一公债(Consol),在此之后,统一公债的殖利率与实质产出之间出现了负面的相关性。 (注1) 1760年代中期,房贷利率降到以当时来说极低的3.5%,出现了一波房市热潮。日记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观察到「到处都在疯狂地大兴土木」,伴随着「多到让人尴尬的财富」。「这种疯狂、或者至少是快速的大兴土木,」一位报社记者报导,「目前可说是如火如荼,买来的砖都还没放冷到可以使用的状态,就已经拿来砌墙;几天前,有一部车在老街黄金巷(Golden Lane)起火,连车顶都载了砖。」 (注2)
跟21世纪如出一辙的是,信贷循环初期对于银行业的意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逆转很敏感。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荷兰是伦敦的金融区,也是伦敦自治市最重要的海外债权人,自治市遭逢的第一次恐慌,或者说「突然的重挫」,就发生在1621年荷兰商人抽走资本之后。 (注3) 苏格兰一家由狡狯金融家亚历山大‧佛戴斯(Alexander Fordyce)掌管的厄尔银行(Ayr Bank)倒闭之后,1760年代的房市热潮也在1772年6月时结束。致使厄尔银行倒闭的原因,是一家阿姆斯特丹大型企业克里佛父子公司(Clifford & Sons),它引发了国际银行业的恐慌,从而让伦敦自治市原本已经紧缩的信贷更雪上加霜。
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银行家欧福斯通勋爵(Lord Overstone)描写了信贷周期循环之后的各个阶段;1837年时,他说「贸易状态」的特征是:
会因为时不时重演的各种条件而受到影响;贸易状态会以既有的周期循环演变。一开始我们会看到的是平静无波的状态──接着是状况会愈来愈好──信心更增强─带来繁荣富裕──人民欣喜亢奋──过度交易──出现让人惊厥的意外──引发压力──停滞不前──出现困境──结束,然后又从平静无波开始。 (注4)
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少有谁比和欧福斯通同一时代的沃尔特‧白芝浩更理解贸易循环。这位知名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总编,血管里流就是银行业的血。据说白芝浩是在一家银行楼上出生的,然而事实是,他的妈妈在萨默塞郡(Somerset)市集小镇朗波特(Langport)里的史杜基银行(Stuckey’s Bank)隔壁生下了他。白芝浩太太是史杜基家族的人,她的丈夫也在银行任职。完成大学学业后,年轻的白芝浩也进入史杜基银行,管理布里斯托(Bristol)分行,后来更接下他父亲的职务,成为银行副董事长。虽然白芝浩在1860年之后,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花在编辑《经济学人》,但在他于1877年3月过世之前,一直都和家族银行有往来。
欧福斯通描述了信贷循环的阶段,白芝浩则检视造成贸易循环的成因。他说,会有循环,是因为不同时候为贸易供给面提供的可贷资本数量不同。 (注5) 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可贷资本数量改变,比方说发现金矿、超额发行银行纸币或是贸易扩张,这其中也包含了心理层面的因素。白芝浩写道:「信贷,关乎一个人有多相信另一个人,这会有很大的差异。」 (注6) 利率是衡量信任的指标,在周期循环中有起有落,太过信任他人是很危险的。白芝浩描述一种在信贷循环最鼎盛时会出现的轻率金融行为:
价格高涨的好时机,几乎都会出现诈骗。人在最开心时最容易受骗;当人可以赚到很多钱时,当真的有人赚到这么多钱时,当多数人觉得自己正在赚大钱时,那就是巧妙谎言大行其道的好机会。 (注7)
随着循环进入后期各阶段,英国央行会被迫提高利率。白芝浩说,重点是,央行要迅速行动,必须防患于未然,及早消除不良贷放。 (注8) 「最好的方法、同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本国或是其他国家紧缩整体信贷货币,以提高利率。」如果央行未即时行动,就一定会发生危机。恐慌期间,信任荡然无存,利率一飞冲天。但在经历长期的高利率之后,「企业会自制,物价会下滑(亦即出现通缩),汇率会修正,贸易余额也会跟着调整。」 (注9) 恐慌过去之后,资本闲置,累积出了存款,可贷资本的供给量超过需求量,又让利率来到低点。
白芝浩生于1826年2月3日,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伦敦自治市才因为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银行业恐慌,而产生大震荡。危机的前因,是有人投机炒作刚独立的南美国家新发行的债券,以金矿以及其他各式各样投机事业之名发行。这场投机热的货币面背景条件,是利率不断下滑。1825年之前,有大量黄金从海外流入自治市,当时的银行家汤玛斯‧乔普林(Thomas Joplin)认为:「(黄金流入)压低了利率,带动了公开发行以及其他证券的价格,让银行家、债券经纪人以及其他人可以用更长期、而且条件比平常更有利的贷款买进商用资产。」 (注10)
