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认为是时候收获我们的第一批虾了。天一亮,我和苏就起床了,来到池塘边,撒下网,拖着走,直到网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苏先试着拉网,然后我也试着拉了拉,然后我们俩一起拉,直到最后我们发现,网并没有被卡住,而且里面装满了虾,我们拽不动!
到了那天傍晚,我们已经拉上来大约三百磅虾,我们用一整夜的时间根据虾的个头进行分拣。第二天早上,我们把虾装进篓子,扛到我们的小船上。虾太沉了,去拜尤拉巴特里途中,我们差点儿翻船。
镇上有一家海产品包装厂,我和苏把虾从码头拖到称重室。所有收入加起来,我们拿到一张八百六十五美元的支票!这是我在裂蛋乐队吹口琴以来,第一笔正大光明的收入。
在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和苏天天拉网捕虾,然后送到包装厂。最后结束时,我们总共赚了九千七百美元零二十六美分。养虾生意成功了!
哦,我告诉你吧——那可真是一个快乐的时刻。我们把一篓子虾,大概三十五升,送给了布巴的爸爸,他很开心,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还说多么希望布巴也在。之后,我和苏坐巴士去莫比尔庆祝。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寄宿公寓看望妈妈,我告诉她我赚到钱了什么的,果然,她又哭了。“噢,阿甘,”她说,“我真为你感到骄傲——你虽然智力迟钝,却这么有本事。”
总之,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妈妈,那就是,明年,我们的虾池数量将是现在的三倍,我们需要有人保管钱财、管理收支什么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干这个活儿。
“你是说,让我大老远搬到拜尤拉巴特里去住吗?”妈妈说,“那个地方无聊死了。我一个人可怎么打发时间?”
“数钱啊。”我说。
那之后,我和苏去市中心,准备大吃一顿。我去码头给苏买了一大串香蕉,然后给自己安排了一顿再丰盛不过的牛排晚餐,有土豆泥和青豆什么的。然后,我决定找个地方喝杯啤酒,当我路过水边一家灯光昏暗的酒吧时,我听见有人大声叫骂,尽管过去了很多年,我依然认得那个声音。我把头探进去,果然是我的大学同学柯蒂斯!
柯蒂斯见到我很高兴,说我是浑蛋、杂种、王八羔子……所有他能想到的“好词”。原来,离开大学后,柯蒂斯继续在华盛顿红皮队打职业橄榄球,后来,在一次派对上,他咬了球队老板娘的屁股,因此被解约了。他又为另外两支球队效力过几年,但那之后,他在码头上找到了一份装卸工的差事,他说,这倒是适合他在大学受的那点儿教育。
柯蒂斯请我喝了两杯啤酒,我们聊起过去的时光。他说“毒蛇”在绿湾包装工队打过四分卫,直到后来他在与明尼苏达维京人队比赛中场休息时被逮到喝了整整一夸脱波兰伏特加。后来,“毒蛇”为纽约巨人队效力,直到他在与洛杉矶公羊队比赛的第三小节来了一个自由女神式传球。巨人队的教练说,自1931年以来,就没有人在职业比赛中使用过自由女神式传球,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找“毒蛇”打球了。柯蒂斯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女神式传球。根据柯蒂斯的说法,当时,“毒蛇”吸毒吸得精神恍惚,当他从中线区后退传球时,完全忘了扔球,左边锋恰好看到这个情形,于是跑到他身后,把球拿走了。总之,柯蒂斯说,现在“毒蛇”在佐治亚州某地的一支小球队做助理教练。
两杯啤酒落肚,我有了个主意,并告诉了柯蒂斯。
“你来给我帮忙怎么样?”我问。
柯蒂斯骂骂咧咧,但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想问我想让他做什么,所以我跟他讲了我做养虾生意,我们要扩大业务什么的。他又骂了一会儿,但大意是“行”。
就这样,历经夏秋冬春,我们拼命工作,我、苏、妈妈和柯蒂斯——我甚至给了布巴的爸爸一份工作。那年,我们赚了将近三万块钱,而且生意规模不断扩大。情况再好不过了——妈妈几乎不哭了,有一天,我们甚至看到柯蒂斯露出了笑容——尽管他一看到我们看他,就停下来,又开始骂我们。而我却不是很开心,因为我经常想念珍妮,惦记她过得怎么样。
一天,我决定做点儿什么。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穿戴整齐,乘坐巴士去莫比尔,然后去了珍妮妈妈家。我敲门的时候,她正坐在屋里看电视。
我告诉她我是谁后,她说:“阿甘!我简直不敢相信。进来!”
