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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利率为万恶之父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1971年

国际资本流动向来靠利率调节。金本位时代会自动调整,如果英国央行把利率订在远低于海外的水准,黄金就会离开他们的库房,跑到海外去。白芝浩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贷放操作是这样说的:「可贷资本就像其他大宗商品一样,会去到最能善用资源的地方。」为了把黄金吸回伦敦自治市,英国央行必须拉高贷放利率。布列敦森林系统1971年崩溃,后来由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在这之后,多数国际贸易以及很高比例的跨境金融交易都以美元计价,几十个国家则让自家货币与美元挂钩。

如果说金本位的特色是「黄金脚镣」,那么,美元本位的主要缺点就是太有弹性了。央行的准备金多半都是美元计价的证券(美国政府公债与机构债),和黄金不同的是,这些证券可以无限量发行。美国是全球储备货币的看守人,不用维持自己的外汇存底,也无需担心国际收支。海外能流通的美元无限量,美国借款人能向外国借的钱同样无限量。美国可以像雅克‧鲁弗说的在「无泪赤字」(deficits without tears)之下运作,多年来也确实善加利用这项奢侈的特权,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债务人。

国际资本流动不会影响美国的利率。如果看不到通膨,利率就能无限量往下走(从法律观点来看,联准会能否订出负利率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问题)。但不是每一件事都因为美元本位而改变。不同国家之间的利差,仍会影响跨境贷款的金额和方向。最重要的利率利差,是美国与其他地方的借贷成本之差。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会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当联准会放宽时他们必须放宽,联准会紧缩时他们也必须紧缩。当美国的央行实行宽松政策,货币挂钩国家通常会干预汇率:为了防止自家货币升级,他们的央行会用新印出来的本国货币买进美元,从而进一步放宽国内的货币条件。

简言之,当美国采行宽松货币立场,就等于放出了「全球货币瘟疫」(global monetary plague)。 (注1) 会染上这种瘟疫的不限于货币挂钩的国家,就算是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也会遭殃。当美国的利率低于外国,国际息差交易就会大增。投资人借来美元,在海外投资收益较高的标的。这也会鼓励外国人多借以美元计价的廉价贷款(日圆和欧元也常用来为跨境息差交易融资)。举例来说,2000年代初期冰岛经济过热,该国的央行就升息,因此引来成群的息差交易者,他们借外币(美元、欧元与日圆)来购买以冰岛克朗计价的证券,也就是俗称的「冰河证券」(glacier bond),也有人直接借给冰岛的银行,这样一来,冰岛的货币条件就变得宽松,而不是紧缩了。 (注2)

全球的央行外汇存底在本世纪初头几年出现大幅成长,传统看法认为,外汇存底愈积愈多代表「全球储蓄过剩」。新兴市场大量积存外汇存底,据说是为了保护自己对抗下一场亚洲式金融风暴。但外汇存底成长与「超额储蓄」(也就是经常帐剩余)之间的关系很薄弱。 (注3) 有好几个国家(其中包括土耳其)的外汇存底大幅成长,但经常帐仍出现赤字。有些经济学家(例如史丹佛大学的约翰‧泰勒)发现,并无证据指向全球储蓄率确实有提高。

另一种说法是,全世界在新千禧年的最初几年在金融上都遭遇了一个过量的问题:全球银行过剩。 (注4) 从这个观点认为,葛林斯潘主掌的联准会采行宽松货币,刺激了跨境资本大幅成长;在21世纪的头几年确实也增加了三倍。 (注5) 国际贷放大爆发,助长了全球信贷泡沫。 (注6) 实行美元挂钩制度的国家,资本流入大增时必须购买跑进来的美元,这才导致外汇存底惊人成长。

美元身为世界储备货币,是主要的国际息差交易融资货币。欧洲的银行在纽约货币市场借钱,拿来购买次贷证券。欧洲也有自己的息差交易。跨境银行的贷款成为融资资金,挹注希腊的高额经常帐赤字并炒热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房地产热潮。 (注7) 2007年,拨给中欧的海外放款金额上看1兆美元,罗马尼亚的信贷年化成长率得以达到66%;为拉脱维亚融资,让该国的经常帐赤字压到剩国内生产毛额的四分之一;在此同时,也让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可以取得廉价房贷,以欧元和瑞士法郎计价。 (注8) 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时,冰岛的外债已经成长到接近全国产出的九倍。 (注9)

