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英国的中餐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并且至今没有停止。
2003年,中餐厅客家山(Hakkasan)获得米其林一星,一些伦敦以外的美食家感到惊讶。中餐馆也有米其林一星?在人们的印象中,中餐一直是中低端廉价的代名词:外卖食物通常黏糊糊的,总是很咸、油腻,“酸甜汁”或者“炒饭”就是一切。二十多年前,当谭荣辉大厨为BBC制作电视节目时,每个人都认为中国菜就是糖醋肉。中餐似乎陷入了陈规陋习并且无法摆脱。
但是客家山完全不同于人们之前在英国看到的景象。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去客家山吃饭,这家餐厅位于伦敦西区,由一个地下停车场改造而成,没有中餐馆惯有的富丽堂皇的店面,只有一个不起眼的招牌嵌在外墙上。室内却别有洞天,装潢格调妖娆,中式的木雕漆屏将酒吧区和用餐区隔开,灯光幽暗,香氲飘飘。服务员全是年轻漂亮的西方面孔,见不到一个华人侍者,格局更像是个新潮的俱乐部或者夜总会,融合了一种奢糜和摩登结合的氛围,充分满足了西方食客对神秘东方的审美想象。客家山的食物也很精美,与流行于唐人街的粤菜点心大为不同,它做得更加精致,摆盘借鉴了法餐,无论从造型上还是口味上,都尽可能趋向极致。
客家山的创始人丘德威很有经营才能。1962年他出生于香港新界,十一岁随父母移民到英国。那时候他几乎不会说英文,青少年时期还需要送外卖来贴补家用。大学毕业后,丘德威做起了工程、室内设计的行当。在一次聚会中,丘德威妹妹的日本同学说,最怀念家乡热腾腾的拉面。丘德威发现,日式拉面的做法很简单。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凑足40万英镑(当时约合人民币353万元)开始创业。1992年创建了Wagamama,一个主打日式快餐的连锁餐厅,去过Wagamama的人都知道,里面都是大长桌和长椅,比较像中国大学食堂,非常适合边吃边聊,轻松热络,很受年轻人欢迎。此后,他陆续开办了物美价廉的泰式餐厅Busaba Eathai及广式茶餐厅丘记茶苑(Yauatcha),2001年又准备开定位于高档中餐的客家山。
丘德威需要找一个能做高档中餐的大厨,他在新加坡发现了唐志威。唐志威是马来西亚华人,十六岁开始学厨,跟随香港师傅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星级酒店厨房做了十四年。丘德威跟唐志威第一次见面之后,又去了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内地),不断寻觅适合的大厨。七个月后,丘德威再次来到新加坡,告诉唐志威:“你就是客家山需要的行政总厨,你的英国劳工证已经办妥了。”
伦敦。唐志威坐在我面前,回忆起这一幕仍觉不可思议,他说:“丘德威做事比较神秘。他不停去找厨师,中间曾回来过偷偷品尝和观察,他认定了你就还会回来。”
丘德威为了客家山投资了数百万英镑,他告诉唐志威想做欧洲最贵的中餐。当时唐志威心想,新加坡待得蛮久了,刚好想来欧洲看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待上一年,如果不适合,就当玩一下,再回新加坡也不迟。
2001年4月唐志威飞到伦敦,他有点失望:伦敦建筑陈旧破烂,都是小路,他甚至怀疑这是欧洲大城市吗?完全和现代化的新加坡是两个感觉。客家山连个门面都没有,选在地下停车场,完全不是唐志威想象的样子。他一直生活在热带国家,觉得英国很冷,水土不服很快生病了。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厨房。丘德威已经请人设计好了厨房,但不是按中餐厨房的习惯设计的,而且当时英国缺很多做中餐的食材和配料。唐志威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改良好配料酱汁。
当时丘德威带着唐志威吃遍了伦敦几乎所有的中餐馆。“那时中餐的水平,还停留在80年代,唐人街有很多传统的粤菜馆,突破性的中餐馆还没有出现。”唐志威说。
变化发生在客家山出现以后。丘德威会做生意,也懂吃,他选择唐志威,是想在广东菜基础上,做伦敦没有的高档中餐。唐志威的风格刚好是他需要的。丘德威把客户定位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这部分人高收入高消费,他的客家山不仅有美酒佳肴,还有妖娆的灯光、音乐,有丰富的视觉和听觉效果。唐志威设计的菜单就像客家山的装饰一样奢靡,他将传统粤菜与新的诠释相结合:烤鳕鱼配香槟和蜂蜜,虾吐司配鹅肝,北京烤鸭配鱼子酱、茉莉花茶香熏神户牛。他研发的菜品不只是个时髦的概念,确实有货真价实的东西,体现了中餐的某些本真元素。
客家山2001年开业,2003年就拿到了米其林一星,被称为“伦敦最性感的餐厅”。唐志威则在2005年获得卡尔顿酒店奖——伦敦“最佳厨师”。
