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漫长且难受。我们不能坐飞机走,所以他们尽情轰炸了大半夜。两个山脊间有一个小小的鞍部,他们在一个山脊上,我们在另一个山脊上,下面的鞍部就是激战的地方——不过,我不知道谁想要那块烂泥地。然而,克兰兹军士长一再对我们说,我们被带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而是为了奉命行事。
很快,克兰兹军士长出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他说,我们必须把机关枪移动大约五十米,在鞍部中央耸立的那棵大树左边找个安全的地方架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炮弹炸飞。据我所闻所见,任何地方——包括我们目前所在的地方——都不安全,但下到鞍部去,则是他娘的荒谬至极。但我尽力做对的事。
我和机关枪手伯恩斯,以及另一个携带弹药的多伊尔,还有两个人从散兵坑里爬出来,沿着小斜坡走。走到一半,越南佬就发现了我们,并开始用机关枪朝我们射击。不过,在发生任何不测之前,我们已经慌忙爬下斜坡,进入丛林中。我不记得一米究竟有多长——和一码差不多吧,所以,当我们靠近那棵大树时,我对多伊尔说:“也许我们最好向左走。”他死死地盯着我,怒吼道:“闭上你的臭嘴,阿甘,这里有越南佬。”还真是,六七个越南佬蹲在大树底下吃午饭。多伊尔拿起一枚手榴弹,拉开保险栓,朝那棵树扔去。手榴弹还没落地就爆炸了,越南佬那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接着,伯恩斯用机关枪扫射他们,我和另外两个家伙又投出几枚手榴弹。这一切发生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当周遭再次安静下来时,我们已经上路了。
我们找了个地方架设机关枪,然后,一直在那儿待到天黑——待了一整夜,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我们听到其他地方闹哄哄的,但这里只有我们几个。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又累又饿,但强撑着。这时,克兰兹军士长那边来了一个送信的,他说,等我们的飞机把鞍部的越南佬消灭干净,查理连就会立刻进入鞍部,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果然,飞机来了,丢下了炸弹,一切都被炸毁了,消灭了所有的越南佬。
我们看到查理连离开山脊线,下到鞍部,但他们刚刚翻越山脊边缘,开始沿斜坡奋力赶来,所有的武器都开始向查理连射击,发射迫击炮弹什么的,乱成一团。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不到任何越南佬,因为丛林茂密得像搭筑篝火的柴枝,但那里肯定有人朝查理连开枪。也许是荷兰人,甚至是挪威人,谁知道呢?
这期间,机关枪手伯恩斯看上去非常紧张,因为他已经想到,炮弹是从我们前方飞来的,这意味着,越南佬在我军和我们所在的位置之间。换句话说,这里只有我们几个人。他说,如果越南佬不干掉查理连,他们迟早会回到我们这边来,如果他们在这里发现我们,他们肯定不乐意。关键是,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我们收拾好东西,朝山脊走去,但就在这时,多伊尔突然看向我们右下方的鞍部,他看到一整车前来增援的越南佬,他们全副武装,向查理连所在的山上爬。我们当时最好试着跟他们交朋友,把其余的事全忘掉,但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我们只是蹲在一大片灌木丛中,等他们爬上山顶。然后,伯恩斯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他立刻就干掉了十多个越南佬。我、多伊尔和另外两个家伙投掷手榴弹,情况开始对我们有利,直到伯恩斯的弹药用完,需要换上一条新的弹药带。我递给他一条新的弹药带,但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时,一颗越南佬的子弹正中他的头部,将它炸开了花。他躺在地上,手仍拼命握着枪,但他已经命丧黄泉。
哦,上帝,这太可怕了——而且越来越糟糕。万一越南佬抓住我们,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我们。我喊多伊尔到我这边来,但没有人回应。我一把将机关枪从可怜的伯恩斯手中夺过来,匍匐着朝多伊尔爬去,但他和另外两个家伙也中弹了,躺在那里。他们死了,但多伊尔还在喘气,所以,我抓住他,像扛面口袋一样把他扛在肩上,穿过灌木丛,朝查理连跑去,因为我已经吓傻了。我跑了大约二十码,子弹从我身后呼啸而过,我想,我的屁股肯定会中弹。但后来,我穿过一片竹林,来到一片矮草区,令人惊讶的是,那里到处都是越南佬,他们趴在那儿,朝另一边看,朝查理连开枪——我猜。
现在我该怎么办?我身后有越南佬,前面有越南佬,脚下还有越南佬。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我全速冲锋,开始大吼大叫。我想,我有点失去理智,因为我不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除了我仍然一面扯着嗓子咆哮,一面拼命奔跑。一切乱成一团,然后,突然间,我来到查理连,所有人都在拍我的背,就像我达阵得分了一样。
那些越南佬好像被我吓跑了,迅速逃回到他们原来住的地方。我把多伊尔放在地上,医务人员过来给他包扎,很快,查理连的连长走到我身边,摇晃我的手,告诉我我是个好人。然后,他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甘?”他在等我的回答,但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说:“我要尿尿。”——我真的很想撒尿。连长用很奇怪的眼神看我,然后,看着也走上前来的克兰兹军士长,克兰兹军士长说:“哦,老天爷,跟我来。”说完,他把我带到一棵树后面。
