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餐业兴起的背后,是华人劳动力的聚集和增长。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明如在《华人问题——淘金热与国际政治》中说,早期华人社区面临着边缘化、暴力和被自诩为“白人国家”的排挤。所谓“华人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华人对白人和英美国家构成种族威胁吗?华人应该被禁止进入这些国家吗?
早在1890年,在描写美国贫民的著作《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中,作者雅各布·A.里斯曾断言:华人和欧洲移民不同,每个华人都将是“我们中无家可归的陌生人”。里斯的观点是:华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人口中令人满意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用处”——透露出赤裸裸的种族偏见。
跟同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发生的情形一样,华人社区的巩固在英国白人社会引起了猜忌和抵制。
进入20世纪的头十年,是英国华人社区快速发展的十年。1906年,《利物浦信使报》的一篇文章说利物浦当时有超过3万中国人,然而利物浦警察局长说只有100个永久华人居民,300个临时华人居民。但是媒体配合反华者,叫嚷来了成千上万的华人,渲染华人污秽败坏,不光抢走了英国人的工作,还抢走了白种女人 。
这些华人能有什么威胁呢?他们无非是一些厌倦了漂泊的海员。除了一部分人有技术专长,大部分人只是被视作苦力。早期华工大多孤身一人闯世界,很少有中国女性同行,许多定居下来的中国海员和同为劳工阶层的白人女性结婚,其中又以爱尔兰女性居多。那时,贫穷的爱尔兰人也受到广泛歧视,华人和爱尔兰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很多中国海员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排斥,只能在洗衣业驻足。因为当时洗衣业以女性为主,不需要懂英语,技能相对简单,华人男性进入洗衣业的阻力小一些。随着华人洗衣店的增多,普遍受到来自本地人及工会越来越强的敌意。一些价格低廉的华人洗衣店遭到本地人攻击。在众多极端个案中,1911年卡迪夫全市30家华人洗衣店一夜间被摧毁 。同一时间,类似的暴力事件发生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
现在中国海员们决定发挥一项特殊技能:中餐。看起来不会和当地人争夺就业市场,还能通过美食加强彼此的了解。从简陋的海员食堂“破圈”走入餐饮市场,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开始在英国粉墨登场了。
唐人街风水轮流转,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四散飘逸的香气中,英国第一家中餐馆早已湮没在历史尘烟中。围绕谁才是英国第一家中餐馆的记述,出现了一个有交叉路径的秘密花园,众说纷纭。
巴克莱·普莱斯在《不列颠的中国人》(The Chinese in Britain: A History of Visitors and Settlers)一书说,1906年,伦敦出现了第一家以非华人为顾客的中餐馆。但他没有提供详细名字。
英国明爱学院曾经发起《华人职业传承》调查,该报告的“餐饮业”一节作者罗莎(Rosa Kurowska)写道:1908年,第一家官方记载的中国餐馆在伦敦皮卡迪利的格拉斯屋街4-6号开张,并巧妙地命名为“中国餐厅”(The Cathay)。
伦敦大都会档案馆的一张老照片的说明则这样记述:1908年,伦敦苏活区出现了一家名为马克西姆(Maxim's)的中餐馆。由Chung Koon开设。“被认为是在英国开设的第一家主流中餐厅”。
1932年的《昆士兰人报》的一篇文章写道:皮卡迪利广场的中国餐厅即使不是第一家,也是在他们附近最早开业的一家。由Chang Choy先生于1909年创办,至今已持续二十二年。它位于伦敦最中心的位置,由格拉斯屋街4号的楼层组成。每层都采用中国风格装饰,其中中国灯笼占主导地位。食物很棒,就像每家中餐馆一样,如果一个人知道点什么,就不会失望 。
这些历史记述缺乏中文信息,内容又很接近。通过分析这些表述不一的信息,我得出如下判断:第一家中餐馆开张的年份,是1906年或1908年抑或1909年的其中一个年份;位于皮卡迪利的中国餐厅和位于苏活的马克西姆餐厅,公认是最早开业的两家中餐馆,但不确定究竟谁是第一家;Chung Koon或Chang Choy,很可能是同一人名的不同译法。如是,则两家中餐厅皆为同一人拥有。
伦敦大都会博物馆的信息相对权威,称1908年开业的马克西姆是第一家主流中餐厅,考虑到其使用了限定语“被认为”,也就是说官方并不确定。换句话说,马克西姆主要为“主流”白人社会认可,意味着这家中餐馆或许还供应西式餐点,并不局限于中餐。另外,有可能马克西姆是第一家在英国正式注册的中餐馆,所以能够被英国档案记录下来。
按照照片上的信息和位置,我找到马克西姆的旧址,位于唐人街沃德街和爵禄街的交会处,如今这个位置已经成了一家百家乐赌场。
英国的历史资料称,马克西姆中餐馆的老板Chung Koon,据信生于1872年,卒于1928年,年轻时曾在往来中英的航船上担任厨师,退役后定居英国并娶了本地人。在马克西姆餐馆取得成功后,Chung Koon很快又在皮卡迪利的格拉斯屋街上开设了另一家名为中国餐厅的中餐馆。
信息在这里产生了交集。Cathay最早就是英语世界对中国人的称呼。显然,这就是被认为早于马克西姆开业的位于格拉斯屋街的“中国餐厅”的英语名字。进一步佐证了两个餐厅都是由Chung Koon一人开设的。
华人社区的信息普遍指向:格拉斯屋街4-6号开张的中国餐馆才是第一家,时间也在1908年,跟马克西姆是同一年。问题来了,老板Chung Koon究竟先开了哪家餐厅?
