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在哈佛大学奎肯布什教授的课堂上演戏的日子到了。我们要演的那场戏是,李尔王和他的弄人来到荒野——类似老家的沼泽或田野的地方——暴风雨袭来,所有人跑进一个叫“茅屋”的棚屋。
茅屋里有一个叫汤姆·白德兰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叫爱德伽的人乔装成的疯子,因为他被他的浑蛋哥哥害得很惨。此时,国王也完全疯掉了,爱德伽也在装疯,当然,弄人也表现得像个疯子。我扮演的角色是葛罗斯特伯爵,他是爱德伽的父亲,相比于其他丑角,他算是一个“直人”。
奎肯布什教授已经用一条毯子还是什么,搭起了一个类似茅屋的东西,他还搞到一台造风机,制造暴风雨的音效——一台大风扇,用晾衣夹将一张张纸夹在扇叶上。总之,扮演李尔王的埃尔默·哈灵顿三世出场了,他身上披着一条麻袋,头上扣着一个沥水篮。那个演弄人的女孩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件傻瓜的戏服,她头戴一顶系着铃铛的小帽子,脚蹬一双阿拉伯人穿的那种鞋尖翘起来的鞋子。扮演汤姆·白德兰的家伙从垃圾堆里捡到一顶假发和几件衣服,还抓了把泥抹在脸上。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场演出。
不过,我可能是这群人里最好看的了,因为珍妮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用床单和枕套给我缝了一套戏服,穿在我身上像尿布似的,她还用桌布给我做了一件斗篷,超人穿的那种。
总之,奎肯布什教授开动他的造风机,让我们从第十二页开始演,疯狂的汤姆正在给我们讲他的悲惨故事。
“做做好事,救救那给恶魔害得好苦的可怜的汤姆吧!”汤姆说。
李尔王说:“什么!他的女儿害得他变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能留下一些什么来吗?你都给她们了吗?”
弄人说:“不,他还留着一方毡毯,否则我们大家都要不好意思了。”
这番屁话持续了一会儿,然后,弄人说:“这寒冷的夜晚将使我们大家都变成傻瓜和疯子。”
这一点,弄人说得对。
就在这时,我应该手持火炬走进茅屋,火炬是奎肯布什教授从戏剧系借来的。傻瓜喊道:“瞧!一团火走来了。”奎肯布什教授点燃我的火炬,我穿过房间,走进茅屋。
“这就是那个叫作‘弗力勃铁捷贝特’的恶魔。”汤姆·白德兰说。
“他是谁?”国王问。
我说:“那边是什么人?你找谁?”
疯狂的汤姆说他只是“可怜的汤姆,他吃的是泅水的青蛙、蛤蟆、蝌蚪、壁虎和水蜥……”还有一堆其他的屁话,然后我应该突然认出国王,说:“什么!陛下竟会跟这种人做起伴来了吗?”
疯狂的汤姆回答说:“地狱里的魔王是一个绅士;他的名字叫作摩陀,又叫作玛呼。”
这时,造风机吹得很猛,我估计奎肯布什教授在搭建这座茅屋时没有考虑到我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因为火炬顶部碰到了天花板。
这时,疯狂的汤姆应该说:“可怜的汤姆冷着呢。”但他说:“小心火炬!”
我低头看我的剧本,想看看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埃尔默·哈灵顿三世对我说:“小心火炬,你这个白痴!”我回了他一句:“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不是白痴——你才是白痴!”突然间,茅屋的屋顶着火了,火星落在疯狂的汤姆的假发上,假发也被点燃了。
“关掉那台该死的造风机!”有人喊道,可是,为时已晚。所有东西都烧起来了!
