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萨凡纳下了车,那里正在下瓢泼大雨。我和苏走进车站,我买了一杯咖啡,站在屋檐下,琢磨接下来做什么。
我没有计划,所以,喝完咖啡,我掏出口琴,吹了起来。吹了两首歌,瞧啊,一个路过的家伙把二十五美分扔进我的咖啡杯。我又吹了几首歌,过了一会儿,咖啡杯里装了半杯零钱。
雨停了,苏和我继续走,过了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市中心的一个公园。我坐在长椅上,又吹了一会儿口琴,果然,人们开始往咖啡杯里丢二十五美分、十分和五分的硬币。后来,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有人路过时,他就拿起咖啡杯,走到人家跟前。一天下来,我赚了将近五美元。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公园的一张长椅上,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星星月亮都出来了。早上,我们吃了早饭,人们纷纷出门上班后,我又开始吹口琴。那天,我们赚了八块钱,第二天,我赚了九块钱,一个星期下来,总的来说,我们的收入还挺不错的。过了周末,我发现了一家乐器店,店面不大,我进去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把G调口琴,因为一直用C调口琴吹,感觉越来越单调。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架在售的二手电子琴,特别像乔治在裂蛋乐队弹的那个,他还用那架琴教过我几个和弦。
我问老板要多少钱,那家伙说两百块,但他会给我便宜点。所以,我买下了那架电子琴,那家伙甚至在上面安了个支架,这样,我也可以吹口琴了。这么一来,我们的受欢迎程度明显提高了。下个星期结束时,我们每天赚将近十美元,所以,我回到那家乐器店,又买了一组二手鼓。练了几天,我就打得挺像样了。我丢掉那个一次性泡沫咖啡杯,买了一个漂亮的锡杯让苏拿着,我们的收入相当不错。我吹各种曲子,有《那晚他们击溃了南方军》,还有《慢慢走起来,亲爱的马车》,我还找到一个可以带着苏入住,并且提供早餐和晚餐的寄宿公寓。
一天早上,我正要和苏去公园,天又突然下起雨来。萨凡纳有个特点——每隔一天就会下一场倾盆大雨,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我们沿街走到一栋办公楼前,突然,我看到一个有点儿眼熟的东西。
有个穿西装的男人,撑着伞,站在人行道上,他正站在一个很大的塑料垃圾袋前。有个人在垃圾袋下面躲雨,只看到一双手从袋子下面伸出来,给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擦鞋。我走到马路对面,仔细看,瞧啊,我认出了袋子下面露出来的手推车的小轮子。我高兴极了,上去一把掀开垃圾袋,果然是丹,他现在以擦鞋为生!
“把袋子还给我,你这个大笨蛋!”丹说,“我都快浇成落汤鸡了。”说完,他看见了苏。“你终于结婚了,哈?”丹说。
“他是公的,”我告诉丹,“你还记得吧——我上太空的时候认识的。”
“你还给不给我擦鞋了?”穿西装的人说。
“滚开,”丹说,“别等我把你的脚掌咬成两半。”那个家伙走开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丹?”我问,“为什么给人擦鞋?”
“为了羞辱那帮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回答说,“我是这么想的,皮鞋擦得锃亮的人全都一文不值,所以,我擦的皮鞋越多,我送进地狱的废物也就越多。”
“好吧,如果你要这么说。”我说,丹扔下擦鞋布,自己推车回篷子下面躲雨。
“见鬼,阿甘,我不是羞辱那帮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说,“其实是他们不愿意要我这种人。”
“他们当然愿意,丹,”我说,“过去你经常跟我说,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你也可以。”
“你还相信这种屁话?”他问。
“我看见拉蔻儿·薇芝光屁股了。”我说。
“真的吗?”丹说,“什么样?”