我也寻访到格拉斯屋街4-6号,现在这里是一家正在装修的商城,周围被安全网罩着,看不出什么历史遗痕。英国人做工慢,好几年了还是不知庐山真面目。查看地理位置,它和马克西姆中餐馆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500米。
继续爬梳资料,发现英国华人美食作家罗孝建回忆1920年代在英国的生活时说,周末妈妈会带他和哥哥去探花楼喝英式下午茶,并且说,这是欧洲最早的一家中餐馆。后来探花楼改叫中国餐厅 。
我如获至宝,大有剥茧抽丝破案的快感。罗孝建是国民政府时期驻英国的外交官,后来经营中餐学校和中餐馆,在英国有很大知名度,他的回忆可信度很高。他的记录表明,探花楼是英国第一家中餐馆,其后更名为中国餐厅。
可以这样理解:Chung Koon先开了探花楼。探花楼这个名字只是流传在华人社区,不被白人社会熟悉,直到Chung Koon开了马克西姆之后,将探花楼再以英文命名为The Cathay(中国餐厅),才被英国主流社会了解,所以被误认为是开设在马克西姆之后。
我检索到更多的信息,佐证了这种推断:
周松芳在《岭南饕餮》中记录,祁怀高在讲述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的文章中,引用台湾《传记文学》载文回忆:当时,伦敦西区最热闹繁华的中心有一家探花楼饭店,这是侨胞在当地开设的第一家中国饭店。
2019年6月,英国华人《基督教号角报》的专题“在英华人简史与华人社区的形成”写道,张权是蓝烟囱船务公司的船上厨师,最初开设小餐食肆,获利后与兄弟一起于伦敦皮卡迪利开设探花楼,经营八十多年后,于1990年底结业。而第一间注册的华人餐馆可追溯至1908年,到了1951年也不过只有36间。
——这条信息比较全面。这个“张权”,应该就是先后开了探花楼和马克西姆的老板,英国人根据其发音记录为Chung Koon,张权是广东人,粤语发音近似于chung koon。
作为开了英国中餐业先河的华人,Chung Koon并不广为人知。周松芳是研究岭南美食的一名历史作家,在他的著作《饮食西游记》中,对于Chung Koon这个人物提供了很多资料,比如:
1933年邹韬奋访英,在一篇游记中写道,东伦敦华侨中有一位名叫张朝的,在伦敦开了三十年的菜馆,现在算是东伦敦华侨的“那摩温”的领袖。
黄鸿钊和潘兴明所著的《英国简史》则提到:“伦敦城最早的华人饮食店在1886年就开业,业主是当年曾受雇于英国蓝烟囱船务公司的两名厨师张权、张寿兄弟。他们开的三家餐馆名为状元楼、杏花楼、探花楼 。”
——“张朝”和“张权”应该是同一人的同一名字,都接近粤语发音chung koon,只是被不同人错记了。
黄鸿钊等人的记录还把张权兄弟经营餐馆的时间从1908年提前到了1886年。再看《基督教号角报》的专题报道,则有了呼应:“张权最初开设小餐食肆,获利后与兄弟一起于伦敦皮卡迪利开设探花楼”。由此可知,在探花楼开业前,张权已经开过一些类似水手食堂、小吃部的营生,时间可能早至1886年,积累了经验和资金之后,才一鸣惊人,陆续拥有了探花楼和马克西姆,前者面向华人食客,后者主打西人生意。
通过当时欧洲华人社区的一些记录文字,进一步说明张氏兄弟的生意在当时十分出名。这里出现了法国中餐馆“巴黎万花楼”。《青年梁宗岱》一文称,巴黎万花楼于1919年出现,东主张楠(南),弟弟张材在伦敦经营大饭店。周松华据此认为,巴黎万花楼和伦敦探花楼关系密切 。
