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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乱世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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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是很好的工具,将成长的记忆串联起来。我庆幸家人通过食物把爱传递给我,让我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没有迷失自己。

外婆和外公是裁缝,解放初从上海来到济南工作生活至去世。我对上海人的认识都来自他俩。除了终生难改的上海方言,还有外婆过年过节时花费很多精力制作的肉粽、酒酿、汤圆、红烧肉、肉面筋、蛋饺这些上海味道。这些食物传递给我的,是外公外婆对故乡的思念,做人的本分,对家人的照顾。

我父亲是青岛人,少小离家,到济南谋生,考入山东省歌舞团做舞蹈演员,绰号“杨龙套”。他时常回忆年轻时吃不饱肚子的往事。有一年梅兰芳来山东剧院演出,送给舞蹈老师一把糖果,这在当年可是奢侈品,师傅回到宿舍挨个把学员从睡梦中叫醒,一人分一块,“这是梅先生给的糖”。父亲每提及此,总是感慨生活不易;父亲喜欢谈论吃的故事,他的一个女同事,当年上山下乡缺油水,一顿吃下20个鸡蛋;还有一个男同事跟人打赌,吃完了拌着大粪干的一碗面。父亲后来转行成为一名文物修复专家,成家立业。他是个细心、有很多心事的人,工作上有很多目标,受制于单位人事关系,时常落落寡合。他对家乡的大海情有独钟,喜欢海鲜和小酌,夏天每天一瓶啤酒,冬天一小盅白酒,雷打不动,配上他最拿手的芥末菠菜或凉拌白菜丝、炸花生米、松花蛋、水煮蛤蜊,就可以消磨一整个晚上。他吃饭很慢,总是饭桌上最后留下的那个人。我永远记得黄昏时他一个人坐在饭桌上的背影。那一刻,他沉浸在食物的享受中,也许回忆起家乡和童年,排解了白天的所有不快。他是个负责任的父亲,为家庭努力工作,五十九岁的年纪患胃癌去世。我猜想可能是他年轻时吃东西太不注意的缘故。我曾觉得父亲过于严厉,跟他无话可说,父子关系一度很僵。他去世后,我才慢慢理解他这一代人是多么不容易。

我妈妈倒像个实用主义者,满足于让哥哥和我吃饱吃好,每天忙个不停。她负责一日三餐,喂大了我们,怎么感激都不为过。她从外婆那里继承了上海菜的做法,也学会了山东吃食的做法,但是两者都不太地道。她知足常乐,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心态要比我们父子好很多。

外公和外婆,还有父亲都故去了。想起他们,总是伴随着那些记忆中的味道:肉粽子、酒酿、芥末菠菜。这些简单的食物,是家的味道。家的味道,可以支撑一个人走很远的路。

1950年1月6日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而与逃亡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西方阵营中,英国是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对于务实的英国人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因为英国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新中国没有急于和英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只是在1951年派出了一名驻英国外交代办,双方的这种准外交模式一直持续到1979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中间的近三十年,世界动荡不安,朝鲜战争1950年6月爆发,此后东西方进入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直至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及苏联解体。在中国,则进入政治动荡时期,直至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

这段历史改写了两个中国人的命运。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后,原国民党政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滞留英国,不知何去何从。前外交官罗孝建开始在英国倒卖中国工艺品,甚至写起了中餐食谱,并因此成为英国餐饮界的传奇人物;同样,来英国读书的上海少年周英华,因为时局滞留英国,此后跟父亲京剧大师周信芳再也没有见过面。英华后来告别不如意的艺术生涯,转而投身餐饮业,开创了英国中餐业第一个高档品牌“周先生”。

作为两个有代表性的“厨神”,罗孝建和周英华投身中餐,改变了海外中餐业低端廉价的刻板印象。1949年以前,英国的中餐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存在,旨在满足18和19世纪在利物浦码头和伦敦莱姆豪斯附近的华人小社区的基本需求。突破发生在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政权,这一决定让原国民党政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陷入困境,他们无法返回中国,但又需要新的工作,投身餐饮业便成为一种积极选择,并将有别于海员杂碎的中餐隆重推介给英国市场。