从那以后,我和丹、苏开始合作。丹不想住寄宿公寓,所以,晚上他睡在外面的垃圾袋下面。“塑造性格。”用他的话说。他给我讲了他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后都做了什么。首先,他把摔跤赚来的钱在赛狗场上输了个精光,剩下的钱拿去喝了酒。然后,他在一家汽修厂找到一份差事,在车底下干活,他坐在小推车上,钻进去很容易,但他说,他讨厌油垢一直滴在身上。“我也许是个没腿、没用、酗酒的流浪汉,”他说,“但我从来不是一个浑身油乎乎的人。”
接下来,他回到华盛顿,他们要为我们这些参加过越战的人建造的纪念碑举行一场盛大的落成典礼,他们看到他,并得知他的身份后,请他发表演讲。但他在某个招待会上喝醉了,忘了要说什么。于是,他从他们安排他住下的旅馆偷了一本《圣经》,到他讲话的时候,他给他们读了整篇《创世记》,他正准备从《民数记》中再摘录一些句子时,他们关掉了他的麦克风,把他拖走了。那之后,他试过乞讨,但过了一阵子,他觉得“太没尊严”,就放弃了。
我告诉他我和特里布尔先生下过棋,养虾生意做得很成功,我还竞选过美国参议员什么的,但他似乎对拉蔻儿·薇芝更感兴趣。
“你认为她的奶子是真的吗?”他问。
我们在萨凡纳大概待了一个月,收入相当不赖。我做我的单人乐队表演,苏收钱,丹在人群中擦鞋。一天,有个报社记者拍了我们的照片,登在报纸头版。
标题是“流浪汉滞留公园”。
一天下午,我坐在那儿吹口琴,心想,也许接下来我们应该北上去查尔斯顿,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小男孩站在鼓前面,盯着我看。
我正在吹《在新奥尔良兜风》,但那个小家伙一直看着我,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但他眼中有某种东西闪着光,隐约让我想起了什么。我抬起头,看到人群边上站着一位女士,一看到她,我差点儿昏过去。
天哪,竟然是珍妮·柯伦。
她卷了头发,看上去也有点儿老了,而且面带一丝倦容,但没错,就是珍妮。我很震惊,一不小心吹出一个刺耳的音符,但还是吹完了这首歌,珍妮走过来,拉起那个小男孩的手。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说:“哦,阿甘,我听到口琴声,就知道是你。没有人会像你这样吹口琴。”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
“我们就住在这儿,”她说,“唐纳德在一家生产屋面瓦的公司做销售部副经理。我们已经在这儿生活差不多三年了。”
我不吹口琴了,于是人群渐渐散去,珍妮挨着我坐在长椅上。小男孩和苏一起玩闹,苏翻起跟头来,逗得小男孩哈哈笑。
“你怎么搞起单人乐队来了?”珍妮问道,“妈妈写信跟我说,你在拜尤拉巴特里的养虾生意做得很大,都是百万富翁了。”
“说来话长。”我说。
“你不会又惹上什么麻烦了吧,阿甘?”她说。
“没有,这次没有,”我说,“你呢?你还好吗?”
“哦,还行,”她说,“我想,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那是你儿子?”我问。
“对,”她说,“他是不是很可爱?”
“当然——他叫什么名字?”
“福瑞斯特。”
“福瑞斯特?”我说,“你用我的名字给他取名?”
“应该的,”她轻声说,“毕竟,他有一半是你的。”
“一半什么!”
“他是你的儿子,阿甘。”
“我的什么!”
“你的儿子。小阿甘。”我看过去,他在那儿,拍着巴掌,咯咯笑,因为苏正在倒立。
“我想,我早就该告诉你,”珍妮说,“但我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时候,你知道,我怀孕了。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嗯,你当时自称‘呆瓜’什么的,我要生下这个孩子。我有点儿担心他会是什么样。”
“你是说,担心他会不会是个白痴?”
“是,差不多吧,”她说,“不过,你看,阿甘,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一点儿都不傻!他很聪明——他今年就要上二年级了。去年他门门功课都是A。你能相信吗!”
“你确定他是我的?”我问。
“毫无疑问,”她说,“他长大后想成为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或者宇航员。”
我又望向那个小家伙——他是个强壮漂亮的男孩。他的眼神很清澈,看起来什么都不怕。他和苏正蹲在地上下井字棋。
“呃,”我说,“那么,啊,你的……”
“唐纳德?”珍妮说,“哦,他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是这样,我刚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就遇到了他。当时,我快显怀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一个善良可亲的人,细心照顾我和小阿甘。我们买了一栋房子和两辆车,每周六,他会带我们去海边或乡下什么的。礼拜日,我们去教堂,唐纳德正在攒钱,打算将来送小阿甘上大学。”
“我能看看他吗——我是说,就一会儿?”我问。
“当然可以。”珍妮说,她把那个小家伙叫过来。
“阿甘,”她说,“你来认识一下另一个阿甘。他是我的老朋友,你的名字就是随他取的。”
小家伙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说:“你的猴子真好玩。”
“那是只猩猩,”我说,“他叫苏。”
“既然他是公的,你为什么叫他苏?”
