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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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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学会怎么做了,”女工头对弗朗茜说,“迟早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茎工。”她走了,把弗朗茜一个人留在那里;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第一天上班的第一个小时。

按照女工头的指示,弗朗茜左手拿起一英尺长的闪亮金属丝,同时右手拿起一条窄窄的墨绿色纸条。她把纸条末端浸到湿海绵上,然后双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一起揉搓,把纸条缠在金属丝上。她把包好的金属丝放到一边。现在有了一根“花茎”。

隔上一段时间,满脸粉刺的杂务工马克会把花茎分发给“花瓣工”,由她们把纸玫瑰花瓣缠在花茎上。下一个女孩把花萼缠在玫瑰花下面,再把它交给“叶子工”。“叶子工”从一堆叶子中挖出一组共三片闪着光泽的黑叶子,用金属丝把这组叶子和花茎连在一起,然后将这玫瑰交给“润饰工”,由她在花萼和花茎周围绕上一条质地更厚实的绿纸。花茎、花萼、玫瑰花和叶子现在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弗朗茜的背很疼,肩膀一阵剧痛。她想,肯定缠了一千根花茎了吧。一定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吧。她转过身去看钟表,发现才工作了一个小时!

“看钟表的。”一个女工嘲笑道。弗朗茜吓了一跳,抬起头来,但什么也没说。

她找到了工作节奏,干起活来似乎容易些了。一。她把包好的金属丝放在一边。一点五。她又拿起一根金属丝和一条纸。二。她把纸打湿。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金属丝包好了。很快节奏就成了下意识动作,她不用数了,也无须集中注意力了。她的背放松了,肩膀也不疼了。她的脑子闲下来,开始琢磨起来。

“也许一辈子都过这样的日子,”她想,“每天包八个小时金属丝,挣了钱花在吃住上,活下来再去包更多金属丝。有些人生下来,活着就是为了干这个。当然了,有些女孩会结婚,找个过着一样生活的男人嫁了。她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过是找了个人,在工作和睡觉间隙的几个小时说说话而已。”可她知道这种好处也不会长久。她见过太多上班的夫妻,有了孩子后,账单堆积如山,彼此之间很少交流,除非激烈争吵。“这些人被牢牢困住了,”她想,“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想起外婆一再坚持的信念),“她们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弗朗茜越想越害怕。也许她永远上不了高中了,也许她无缘更多教育了。也许她要包一辈子的金属丝……包金属丝……一……一点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和她十一岁那年在洛舍尔面包房看见那个长着丑脚的老人时一样,莫名其妙的恐惧又向她袭来。恐慌中,她加快了节奏,这样就必须集中精力干活,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

“新来的啊。”一个润饰工冷嘲热讽地说。

“想讨老板欢心。”一个花瓣工说。

很快,加速的动作也成了下意识的了,弗朗茜的大脑又闲下来了。她偷偷打量长桌旁的女工们。一共有十几个人,都是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最小的看上去十六岁,最大的三十岁,个个皮肤黝黑。出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所有人都穿黑色连衣裙,显然她们没有意识到黑色是多么不适合深皮肤。弗朗茜是唯一一个穿格子布居家裙的,这让她感觉自己像个傻乎乎的孩子。眼尖的几个女工注意到她匆匆瞥过来的目光,开始用她们特有的欺侮方式报复她。坐在桌子前面的女孩起了个头。

“这张桌子旁有个人的脸很脏。”她宣布说。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回答:“不是我。”轮到弗朗茜时,她们停下手中的活等着。弗朗茜不知道怎么回答,没有吭声。“新来的女孩什么也没说,”领头的断定,“所以是她的脸脏。”弗朗茜的脸变得滚烫,干起活来更快了,她希望大家就此打住。

“有个人的脖子很脏。”又开始了。“不是我。”女工们依次回答说。轮到弗朗茜时,她也说:“不是我。”可是这非但没有让她们消停,反而让她们更有话说了。

“新来的女孩说她脖子不脏。”

“她是这么说的!”

“她怎么知道的?她能看见自己的脖子吗?”

“要是脏,她会承认吗?”

“她们想让我做点什么,”弗朗茜困惑不解,“可到底是什么呢?是想让我生气,咒骂她们吗?想让我放弃这份工作?还是和很久以前我看那个小女孩清洁黑板擦时一样,想让我哭?不管她们想让我干什么,我都不会干!”她低下头,手指更飞快地干起活来。

这个无聊的游戏持续了一上午。唯一的喘息机会是杂务工马克进来时。她们暂时放过弗朗茜,瞄准马克开火。

“新来的姑娘,可得小心马克,”她们警告她说,“他因为强奸被捕了两次,还有一次是拐卖妇女被捕。”马克看上去那么阴柔,这些指控显然是对他的讽刺和取笑。弗朗茜见这个不幸的男孩每次被嘲笑后脸都通红,不由对他心生同情。

