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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7章 古德哈特法则

当一个指标变成目标,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

──古德哈特法则

我们并未瞄准应该瞄准的事物,反而瞄准不应瞄准的事物,因此经济体没有健全可言。

──英国央行前总裁莫文‧金恩(Mervyn King),2016年

海耶克对于1920年代热潮与之后的解读并未普遍为人接受,这解释了为何后世经济学家与决策者非常热情地重新追求物价稳定。《美国货币史》的共同作者安娜‧舒瓦兹大声疾呼:「货币稳定是物价稳定的前提,物价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前提。」 (注1) 舒瓦兹在1995年写下这些文字,到了那时,日本发生的事情,应该很清楚地显示前述的独断讲法错得离谱。

20世纪期间,日本发生过几次货币动荡,但198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受到严密控制,经济成长稳健,日本的国内生产毛额在1980年代末期年成长率超过5%。 (注2) 本段期间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官方目标是「控制通膨并矫正国际收支失衡」。 (注3) 由于无须忧心通货膨胀,日本央行的官员回应了国际经济合作的诉求。1987年2月签署的《罗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意在抑制美元贬值的国际协定,签署之后日本央行把贴现率调降到战后的低点2.5%,目标是要在汇兑上支撑美元。贴现率维持在这个水准仅两年余。当年10月发生全球股灾,日本央行把信贷条件放得更宽,意在拉抬国内需求与全球经济成长。 (注4) 一般相信,日本在之后一段时间会维持低利率。

此时日本的大泡沫经济出现了。该国的货币供给与信贷大幅扩张,利率则远低于整体经济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 (注5) 商业投资大增,发行以外币计价凭证债券的日本企业,把收益换回日圆之后,享受到用负成本借贷。日本称之为「财テク」(财术)的财务工程,处处可见:企业借钱,透过经纪信托或是「特金」帐户 ① 从事股票投机操作。宽松货币助长了股票和房地产。东京皇居的房地产预估价值极高,超过整个加州总和。

到了1980年代末期,通货膨胀开始飙涨。1989年,日本央行新任总裁三重野康(Yasushi Mieno)决定戳破泡沫。当年分别在5月、10月和圣诞节当天三次调高贴现率,圣诞节过后四天日经指数冲上历史高点。 (注6) 1990年初房地产价格续涨,日本央行持续调高贴现率,8月时来到6%。 (注7) 当日本经济活动明显减缓,央行又旋风式地改弦易辙:1991年7月到1995年9月间,官方的贴现率从6%调降到0.5%。

图5 1985年到1995年日本央行贴现率与日本名目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

图说:1980年代后半叶。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远低于经济成长,从而为臭名昭彰的「泡沫经济」,提供了形成的条件。资料来源:Bank of Japan,Global Financial Data.

但放宽货币止血带并未换得多少喘息空间。在199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房地产价格下滑,疲弱的银行体系充满了逾期放款,资本报酬下跌,过度操作杠杆的公司想要减轻债务负担,导致通缩挥之不去,在在打击日本经济。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痛苦地经历了两段「失落的十年」。日本央行官员事后承认,货币政策创造出利率会长期处于低水准的印象,刺激出了泡沫。 (注8) 他们也承认,当时因为没有通货膨胀,导致他们难以即时因应泡沫。 (注9) 以他们来看,泡沫带来的最重要教训,是执行货币政策时要有远见:

货币政策应瞄准的物价稳定,并不是指在任何时间点都要稳定不变,而是要维持可在中、长期支持经济成长的永续性稳定。因此,即便衡量出来的通膨稳定不变,也有必要及时升息。 (注10)

作者群又补充说,日本央行如果要的话,「原本大可从货币供给与信贷成长的数据中撷取有用的资料。」国际清算银行也同意这个观点。「以(1980年代)日本的情况来说,物价稳定分走了注意力,没人关注货币与信贷的成长,反而扩大了经济循环波动。」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如是说,并补充「只看通货膨胀一个焦点,就算并没有紧盯在固定水准,也让日本央行盲目了,看不见信贷市场的现况以及万一泡沫破裂之后可能造成的金融破坏」。 (注11)

美国货币政策决策者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日本泡沫经济出自于日本金融市场拙劣的自由化。这个观点认为,三重野总裁为了戳破房地产泡沫在1989年激进紧缩,是错误之举;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初期转跌,日本央行可能是害怕再度吹起泡沫,因此很慢才开始推动宽松政策,但这让之前的错误雪上加霜。 (注12) 日本央行也被指控在因应通缩时不够大胆,没有下足工夫压低长期利率。 (注13)