长期利率下滑,统一公债的价格就攀升。财政部长威廉‧罗宾森(William Robinson)利用了下滑的殖利率,把未清偿的政府公债转换成殖利率更低的新债券。 (注11) 罗宾森在1822年、1824年和1825年转换政府债务造成的效果,和一个多世纪前罗处理法国靠收租金过日子的「收息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注12) 英国央行改变借贷做法,脱离惯常的折算短期票据业务,进一步放宽货币条件。从1823年开始,有「老太太」(Old Lady)之称的英国央行开始接受以房贷、甚至自家债券为抵押来做贷款。
到了1825年初,统一公债的殖利率触及3%,相较之下,前几年都还维持在5%。苏格兰的银行贷款利率低至2.5%时,客户纷纷提走存款,改为投资合股公司或是直接投资不安全的建商。全国各地新银行如雨后春笋冒出头。当时的首相利物浦爵士(Lord Liverpool)喟叹:「随便什么小贸易商、杂货店家或是起司商,不管资产多么贫乏,都有可能在某个地方开一家银行。」 (注13) 这些乡村银行发行的银行纸钞淹没了英国。「不断有人搧风点火,」银行家兼国会议员亚历山大‧霸菱(Alexander Baring)缓缓说道,「助长了这股虚假的余裕。」 (注14)
投资人少了过去从安全的投资可赚得的惯有收益,纷纷涌向海外证券。拉丁美洲各个新共和国发行了很多高收益的债券,包括巴西、秘鲁、智利、墨西哥、瓜地马拉、哥伦比亚、阿根廷和「帕亚斯王国」(Kingdom of Poyais),最后这个地方是位在达瑞安半岛(Darien peninsula)的沼泽地,苏格兰探险家葛瑞格‧麦葛瑞格(Gregor MacGregor)主张为其所有,自封「酋长」(Cacique)或帕亚斯亲王。有几档拉丁美洲高收益债在巴黎发行,以避开英国不合时宜的反高利贷法,这是早期的境外「法规套利」。 (注15)
在自治市里,即便是第一流的公司也在寻找更高的收益。1825年12月爆发的危机,触发点是一家声誉卓著的银行波尔桑顿银行(Pole,Thornton & Company)倒闭。 (注16) 「这家银行的信用下滑,」《泰晤士报》(The Times)原文评述,「大致上要归因于合伙人在低利率期间非常焦虑,为了善用资本赚得利润,他们被导向将资本配置到要等很久才能实现获利的证券,或者是投入品质比较差的信贷。」 (注17) 政治经济学家罗伯‧托伦斯(Robert Torrens)的判断是:「引发危机的是过度投机,引发过度投机的是利润低和利率低,至于利润低和利率低,引发这些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托伦斯没有答案。
1824年秋天,英国央行在储备金开始大量减少时,紧缩利率,日后因为后知后觉备受批评。1825年12月,一股看不见的恐怖攫获了自治市,所有信贷都干涸了。英国央行本身也差一点倒闭,还好从法国借来黄金,并在金库里找到大批未发行的银行纸钞。最后,央行老太太挺身而出,拯救了自治市里经营困难的公司:「我们用所有可能的方法贷款,尝试我们从来没用过的模式……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做的都只是刚好而已,不能说慷慨过了头。」英国央行理事会的成员杰瑞迈亚‧哈曼(Jeremiah Harman)日后这么说。 (注18)
英国央行出手终结了恐慌,但是英国的贸易仍严重受挫。当时还年轻的沃尔特‧白芝浩自然不知道这些戏剧性的情节,但是这些主题是他日后撰写金融专题时的主要内容:海外借贷的风险、英国央行在恐慌期间成为最终放款人的责任,还有,最重要的是,低利率导致人们在金融上轻率行事,1825年的危机时这些事都发生了。由于严重冲击金融,这次事件对英国的商业阶层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尤其是像白芝浩这样的银行业家族,就像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经验影响了后世的美国人一样。
沃尔特‧白芝浩从他舅舅、也就是史杜基银行总裁文森‧史杜基(Vincent Stuckey)身上学到银行业抱持保守主义的价值。文森曾自夸史杜基银行的纸币比英国央行的还安全,带领银行毫发无伤顺利安度1825年的风暴。文森极为保守,甚至禁止员工的短髭或胡须留到超过下巴,年轻的沃尔特‧白芝浩有着一张圆脸,并留着翘翘的连鬓须,显然不用遵守舅舅的规定,但他对于银行业的看法倒是和舅舅非常接近。「做银行业这一行要小心翼翼,但是并不费力。」白芝浩如此主张。谨慎是他的口头禅。这位银行家时时都在注意,看看有没有金融界常有的看不到的危机或是愚蠢行为。他的《经济学人》专栏里常常讲到一些愚行,白芝浩写作时运用了轻松愉快的箴言和聪明巧妙的悖论辩证,也因此成为最常有人引用的作家之一。
身为银行家兼金融作家的白芝浩观察到,金融上的轻率行事并非随机出现,反之,多半都发生在货币宽松与利率水准低的时候。他用其他人难以仿效的风格来表达他的洞见:「约翰牛可以忍受很多事,但是受不了2%。」 (注19) 利率极低时,投资人因应损失收益的方法是承担更高的风险。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他们会涉入「追逐殖利率」(yield-chasing)。白芝浩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约翰牛」一词(用来泛指一般的英国人),是在1852年7月31日他为《询问报》(Inquirer)撰写的一篇文章里:
有人说:「约翰牛可以忍受很多事,但是受不了2%……」这里就有道德责任的问题了。人民不接受2%的利率,他们受不了损失收益。他们为了避开这种讨厌的事,改为拿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去投资根本不可行的标的:直通堪察加半岛(Kamchatka)的运河、通往沃特切(Watchet)1 ① 的铁道、为死海注入生命力的计划、成立一家公司把(溜冰用的)冰运到热带。一、两百年前,荷兰的大人物放眼全世界都算了不起,他们发明了一种最独创的职业;他们投机炒作不可能存在的郁金香。 (注20)