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她问我妈妈的事,问我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最后,我跟她打听珍妮的情况。
“噢,最近我真的很少听到她的消息。”柯伦太太说。
“他们好像住在北卡罗来纳什么地方。”
“她有室友还是什么?”我问。
“哦,你不知道吗,阿甘?”她说,“珍妮结婚了。”
“结婚了?”我说。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她以前住在印第安纳,后来去了华盛顿,接下来,我收到一张明信片,说她结婚了,他们要搬到北卡罗来纳还是什么地方去。如果我听到她的消息,你想让我告诉她什么吗?”
“不用了,”我说,“哦,也许你可以告诉她,我祝她好运什么的。”
“我一定会转告给她,”柯伦太太说,“我真高兴你来看我。”
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对这个消息早有心理准备,可是我没有。
我感觉我的心怦怦跳,手心又冷又湿,我能想到的就是去某个地方,像布巴死后那样,把自己蜷成一个球,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在一户人家后院发现了一片灌木丛,我钻到灌木丛下面,蜷缩成一团。我甚至开始吮吸大拇指,我已经好久没这么做过了,因为妈妈总是说:这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说明这个人是白痴,除非他是婴儿。总之,我不知道我在那儿待了多久。我猜差不多一天半吧。
我不怪珍妮,她做了她该做的事。毕竟,我是个白痴,虽然很多人说他们嫁给了白痴,但他们无法想象嫁给一个真正的白痴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主要是觉得自己可怜,因为不知怎么的,我竟然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和珍妮在一起。所以,当我从她妈妈那里得知她已经结婚时,我感觉我的一部分死了,而且永远活不过来了,因为结婚可不像私奔。结婚是个非常严肃的事。夜里,我哭了,但哭也没什么用。
那天傍晚,我从灌木丛里爬出来,返回拜尤拉巴特里。我没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觉得说出来也没有什么益处。虾塘还有活儿要干,补网之类的事,我就自己干了。干完活儿,天已经黑了,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全身心投入到养虾生意中去,拼命工作。我只能如此。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那年,不算各种开销,我们赚了七万五千美元,生意越做越大,我只好雇更多人来帮我经营。其中一个是“毒蛇”,我们大学球队的四分卫。他对目前在小橄榄球队的工作不太满意,所以我让他和柯蒂斯一起工作,负责疏浚和溢洪道。后来,我发现高中的费勒斯教练已经退休了,于是我给了他一份工作,那两个打手也退休了,我安排他们在船上和码头工作。
很快,报纸就得到消息,派一名记者过来采访我,要做一篇“本地男孩大获成功”之类的报道,周日见报,配了一张我、妈妈和苏的照片,标题是“白痴在新奇的海产实验中找到未来”。
总之,那之后不久,妈妈跟我说,我们需要找人帮她分担记账的工作,并给出一些财务方面的建议,因为我们赚了很多钱。我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决定联系一下特里布尔先生,因为他在退休前做生意赚了一大笔钱。他说,他很高兴我给他打电话,他将乘下一班飞机赶过来。
一个星期后,特里布尔先生说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
“阿甘,”他说,“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但你的生意做得这么大,已经做到了需要开始做一些严肃的财务规划的时候了。”
我问他怎么规划,他说:“投资!多样化!听我说,依我看,下一个会计年度,你的利润将达到十九万美元。再下一年,将接近二十五万美元。利润这么高,你必须对它们进行再投资,否则,国税局会向你征收一大笔税。再投资是美国商业的核心!”