日本央行1980年代后半叶的行动,让人想起1920年代联准会的政策。美日两个经济体之前都经历了经济成长稳健且通货膨胀低的好景,两国央行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稳定物价上,一开始忽略了信贷强劲成长与出现投机泡沫。由于国内通货膨胀率在掌控之中,联准会和日本央行调整国内货币政策,用以促成国际合作。等到两国国内各自的热潮接近尾声时,两国央行都为了戳破股市泡沫而升息。就像1930年代初期的联准会,日本央行也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任凭通缩生根。

如果日本央行没有试着戳破泡沫,或者在泡沫开始泄气之后更快速放宽政策,那么最早由费雪提出、并遭到海耶克驳斥的货币理论假设:物价稳定是经济与金融稳定的必要前提,或许就可以受到适当的检验。然而日本的消费物价持稳近十年,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通货紧缩。到了这个时候,房地产崩盘已经严重削弱日本银行体系。我们不应忽略,日本的通缩与美国在大萧条那几年的经验相比较,温和许多,日本的货币供给在这段期间也持续成长。基于这些差异,当货币学家主张稳定的消费物价可营造出稳定的金融条件,多半会把重点放在美国1930年代初期严重通缩。 (注14)

美国万分艰难才达成物价稳定。到了1970年代末,通货膨胀已经失控,导致经济成长疲弱(出现了所谓的停滞性通膨〔stagflation〕)与社会动荡。 (注15) 1979年8月,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任命身材修长的美国财政部前任官员、前商业银行家与之前的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保罗‧伏克尔(Paul Volcker)为联准会主席。卡特选择此人担任这项职务,真是选对了。伏克尔大四时的论文专题就是谈过低利率造成的危险,他在专业上的角色典范是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后面这位也曾是联准会主席,他讲过一句名言,说联准会的工作是在宴会酒酣耳热时端走鸡尾酒缸。 (注16) 到了1979年,这场盛宴已经持续太久,也该关灯走人了。

伏克尔的目标,是要减缓货币供给的成长以压制通膨,他把这套办法称之为「务实的货币主义」(practical monetarism),与傅利曼的学术性版本形成对照;而且,他不在乎利率要涨到多高才能达成目标。荷马和西拉写道:「之后三年,利率与殖利率出现前所未见的波动,1981年底时来到美国史上的最高水准。」 (注17) 在伏克尔治下,联邦基金利率在1980年12月从10%来到快19%,隔年的平均利率则超过16%,商业银行的基准利率来到高点21.5%。长天期美国政府公债发行殖利率为15%,这是美国政府付过最高的票息。 (注18)

当伏克尔紧缩货币扼住了美国经济并引发失业率冲上二位数,人民一片嘘声。有个持械的人闯进联准会的埃克斯大楼(Eccles Building)办公室,威胁着要杀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s Open Markets Committee)成员,之后这位联准会主席就配了随扈。愤怒的住宅建商寄了锯短的二乘四木板给伏克尔(其中一个上面还写了很实在的建议:「调降利率,减少货币供给」)。愤怒的汽车经销商也寄送棺材到同一个地址,里面装满了卖不出去汽车的车钥匙。 (注19) 联准会承受「谋杀几百万小企业的冷血凶手」与扼杀「拥有自己房子的美国梦」骂名, (注20) 但就像伏克尔主席本人后来说的,他仍然「绑在船桅上打死不退」。每个人都想看到利率低一点,但就像伏克尔说的,「问题是,如果太快达成这个目标,我们能否持续压低利率。」 (注21)

等到1981年、1982年的经济衰退结束时,对抗通膨的战争胜利了。1982年8月17日,所罗门兄弟银行(Salomon Brothers)首席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博士(Dr.Henry Kaufman)断言,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债券多头市场即将出现。这位在华尔街有「末日博士」(Dr.Doom)之称的经济学家说,利率正在往下走。五年后,艾伦‧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取代伏克尔成为联准会主席,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业经济学家,和共和党交好。葛林斯潘不像伏克尔一样一直都担任公职,他也不是经济学者(他攻读博士时辍学,之后才获得纽约大学的无条件博士学位)。他曾是艾茵‧兰德(Ayn Rand)「圈子」(Collective)里的一员;这一群人是热情的书迷,以这位美国作家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一书为核心共聚一堂;葛林斯潘也以兰德文体写了一篇文章,赞扬金本位并指责联准会应为1929年崩盘负起责任。 (注22)