张材,应该就是之前的“张权”或“张朝”。张南或者张楠,显然就是哥哥(此前亦被称为“张寿”)。应该都是时人听音记名之歧误。通过比对各种资料,我倾向于认为:哥哥张南在法国开万花楼,弟弟张材在伦敦开探花楼。
周松芳引述佚名的《万花楼》认为,巴黎万花楼和英国中餐馆的标杆探花楼,都是一家人所开。万花楼经理张南,原籍广东宝安,“二十年前被英轮船雇佣为水手,为水手做饭,携其弟张才(材)至英京,开一中国餐馆,规模甚小,今伦敦只探花楼、翠花楼,皆张氏兄弟手创” 。
张氏兄弟虽然水手出身,但是有了积蓄之后,投身餐饮,也关注中国形势。据说张南在法国侨界十分活跃。弟弟也不遑多让。1921年8月16日,留英学生与华侨在伦敦探花楼中国饭店召开留英工商学联合国民大会,提出了呼吁太平洋诸国尊重中国主权,撤销在华特权与不平等条约的宣言 。
张氏兄弟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
周松芳引用《青年梁宗岱》记录说,1927年,张南把万花楼生意转售给湖南人姜浚寰,姜据说是一战华工出身。好好的餐厅为什么转让?《东省经济月刊》文章约略提及,南自入狱,弟(张材)才闻耗,从伦敦赶至,往探,狱吏不许入 。
原来,张南在巴黎遭遇了官司。万花楼关张了。关张的理由则讳莫如深。佚名所作《万花楼》称:“闻南犯两重刑事罪,在检查期中,不得与人接见,才顿足大哭而罢。 ”
灾祸接踵而至,两年后,张材在伦敦开的另一家杏花楼也遭遇变故。郭子雄(华五)说,1929年冬季,听说杏花楼老板被人告发贩卖鸦片烟及其他不正当营业,警察厅强迫他关门,单是房金一项损失便有18000英镑,云云 。
张材的遭遇甚至引发了中国政府的介入。当时不仅震动侨界,连国民党中央侨委都甚是关切,向英方去函“旅英侨商张才(材),被英内务部无理封闭所开杏花楼,并限日出境”交涉,最终,英国政府撤销递解回国命令,准其自由离英。落款日期,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二十日 。
兄弟两人的酒店在两年内接连遭遇挫折,是否真如传言,在经营酒店的同时,也在从事一些灰色生意?今人不得而知,只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好在探花楼依然矗立伦敦。郭子雄说,探花楼很成功,下层跳舞,上层给学生们吃饭,由于杏花楼的关张,探花楼风头更盛,一时成为社交中心。中国明星胡蝶来英国也在这里与公众见面。后来老板又在华都街开了新探花楼,可见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影响力有超越老探花楼的趋势 。
这些早期的中餐馆是什么样子?经营什么中餐?大厨谭荣辉认为:“它们很朴素和实用,因为业主很穷。它们供应杂碎,一些咖喱菜,甚至薯条。”毫无疑问,最初的中餐馆仍然是借助“杂碎”之名造势的,并随之推出了一批经过改良的适应英国人口味的“假中餐”。马克西姆餐馆最受欢迎的菜是叫做Jarjow的糖醋汁猪肉。至今这道菜仍被英国人视为正宗的中餐代表,但是在中国却不为人知(口味和制作并不同于锅包肉或糖醋里脊)。马克西姆等中餐馆的出现,预示着华人社区的商业扩张,这些中餐馆将开启中餐业的星辰大海时代。
张氏兄弟在欧洲的影响始于1920年代英伦的餐饮业,至1965年欧洲张氏宗亲福利会成立,经半个多世纪开花结果。但是张材本人的故事不为人知。很难找到更多张材个人后来的故事,遭遇变故打击之后,他去了哪里?人生归宿如何?
