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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巴塞尔经济学家的预见

极端异常已经变成让人不快的常态。

──克劳迪欧‧波瑞欧(Claudio Borio),2014年

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大卫‧休谟说货币只是实质事物的代表。他主张,贷款或可用货币来表示,但实际上出借的是某个数量的劳务或存量。由于货币有虚构出来的价值,休谟相信,货币数量改变会影响价格,但不影响利率。在他认为,决定利率的是节约(储蓄)与产业发展(资本报酬率)。这位苏格兰学者想像如果天上掉下钱来,会发生什么事:

假设奇迹出现,某天晚上英国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被塞进5英镑,这比此时全英国总共的钱多了两倍有余;但不管隔天或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更多人放款,利率也不会变动……这些钱,不管多丰厚……唯一的用处就是拉高了每一样东西的价格,再无其他影响……借钱的人想要借的钱与放款人拿出来借的钱差额还是一样,利率就不会下降。利率要下降取决于另一项原则,而且必须出自增进工艺与商业的产业发展与节约。 (注1)

休谟是聪明且又有原创性的经济思想家,但他的货币观点与现实脱节。 (注2) 他并未适切掌握到18世纪英国的金融发展;这个国家的贸易大部分早就都用汇票融资。休谟叹息大众对信贷很着迷,嘲弄他所称的「我们亲爱的纸本信贷计划」,瞧不起交易巷(Exchange Alley) ① 里交易的股票,质疑银行「有没有那么高的价值」,还认为英国庞大的国债最后必会让国家破产:「政府把所有收入都抵押出去了,」他写道,「这必会陷入疲乏、无能与无力的状态。」英国日后继续把收入抵押出去,但这个国家从未破产。

然而,休谟对于货币和利息的想法,在现代经济学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写的「每个人口袋里天降5英镑」的效果,导引出米尔顿‧傅利曼的「直升机大撒币」。休谟首先提出后世所称的「货币中立性」(neutrality of money)。从这个观点来看,货币是商业润滑剂,让人们能避免以物易物的不方便;但是,货币不会影响经济活动。和凯因斯同一时代的剑桥经济学家亚瑟‧皮古(Arthur Pigou)就说:「货币是一张帷幕,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实质的经济力道运作。」 (注3) 指利率仅由实质因素决定的主张,嵌入央行官员使用的正统模型里。他们模型里的利率出自于人口结构、储蓄和投资获利,多多少少就像休谟想像的。

即便央行官员自诩关注的是「实质」经济因素,但在他们模拟的世界里没有狂热、恐慌或崩盘,没有常见的错觉与群众的疯狂。货币政策的错误只会表现在干扰物价上,就像休谟说的,「再无其他影响」。他们所用的模型不当,这代表几乎每一国的央行官员在面对次贷危机时都猝不及防。菲利普‧米罗斯基写道:「多数经济学家在危机之前都不懂经济体特有的路径,之后也继续陷入迷惑当中。」 (注4) 危机过后,也没有看到知识分析体系上有任何根本上的转变。藏在货币后面的固执想法仍坚定,戴上眼罩的人仍看不清楚经济体实际上的运作。

这样的信念解释了为何即便是各国央行官员亲手把短期利率压到零值甚至负值,还用各种方法试图操控债券殖利率,但他们还是不认为自己要对2008年后的长期利率崩跌负责。 (注5) 他们也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对经济成长率造成持续性的冲击;联准会的柏南克主席2013年时就说:「很重要的是要体认……货币政策影响的不会是潜在成长率、长期成长率,只会是与周期循环相关的部分。」 (注6) 央行官员已经习惯把史上最低的利率与最停滞的经济成长,都归因于长期停滞。

位在巴塞尔(Basel)的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是前述规则的例外。我们之前也看到,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是一小群预见会发生金融危机的杰出经济学家之一。怀特在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之前的几个月退休,之后,他的前同事克劳迪欧‧波瑞欧顶替他的位置,接着成为各国央行的主要箭靶。回到2003年,当年夏天联准会在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举办大拜拜活动,牛津出身的波瑞欧和怀特在会中提交了一篇文章。 (注7) 这两位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力主金融风暴的乌云正在汇聚。波瑞欧把这种情况比作一出希腊悲剧,灾难已经先被预知,但是无法阻止。这种放肆的凶事预言无法说服联准会的葛林斯潘,五年后,世局证明怀特和波瑞欧是对的。