白芝浩主张2%的利率代表了踏入金融愚行的转折点,这是借用约翰‧富勒顿(John Fullarton)的概念,后者曾经是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医师,后来转行成为银行家。 (注21) 富勒顿1844年写了《论货币之规范》(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他观察到利率低时万事万物本来的价值特性都被套上了夸大的成分,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投机的标的。 (注22) 富勒顿写道,长期的宽松货币,会招来「投机与冒险的狂野精灵」。富勒顿提到,利率长期走跌之后会发生金融热:「泡沫年(指1720年南海泡沫)之后,我在想,有没有任何之前没看到现行利率明显下跌、但资本家就大举或同时展开投机行动的例子。」 (注23)
白芝浩凭直觉就理解人们习惯投资要赚得一定的报酬,一旦无法得到惯有的收益,投资人就倾向冒更大的风险:「事实是,存款人如果无法从他们惯常从事的投资得到适当的报酬,就会投入承诺华而不实的投资项目。」 (注24) 他在1856年8月的《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中针对这个主题做阐述:
当资金变得廉价,经验告诉我们,可预见会有人乱花。我们可以明察秋毫指出,约翰牛能忍受很多事,但受不了2%。不同的年代会有不同的狂热,但当大家都用过的寻常投资方式,只能创造出很低的利润,就会有人改变路线转向新颖且无人做过的投资,当中有一些并无利可图,还有一些甚至很古怪。警示只能在热潮刚开始时发挥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用处,一旦壮大到某个地步,忠告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会看到每个人都在投机;人们会觉得如果大家都这么做,那想必是明智合理之举。笨人一号紧跟着笨人二号。 (注25)
白芝浩本人从未把约翰‧罗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和他于1719年引入法国的2%利率连在一起,但是,如果想一想他提到的投机景象,泡沫与宽松货币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明显。举例来说,白芝浩指出,大人物于1630年代中期开始在荷兰共和国投机炒作「不可能存在的郁金香」时「资金很丰沛」,他是对的。在这之前的十年,由于外国人发现使用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Bank of Amsterdam)发行的纸币来做交易最方便,因此这段期间有很多资本流入荷兰。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1633年到1638年之间膨胀了近三分之二。
17世纪初荷兰的利率约为8%,到了中期跌到约一半。 (注26) 西德尼‧荷马和理察‧西拉说,在这个时代看到了现代的「宽松货币」。 (注27) 说到底,寻求收益(search for yield)的举动就和资本主义一样古老。17世纪稍晚,约瑟夫‧德拉维加(Joseph de la Vega)写下了《混乱中的混乱》(Confusion de Confusiones)一书,这是最早期报导股市活动的作品,他在书中写道:
一天又一天……固定利率的投资收益愈来愈低,因为愈来愈难找到管道投资资本。一般贷款的利率仅约为……2.5%。因此,就连最富有的人都被迫买进股票,股价下跌时,有些人避免损失,并不愿意卖出。但上涨时他们也不卖,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哪种更安稳的方法来投资自己的资本。 (注28)
白芝浩说低利率刺激了投机,这一点可以用他提到的第二个场景(以时间先后重新排序),也就是「为死海注入生命力的计划」来确认。当然,这项计划从来不曾存在过,白芝浩暗指的是1720年南海泡沫出现的那些泡沫公司。他在《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 ② 书中举出了两个真正有在做的投资募资推销案,比方说「为牛马投保」以及「提升麦芽酒品质」,另外也举了几个诈骗手法,例如「从西班牙大量进口公驴」「制造永动轮」,还有最知名的「从事某项任务,时间到了就知道」。 (注29)
英国1720年的南海泡沫是密西西比公司大计划的翻版,但仿效手法拙劣。这家公司的董事跟约翰‧罗一样,想要以债转股,压低政府债务的成本(当时英国政府债务大都是非常昂贵的年金费用)。和罗失败的专案共同之处是,这次的泡沫也发生在货币宽松期间。 (注30) 1710年时英国长期政府债务的殖利率为8%,到了1720年代初期已经跌到约4%。跟法国一样,利率走跌鼓动了政府的债权人拿年金交换南海公司的股份,该公司的股价在1720年上半年涨了将近十倍。但是到了当年年底时,股价崩跌,而且几乎所有随之兴起的泡沫公司也跟着消失无踪。
