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道无报,只分迟早。”这几句话不但是“阴间法令”,而且也成为当时的“口头常谈”。但是,善恶之报是否完全可以相信?同一小说中的《善恶罔报》一则,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回答。这则故事记载东京有个姚汤,姚家是三代积善之家,周人之急,济人之危,斋僧布施,修桥补路,种种善行,不一而足。所以,人人都说姚家必有好子孙在后头。当时西京有个赵伯仁,是宋家宗室,他仗着自己是金枝玉叶,谋人田地,占人妻子,种种恶端,不可胜数。所以,人人都说赵伯仁仰仗自己是宗亲而横行无状,阳间虽无法奈何他,阴司必有冥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姚家行善,最后倒还是养出一个不肖子孙,家私、门户被弄得“如烫泼雪”;赵家尽管行恶,最后倒是养出绝好子孙,“科第不绝,家声大振”。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姚汤在阴间所打的这场官司,大抵可以说明情况。
小说记载姚汤死得不服,就到阴间告状,其状词云:
告为报应不明事:善恶分途,报应异用;阳间糊涂,阴间电照;迟早不同,施受岂爽。今某素行问天,存心对日,泼遭不肖子孙,荡覆祖宗门户。降罚不明,乞台查究。上告。
包公通过鬼卒,拘来了姚汤与赵伯仁对质。通过阴间的司法调查,断定赵伯仁所有恶行,均为李姓家奴所为。由此也就引出了如何看待明代乡绅在乡恶行问题。小说作者借助于包公之言,道出其中部分缘由:“人家常有家奴不好。主人是个进士,他就是个状元一般;主人是个仓官驿丞,他就是个枢密宰相一般。狐假虎威,借势行恶。”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否所有的乡绅横行乡里,均是奴仆、子弟的过错?换言之,是否乡绅就此可以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毫无疑问,乡绅自己确实也缺少尽约束、管教奴仆、子弟之责,更何况有些乡绅自己就是地方一霸!
从这一点来看,小说作者尽管已经借用了民间久已流传的包公阴间断案的方法,希望给阳间受了不公平待遇的人一个公正的判决。但从这件事情来看,小说作者显然没有一种彻底揭露社会现实的勇气,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在为地方豪强、乡绅开脱责任。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引用小说中包公的一段议论作为依据。这段议论,已经被小说作者称为“真正发人所未发”。小说中的包公认为,尽管赵伯仁有种种不善的名色,其实“本心存好”,不过是恶奴连累了他的名声,所以赵伯仁不但自己享尽富贵,而且子孙科第连芳。而姚汤尽管“一生行得好事”,其实却“不曾存得好心”。何以言此?包公认为,姚汤所行诸如周人、济人、修桥、补路等类善事,不过舍得几文铜钱,其目的还是“要买一个好名色”,其实心里对铜钱还是割舍不得,所以暗地里还是要算计人,去填补那些舍弃的铜钱。最后,小说作者借助包公之言,就善恶观念作了如下的阐述:“大凡做好人只要心田为主;若不论心田,专论财帛,穷人没处积德了。心田若好,一文不舍,不害其为善;心田不好,日舍万文钱,不掩其为恶。”
小说中的《寿夭不均》一则,更是就“阴骘”延寿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民间普遍流行的说法,阴间有个注寿官,可以注定人的生死。又传说阴骘可以延寿,人若是在世上做得些好事,不免又在寿簿上添上几竖几画;人若是在世上做得不好事,不免又在寿簿上去了几竖几画。换言之,人的年数寿夭尽管有所不同,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来有善恶的差异。那么,这种阴骘延寿是否真正可信?小说下面所描述的一场阴司官司,同样说明了阴骘并不能完全决定寿数。
小说记载山东有一个冉道,持斋把素,一生常行好事,若损阴骘的,一无所为,人都称他是一个“佛子”;又有一个陈元,一生做尽坏事,夺人之财,食人之肝,人都称他是一个“虎夜叉”。按照传统的阴骘观念,冉道应该长寿,而陈元则必得短寿。事实却并非如此。冉道没活多大年纪就夭亡了,而陈元却活到90多岁,以无病善终。这就引起了人心的不服,冉道死后就到阴司告状,道:
告为寿夭不均事:阴骘延寿,作恶夭亡;冥司有权,下民是望。今某某等为善夭,为恶寿。佛子速赴于黄泉,虽在生者不敢念佛;虎叉久活于人世,恐祝寿者尽皆效虎。漫云夭死是为脱胎,在生一日胜死千年。上告。
包公经过调查,获知冉道是“口善心不善”,所以还是难逃早死的命运。当包公将此事明白告知冉道时,冉道算是“服罪”了,但还是对陈元这样的恶人能长寿感到心有不满。最后经过调查,方知陈元出生在“三代积德之家”。按照传统的阴骘观念,“一代积善,犹将十世宥之”,更何况三代积善!所以,包公在判牍中对冉、陈两人的阴司官司作了下面的判决:
审得:冉道以念佛夭亡,遂怨陈元以作恶而长寿。岂知善不善在心田,不在口舌;哪晓恶不恶论积累,不论一端。口里吃素便要长寿,将茹荤者尽短命乎?一代积善,可延数世;彼小疵者,能不宥乎?佛在口而蛇在心,更加重罪;行其恶而长其年,难免冥苦。毋得混淆,速宜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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