那天晚上,我和布巴碰面,共用一个散兵坑,晚饭吃的是C口粮。然后,我拿出布巴送给我的口琴,我们吹了几支曲子。在丛林里吹《哦,苏珊娜》和《牧场之家》,听起来真的很怪异。布巴掏出一小盒他妈妈寄来的糖果——果仁糖和奶油蛋白软糖——我们俩都吃了几块。这么跟你说吧——那个软糖确实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稍后,克兰兹军士长过来问我,那个十加仑饮用水桶放哪儿了。我告诉他,我过来的时候要扛着多伊尔,还要背着机关枪,我就把水桶丢在丛林里了。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他会让我回去拿,但他没有。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说,既然多伊尔受伤了,伯恩斯牺牲了,现在我必须担任机关枪手。我问他谁扛三脚架、弹药什么的,他说也得我来扛,因为没有其他可以做这件事的人了。这时,布巴说,他可以做这个,如果能把他调到我们连。克兰兹军士长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也许可以安排一下,因为查理连剩下的人都不够扫厕所的了。就这样,布巴和我又在一起了。
那几个星期过得太慢了,我几乎感觉时间在倒流。上一座山,下另一座山。有时,山上会有越南佬;有时,没有。不过,克兰兹军士长说,一切都好,因为实际上,我们要齐步走回美国了。他说,我们要从越南出发,穿过老挝,接着,穿过中国和俄罗斯,到达北极,然后穿过冰层,到达阿拉斯加,我们的妈妈可以在那里接我们回家。布巴说,别理他,因为他是个白痴。
丛林里的生活非常原始——没地方拉屎,像动物一样睡在地上,吃罐头食品,没地方洗澡什么的,衣服也都腐烂了。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妈妈写来的信。她说家里一切都好,但自从我离开后,那所高中再也没有拿过冠军。只要有空,我就会给她回信,但我要跟她说什么才不会让她再次放声大哭呢?所以,我只是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每个人都对我们很好。我做了一件事,我写了封信给珍妮·柯伦,让妈妈转交给她,问可否让珍妮的家人把信寄给她——无论她在哪儿。可是,没有任何回音。
与此同时,布巴和我,我们已经订好了退役后的计划。我们要返回家乡,弄一艘捕虾船,做养虾生意。布巴来自拜尤拉巴特里,他从小就在捕虾船上干活儿。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弄到一笔贷款,我们可以轮流当船长什么的,我们可以住在船上,我们会有事情可做。布巴把一切都想好了。多少磅虾用来还清买船的贷款,我们要付多少油费,多少伙食费,等等,剩下的钱,我们就可以随便花了。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画面:站在捕虾船的船舵前——如果能坐在船尾吃虾就更好了!但是,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布巴时,他说:“啊呀,阿甘,你这么大的块头,会把我们吃得倾家荡产的。还没赚钱的时候,我们一只虾也不能吃。”好吧,这话说得有道理。我不介意。
有一天,下起雨来,一下就是两个月,没停。大概除了雨夹雪和冰雹,我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雨,有时下毛毛细雨,有时下倾盆大雨。有时斜着下,有时直着下,有时雨甚至像从地上冒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主要是上山下山,寻找越南佬。
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他们。他们肯定是在召开越南佬大会什么的,因为感觉就像踩到了一个蚁丘,所有蚂蚁一拥而上。我们的飞机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飞行,所以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又遇到了麻烦。
这次,他们给我们来了一个出其不意。我们正在穿过一片稻田,突然,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开枪。人们呼喊,叫嚷,中弹,有人喊:“撤退!”好吧,我拿起机关枪,和其他人并肩朝几棵棕榈树跑去,至少那边看起来可以躲雨。我们已经围成一个圆,准备迎接又一个漫长的夜晚,这时,我四下看了看,发现布巴不见了。
有人说,布巴在稻田里,受伤了,我说:“该死。”克兰兹军士长听见我的话,说:“阿甘,你不能去。”可是,去他的——我丢掉机关枪——毕竟带着它只会增加重量——向我最后见到布巴的地方飞奔。可是,跑到半道,我差点儿踩到二排一个家伙,他受了重伤,他伸出手,抬眼看着我,所以我想,我能怎么办?所以,我把他拉起来,尽快和他一起跑回去。子弹满天飞。这是我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打橄榄球是一回事。但是这个,我不明白为什么。该死。
我把那个男孩送回去,又跑出来,见鬼,路上又遇到一个家伙。于是,我弯下腰,打算把他抱起来,但就在我这么做时,他的脑子掉到稻田里了,因为他的后脑勺被炸掉了。该死。
于是,我把他放下来,继续往前走,果然,布巴在那儿,胸部中了两枪,我说:“布巴,没事的,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因为我们要弄到那艘捕虾船。”说完,我把他抱回营地,我把他放在地上。停下来喘气时,我低头一看,我的衬衫上沾满了从布巴的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和青黄色的黏液,布巴抬头看着我,说:“该死的,阿甘,为什么会这样?”唉,我能说什么呢?