从来没有人要建造「直通堪察加半岛的运河」,也没有任何赋予死海生命力的计划,但是1790年代初期英国确实出现了建运河的热潮。建运河是资本密集的项目,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工,要回收得等更久。这么长期的投资,必然对折现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看到开凿运河专案集中在利率来到低点的时期,也就不让人意外了。 (注31) 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汤玛斯‧图克(Thomas Tooke)认为,利率下跌(1790年代跌至低于3%),以约在当时国家银行系统大举扩张来说,既是原因也是结果。 (注32) 法国大革命爆发战争之后,运河热在1793年时因为银行危机而告终。
1797年2月,有一小群法国军队在威尔斯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的费什嘉德镇(Fishgard)附近登陆,之后随即向英军投降。这场入侵领土行动的主要后果,是在英国引发一场金融恐慌,之后颁布枢密令(Order in Council)准许英国央行暂停支付黄金。这是英国第一次完全使用纸币,同时伴随了另一次的宽松货币。在几次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央行的贷款利率仍维持在5%,这是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银行家亨利‧桑顿认为1800年代初期的利率「低到很不自然」。 (注33) 统一公债的实质殖利率(指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首度转为负值。 (注34)
1800年到1807年间,英国央行折算的商业票据金额增加超过一倍。 (注35) 商业世界在一种几乎举目可见的兴奋之情下大爆发。几百家银行陆续成立,市场上也出现几十件投机买卖股票的案子,包括七家啤酒厂,五家酒厂,四家蒸馏场,几家保险公司……以及各式各样的贸易公司。 (注36) 大宗商品也卷入这股风潮。 (注37) 英国央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连同统一公债,历经了「大幅的投机性上扬」。 (注38) 英国商人因为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政策(Continental Blockade)而被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他们以急切的眼光望向南美的贸易。当时的一份纪录提到:
首度开放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和卡拉卡斯(Caraccas)的贸易之后,出口量很惊人。投机炒作已经超越通常连博弈都可以限制住的国界,而且受到大力推动,进入一般认为几乎不可行的投资管道。一位当时住在里约热内卢的聪明旅行家马威先生(Mr.Mawe)告诉我们,几个星期间曼彻斯特送出的货物,已经超过过去二十年来的消费量……当地的人享受到以雕花玻璃和瓷器提供的优雅服务,之前他们最奢华的酒器是号角,或是可可果的外壳……某些投机客甚至更超过,把(溜冰用的)冰运到里约热内卢。 (注39)
把溜冰用的冰运到南半球,这个故事进入了自治市的传奇故事集里。白芝浩近半个世纪后又暗暗提到这一点,他的读者会懂此典故的出处在哪里。这股投机热在1810年夏天消退,在这之后,全英国约有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 (注40) 利物浦爵士后来在对上议院演说时省思了这些事件:「不可转换的纸币具有营造虚幻财富、泡沫的倾向,等到这些破灭,就会产生不便。」 (注41)
1840年代英国出现铁路热,当时年轻的白芝浩正在伦敦大学学院研读数学。全国上下迷醉于铁道旅行的潜力,英国铁道股指数在1840年到1845年间涨了超过两倍。其中有一名投机客是记者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他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相熟,并写了《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这本1841年出版的书,是第一本描述早期投机热的作品。 (注42) 不仅英国人民不理会书中提到的投机风险警示,连麦凯自己也没听进去。
推动投资案的人计划营造约4,500英里(约7,250公里)铁道,比英国当时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还高。 (注43) 到了1845年10月,推出的铁路投资案约有一千两百件,预估成本约5.6亿英镑,这个数字超过英国的国民所得。 (注44) 英国各地兴建(或者至少是提议兴建)通往远地的、绝对无法回本的铁路。至于白芝浩讲到的「通往沃特切的铁路」,沃特切一处是位在萨默塞郡的海港,离白芝浩的家乡朗波特不远;事实上,1845年时,此地总共有人提出了三个不同的铁道计划。 (注45)
铁道热潮刚好和另一段宽松货币的期间同时。1842年中,汇票的折现率低于3%,隔年甚至来到2%。英国央行开始把贷款期限拉长,并接受更多抵押品,甚至涉入铁道公司债券,也因此提供了「高度的支持与高效的刺激」,助长了股市热。 (注46) 1842年4月28日的《泰晤士报》报导:
如今大家都感觉并体认到英国央行把折现率调降到4%的恶果。资金很充沛,交易员基本上找不到方法投资,只能投入公开发行的证券和股份,但当中有些企业根本不适合投入资金。 (注47)