我检索到一张拍摄于那个时期的莱姆豪斯的黑白照片:某个街头,几名中国人西装革履,穿戴整齐,但又似乎无所事事。他们扎堆站在临街的店铺门口,或窃窃私语,或百无聊赖。无一例外,眼神朴实清澈,对异乡生活充满了兴奋与好奇。张材应该和照片上的那些华人一样,厌倦了海上的漂泊,在异国安顿下来,用中国烹饪术安抚思乡的灵魂,从而掀起了一股改变了华人社区命运的商业“黄潮”。
4月的一天,我去接女儿放学,路过一座挂着蓝色圆牌的房子,这意味着某个英国名人曾经居住此处。走近仔细一瞧,竟然是和中国非常有渊源的傅满洲系列的作者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旧居。
1911年,莱姆豪斯开始被称为唐人街。这一年人口统计,有1319名华人在英国定居,还有4595名中国船员在商船服役。中餐业此后逐渐成为华人的主要谋生职业。马克西姆中餐馆开业两年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913年的《泰晤士报》称,在东伦敦有30家中餐馆。1914年英国国籍法修改,使得外国人更容易定居,华人家庭纷至沓来。这些因素都刺激了中餐馆的发展。1912年至1920年为华侨留英最发达时期,当时人数约10000左右,许多中餐馆开了起来 。
中国移民在20世纪初的成长给英国本地人带来了极大焦虑,媒体积极投身到一场种族阴谋论中。萨克斯·罗默在其中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其中又有一段插曲。比莉·卡尔顿(Billie Carleton)是一战期间英国音乐剧的演员。她十五岁开始职业舞台生涯,十八岁时在伦敦西区扮演角色。她出演了热门音乐剧《男孩》(1917年),并于1918年在《海洋自由》中担任主角。二十二岁时,她被发现死亡,显然是吸毒过量。
经过调查发现,卡尔顿从一个名叫艾达(Ada Song Ping You)的苏格兰女人那里学会了食用鸦片,后者的丈夫是个中国男人。卡尔顿死后,苏格兰女人因吸食鸦片并将其供应给卡尔顿而被判入狱五个月。
卡尔顿的死因疑点重重,作者马雷克·科恩(Marek Kohn)认为,卡尔顿并非死于鸦片,而是死于用于治疗鸦片宿醉的合法镇静剂。但是,一名美丽的白人女孩因吸毒过量死亡,再加上一名中国男子的参与,造成了20世纪第一起重大毒品丑闻。
新闻界掀起了一股不寻常的狂热,晚报尖叫道“被黄种人催眠的白人女孩”,并补充说,“每个英国人和英国女人都有义务了解年轻白人女孩堕落的真相”。
《画报新闻》(The Pictorial News)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伦敦东区、莱姆豪斯以及他们所描述的正在蔓延的“黄祸”的文章。小说家甚至电影制作人都津津乐道并夸大唐人区的危险和不道德行为,争相搭上这股丑化华人和唐人街的潮流之船。莱姆豪斯被描述成肮脏、奇怪、邪恶、神秘、残忍,声名狼藉。尽管莱姆豪斯的华人社区是个安静守法的社区,但却从此臭名远扬。
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写了一些关于莱姆豪斯唐人街的“肮脏和病态”的短篇小说和报纸文章。他的一个故事“中国佬和孩子”,来自一个名为莱姆豪斯之夜的系列,被种族主义者格里菲斯制作成一部成功的电影,名为《残花泪》(Broken Blossoms),由莉莲·吉许主演。
旅行作家和记者莫顿(H.V. Morton)在1926年的《伦敦之夜》一书中这样描述莱姆豪斯:“莱姆豪斯的肮脏是东方那种奇怪的肮脏,似乎隐藏着邪恶的光彩。在那些封闭的房屋狭窄的街道上,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气息,每一个似乎都在拥抱自己可怕的小秘密……你可能打开一扇肮脏的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甜美的宫殿,那里有奇怪的东西发生在烟雾中……寂静笼罩着你,几乎让你相信,在它的背后,是一直处于发现边缘的东西;某种邪恶或美丽的神秘,或恐怖和残酷的神秘。”
最残酷的投机者毫无疑问就是前记者萨克斯·罗默,他利用自己对莱姆豪斯的可疑知识撰写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傅满洲系列小说,并大获成功。故事讲述了一个堕落的中国人,他的邪恶帝国建立在莱姆豪斯的贫民窟里。
罗默写道:“想象一个人,高大、瘦削、如猫科动物、高耸的肩膀、像莎士比亚一样的眉毛和像撒旦一样的脸”,“一个剃得很干净的额头,以及猫绿色的长长的充满磁性的眼睛。将整个东方种族的所有残酷狡猾投入到身上”——傅满洲这幅如夜行妖魅般的经典肖像,其中不乏李鸿章品尝杂碎的身影,落后和邪恶交织于一体,成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的来源。
1913年《傅满洲的谜团》一书首次出版,并通过戏剧、电影和广播广为人知,成为当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热门话题。傅满洲瘦高、留着长胡须,精通各种西方知识,狡诈凶残,经常在唐人街策划组织针对自由世界的攻击。这本小说点燃了针对华人的种族偏见。