美国次贷的亏损或许触发了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大地震,但更准确来说,这场全球危机应说是「巨型息差交易出了错」。 (注10) 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之后,海外银行(他们借入美元来买美国资产抵押贷款证券)就没办法使用国际货币市场了,于是联准会出面相救,为欧洲与亚洲各国的央行提供了大量美元信用贷款。柏南克主席的迅速行动阻止了全球货币系统大崩溃,未重演1930年代初期的历史。 (注11)

然而,这一次的成功,加上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转向零利率,让国际息差交易死灰复燃。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申铉松(Hyun Song Shin)发明了「全球流动性的第二阶段」(second phase of global liquidity)一词,来描述2008年后国际资本流动再起。全球流动性第一与第二阶段的特色,都是美国利率异常地低、市场波动性极低(以VIX指数衡量)以及有大量的跨境借贷。 (注12) 在第一阶段,国际资本流动提供资金,助长欧洲边缘地区的信贷热潮与房地产泡沫;在第二阶段,海外资本大致上都流入新兴市场。在第一阶段,欧洲周边国家的金融体系严重暴露在风险中;在第二阶段,金融问题传遍开发中世界。

全球流动性的第二阶段有个爆发性的起点。2009年间,新兴市场债券基金的资本流入创下新高。 (注13) 国际货币基金11月时观察到,美元「如今成为息差交易的融资货币」。 (注14)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发出更严厉的警示,他说,宽松货币、量化宽松加上走弱的美元,三者组合成「所有息差交易之母」:

但泡沫有一天会破灭,造成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条龙式资产崩盘……息差交易时间愈长、规模愈大,资产泡沫就愈大,后续的破灭也就愈严重。联准会与其他决策者看来并未意识到他们正在制造一个怪兽泡沫。他们盲目的时间愈长,市场硬着陆的力道会愈大。 (注15)

新兴市场决策者有很多当务之急,其中一项就是美元走弱加上资本流入导致他们的货币升值。巴西财政部长基多‧曼帝嘉(Guido Mantega)抱怨美国掀起货币战。为了阻碍热钱流入,曼帝嘉宣布外国人购买巴西股票和债券都要课税。开发中国家的央行在货币战中扮演防守的角色,在货币市场买美元出手干预。过程中,他们让自家的外汇存底大增。到了2013年,全球外汇存底来到12兆美元,比世纪之交时的2兆美元增加很多(由于贸易帐失衡幅度逐渐缩小,也就没什么人再去讲全球储蓄过剩了)。

各国央行大买美元证券,压低了美国政府公债殖利率。央行的外汇干预手段,结合热钱流入与国有银行贷放大增(主要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导致新兴市场各地的信贷条件都很宽松;全球金融体系核心的零利率有一股下引力,把这些国家的利率往下拉,也有推波助澜之效。 (注16) 整个新兴市场的通膨起涨。到了2010年初,金砖四国(BRIC,这个响亮的名号是高盛喊出来的,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国名字首组成)的经济已经过热。 (注17) 10月,橡胶和棉花期货价格涨到历史新高,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价格也来到十三年高点。东南亚各地发生水患,影响稻米收成,稻米期货价格涨幅超过50%。 (注18)

2010年12月17日,一位年轻的突尼西亚街头小贩在自己身上泼洒汽油,来到省府市镇西迪布希德(Sidi Bouzid)的省长办公室外自焚。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以死明志,是为了抗议当地警察没收他的生财器具并砸了他的摊车。他死后隔天,西迪布希德就爆发暴动,动乱快速扩散到整个北非和中东。一个月内,突尼西亚总统宰因‧阿比丁‧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迫下台;过没多久,利比亚的格达费上校(Colonel Gaddafi)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去职。

这场阿拉伯之春跟历史上很多人民起义一样,一开始都是民生问题。 (注19) 这一年内,全球的谷片价格涨了29%。 (注20) 布瓦吉吉的谋生之道是卖蔬菜,这或许正是贪腐官员想要没收他的生财工具的理由。北非一度是罗马帝国的谷仓,如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区,埃及有一半的小麦(小麦是埃及八千多万人口的主食)来自海外。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有一位被很多人拍到的抗议人士,他头戴用保鲜膜缠在一起、以一个可颂面包和两条长条面包构成的「面包头盔」。名嘴把全球几个重要食物出口国的农作歉收都归咎于气候变迁。