早期华人移民的文化较低,处于社会边缘,不得已从事劳动密集型的餐饮业谋生。除了矿工和海员这些劳工阶层,那个年代漂洋出国的基本上属于非富即贵的家庭,周英华和罗孝建都是这种家庭背景。为了糊口而投身中餐馆的海员们,在中餐市场站稳了脚跟,杂碎作为中餐的代名词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现在罗孝建和周英华成为这支队伍里的新成员,并注入活力,改善了中餐业低端廉价的刻板印象。不过,无论来自民国的旧人,抑或支持新政权的华侨,在异国他乡始终面临身份认同问题,他们怀着对故国的思念,成为精神上的流亡者。现在他们在中餐事业中找到了新寄托,准备用美食在异国星空涂抹下金碧辉煌的颜色。

罗维前的家位于伦敦市区的一条小巷,布局宛若北京胡同。她的小公寓面积不大,底层改建成一处融合厨房、会客厅和工作室的场所,小跃层用作卧室。我去的时候,罗维前刚从法国度假回到伦敦。她是伦敦政经学院的教授,主持一个透过中国当代电影解析中医的研究课题。这种中西混搭的研究方法很对她的路子。她是混血儿,会说中文,年轻时就对中医、武术这些东方事物感兴趣。说起故去的父亲罗孝建,她强调了罗家的显赫背景,语气里怀有对历史传奇的敬意。罗孝建于1995年8月11日去世时,英国《独立报》的讣闻说,罗孝建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中餐专家是偶然的,但是在普及和改善中餐消费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举止温和、谦逊,是一个干劲十足、博学多才的人,可以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罗维前是罗孝建的三女儿,随着她的娓娓道来,罗孝建的传奇人生缓缓展开。

1913年,罗孝建生于福州的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父是晚清重臣罗丰禄。罗丰禄是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1877年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赴英留学,后作为李鸿章外交助手,参与了晚清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在1896年那趟著名的杂碎外交中,罗丰禄也是李大人随行人员之一。罗丰禄曾任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公使,在接到出任俄国公使的任命后,未赴任而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罗孝建的外祖父魏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造船专家,1880年12月奉命赴德国建造定远舰,1882年回国后参与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巡海快船开济号,后又主持中国第一艘钢甲舰龙威号的建造。

罗孝建的父亲罗忠诚,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曾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

罗孝建出生于这样一个了解西方的中国传统官宦家族,家境优渥。童年时,他最喜欢的故事是《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他的管家兼厨师喜欢讲故事,英雄猴王闯入大千世界的画面,深刻地印刻在罗孝建的童年记忆里。

1919年,六岁的罗孝建和哥哥罗孝超,跟随父亲来到英国履任,当时父亲罗忠诚是中国驻伦敦总领事。一位英国医生不习惯兄弟俩的中文名字,便用肯尼斯和查尔斯称呼他们。他们的小学教育在伦敦完成,因而习得纯正的英语,罗孝建逐渐发掘了人生的两大爱好,美食和网球。

1926年兄弟俩回到福州英华中学读书,之后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罗孝建在燕京大学又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他的网球才能也得以继续发展,成为华北地区的网球冠军。很多年后,他还代表中国队参加了戴维斯杯比赛。

抗日战争期间,战火逼近,很多同学做出了选择,有的奔赴延安。罗孝建也对未来进行了思考,他发现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经历塑造了中西兼具的品性,特别是祖父、外祖父和西方打交道的经历,对于他世界观的塑造起了重大影响。孙大圣在向他招手。他意识到:“很明显,孔孟之道不会带我们走太远,他们提供了道德基础,但如果我们要在现代世界有所作为,必须追随那些闯入西方的英雄的脚步。 ”