葛林斯潘的背景虽然属激进自由主义,但后来证明他是一个奉行干预主义的央行总裁。在他担任联准会主席期间,货币政策经常扭曲,给金融市场他们想要的。葛林斯潘赢得盛誉,一时之间在华尔街成为象征性人物,是一位货币巫师,他难懂的咒语有力量让市场维持在高点。参议员约翰‧麦坎(John McCain)曾经开个玩笑,说如果葛林斯潘死在办公室,他会把他撑起来,替他戴上平常的黑眼镜假装还活着。他的任期将近二十年,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央行总裁」,他真正的成就是吹起了一系列的资产价格泡沫,保护投资人免于承受最严重的余波。

葛林斯潘曾在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 School)主修单簧管,之后才改读经济学。人们很难听懂他演奏的货币政策即兴曲。任期初期,他说过:「如果我讲得太清楚,各位很可能会误解我的话。」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曾描写过一位久任的央行官员蒙塔古‧诺曼,说他是「奇特的神秘人物……他一边与逃避和失言奋战,一边又操纵物价与汇率,从这样的迷雾中很难清楚看出此人。」此话也非常适合葛林斯潘。

1987年10月,也就是葛林斯潘新上任的头几个月,他遇上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股市崩盘,他接任后的因应之道是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用流动现金淹没华尔街,让股市反弹。过没多久,联准会的焦点转向试图影响银行的借贷,直接瞄准利率。 (注23) 之后,货币政策仍专注于近期通膨,至于其他金融方面的失衡,例如经常帐赤字、信贷成长、核贷标准、民间杠杆操作和资产价格泡沫等等,除了偶尔有人对市场施压以进行修正之外,就没人管了。

1980年代将转入下一个十年时发生了储贷危机(Savings & Loan crisis),之后美国有超过千家房贷银行、也就是所谓的「互助储蓄银行」(thrift)倒闭,联邦基金利率调降到低于3%,这是多年来的最低点,大致上比(名目)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低了近一半。葛林斯潘想帮华尔街的忙:银行和避险基金可借入廉价短期资金,藉由「驾驭殖利率曲线」(riding the yield curve)的策略来创造利润。1990年代中期美国生产力大增,这代表自然利率也随之上涨。在此同时,进口物价下跌,通膨因此平静无波。如果利率追着资本报酬率跑,那么美国的利率本来应该随之大涨,但并未出现这种情形,从1992年初到这段十年时间结束,多数时候短期利率反而都低于美国经济成长率。

在美国遭遇类似1920年代的供给面成长冲击时,葛林斯潘仍维持宽松政策。 (注24) 另一个新纪元到来了,但许多记得很早以前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已经没这么害怕,这个时代也被重新命名为「新范式时代」(New Paradigm)或是「恰到好处的经济」(Goldilocks Economy),取童话故事里闯进三只小熊屋里的金发女孩说的:「不太冷,也不太热。」1996年12月,葛林斯潘让华尔街惶惶不安,因为他公开提问「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是否侵染了股市,但这个问题后来只变成一种说法,没有任何人再做点什么事,股市仍延续大多头。

低通膨给了葛林斯潘自由度,他可以在金融出现困境时用货币缓解疼痛。1998年9月底,一家杠杆操作过度的避险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近乎破产,之后联邦基金利率再减25个基点。市场大表欢迎所谓的「葛林斯潘卖权」(Greenspan put)问世;这指的是葛林斯潘和华尔街之间有一种不说破的默契,联准会将出手干预以阻止市场下跌。从1997年10月到两年半后到顶的这段期间,科技类股的那斯达克指数(Nasdaq Index)涨了将近三倍。以估值来说,这是美国史上最大的泡沫。就像过去很多的前例,2000年夏天一连串升息行动让联邦基金利率来到7%,这个泡沫就破了。

2002年,柏南克离开普林斯顿经济系系主任一职,来到联准会。 (注25) 柏南克提出了理性分析,成为支持葛林斯潘忽视资产价格泡沫操作手法的基石。柏南克指出,都说了我们不可能即时发现泡沫,因此不应抢先采取对抗泡沫的货币政策,应该在事后才处理。但柏南克大力主张要积极对抗通缩(这一次就要抢先了)。2002年11月,他建议联准会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阻止物价下跌,如果有必要,可以「大撒币」(helicopter money),也就是印新钱塞到美国人民手中。2003年春天,联邦基金利率减至1%,维持这个水准超过一年。在接下来的五年,联准会的关键政策利率,仍远低于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宽松货币纪元切切实实展开了。