到了1844年,英国央行的利率已经来到2%,此时,银行家富勒顿提出警告,指这么低的利率通常会刺激出投机精灵。由詹姆士‧威尔森(James Wilson)创办与主编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将热潮归咎于宽松货币:「无疑的是,从英国央行与伦巴底街可以轻松取得宽松资金,就算没有真正创造出『次级』投机与实际的兴建铁道活动,也助长了很大一部分。」 (注48) 威尔森日后的女婿白芝浩也同意这个观点,几年后他写道:
有些(铁道)无疑有其必要,但资金太充沛了,因此每个地方都在建铁路,每一条铁路都支付20%的收益,而且号称「就像英国央行一样安全」。即便铁路计划不切实际到就像只能想像的郁金香一样,每天还是有人买卖凭证。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安静投资一般产业获得稳定报酬这种事;人民受不了2%。 (注49)
1866年5月10日下午三点,伦敦自治市柏钦巷(Birchin Lane)与伦巴底街转角的一栋建筑物门口贴出一张告示,告诉大家欧佛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贴现公司停止营业。隔天,5月11日星期五,伦敦金融区笼罩在「恐怖统治」之下 (注50) ,此事的效果堪比「大地震的摇撼」, (注51) 1825年12月之后,伦敦自治市金融区就没有见过这种事了。英国各地都感受得到这股摇撼,《泰晤士报》叹道,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注52) 白芝浩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财政部长威廉‧格莱史东(William Gladstone),讲道:「伦巴德街的信用完全崩盘,焦虑程度超过我过去所见。」 (注53)
欧佛伦格尼银行并不是一般的自治市内企业。这家银行创立于1802年,主要业务是折算商业票据:替商人、实业家和自治市内其他公司把欠条变现。这家一般人称为「转角屋」(Corner House)的银行,被《泰晤士报》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信贷工具」。 (注54) 然而,近年来,欧佛伦格尼银行已经脱离了明智行事的路线。年轻的合伙人查普曼(D.W.Chapman)在一些不讲道德良知的人建议之下,用公司的资本投入几桩很糟糕的投资:希腊东方轮船公司(Greek&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几条铁路以及伦敦外围地区一家一直在亏损的铁工厂,在欧佛伦格尼银行董事的后续审讯上,检察官说:「他们的船多到可以布满海面,他们的铁道多到可以用来整地。」 (注55)
有问题的不只是投资标的很糟。对欧佛伦格尼银行来说,收取长天期且无流动性的担保品来做贷放,并不是好生意;这家银行在折算三个月商业票据时,通常以货币市场每天的活期利率来融资。《泰晤士报》写出了欧佛伦格尼银行犯的错误:
这家放弃折现经纪业务改做「融资」的贴现公司,把资产绑进承诺会支付高利率的证券,但在紧急时无法变现,结果发现自家的资源太有限,除非忍痛牺牲财产,不然无法满足赎回的要求,也因此只能暂时停止付款。 (注56)
「转角屋」并非自治市里唯一进入「锁定资本」赛局的公司。从1860年开始,这十年间有很多新的融资公司陆续出现。1863年,有几百家投机公司注册成立,其中一家叫伦敦通用信贷金融公司(General Credit and Financial Company of London),创办人是出生于都柏林、过去是酒商的艾伯特‧格兰特(Albert Grant),两年前他创办的前一家金融公司才刚倒闭。这些新兴的贴现公司就像欧佛伦格尼银行一样,纷纷转向用资本市场得来的现金为兴建铁路以及其他资本密集业务融资。格兰特是个恶名昭彰的新发行股票炒作人,小说家安东尼‧绰洛普(Anthony Trollope)便以他为蓝本,写出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里的狡诈金融家奥古斯特斯‧梅尔默(Augustus Melmotte)。维多利亚时代的财经记者大卫‧莫瑞尔‧伊凡斯(David Morier Evans)观察到:「摆明了舞弊营私的金额……已经超过1824年到1825年间大泡沫期间或后来1845年到1846年间铁路热期间所知的金额。」 (注57)
金融热兴起的时间,是利率极低之时。1862年夏天,英国央行的贷款利率来到约翰牛深恐的2%。《经济学人》总编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白芝浩相信,低利率反映的是存款过多。短短几年之内,利率就从低点飙涨,1864年,英国央行的利率来到9%。白芝浩很振奋,甚至还欢庆新时代来临:「英国央行的管理阶层大有进步。」白芝浩大赞,「过去每一段汇率长期不利期间会出现的不定期危机以及恐慌,如今我们已无需再恐惧。」 (注58) 1865年底,《经济学人》杂志断言:「现在已经没有坏帐,也不会崩盘了。银行家的高毛利再也不会因为大笔损失或烂帐而受到损害。」 (注59)
白芝浩大错特错。英国铁路系统另一次的大型扩张正蓄势待发,提议新建的新路线里程相当于英国现有铁路网的一半。就像每一次的投资热潮一样,很多资本也都白费了。铁路融资是很不稳定的业务。外包商接受以钞票、债券和股票付款,之后卖给融资公司。正是这种国内的大量不良投资,再加上衍生出来的相关融资活动,不断把利率往上推。马克思在《资本论》便以犀利的洞察力评论了欧佛伦格尼银行的垮台。马克思写道,高利率或许代表富裕,但也可能指向国家受到浪荡的信贷公子哥伤害,「他们付得起高利息,因为他们是从别人口袋里拿钱出来……在此同时,他们在预期会赚到高利之下过着奢华的生活。」 (注60)