傅满洲是西方人对“黄祸”恐惧的代表,集中代表了西方社会对于华人数量剧增的担忧。“黄祸”一词发端于成吉思汗大军对欧洲的扫荡,后来转化为对整体黄种人群的普遍忧虑。当黄种人群呈现了数量上的优势,这种忧虑就转化为整体的恐惧。
20世纪初,导游们带游客到唐人街组织快闪参观,把唐人街形容为鸦片馆、窑子、赌场汇集的罪恶之地,令其恶名远播。这种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长期存在于西方影视作品和出版物中,这样的流行文化一直传播到近代,深刻地影响了舆论和大众的观感。
在一种刻板描述中,中餐也成了神秘的异域风情。最早的中餐样式,从器具到烹饪、从食材到加工,绝然不同于西式餐饮,令传统的英国社会惊叹不已。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改变将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包括中餐)视为“他者”的观察视角,隐隐地视中餐——东方文化——为一种具有邪淫性质的美食,就像诱惑白雪公主的红苹果,美味但是堕落,更多地代表了一种腐朽落后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塑造并且定格了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形象。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中餐业愈加成为身份的认同,它最初只是一种生活方式,逐渐在海外衍生成为职业技能,现在则加入了身份的自我认知。从来没有一种餐饮像中餐般烙上了如此复杂的族群印记。它与众不同,是一套格格不入的语言体系,来源于生活却具有身份抗争的意味。
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艾明如认为,反苦力主义是西方国家和帝国身份的基础,面对暴力、骚扰和制度化的不平等,华人在自己的社区内寻找出路。他们成立了“会馆”(协会)和“堂”(秘密社团),在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时,建立与家乡的网络,在被剥夺公民权和投票权时,寻求影响当地政治的其他途径 。许多方面表明,华人社区本身就是变革的推动者。
海外华人群体在陌生的西方世界守护着传统,遭遇系统性的歧视与偏见,等待他们的有收获,也有风暴。此时,伴随新兴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接受风暴的洗礼。
2017年7月中旬,我去伦敦摄政大学参加一个讲座。讲座的主题关于一战华工。这是个不为人熟知的历史角落。主讲人约翰·德路西(John de Lucy)展示了数十张摄于一战期间的照片。这些照片由约翰的外祖父霍金斯(W.J. Hawkings)拍摄。霍金斯是一个商人,1908年来到中国。1916年英军在威海招募华工赴欧洲参战,霍金斯担任华工营的中尉。他有一部相机,记录了华工部队从成立到奔赴战场最后又归国的全过程。约翰在四十年前继承了这些照片,当时照片放在一个玻璃箱子里。他并没有意识到照片的价值。几年前他听到一战华工的故事,利用退休后的时间,重新扫描保存了120多张华工照片,并让它们重见天日。
一战开始阶段,英法联军对入侵法国的德军发动索姆河战役,伤亡惨重,急缺人力,英国和法国同刚成立不过五年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合同,分别招募了约10万和4万华工。1916年,首批来自山东与河北的劳工从海上先抵达英国的利物浦,8月穿越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前线。华工主要参与修挖战壕、搬运军火、修筑道路、清理战场之类的工作,他们长期生活在军事环境中,由英国人管理,穿制服,领军俸,虽然不直接参战,但是同样遵守军纪,形同不扛枪的军人。
霍金斯拍摄的照片展示了新生共和国人民的风采。一张照片上,表情严肃的华工正在合约上摁手印。这些以农民和穷人为主的华工,就像那些前辈海员一样,为了改善生活奔赴一场冒险。一个华工的哥哥寄出的家书中写道,自从弟弟“四月初一上船”之后,家中领到了“安家银月工银毫无差误”,他告诉弟弟“身体无恙在外不必挂念”。想必是后顾无忧,被记录在相纸上的华工大都神态坦然,流露着迎接新生活的兴奋之情。
照片记录了华工营的日常生活。春节,一名华工男扮女装扮成丑角,和另一名华工表演小品,博观众一笑;春天,举行胶东特色的放风筝比赛;一名体型彪悍的大汉轻松举起石担,另一个汉子在单杠上展示发达肌肉。山东大汉被认为吃苦耐劳,具有很高的忠诚度。霍金斯的威海人仆从“吉米”,看上去敦实质朴,不苟言笑。
照片上可以发现,华工营配有医疗、厨房、洗浴设施。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细节可知,华工得到了相对人道的战时待遇。一名华工去世了,数名华工抬着的棺材上,覆盖着一面英国国旗。葬礼也是中西结合的,坟头竖起了十字架,不过刻着中国字,朝向故乡。