在此同时,通膨仍受控。在整个已开发世界,各央行都能达成通膨目标。经济学家称2000年代初期的低通膨、经济温和下滑的现象为「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他们把这种良好的状态归功于货币决策有改进,各家央行总裁很难不认同。在英国,英国央行用「non-inflationary consistent expansion」(意为无通膨持续性扩张)字头缩写发明了一个新词「NICE」,用来描述这种美好的环境条件。 (注26) 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欢呼着终于结束了盛衰相倚的循环。2004年,葛林斯潘自夸「我们用来对付泡沫的策略,可是比泡沫还成功」。 (注27) 柏南克也庆贺美国「强健」且能「自给自足」的复苏。 (注28)

这重演了1920年代中期联准会在史壮领导下的行动;当时美国央行的决策者不太关心信贷快速成长或信贷品质恶化,也无人试着抑制美国到处出现的房地产泡沫。 (注29) 葛林斯潘2006年初退休,他迟迟才承认有些地区的房市出现「泡沫」,并且开始思考过去以不幸告终的稳定纪元。柏南克则是坚定的信徒,几个月之前他对参议院说,美国的房价上涨「大致上是反映了强健的基本面」。 (注30)

讲基本面就离题了。资料显示,联准会利用强大的力量拉抬房市。在2002年11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葛林斯潘提到联准会的低利率政策带动了房屋销售与营造。「房贷市场,」这位联准会主席观察到,「也是非常强大的稳定力量……因为有助提取出部分屋主累积下来的权益。」 (注31) 事实上在2008年之前的十年,美国人从房屋权益中提取的总数高达9兆美元之多。 (注32) 房贷净值提取贷款(mortgage equity withdrawal) ② 听起来无害,但事实上是让家庭陷入负债的一个好听名词。2004年3月14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理事唐纳德‧柯恩(Donald Kohn)的说法更尖锐,他坦承:

宽松政策与预期这种政策会持续下去的心理,扭曲了资产价格,当中的扭曲成分多半是政策立场刻意且乐见的效果。我们已经尝试将利率调降到低于长期均衡利率的水准,并拉抬资产价格以刺激需求。

当时与柯恩一起开会的同事,包括葛林斯潘和柏南克,无一人反驳他的意见。 (注33) 几个月后,达拉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罗伯‧麦克蒂尔(Robert McTeer)被问到央行官员是否能无限期延长景气循环,麦克蒂尔的回答是: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更能因应景气循环,决策者更明智了,他们可以从很多错误当中学习……1930年代初期经济开始衰退时,很多银行倒闭,造成很大损失……如今,你也知道,每一次碰到大型紧急事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麦克风然后打开来告诉大家:资金水龙头已开启。 (注34)

葛林斯潘在联准会时采行聚焦消费物价、忽略其他金融失衡的政策,并不是每个人都信服这样做会很有效,但能被拔擢到货币决策圈或在顶尖大学享有终生职的异议人士少之又少。国际清算银行(这是央行官员的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是个例外,他并不遵行普遍的群体思维。

在一篇名为〈物价稳定就够了吗?〉(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的论文中,这位加拿大经济学家指出,达成物价长期稳定并不足以避免严重的总体经济干扰。怀特跟海耶克一样,也认为通缩要分成提升生产力造成的良性通缩、和信贷崩盘之后的恶性通缩。怀特指出,过去的金融危机出现之前通常都没有通膨高涨的情形,近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一例。信贷成长、资产价格膨胀与大规模的资本流入等等是更可信的危机前兆,换言之,也就是当时美国普遍的金融条件。

怀特也质疑柏南克大力主张在泡沫发生之后才采行政策,而不在事前因应。负债过度的经济很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致使货币刺激手段无法发挥作用。如果热潮时资本配置错误,那么衰退后调降利率反而会助长经济僵化,就像日本过去十年的情况那样。泡沫破灭后降息可能有碍储蓄行为,从而抑制了经济体的成长前景:「如果长期维持低利率,」怀特指出,「在总和需求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营造出我们乐见的效果,但在总和供给面上,显然长期会引发负面效果。」最后,他预测低利率会导致保险公司与采取确定给付制(defined benefit)的退休金方案寻求收益。

