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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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国家治理

然吊诡的是,明清帝国制度史的事实显然已经证实,任何一项设计完备的制度,通常因为官场病的浸染,执法者之因循苟且、虚应故事,而制度的效率发挥大打折扣,有时甚至成为流于形式的一纸空文。崇祯十六年(1643),天下官员例当入觐,都察院先期颁行榜示,对诸如征逐过从,逆程设席,山人、墨客往来,捏款私揭,捏情肆辩,计后潜住京城等,无不加以禁止。但严禁之下,地方官员不加遵守者依旧故我,尤以“馈遗”一事,最为干犯法纪。外任官员每年至京城送礼,已是习以为常之事。至朝觐之年,自知府、知县以上,“必人辇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门,及打点使费”。那些“截俸留考诸员”,则又“持有一番钻营之费”。至于派遣大臣考察地方官员,尤其是巡按御史访察地方官员,效果也并非如设计者之愿,反而“察弊适以滋弊”。如永乐年间邹缉上言,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有司奉承惟恐不及”,其结果则是,“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贿赂”。其后,梁廷栋在上疏中亦直言,巡按御史在地方上的盘查访缉,其中的“馈遗谢荐,有司所出,多者二三万金”。此外,蹇义也明确指出,巡按御史、分巡道考察地方官员,大多是因循苟且、虚应故事而已,导致“不才者侥幸在职”。诸如此类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一项好的制度,即所谓“治法”,尚需简用得人,而后方可贯彻实施,此即所谓“有治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治人”,无“治法”,亦不无道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访察体制下,地方官的“官声”,时常通过地方舆论得以采集。而在地方舆论中,正如清人张潮所言,“豪右之口与寒乞之口俱不得其真”。换言之,舆论同样存在社会阶层性。同样一个官员,又是相同的行政举措以及个人修养,在“豪右”与“寒乞”之间,反而有不同的评骘。可见,所谓廉访官评,其间同样存在复杂性。

廉访地方有司的官声,进而加以考察,并将考察结果上报吏部,最初是由巡按御史、按察使职掌其事。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下令,凡是到任半年以上的府州县官员,巡按御史、按察使必须“察其能否廉贪实迹”,而后具奏。至景泰七年(1456),巡抚开始参与对地方有司官员的考察。当时规定:府州县官员,由巡抚、巡按会同按察使加以考察;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官员,则听凭巡抚、巡按考察。如天顺六年(1462),李侃巡抚山西,考察属下官员,奏罢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160人。自正统十四年(1449)以后,抚按官对地方有司官员政绩的考察,与吏部的察访结合在一起,作为对地方有司官员旌异或贬黜的依据。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抚按官对所属官员的考察,又与地方官的“朝觐”合在一起,借此作为吏部黜陟地方有司官员的依据。

官员考察之职,原本由都察院、吏部承担。鉴于地方庶官众多,都察院、吏部“不能遍照”,于是将巡察之责“寄之抚按”,而后吏部“凭之以黜陟”。这主要基于巡抚、巡按“职专一方,咨访的确,而闻见不爽其实也”。文中所云“咨访的确”,是指巡抚、巡按的访察。换言之,抚按、司道官员与地方有司整日在一起共事,对于地方有司官员的年力、才干、心术、操守,均可“详窥细访”。除此之外,尚有“内之咨访”,亦即吏科的访单,其目的在于济抚按访察之不及,弥补抚按访察之未确。可见,抚按之访察,与吏科之咨访,在地方有司的考察中,“相兼酌处,期在相成”。至于吏部、都察院考察地方有司官员的凭据,则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抚按的“考语”,二是吏部、吏科的“咨访”。在抚按考语之外,必须加上吏部、吏科的咨访,其原因大抵有二:一则抚按的考语,难免有名实混淆之嫌;二则咨访可以起到集思广益之效,使官员考察制度更趋公正、完善。

这就需要对抚按的职掌有所交代。在地方有司的考察上,巡抚、巡按具有以下两大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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