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说不会给我钱,但在我离开旅馆前,其中一个家伙还是借给了我一块钱。我一见到公共电话,就打电话到我妈妈住的济贫院,告诉她我没事。但一位修女说:“甘太太已经不住我们这儿了。”
我问她去哪儿了,修女说:“不知道——她跟一个新教徒跑了。”我向她道谢,挂了电话。在某种程度上,我松了一口气。至少妈妈跟人跑了,不住在那个济贫院了。我想,我必须找到她,但说实话,我并不是很着急,因为就像天一定会下雨,她会因为我离开家这件事对我又哭又叫又闹。
天还真下雨了,倾盆大雨,我找到一个雨篷,站在下面,直到有个家伙出来,把我赶走。我很冷,浑身被雨淋透了,经过华盛顿的一栋政府大楼时,我看见人行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塑料垃圾袋。就在我靠近时,那个袋子动了一下,里面好像有东西!
我停下来,走到塑料袋前,用脚轻轻推了一下。突然,袋子向后跳了大约四英尺,一个声音从袋子下面传出来:“你给我滚远点!”
“谁在里面?”我问。那个声音回答说:“这是我的窨井盖——你去找你自己的。”
“你在说什么?”我说。
“我的窨井盖,”那个声音说,“从我的窨井盖上下去!”
“什么窨井盖?”我问。
突然,袋子抬起来了一点儿,一个家伙探出头来,他眯着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个白痴似的。
“你是新来的吧?”那个家伙问。
“差不多吧,”我回答,“我只是想躲雨。”
塑料袋下面那个家伙样子很可怜,头发半秃,几个月没刮胡子,眼睛通红,布满血丝,大部分牙齿都掉了。
“好吧,”他说,“既然是这样,让你待一会儿也无妨——拿去。”他伸出手,递给我一个叠好的垃圾袋。
“这个东西怎么用?”我问。
“打开,钻进去,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你说你想躲雨。”说完,他把袋子拉回来,盖在自己身上。
好吧,我照着他说的做了,说实话,还真不赖。窨井盖里冒出热气,使袋子里变得温暖舒适,而且挡住了雨。我们把垃圾袋盖在身上,并排坐在窨井盖上,过了一会儿,那个家伙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福瑞斯特。”我说。
“是吗?我曾经认识一个叫福瑞斯特的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丹。”他说。
“丹?丹?——嘿,等一下。”我说。我掀开我的垃圾袋,然后过去掀开那个家伙身上的垃圾袋,果然是他!他没有腿,坐在一辆底下带滚轮的小木车上。他看上去老了二十岁,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但就是他,没错。丹中尉!
从陆军医院出院后,丹回到康涅狄格,他想继续干老本行,教历史。但历史老师的职位没有空缺,他们让他教数学。他讨厌数学,而且,数学教室在学校的二楼,没腿的他费很大力气才能爬上楼。还有,他老婆和一个住在纽约的电视制片人跑了,并且以“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
他开始酗酒,丢了工作,游手好闲了一阵子。小偷把他家搬空了,退伍军人医院给他做的义肢尺寸不对。他说,几年后,他索性“破罐子破摔”,过起了流浪汉的生活。每个月,他会领到一点伤残抚恤金,但大多数时候,他会把钱送给其他流浪汉。
“我不知道,阿甘,”他说,“我想,我只是在等死。”
丹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去街角买两瓶红匕首葡萄酒。我只买了一瓶,剩下的钱给我自己买了一个三明治,因为我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好吧,老弟,”丹咕咚咕咚喝下半瓶酒后说,“说说吧,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你都在忙些什么。”
我讲给他听。我告诉他,我去中国打过乒乓球,我又见到了珍妮·柯伦,我和裂蛋乐队一起演出过,参加过和平示威活动,我把勋章扔了,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嗯,这个事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医院。我想过去华盛顿参加游行,但我大概不会扔掉我的勋章。你看——”说着,他解开夹克的扣子,衬衫上挂满了勋章——紫心勋章、银星勋章——肯定有十一二枚。
“它们会让我想起一些东西,”他说,“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当然有战争,但只是其中一部分。我遭受了损失,阿甘,比失去两条腿更大的损失。可以说,我失去的是我的精神、我的灵魂。现在,那里只剩一片空白——原先我的灵魂所在之处,现在是勋章。”
“可是掌管一切的‘自然法则’呢?”我问他,“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融入其中的‘万物计划’呢?”
“都滚蛋吧,”他说,“净是一堆哲学屁话。”
“可是,自从你告诉我之后,我就一直遵循这些屁话。我一直顺势而为,努力做到最好。做对的事。”
“好吧,也许对你有用,阿甘。我曾经以为对我也有用——可是,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他说,“我还有什么用?我是个该死的没有腿的怪物。一个乞丐。一个酒鬼。一个三十五岁的流浪汉。”
“可能会更糟。”我说。
“哦,是吗?怎么个糟糕法?”他说,我想他把我难住了,所以我继续把我的经历讲完——被关进疯人院,然后坐着火箭上太空,掉到食人族部落,我还讲了苏、弗里奇少校和俾格米人的事。
“哎呀,我的上帝,阿甘,我的朋友,你的冒险经历可真够刺激的,”丹说,“那你怎么会落得跟我一起盖着垃圾袋,坐在窨井盖上?”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不打算在这儿待太久。”
“你有什么想法吗?”
