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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运气学说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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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运气学说的科学价值

一、从气候变化看五运六气学说

人类生存在地球表面大气中,现已知组成大气的主要成分有氮、氧、氢、二氧化碳、臭氧、水汽等。这些成分是影响天气变化、生物生长、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例如氧气是人们呼吸、维持生命的极其重要物质;水汽是云、雾、雪、雨、露、霜形成的主要因素。大气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物理变化,形成了气温、气压、气湿、空气流动、降水、日照和大气电等气象因素,而气候则是各种气象因素的总和,人类的生存即是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故《内经》中有“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的论述。太阳每时每刻都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地球辐射太阳能,这就是太阳辐射。太阳是大气唯一热源,太阳辐射量的多少,一般是随着纬度的改变而改变,纬度的高低决定了太阳角度的大小和昼夜长短。太阳度角大,日照时间就长,太阳辐射总量就多,反之,太阳辐射总量就少。如夏至,是一年中白天最长、正午时太阳最高的一天;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正午时太阳最低的一天;春分、秋分是一年中白天、黑夜平分的两天。

地球周围的大气不停地运动着,这种在一定范围内气流运动的情况,简称大气环流。关于大气运动的原因,《素问·六微旨大论》有“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的记载,说明空间因素与地面因素相互作用,上升运动与下降运动互为因果,六气的“寒湿相遘,燥热相临,风火相值”,则酿成了云块生消、刮风下雨、降雪落雹、电闪雷鸣等不同的天气。《内经》中的这种见解,与现代气象学理论是吻合的,而且已被现代气象学中的“锋面学说”所印证。

六气分配到春、夏、秋、冬四时,简称“四季”。四时共有二十四节气,即大寒、立春、雨水、惊蛰四节风气主令,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四节火气主令,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四节热气主令,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四节燥气主令,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四节寒气主令。这就是《内经》将一回归年分为风、暑、火、湿、燥、寒六个气候性季节,简称“六气季”。六气季便是所谓“六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和医疗实践中,根据黄河中下游常年气候运动的平均状态归纳出的规律。这六季的划分,不仅是我国季节划分史或历法史中的一个特殊方案,而且在医学气象学上也是一个重要贡献,甚至在超长期天气预报方面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黄河流域,一向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之说,实测表明,大寒前后气温最低,大暑前后气温最高。大寒时期正是黄河流域气温最低阶段的中心。《内经》中六季取用大寒为起点,就气温变化过程而言,大寒具有“极”的含义,根据阴阳关系,这一时期正是阴的极点和阳的始点。

我们通过烟台地区气温、相对湿度、逐月降水量及逐月降水日数变化的若干资料进行了分析,这也充分显示出《内经》六气季划分的科学价值。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表面上看来年年如此,没有什么变化,但事实上每年的气候却不完全相同,故《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气更立,各有所胜,盛虚之变,此其常也。”古人就是根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长时间的物候观测,发现日、月、星、辰的运行及方位的转移,与自然界气候的变化是一致的。如《素问·五运行大论》将“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立为火运,“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立为土运,“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立为木运,“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立为金运,“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立为水运。随着天体的转移,因天空中出现了丹、黅、苍、素、玄的五色,就称五天,见到了火、土、木、金、水的五气,就称为五运。运气学说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它是从客观事物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故对气象的预测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

清同治年间,陆九芝著有《世补斋医书》,他根据五运六气的推算方法,以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第77甲子,上溯至第1甲子,计4620年,推测出每一个周期的气候特点,并列举了历代医家,后世所称的各学派所处的时代及其用药特点,与五运六气的周期基本是符合的。而且这与我国现代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根据我国气候记录所做出的冰期后半期的近五千年气温变化大致是相似的。

我们对1959~1979年烟台、文登、莱阳、掖县四地气象记录进行分析,与运气推断对照,发现在21年中,烟台有5年不符,16年相符;文登有5年不符,2年不甚符,14年相符;莱阳有7年不符,2年基本相符,12年相符;掖县有3年不符,2年不甚符,16年相符。

由于运气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点,是从客观世界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故对气象的预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代一些天文学家的研究证实,中国的六十年甲子对气象的预报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