1936年燕京大学毕业后,二十三岁的罗孝建再赴英国学习,在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他的这段记忆中,仍是风花雪月的生活——追女孩和打网球。他想找一个白人女子结婚成家。二战期间,他成为BBC有史以来首位中国播音员,每周用普通话播报一次新闻摘要和评论,赚取一点微薄的报酬。1942年至1946年,罗孝建在利物浦领事馆担任劳资关系官员,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解决中国海员和西印度海员的分歧,以及中国海员和雇主之间的纠纷。

二战期间,利物浦有10000多华人海员,很多中国海员服务盟军商船,和雇主船东发生了多次劳资纠纷。罗孝建是主要的中方调停人。其间,他听说了中国海员潘濂独自在海上漂流一百三十三天,靠吃鲨鱼海鸟维生最终获救的故事。战后,罗孝建以英文撰写《中国海员大西洋漂流记》,褒扬了这位传奇英雄,潘濂也成为享誉西方世界的人物。

1946年1月至1947年11月罗孝建在英国曼彻斯特担任副领事,不久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英国与民国政府断绝关系,他的外交生涯戛然而止,失业了。罗孝建从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中发现了商机,开始销售中国贺卡和工艺品,但几年后因为资金周转紧张,濒临破产,还是远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哥哥罗孝超,帮忙支付了他钟爱的网球俱乐部的会员费。

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去不返。罗孝建进退维谷。他曾于1954年在英国电视台介绍过中国美食,在这一年他和英国农民的女儿安妮·布朗结婚。当时东西方的跨国婚姻还很少见。罗维前后来找到英国外婆和姨妈的信,她们劝安妮说:“不要这样做,为孩子着想,不要嫁给那个中国男人,为孩子着想。”罗孝建和安妮在阻力中牵手,此时一个二手书商找上门来,希望他写一本书介绍中餐。1950年代美食评论开始在英国出现,对于餐饮业的发展逐渐拥有了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是中餐领域的美食评介还是空白。罗孝建拿了预支的50英镑稿费,却迟迟没有动笔。在书商一再催促下,他酝酿写一本让西方人读得懂的中餐入门书。他开始审视英国的中餐业并震惊地发现,由于战后物资紧张,有些中餐馆还在使用稀释的马麦酱来充当酱油的替代品,并且提供带有杂碎的薯条。那些鲜衣美食的生活在脑海里复活了,家乡福州的美食在冒着热气向他招手。他开始了一场美食探险,原以为只是玩票,就像一日游那样随性而为浅尝辄止,没想到却开始了跨越人生的长征。

此时,年轻的周英华也在英国挣扎,只不过更加无助。1952年他踏上英国土地时只有十三岁,感觉掉入了一个黑洞。父亲周信芳京剧大师的光环和上海惬意的公子哥生活,全部被黑洞所吞没。他向我回忆初到英国时的情景:感觉自己“被连根拔起了”。

2021年夏天,美国西部时间早上9点,八十四岁的周英华在美国洛杉矶的家中醒来,脸上还带着“起床气”。他性格直率,穿着一件黑色T恤,没戴标志性的圆框眼镜,面皮松弛,说话底气十足。他自言自语道:“习惯了讲英语,国语不太好。”

我从小跟外公外婆长大,能听懂一些上海话,告诉他:“其实你可以讲上海话。”

周英华一听来了精神,改用上海话说:“阿拉的上海话可是老上海话,现在已经听不到了。”

周英华对上海的童年回忆,定格于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离家前的最后一周,父亲周信芳拉着他的手,带他到剧场参观。今天的周英华已经忘记了那一周的相处时,父亲都讲了什么。舞台是周信芳的生命,寡言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和儿子作别。这一幕深刻影响了周英华在事业上的追求:自信,乃至偏执。