波瑞欧自2013年以后就担任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学部门的主管,他提出的长期停滞说法和桑默斯大不相同。他把国际清算银行的非正统观点带往新的方向,藉由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努力做研究,提出了实质证据反驳央行官员的传统说词。波瑞欧揭开货币帷幕,显露出一个有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周期循环以及信贷盛衰的世界:「请思考货币!想要正确地模拟金融周期循环,需要充分体认到经济体中的货币根本性质。」这是波瑞欧振聋发聩的呼声。 (注8) 他主张,金融体系不仅配置资源,还创造了购买力。金融本身自有生命。金融和总体经济「彼此盘根错节」。我们住在一个镜中世界,金融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根据现实运作。 (注9) 波瑞欧说,经济学里少了金融,就好像是哈姆雷特剧里少了王子。

波瑞欧颠覆了正统经济学,他拒绝接受当时对于主要议题的普遍说法。他坚称,引发金融危机的并非储蓄过剩,而是信贷太多,这是一种「银行业务过剩」(banking glut)。他说,银行放款时就带动了存款、消费力道,甚至储蓄行为。波瑞欧认为,通膨不只是货币议题,其源头在于实质的世界。在中国用廉价出口品淹没西方之后,美国与其他地方的通膨就下跌了。消费物价下跌本身并非什么严重的大灾难,发生通缩也非预告经济要出大问题了,波瑞欧发现,信贷大幅成长与房地产泡沫反而是更可信的警示。

他们遍寻历史数据,验证休谟指称利率仅由实质因素决定的主张,但发现利率和存款、投资或利润之间没什么关系,甚至人口结构和利率之间也没有稳定的关联。 (注10) 反之,国际清算银行指出,货币制度会影响实质利率,就像过去巴比伦的利率高于古代希腊的利率,金本位(1914年以前)下的实质利率平均也高于布列顿森林系统时代(1945年之后)的利率,而利率最低时发生在布列顿森林系统之后(1971年以后)。

波瑞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市场利率会因央行官员的所作所为而大受影响,利率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变数」。这个论点在一般人眼中明显之至,但央行官员大力否认。一般同意央行会对短期利率造成极大影响,但指称决定长期利率的是储蓄、生产力以及其他「实质」因素。然而,芝加哥经济学家也是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前任总裁的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指出,央行会影响债券投资人的预期:

如果预期未来十年的短期利率会维持在低点,长期利率也会很低……压低短期利率,尤其如果市场相信会长期压在低点,联准会就会影响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从而影响长期利率。 (注11)

柏南克领导的联准会在2008年之后正是要达成这个目标,他们让决策变得更透明并公布未来利率走向的「前瞻性指引」。

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人员也质疑传统的「自然利率」(学术术语中称为星号利率,或以r*表示)概念。理论上,自然利率是经济体发挥最大潜力且通膨仍受控时的利率。但波瑞欧就像1920年代的海耶克一样,他主张稳定的物价不代表市场利率处于均衡水准,1929年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均发生在通膨又低又稳定的时期,指向传统看法错了。如果无法靠着物价稳不稳定指向是否达成自然利率,那么,央行官员也就很难找出自然利率的水准到底在哪里。波瑞欧相信,要知道经济体最大潜能产出在哪里与成长是否偏离可长可久的水准,信贷成长和资产价格是更佳指标,他以此为根据,发展出自己的金融周期循环。

数据支持拉詹和波瑞欧所言央行会影响长期利率的观点。德国科隆(Cologne)佛拉斯巴赫冯斯多区研究院(Flossbach von Storch Institute)的安妮丝卡‧格林杰(Agnieszka Gehringer)和汤玛斯‧梅尔(Thomas Mayer)做了统计检定,指出联准会的行动自21世纪以来对美国公债殖利率造成极大影响,时间点刚好符合葛林斯潘开始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之时。 (注12) 大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长期利率跌至明显低于战前平均值以下的水准。 (注13) 这两位德国经济学家总结,「长期市场利率因为央行而大受影响」是一种符合现实的认知,而不只是市场参与者的认知。格林杰和梅尔更抑郁地补充了不祥的预言,指出:「各种市场利率之间的不一致……大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扭曲。」 (注14)

货币政策错误除了会干扰物价水准之外,还可能制造出其他经济扭曲,央行系统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但波瑞欧的研究冷冷地指向此番结论,他指出,金融失衡(这是一种描述信贷热潮与投机狂热的客气说法)通常发生在低利率且低通膨的时期。 (注15) 金融危机之前,不管从实质来看还是相对于全球经济成长率来看,全球的利率都很低。信贷热潮与房地产泡沫通常会带来麻烦的经济冲击,随之而来的则是疲弱的复苏。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之前的经济符合前一段的说法,最著名的则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央行官员因应2008年后的经济停滞办法,是进一步压低利率,就这样,低利率催生出更低的利率。