二、从发病情况看五运六气学说

四时气候的变化各不相同,人体的发病亦因之而异。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一些疾病的发生是具有一定规律的,或“似昼夜节律”,或“似周月节律”,或“似周年节律”。如多数疾病在早晨则轻,白天安静,太阳落时就渐渐加重,半夜以后就更加厉害,《内经》认为这是由于病邪的轻重与阳气的盛衰有关。人体的阳气不仅受四时不同气候的影响,而且一日之内,气温不同,阳气变化,疾病也有轻重的变化。故《灵枢》云:“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具于身,故甚。”也就是说按照一天的阴阳消长升降来分为四个时辰,以应四时之生、长、化、收、藏。一岁之中有温、热、凉、寒,一日也是如此。早晨是阳气升长之时,人身的阳气也应之而升长,阳气升则病气渐衰,故觉病轻爽;中午阳气大盛,人身的阳气也应之而旺,阳气旺则能胜邪而病觉安静;日落则阳气下降,人身的阳气亦随之而渐衰,阳气衰则邪气渐胜,故病觉加重;夜半则阳气深藏,邪气独盛于身,所以病较严重。但疾病之起,也有与四时之气不相应的,这是因为“不应四时之气,脏独主其病者,是必以脏气之所不胜者甚,以其所胜时者起也”,就是说,病若不与四时阴阳升降相应的,是属于五脏的病变,发病的脏气受到相胜时气的克制。如脾病不能胜旦之木,肺病不能胜昼之火,肝病不能胜夕之金,心病不能胜夜之水,故病必然加剧。若人之脏气能胜时之气,如肺气能胜旦之木,肾气能胜昼之火,心气能胜夕之金,脾气能胜夜之水,就可以好些。因此治疗疾病时,应“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

人气的虚实开阖,亦应天时之盛衰,若“寒温和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正以平居之际,其腠理开闭缓急亦有时之故,因“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实,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风、寒、暑、湿、燥、火为天之六气,亦称“六元”。在正常情况下,六气是无害的。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若四时六气发生太过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的反常情况,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引起疾病的发生,是谓六气淫胜,简称六淫。春时木气司天,则四方皆温;夏时火气司天,皆四方皆热;夏秋之交,土气司天,则四方皆湿;秋则皆凉;冬则皆寒。故六淫为病,每与季节有关,春多风病,夏多暑病,长夏多湿病,秋多燥病,冬多寒病,则早已为人们所共知。恽铁樵就是根据《内经》的四时定名法则,而确立“冬之热病谓之伤寒;春之热病谓之风温;夏至前之热病谓之温病,夏至后之热病谓之暑温,夏秋之交其时以湿胜,当此之时患热病则为湿温;八、九月燥气主令,其时热病,多半源于夏日受凉,反更之长气无以应秋之收气,因而热病,如此则为伏暑”。此为根据四时以定名热病之大纲。

“春生本于冬气之藏;夏长本于春气之生;长夏之化,本于夏气之长;秋收本于长夏之化;冬藏本于秋气之收。若冬气不藏,无以奉春生,春气不生,无以奉夏长。不明天时,则不知养藏养生之道。”若逆四时生、长、化、收、藏之气,必有率意而失之处。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进而告诫人们注意,“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清·雷丰就是根据“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按四季发生的时病,著《时病论》四卷问世。

病疫之由,昔叔和尝云:“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时行之气,皆以为疫。”以麻疹为例,多发生于冬春二季,且流行有一定的周期性,其发生与气候的异常变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历代中医文献的记载中,一般认为与内蕴胎毒、外感天时有关。如朱丹溪《幼科全书》认为:“疹虽毒结,多带时行,暄热非冷,男女传染而成。”王肯堂《证治准绳》认为:“痘疹之发,显是天行时气。”《景岳全书》认为:“由二火燔灼太阴,而脾肺受之而发。”余霖在《疫疹一得》中,根据他的亲身体验,将时疫疹的流行与运气关系作了进一步说明:“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如天行之疠气,入境无可避者也。原夫致此之由,总不外乎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如是之疠疾。缘戊子岁,少阴君火司天,大运主之,五、六月间,又少阴君火加少阳相火,小运主之,二之气与三之气合行其令,人身只有一水,焉能胜烈火之亢哉。”意谓岁气与时气皆火热当值,必致疫疠发生。

我们对烟台地区1962~1979年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情况作了统计,发现13年中共有三个流行高峰,峰与峰间周期约为6年,发病季节又均在农历七月份前后,正值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四节湿气主令,1966、1972、1978年属高峰年份,地支又均为子、午,乃属少阴君火司天。《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少阴司天,其化以热。”“热淫所胜,怫热至,火行其政。”《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四之气,溽暑至,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民病寒热,嗌干,黄疸。”俱属湿热郁蒸之候。

综上所述,运气学说与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有极大关系。若深谙运气学说,必能进一步掌握其转归。麻疹多发在岁运太过之年,虽然目前已普遍接种麻疹疫苗,发生率已大大下降,削平了流行高峰,控制了流行,但在岁运太过之年,还是要注意其流行的,决不可掉以轻心。对于病毒性肝炎,今后逢少阴司天之年,仍应注意。

三、从临床治疗学看五运六气学说

运气学说应用于临床治疗中,非常注意天时、地理及节令的变化,若治病不本四时之规,不审地宜之律,不明标本之理,则茫如望洋,无可问津。如《内经》非常注意因天时而施治,其在《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指出:“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凝;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若治反天时,就必然导致不良后果,故该篇接着指出:“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廓空而治,是谓经乱。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