上午慢慢挨着。就在感觉时间似乎永无尽头时,下班铃声响了,午餐时间到了。姑娘们放下手头的工作,拿出装午餐的纸袋,撕开袋子铺上当桌布,亮出加了洋葱的三明治,开始吃起来。弗朗茜的手又热又黏。她想在吃饭之前洗一下手,于是问旁边的姑娘洗手间在哪里。

“不会说英语。”那姑娘用夸张的新手腔调回答。

“听不懂。”另一个人说,她整个上午分明在用地道的英语嘲笑她。

“‘洗手间’是什么?”一个胖女孩问。

“是造洗手的玩意的地方吧。”一个人打趣说。

马克在收盒子。他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大抱东西,喉结上下动了两下。弗朗茜第一次听到他开口说话。

“耶稣基督为了你们这样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激动地说,“你们现在却不愿意告诉一个新来的女孩‘车所’在哪里。”

弗朗茜惊讶地盯着他。接着她忍不住了——他的话听上去太好笑了——突然大笑起来。马克咽了一下唾沫,转身消失在大厅里。然后一切都变了。桌子周围一阵窃窃私语。

“她笑了!”

“嘿!新来的女孩笑了!”

“笑了!”

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女孩挽起弗朗茜的胳膊,说:“来吧,新来的女孩。我带你去那个‘车所’。”

到了洗手间,女孩为弗朗茜打开水龙头,捅了捅装着肥皂液的玻璃碗,弗朗茜洗手时,她关切地在旁边候着。弗朗茜刚想用滚筒上明显没用过的雪白的毛巾擦手,领她来的女孩一把拽住她。

“别用那条毛巾,新来的女孩。”

“为什么?看着很干净啊。”

“危险。在这里干活的一些女孩有淋病,你用了毛巾会被传染。”

“那我怎么办?”弗朗茜挥舞着湿漉漉的手。

“和我们一样用衬裙。”

弗朗茜在衬裙上擦干双手,惊恐地盯着那条致命的毛巾。

回到车间,弗朗茜发现女工们已经把她的纸袋铺好,妈妈为她准备的两个博洛尼亚香肠三明治被拿了出来。有人还在她的纸上放了一个漂亮的红西红柿。女孩们微笑着欢迎她回来。整个上午都在带头嘲笑她的姑娘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然后把它递给弗朗茜。

“喝一口吧,新来的女孩,”她命令道,“光吃三明治太干了。”弗朗茜退缩了,急忙拒绝。“喝吧!这只是凉茶。”弗朗茜想到洗手间的毛巾,断然地摇头说“不”。“啊!”女孩惊呼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喝我瓶子里的东西了。阿纳斯塔西娅在‘车所’吓着你了。别信她的话,新来的女孩。得淋病什么的都是老板自己瞎编的,为的是不让大家用他的毛巾,这样他每个星期就能省下几美元的洗衣费。”

“是吗?”阿纳斯塔西娅说,“我看你们谁也不用毛巾。”

“见鬼,我们只有半个小时吃午饭的时间,谁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洗手上啊?喝吧,新来的女孩。”弗朗茜喝了一大口。凉茶很浓,很爽口。她谢过这个女工,然后想感谢送她西红柿的人。女孩们立刻轮流否认。

“你在说什么?”

“‘西红时’是什么?”

“没看见什么‘西红时’。”

“新来的姑娘午饭带了个‘西红时’来,却不记得了。”

于是她们又取笑她。不过现在取笑让人感觉温馨而友好。弗朗茜很享受午餐时间,她很高兴发现了她们想从她这里得到什么。她们只是想让她笑一笑——这么简单的事情,却费了半天才搞清楚。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过得很是愉快。姑娘们叫她不要拼命赶工,说这是季节性工作,等秋季订单一完成,她们就全都会被解雇。订单完成得越快,她们就越早被解雇。弗朗茜很高兴能得到这些年纪比她大、经验比她丰富的女工的信任,很配合地放慢了干活速度。她们整个下午都在讲笑话,不管这些笑话是好笑还是下流,弗朗茜都笑了。等她和其他人一起取笑可怜虫马克时,她的愧疚感所剩无几了。马克不知道,只要他笑一笑,他在车间的麻烦就会结束。

星期六中午刚过了几分钟。弗朗茜站在百老汇高架铁路法拉盛大道站底下等尼利。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有五美元——这是她第一周的薪水。尼利也会带回家五美元。他们约好两人一起回家,把钱交给妈妈时来个小小的仪式。

尼利在纽约市中心的一家经纪公司跑腿。这份工作是茜茜的约翰托一个在那里工作的朋友找的。弗朗茜很是羡慕尼利。弗朗茜步行去布鲁克林北边上班,而尼利每天都经过威廉斯堡大桥,到那个陌生的大城市去。此外,尼利还在餐馆吃饭。和弗朗茜一样,第一天他也带了午餐,但男孩们取笑他,叫他布鲁克林来的土包子。从那以后,妈妈每天给他十五美分的午饭钱。他告诉弗朗茜,他是怎么在一个叫“自助餐厅” 的地方吃饭的。把一个五分硬币投进一个小口,咖啡和奶油就一块流出来了——不多不少,正好一杯的量。弗朗茜真希望自己也能穿过大桥去上班,到自助餐厅吃饭,而不是从家里带三明治。