华工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有2000到20000等不同的说法,至今都没有明确的统计结果。有些人死于德军的轰炸,有些人则是因为疾病和气候。1917年2月24日,一艘运送900名华工的法国船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543名中国人丧生。这直接导致中国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宣战。1918年一战尾声,英国开始送华工回国。1920年9月,最后一批英国人招募的华工抵达青岛,而法国人招募的华工晚两年才回国。记录显示,有相当一部分华工留在法国,构成了法国最早的华人社区。
英国人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战胜国,每逢胜利日都会大张旗鼓庆祝。每年11月11日,伦敦会举行盛大的游行,英国人穿着各个时期的军服,佩戴象征勇气和胜利的红罂粟,走上街头欢庆。但是,在公开记录中鲜有提及华工的贡献。14万华工的往事被风吹散。英国现存的43000座一战纪念碑中,没有一座为华工建立。最近十年,这些尘封的往事得到发掘,英国的华人社会也推动对这段历史的纪念。在伦敦南岸中心上演了由华人艺术家创作的话剧《新世界》,描写华工漂洋过海在炮火纷飞中的生活,同时探讨华人身份认同这一永恒母题。
民国出版的日记影印本《欧战工作回忆录》,作者是当年随英军华工营担任翻译的上海人顾杏卿。顾杏卿认为,近代以来,“东亚病夫”的屈辱形象一直让中国人耿耿于怀,华工赴欧洲参战,直接导致中国向德国宣战,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得到国际承认,意义重大。这成为当时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先声。
在讲座现场,听说我老家也在山东,约翰·德路西问我:“威海有个纪念一战华工的博物馆,你去过吗?”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的入口设计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造型,据说寓意是华工将要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事实上,一战爆发时,两千年帝王统治刚被革命推翻不过两年,一战华工的大规模出海,固然血泪交织,也激荡着百废待兴,力求加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意愿,构成了近代中国极具活力的一个侧影。这将极大地改善华人在世界上的形象。
一战后,伦敦的中餐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退役的中国海员,加上一战退役的华工,纷纷加入中餐馆创业队伍之中。1919年,张氏族人组织了有限公司,将有实力的中餐馆统一旗下,被视为中餐连锁店的先声。同一年,维护中国企业主利益的中山互助工作组成立。1921年,英国人口普查,定居在英国的华人达到2419人。在西方人傅满洲式的冷眼中,一批中餐馆在伦敦亮相了。
然而就在此时,华人社区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人物,他是英国最早的中餐馆经营者之一,但不是作为创业者而是作为毒枭,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他的故事很好地配合了对于华人社区的偏狭描述,再度令华人社会蒙羞。
我是在参加唐人街街区游的时候,偶然听中国站的马萧女士谈及:莱姆豪斯唐人街曾经出过一个叱咤风云的华人毒枭,搅动了英国社会,“他开过餐厅,为明星提供毒品被抓,1922年上了法庭,英文很好,有很多支持者,很有魅力”。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关于华人的记载总是过少,华人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安静的、跟主流社会有隔绝倾向的族群。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邪恶角色的出现,显得意味深长。
此人的信息至今残缺不全。英国人称呼其Brilliant Chang,真名也许叫Chang Nan,1886年生于广州的一个富商之家,因此他有能力负担昂贵的旅费,于1913年以学生身份来到英国。
他来英国并没有读书的记录,而是在伯明翰落脚,开了一家餐馆。这应该是英国最早的中餐馆之一。1917年的一次毒品案中,他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但是没有被抓。1916年以前,毒品仍可以在英国合法销售和使用,之后则为法律明令禁止。随后Brilliant Chang搬到伦敦,帮助叔叔管理位于摄政街107号的餐馆——如今这个位置是一家大型的服装连锁商店。在伦敦的日子,他通常被称为比利(Billy)。比利的叔叔是谁?如今缺乏详细的资料可供查询。当时正值伦敦兴建中餐馆的第一波热潮,可以确定,他的叔叔很可能亦是早期华人海员,上岸后开了这家餐馆,不知是否和距离并不遥远的张氏兄弟的餐馆业有所交集?