近年来人们发现,在24小时不同时间服药,治疗效果出现明显的差异。如糖尿病病人在早晨四时对胰岛素最敏感。说明人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对各种药物的敏感性是不同的。故《内经》中有“因天时而调血气”的治疗方法,春夏气候由温渐热,人体腠理开泄,温燥药物不宜多用,以免耗津伤阴;秋冬气候由凉渐寒,人体腠理致密,阳气潜藏,寒凉药物不宜多施,以免伤阳耗气。所谓“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之理,就是在治疗上结合值年岁气和四时秩序对人体的影响,而采用不同的用药方法。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载有“五运六气用药式”,提出常规用药当顺天时气候,并与药性的阴阳升降、四气五味相结合,其立论根据就是《素问·至真要大论》。《内经》认为,一日十二时辰中的子、午、卯、酉,一年二十四节气的二分、二至,是阴阳交替的枢机。子、午与二至是阴阳转折之时,卯、酉与二分是阴阳平衡之际,疾病的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则是明证。再如阴阳变化之际,阳胜之病能冬不能夏,阴胜之病能夏不能冬,年老体弱、虚衰者,每当二至、二分时,常因不能适应而导致死亡。如蒲辅周老先生在临床治疗中,谓外感和时病总是六气为病,认为治疗急性热病必须顺应“六季”这个客观规律。再如1955年石家庄乙脑流行,证偏于热,以清热解毒法获效;1956年北京气候多雨偏湿,证偏于湿,用原方不效,采用清热透湿法后获效。足证根据气候特点指导临床用药,正是中医学辨证特点之一。又如烟台地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的病毒性肝炎流行的高峰年,其发病高峰月份在下半年,因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在治疗上,则宗“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以辛苦甘”的原则,主以辛开苦降之剂,佐以甘味健脾之剂,于是郁火得清,湿热得除,中州枢转,病臻痊愈。又如《内经》中“诸气在泉”“司天之气”的论述,就是阐述五味在治疗中的作用及与五运六气的配合原理。对于六淫胜复的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所表现的病证不同,临床上就要依不同的情况而施治。病生于本者,就求之于本;病生于标者,就求之于标;生于中气者,就求之于中气;既生于本,又生于标者,就要标本兼施。这就是标本中气的治疗原则。它是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规律,亦是今天我们在治疗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由此可见,若不明辨阴阳顺从,指本为标、指似标者为标、指似本者为本,迷诊乱经,例行针药,势必“伐天之和,伐生之本”,而举手误人。

四、从物候节律看五运六气的周期

当人们翻开日历,就会发现日历上除了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外,还注有农历“己未年”或“庚申年”等。这己未、庚申就是“干支纪年法”,也叫“甲子纪年法”。“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这就是古人总结了长期的气象、物候节律知识,定六十年为一周,也就是六十年一甲子。“甲子纪年法”是我国古代历法中的一个重要创造,是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合起来,用以记载和推算时间的。若用干支纪日就叫“干支纪日法”,也叫“甲子纪日法”。据历史学家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春秋以后,至少在周幽王元年(公元前776年)十月辛卯日起到现在,从没有错乱或间断过,已有二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世界最悠久的纪日法,是推算我国几千年来的历法和考古的重要工具,也是我们研究运气学说周期规律的重要依据。我国历纪干支仪表上以干支为周天刻度之读数,反映了地球绕日运转的时间和空间的标志,以干支作为纪年、月、日、时的岁时表号和实测是完全一致的。故古人六十年的周期变化是可信的。首先六十这个自然数是天体岁月中的一个常数,如一年三百六十天(阴历),为六个六十;一年十二个月为六十的五分之一;每季三个月(90天)为六十的1.5倍;每月三十天(朔望日)为六十的二分之一;每年二十四节气,每天二十四小时,为六的四倍;每小时六十分,每分钟六十秒;六十是十天干的六倍,十二地支的五倍;三阴三阳合为六经,十二经脉为六的二倍。

竺可桢所著《物候学》中的引证说明: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十二年;物候的迟早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太阳表面上的黑子的数目以十一年半为一个盛衰的周期,这个规律是德国天文学家施瓦贝在1843年首先发现的。而运气学说的气候六十年周期变化又恰为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五倍,而地支本身又恰为十二年周期。天津医学院主编的《流行病学》认为,肝炎的发病率历年是有起伏的,高峰年是有周期的,峰与峰之间为6~7年。而烟台地区1962~1979年肝炎发病高峰年份间隔周期也恰为6年。此即《内经》所讲的“六期而环会”。这个六年的小周期似乎与司天周期有关。

对于运气周期的规律,我们认为是可信的,由此而带来的天灾、虫灾及流行病等同样具有节律性周期。但上述例证终是大海汹涌澎湃波涛上的一涟漪,更多的例证有待于今后大家继续探讨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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