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运气学说的渊源
五运六气学说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例如五运是借用五行的五个名词来代表的,六气是借用三阴三阳的六个名词来代表的,但是它的理论内容和使用方法,则与阴阳五行学说完全不同。其一,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代医家采用阴阳家、道家的学说加以发展而成的,运气学说是医家在天人相应整体观的思想指导下,自己创建出来的,专供医学使用。其二,阴阳五行学说是医家用来解释医学上各种问题的,而运气学说则是医家试图在疾病的外在因素上,探求疾病的发生规律,以推测未来疾病发生的。鉴于运气学说的发生和发展,像整部《内经》一样,是由阴阳五行这一理论体系连贯起来的,成了一门有系统的专门学问,谈及运气的渊源,将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阴阳五行学说产生的由来
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最初是两种独立的学说,是对宇宙的一般认识。到了邹衍手中,这两种学说才结合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个时期,正是“诸子百家”学派林立、群星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学派,有孔丘、孟轲、荀况的儒家,墨翟的墨家,老子、庄周的道家,韩非的法家,惠施、公孙龙的名家和阴阳家,加上农、纵横、杂家,称为九流,再加上小说,即为十家。当时学说纷呈,思想活跃,即便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收录名家著作189种,也未能囊括这个时期的全部著作。战国时期是古代哲学思想家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一理论体系和道家的一些思想曾帮助了医学,使当时的医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邹衍,战国时齐国临淄人,其生活年代据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记载,是公元前340~前260年,与宋钘、尹文一样,是当时齐国“稷下学宫”七十六名流之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这一理论体系,首先是春秋末期采用了阴阳的理论,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学说发展而成为一体,亦被医学全部采用,这就形成了医学上的基础理论体系。
二、五运六气学说形成的年代
运气学说既然是古代医学家引申阴阳五行学说,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形成于何时?这个问题还需从《黄帝内经》的著作年代来分析。
“黄帝内经”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该志乃东汉班固以西汉末年刘歆所撰的《七略》为蓝本编成的。这说明在公元前1世纪,已有《黄帝内经》这一名称了。《黄帝内经》命名时代较迟,但不是说《黄帝内经》著作也很晚。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仓公在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拜见其老师阳庆,阳庆传给仓公一批医书,计10种,即《黄帝扁鹊之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这些医籍中的许多内容包含在现在的《黄帝内经》中,只不过仓公时代不用“黄帝内经”这一名称罢了。
《黄帝内经》一书,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宋代邵雍、司马光、程颢,明代方孝孺、胡应麟,清代的魏荔彤、崔述等人认为,《素问》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现在看来他们讲的只能说是《素问》的前期作品。《素问》81篇,在唐代王冰作注时,就已遗失了《刺法论》和《本病论》两篇,实存79篇。而且这79篇中,内容不一及重复的地方亦很多。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与《灵枢·官针》都有“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为工矣”一句出现。《素问》中第66~74篇运气七篇大论,篇幅特长,文体也与其他各篇不同,且内容也不同,宋·林亿怀疑这七篇不是《素问》的原文,而是《阴阳大论》里的文章。但从与《内经》有密切关系的古代医著《难经》《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中看,均没有用“七篇”中的一句话,也可证明这部分内容不是《素问》的原文,而是后来编进去的。由此可见,《内经》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
据龙伯坚考证,《素问》按照著作年代应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素问》的前期作品。这一部分除了《六节藏象论》第一段、《天元纪大论》以下七篇和个别的后代作品外,全部包括在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治疗病案,其有关病理、诊断及治疗,与《素问》内容类似,但比《素问》要简朴得多。而且只谈阴阳,不谈五行,所以推测这一部分《素问》作品,当是扁鹊时代以后的作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仓公治疗的26例病案中,有12例使用汤液,而且他的老师传给他的十部医书中也有《药论》一书,可见药物治疗法在仓公时代已占有相当位置,而《素问》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治疗方法是针刺疗法。由此可以断定,这一时期的《素问》作品,当是仓公以前的作品。扁鹊以后、仓公以前,就是战国时代。
这一部分《素问》内容,有讲阴阳五行的,有不讲阴阳五行的,由于阴阳五行学说是由邹衍发展完备的,所以这部分《素问》中,不讲阴阳五行的部分大概是公元前4世纪的作品,讲阴阳五行的当是邹衍晚年或邹衍以后的公元前3世纪中期或后期的作品。
而且《素问》的前期作品中,还有某些西汉时期的作品。如第49篇《脉解》,有“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的条文。在秦代和汉代初用的是颛顼历,颛顼历是以亥月为正月的。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太初历以后,才以寅月为正月。本篇所讲的“正月太阳寅”,足以证明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的作品。