我们不清楚比利何时具有了餐馆老板和毒贩的双重身份,他英语很好,聪明,传说精通毒品知识。有种说法是,比利被牙买加裔乐手介绍到一家著名的夜店,成了明星和社交名媛的熟人。比利也开始为利润丰厚的毒品生意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他穿着时髦,温文尔雅,充满异国情调的形象成为英国爵士时代的一个注脚。
所谓爵士时代,是特指1920年代,英国社会相对繁荣稳定,社会生活轻松,诞生了一批追求洒脱的爵士精神的文艺作品,20年代也被评论家称为爵士时代。比利在这种宽松的社会氛围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交场合的一剂润滑剂。
另一些研究说,比利介入毒品买卖的部分原因是性。作为单身的东方男子,他不容易在英国找到合适的伴侣。那会儿只有很少中国人住在英国,且多数是男性。种族的因素也使得作为外来者的华人很难获得白人女性的青睐。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曾说比利使用毒品来诱惑英国女性和他发生性关系。
1922年的《画报新闻》报道说:比利向女孩“提供了中国美食以及吸毒恶习。他要求以实物支付毒品”。白人女孩用“礼貌与种族的骄傲”,拒绝了这个有着“薄嘴唇和黄牙”的残忍家伙。
但是也有人被比利举止轻松的异国情调所吸引。弗雷达·肯普顿是一名活跃在伦敦夜场的舞者,有一次去比利的餐馆吃饭,期间侍者走过来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比利仰慕她的气质,希望跟她共进晚餐。用这种方法,很多女孩成了比利的长期顾客,有些则成为他的情人。
在跟比利约会后不久,1922年3月6日,弗雷达·肯普顿被发现因服用过量可卡因死亡。因为平时经常在夜总会跳舞到凌晨,透支严重,她依靠药物来维持体能。
纵情欢愉构成了当年伦敦的一幅浮世绘。一战中英国人经历了死亡的威胁和穷困的生活,战后的伦敦洋溢着一股及时行乐的氛围,似乎是对过去艰难岁月的补偿。伦敦的娱乐业蓬勃发展,夜总会和爵士乐十分流行,毒品则成为在夜场中助兴的工具,帮助人们忘掉不快的现实,也成就了比利的隐秘事业。
弗雷达的友人萝丝·海因伯格向警方提供证词称,有人曾转告死者一名叫比利的中国男人想和她见面,他的餐馆位于摄政街。萝丝描述比利向弗雷达提供了毒品,也曾见过弗雷达持有3大袋可卡因,超过任何吸毒者日常所需剂量,疑似在为比利贩毒。弗雷达所租公寓的房东女儿作证称,死者曾表示自己正被一名中国男人“包养”。
对于死者的香消玉殒,比利的说法是:“弗雷达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我对可卡因一无所知,这对我来说全是一个谜。”由于证据不足,比利未被起诉。但警方及英国大众媒体坚信他罪恶滔天,贩毒并毒诱祸害年轻白人女子,肯普顿案结束后持续对他追踪搜查。
警方被这起命案背后的因素吸引。虽然比利没有被指控和女舞者之死有关,但是舆论关注到一个白人女孩和中国男子、吸毒及种族间性行为的复杂关联。单纯的白人女孩正被邪恶的东方男人控制为奴隶的邪恶论调开始流行。
比利被盯上了。警方反复突击检查他的餐馆,发现有些工作人员的确在卖毒品,但是比利很狡猾,每次都逃脱了。不堪其扰的他卖掉了摄政街的餐馆,开了一家俱乐部,1923年搬到莱姆豪斯,也就是最初的唐人街。这个地方原本就臭名昭著,自维多利亚时期就是鸦片交易的重点区域。
比利在这里开了一家上海餐厅,至今还可以找到他写在餐厅信笺上的流畅英文。1924年,比利就住在莱姆豪斯Causeway 13号一栋三层楼的中间楼层,卧室用奢华的蓝色和银色装饰,配有龙的图案。有一次警察突袭此处,在他床上发现了两个在夜总会唱歌的女孩。
警方的长期关注注定他难逃风险。直到有一天,一个叫佩恩的女孩成为压倒比利的最后一根稻草。佩恩在夜场演唱谋生,是一个吸毒成瘾者。1924年2月23日,警察在酒馆搜查到佩恩随身携带了一包可卡因,身上也有使用皮下注射器的明显痕迹。根据佩恩的交代,警方当晚对比利的家进行了搜查,在柜子里发现了一袋可卡因。比利被指控拥有和供应可卡因而被捕。
侦办案件的警察说:“这名男子只有当白人女孩把自己奉献给他时,才会出售毒品。他用真正的东方工艺和狡猾来维持交易。”
法官则说:“你和你们这样的人正在腐蚀这个国家的女性。”
在仅能找到的几张照片中,其中一张是记者在庭审时拍摄的照片。比利穿着时髦的毛领大衣,油头后梳,露出宽阔的脑门,左手夹烟,脸上带着一丝柔弱的笑,露出一口黄牙。在他周围环伺着几个白人,其中一个戴着礼帽的男人正望着他。
佩恩因藏有可卡因被判处三个月苦役,比利于1924年4月10日被判处十四个月监禁,并驱逐出境。英媒认为比利可能控制了当时伦敦40%的可卡因交易,毒品俚语Chang亦源于他。
佩恩案件是比利在英国被定罪的唯一罪行,但却无法阻止英国大众媒体将比利描述为伦敦的毒品之王,虽然缺乏足够的根据。《泰晤士报》一篇受到欢迎的报道说,他招募不知情的女孩担任代理人,让她们用内衣从巴黎偷运毒品到伦敦,并组织销售。美国媒体称比利为“莱姆豪斯蜘蛛”,说他控制着一个犯罪网。媒体上还重复出现了一张半身像,但是与比利本人完全没有关系。