和白芝浩不同的是,马克思是在后见之明下写出这些看法。1865年7月,欧佛伦格尼银行的合伙事业解散,股票改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这家贴现公司的坏帐有一半挪入由前任合伙人担保的秘密帐户里。《银行家杂志》(Bankers’Magazine)盛赞这次挂牌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最大胜利」。白芝浩没这么热情,但也没有公开批评。发行新股被超额认购,欧佛伦格尼公司的股票在盘后时以很高的溢价交易。「转角屋」转为公开上市公司后存活不到一年。历经186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的黑色星期五之后,白芝浩也加入了一般人的讨伐行列。他写道,这家公司的业务手法「如此轻率又如此愚昧,人们会觉得,就连个孩子,在伦敦自治市里从事贷放的表现都会比这家公司好得多」。 (注61) 曼彻斯特银行家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敏锐地评析:「道理是,恐慌不会摧毁资本,只是显露出资本之前因为遁入极无生产力的用途而被摧毁得多严重。」 (注62)
欧佛伦格尼银行倒闭,激发白芝浩写下他对於伦敦货币市场运作的想法。1873年初版的《伦巴底街》中,作者阐述央行在金融危机时期应有哪些作为,这些想法使得本书盛名不坠。英国央行握有国家的黄金储备,有责任在银行恐慌期间从事贷放。白芝浩写道:「简单来说,恐慌就是一种神经痛,以科学的道理来说,不可能用挨饿来解决。」他建议,若要解决问题,英国央行在恐慌期间应该用优质证券为担保大量贷款,而且适用高利率。
白芝浩并非建议英国央行担负起最终放款人责任的第一人,这项名声应归于一位早一辈的英国银行家。身为家族银行领导人的法兰西斯‧霸菱爵士(Sir Francis Baring)1797年时写道:「信贷永远不该因为恐慌而受限。」霸菱写这段话的起因,是因为纽卡索(Newcastle)的几家银行受运河热连累而倒闭。英国央行很忧心,但任凭恐慌恶化。霸菱爵士说,这是一项错误:「他们拒绝出手就没办法了,因为央行是最后一步(dernier resort)。」 (注63) 和霸菱爵士同时代的亨利‧桑顿也同意,英国央行有责任在恐慌期间(当时称之为「内部干涸」〔internal drain〕)提供信贷;恐慌期间,资金会被囤积。约翰‧富勒顿把英国央行比拟为「国家的大钱仓」,危机期间,社会有权要求央行伸出援手。 (注64)
这条后来人称「白芝浩法则」的原则,正式确认了一套早已行之有年的因应银行恐慌方法。我们看到了,在1825年恐慌期间,英国央行接受各式各样的担保并大量贷放。虽然1844年的《银行特许法案》(Bank Charter Act)限制了英国央行发行的纸钞不能高于黄金储备,但这条规定向来在发生金融问题时暂停适用。欧佛伦格尼银行恐慌事件过了几个月之后,时任英国央行总裁的亨利‧蓝瑟勒‧何蓝(Henry Lancelot Holland)在一场所有权人会议上演说时说道:「英国央行施展出浑身解数以因应危机,而且非常成功。」何蓝自夸,「我们没有因为过去而退缩……在接下来的那整个星期,我们推动了很多事,但这些进展很少归功于我们。」 (注65)
当时的人并非普遍认同白芝浩指称央行应该成为最终放款人的主张,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政策会助长人们在金融上鲁莽行事(也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黑色星期五恐慌期间,《泰晤士报》严厉批评因为营运资本不足而倒闭的银行:「如果私人银行与合股银行的现金余额仅维持在略高于负债的5%,他们就没有权利期待可逃脱鲁莽行事的后果,并仗着能向英国央行求援而挥霍无度。」 (注66) 这段铿锵有力的文字确实掷地有声。
《伦巴底街》出版之后,争论也随之火热。一位英国央行的前任总裁汤姆森‧翰基(Thomson Hankey)严斥白芝浩的建议:
英国的货币界或银行界流传最有害的信念,就是英国央行应具备的一项功能,是随时供应充分的资金给自作自受导致自家资产不可用的银行家。这银行界弃绝这样的信念之前,伦敦要推动任何稳健的银行业原则都会非常困难。 (注67)
翰基写了一本《银行业原则》(Principles of Banking),《泰晤士报》刊出一篇同声一气的书评,提出警告,反对暂停适用《银行特许法案》:「每次这么做(暂停适用)时,本应面对失去信心的债权人猛烈攻击的无力偿债银行,都得以撑过风暴,但这只是让崩坏局面拖得更久并变得更严重而已。」 (注68) 书评家没有说太多,但如果在早先1857年的银行危机中没有暂停适用《银行特许法案》,欧佛伦格尼银行很可能当下就倒了,伦敦自治市也免于在之后的近十年里遭受「恐怖统治」。 (注69)
游说央行采行宽松政策的重要说客都来自银行家族,并非巧合。霸菱家族和白芝浩家族的财富,都因失控的恐慌而岌岌可危。持平来说,我们应该点出原始版本的白芝浩法则意在缓和道德风险。这位史杜基家的子孙建议,英国央行在恐慌期间仅应短期借贷,并要取得优质的担保品,而且借出去的钱要适用高额利率。 (注70)
21世纪有很多货币政策决策者常引用白芝浩法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之前当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提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就提到《伦巴底街》是「经营中央银行的《圣经》」。盖特纳的前主管柏南克在回忆录《行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Act)常提到白芝浩,频率高于任何其他经济学家。 (注71) 当柏南克主政的联准会与其他央行在危机期间挺身而出,成为最终放款人,白芝浩的主张为他们放出上看几兆美元的央行贷款提供了藉口。