这篇极有先见之明的文章,与其中暗暗提到海耶克对1920年代货币政策的批评,世人都听而不闻。此外,此文发表于2006年4月,那时要改变路线也已经太迟了。全美的房价已经越过了泡沫门槛,几个地区的房市新屋供给已经饱和。 (注35) 美国房市泡沫已经过了高峰期,房价正要开始走向为期多年的下跌趋势。美国金融体系里充满了各种复杂的资产抵押贷款证券,即将在走跌市场中接受测试。几位敏锐的财经名嘴观察到,某些新的次级房贷(subprime mortgage)违约率正以惊人的速度提高。

替全球金融危机追根究柢的书和文章(被戏称为「让人咬牙切齿的煽情作品」)多到数不尽。过去没看出事前有迹象指向金融体系很脆弱的主流经济学家,如今忽然可以头头是道地提出各种解释了。美国一所大学的校长就感叹说:「他们学校有一整个系的经济学家可以提出精彩的事后解析,说明发生了什么事,但之前没有半个人看出危机就要发生。」 (注36) 女王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2008年11月参访伦敦政经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romics),也做出类似评论。这些无识之士的首领是柏南克,他通常认为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之前的超额信贷应归咎于金融规范不健全(柏南克个人在这件事也要负一点责任;他自2006年起担任联准会主席,这个机构可是美国最高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决策人士圈中,从规范面来解释金融危机占了上风。

在此同时,货币政策在引发危机上扮演的角色被轻描淡写带过:联准会把政策利率压到战后低点以下并维持十八个月,联邦基金利率连续五年都低于美国的经济成长率,紧缩的步调极慢,升息速度如「宝宝学步」,根本吓不到金融市场,刻意为房市加柴添薪并鼓励家庭背债以及打开资金的水龙头,林林总总,都轻轻松松就被遗忘了。柏南克否认美国货币政策从2002年起就太宽松,他的立论是联准会的预测指向通缩风险升高。 (注37) 这位葛林斯潘接班人也驳斥宽松货币吹大房市泡沫的概念:

研究此议题的经济学家(实际上讲的是他聘用的联准会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根据历史上出现的关系来看,在这段十年期间早期,房价的涨幅仅有一小部分可归因于美国货币政策的立场。无论是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还是不用经济学理论仅靠纯统计分析,都得到相同结论。 (注38)

柏南克承认,美国长期利率下跌,人民更容易贷到房贷,因此带动房价,但他把公债殖利率下跌的原因归于「全球存款过剩」,而不是联准会的行动。美国长期利率下跌还有其他解释(下一章会讨论), (注39) 然而,存款过剩的假说解救了货币政策决策者,让他们免因次贷风暴受罚,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主流解释中的重要部分。

但柏南克的分析忽略了风险最高的是以短期利率定价的次级贷款,包括附带负摊还(negative amortization)特性(亦即每月支付的金额连利息都无法足额偿还,未清偿的利息会滚入本金)的浮动利率贷款选项。一直到联准会推出宽松货币之后信贷才加速成长,金融杠杆率高涨,房市出现泡沫,核贷标准下降,把次级房贷重新打包而成的担保债权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大增。低利率喂养出了信贷需求,金融创新则提高了信贷供给。复杂抵押贷款证券爆炸性成长的理由,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的利率处于几十年来的低点,很多人急着寻求收益。

金融危机过去很久之后,联准会的经济学家还是继续否认货币政策影响了房价。 (注40) 但是,有一小撮美国的央行官员直言他们犯了错。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St Louis Federal Reserve)的总裁威廉‧普尔(William Poole)坦承,低利率助长了房市热。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前一年,普尔在2007年联准会一场制定利率的会议上发言:「我们已经看到长期极低利率带动的热潮出现了,这段期间事实上始于我们把联邦基金利率定在1%时。之后我们又有了很多金融创新和次级房贷,加入了这个早已是非传统的产业了。」 (注41) 同样地,普尔的同事、堪萨斯市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汤玛斯‧霍尼格(Thomas Hoenig)也发现,「有强力证据支持」2002年到2004年实质负利率助长房市与信贷热潮的主张。 (注42)