疯狂的汤姆大喊大叫,李尔王摘下沥水篮,扣在他头上,把火扑灭。人们跳来跳去,又呛又咳又骂,扮演弄人的女孩变得歇斯底里,高声尖叫道:“我们都会被烧死在这里!”有那么一两分钟,情况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的。
我转过身,该死,我的斗篷居然着火了,于是,我一把推开窗户,拦腰抱起弄人,我们俩跳了出去。那是二楼的窗户,地上的灌木丛起到了缓冲作用,但当时是午饭时间,几百个人在院子里溜达。而我们,全都着着火,冒着烟。
黑烟从教室敞开的窗户涌出来,突然间,奎肯布什教授探出身子,环顾四周,握着拳头,脸上沾满烟灰。
“阿甘,你这个该死的白痴——你这个愚蠢的浑蛋!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喊道。
弄人在地上匍匐,痛哭着,扭绞着双手,但她没事——只是脸熏黑了——于是,我拔腿就跑——以最快的速度跑过院子,斗篷还在燃烧,身后拖着一道烟。我一直跑到家才停下来,进了家门,珍妮说:“哦,阿甘,怎么样?我敢打赌你一定演得很棒!”说着,她的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哎呀,你身上怎么有一股烧焦了的味道?”她问。
“说来话长。”我说。
总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旁听过“世界文学中的白痴角色”这门课,我见过的白痴已经够多的了。但每天晚上,我和珍妮都和裂蛋乐队一起演出,我们白天做爱,散步,在查尔斯河畔野餐,这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珍妮写了一首很温柔、很好听的歌,叫《尽情爱我》,在这首歌中,我有大约五分钟的口琴独奏。多么美好的春夏。我们还去了纽约,为费布尔斯坦先生录制磁带,几个星期后,他打电话说我们要录制一张唱片。那之后不久,很多人打电话,让我们去他们的城市演出,我们拿着从费布尔斯坦先生那里赚到的钱,买了一辆巴士,车上有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那段时间,还有一样东西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天晚上,我们在丑八怪俱乐部演完第一场,裂蛋乐队的鼓手摩斯把我拉到一旁说:“阿甘,你是个整洁的帅小伙儿,但有样东西,我想让你试试,我认为它会让你的口琴吹得更好。”
我问他是什么,摩斯说:“给。”说着,他递给我一根很细的烟。我告诉他我不抽烟,谢谢,摩斯说:“这不是普通的烟,阿甘,里面有种东西可以拓宽你的眼界。”
我告诉摩斯,我不确定我是否需要拓宽眼界,但他坚持让我抽烟。“至少试试看。”他说。我想了一下,不过是根烟,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于是,我就抽了。
嗯,这么说吧:我的眼界确实拓宽了。
一切似乎慢了下来,前景变得很乐观。那天晚上的第二场演出是我有生以来最棒的演出,我吹奏曲子时,所有音符我好像都听过一百遍似的,后来,摩斯走过来,对我说:“阿甘,你以为这样就挺好——做爱的时候用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是好了。”
我用了,这次,他说的也是对的。我花了点儿钱买这种东西,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天天吸这种烟了。唯一的问题是,过了一阵子,它好像让我变笨了。早上一起床,我就点上一根大麻烟(他们管这玩意叫大麻烟),然后,躺一整天,直到该去演出了。一开始,珍妮什么都没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她自己也抽两口,但有一天,她问我:“阿甘,你不觉得那破玩意儿你抽得太多了吗?”
“我不知道,”我说,“多少是太多啊?”
珍妮说:“你现在抽的这个量就是太多。”
但我不想戒掉它。不知怎么的,它让我摆脱了一切烦恼,尽管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烦恼。晚上,在丑八怪俱乐部演出间隙,我会出去,坐在小巷里,仰望星空。如果天上没有星星,我还是会抬头看,一天晚上,珍妮出来,发现我在抬头看雨。
“阿甘,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戒掉,”她说,“我很担心你,除了演出,你整天躺着,什么都不干。这样生活很不健康。我认为你需要离开一阵子。从明天开始,我们在普罗温斯敦就没有演唱会了,我想,也许我们应该找个地方度假,去山里玩玩。”
我只是点点头。我甚至不确定她说的话我听全了没有。
呃,第二天晚上在普罗温斯敦,我找到后台出口,去外面点上一根大麻烟。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自顾自地抽,这时,两个女孩走过来。其中一个说:“嘿,你不就是裂蛋乐队的口琴手吗?”
我点点头,结果,她一屁股坐在我腿上。另一个女孩咧嘴笑着、叫着,突然脱掉自己的上衣。腿上那个女孩则试图拉开我的裤子拉链,还把她的裙子拉起来,而惊呆的我,只是坐在那里。突然,舞台的门开了,珍妮喊道:“阿甘,该……”她停了一秒,然后说:“哦,该死!”然后,她摔上门。
我一下子跳起来,坐在我腿上的女孩摔在地上,另一个女孩骂骂咧咧,但进去以后,我发现珍妮靠在墙上哭。我走到她面前,但她说:“离我远点儿,你这个浑蛋!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像狗一样——你们不尊重任何人!”
我从来没这么愧疚过。我记不太清最后一场演出的情况了。回去的路上,珍妮坐到巴士前头,根本不想和我说话。那天晚上,她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上,她说,也许我该出去找个地方住了。于是,我收拾好东西就走了。我的头垂得很低。没法跟她解释清楚。我又被抛弃了。
那之后,珍妮去了别的地方。我四处打听,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摩斯说,我在找到住处之前可以跟他住一起,但那段时间,我很孤独。我们暂时没有任何演出,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想,也许该回家看看妈妈了,也许去可怜的布巴的老家做点养虾生意。也许我根本不是一块做摇滚明星的料。我想,也许,我只是一个笨手笨脚的白痴。
但后来有一天,摩斯回到家,说他在街角的一家酒吧看电视新闻,结果看见珍妮·柯伦了。
他说,她在华盛顿,参加一场反对越战的大型示威活动,摩斯说,他搞不懂她为什么要费心干那种鸟事,她本该在这里和我们一起赚钱。
我说我要去看她,摩斯说:“好吧,看看你能不能把她带回来。”他说,他知道她大概会住哪儿,因为有一群波士顿人去华盛顿参加反战游行,在那里租了一间公寓。
我收拾好行李——我的一切家当——对摩斯表示感谢后就上路了。我是否会回来,我不知道。
我到华盛顿时,那里的情况简直一团糟。到处是警察,人们在街上呐喊,像发生暴乱一样乱扔东西。警察用警棍 敲那些扔东西的人的头,看来局势快要失控了。
我找到珍妮可能住的地方的地址,走过去,但家里没人。我在台阶上等了大半天,然后,大约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一辆车停下来,几个人下了车,里面有她!