但没有人遵循白芝浩订下的严格条件。现代的最终放款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先祖仅有些微的相似性。他们不收取高额利息,反而是把利率压得很低。他们的紧急贷款不是只因应短期,而是连续好几年。他们放款时也不要求优质担保品,而是跨到信贷范畴的最外围了。现代央行官员不像白芝浩这么忧心道德风险,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会让汤姆森‧翰基急性神经痛。他们通常以防止通缩当作采取极端手段的理由,但白芝浩从来不觉得通缩是一种金融风险。如果他觉得的话,那会让人很意外,因为长期温和通缩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志,在银行恐慌期间则会偶见严重通缩。这些时候出现的通缩被视为信贷出问题的病征,就像是发烧吧,这不是引发疾病的原因。在白芝浩描述的贸易周期循环里,物价下跌是回复正常过程中的一环。
虽然速度很慢,但伦敦自治市还是从欧佛伦格尼银行倒闭的事件中恢复过来。黑色星期五之后,统一公债的殖利率跌至3.5%,短期贷款的利率不到2%。英国央行一位年轻董事乔治‧戈申(George Goschen),为《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杂志写了一篇关于利息的论文。在这篇1868年刊登的〈2%〉(Two Per Cent)中,戈申描述的金融环境和近期恐慌发生之前的一般状况非常不一样,存款毫不受限地大幅增加,戈申指向这是因为伦敦和巴黎大量累积黄金。世道停滞不前已是日常:「贸易仅能勉强糊口,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塞满了破产或是无力发展而倒闭公司的清算案件。」信贷崩盘。「廉价的资金无法创造出过去惯有的成果,」戈申观察到,「投机交易仍清淡,重点放在只求安心。2%,逐利徒劳!」 (注72)
海外放款可赚到的殖利率有五倍之多,白芝浩不相信。在伦敦自治市,没有什么比提到海外证券更愚蠢的话题了。第一批给拉丁美洲的贷款在白芝浩出生前贷放出去,当白芝浩还是睡在摇篮里的襁褓小儿,他们就已经违约。后来几年,没有人比《经济学人》这位主编更忧心海外投资。白芝浩认为,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并未适切发展出利率的概念」。根本的问题是缺乏信任。他推测,在东方,人们会把钱换成黄金、钻石甚至埋起来,也不会收息把钱借出去。
白芝浩写了一篇编辑社论登在1867年11月23日的《经济学人》上,题为「论贷款给半开化国家之风险」(On the Dangers of Lending to Semi-Civilised Countries),文中受到检视的债务人是埃及。埃及有丰富的资源,农业也很发达,但这些都不重要,白芝浩写道,一国要能偿付外债,需要的是「持续性的政体、稳定的政治道德,以及恒常持有货币」。埃及并不具备这些特质。这篇编辑社论的结论很严厉:「我们借钱给不知其景况的国家,也不去想他们没有文明,我们就这样亏掉了自己的钱。」 (注73)
白芝浩这番话白说了。埃及承诺支付10%的利率,利润够高,足以让投资人对事实视而不见,忽略其统治者、也就是所谓的亲王(Khedive)挥霍无度,负债至少比年收入高了十五倍。之后几年,又爆发一场全面性的海外债券热潮,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再度获得青睐。日本于1870年拨付第一笔海外贷款,支付的利率是9%。1875年7月,英国一个国会委员会评论海外放款热潮:「热潮中凸显了人为操纵市场、承作放款只是为了赚取丰厚的佣金、利息不断拉高已经完全不符合贷款的利益,让人们非常不信任几家由抱持四海一家主义的银行家经营的银行。」 (注74) 到了这个时候,有很多海外贷款已经违约,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国和巴拉圭1872年不再还款,西班牙撑到1873年6月,玻利维亚、瓜地马拉、利比亚和乌拉圭暂停付息,埃及到了1873年时差不多等于不再付钱,只是想办法以极高昂的利息为条件延展到期负债。最后,埃及亲王找到一条缓兵之计,把苏伊士运河的权益卖给由迪斯雷利(Disraeli)首相主政的英国政府,支付400万英镑。
1876年2月,白芝浩省思了海外贷款热潮。这是很熟悉的故事,看起来,低利率时期让浮夸承诺高收益率的海外债券别具吸引力:
人们喜欢15%,喜欢承诺能创造这么高报酬的投资,看起来丰厚获利唾手可得,让人觉得很亢奋,想像中充满了乐趣。创作出「金融方案」的人很懂这些,靠着这些过日子。我们必须用长期且痛苦的经验来教导大家「15%」非常危险,不可轻信新颖耀眼的方案,用一般的直觉来看待这些方案基本上会出错,并让大家理解人多半喜欢漂亮的策略胜过稳健的策略:喜欢承诺很多但什么都不付的策略,胜过承诺不多、但如实支付这些不多利得的策略。 (注75)
经过最近一次的海外贷款崩盘之后,英国的长期利率持续走跌,但一直要到接近世纪末时才来到低点。整个工业化时期也有一段期间出现长期温和的通缩。有些人把统一公债殖利率下跌归咎于欧美铁路网建置完成之后没有人需要资本,也有人认为长期的通缩是因为没找到大量的金矿。全球贸易扩张与大批移民进入美国,也对物价、所得和利率造成进一步的下压力。