有些一流的经济学家也同意。过去赞颂物价稳定目标的安娜‧舒瓦兹,现在紧咬联准会在次贷危机上应负责任:「(培养出危机的)基本培养皿是宽松货币和过低的利率,诱使一般人」从事借贷和投机。 (注43) 史丹佛大学教授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提出了「泰勒规则」(Taylor Rule),指称央行官员的基本原则就是制定利率,他说:「过多货币是引发热潮以及后续衰退的主因。」 (注44)

美国政治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警告,用特殊理由来解释不同的经济事件不是可验证的理论。奥尔森指出,各种可能构成原因的力道集结在一起,可以让谬误的理论看起来为真,让真正的理论看起来充满谬误。 (注45) 而多数解释金融危机的论调都讲到各式各样可能构成原因的力道,宣称危机的起因是随处可见的复杂债务证券、不可靠的信用评等、有谬误的风险模型、层层转包的抵押贷款债务、不当的监管、动物本能、全球存款过剩,凡此种种。

图6 美国2000年代初期货币政策

图说:在网路泡沫(dotcom bubble)之后,葛林斯潘领导联准会把利率降到战后低点。就在此时,美国房价开始起飞。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这些说法忽略了每个国家的金融操作与规范都各不相同。美国的银行创造出高风险的房贷债务工具然后分散出去,但在西班牙,他们称之为「cédulas」的资产抵押贷款证券仍然放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西班牙央行甚至要求银行在热潮期间提高储备资本。但即便有这些防护措施,西班牙遭受的金融冲击仍远比美国严重,名为「cajas」的在地储蓄银行几乎全面倒闭。既然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假设源头也是全球性的,看来很合理。次级房贷是美国的事,不符合标准,然而在美国发行但欧洲银行大量持有的复杂资产抵押贷款证券,其亏损足以引发快速蔓延全球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

从澳洲到冰岛,为何当时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信贷体系都如此脆弱?当中的串联因素看来是联准会在21世纪之交采取的低利率政策;由于美元具有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从而创造出吞没全球经济的信贷热潮。危机之前,全球实质利率已是负值,远低于全球经济成长率。即便利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也无法得到喘息的空间,因为他们被海外资本流入塞满了。 (注46) 这根本不用诉诸特殊理由;宽松货币制造出热潮,衰败破灭必定会跟着热潮而来。

央行官员与货币学家这个封闭的圈子仍执着从货币面上找理由解释危机,他们在经济模型上花了太多时间精力,不愿轻言放弃。他们的正规模型假设经济体只会因为随机、或者说是「外来」(exogenous)冲击改变发展路线,比方说1973年的石油危机,货币和信贷并无着力点。利率是给定的,货币政策的错误会透过消费物价的动荡显现出来,而不是资产价格,经济体也不鼓励投机泡沫与非理性繁荣。模型假定的是一个充满理性行为者的世界,这些人都有完美的远见。但是,模型讲到的根本就不是华尔街或其他股票市场实际上的状况,无怪乎负责管理詹姆斯‧格兰特称之为「博士本位」(PhD Standard) ③ 货币制度的经济学家,面对这些事件时措手不及。

制度面因素助长了这种认知失调。联准会是全世界雇用最多财金博士的单位,而且和各种专攻货币议题的经济期刊很有渊源。2010年一项调查指出,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相信,低利率引发或至少是大幅助长房市泡沫,但多数专攻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继续和联准会站在同一边。 (注47) 如果身为联准会大家长的柏南克坚持危机并非「经济科学」的失误,而是经济管理(规范)的挫败,那么联准会自家研究团队跟着首领走是可想而知的事。 (注48) 他们忙着扮演应声虫的角色,强化现有的想法并忽略让人不安的问题。

「柏南克的联准会,逃避承受因为自身智慧能力不足造成的结果」史学家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下了结论说,然而导致这场危机的,正是这些不足。柏南克并未因此受到去职的压力,反倒成为世人眼中拯救世界免遭另一次大萧条的功臣,更是《时代》(Time)杂志2009年的「年度风云人物」。他的否认,代表了联准会没有从危机中学到什么。除了偶发的扭转调整之外,货币政策决策者不认为有必要改变他们有缺陷的模型。如果导致危机的因素不是利率,未来把利率压得更低也不会有问题。