唐志威介绍,当时客家山请了从法国米其林出来的饮食顾问,每个月都会来伦敦品尝菜品,跟唐志威聊天,讲一下用餐的体会。唐志威也顺便了解了米其林的一些游戏规则:米其林一星主要针对厨师,餐馆的菜品需要精致好吃;要是想要拿二星,餐馆服务必须很好;评三颗星的话,则需要食物、服务和环境三者都具备。
不久,客家山集团的另一家餐馆HKK也拿到了米其林一星,唐志威想拿二星,但是尝试了三年,还是差一点,他分析说,原因还是因为服务不够好,如果餐馆想要挣钱,可能就会顾及不到服务。如果评三星,环境要十分清净,食客彼此不会干扰。这对于大多数希望顾客盈门赚大钱的餐馆都是个挑战。
丘德威在多个餐饮项目取得巨大成功,名下建立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餐饮王国。客家山的足迹遍布其他全球主要城市,包括纽约、孟买、迈阿密、阿布扎比、迪拜、多哈、旧金山、拉斯维加斯以及比佛利山庄等。第12家分店位于上海外滩18号。这个喜欢折腾的商业奇才后来陆续卖掉了餐馆,2008年,丘德威把客家山和另一家餐馆唐茶苑卖出了3500万英镑天价,引发轰动。丘德威的生意经很奇特,餐馆一旦盈利,马上出手转让。如今,丘德威又在筹划新的项目。
2019年,唐志威也离开了客家山,他的志向仍然是厨房和做菜,他一直梦想开一个自己的餐馆,他去印尼待了几个月,又回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路尝了很多东西,还去了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内地),他从上海出发去浙江省舟山群岛北部的枸杞岛,这个偏僻的小岛因曾经遍布枸杞树而得名,现在开发成一个旅游度假岛,空气很好,绿植满目。这个小岛给了唐志威新的灵感。枸杞在中国饮食中具有食疗的作用,民间甚至认为类似枸杞这样的东西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尽管西方国家至今尚未确认食用枸杞具有临床价值。在唐志威看来,枸杞是个好东西,健康,明目,养生,能入药也能做菜,这应该就是未来中餐给消费者的体验。他决定在伦敦开一间中餐馆,还是做他擅长的粤菜,选料走精致高档路线,餐馆的英文名就采用枸杞的拼音GOUQI,中文名唐舍。因为疫情耽搁了三年,2023年决定正式开业,地址位于伦敦闹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的边上,旁边不远处就是马来西亚驻英国办事处。
唐志威和我坐在唐舍的一个角落聊天,他指给我看灵感源自枸杞岛的一些设计元素:“这些椅子都是新中式的,它的靠垫也都是设计成草绿色的,是一种自然的感觉。”
来英国二十二年,唐志威观察到,英国中餐业每隔十年就会发生变化。客家山之后英国开始出现高档中餐,之前川菜火了很多年,现在粤菜又重新活跃起来。英国中餐业竞争很激烈,但是市场看好。目前两三个大集团正准备投资伦敦的中餐业。
唐志威聊起了童年。他对烹饪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婆的启发。马来西亚生活和居住了800万华人,都是清朝和民国时期从广东、福建和海南等中国南部闯南洋的穷苦中国人。他们在异乡开拓了新生活,同时保留了很多传统包括饮食。唐志威的外婆是客家人,客家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分布广阔,人类学上称为Hakka。客家人被认为是汉族的一个分支,在南下迁徙的漫长过程中,仍然保留了鲜明的中原特色,并且融入了中国南方的饮食风格,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菜。小时候唐志威跟随外婆在乡下长大,在他十一二岁的年纪,跟随外婆去森林砍柴,帮忙捡柴,顺便在小河里抓虾抓螃蟹,回到家里,用柴火烧饭。外婆会烧很多客家菜给他吃,外婆家养鸡养鸭,食材顺手拈来,唐志威印象最深的是,外婆做一碗白米饭,再煎两粒荷包鸭蛋,令他吃得很满足,很早就萌生了长大做厨师的想法。
他满怀憧憬地说:“那种生活很简单,现在回忆起来仍觉得那时候蛮幸福。”那是任何高档的餐馆都做不出的美味,承载了对童年和亲人的思念。
唐志威长到十二岁,离开了外婆的小村子,回到怡保父母的身边念书,他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成年之后生活压力大,觉得家里生活特别不容易,爸妈打工很辛苦。1982年,十六岁的唐志威去新加坡谋生,自此走上大厨的职业道路,当时选择厨师职业也是出于朴素的想法“至少一天两餐有了着落”。
客家山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带动了中餐业往高档方向拓展。1985年,英国90%的华人从事餐饮业,而到了客家山走红伦敦的2004年,从事餐饮业的华人数量已经减至不足人口的一半。第一代在厨房工作的华人已逐渐退隐,第二代里,那些拥有学术和专业背景的华人开始搬离苏活,进入更富裕的克罗伊登和科林代尔郊区。华人的数量持续扩大,有志于投身美食的华人新移民仍然在厨房挑战着旧有规则。然而,这种种变化并没有影响到中餐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故事刚刚开始引人注目。各种风味的中餐馆如雨后春笋在伦敦出现了。