我们照着他说的做了。
特里布尔先生负责这一切,我们成立了几个公司,一个是“阿甘贝类公司”,一个是“苏蟹盖烩饭公司”,还有一个是“妈妈小龙虾炖菜公司”。
哦,二十五万变成了五十万,接下来的一年,一百万,依此类推,直到四年后,我们的年利润达到了五百万美元。现在我们有将近三百名员工,包括“粪球”和“蔬菜”,他们不再摔跤,我们让他们在仓库装箱。我们拼命想找到可怜的丹,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找到了摔跤比赛筹办人迈克,让他负责公关和广告。在特里布尔先生的建议下,迈克甚至请拉蔻儿·薇芝为我们拍了几支电视广告——他们把她打扮成一只螃蟹的样子,她跳来跳去,说:“品尝过苏的螃蟹,才算真正吃过螃蟹!”
总之,生意做得非常成功。我们有一支冷藏车队和一支由捕虾船、牡蛎收割船和渔船组成的船队。我们有了自己的海产品包装厂和一栋办公楼,还在公寓和购物中心等房地产项目,以及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租赁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们雇用了哈佛大学的英语教师奎肯布什教授,他因为猥亵一名学生被解雇了,我们让他在妈妈炖菜公司做厨师。我们还聘用了古奇中校,我那趟荣誉勋章之旅后,他就被陆军除名了。特里布尔先生让他负责“秘密活动”。
妈妈找人给我们盖了一栋大房子,因为她说,我这样的公司老板不该住棚屋。妈妈说,苏可以留在棚屋里照看东西。如今,我每天都像律师一样,西装革履,拎着个公文包。我成天开会,听一堆像俾格米语的屁话,大家都叫我“阿甘先生”什么的。在莫比尔,市长授予我城市钥匙,还让我担任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
后来,有一天,几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们想让我竞选美国参议员。
“你天生就是当参议员的料。”这个人说。他穿着泡泡纱西装,抽着大雪茄。“大熊”保罗·布赖恩特手下的前明星橄榄球员、战斗英雄、著名宇航员和两位总统的密友——你还想要什么?”他问。克拉克斯顿先生是他的名字。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就更适合了!”克拉克斯顿先生说,“听着,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地球之盐,我告诉你!地球之盐!”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就像我不喜欢人们给我出的很多其他主意,别人的主意总是给我惹麻烦。不过,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时,不出所料,她泪眼汪汪、骄傲地说,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美国参议员,她的美梦就全都实现了。
哦,宣布我参选的日子到了。克拉克斯顿先生他们在莫比尔租了一个礼堂,他们把我拖上台,面对一群观众,这些人花五十美分进来听我说屁话。很多人啰里吧唆轮流讲话,然后轮到我了。
“我的美国同胞们!”我开口道。克拉克斯顿先生他们已经给我写好了演讲稿,稍后还有观众提问环节。摄像机在转动,闪光灯闪个不停,记者们在本子上快速地做着笔记。我念了整篇演讲稿,篇幅不长,也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我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眼睛盯着记事本。
“如今,我们正处于核灾难边缘,”她说,“经济萧条,我们的国家遭到全世界痛斥,犯罪分子在城市里横行霸道,每天都有人挨饿,宗教从家庭中消失,贪婪之风泛滥成灾,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我们的国家,并抢走我们的饭碗。工会腐败,婴儿在贫民窟奄奄一息,工作不公平,混乱和饥荒席卷我们的校园,瘟疫和战争如乌云般笼罩着我们——有鉴于这一切,阿甘先生,在您看来,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礼堂里安静极了,连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我要尿尿。”我说。
听到这话,人们疯狂了!开始喊叫,欢呼,挥舞双手。礼堂后面有人开始呐喊,很快,整个礼堂的人齐声呐喊: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叫喊着。
我妈妈一直坐在台上,在我身后。这时,她站起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走。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她说,“竟然在公共场合说这种话。”
“不,不!”克拉克斯顿先生说,“说得太好了!大家喜欢。这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口号?”妈妈说着,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们要尿尿!”克拉克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都在喊什么!从来没有哪个人与民众有过如此融洽的关系!”
但是妈妈根本不接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她说,“粗俗,恶心——再说了,这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克斯顿先生说,“试想一下,我们会制作相关的广告牌、标语牌和保险杠贴纸,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毫无疑问,这是神来之笔。‘我们要尿尿’象征着摆脱政府压迫的枷锁——清除这个国家所有的错误……意味着沮丧和即将到来的解脱!”