无论理由何在,已经成为财政部长的乔治‧戈申在1888年初善用了利率走跌的趋势,转换了利率3%的统一公债,把面值6亿英镑的公债换成殖利率更低的债券。 (注76) 这是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债转换,造成了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经济史学家约翰‧克拉彭(John Clapham)爵士写道:「(这次的转换)抑制了贪婪饥渴资本家的利益,在这十年的兴衰危机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注77) 动物本能在伦敦股市里浮现出来,爱尔兰啤酒厂健力士(Guinness)股票发行案吹出了庞大的泡沫,「南非热」席卷了矿业类股。市场里流传一句通常被冠上马克‧吐温(Mark Twain)名号的新妙语,说矿场不过是「骗徒所拥有在地表上的一个坑」。一种用来集结中产阶级存款的新工具首度亮相,这种投资信托(investment trust)吸引了认为再也无法从政府证券中赚得合宜报酬的投资人。 (注78)
1889年10月,英国央行总裁威廉‧李德道尔(Wi l liam Lidderdale)对自治市提出语重心长的警示:
目前的金融趋势,明显走向危机……太多资本被迫投入工业发展,金融家冒着愈来愈高的风险,投入需要繁荣与宽松货币才能撑住、不致成为负担的证券,而且,长期的廉价资金加上贸易不景气的综合效果,拉抬了更多投资标的的价格……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的危机元素备齐了。 (注79)
危机的源头可追溯到拉丁美洲,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欧洲移民,被当时的人视为另一个前景看好的美国。 (注80) 海外投资人忽略了这个国家1820年代曾经对第一批海外贷款违约,自此之后信用就让人存疑。 (注81) 布宜诺斯艾利斯善用了欧洲的低利率和丰沛的资金,尽可能吸引到最多贷款,新的贷款通常都用于支付旧贷款的利息。 (注82) 贷给阿根廷的贷款有些只支付5%的利息,不管是绝对值或是用风险来看的相对值都很低,但仍比「戈申债券」(这是新发行的统一公债别称)微薄的利息高了好几个百分点。
如果阿根廷要成为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就要有现代化的基础建设。1888年,霸菱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替布宜诺斯艾利斯供水排水公司(Buenos Aires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mpany)筹资开办,本次发行很失败,霸菱银行只好自己持有股票。伦敦自治市慢慢地把注意力转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普遍可见的贪污腐败,结果发现阿根廷承作房贷的银行在放款时严重浮报土地价值。这些专营房贷银行的资金来源,是在欧洲市场销售名为「cédulas」的当地货币计价高收益债券,《银行家杂志》说这叫「高卓人的银行经营法」(gaucho banking) ③ 。各种投资案仓卒推出。 (注83) 阿根廷的铁路系统也负债累累(债务权益比为三倍),而且运输量远远不如预期。 (注84) 阿根廷有近三分之二的出口获利都拿来支应外债的成本。 (注85)
1890年4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银行恐慌。两个月后,英国央行为了因应大量的海外投资资金需求导致其黄金储备下降,把贴现率从3%调高到4%。到了10月,伦敦与普拉特河银行(London and River Plate Bank) ④ 的经理对长官提报,说普拉特河两岸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贪污腐败与金融混乱。 (注86) 11月,过去人称「欧洲第五大势力」的霸菱兄弟银行倒闭,这项消息引发布宜诺斯艾利斯股市重挫,愤怒的交易员把家具摔个粉碎。就算霸菱银行在南美很有经验,但伦敦自治市相关人士认为,这家银行太急着做生意,盲目地不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注87)
白芝浩无疑也抱持相同看法,但是这位银行家、政治无缘人(白芝浩两度参选国会议员)、记者兼作家早就已经登出了,他1877年3月因为肺炎过世,享年51岁,算是英年早逝。以今天来说,世人最记得白芝浩的一件事,是他大力宣传的最终放款人信念,他也仍是各国央行主事者最爱的经济学家,但现代主管货币政策的官员从来没有停下来思考白芝浩对于宽松货币负面后果提出的警告:把利率订在2%或更低水准会助长投机热潮,刺激存钱的人从事风险性投资,鼓励不良放款并削弱金融系统。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以上的任何状况激发他写出《伦巴底街》,并与书中针对约翰牛和他们最狂野的投资活动所做的省思相对决。
①译注:位在英格兰西南部。 ↑
②译注:这条伦敦的街道自中世纪以来便是银行与保险公司的集中地,英国央行也在附近。 ↑
③译注:gaucho指的是南美牛仔,尤其指西班牙与印第安混血者。 ↑
④译注:普拉特河是一条流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河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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