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直接保举贤能的地方官员,或提问贪酷不职的地方官员。按照功令规定,各省司道官员,假若俸深劳著,巡抚、巡按可以直接“荐举擢用”。明代的制度规定,巡抚、巡按有保举官员的权力。各处巡抚、巡按,需要将境内人才,逐一搜访,“会本具奏”。换言之,抚按需要延纳地方清议所褒奖之人,将他们“荐闻于朝,以备录用”。这在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明人张岳在江西巡抚任上时,就上荐举人才一疏,其中所保举之人,包括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简霄,原任刑部右侍郎刘节,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邹守益,原任南京鸿胪寺卿欧阳德,原任翰林院修撰罗洪先,原任给事中魏良弼、曾忭、詹泮,原任御史曾孔化、郭弘化、傅鹗、陆梦麟,原任湖广按察司副使江以达,浙江按察司副使王蓂。在疏中,他称这些人,“皆退居日久,进修不倦,常怀忠爱之心,皆有济用之器”。清代督抚亦有“保题荐举”之责,需要将有贤、有能的知府、知县,保举题疏,以便朝廷擢用。此外,明代的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员贪酷不法踪迹显著、明例不宥者,六品以下官员,巡抚、巡按有权“即时拿问”;五品以上官员,则不得“径自拿问”,需要指实参奏,请旨拿问,以凭“覆议定夺”。
其二,廉访官评,作为吏部考察地方有司的凭据。此即所谓“举劾”。巡抚、巡按在巡历所辖地方之时,必须“慎委公明僚属,相与体访,仍须亲自参酌”。此即所谓廉访。巡抚、巡按御史将对地方官员的访察,最后落实为“举劾官员贤否”。其中所云“举劾”,传统文献又称之为“举刺”。抚按举刺之职,“实激扬所系”,亦即贤者举之,庸劣者刺之。其施行的规矩照例如下:“顾人之贤否,不可以数定;则所以举之、刺之者,亦不可以数拘。”所谓“举”,就是对在访察中获得“贤才”声誉的官员加以举荐;所谓“劾”,则是对那些才劣乃至贪酷的官员加以弹劾。进而言之,巡抚、巡按之责,“莫大于举刺。举刺当,则吏治清,而民生遂矣;举刺不当,则吏治浊,而民生苦矣”。其中荐举贤能,更是“抚按官第一事”:“若不知而泛举者,谓之暗;若知其不贤而滥举者,谓之欺。”
明代的制度规定,巡抚有访察所属官员贤否的职责。通过“采访”,而后对所属官员加以“旌别”。清代的史料亦证实,巡抚的责任在“抚绥”,而抚绥之权,则“首在察吏”。自访察之外,举劾地方有司官员的贤否,也是巡抚、巡按的主要职责。以巡抚为例,隆庆二年(1568)六月,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何宽在题本中称:“奉命巡抚福建二年于兹,叨蒙升任,所辖藩臬方面官员,例应举劾。”巡抚举劾地方官员,通常是在“升任”离原职之时。如隆庆四年八月,原巡抚广东地方兼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改任巡抚浙江熊如达题称:“臣待罪巡抚,责任激扬,而各官贤不肖之最者,闻见颇真,兹当叨转离任,敢不次第而陈之?”此即其例。以巡按为例,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在给巡按御史的敕谕中,就明确了巡按御史考察地方知府、知县的职掌:若是知府、知县“果有遵行尽职,生民安业的”,就“指名奏来升用或赐旌奖”;若是知府、知县“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则“指名劾奏治罪”。无论是旌奖,还是治罪,务要“从公荐劾以凭黜陟”。明人归有光、王廷相的说法基本可以印证巡按有察吏之责。归有光认为,御史巡按地方,尽管奉有诏条,可以“无所不问”,但“尤莫先于察吏治得失,登贤显能,去其治行无状者”;王廷相则认为,朝廷派遣御史巡按地方,付之以监察之权,目的就在于“博采乎群情,广求乎民瘼”,进而收到“振纲而顿纪”“激浊而扬清”的功效。
揆诸史实,确实如此。巡按大多有举劾地方官员的题疏。如隆庆四年月,巡按山西监察御史王君赏题称:“奉命巡历,兹当事竣,谨将各官贤否,据实陈之。”可见,巡按御史举劾地方官员,大多亦是在“巡历已满”,即将离任之时。如隆庆四年八月,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杨标题称“巡历已满,敢举所得贤不肖之尤者,循例陈之”云云。入清以后,在巡按尚未废止之时,巡按对于“有卓异”的地方有司的旌奖,大多分为两等:一是“荐之于朝”,二是加以奖励,仅仅“给以银两而已”。
当然,巡按举劾地方有司官员,并非尽由自己访察,而是将职责转寄于下属官员。正如万历年间赵南星所云,巡按举劾时的凭据,多由司道官员“开报”;司道官员的凭据,则由知府与推官“开报”。可见,在地方访察体制中,“激扬转操于上,耳目实递寄于下”。在地方访察由下上达的过程中,“监司”亦即所谓司道官员,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换言之,知府、知县贤否,责在监司;而巡抚、巡按,则是监司之领袖。监司官员对于府县的长官、佐贰官,同样负有“激扬之责”。监司官员不可能遍识府县所有官员,只好寄耳目于他人,于是也就出现了“延访”之举,亦即在对群吏加以品题之前,借助于“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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