2006年4月,山东商人邵伟的水月巴山在伦敦苏活区弗里斯街飞地对面的马路开业。从一开始,邵伟就决定放弃香酥鸭和其他伦敦人熟悉的中国主食,并提供新派四川菜单。在邵伟的团队中,被邀请成为顾问的美食家扶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扶霞是首位在四川接受烹饪培训的西方人。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偶尔有一点外国人的口音,因为在四川待久了,甚至能听出一丝俏皮的四川味儿。
作为顾问,扶霞的工作,就是对鼓励非华人顾客充分领略川菜的风采提出建议。她为水月巴山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英文名字“Bar Shu”:这是四川两个古国名“巴”和“蜀”的音译,这个名字在英语中听起来既特别又好记。厨师最初想要强调“新潮川菜”和追求比较贵的食材。扶霞则极力主张应该保留一些经典的传统菜式,如宫保鸡丁、干烧鱼、鱼香茄子和干煸豆角。这些传统菜可能对中国人已经很熟悉了,但对伦敦人而言却是全新的,并且十分美味。事实证明这些菜都很受欢迎。扶霞还参与了对服务员的培训,诸如让服务员告诉客人不用吃下辣椒或花椒,要客人小心鱼刺,等等。扶霞深信伦敦人会喜欢这种具有挑战性的饮食风格。事实证明,伦敦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全新的中餐,熟练地品尝起了魔芋烧鸭和夫妻肺片。
扶霞在牛津长大,很小就喜欢烹饪,并且想成为厨师。1990年代她前往四川成都学习语言。原本可能成为一个研究少数民族的学者,但是一顿川菜让她改变了志趣。
四川是拥有8000万人口的大省。四川人以热衷休闲享受的人生态度闻名。在这样的天府之国,人们喜欢享用麻辣的食物,以驱逐盆地的湿寒之气,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川菜。
扶霞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跟川菜的恋情始于1993年9月的一天,朋友邀请她出去吃午饭。在汽车站附近的一家简陋餐厅,地上铺着像浴室一样的白色瓷砖,有几张桌椅,墙上什么也没有。扶霞仍然记得那顿饭的每一道菜的味道。琥珀色的皮蛋,切成段,像花瓣一样排列在一堆切碎的青椒周围。口水鸡,拌入酱油、辣椒油和四川胡椒。一整条鲤鱼,用辣椒酱炖,并带有令人陶醉的姜、大蒜和葱的香味。还有鱼香茄子,这道菜一直是扶霞个人的最爱,金黄色的油炸茄子用深红色的辣酱烹制,带有一丝酸甜。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我们坐在河边的茶馆里喝着茉莉花茶,阳光在遮蔽的树叶上翩翩起舞时,我意识到我坠入了爱河。”扶霞深情回忆。
1994年9月,扶霞学习了川菜的一些基础做法,例如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等名菜。一个月后,四川高等烹饪专业学校邀请她参加全日制厨师培训课程,她感到很高兴。学校领导允许她支付与其他学生相同的价格——三个月课程的费用略高于100英镑。入学时,她收到了厨师工作服、两本中文教科书和一把切肉刀。班上50个小伙子,都是中国人,说的是四川话。
扶霞见到了魏桂荣遭遇的类似场景:四川(中国)的专业厨房由男性主导,班里包括她只有3名女性。女性通常很少操作炒锅,通常只是准备冷盘。
烹饪学校的同学都没有见过外国人,只会叫她“老外”。每天早上,扶霞从公寓骑车到烹饪学校,途中买热包子作为早餐。早上8点30分左右上课。她系统学习了基本刀工、火候、调味,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四川厨师以控制火候的技艺而闻名。每道菜都有自己的火候要求。“干煸”食物,如牛肉,会用中火炒,直到它们失去水分,变得有些干燥并散发出精致的香味。四川豆瓣酱辣椒总是在热油中炒香,提取其深红色和丰盛的发酵味道。
扶霞尝试学习所有的川菜技能,包括分割食材,在众人的关注中表演烹饪。最令她难忘的是宰杀活物。中国人追求新鲜,很多食材送达厨房时还活着,杀死它们是厨房工作的一部分。当扶霞看到一个同学忙着把活鲫鱼的鳃撕下来,然后才去除内脏时,有点害怕。“你为什么不先杀了它们?”对方耸了耸肩,看着她冷静地说,“鱼没有灵魂。”
完成三个月的烹饪课程后,扶霞爱上了四川,几乎每年都会去,甚至一次待上几个月,继续研究。她的工作让她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她发现厨师在中国社会地位低下,但对美食的欣赏却是超越阶级和文化界限的。她记录了详细的烹饪笔记。一个丹麦朋友鼓励她写成一本书。
扶霞渴望成为美食作家,并下了很大的功夫。1996年,扶霞向六家出版商发送了她写的第一本四川美食的提案。拒信一封一封寄来。每个人都说,一本地方性的中国菜谱对英国读者来说太小众了。