我立刻明白,我儿子不是白痴。“你妈妈说,你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或者宇航员。”我说。
“没错,”他说,“你知道橄榄球或者宇航员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我说,“知道一点点,不过,你最好问你爸爸。我相信他懂的比我多得多。”
然后,他抱了我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但已经足够了。“我还想再跟苏玩一会儿。”他说着从长椅上跳下来,苏想出一个玩法,小阿甘把硬币往锡杯里扔,苏在半空中接住。
珍妮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腿。
“有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说,“我们已经认识快三十年了——从小学一年级就认识。”
阳光穿过树林,正好照在珍妮脸上,她眼中好像有一滴泪,不过一直没有流下来,但那里确实有点儿什么,也许是情感,但我真的说不好是什么,即使我知道它就在那里。
“我只是不敢相信,仅此而已。”她说着,凑过来,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白痴,”珍妮说,她的嘴唇在颤抖,“谁又不是白痴呢?”说完,她就走了。她起身走到小阿甘身边,拉着他的手,他们就这样走了。
苏走过来,坐在我面前,在我脚边的地上画了一个井字。我在右上角画了一个X,苏在中间画了一个O,我立刻明白,没有人会赢。
哦,从那之后,我做了两件事。首先,我打电话给特里布尔先生,告诉他,无论我在养虾生意上赚到多少钱,把其中的百分之十给我妈妈,百分之十给布巴的爸爸,其余的全都寄到珍妮那儿,给小阿甘。
吃过晚饭,我整宿没睡,一直都在思考,尽管这并不是我特别擅长的事。但我当时想的是:过了这么久,我又找到珍妮了。她有了我们的儿子,也许,我们还能以某种方式和好如初。
但我越想这件事就越明白,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我不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归咎为我是个白痴——尽管那样再好不过。不,这只是命中注定。有时就是这样,此外,归根结底,我认为这个小男孩最好跟珍妮和她丈夫一起生活,他们会给他一个幸福的家,把他抚养成人,这样他就不会有一个傻瓜爸爸。
几天后,我跟苏和丹离开萨瓦纳,继续往前走。我们去了查尔斯顿,接下来又去了里士满、亚特兰大、查塔努加、孟菲斯、纳什维尔,最后到了新奥尔良。
如今,新奥尔良人根本不在乎你做什么,我们仨玩得很开心,每天在杰克逊广场表演,看其他疯子做他们想做的事。
我买了一辆摩托车,两侧带有两个小挎斗,苏和丹可以坐在里面,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开车去河边,坐在岸上,钓鲶鱼。珍妮大概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同时寄来小阿甘的照片。在我收到的最后一张照片上,他穿着一套小橄榄球服。这里有一个女孩在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当女招待,我们偶尔聚聚,玩玩。她叫旺达。很多时候,我、苏和丹只是在法国区兜风、观光,相信我,除了我们,还有一些模样滑稽的人——像俄国革命什么的留下来的东西。
一天,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过来,说想做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因为我是他听说过的“最棒的单人乐队”。那个家伙问了我很多问题,打听我的经历,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但还没等我说到一半,他就走了,说这种故事不能登报,因为没有人会信。
但我跟你说吧,有时,夜里,当我仰望星空,看到整个天空展现在我眼前,你觉得我会忘掉一切吗?我还是会像其他人一样做梦,我时常会想,如果不是这样,生活还会是什么样。然后,突然,我四十岁了,五十岁了,六十岁了,你知道吗?
哦,那又怎样?我也许是个白痴,但大多数时候,无论怎样,我都会尽力做对的事——梦想终归是梦想,不是吗?因此,无论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我都在想:我总可以回顾过去,说至少我这一生没有碌碌无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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