图7 1945年到2021年美国长期利率

图说:二战之后,债券殖利率上涨了三十五年,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下滑。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波瑞欧说,长期停滞说法中缺少负债这一块。通往更低利率这条路,要跨过债务的山头。国际清算银行定义利率是「杠杆操作的价格」(price of leverage),预料只有当杠杆操作的价格(也就是借贷)下跌时,债务量才会成长。波瑞欧把危机留下来的债务称为「金融负累」(financial drag)。当背负过高债务的家庭要填补自家资产负债表的漏洞时,他们会同时少借钱与少花钱,而波瑞欧和他的同事发现,整个社会用于偿债的所得占比(也就是债负比率〔debt–service ratio〕)长期仍为常数,因此在债务量不断成长的情况下,只能靠进一步调低利率才能撑住负债。恶性循环于是展开,债务愈高就需要利率愈低,利率愈低就导致债务愈高。有些名嘴说这长达几十年的过程叫「债务超级循环」(debt supercycle)。

超低利率就像是以毒攻毒,可解不了负债的毒药。「说到底,」波瑞欧问道,「如果问题的根源是负债太多,鼓励民间与公家多背债的政策怎么可能会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注16) 一旦经济陷入「负债陷阱」,就更难在不造成严重损害的前提下升息了。「过去的利率太低,」波瑞欧总结,「是造成今日利率更低的一个理由。」 (注17) 问题还不只有债务数量太高,当中有很多债务根本无法创造出合理的报酬。波瑞欧观察到,「重点不只是信贷的总量太高,还有品质上的问题。」 (注18) 信贷热期间,人们会随意配置资本。房地产火热时,资源就冲向房地产开发,但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人员发现,营造不太能带动生产力成长,这可以提供部分理由解释为何房地产泡沫会抑制经济发展。

危机过后,银行也得补正自家的资产负债表。1990年代初期解决北欧银行危机的经验指出,及早处理坏帐可以加快经济复苏。但2008年后的超低利率鼓励把坏帐留在帐上,让银行得以把这个痛苦的过程往后延。日本没完没了的「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 ② ,说明做不到快刀斩乱麻会落入什么样的困境。多数西方国家现在也踏上日本后尘。银行资产负债表示四处可见逾期贷放,猖獗一如癌细胞。欧洲坏帐「长青」、或者说是坏帐延续的问题,非常严重,到处都有僵尸企业。坏帐加上资本错置的累积效果,是压低了最大潜力产出成长。波瑞欧主张:「当经济条件恶化,错置就会催生出错置。」 (注19) 最大潜力的产出成长水准下滑,给了央行官员另一个降息的理由。

危机之后这几年,银行面对的挑战还不只有坏帐。一般来说,银行把存款借出去赚利润,借短放长,这是他们的赚钱之道。超低利率侵蚀了银行的「净利差」(net interest margin),损害他们的获利能力,让他们不愿意承作新贷款。 (注20) 极端的货币政策让银行趋避风险,对投资人造成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国际清算银行发现,即便面对可能损失存款收益,存钱的人还是离开传统银行,投入金融市场,承担较高的风险以追求较高的报酬。 (注21) 金融危机前也有类似的寻求收益行为,而且危机会这么严重,与这种行为有很大关系。波瑞欧观察到「这一切当中有种让人沮丧的似曾相识元素」。 (注22)

联准会倾向在市场动荡时反手放宽货币条件,更加鼓动冒险。波瑞欧发现,央行官员在热潮期间升息速度很慢,但每一次衰退之后都会赶着放宽货币。他指出,这种不对称的手法透露了他们的态度是偏向低利率与高负债。联准会不一致的态度引发了一种长期受到关注的风险:「问题真的出现时就降息或提供丰沛的流动现金,但在失衡逐渐严重时却不升息,长期下来会造成隐患。这会助长一种道德风险,在实质经济体中播下种子,酝酿出动荡与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波动。」 (注23) 波瑞欧与同事菲利浦‧洛威(Philip Lowe)讲此话的时间是2002年,当时联准会正在网路泡沫破灭之后大举降息。五年之后,他们的预言成真。

国际清算银行的角色是「央行官员的央行」,因此他们密切注意跨境资本流动。经济学家惯常关注的焦点是国与国之间的经常帐余额,因为这反映了国家存款的差异。但波瑞欧主张,存款与信贷之间的关系很薄弱,经常帐或可衡量一国存款的盈余或赤字,但资本流动总额则记录了跨境贷放。波瑞欧主张,以国际层级来说,资本流动总额是检视金融脆弱程度更好的指标。 (注24)