现在回想起来,扶霞觉得出版社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中国在1992年就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但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它仍然遥不可及。在英国,中国菜主要是指那些适应英国人口味的粤菜模式。菜单上偶尔提及“四川”或“北京”风味。很少有人用英语写关于四川菜的文章。当时英国的很多美食记者对川菜闻所未闻,甚至没尝过麻婆豆腐。
一年后,1997年,扶霞再次尝试出版她的四川菜谱。这一次,她成功了。在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文化和政治新力量的浪潮推动下,英国的中餐发生了一场革命。过去,中餐馆只能靠迎合当时英国人的口味生存;现在,特别是在大学城,他们拥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市场,其中许多是年轻人,他们想吃自己在家喜欢的食物。新一波的中国旅居者和移民来到英国,自然而然地把水煮鱼和火锅等四川时尚带到了身边。同时,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西方人对中国最热闹、最刺激的川菜产生了兴趣。
扶霞的四川菜谱最终在2001年出版,大约在新书出版的时候,扶霞开始注意到有伦敦的小餐馆供应正宗川菜。甚至粤菜馆也开始在菜单中加入川菜。在水月巴山取得成功之后不久,伦敦的许多地方,以及曼彻斯特、诺丁汉、伯明翰、牛津等城市都有了川菜馆。
四川火锅在中国广受喜爱,现在开始出现在伦敦的餐厅中,餐桌被挖出一个洞,用来盛放沸腾冒泡的火锅汤底。另一个爱吃辣椒的省份湖南和东北地区的美食紧随四川的辣味之后,陆续在伦敦出现。许多新餐厅一开始没有英文宣传,只是为了吸引中国顾客,他们的菜单更多地反映了中国而不是当地的烹饪时尚。
在她的第一本书出版近二十年后,《卫报》的观察食品月刊将其评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十本烹饪书之一。
伦敦。魏桂荣逐渐融入了这个带给她诸多新鲜感的都市。她喜欢在工作之余逛跳蚤市场和二手店,喜欢伦敦的老建筑。尤其是哥特式的建筑。初来乍到,她觉得最奇怪的事,是每年七八月看到的同性恋游行,现在她像英国人一样学会了见怪不怪,在她工作的苏活地区,充斥了形形色色的怪人。周末晚上下班出来,路过哈利·波特剧场,她发现好多人在街边撒尿,场面非常壮观。
她笑着说:“很多人批评中国人随地吐痰不文明,但是我看到的是老外们集体随地撒尿。”
这些生活的细节,似乎只有敏感于变化的人才能捕捉到。游走东西不同语境,魏桂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所独有的价值。
来英国满五年,魏桂荣拿到了永居权。开始她想把丈夫也办出来,签证最终下来了,但是丈夫拒绝来英国,因为觉得英国工作太辛苦,在家里有吃有喝不需要受累。魏桂荣已经铁了心要在英国发展,既然丈夫来不了英国,双方走到了协议离婚的地步,孩子抚养权给男方。第一段婚姻在2012年结束了。
2013年她回国办手续,跟以前的一个同行见面,对方也是离异,有个儿子,经人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这是她的第二段婚姻。如今两人在英国又有了一个女儿。男方也是厨师,主做西北菜,魏桂荣做面食,正好搭档。
2014年,两人一起在水月巴山工作了一年。当时机成熟,魏桂荣决定自立门户,在阿森纳足球俱乐部的运动场主场,开了第一家西安小吃。并且一炮走红。魏桂荣的西安小吃开始受到美食评论家的注意,2019年开始获得了大大小小的奖项,英国最出名的美食作家去她的店用餐,她和丈夫两人各有分工,丈夫负责球场的店,而魏桂荣主要在“魏师傅”忙碌。她忙起来甚至没有时间回家。女儿也需要借宿在别人家里过夜。因为调料加工需要在非上班时间,有时候一个人在厨房弄到下半夜,就睡在地下室地板上,英国天气潮,甚至因此患了关节炎。
2022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Traveller网站把“魏师傅”誉为“伦敦最好的女性主导的餐厅之一”。烹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项女性主导活动,令人遗憾的是,由女性经营的知名餐厅仍是个例,而不是常态。这份基于性别的榜单激起强烈的意见。
扶霞特别喜欢魏桂荣和她的西安小吃。魏桂荣是老板,还兼着厨师长。她做的东西不是很贵,质量很好。扶霞告诉我:“魏桂荣是很特别的人,非常能干,更可贵的是,身为女性从事餐饮业真的很不容易。她是少数把真正的烹饪技术和爱国爱家乡的情怀联系在一起的人。”
“你觉得魏桂荣的店跟西安本地的小吃,有什么区别吗?”尽管我对魏桂荣的西安面食的品质很信任,但是仍然对这样一种街头食品的意外走红不以为然。
