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罗整庵少宰书［一］

一七二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谕，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二］。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三］，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注释】

［一］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生于成化元年（1465）十二月，卒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享年八十三岁。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编修。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著作有《困知记》、《整庵存稿》。据此信墨迹（杨儒宾、马渊昌也主编《中日阳明学者墨迹》，第24—25页），阳明写作此信之具体时间为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二十日。

［二］“德之不修”云云，语本《论语·述而》。

［三］行著习察，犹言“行之而著、习矣而察”。意为：行之而明其所当然、习矣而识其所以然。语出《孟子·尽心上》。

【翻译】

守仁顿首敬启：昨日接到您的来信，承蒙教及《大学》，由于发舟匆匆，未能奉答。今日早晨，江上行船之中稍有闲暇，又拿出您的来信拜读。恐怕到达赣州之后人情事务又会纷来沓至，故在此先略加答复，以请先生您教正。

您来信说：“要认识道固然困难，而要体悟道尤其困难。道确实不容易明白，而学确实不可以不讲。恐怕还不能满足于所见，而就把它当成最高的准则。”实在荣幸之至，荣幸之至！我从哪里能够聆听到这样的言论呢？我怎么敢自以为最高准则而感到满足呢？我正想着就正于天下之有道以便讲明它呢。然而数年以来，听闻我的学说，而加以非难嘲笑的人，有；加以诟病訾议的人，有；置之不理、认为不值得较量辩论的人，也有。哪里有人肯因此而教导我呢？哪里有人肯因此而教导我，而且反复晓谕，恻然惟恐来不及救正的呢？然则天下爱护我的人，固然没有像您的心意这样深厚而且周到的了，我应当怎么样感激才好呢！“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也为此而忧心。然而世间的学者稍微能够传习训诂，就都自以为知学，不再有所谓讲学的追求，实在是太可悲了！道必须体悟而后认识，不是先认识道而后施加体道的功夫；道必须学习而后明白，不是在讲学之外而又有所谓明道的事情。然而世间的讲学者有两类：有人以身心来讲学，有人以口耳来讲学。以口耳来讲学，这只是揣摸测度，属于求之于形影声响的人；以身心来讲学，这才是行之而著、习矣而察，属于讲求充实自己的人。知道这些，就能知道孔门的学问了。

一七三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翻译】

您来信说我“《大学》古本的恢复，是认为人们做学问只应当在心内探求，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则不免于在心外探求，因此删去了朱子的分章并削除他所增补的‘格物传’”。我可不敢如此。学问难道是有内外的吗？《大学》古本就是孔门相传下来的旧本。朱子怀疑其中有所脱漏错误而对它加以改正补辑，而在我则认为它原本并没有脱漏错误，完全遵从其旧本而已。如果说我有过失，过失就在于过分相信孔子，而不是故意删去朱子的分章并削除他的“格物补传”。学问最可贵的是得之于心，如果反求于心而认为是错的，即使这言论是出于孔子，我也不敢认为它对，何况它还不及孔子呢？如果反求于心而认为是对的，即使这言论是出于常人，我也不敢认为他错，何况它是出于孔子呢？而且旧本的流传已经好几千年了，现在我们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以通晓，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以入手，又根据什么而断言书中的这一段必定在于彼处、那一段必定在于此处，以及这里如何有缺漏、那里如何要增补，因此而加以改正补辑？岂不是把违背朱子看得很重而把背叛孔子看得很轻了吗？

一七四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二］。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注释】

［一］“精义入神”云云，语见《周易·系辞下传》。朱熹注云，“精研其义，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伸之极也，然乃所以为入而崇德之资。内外交相养、互相发也”。

［二］“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语见《中庸》。意为：这是本性中生来就有的德行，是没有内外之分的道理。

【翻译】

您来信说：“如果一定认为学问无须向外寻求，只应当以反观内省作为要务，那么‘正心诚意’四字又哪里有不能穷尽的？又何必在入门之际，就用‘格物’一段工夫来困扰人呢？”诚然，诚然！如果只说其要旨，则“修身”二字也就足够了，何必又说“正心”？“正心”二字也就足够了，何必又说“诚意”？“诚意”二字也就足够了，何必又说“致知”、又说“格物”？正是由于其工夫详尽周密而总之又只是一件事，才称得上是“惟精惟一”的学问，这也正是我们不可以不深思的。理没有内外，性没有内外，所以学也没有内外。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反观内省，未尝遗弃外。若说学问一定要借助于向外寻求，这是认为自己的本性为有外，这就是义外、就是用智；若说反观内省属于求之于内，这是认为自己的本性为有内，这就是有我、就是自私。这都是不知道本性没有内外。所以《易传·系辞》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中庸》说“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由此就可以知道“格物”的学问了。所谓格物，乃是《大学》的切实下手之处，彻头彻尾，自初学以至圣人，都只有这个工夫，并不是只在入门之际有此一段工夫。所谓“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用来“修身”的；而“格物”，就是其所用力、每日可见之地。因此所谓“格物”，就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所谓“正心”，就是正其物之心；所谓“诚意”，就是诚其物之意；所谓“致知”，就是致其物之知。这哪里有内外彼此的区分呢？理只是一个。从其理的凝聚而言，则称之为“性”；从其凝聚的主宰而言，则称之为“心”；从其主宰的发动而言，则称之为“意”；从其发动的明觉而言，则称之为“知”；从其明觉的感应而言，则称之为“物”。所以从物而言称之为“格”，从知而言称之为“致”，从意而言称之为“诚”，从心而言称之为“正”。所谓正，就是正此；所谓诚，就是诚此；所谓致，就是致此；所谓格，就是格此，都是所谓的穷理以尽性。天下没有性外之理，没有性外之物。圣学之所以不昌明，都是由于世间的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道义外的学说，孟子曾经对其加以驳斥，以至沿袭、陷落其中而不自觉。这岂不是也有似是而非且难以明白的吗？不可以不加省察啊！