接着,布巴问我:“阿甘,你能用口琴给我吹首歌吗?”于是,我拿出口琴,随便吹了起来,我都不知道我吹的是什么,布巴又说:“阿甘,你能吹《沿着斯旺尼河走》吗?”我说:“当然可以,布巴。”我擦了擦吹口,吹了起来,周围依旧枪声不断,我知道我应该带着机关枪,管他呢,我吹起那首歌。
我没注意,雨已经停了,天空变成一种可怕的粉红色,把每个人的脸都衬托得像死人的脸,出于某种原因,越南佬暂时停火了,我们也停火了。我跪在布巴身旁,一遍遍吹着《沿着斯旺尼河走》,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尽全力照顾他。布巴抓着我的腿,他的眼睛变得混浊起来,可怕的粉红色的天空似乎吸干了他脸上的血色。
他想说点儿什么,于是,我俯下身,凑得很近,想听他在说什么。但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于是,我问医生:“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军医说:“回家。他说,回家。”
布巴,他死了,关于这件事,这就是我要说的。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夜。暴风雨又来了,我们得不到任何援助。越南佬离我们很近,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交谈,一排的士兵甚至跟他们肉搏过。黎明时,他们叫来一架携带凝固汽油弹的飞机,飞机差点儿把那些该死的玩意儿扔在我们头顶上。我们自己都被熏黑了,跑到空旷的地方,瞪大眼睛,所有人骂骂咧咧,战战兢兢,树林着起火来,该死的,火差点儿把雨烧灭了!
这期间,我挨了一枪,幸好是屁股中弹。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的状态都很糟糕。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搞砸了。我索性丢下机关枪。我什么也不在乎了。我走到一棵树后面,蜷缩成一团,哭了起来。布巴走了,捕虾船也没了;他是我唯一的朋友——也许除了珍妮·柯伦,我把那段感情也搞砸了。要不是为了我妈妈,我还不如死在那儿——老死,或者怎么死,随便怎么个死法——我都无所谓。
过了一会儿,他们用直升机运来增援部队,我猜,凝固汽油弹把越南佬吓跑了。他们肯定想,我们对自己人下手都这么狠,天知道会怎么对付他们。
他们把伤员运走了,这时,克兰兹军士长走过来,他的头发烧焦了,衣服烧破了,好像刚从大炮里被发射出来似的。他说:“阿甘,你昨天表现得很棒,孩子。”接着,他问我要不要来根烟。
我说我不抽烟,他点点头。“阿甘,”他说,“你可能不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但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士兵。我希望我手下有一百个你这样的士兵。”
他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但这不是实话。“阿甘,”他说,“你要回家了,我猜你已经知道了。”
我问他布巴在哪儿,克兰兹军士长用有点儿滑稽的眼神看着我。“他会被直接送回去。”他说。我问,我能不能和布巴坐同一架直升机回去,克兰兹军士长说,不行,布巴必须最后回去,因为他牺牲了。
他们用那种很粗的针管给我打了一针,针管里装满某种会让我感觉舒服点儿的狗屁药水,但我记得,我抬起手,抓住克兰兹军士长的胳膊,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求过人,可是,你能不能亲自把布巴送上直升机,确保他顺利到家?”
“当然可以,阿甘,”他说,“哎呀——我们甚至会给他安排头等舱。”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