“陕西有很多好吃的,魏桂荣选了凉皮、肉夹馍等几种,不是全部,可是很正宗。其实她没有特别去创新,这不是她开店的目的。如果你在中国开一家西安小吃会需要做一些创新,因为在中国竞争很激烈。在伦敦没有,之前英国没有陕西口味,现在也只有一两家陕西风味餐厅。她做的很传统,水平很稳定,已经很好了。”扶霞这样回答我。
因为疫情,扶霞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去中国了。她最近一次去四川还是2019年。
1990年代的时候,伦敦大部分都是粤菜。老一代华人、香港移民都只吃粤菜,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英国,他们都要吃川菜、湘菜。不是以前适合西方人口味的中餐,而是中国人自己吃的真正的川菜。在这股力量的带动下,现在川菜、湘菜、东北菜、陕西菜、上海小吃等等,在伦敦越来越多了。
“如果跟伦敦本地餐馆比,目前中餐馆的水准是什么样?”我问扶霞。
“以前英国人接触的中餐都是比较便宜的,在中国人眼里不是正宗的。英国人会吃,但是不会当成档次很高的食物。现在正在转变。”她说。
英国《卫报》的美食作家杰伊·雷纳观察到,大约十五年前,伦敦的唐人街还是一个悲伤的地方。中国的开放给英国人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多样性,从四川到上海,从湖南到新疆,一切都在发生。
他写道:“我最近从伯明翰新街站走出来,惊异地看到曾经以粤语为主的唐人街已经从一个小集群发展成为一个显然代表所有中国省份的广阔地区。英国的中餐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和令人兴奋。”
如今,来自大陆背景的中餐馆在英国已经遍地开花,蔚为大观。
2016年我搬到伦敦不久,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朋友极力推荐一家新疆餐馆,当时我的反应是:“在伦敦也能吃到新疆菜?”太奇妙了!
改天,我们四人到这家位于派克汉姆的新疆餐馆吃饭。店面不大,坐满了人,看样子都是追求新鲜的青年人。伦敦丰富的餐饮业,为精力充沛的后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我喜欢新疆饭菜,特别是烤羊肉串。因为早年春节晚会上陈佩斯的小品,新疆烤羊肉串火遍中国。我在济南读中学的时候,放学会经过人民商场,当时有一对维吾尔夫妻卖烤羊肉串,女人胖胖的,手上文了一颗心。用炭火烤出来的羊肉味道别提多诱人了。做学生时囊中羞涩,每次也就是买上一串解馋。有一次忍不住买了6串,算是倾尽巨资了。那会儿的羊肉串大概1元一串,个头也比现在的大多了。后来羊肉串逐渐成了一种街头食品,体积也愈发袖珍,印象中我的最高纪录是一次“撸”过80多串。
我在北京的时候,时常去新疆餐馆解决吃饭问题,我喜欢馕、拉条子、丁丁炒面、大盘鸡。去新疆的时候,还喜欢上了手抓饭。新疆饭菜品种不多,但是味道扎实、扛饿。除了维吾尔人开的新疆餐厅,来自昌吉的回族人开的新疆餐厅也很多。
派克汉姆的这家新疆餐馆大概就是昌吉人开的。尝了一下,我略微失望:新疆菜喜欢用洋葱和西红柿作辅料、外观鲜艳,多使用辣椒面和孜然,突出一种烧烤的味道。而这家的大盘鸡汤汤水水、颜色暗淡,整体口感偏淡,甚至有股起司的味道,显然为了适应英国食客的口味做了调整。不过这家新疆馆子在伦敦人的口碑中评价不错。尤其重要的是这家餐馆非常便宜,以至于被《卫报》评为2014年最佳廉价食品。美食作家杰伊·雷纳评价说,“丝绸之路”便宜得令人吃惊,但非常令人愉快——平均每人食品花费为10英镑,只能以现金支付——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伦敦的维吾尔人可能不到几百人。新疆馆子的开创者是一个叫穆卡代斯(Mukkades Yadikar)的新疆女性。2017年,穆卡代斯和丈夫阿不力克木(Ablikim Rahman)在沃尔瑟姆斯托开设了伦敦的第一家维吾尔餐厅Etles。
穆卡代斯于1998年离开家乡伊犁前往北京学习,之后在伊斯坦布尔完成了语言学硕士学位,并来到了英国定居。女主人从七岁起就开始在厨房帮妈妈做饭,到中学的时候,几乎可以做任何食物。在新疆,伊犁妇女以厨艺闻名:每个维吾尔男人都想要一个伊犁老婆。
她的顾客中有80%是中国人,其中许多人穿过伦敦来这里吃饭。她的丈夫做饭:现在他负责炒菜,包饺子和做面条。她目前正在为后面的院子买一个泥炉,这样她就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制作馕了。
Etles的菜单很短,但有一些维吾尔烹饪的热门菜品,包括“大盘鸡”和手工面条。大多数食物的味道和新疆的味道一模一样。
最近听说伦敦又开了一家新疆餐馆,这家店的老板,是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维吾尔族人尼亚孜。外表很酷、文身、北京话很地道,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内高班的,在北京住了十年。”内高班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诸如新疆和西藏的学生,在内地很多省市开设的班,内高班为新疆和西藏培养了精通普通话的少数民族人才,这些人对内地有较高的认同。