“雨一停,”我说,“我就去找珍妮·柯伦。”
“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我会知道的。”
“听起来你可能需要帮助。”他说。
我看向丹,他的眼睛在胡子后面闪闪发光。我感觉他才是那个需要帮助的人,不过,我没意见。
那晚,雨下个不停,我和丹住进一家廉价的教会旅馆,丹付了每人五十美分的晚餐费和二十五美分的床费。只要你坐下来听布道之类的东西,就可以得到免费的晚餐,但丹说,他宁可睡在雨地里,也不愿意浪费宝贵时间听一个狂热的《圣经》宣讲者告诉我们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丹借给我一块钱,我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在波士顿的摩斯,他曾是裂蛋乐队的鼓手。果然,他还住在老地方,他完全没想到会接到我的电话。
“阿甘——我简直不敢相信!”摩斯说,“我们还以为你回不来了!”
他说,裂蛋乐队已经解散了。费布尔斯坦先生答应给他们的钱全被开支什么的耗尽了,第二张唱片之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合同。摩斯说,人们现在听一种新的音乐——滚石、老鹰什么的——裂蛋乐队的大部分成员离开了,找到了正经工作。
摩斯说,很久没有珍妮的消息了。她去华盛顿参加和平示威活动,我在那儿被捕后,她回来过,和裂蛋乐队一起演出了几个月,但摩斯说,她好像和从前不太一样了。他说,有一次,她在台上突然哭了起来,他们只好靠器乐演奏完成整场演出。后来,她开始喝伏特加酒,演出迟到,他们正要找她谈谈这个事,她自己干脆不干了。
摩斯说,他个人觉得她的行为和我有关,但她从来没聊过这事。过了两个星期,她就离开了波士顿,说要去芝加哥,这是他近五年来最后一次见到她。
我问他是否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联系到她,他说也许他还留着她离开前给他的一个旧号码。他放下电话,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把那个电话号码告诉了我。除此之外,他说:“我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我跟他说保重,还说,如果什么时候去波士顿,我会去找他。
“你还吹口琴吗?”摩斯问。
“嗯,有时候吹。”我说。
我又跟丹借了一块钱,然后拨了那个芝加哥的电话号码。
“珍妮·柯伦——珍妮?”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哦,对——我记得她。那是个小美人。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
“你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吗?”
“她临走的时候说要去印第安纳波利斯。谁知道呢?她在天波禄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哪儿?”
“天波禄——轮胎厂。你知道,做轮胎的——汽车轮胎。”
我对那个家伙表示了感谢,然后回去告诉丹。
“好吧,”他说,“我还没去过印第安纳波利斯呢。听说那个地方秋天很美。”
一开始我们想搭便车离开华盛顿,但运气不好。一个家伙让我们坐在一辆运砖头的卡车后面,送我们到城郊,但那之后,没有人肯让我们搭车。也许是我们的样子太滑稽了——丹坐在他那台小滑轮车上,大块头的我站在他旁边。总之,丹说,我们干吗不坐巴士走,他的钱够买车票。说实在的,花他的钱,我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但既然他想走,让他离开华盛顿也是好事。
于是我们坐上了一辆开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巴士,我把丹放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把他的小滑轮车塞到上面的架子上。一路上,他都在慢悠悠地喝红匕首葡萄酒,说世界是个多么狗屎的地方。也许他说得对。我不知道。反正,我只是个白痴。
巴士停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中心,我和丹站在大街上,正想着下一步怎么办,这时,一个警察走过来,说,“不准在街上逗留”,于是,我们往前走。丹问一个人天波禄轮胎公司在哪里,结果在远郊,于是我们朝那个方向走。走着走着,人行道没了,丹不能推着他的小滑轮车往前走了,于是,我一只胳膊夹着他,另一只胳膊夹着小滑轮车,我们就这样继续往前走。
大概中午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天波禄轮胎”,我们猜这就是那个地方。丹说他在外面等,我走进去,桌子后面有个女人,我问能不能见一下珍妮·柯伦。那个女人看了一下名单,说珍妮在“轮胎翻新”车间上班,不过,除了在这个工厂上班的人,任何人不准入内。好吧,我只好站在那儿,琢磨怎么办好,那个女人说:“听我说,亲爱的,过一会儿,他们就午休了,你何不绕到大楼旁边去等。也许她会出来。”我照办了。
过了一会儿,果然出来很多人,我看见珍妮独自穿过一扇门,走到一棵树下,她从纸袋里掏出一个三明治。我走过去,悄悄来到她身后,她坐在地上,我说:“这个三明治看上去很好吃。”她头也没抬,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说:“阿甘,一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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