比利的行为很可能只限于他和那些伦敦的年轻女性之间,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操纵了一个国际贩毒网络。在比利被定罪的几年,英国的涉毒定罪数量有所下降,也并非因为比利的消失,而是由于英国全面禁毒后警方采取的行动增加的缘故。
比利案件之后,关于“黄色男人催眠白人女孩”的怪论十分盛行。现实中华人社区喜欢赌博和吸食鸦片,现在一名美丽的白人女孩因药物过量而死亡,加上一名中国男子的参与,造成了20世纪第一桩大型毒品丑闻。白人女孩与中国人的种族关系产生了不道德的联想。1925年,萨克斯·罗默的新小说出版,其中有一个名为Burma Chang的中国恶棍,据说就是基于比利的故事。
比利于1925年监禁期满后被驱逐出英国,他乘坐出租车直接从监狱来到伦敦东南部的芬丘奇车站,乘火车前往皇家阿尔伯特码头,从那里出海,永远离开了英国。
此后在大众媒体上仍有一些他的故事,但缺少佐证。1926年,美国媒体报道他在法国尼斯开了一家俱乐部。1927年,他被描述为欧洲的毒品皇帝。1928年,又传说他被仇家追杀逃去了香港,法国警察在香港找到他时,发现他因过度吸毒而失明。也有说法称,狡猾的比利利用假象躲过了警察的搜捕。
我找到一张照片,好像是比利正在香港接受警察的调查,手里持着写有他中文名字的纸牌,上面的繁体字似乎是“陈报鎏”。中文世界里关于此人的故事仍旧一片空白。在比利活跃的年代,中国也正经历巨大动荡。大批中国人出海闯荡,造就了最早的一波移民潮。比利既是移民的先驱,也为后来者敲响了警钟。
至今比利的名字还被英国人津津乐道,BBC的电视剧《浴血黑帮》第五季出现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华人毒枭的形象。一个中国人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在英国留下印记,加深了黄色人种威胁论。毒枭和中餐开拓者这两种角色奇妙地出现在同一人身上,就像是彼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的印象,集神秘和邪恶于一体。
比利和傅满洲一样,都代表着西方人眼中的“他者”,既是利益上的他者,更是文明的他者。他的腐朽名声一部分来自事实,一部分来自当年西方社会对于他者的“异视”。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偏见并未飘散,而是长时间潜伏在意识深处。
比利消失后的几年,英国的华人数量增加了。莱姆豪斯唐人街在1930年代有大约5000名居民,其中许多是中国海员 。位于希腊街6号的上海商店(Shanghai Emporium)开始向餐馆和食客供应中国食材,经营者叫郑绍经(S. k. Cheng),他同时经营着旁边的上海楼餐厅。中餐越来越地道了 。1936年英国有华侨8000多人。1930年代的明星餐馆是莱永(Ley On)开的“杂碎”,老板莱永是演员,1890年出生于广州,在好莱坞电影中扮演了很多中国人角色,1930年代定居在伦敦,并且开了这家广受欢迎的中餐厅。
1932年7月21日《昆士兰人报》的一篇题为“伦敦中餐馆”的文章描述到,从皮卡迪利广场出发,半小时的步行路程就可以把西区的所有中餐馆都吃个遍。从皮卡迪利广场,沿着沙夫茨伯里大街一直走到华都街,在那里会看到两边的餐馆,左边的更老、更壮观。从1918(应为1908)年开业的马克西姆打头,从这里来到海缤街,会在白金汉街的拐角处找到最近开的“杂碎”餐馆,它的特别之处是提供一半中餐一半日餐,厨师当面为食客制作食物,穿过沙夫茨伯里大道来到华都街,是伦敦第一家称作杂碎的中餐馆,老板是演员莱永,餐馆由位于米尔德街拐角处的两层楼组成,两条通道均设有入口。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中国食品,甚至鱼翅,而陶器、象牙筷子、中国铅笔和中国留声机唱片都有出售,沿着狭窄的米尔德街穿过弗里斯街进入希腊街,从广州餐厅出来,对面就差不多到了上海楼餐厅。它和中国餐馆都是最早一批开的中餐馆,文人喜欢在这里吃喝,沿着穿过旧牌楼的狭窄小路向右转,我们来到另一家广州餐厅,它位于查令十字路的一楼。它和爱丁堡的另一家广州餐馆,都由黄先生(Mr. Wong Gee)经营。进入丹麦街,现在几乎完全被中国人和日本人占领了 。
尽管如此,英国《卫报》的美食作家杰伊·雷纳(Jay Rayner)认为,“这只是开始”,在1930年代,中国菜仍然是一种古玩。更大、更高档的中餐馆要等到十多年后才出现。1940年,全英中餐馆约三十几家,进入50年代后,中餐馆以每年新开150家的速度递增,至60年代末,全英大大小小中餐馆已经达到3000家上下 。一个属于中餐的新时代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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