中央民大附中内高班毕业后,他又读了中央民族大学。因为喜欢音乐,在北京组过乐队。他家以前在乌鲁木齐开餐馆。妻子一家人也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来英国生活二十年了,居住在莱斯特。他和妻子在新疆认识,2011年在新疆领证结婚,2012年孩子出生,一家人一起来到英国生活。
“我们新疆人总是喜欢跑来跑去,新疆人就好像是温州人一样啊。”他说。
来到英国后,发现很难找到正宗的维吾尔餐厅。妻子一家从小就开饭馆,对餐馆很熟悉。丈母娘说“不如咱们自己开一个吧”。2015年,在莱斯特的中部,他们的家庭餐馆开张了,取名就叫做克拉玛依餐厅。餐馆的位置不错,附近就是莱斯特大学。2015年10月17日开业第一天,他们还担心可能没有多少生意,结果人不断涌来,可见新疆菜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了特殊位置,到晚上7点半人就爆满了,还有很多排队的,食材已经告罄,赶紧关门停止继续接客,就此一炮打响。
“关键是地道!”他这样总结自家餐厅的特色,他家的烤羊肉串用小羊羔肉,绝不用冻肉,跟流行于英国的土耳其烤肉不同,土耳其烤肉90%要放黄油和酸奶,他们就是按照新疆的方子,光放孜然和盐,用炭火烤。
第一家餐厅的成功鼓舞了他,随后2019年他们又来到伦敦开店,从上海人手里盘下了这家新店,新店在11月20日开业。像很多伦敦的小店一样,空间紧凑,最多容纳30个人,装修很有情调,餐馆所在的东伦敦,是艺术青年扎堆的地方,很多人赶潮流喜欢素食,他把手抓饭和丁丁炒饭做成素食,很受素食者欢迎。一开始手工面没人点,他就做了开放式厨房操作,师傅在里面表演拉面,结果很受老外欢迎。他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转过年来,因为疫情,新店刚经营了三个半月就封城了,于是回了莱斯特。2020年6月底局部解封,8月重新开门营业,期间做了重新装修。生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全面恢复。
他叹口气:“说起来全都是泪啊。”
他的微信头像是爱女和一个老人的合照。这是尼亚孜的爸爸,2015年去世了,因为更换护照和签证,他没办法回新疆见最后一面。女儿满七岁还没有跟爷爷真正见过面,觉得是个遗憾,于是把爸爸和女儿的照片拼在一起做个纪念。
“想念新疆吗?”我问他。
“哎呀,新疆人,能不喜欢新疆吗?哎,现在我们再回克拉玛依,感觉很夸张,物价太贵了,吃不起饭了。哎呀!还有就是外出不方便,最麻烦的是住酒店,查身份证,哎,很生气。”
随着中餐业趋向更为激烈的内卷和竞争,中餐业从业者紧缺问题凸显起来。继少数族裔餐饮联盟(ECA)2017年4月在特拉法加广场组织示威抗议之后,为了解决餐饮行业资源短缺问题,2017年6月10日下午,少数族裔餐饮联盟的代表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首相办公室政策顾问奥娜(Oona King)女士进行了会谈。华人移民关注委员会(CICC)主席廖业辉及林怀耀作为华人餐饮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谈。
据廖业辉介绍,会谈主要围绕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就移民当局在对餐饮行业进行黑工搜捕行动中不当使用武力的情况提出交涉;第二,探讨打击黑工行动对社区安全和团结带来的威胁;第三,少数族裔餐饮行业存在的人手短缺问题;第四,少数族裔餐饮行业缺乏培训当地劳工的机会和相关资源。
英国政府原定于6月底公布紧缺职位名单(SOL),由于未能达成一致,推迟于8月公布。
华人餐饮业和移民当局的冲突在2018年7月的一天达至高潮。在针对Joy Luck餐厅的一次突袭中,移民官员与抗议人群发生了冲突。当人群聚集时,一名妇女躺在一辆移民货车前阻止车辆前进。在社交媒体疯传的视频中,货车继续向前移动,险些压到妇女,旁观者将车子推后,帮助这名女子爬了出去。内政部后来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女子被送往医院,但并没有受伤。
为了表达对内政部这次搜捕的抗议,2018年7月24日星期二,唐人街的餐馆集体罢工并关闭五小时,伦敦市中心的餐馆老板指责政府对非法移民“钓鱼”执法。服务员、厨师和店主与举着标语牌的抗议者一起,标语牌上面写着“为唐人街伸张正义”和“禁止不公平的移民袭击”。他们游行反对越来越多的对中国餐馆的突袭,将其描述为内政部“捕捞”非法移民。店主们控诉,执法人员经常没有搜查令就来了,而且态度恶劣。除了伦敦,英国其他中餐馆也关门声援罢工,确切数字不详,组织罢工的伦敦唐人街华人协会(LCCA)表示,有1000家中餐厅参与了抗议活动,以示团结。