金融危机唤醒了通缩的威胁:是尔文‧费雪说的那种负债通缩;负债通缩发生在信贷热潮过后,人们背了太多债务,现在他们想要清偿。2008年后,忧心通缩(哈佛经济学家马丁‧费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称之为「通缩妖怪」〔deflation bogeyman〕)缠扰着决策者。《经济学人》杂志则说,通缩是「全世界最严重的经济问题」。 (注49) 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总裁克莉丝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说,通缩是「怪物」,已经「证明有害复苏」。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认为通缩是「慢性病」。要控制通缩,要透过严格落实达成通货膨胀目标:要不计一切代价达成物价稳定。

1990年代,各国央行普遍都设有官方的通膨目标。纽西兰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是第一家在1990年明订目标的央行,因缘际会之下,日本的泡沫也在同一年开始消风。加拿大在1991年也采取相同做法,六年后,刚刚独立的英国央行也接到他们要达成的通膨目标。1998年,欧洲央行开张大吉,也订有条约上法定的目标。虽然葛林斯潘治下的联准会避免制定正式目标,但也依循类似做法。 (注50) 虽然普遍制定通货膨胀目标实际上并未提供防护机制抵御金融危机,但2008年之后仍有央行继续这么做。2012年初,柏南克实现了长久以来的雄心壮志,让联准会订出正式通膨目标, (注51) 日本央行也很快跟上。

此时,已开发世界的主要央行不仅订出目标,他们还有志一同围绕在同一个数值上:2%。这个值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重要性,黑田东彦总裁把此目标称为「全球本位」(global standard)。 (注52) 2%一值还明文写进欧洲央行的章程里。各国央行不断提起,仿佛一讲再讲就能帮助他们达成目标。接下柏南克的位置成为联准会主席的珍妮特‧叶伦,在2016年9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的会议上演说时是这么说的:

且让我说清楚,我们的目标是2%。我们想要看到通膨回到2%。2%并不是通膨天花板。我们不会试着把通膨推到2%以上,我们的目标永远都是要回到2%,但2%并非天花板。如果这是天花板的话,你们就必须执行一套平均而言让通膨处于2%以下的政策,这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想要尽快看到通膨回到2%。

我们已经看过,1920年代联准会追求物价稳定助长当时的信贷热潮与过度投机。在同一套政策上加上明订的目标,只会让问题更严重。我们很早就体认到,如果参考某个固定的量化指标来管理制度,有其局限。 (注53) 量化目标通常会中选,因为这些目标很容易量化,但不易衡量的因素多半就被忽视了。因此,使用目标时会附带各种负面结果,包括短视、把资源导入官僚系统、趋避风险、报酬奖励不合理以及损害制度文化。

指标会扼杀创新与创意;指标披上科学的外皮,但内在比较像是信仰。当我们用特定目标导引制度,就会阻挡批判性的意见。19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指出:「使用愈多量化社会性指标来做社会性决策,愈有可能受制于贪腐的压力,也愈容易扭曲败坏政策原本要监督的社会流程。」历史学家杰瑞‧穆勒(Jerry Muller)为坎贝尔法则补上必然的结论:「任何可以衡量并获得回报的事物,都将会被玩弄。」

最著名的设定目标法则几十年前出现在货币经济学领域。1980年代初期,大西洋两岸的央行官员想要用设定货币供给成长目标来控制通膨。货币供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讲的M0、M1、M2、M3等等)。伦敦政经学院的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观察到,每当英国央行设定特定的货币供给指标时,那个指标过去和通膨之间的关系就会崩解。古德哈特法则说,任何用来做控制的指标都不可靠。

设定目标会犯错,是因为目标假设变数之间的关系(以上述的例子来说,是某个货币供给指标和通膨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但在真实世界里,人会因应别人的尝试控制而改变行为。「古德哈特法则的本质,」约翰‧凯(John Kay)和莫文‧金恩在他们的《极端不确定性:为不可知的未来做决策》(Radical Uncertainty)一书里写道,正是「任何假设社会与经济关系为静态的企业或政治政策都很可能失败,因为执行时会改变受影响者的行为,从而破坏了这种静态关系」。 (注54) 金恩爵士过去担任英国央行总裁时,他的主要责任就是达成2%的通膨目标。2013年退休后,他公开质疑这项目标的局限性:「我们并未瞄准应该瞄准的事物,反而瞄准不应瞄准的事物,因此经济体没有健全可言。」 (注55)

