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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冰序《黄帝内经素问》云:“且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此约言《灵》《素》乃医理之总汇,临证之极则,此不废江河万古流也。对此,元·罗天益云:“凡学医道,不看《内经》,不求病源,妄意病证,又执其方,此皆背本趋末之务。”而家父吉忱公在余习医之初,即以清·黄元御“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训勉励,此训遂成为余一生学以致用之圭臬。故躬身杏林,学研《内经》,积有岁月,而有《<内经>中的古中医学——中国象数医学概论》《经络腧穴原始》《五运六气三十二讲》结集。

《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明·张介宾《类经图冀》亦云:“气者天地之气候,数者天地之定数。天地之道,一阴一阳而尽之。升降有期而气候行,阴阳有数而次第立。”此即中医学中的五运六气学说,它是我国古代医家在观测气象、物候的基础上,演变而应用到医学上来的一门学科。它将自然界气候现象和生物现象统一起来,把自然界物候和人体的发病统一起来,从客观上认识时间、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故它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徐文弼《寿世传真》云:“盖医之一道,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可见历代医家对运气学说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余在家父吉忱公的指导下,宗《内经》“善言天者,必应于人”的观点,开始了对运气学的研究。1980年,完成了“五运六气学说浅谈”一文,在简要介绍了运气学说的基本内容之后,从物候节律、气候变化、发病情况和临床治疗等四个方面探讨了运气学说的科学价值,认为:运气学说“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就其科学价值而言,仍堪称为中医学的一份宝贵遗产……无论从理论上,或是方法上,都自成体系,它有着中医学自己的特点,它闪烁着我们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其后进而钩沉其渊源,于1982年撰有“运气学说渊源及其在《内经》中的地位”一文,认为:“五运六气学说,是古代医学家对‘天人合一’宏观世界的观察后总结出来的,它源于阴阳五行学说,集大成于《黄帝内经》一书中。”《黄帝内经》论及运气的篇章约三分之二,《素问》的后期作品,则是运气的专篇,余通过对这一现况的考证,萌发了复归《内经》时代中医学的想法,后来余名之曰“中国象数医学”。有了思想的萌芽,余以后的研究方显深刻和条理化。1983年,有“试谈五运六气学说中的系统论思想”一文,该文从五个方面探讨运气学说中所寓有的系统论思想:一,从“太虚寥廓,肇基化元”,谈运气学说所反映的系统论思想;二,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谈运气学说所反映的整体性原则;三,从“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谈运气学说所反映的相关性原则;四,从“子甲相合,命曰岁立”,谈运气学说所反映的有序性原则;五,从“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谈运气学说所反映的动态性原则。此即中医学中的“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思想。鉴于此,余认为“今后对五运六气的研究,就其寓有的‘人类-环境系统’这一系统论思想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

时辰医学是中医学中固有的理论。西方时间医学盛行以后,中医学的时辰医学思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西方学者称针灸治疗学中的“子午流注”学说为“中国钟”。明·孙一奎在《医旨绪余》中有“人有十二经,犹日有十二时,岁之有十二月”的论述,清·李学川在《针灸逢源》中有“子午流注者,谓刚柔相配,阴阳相合,气血循环,时穴开阖也”的记载,说明了“中国钟”是依据经络气血运行,随自然界阴阳消长节律的盛衰而形成的,是天人相应的环境-人类系统中的一大规律。“中国钟”思想不仅孕育出了“子午流注”学说,而且也是“运气学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的理论来源。它以气元论、阴阳五行学说、干支系统为基础,在人与自然之间、机体结构的整体与局部之间以及形体与精神意识状态之间建立起一种系统的节律性联系,即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太极思维的辨证观,从而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余在“中国钟”思想指导下,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整体,人被看作自然界中的个体,结合物候、气象、时辰等理论,对人体发病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推断出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力求掌握治疗的主动权,使临床治愈率大幅度提高,此即清·叶子雨“运气证治者,所以参天地阴阳之理,明五行衰旺之机,参气候之寒温,察民病之吉凶,推加补泻之法,施寒热温凉之剂”之谓也。1983年,余对莱阳中心医院1974~1980年381例住院的中风病人发病时间进行观察,从发病与岁运、发病与节气等方面加以分析,发现脑血管意外患者与岁运、节气等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得出“运气学说与脑血管意外(中风)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关系确实密切,不但可以预测每年发病的大致情况,同时还能进一步掌握转归”的结论,而撰有“试从运气学说探讨脑血管意外的发病规律”一文。

人类自古就生活在这个列星运转的太阳系里,日升月落,“兔”走“鸟”飞,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自然循环现象,强烈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命活动,微妙地控制着人体的各种节律,积极地干预着人的生老病死。人体气血运行,寓有随着自然界阴阳消长周期而盛衰的自然规律,即人与“天地相参”、同“日月相应”的周期节律。鉴于此,于1985年,又运用子午流注规律,对莱阳中心医院1979~1981年3年间,具有完整资料的645例住院病死者的病历进行了分析,发现病死时间与时辰、日期、季节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应用源于《内经》的“经脉流注”“藏气法时”“五脏逆传”“五脏传移”“五脏法象”及“阴阳应象”规律的子午流注学说,可探索各种“人体钟”的“危象点”和“最佳时”,提醒人们注意逃过他们的大劫日——致命日,从而撰有“子午流注与病死时间规律初探”一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对运气学说的研究亦日趋深刻和条理化,而倡“善言天者,必有险于人”的治疗观点,故在20世纪90年代的临床与教学中,有《五运六气三十二讲》讲义的稿成,又冠名《五运六气导论》。论者,讲述也;导者,引导也。本书大要推原五运六气,上下临御,主客胜复,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宫,太乙司政之类,力求详明。余不自揣,而遂为叙,情知蠡测之识,必见笑方家,或可为学者开津启钥,而余卫生之心慰也。

余习医之初,家父吉忱公即以元·王好古“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之语训勉,从而造就了余“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之立品,“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之学风。值《五运六气三十二讲》付梓之际,聊记数语,以寄对家父吉忱公无限的怀念。

柳少逸乙未初春于三余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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