第二部分,《素问》的后期作品。这部分只包括《六节藏象论》的第一段和《天元纪大论》以下七篇大论。其著作可从几个方面来考证:其一,《易纬通卦验》为《易纬》之一,《宋史·艺文志》作二卷,上卷言稽应之理,下卷言卦气之征验。卷下里所讲的二十四气的天时民病,正和这一部分《素问》的理论体系相类似,但没有《素问》那样详尽。所以这一部分《素问》内容,是受《易纬通卦验》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纬书为依托经义,言符箓瑞应之书,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谓之“七纬”,言孔子所作,实起于西汉之末,又有河洛图谶并传。东汉中兴之帝光武,好谶纬,故盛于东汉,至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诏禁图谶秘纬,南朝宋大明中始禁图谶,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严禁私家隐藏纬候图谶,隋炀帝复遣使四处搜焚其书,故纬书至唐代皆失,唯《易纬》独存,由此可见,谶纬的起源虽早,但实在是西汉之末东汉之初兴盛起来的。在南北朝、隋朝,医家决不会在遭禁的情况下采用纬书作理论的,王冰距隋代很近,也不会把近人著作编入《素问》中,所以这一部分《素问》当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其二,第74篇《至真要大论》讲到药物的上、中、下三品,皆是西汉末年《神农本草经》产生以后的话,又讲到药物的君、臣、佐、使,则比《神农本草经》更晚了一步,也证明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其三,古代虽说从周幽王元年(公元前774年)十月辛卯日起到现在用“甲子纪日法”,且从未间断或错乱过,但纪年还是采用“岁星纪年法”。应用“干支纪年法”,即“甲子纪年法”,是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颁布“四分历”以后才正式使用的。而运气七篇大论则采用了干支纪年,足证《素问》这一部分内容当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其四,七篇大论虽然不像战国时期的文体,但也不像隋以后的文体。
第三部分,《素问》的个别后代作品。如《灵兰秘典论》有“胆者中正之官,膀胱州都之官”的条文,因“中正”“州都”是魏以后才有的官名,而且公元3世纪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也没有采用《灵兰秘典论》一句话,可见这一篇是公元3世纪以后的作品。
《灵枢》和《素问》一样,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它的篇章也有早晚之分。早期的作品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晚期的作品是汉朝的作品。最早的著作年代约是公元前3世纪,最晚的著作年代约是公元1世纪。
三、运气学说在《黄帝内经》中的地位
《黄帝内经》是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是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我们祖先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结晶。其成书经历了东汉以前七八个世纪的时间,是古代医家集体创作的。
运气学说源于阴阳五行学说,所以在《黄帝内经》的早期作品中,也已涉及运气的内容。就《素问》而言,《上古天真论》就有“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及“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的养生之论。《四气调神大论》主要讲春、夏、秋、冬四时气序变化规律和人应如何顺时养生,“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一论,就是在该篇中讲到的。第3~7篇,亦都是谈阴阳与运气关系的。《生气通天论》中“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就是运气学说源于阴阳学说的见证。《阴阳应象大论》云“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则充分说明了“不知运气而为医,欲其无害则鲜矣”。
《黄帝内经》中论及运气的篇数约占三分之二,且《素问》的后期著作,主要论述运气。至东汉时期,五运六气学说已发展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时的医家据“天地大化,运行之节,临御之纪,阴阳之政,寒暑之令”,推断、预见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掌握了治疗的主动权,使中医学在理论上和治疗上有了一个飞跃。
《黄帝内经》还引用了不少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前期的作品引用古医书17种(《五色》《脉变》《揆度》《奇恒》《九针》《针经》《热论》《刺法》《下经》《本病》《阴阳》《阴阳十二官相使》《上经》《金匮》《脉经》《从容》《刑法》),后期作品引用古医书4种(《太始天元册》《脉法》《大要》《脉要》)。从引用古医书的条文看,《上经》《太始天元册》《大要》等书,多谈及运气,这说明在《黄帝内经》的整个成书时代中,还有一些著作是关于运气的。
运气学说在《黄帝内经》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说明这一学说源远流长,若避而不谈或贬低运气学说去谈《内经》的重要性,则是不恰当的。
四、运气学说的研究概况
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医籍中皆有论述,但在如何对待它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有人认为“不达运气者不可以为医”,如李梴《医学入门》云:“医之道,运气而已矣,学者可不由此入门而求其蕴奥耶?”有的认为这是虚构的概念,如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有“四序有非时之化,百步之外,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之言。而今中医界趋新者亦有讥为迂谈。