但一定也有别的理由助长食物价格快速飙涨,因为供给不受天候影响的工业用大宗商品,价格也在阿拉伯之春前的几个月大涨。多数工业用大宗商品,以及从铜到银等贵金属,价格都来到了泡沫的水准。 (注21) 这个别的理由便是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史丹佛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主张,引发阿拉伯之春的源头是美国的超低利率;就像我们看到的,超低利率带动了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导致非关气候的商品「过热」。中国对原物料的殷切需求,更是助长了「大宗商品超级循环」。 (注22) 宽松货币也带动了大宗商品投机;华尔街把大宗商品宣传成一种炙手可热的「另类资产别」。麦金农提出一套很有吸引力的反证思维:「如果真的把阿拉伯之春主要当成一场因食物而起的暴动,西方政府在因应时应该会更谨慎选边站,更积极把重点放在用货币政策压制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 (注23)

金融危机之后,开发中国家债务人充分利用西方的低利率,海外资金大举流入开发中世界,从亚塞拜然到辛巴威雨露均沾。美国以外的美元借贷加速成长。 (注24) 西方投资客也增加持有由新兴市场发行的当地货币计价债券。 (注25) 息差(与美国公债相比的利差)最高的债券,最受渴求收益的投资人欢迎。 (注26) 随着新兴市场内各国的利率与美国愈来愈密切相关,他们的金融体系也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动向更加敏感,尤其是美元的升值。 (注27)

新兴市场的经济命运系于华府埃克斯大楼(联准会的总部就在这里)所做的决定。2013年5月22日,柏南克对参议院宣布,联准会打算逐步退出目前进行中的购买证券行动。市场大闹别扭,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退场恐慌」。跨境息差交易戛然而止。债券基金是很多新兴市场里的海外借贷资金主要目的地,现在则面临资本流出。南韩、俄罗斯和哥伦比亚的主权债拍卖流标。在中国,一家大型银行的自动提款机停止出钞。全世界的大宗商品泡沫也破了。美元在外汇市场大涨,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负担更重。新兴市场在货币战争中输了。

退场恐慌完结了巴西的经济奇迹。虽然财政部长曼帝嘉有诸多抱怨,但这个南美最大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后强力复苏:巴西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达10%(2010年初),失业率降到历史新低。消费需求快速扩张,当地的啤酒厂连啤酒瓶都不够用。2010年9月,国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Petrobras)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股份发行,筹得700亿美元。在资本流入的拉抬之下,巴西里拉成为「全世界最被高估的货币」。《华尔街日报》报导,圣保罗的计程车费和可口可乐还比曼哈顿贵。 (注28)

巴西是重要的铁砂、大豆和石油生产国,是全球大宗商品热潮的主要受益国,其中获得最多好处的巴西人莫过于埃克‧巴蒂斯塔(Eike Batista),他之前是保险业务员,后来转入金矿业。巴蒂斯塔组成了一个大型能源与物流集团EBX集团。他一度自夸,他的OGX石油天然公司(OGX Petróleo e Gás)储量价值1兆美元;他的航运事业OSX忙着建造南半球最大的造船厂(巴蒂斯塔名下的公司都有个「X」,这是金融业上惯用的代号,指价值倍数,比方说本益比)。这位浮夸的生意人在21世纪享受著名气与惯有的富裕标配:名模女友、高速跑车、快艇、私人喷射机以及推特上百万崇敬他的追踪者。2010年,《富比士》认定巴蒂斯塔是全球排名第八的富豪。

但2012年时发现OGX的石油储量被高估了,巴蒂斯塔的运气也跟着走下坡。油价崩盘,刚好又碰上退场恐慌,给了他复杂的商业帝国致命的一击。2013年10月,OGX申请破产保护,积欠债务超过50亿美元,其中包括36亿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持有者是全世界各大债券基金。十二个月内,巴蒂斯塔的个人财富缩水340亿美元,替他赚得全世界最穷的人的名号,成为一位「亿万负翁」(minus billionaire)。纽约一位基金经理人总结巴蒂斯塔的命运:「他努力得太快去做太多事,而且他靠着借钱来做。」 (注29)