周信芳出生在江苏农村,他的父亲喜欢唱戏,影响了周信芳的选择。当他决定成为一名职业演员后,他和父亲被家族逐出了祖居的村庄。在崇尚读书和做官的中国社会,唱戏是不体面的,演员也被称为下九流,供人娱乐,往往成为黑社会赚钱的工具,以及权贵阶级的玩物。

周信芳一意孤行,靠着勤奋和天资在舞台上迅速崛起。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处于青春期的周信芳“倒仓”了——因为变声,他的嗓音失去了洪亮和柔美,变得沙哑干枯——这经常预示着京剧生涯的结束。周信芳不愿意接受命运的羞辱,他利用嗓音特点,改唱老生,发展出一种具有沧桑感的唱腔,别具一格。

京剧是起源于安徽市井的地方戏,徽班进京演出,受皇家推崇,改称京戏,成为国粹。京剧诞生于民间,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师徒口耳相传,发展出一套严格的表演体系、舞台规范和审美哲学,涌现出各具风采的大师。周信芳是那些最具创新意识的大师之一,他不仅是声音的创新者,他的舞台动作、表演,对舞台艺术的理解和表现力,都形成了独到的美学,因此由其艺名“麒麟童”,他的表演被称为“麒派”。

在周信芳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兼具勇气与智慧的女性丽琳。丽琳的母亲有一半苏格兰血统,家境不错,丽琳在少女时代被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倾倒,和周信芳私订终身,在当时轰动一时。周信芳痴心舞台艺术,但在理财上却是“小白”。丽琳成了周信芳舞台事业的支持核心,扮演类似经纪人和管家的双重角色,帮助周信芳的剧团在上海滩摆脱了黑社会的控制,拥有了独立结算的经济权力,使得周信芳在艺术生涯高峰阶段积累了不菲的财富。两人生育了六个子女,周英华是最小的儿子。1940年代,他们一家的生活相当富裕,居住在现上海长乐路的一栋洋房里。

在三女儿周采芹的记忆里,父亲周信芳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生活的人,喜欢孩子。他们兄妹六人,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教育,之后都在不同领域做出了成绩。父亲喜欢工作,总是埋头工作,仿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有妈妈才能把他唤醒回来。他看起来温柔又带孩子气,但是如果违背了他的原则,他也会怒火冲天,吓得孩子们大气也不敢出。父亲对日常生活的需求很简单。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是,他对饮食一点儿也不讲究。他总是狼吞虎咽吃下两碗米饭,喜欢吃“东坡肉”,最不爱吃蔬菜,但身体却非常健康,从来也不生病 。

1949年5月的一天,周信芳怀着忐忑的心情目睹共产党军队接管了大上海。几个月后,毛泽东宣布全国得到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和其他对国民党失望透顶、渴望变革的文化界人士一样,周信芳对新政权充满期待。这时候,丽琳决定把孩子送到海外读书。也许是血缘的因素,丽琳相信子女们应该具备海外的求学历练,总之,丽琳开始积极为子女留学筹划准备。除了大儿子喜欢演戏,决定留在父亲周信芳身边,丽琳把大女儿送去美国读书,二女儿去了香港,现在她准备把三女儿采芹和最小的儿子英华送到英国读书。

在周家拍摄于1949年元旦前夕的一张照片上,一家人站在圣诞树下,没有笑容,似乎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张全家福。不久,子女们四散世界各地,无法回家,只有年迈的父母独守空屋。

英华的姐姐采芹首先打点行装准备去香港上学,跟家人道别后,采芹来到父亲的书房,父亲正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告别是中国式的,很简短,没有拥抱,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父亲给采芹一本用毛笔字手抄的《文天祥》剧本作为离别赠礼,这是抗战时期周信芳一出被禁演的戏。在采芹眼中,父亲身上集中了世间人所具有的一切优点,也代表了中国戏剧最优秀的精华。多年后,父亲和祖国在采芹的心中融为了一体,非常遥远,但是更加浪漫。最后,父亲简单而温和地对她说了一句:“你要永远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他当面对采芹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采芹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