尼利跑下高架铁路桥台阶。他腋下夹着一个扁平的包装袋。弗朗茜注意到他让脚以一个角度落地,不仅仅是用脚后跟,而是整只脚都踩在台阶上,这让他站得很稳。爸爸下楼梯也是这样。尼利不告诉弗朗茜袋子里装的什么,说那样就不算惊喜了。他们来到附近一家快下班的银行,让柜员把他们的旧票子换成崭新的一美元票子。

“你们要新票子干什么?”柜员问。

弗朗茜解释说:“这是我们领的第一份薪水,我们想把它换成新钱带回家。”

“第一份薪水,是吗?”柜员说,“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确实让我想起了过去。我还记得我拿第一份薪水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在长岛曼哈塞特的一个农场工作。好的,先生……”排队的人不耐烦地挪着脚步,他开始回忆起自己的人生往事。最后他说:“……当我把第一份薪水交给我母亲时,她眼里含着泪水。是的,先生,她眼里含着泪水。”

他撕开一捆崭新的钞票,给他们的旧钱换了新的。然后他说:“这是给你们的礼物。”他从现金抽屉里拿出两枚分币,给了他们俩每人一枚。这些分币是新铸造的,看上去像金子。“1916年发行的新分币,”他解释道,“附近第一家。别花掉。好好攒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旧硬币,放进抽屉补上亏空。弗朗茜向他表示感谢。他们离开时,只听排在后面的那个男人把胳膊肘靠在窗台上说:

“我也记得把第一份薪水带回家给我老妈时的情景。”

他们出了银行,弗朗茜想知道是不是每个排队的人都会谈起他们的第一份薪水。“每个工作的人,”弗朗茜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记得把第一份薪水带回家的情景。”

“是的。”尼利表示同意。

他们拐了个弯,弗朗茜若有所思地说:“她眼里含着泪水。”她以前从没听过这种说法,这引起了她的兴致。

“怎么可能呢?”尼利很想知道,“眼泪没有腿。怎么能站呢。”

“他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就跟人们说,‘我整天都站在床上’一样。”

“可是‘站’这个词不这样用吧。”

“就是这样用,”弗朗茜反驳道,“在布鲁克林,‘站’(stood)和‘在’(stay)一个意思,stood是stay的过去式。”

“我猜是这样,”尼利同意道,“我们去走曼哈顿大道,不走格雷厄姆大道了。”

“尼利,我有个主意。咱们瞒着妈妈做个铁皮存钱罐,就钉在你衣柜里。从这些新的分币开始,要是妈妈给我们零花钱,咱俩每个人每周放十美分进去。等到了圣诞节我们打开,给妈妈和劳丽买礼物。”

“也给我们自己买。”尼利承诺道。

“对。我给你买,你给我买。到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想要什么。”两人就这么约定了。

他们快步走着,速度远远赶超了从废品站回家的那些边走边逛的孩子们。经过斯科尔斯街时,他们朝卡尼废品站看过去,发现便宜查理店外面围着一群孩子。

“小屁孩。”尼利轻蔑地说,把口袋里的硬币弄得叮当作响。

“还记得我们以前去卖废品吗,尼利?”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的。”弗朗茜同意。事实上,距离他们最后一次把破烂拖到卡尼废品站,只不过才过去两个星期。

尼利把扁平的包装袋给妈妈。“给你和弗朗茜的。”他说。妈妈打开袋子。里面是一磅盒装的洛夫特牌花生糖。“而且我不是用工资买的。”尼利神秘地解释道。他们让妈妈到卧室待一会儿。等他们把十张新票子在桌子上摆好,才叫妈妈出来。

“给你的,妈妈。”弗朗茜大手一挥说。

“哦,天哪!”妈妈说,“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还不算。”尼利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八十美分零钱放在桌子上。“这是跑腿快给的小费,”他解释道,“我存了一个星期了。本来更多,不过我买了糖果。”

妈妈把零钱推给桌子那边的尼利,说:“你挣的小费都留着自己零花。”(就和爸爸一样,弗朗茜心想。)

“哎呀!好吧,我从里面拿出二十五美分给弗朗茜。”

“不用。”妈妈从裂口的杯子里拿出一枚五十美分硬币给了弗朗茜。“这是弗朗茜的零花钱。每星期五十美分。”弗朗茜很高兴。她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零花钱。姐弟俩向妈妈再三表示感谢。

凯蒂看了看糖果,看了看新票子,又看了看两个孩子。她咬着嘴唇,突然转身走进卧室,随手关上房门。

“妈妈是不是生气了?”尼利小声说。

“不,”弗朗茜说,“她没有生气。她只是不想让我们看到她要哭。”

“你怎么知道她要哭?”

“我就知道。她看着钱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含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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