一七五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一］，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注释】

［一］朱子“九条”之说，见《大学或问》，是朱子摘录程子关于讨论格物之言。

【翻译】

凡是您用来致疑我的“格物”学说的，必定说我肯定内求而否定外求，必定说我专门从事于反观内省的做法而遗弃讲习讨论的功夫，必定说我一意于纲领本原的简约而脱略于枝条节目的详密，必定说我沉溺于枯槁虚寂的偏执而不能尽力于物理人事的变化。假使真的如此，我又何止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呢？这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人都可以对其口诛笔伐，何况是像您这样正直的人呢？假使真的如此，世间稍为通晓训诂、得闻先哲绪论的人，都能够知道我是错误的，何况是像您这样高明的人呢？凡是我所说的“格物”，对于朱子“九条”的说法，都已经包罗统括于其中，只是我说得更加扼要，而作用与朱子稍有不同，这正是所谓的毫厘之差。然而毫厘之差，而千里之谬实际上就起源于此，不可以不加明辨。

一七六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一］。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二］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三］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四］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五］。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六］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七］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与朱子异［八］，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九］，而“小人之过也，必文”［十］。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注释】

［一］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语本《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二］“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语本陆九渊《与曾宅之书》。

［三］此所引述孟子之言，语本《孟子·滕文公下》。

［四］此所引述韩氏之言，语本韩愈《与孟尚书书》。

［五］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夏，罗钦顺有《与王阳明书》。阳明此所谓“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云云，乃对罗钦顺之质疑的答复。

［六］“知我者谓我心忧”云云，语见《诗经·国风·黍离》。

［七］“不直则道不见”，意为：若不完全说出来加以讨论，那么道就无法展现。语出《孟子·滕文公上》。

［八］虽或与朱子异：“或与”，原作“或于”，据墨迹改。

［九］“君子之过”云云，语见《论语·子张》。

［十］“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夏之言，语见《论语·子张》。朱熹注云，“文，饰之也。小人惮于改过，而不惮于自欺，故必文以重其过”。

【翻译】

孟子驳斥杨朱、墨子以至于说他们是无父、无君。杨、墨二子也是当时的贤者，假使他们与孟子并世而生，孟子未必不把他们看成贤者。墨子主张兼爱，是行仁而过分了；杨子主张为我，是行义而过分了。他们主张的学说，难道是灭理乱常之极、而足以迷惑天下人的吗？然而其流弊，孟子甚至于拿禽兽、夷狄来相比，视其为所谓的“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当今世间学术的弊病，是说他们学仁而过分呢？还是说他们学义而过分呢？抑或是说他们学不仁不义而过分呢？我不知道他们同洪水猛兽相比会怎么样。孟子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朱、墨子的学说充塞天下，孟子的时代，天下的人尊信杨、墨，应当不下于今日的人崇尚朱子的学说，而孟子独自以一人之力唠唠叨叨地论辩于其间，噫，实在是太可哀了！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像我这样的人，尤为不自量力，果真见到自身的危险，到死也没法挽救这种局面！众人正在欢欣喜悦之中，而唯独我流涕嗟叹；整个社会都恬然以趋之，而唯独我疾首蹙额以为忧虑，这如果不是病狂丧心，就是确实有真正的痛苦隐藏于心中，然而如果不是天下最有仁心的人，又有谁能体察到呢？我编辑《朱子晚年定论》，也是有所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其中年代早晚一，确实有些未经考证，虽不定完全出于晚年，固然大部分是出于晚年的。然而我的主要目的在于委曲调停朱陆的论争，以昌明圣学为重。我平生对于朱子的学说，奉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他背道而驰，心里确实有所不忍，所以是不得已而为此。正如《诗经》所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忍心与朱子抵牾，是我的本心；然而不得已而与朱子抵牾，是因为道本来就如此，正如孟子所说“不直则道不见”。您说我“决与朱子异”，我又怎么敢自欺其心呢？道，是天下人公有的道；学，是天下人公有的学，不是朱子所能够私有，不是孔子所能够私有。既然是天下人公有，则秉公来论说就是了。所以论说得对，即使与自己不同，乃是对自己有益；论说得不对，即使与自己相同，刚好是对自己有损。对自己有益，自己一定会喜欢；对自己有损，自己一定会讨厌。然则我今日的言论，即使可能与朱子不同，未必不是他所喜欢的。《论语》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我虽然不够贤明，固然不敢以小人之心来看待朱子。

一七七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呼！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而姑以听受云者［一］，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二］

【注释】

［一］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而姑以听受云者：“中心之诚”，原作“中心之诚然”，墨迹无“然”字，因删。

［二］信末，墨迹尚有落款云，“泰和舟次，守仁再顿首。六月廿日”。

【翻译】

您用来教诲我的，反反复复有好几百字，都是因为没有明白我的“格物”学说；如果明白了我的学说，则这几百字，都可以不用辨说就能够释然而没有疑滞，所以现在我不敢再缕缕细说以免这些琐碎细小的事情增加对您的烦渎，然而我的说法若不当面陈述亲口辨析，用纸笔是断然不能明了的。嗟呼！您对我的开导启迪，可说是恳到而又详尽切实了！别人爱护我，哪里有像您这样的呢？我虽然十分愚笨卑劣，难道不知道感激佩服吗？然而我不敢遽然舍弃心中的真诚而姑且听从接受您的观点，正是因为我不敢有负于您对我的深爱之情，也希望能够对您有所报答。秋末我将东返还乡，到时一定寻求拜见您一面，以达成我向您请教的心愿，请您千万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