“什么!”妈妈狐疑地问,“你疯了吗?”
“阿甘,”克拉克斯顿先生说,“你已经在去华盛顿的路上了。”
看起来情况是这样的。竞选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人们把“我们要尿尿”挂在嘴边。人们在大街上,在汽车和巴士上喊这句口号。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这句话的含义。传教士在讲坛上高声宣讲,孩子们在学校里齐声高呼。看样子,我稳操胜券,事实上,我的竞争对手已经绝望到把自己的口号改成了“我也要尿尿”,并在全州各地张贴。
然后,就像我担心的那样,一切分崩离析。
“我要尿尿”这件事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很快,《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就派出记者调查此事。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态度亲切友善,但一回去就开始挖我的历史。一天,关于我的报道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参议员候选人坎坷的职业生涯”,头条标题这样写道。
首先,他们写道,我大学一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接着,他们挖出来我和珍妮看电影,警察把我从电影院里拖出去的鸟事。接下来,他们找出我在玫瑰园给约翰逊总统看我屁股的照片。他们四处打听我在波士顿和裂蛋乐队一起演出的经历,并引述旁人的话,说我吸大麻,还提到我在哈佛大学涉及一起“可能的纵火事件”。
最糟糕的是,他们竟然查出我曾朝国会大厦投掷勋章,并因此受到刑事指控,被判关进疯人院。此外,他们对我曾经摔跤的经历也了如指掌,知道我的绰号是“呆瓜”。他们甚至登出一张我被“教授”绑起来的照片。最后,他们用了几个“未具名的消息来源”,称我曾卷入一桩“与好莱坞某知名女演员的性丑闻”。
这下可糟了。克拉克斯顿先生冲进竞选总部,尖叫着“我们被毁了!有人从背后捅了我们一刀!”之类的屁话。但一切都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选举。第二天,妈妈、我和特里布尔先生坐下来长谈。
“阿甘,”特里布尔先生说,“我觉得最近你最好保持低调。”
我知道他说得对。此外,还有一些事困扰了我很久,只是我从来没提起过。
养虾生意刚启动时,我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天一亮就起床,去池塘边,建网,补虾什么的,夜里,我和苏坐在棚屋的门廊上吹口琴,星期六,我们买六瓶装的啤酒,喝个酩酊大醉。
现在情况变了,我要出席各种晚宴,端上桌的菜肴看上去神秘兮兮的,女人们戴着巨大的耳环。电话整天响个不停,天底下的事都要问我。在参议院,情况会更糟。如今我根本没有时间自己待着,但不知怎么的,很多东西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现在我照镜子,脸上有皱纹了,鬓角发白,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越做越大,但就我自己而言,我感觉我只是在原地打转。我一直纳闷儿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很久以前,我和布巴有个计划,现在早就梦想成真了,甚至超出了想象,可是,那又怎样?我从中得到的快乐远远比不上我在橘子碗与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对抗,或者在波士顿和裂蛋乐队一起演出时来一段口琴独奏,或者,就这一点而言,与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乡巴佬》。
我想,珍妮·柯伦也和这种心情有关,但既然谁也帮不上忙,还是忘了的好。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抹泪,我料到她会这么做,但特里布尔先生完全理解我的想法。
“我们何不告诉大家你要休个长假,阿甘,”他说,“当然,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拿走你的股份。”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儿现金,往旅行袋里扔了点东西,然后来到工厂。我向妈妈和特里布尔先生道别,然后去和其他人握手——迈克、奎肯布什教授、“粪球”、“蔬菜”、“毒蛇”、费勒斯教练和他的两个打手,布巴的爸爸和其他所有人。然后我去了棚屋,找到苏。
“你打算怎么做?”我问。
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包,出了门。我们坐上小船,划向拜尤拉巴特里,然后乘巴士去莫比尔。售票小姐问:“你们要去哪儿?”我耸了耸肩,她说:“何不去萨凡纳?我去过那儿一次,那个地方很漂亮。”
于是,我们去了萨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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