采芹先于英华来到香港,在潮湿的英国统治地开始学习英文,她继承了父亲对于舞台的热爱和天赋,正热切等待着皇家戏剧学院的入学考试。1945年日本投降后,香港人口下跌至50万。随着国共内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各地难民逃至香港,香港人口急增至220万。这批新增人口中,有一部分经由香港来到英国,英国的华人人口显著增加了 。

在香港,采芹感受到社会上的种族隔离随处可见。公共汽车上,英国孩子和保姆都以鄙视的眼光看她,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本来妈妈希望她随大姐去美国读书,但是采芹喜欢戏剧,拿到了英国伦敦皇家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等待启程的时候,她兼职找了一份工作,做接待员。英国老板准备提拔她,得知她要去英国读戏剧,开玩笑说,说不定哪天我能在霓虹灯广告上看到你的名字。七年后,他在伦敦威尔士剧场后台再次见到了采芹,采芹的名字正在霓虹灯上闪闪发光。

很快,妈妈带弟弟英华来到香港,准备让英华和采芹一起到英国读书。对这个体弱多病的小儿子,周信芳想必不放心,他特意在儿子离家前安排时间与他相处,每天带他去剧院,看自己的排练和表演。十三岁的英华和十七岁的采芹不知道,他们会永远告别长乐路788号那幢三层的法式洋房,永远告别父亲周信芳。

1952年10月,一个美好的清晨,客轮漂了一个月之后,慢慢驶进南安普敦港。下船后,姐弟两人分手。英华读的是伦敦外的一所寄宿学校,很快就被学校接走了。从亲热温暖倍受呵护的家庭一下掉进陌生的英国式教育和纪律中,对于还不会讲英语的十三岁男孩是一段痛苦的经历。采芹被安排到维特岛一家寄宿学校,等待皇家戏剧学院的面试。在这里她结交了第一位黑人朋友。

周英华回忆初来英国,伦敦笼罩在无边的浓雾中。1952年冬季,雾霾笼罩伦敦,严重的空气污染在接下来的数月内造成至少12000人死亡。糟糕的天气和食物贯穿了他最初的记忆。他对英国食物感到失望:“在学校吃的主要是土豆,一根羊腿要几个人分着吃。”在英国几乎找不到像样的中餐馆。“那时候英国根本没有中餐馆。没有东西吃,只有吃苦。”他摇摇头说。

采芹回忆说,1953年1月她去伦敦参加戏剧学院的面试,看到伦敦破败萧条,还带着二次大战的伤痕。当时其他同学以为来了一位东方公主,因为英国年轻人很少有机会接触洗衣店以外的中国人。当时英国只在伦敦和利物浦有几家退休海员开设的洗衣店,在伦敦市中心苏活区有几家中餐馆 。

周采芹记得在一家名为南中国的中餐馆吃了炒杂碎。老板陈太太在鲁珀特街开了这家中餐馆,常请她和英华去吃饭。采芹很不习惯吃杂碎,那些华人“只会讲广东话而不会英语,大家很抱团,长年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苦苦挣扎”,“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

不光是食物,过去建构在上海大家庭的情感之上的一切东西都失去了,年幼的英华完全没法理解。“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味道。我连味道都失去了。我失去了一切,比孤儿更糟糕。突然间,我的内心出现了空虚。”

若干年后,周英华仍然认为这段经历是悲剧性的,他说:“一个人只有两种选择,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糟。”

英华没有时间去消化那种排山倒海的情绪,他在寄宿学校读了六个月,有了一个新名字Michael Chow,他庆幸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教他英语和历史。但他承认自己不是用功的孩子,从未通过考试。“后来工作也没有超过两个月的。”他笑着说。

1952年到1956年,他逃进电影世界麻痹自己,缓解跟家人分别的痛苦。1956年他首次在《暴力游乐场》客串角色。后来,他参与拍摄了15部电影,几乎都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包括在著名的傅满洲电影中跑龙套。