我从台阶上站起来,朝她走去,但她转过身,跑回车里。其他人,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我是谁,但后来,其中一个人说:“听我说,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可不敢招惹她——她非常难过。”我问为什么,那家伙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
珍妮刚出狱。前一天,她被捕了,在女子监狱过了一夜,今天早上,他们还没来得及把她保释出去,监狱里的人说她头上可能有虱子什么的,因为她的头发太长,然后把她的头发剃光了。珍妮现在是个秃头。
哦,我猜,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秃头的样子,因为她钻进汽车后座,躺下了。于是,我手脚并用爬过去,这样我就看不见车窗内的情形,我说:“珍妮——是我,阿甘。”
她一声不吭,于是,我告诉她,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我有多么懊悔。我告诉她,我再也不吸大麻烟了,再也不跟乐队一起演出了,因为有太多不好的诱惑。我说,我为她的头发感到难过。然后,我爬回台阶上,我的行李放在那儿,我从我的帆布包里翻出一顶当兵时发的针织冬帽,然后爬回汽车那儿,把帽子顶在一根棍子上,从车窗伸进去。她接过帽子,戴上,然后,下了车,说:“呃,快来,你这个大笨蛋,进屋吧。”
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其他人吸大麻、喝啤酒,我什么都没碰。他们在讨论明天干什么,国会大厦门口将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一群越战老兵将摘下他们的勋章,扔到国会大厦的台阶上。
珍妮突然说:“你们知道吗,阿甘获得过国会荣誉勋章。”现场立刻鸦雀无声,然后看看我,又看看彼此,其中一个人说:“耶稣基督刚刚赐给我们一份礼物!”
第二天早上,珍妮走进客厅,我睡在沙发上,她说:“阿甘,我想让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去,我还要你穿上你的军装。”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你要做点儿什么,阻止越南那边的一切苦难。”于是,我穿上军装,过了一会儿,珍妮拿着她在五金店买的一串铁链回来了。她说:“阿甘,把这条铁链缠在身上。”
我又问为什么,但她说:“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过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你希望我开心,不是吗?”
我们就这样出发了,我穿着军装,身上缠着铁链,跟着珍妮他们。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到了国会大厦,我看见那里有一群人扛着摄像机,还有乌泱乌泱的警察。所有人高声呼喊,并向警察竖中指。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其他几个穿陆军军装的人,他们聚在一起,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尽可能靠近国会大厦的台阶,他们摘下勋章,扔了出去。有些人坐在轮椅上,有些人瘸了腿,有些人缺胳膊少腿。一些人只是把勋章扔到台阶上,另一些人则真的用力扔。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说轮到我了。我回头看了一眼珍妮,她点点头,于是,我独自继续朝那边走。
四周稍微安静了一些,接着有人用大喇叭宣布我的名字,说我要丢掉国会荣誉勋章,表示对结束越战的支持。所有人欢呼鼓掌,我看见其他勋章躺在台阶上。在这之上,在国会大厦的门廊上,一小群人站在那里,两三个警察和几个西装革履的人。好吧,我想,我必须尽力而为,于是,我摘下勋章,看了一会儿,我想起了布巴他们,还有丹,反正,我被某种感觉攫住了,但我必须扔掉它,所以我扬起胳膊,使出浑身力气把那枚勋章扔了出去。几秒钟后,门廊上一个穿西装的家伙突然倒了下去。很不幸,我把勋章扔得太远,砸中了他的脑袋。
这下全乱套了。警察冲入人群,人们大喊大叫,警察发射催泪弹,突然,五六个警察朝我扑过来,开始用警棍打我。又有一群警察跑过来,接下来,我只知道,我被戴上了手铐,扔进警车,送进了监狱。
我在监狱待了一整夜,早上,他们带我去见法官。我上过法庭。
有人告诉法官,我被指控“持凶器——一枚勋章——伤人,以及拒捕”,等等,并递给他一张纸。“甘先生,”法官说,“你知道你用你的勋章砸中了参议院书记员的头吗?”
我什么也没说,但看来这次有大麻烦了。
“甘先生,”法官说,“我不明白,你这么有名望的人,精忠报国的人,怎么会和一群扔掉勋章的傻瓜混在一起,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命令你接受三十天精神病观察,看他们能否搞清楚你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白痴的行为。”
这之后,他们把我送回牢房,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把我送上一辆巴士,巴士把我拉到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我终于被“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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