对运气学说的怀疑直至发难,究其因是宋以后,一些研究运气的医家,如马宗素等一派,把运气学说中的一些内容视为千古不易之理,按五运六气胪列方药,于是就引起了不了解运气者的误会。再如明代缪希雍就极力反对运气学说,缪氏认为:“五运六气者,虚位也,岁有是气至则算,无是气至则不算,焉得有药乎?”此是缪氏在以岁气有时可能不应验而作为批评的理由,以反对运气学家机械式的用药遣方。但他也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运气的内容,缪氏在他的《脏气法时并四时气所伤药随所感说》里,也曾引用了《内经》中“必先岁气,无伐天和”这条原则。又如徐灵胎,鉴于当时有人将运气学说置于不正确运用的位置,他在《医学源流论》中云:“盖司运气之说,黄帝不过言天人相应之理如此……当时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内经》治岁胜复,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总之见病治病,如风淫于内,则治以辛凉,六气皆有简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无问其数,以平为期,何等划一?凡运气之道,言之深者,圣人有所不知,及施之实用,则平正通达,人人易晓,但不若今之医者所云,何气司天,则生何病,正与《内经》圆机活法相背耳。”似乎徐氏亦在否定之列,其实他在运用方法上,仍是宗《内经》之大法凭六气辨证施治的。
金元四大家对运气的评价,皆认为有一定的医学应用价值,其见解亦各有春秋,而发挥之深、见解卓著者则首推河间。刘氏继承了《内经》的运气学说而加以发展,同时他又批判了世俗误解运气之谬,因而正确地应用于医疗实践中。他认为,五运六气是医学上的根本问题,医学的“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人之“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而无相反”“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他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就是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理,将病机十九条中的23种病证扩大至57种,运用了“比物立象”的方法来解释《素问》病机所列诸症,并创造性地运用运气学说作为疾病分类的纲领,不但有较强的系统性,且又便于临证掌握,使后学从病机的提示中,观微洞幽,不失细小,对诊断治疗具有很大的启示。
清代吴东旸《医学求是》一书的“运气应病说”篇指出:“夫六十年甲子,原不能一一符合……唯就余弥年所历时症之多者,验之运气,往往相合。特因病以测岁气,非执岁气以求病也。若云某岁系何气运,人应得何病,用何药,则固失之拘矣。”可谓经验之谈。沈括《梦溪笔谈》、汪机《运气易览》中立论恰切,师古不泥古,可以借鉴。尤其张景岳著《类经》,并特加图翼以说明,其学识渊博,且于医学之外,兼通象数、律吕等学,是继河间之后,对运气学说最有建树的医学家。
二十四节气是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人们生产生活经验的产物,古书所载的物候实际也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见闻。但物候不但因地而异,而且也是因时而异。地有东南西北之分,有山岳平原之别,有滨海大陆之异,时有古今先后之差,物候亦因之而异。如果把战国时代中原的物候千篇一律地演绎于今天,施用于全国,那就不太适用了。所以运气学说难以概括全国的气候变化及疾病的发生,就其适应范围而言,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故非中原地区当参考《内经》中关于地域的因素而应用之。
《素问·六微旨大论》云:“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此段经文说明了人类活动,万物的生化都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倘若违背了自然规律,必将导致不良后果。所谓“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天殃”的立论,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某些活动招致大自然报复的事例也是层出不穷的。19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恣意地开发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的失序,环境受到了破坏,空气、土壤、水体均受到了污染,同时,也造成了气候异常,这些因素是运气学说无法囊括的,因运气学说是在生态有序的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这些因素也是今天运用运气学说预报气候、观测物候、推断疾病影响效验性的不利因素。
运气学说虽然是古人长期对物候观测总结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但毕竟受到了历史条件、科学发展的限制,还不能认识到自然变化的全貌,所以凭直观、表面的现象所做的归纳推理,自然就不会那么准确细致。就《内经》而言,虽然有运气七篇大论,但却一再谆谆告诫我们不能机械地运用,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四时之气,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察之”等记载。
我们认为,运气学说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就其科学价值而言,仍堪称中医学的一份宝贵遗产,若轻率地贬低,恣意地非难,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运气学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自成体系,它有着中医学自己的特点,闪烁着我们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这一学说能从古代沿用至今,足以说明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被历代文献和长期的医疗实践所印证,无可否认它在我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知识范围之广,涉猎天文、地理、气象、医学等自然学科的许多方面,且随着科学的发展日益被人们所重视。运气学说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已给我们展现出了广阔的前景,相信通过广大医学、天文、气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会给运气学说这朵中医学之花增添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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