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又绕了半个地球,这次是在中国,北京。
在乒乓球队打球的其他人,人都很好,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对我特别好。中国佬也很友善,他们和我在越南见到的亚洲佬很不一样。首先,他们干净整洁,而且很有礼貌;其次,他们不想杀了我。
美国国务院派了一个人和我们一起去,他教我们如何在中国佬面前举止得体,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他是唯一一个不太友善的。事实上,他简直就是一坨臭狗屎。他叫威尔金斯先生,留着稀疏的小胡子,成天夹着个公文包,时刻担心自己的鞋子是否锃亮,裤子是否板正,衬衫是否干净。我敢打赌,他早上起床后一定会吐口唾沫,擦亮自己的屁眼。
威尔金斯先生总是盯着我。“阿甘,”他说,“中国佬给你鞠躬的时候,你也要给人家鞠躬。阿甘,不要再在公共场合整理衣服。阿甘,你裤子上是什么污渍?阿甘,你像猪一样不懂餐桌礼仪。”
最后这一点,也许他说得对。中国人用两根小棍子吃饭,几乎不可能把任何食物送进嘴里,结果很多食物掉到我身上。难怪在中国见不到几个胖子。
总之,我们要跟中国佬打很多场比赛,他们有几个特别出色的球员,但我们也会展现自己的能力。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会给我们安排活动,比如出去吃饭,或者听音乐会。一天晚上,我们要去一家叫北京烤鸭的餐馆,我下楼到酒店大堂时,威尔金斯先生说:“阿甘,你回去换一件衬衫吧,你看上去就像跟谁互丢过食物。”他把我带到酒店前台,找了个会说英语的中国佬给我写了张纸条,上面用中文写道:“我要去北京烤鸭店”,让我把这张纸条交给出租车司机。
“我们先去,”威尔金斯先生说,“你把纸条交给司机,他会把你送到那儿。”于是,我回房间,换了一件衬衫。
总之,我在酒店门口找到一辆出租车,我上了车,司机就把车开走了。我一直在找那张给司机的纸条,等我意识到我把纸条落在脏衬衫里的时候,我们早就到了市中心。司机不停回头跟我说话,我猜他是问我要去哪儿,我一直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但最后,他放弃了,带我参观了这座城市。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来小时,我跟你说吧,我还真的看了不少地方。最后,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我说,“北京烤鸭”,然后我像鸭子拍打翅膀那样,挥动两只胳膊。突然,司机露出灿烂的笑容,点点头,开车离开。他不时回头看我,我就拍打翅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他停了车,我看向窗外,该死,他竟然把我拉到了机场!
哦,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还没吃晚饭呢,我都快饿死了,所以,经过一家餐馆时,我让司机停车,让我下去。我递给他一沓他们给我们的中国钱,他找给我一些钱,然后开车走了。
我走进餐厅,坐下来,感觉像是到了月球上。一位女士走过来,用很滑稽的眼神看我,她递给我一份菜单,但菜单上写的是中文,所以,过了一会儿,我指了四五个菜,心想,总有一个菜可以吃吧——实际上,那几个菜都挺好吃的。吃完饭,结了账,我来到大街上,想办法找回酒店的路,但他们接到我的时候,我猜,我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接下来,我只知道我被送进了警察局。一个会说英语的高大的中国佬在问我各种问题,他还像老电影里演的那样,给我敬烟。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才把我放出去。威尔金斯先生来到监狱,他跟他们谈判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
威尔金斯先生暴跳如雷。“阿甘,你知道他们以为你是间谍吗?”他说,“你知道这会给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造成怎样的影响吗?你疯了吗?”
我本想对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个白痴。”但想想算了。总之,从那以后,威尔金斯先生从街头小贩那儿买了一个大气球,系在我的衬衫纽扣上,这样他就可以“随时”知道我在哪儿。而且,从此以后,他在我西装的翻领上别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是谁,我住在哪儿。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回国后,他们把我送回了迪克斯堡,但并没有让我回蒸汽供热连,我听说他们让我提前退伍了。也就用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我就走了。他们给了我一些钱买回家的车票,我自己还有几块钱。现在我必须决定接下来做什么。
我知道我应该回家看望妈妈,因为她住在济贫院。我想,也许我该做养虾生意了,开始做出一番事业,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哈佛大学的珍妮·柯伦。我坐上一辆巴士去火车站,一路上,我都在考虑怎么做才是对的。但到了买票的时候,我告诉售票员,我要去波士顿。有时候,不能让对的事挡住你的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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