“我们正在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内政部的侵略性和不专业性,”LCCA发言人约瑟夫·吴说,“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受到歧视,并被不公平地当作移民袭击的目标。我们也担心搜查系统的变化。现在内政部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这是非常具有侵略性和威胁性的。”
矛盾加剧的背后,是中餐馆老板普遍面临的员工短缺问题,他们把症结归咎于日益收紧的移民规定。2014年,英国推出了新的二级移民政策。规定那些想要在英国工作的非欧盟国家的厨师每年最低工资必须为30000英镑。政府希望从英国招聘中国厨师,但LCCA表示,教做中国菜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且资源短缺。
一位店主说:“在唐人街做生意,租金高,人手短缺,已经够难了。我们想要的是政府帮助我们为那些逾期居留的人发放签证,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缴纳税收以及帮助解决人员短缺问题来帮助建设社区。”
唐人街的非法移民人数未知,但内政部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因发现非法移民在那里工作,对中国餐馆和外卖店处以了近50万英镑的罚款。
在公益组织“民权”负责人陈运忠的记忆中,这是因为唐人街黑工问题而引发的第三次大规模冲突和华人的抗议。
坐在民权办公室里,陈运忠回忆:第一次是2007年10月,移民局带领BBC记者来唐人街拍摄抓捕黑工的画面,抓了100多人,“那完全是19世纪的报道,好像华人人人一手拿烟枪,一手拿机枪”。唐人街业主抗议报道妖魔化,移民局的负责人来唐人街跟华人代表见面时,整条街都在吹哨子喇叭起哄,本来抓一个黑工要罚5000镑,但是这次抗议之后,人放了,钱也没罚,据说移民局负责人还因为此事被提前退休;第二次是2014年2月,移民局在一个礼拜内每天都来抓人,而且不遵守规则,不出示证件,还粗鲁对待华人,这个过程中有个华人随身带的1000英镑也离奇失踪,引发了众怒,一路投诉,最后放人还钱。“这是英国人一贯的做法,知道错了,但是不承认。”陈运忠说。第三次,就是2018年这一次,因为抗议移民官员钓鱼执法,整条唐人街都出动了。最后移民局放人息事宁人。
“每一次行动,都有一些正面的结果。如果什么都不做,什么结果都不会有。”陈说。
在中餐从业人员的短缺和移民政策相互冲突的时候,不断有散兵游勇杀进英国的中餐业市场,补充了新的血液。
2019年初,山东人马俊踏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过海关后,他消失在英国移民系统的监管之外。用此间中国人熟悉的一个词就是“黑”下来,也就是非法居留的意思。马俊以旅游者的身份,离开山东老家,希望在英国打工挣钱,衣锦还乡。在山东老家,马俊也是做厨师,一个月不过挣7000多元,在英国中餐馆,一个月能挣2000英镑,折合人民币2万元左右。在伦敦打黑工一年,相当于在家乡工作两年。这是很多人选择滞留的主要原因。
谁也不知道这部分中国人在英国的确切数字。改革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促进了中国人口的流动,开始是从贫穷的农村来到富裕的沿海城市打工,接着从中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工作,然后从中国向西方富裕国家流动。就像经济学家科斯所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更大的动力来自边缘人群对于财富的渴望。
香港人、台山人、福建人和温州人,告别人多地少的家乡,飘荡至异国他乡扎根发芽,从最早的杂碎做起,烹制出迎合西方人口味的“中餐”,这个过程长达一个世纪,而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门打开,犹如一台巨大的加速器,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带着梦想闯入崭新的世界,这个过程仅仅不过三十年的光景,魏桂荣从陕西山村到西安、再到伦敦的旅程也是这个旅程的缩影。这三十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并且仍然在进行当中。
马俊身材不高,眼睛不大充满真诚和乐观,人很有想法。他最早出国的目标是去荷兰。因为那里有朋友。但是在比较了荷兰和英国的工资之后,觉得英国的优势较大,于是决定来英国闯荡。
马俊来自山东济宁的农村,所在县城是山东十大贫困县之一,这些年,很多人通过劳务输出中介出国。但是信息不对称,对如何办理签证也不了解,需要交纳一笔钱给中介。所以马俊决定自己办理旅游签来英国。
马俊在山东做了十年厨师,一开始在曲阜的小餐馆干。大厨一个月可以挣到7500元,生活安逸。但是一家老小只有自己上班,养家压力大,顶着家人的反对,下定了决心出国打黑工。出国前,他信任的一个朋友给他打气:“你一定能胜任国外的工作,只要能够忍受孤单和无聊!”