巴西经济走的路,也和这位国内最知名的生意人一样。当海外资本流入枯竭,巴西里拉就崩盘了。而贬值的里拉无法阻挡经常帐赤字爆开来。高涨的通膨迫使巴西央行升息,来到超过14%。遭到国际资本市场切割之后,当地的企业辛辛苦苦应付以外币计价的债务以及不断高涨的利息成本。信评机构惠誉(Fitch)提报说多数巴西企业都处在「求生模式」。 (注30) 巴西进入1930年代以来最长的经济衰退期,紧缩得很严重,连高盛都担心这可能变成一场十足十的大萧条。

巴西石油创下股票发行纪录的五年后,股价疲弱不振,债券也被降等为垃圾级。但到头来,这些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麻烦。巴西这家国营石油公司如今发现自己身处一桩重大贪污丑闻的中心,亦即所谓的「洗车行动」(Operation Car Wash),当中涉及几十亿美元支付给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的贿款。洗车行动最后让前总统鲁拉(Lula)入狱,他的继任者迪尔玛‧罗赛芙(Dilma Rousseff)也遭弹劾。 (注31) 深陷这张贪污网中的还有倒楣的巴蒂斯塔,他因为贿赂政府官员被判三十年徒刑(在之后的审判中,他又因为内线交易被多判八年)。贿赂丑闻,再加上油价下跌,迫使巴西石油公司减计170亿美元资产。

巴西不是新兴市场里唯一出现严重贪污丑闻的国家。2015年底,有人发现马来西亚的一马开发基金(1MDB)有几十亿美元不翼而飞,据报,这笔钱有一大部分最后在马国总理纳吉‧拉萨(Najib Razak)银行帐户里找到。被盗走的钱有很多都去了美国,在那里买进艺术品、精美游艇和豪宅。这些在马来西亚不翼而飞的钱,也用来投资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电影《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从高盛参与替一马开发基金募资来看,这还真是恰当。为了寻求更高报酬的息差交易,美元离开美国,流到海外,就这样又回到故乡,透过瑞士、席赛尔群岛(Seychelles)、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巴拿马以及其他地方的境外金融中心,洗过几轮。新兴市场里有无数腐败政客复制了盗取马来西亚开发基金的大胆盗贼所用手法,只是新闻价值低了很多;他们的不义之财又进入伦敦、迈阿密、纽约、雪梨和其他热门地点的顶级房地产。

巴西2013年没了光环之后,本来的金砖四国也变成了冰冷的石头。如今,华尔街改为忧心「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印度、印尼、土耳其和南非也加入了巴西的行列,被赶进新兴市场的「烂人堂」。土耳其的银行和公司大量借入海外资本之后,整个国家可说是浸在债务里。海外贷款带动了建筑热,盖了第三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桥,动土兴建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机场,到处蔓生的摩天大楼包围着伊斯坦堡,还打造几十处新的购物中心。海外贷款填上了土耳其经常帐上的大洞。土耳其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外债愈堆愈多,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创下纪录。光是土耳其银行的海外负债,就已经超过该国国内生产毛额的三分之一。 (注32)

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yyip Erdoğan)不觉得这些外债有什么问题,这位土耳其独裁者烦到不得了的是该国的高利率,而且还在涨。退场恐慌几个月之后,土耳其里拉惨跌。2013年6月土耳其股市崩盘、债券殖利率大涨,此时刚好伊斯坦堡的塔克辛广场(Taksim Square)发生示威事件,抗议人士和镇暴警察发生冲突, (注33) 土耳其央行面对危机,紧急升息几次,隔年的1月,单日调息幅度超过4.25个百分点。埃尔多安预见会有一群国际投机客阴谋集团出现,他说这群人在做的事情是「利率游说」(interest-rate lobby),他们可以从高利率当中获利、但由土耳其付出代价,他大声说这是「叛国罪」。