另一位退休的央行官员保罗‧伏克尔更是激烈批评通膨目标。「我不解背后的理由,」这位前任联准会主席写道,「我多年前读的教科书里没有2%的目标或限制,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理论上的道理。一个指标要同时是目标又是限制,这很困难。」伏克尔还补充说道,任何物价指数都无法准确捕捉消费物价的实质变化。此外,在成长型的经济体中,物价本来就会上上下下,而不是在一个区间平移。当经济稳健且失业率很低,但仅因为通膨偏离目标就要采行宽松货币政策,嗯,伏克尔认为「当然,这完全没道理」。 (注56)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约霍夫乌德(Axel Leijonhufvud)说,通膨目标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稳定不变的通货膨胀率完全不能提供任何资讯,你无法得知你的货币政策对不对」。莱约霍夫乌德主张,设定目标反而会鼓动央行采行有害金融稳定的政策。 (注57) 我们会看到,在通缩挥之不去时追求达成2%的通膨目标,事实上会迫使央行官员把利率定在极低、甚至负值的水准,因此鼓动投机性借贷与其他形式的金融冒险。 (注58)

就算央行设定了通膨目标,是否能强力控制国内通膨,也还是未知数。随着全球化脚步不断向前迈进,通膨已经是全球性的了,当进口物价下跌,央行必得拉高非贸易性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比方说医疗服务、教育和营造),才能防止一般物价下跌。少有人质疑这是不是让人乐见的事。此外,选定达成通货膨胀目标的时间也不适当:原则上,物价稳不稳定应该用几年来衡量(日本央行1990年后也承认这一点),但多数央行的设定都是要即时达成目标。威廉‧怀特提出的另一项批评,是央行设定通膨目标的方法不对称:由于害怕通缩,让他们倾向宁愿反应过度,也不要反应不足,也因此货币政策有系统地偏向降息。

2008年后,央行官员已经很执着于追逐通膨目标,就如同他们忧心通缩一般。「我们必须遵循的最终且唯一的命令,就是把通膨带回接近但低于2%的水准。」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2014年10月如是说。 (注59) 德拉吉2016年初又一次推动一系列非传统货币政策措施,他说:「在受命范畴内,我们的行动不受限制。」 (注60) 这位欧洲央行界头号人物「绝对拒绝」任何想要转移欧洲央行操作方向的企图,他努力拉抬通膨并且「誓言」绝不放弃通膨目标。 (注61) 在日本央行,黑田总裁也表现出类似的狂热:他要用「绝不放弃的决心」达成「无可动摇」的新目标。 (注62) 日本央行启动了全世界最具野心的计划,大幅扩张该行的资产负债表并将短期利率订在零值以下,黑田总裁也重复了德拉吉的话,指称「宽松货币没有限度」,日本央行「会竭尽所能」以达目标,并补充说好的指标「不会夸大,〔我们的〕货币政策架构是现代央行经营管理中最有力道的一套。」 (注63) 无法达成目标,只代表日本央行还不够激进。

追求达成通膨目标,变成了一项大型且即时的米尔格伦权力服从实验(Milgram experiment) ④ ,全世界人民成了白老鼠。技术官僚出身的央行官员对于政策的负面效果视而不见,或者,最多也是轻轻带过。有人问德拉吉欧洲央行的行动是否会引发不公平,他的回答是他在乎的是能否达标。当他被人质问欧洲央行证券投资组合可能发生严重损失时,他也用同样的话答覆。极端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投机,他是知道的,但是欧洲央行不是根据「当地泡沫的价格」来设定利率。

各国央行官员不畏艰难险阻,坚持达成不容更改的神圣目标;他们赌上自己的信誉。 (注64) 他们不管根据既定通膨目标操作的政策显然会扼杀经济成长,不管零利率阻碍了储蓄与投资还损害了生产力成长;不管超低利率让将死的僵尸企业保有一线生机,导致最不适者生存;不管央行政策助长不平等扩大,损害了金融稳定,鼓动「热情」资本流动并酝酿出各种不同资产泡沫价格,从豪华公寓到加密货币都在其中。就像德拉吉说的:「取舍不是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考虑到可能的附带效果,就避免落实能确保物价稳定的政策。」 (注65) 欧洲央行当然可以追求达标,就让要命的后果来吧。

①译注:亦即特别帐户。 ↑

②译注:类似二胎房贷。 ↑

③译注:詹姆斯‧格兰特曾说过:「短短一代,我们的货币制度已经从金本位换成人治的博士本位。」 ↑

④编按:米尔格伦权力服从实验,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丹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1961年做的实验,其目的在于测试受试者在面临权威者向其下达违背良心、伤害他人的命令时,会服从或进行抵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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