海外借贷以美元计价,因此2002年之后美国的低利率刺激了国际资本流动大量成长。投资人借来便宜的美元,投资到海外以赚得更高收益。雷曼兄弟银行倒闭这把火余烬仍温时,全球息差交易(carry trade)又再度如火如荼,搧风点火的就是联准会订出零利率和买入大量证券。接下来几年,新兴市场疯狂借钱,累积了几兆美元的外债,他们的金融体系也因此对联准会的任何紧缩行动格外敏感。2013年夏天,联准会主席柏南克透露出他有意减缓联准会购债的步伐,于是全球金融市场进入了「恐慌」(tantrum)。如今证明,不管是国际层级还是国内层级,降息都比恢复常态容易多了。

波瑞欧忧心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度弹性」,跨国借贷可因此不受限,但是当局面不受控,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反噬。他担心,美国利率维持在接近零值的时间愈长,全球金融失衡就愈严重。但联准会也不是唯一该受指责的对象。美国以外的央行印钱收购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还让国内利率维持在低点(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自家货币对美元的汇价升值),也有推波助澜之效。波瑞欧设想的大结局,是相当于大萧条时全球金融体系崩解的局面。宽松货币制度很有可能在他所说的「划时代的天崩地裂」告终,预告着全球化结束,回到资本控制与通膨高涨的局面。 (注25)

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几个月后,波瑞欧警告超宽松货币政策维持太久会出现各种风险。 (注26) 接下来几年,他与其他货币论经济学家保持距离,提醒全世界注意「零利率政策」(zero interest rate policy)、「负利率政策」(negative interest rate policy)以及其他货币创新造成的意外后果。波瑞欧在2014年10月债券市场「闪崩」之后悲叹道:「极端异常已经变成了让人不快的常态。」一年一年下来,非传统货币政策愈来愈不传统,异常变成了新的常态。

波瑞欧说,货币政策有「路径相依」(path dependent)的特性。央行官员转错一个弯,金融体系和经济就被带离原本的路线:经济成长受阻,金融失衡愈见严重,资本错置,泡沫出现,负债累积过重。危机过后,央行官员尝试推动新的货币政策措施,量化宽松、储备金计息支付给银行、零利率与负利率以及各式各样创新。只要经济一失去动能,或者金融引擎可能停下来,他们就大踩油门。利率已经到底了,但经济大机器还是继续减慢。这些信号指出利率会走向愈来愈低。有人问波瑞欧,要如何回到正轨?「如果是我的话,」他回答,「一开始就不会走偏。」 (注27) 这是个老掉牙的笑话。

他担心货币政策正在失效。央行的负担太重,已经快要弹尽援绝了。波瑞欧低估了他们的创新能力。一路走来,又出现了新尝试。2015年夏天,联准会发出警示指出即将结束零利率,使得股市大乱。「我们看到的不是个别的震动,」波瑞欧评论,「而是由于各种重大错误多年下来累积的压力在释放。」 (注28) 这几年,他不断提到「天崩地裂」这个讲法。央行官员争取到了时间,但也浪费掉这些时间。算总帐的日子往后延,但帐也一笔一笔加上去。

央行体制里的经济学家以鄙视的态度,看待波瑞欧的国际清算银行团队提出来的各式各样论文,他们对国际清算银行「听而不闻」。身为对应国际货币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波瑞欧,据说是被攻击的对象。波瑞欧无法成为学界典范,受到的是嘲讽式的批评。杰出的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也曾经是类似评论的攻击对象,他看透金融动荡的明智洞见,等到次贷危机过后许久才受到认可。明斯基和波瑞欧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非正统且不拘一格的思想家,他们都把正式的模型放在一边,观察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看的是真实的世界,不是学术模型论者建构的非现实。明斯基说,货币很重要。波瑞欧补充,利率也很重要。2008年后,印钱与操控利率改变了世界,而且未必变得更好。金融恐慌平息了,但这个世界最后得到更多负债、更多泡沫、更多僵尸企业与更多金融风险。从波瑞欧的观点来看,长期停滞是一种货币病。休谟很有才,但是他错了,虽然并非错得彻头彻尾,但是他过度贬抑金融。货币不是一张帷幕,货币政策并非中性,利率并非仅由储蓄和产业决定,要补正这些错误,是你我要付出代价。

在接下来几章,我们会更详细检视波瑞欧「低利率催生出更低利率」的论点。这几章会以利率的不同功能来安排,也就是会讨论到利率如何影响资本配置、企业融资、财富资本化、储蓄水准、财富分配、风险衡量以及规范国际资本流动。

①译注:这里是指18世纪时伦敦的地下股票交易集散地。 ↑

②译注:指民间部门不再看好经济前景或资产价格,将更多收入用于还债,不做消费或投资,缩减资产负债表,从而引发衰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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