接下来几年,埃尔多安并未放松他对利率的执着。2018年5月总统大选前夕,埃尔多安(他于2014年当选总统)找到了他的主要敌人;他宣称,利率正是「生下万恶的父母」。这位总统誓言继续奋战,直到「在对抗利率诅咒的战争中赢得胜利为止」。 (注34) 到了这个时候,由于土耳其的企业拼命应付庞大外债,土耳其里拉已经到了随时会爆发货币危机的地步。2018年9月,土耳其里拉盘旋式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到了失控程度,央行将贷款利率调高到24%。埃尔多安把土耳其里拉崩盘怪罪于「线上虚拟货币的阴谋」。

但如果说真的有全球性的「利率游说」这种事,这种活动一定是以调降利率为目标,那么,在土耳其,这场游说活动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总统本人。他恶言相向反对高利贷,这是出自尊贵的伊斯兰教传统,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搞错目标了。高利率并未替土耳其制造麻烦,反之,是美国和欧洲的低利率带动海外放款者进入土耳其境内。土耳其国内的货币政策也很宽松:2008年后的五年内,土耳其的实质贷款利率很低,远远追不上经济成长率。 (注35) 宽松资金助长了土耳其的营建热和房地产泡沫。宽松资金鼓励土耳其企业多举债,用土耳其里拉和外国货币计价借钱。宽松资金拉动了通膨上涨,2018年时来到高点25%。

雷曼兄弟破产即将届满十年时,土耳其的房地产市场就跟西班牙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如出一辙,伊斯坦堡一家领头的房地产经纪商说这是一场「大型庞氏骗局」,就这样破局了。住宅开发计划逐渐停摆,因为土耳其有几百万栋卖不出去的房子,重击房市。伊斯坦堡靠亚洲的这一边有一个未完工的建案「布鲁克林之梦」(Brooklyn Dream),行销对象是「想要在市中心过着充满活力且如梦一般人生的人」,但开发商钱烧完了,本来得到保证可以分到新公寓的当地居民被人发现住进工地的帐篷里;那里原本是他们的家,现在被拆掉了。 (注36) 真是一场活生生的噩梦。

其他新兴市场某种程度上也和土耳其一样,遭遇类似的金融灾难。已开发世界里实行超低利率十年,让开发中国家陷入债务过高的困境:从2008年到2018年,他们的非金融债务从国内生产毛额的107%增至192%, (注37) 外债在其中的占比愈来愈高。 (注38) 2016年以外币计价的贷款超过11兆美元,其中新兴市场欠了近4兆美元,比几年前多了约两倍。 (注39) 这些借走的钱很多都没有好好投资,创造的经济成长很少,多半是用来操作财务工程:新兴市场里的企业借美元,把钱拿到国内的市场里贷放出去,赚更高的收益。

全球化与利率之间有一个回馈圈:国际间的交易愈多,愈能压抑通膨且弱化劳工的谈判筹码,这两者都会影响利率。第一波全球化从1860年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此时伴随的便是温和通缩与长期利率不断下滑。 (注40) 在比较近期、也就是1980年之后的全球化阶段,中国与其他开发中国家在全球贸易量中的占比大增。贸易商品的价格下跌,几百万的制造业职务被「移往海外」转入新兴市场,全球化压抑了通膨和薪资成长,回过头来,让西方各国的央行得以调降利率,从而刺激出史上最大的债券牛市。

然而,利率下跌也催动了全球化。国际贸易信贷多半以美元计价,当借入美元的成本下跌,跨国企业就建构更长的供应链。在宽松货币时代,全球制造业的活动横跨数个大洲与多个国家(平均为六国)。举例来说,日本制的汽车引擎出口运到加拿大再加工,到墨西哥组装到车体里,做好的汽车卖到美国。供应链浴场,就会绑住大量的营运资本,同时需要大量融资。 (注41) 对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从拉长供应链当中受益最大。

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世纪之交时全球贸易快速扩张,这很有可能是一种「由全球丰沛的流动性制造出来的泡沫」。 (注42) 就跟任何泡沫一样,全球贸易「泡沫」本质上也很脆弱。拉太长的供应链需要宽松的货币条件;还有,虽然我们常常忽略政治上的支持,但这一点也同样重要。美国消失的制造业职位转到了中国,这最后激发出反全球化的反作用力。 (注43) 2016年,川普要把制造业工作带回家乡的竞选承诺,帮助他入主白宫。