1956年,英华进入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摄影,1957年进入哈默史密斯建筑学院学习了一年建筑,至今他还记得和台湾来的好友一起习画的场景。父亲在舞台上的光彩影响了他。英华想像父亲一样在艺术界扬名立万,站在聚光灯下,却发现英国的艺术圈对这个东方小子毫不在乎,他无法推倒那堵墙。

采芹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身份的认同。令她忿忿不平的是,因为身为中国人而被拒绝租住公寓,偏见无处不在,有一次一个英国人甚至当面问她:“你的乳房是真的吗?”

其次糟糕的是饮食体验,采芹说:“对于英国饭菜,不管我怎么往好处想也不敢恭维。虽然有高级饭店,但是一个国家的烹调水平是要用广大老百姓的标准来衡量的。那种又甜又烂再加上牛奶的布丁让我难以下咽。”

在饮食上,英国批评中国人喜食狗肉,后来采芹学会了反唇相讥以保护自己,“英国人还吃兔子,法国人吃马肉。那只不过都是食肉动物在吃肉罢了 ”。

生活的碰壁令采芹决心融入英国生活,婚姻也许是躲避艰苦生活的避风港,她很快和一个在英国的中国人结婚生子,但是婚后生活充满争吵,于是她决定重新到学校学习,做个演员。采芹1957年首次登台,在杜利巷剧院演出,开始了新的人生规划,弟弟英华则掉进了一个鸿沟——先是绝望,然后是艺术。他在圣马丁学习并继续绘画十年,现在已经离开美术学校,开始在伦敦挣扎着做一个画家。1958年采芹参演了《六福客栈》,饰演英格丽·褒曼的义女。在白人的世界,东方人的面孔注定只是一个花瓶。采芹想起了父亲的话,“记得自己是中国人”。然而令她无比后悔的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接受一些刻板角色的演出,在演艺生涯中,曾经演过五次傅满洲的女儿。在萨克斯的小说中,傅满洲有一个和俄罗斯女人生的混血女儿花露水,她在大多数时候是父亲傅满洲的得力助手,私下一直密谋取而代之并接管傅满洲的犯罪帝国。周采芹之后为此觉得不安,可是当年能给亚洲面孔的角色少得可怜,她别无选择。

采芹和英华在苦苦寻找机会,此时,罗孝建的第一本美食书《中国烹饪法》于1955年出版,随即在英国知识界和出版界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

我手头有这本书的第二版,全书分为15章,扉页的献词中,罗孝建用自嘲的口吻写道:献给我的妻子,从她那里我学到了许多厨房知识,特别是后期的清洗。

他断言:“在中国文化的迷宫中,中餐是传播力最强的,消费者不需要具备除了使用筷子之外的复杂技能,甚至连这也不需要。”

罗孝建写道,过去几十年,中餐馆纷纷出现,中餐风靡了各国首都和大城市。究其原因,一是中餐的魅力在于质量和数量并重;二是相对于西方烹饪,中国烹饪是非常自由的。例如对时间的把握和配料的精准度上,中餐烹饪只是提出建议,很少给出细节和进行精细的测度,当一个厨师想要向上发展时,一般要练就更高水平的更完美的调味能力,通过对比味道或出其不意的配比使用,发挥其自然香味,抑制不良口味,而不只是在制作手法上下功夫。

在第二章中国烹饪的特征、要素和原则中。罗孝建认为,中餐最显著的烹饪特色有两个。一是高温下短时间内翻炒,所谓“爆炒”占了很大比重;第二,讲究火候,而非倚重酱汁。中国烹饪有酱油、味精等独特的调味品,一般把原料分割成易于入口的小块,即便是整形,也必须酥烂到利于筷子分割。中餐普遍使用的与西方不同的一种方式是把肉类和蔬菜混在一起烹饪,让两者吸收彼此的美味。