1930年代全球贸易崩盘,一般都归因于美国以1930年代《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Act)课征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关税。但关税只是其一,金融面向更值得强调。1920年代,在中欧和南美提供的高利率吸引之下,美元流出美国,金汇兑本位也促使国际资本大举流动。美国利率在1928年升息,遏止了美国的海外放款,也启动了全球的经济跌势。

被国际资本市场排除在外之后,奥地利的联合信贷银行是第一块倒下的骨牌。联合信贷银行1930年倒闭,之后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告终,由操控汇率、「冻结货币」(blocked currency)以及违约外债的「暂停偿债协议」(standstill agreement)取而代之。国际贸易逐渐失速。关税一开征,国际贸易就改成以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安排进行。经济上的国家主义意外吸引了很多新的拥护者:「就让商品回归国产,」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凯因斯1933年写道,「还有,最重要的,让金融主要都是国家的。」 (注44)

这种事会再来一次吗?金融危机过后十年,川普总统对着中国以及昔日盟友欧盟打起了贸易战。在此同时,英国决定脱欧,也威胁到了整个欧洲的商品与服务自由流动。2008年后,欧洲(冰岛、塞普勒斯和希腊)和新兴市场(亚塞拜然、埃及、奈及利亚和土库曼)几次引进资本控制,北京政府也强化自家资本控制,海外跨国企业更难汇回利润,国内企业与人民也更难把钱带出中国。2015年资本开始大量流向新兴市场,墨西哥的央行总裁就建议他们也该要「不按传统行事」了。

国际清算银行的克劳迪欧‧波瑞欧说,国际货币系统最脆弱的「阿基里斯腱」,就是其「持续不断扩张的倾向」。这种状态对美国人来说很不健康,因为外国人对美元的需求无穷无尽,更迫使美国典当给全世界。 (注45) 这对外国人来说也不健康。「持续不断扩张的倾向」导致全球金融持续失衡,愈来愈严重。长期的超低利率,放大了国际货币系统的弹性,各国累积了大量的外债,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尤高。

弹性大还不是美元本位的唯一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货币政策在海外发挥了过度的影响力。联准会并不会正式地去考量自身行动对于其他国家的冲击,而是坚守其控制通膨与压低国内失业率的目标。美国的央行施展了力量,但不负责任。理查‧尼克森(Richard M.Nixon)总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说过一句名言,1971年时他对几个外国财政部长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依循同样的脉络,2011年时柏南克主席也无视海外对于货币战的抱怨,他说:「拥有稳健货币、预算和贸易政策的国家,更能抵御我们的宽松政策造成的短期干扰。」 (注46) 几年后,杰若米‧鲍尔(Jerome Powell)主席也否认联准会与其他外国央行要为海外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市场负责。 (注47)

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检验。波瑞欧就写道:「各国货币制度间的互动,把核心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条件传播到其他地方去,因此提高了累积金融失衡的风险。」 (注48) 联准会的宽松货币与量化宽松政策,在各个新兴市场制造出美其名叫「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的结果。2013年退场恐慌之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刚好和美国紧缩货币的时间一致。2018年联邦基金利率来到2%,从历史标准来说虽然极低,但已足以在阿根廷和土耳其引发货币危机。

金融稳定在国内市场撒下动荡的种子,外汇市场的情况也一样。波瑞欧的同事申铉松就发出警示说:「用政策抑制动荡的时间愈长,反噬的风险就愈大。」 (注49) 如果说联准会还需要什么理由一直把利率压到低点的话,新兴市场愈来愈容易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就是一个好理由。长期下来,美元本位的危机成本会更高,涉及的地区也会更广。这是很值得忧虑的趋势。2014年波瑞欧建议,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亟需改革:

不可低估未能落实必要政策调整的风险,这包括深化全球体系的动荡、在现代重现战争年间造成分裂的竞相贬值,以及,最后,在政策体制上触发划时代的严重分歧,回到贸易与金融保护主义时代,而且很可能会出现伴随着通膨的停滞。 (注50)

特立独行的科技亿万富翁彼得‧提尔(Peter Thiel)补充了一项发人深省的想法:从密西西比泡沫到现代,历史上所有大型泡沫都恰好与迈向全球化同时出现。二十五年前一连串的泡沫与破灭「都是单一个大小与长期前所未见的大泡沫里的不同部分」。提尔说,全球化要不就成功,「要不就会变成史上最终且最大的泡沫。」 (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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