罗孝建总结了中餐烹饪的12个原则:所有的烤炙或煎炸食物要嫩中有酥(也适用蔬菜),保持菜肴中各种用料本身的独有味道;精心选择并准备配料;烹出独特或稀有口味,如鱼翅燕窝或各种菌类的味道,炖菜中的陈年酒香;所有汤都要口感纯正香味浓郁;鱼肉要鲜甜;蔬菜要甘甜;鱼肉禽肉和畜肉要肉质酥脆,如用泡酸菜来炒肉丝,或者用豆豉炒或蒸鱼;追求色泽的亮丽丰富;炖菜要呈现棕色或红色;蔬菜要翠绿或奶白;鱼要嫩白;通过姜蒜洋葱和酒等巧妙遮盖住各种本来不是很好的味道。

罗孝建介绍了99道中国名菜点的做法。在第十五章,他还对当时伦敦的14家主要中餐馆进行了点评。

罗孝建的这本书具有启蒙意味,第一次将中餐文化系统地引介给英国社会,提升了英国社会对于中餐的兴趣。罗孝建是一个在东西方语境中游刃有余的角色,他用通俗易懂的英语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餐美学,显示中餐普及推广的时代已经来临。

罗孝建的书生逢其时。1950年代是英国的战后恢复期,失业率低,生活水平提高,婴儿潮到来,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对中餐乐于尝试,英国社会开始认识和接受中餐作为一个独立的餐饮品种。

50年代的唐人街中餐馆开始供应叉烧、海鲜和蚝油蔬菜,还有馅饼、薯条和黄油面包以及大量英国化的粤菜。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1957年或1958年,中餐馆还推出了西式三道菜餐点,以适应英国人的点餐习惯 。

英国第一家中餐馆的老板张材(Chung Koon)的儿子约翰后来继承了父业。1958年,约翰在贝斯沃特的金钟道开设了Lotus House,同样非常受欢迎,以至于找不到位子的顾客会央求可否把食物带回家——于是,英国的第一家中餐外卖就这样诞生了。

不过也有华人认为,英国首家中餐外卖店是位于莱姆豪斯的Local Friends。事实再一次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

英国《卫报》的美食作家杰伊·雷纳对50年代的中餐馆评价不高,他认为,1950年代在伦敦兴起的代表中餐馆包括Asiatic和Good Friends,Shangri-La和Good Earth。后来出现了Gallery和Rendezvous连锁店,他们都只供应粤菜,“老实说,食物很糟糕”。缺乏趁手的东方食材是一个重要原因,华人美食作家熊德达回忆说:“他们当时唯一的中国食材是豆芽,甚至没有真正的酱油,直到1950年代末期,香港商场在伦敦开业,才有了一些。”

在1950年代,中餐不可避免朝着更加生活化和商业化发展。在大英图书馆为口述历史项目录制的录音中,华人超市荣业行的老板叶焕荣指出了早期中餐馆成功的几个原因。他们不仅适应了英国人的口味,而且在酒吧关门后仍然营业到很晚,对顾客友好,非常实惠。

50年代的美国三重奏组合The Gaylords曾经唱过一首叫做《炒面》(Chow Mein)的歌,歌词是这样的:

我整夜悲伤哭泣

我整日痛苦哀悼

因为那个中国餐厅搬走了

我的生活完全被颠覆

如果我继续这样生活

一切都将是徒劳

如果没有炒面的话

这算是什么生活啊

歌曲形象地反映了中餐开始渗透到西方世界的日常生活之中。

但是在英国,中餐业仍然只是一个点缀,一件古董。直到60年代到来,随着大量香港移民的涌入,中餐业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到1961年,为了保持行业的良好声誉,并从香港招聘更多的餐馆工人,中餐馆们成立了中国餐馆业主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Restauranteurs)。对于中国餐馆来说,正在酝酿一个闪闪发光的时刻。而周英华将缔造自己的餐饮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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