这吓了马俊一跳,他想象外国的生存环境一定很恶劣。忐忑不安的马俊刚下飞机的时候,还没倒过时差,就去查看招聘信息,休息了两天,第三天就去曼城找工作。不会英文,连火车都不会坐。幸好遇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帮忙解决了问题。人到车站,餐馆老板已经赶到车站接他。马俊应聘大厨。但是试工时,老板很不满意。因为他做的是中国式的中餐,而老板要求的是符合英国人口味的中餐。
两者有哪些不同呢?马俊说:“英国的中餐的做法跟中国相差很远。首先。中餐看上去好吃,色香味俱全。中国现在流行川菜,迎合年轻人口味,因为社会压力大,年轻人追求刺激麻辣口味,其实是一种宣泄。但麻辣不适合中年人,因为油腻,中年人喜欢吃清淡一些的养生的饮食。英国做的中餐,食材不够丰富。在英国中餐馆做的厨师,带来的手艺都是很多年前的。没有新厨师,手艺比较陈旧。像鱼香肉丝很早就传到国外。中国的餐馆已经不怎么做了,我从业十年,只做过三次鱼香肉丝。中国太大,同样是鱼香肉丝,北方和南方的口味差别很大,在英国,这道菜知名度高,还有,比如说老式的锅包肉,中国已经淘汰了,英国还很火。宫保鸡丁的味道和国内都不一样,英国的中餐变化少。所以我做的并不符合老板想要那种英国式的中餐。”
从马俊的描述看,这仍是一家以传统白人顾客为主的外卖店,做的是西式中餐。
“你知道吗?”马俊对我说,“中国的中餐这些年进步和变化很大,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英国现在的中餐,相当于中国十五年前的样子。”
我深表认同。中餐融合和创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不创新,很难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存活。而西方的社会形态已经趋于稳定数十年了,他们对外来事物的接受程度也很稳定。一旦接受了,就不再追求剧烈的变动。很多人还在以多年前的认知看待中国和中餐。一旦,今日原汁原味的中餐和新中餐来到面前,反而不易接受。马俊应聘的那家中餐馆,就是专做英国本地人生意的中餐馆。所以,马俊的手艺得不到认同,加上初来乍到,他不熟悉调味料和灶具,表现也不理想。老板直摇头。
马俊央求道:“可不可以在这里打杂当学徒?”
老板也不同意,立刻帮马俊买了火车票,请他走人。马俊赶去火车站,正好遇上英国铁路工人罢工。火车站的那次经历留给他很深印象,觉得英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火车停了半小时还不开,他又给老板打电话说:“我不要工钱行吗?免费打杂,让我吃和住就行。”老板终于勉强同意了,多收留了他一个礼拜。利用这个时间,马俊又联系到了诺丁汉的一家中餐馆,第二周就去了新餐馆。这次试工,老板留下了他。两年来,他一直在这家餐馆工作,越做越顺手,也对英国中餐的要求越来越熟悉了。
他所工作的这家中餐馆,是家外卖店,依旧主做外国人生意。中国客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他说:“其实熟悉了就会发现,在英国做中餐挺简单的。”
因为英国的中餐外卖店,很多都属于加工食品,都是放在冰箱只需加热的现成食材。就有点像工厂的流水线,做法都是固定的。关键就是酱汁。比如古老肉,肉切成葡萄块、油炸,酸甜汁调一下。辅料也很简单,就是青椒、洋葱、胡萝卜,这老三样爆炒一下,齐活。
马俊对现在的收入还比较满意,刚去的时候一天50镑,还有大日子和红日子——这是香港人发明的词汇,大日子每四个月一次、双薪;红日子,指小双薪,每月休一天。
马俊本想在这里干下去,没想到2020年来了疫情,生意受到影响。这家中餐馆附近有两所大学,其中的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一个很大的客源。因为疫情,很多学生回国,导致生意下降厉害,好在主做外卖,比起单纯的堂食还是有点优势。利用这段时间,马俊一直在研究改良菜谱。他来的时候,餐馆有道“蒜泥白肉”,就是肉煮一下,撒点蒜末,以前一个月只能卖三两份。现在他做了一些调整,每个月能卖几十份。有一个学生,连续三天点这道菜。
随着后期疫情的缓解,马俊希望再次把这部分中餐业务做上去,另外也希望能和老板换一种合作方式,以便有更好的收入。为了安全,马俊不希望透露这家位于诺丁汉的中餐馆的详细情况,老板也时常告诫他,少出门,一旦让移民局查到了,就说过来餐馆玩的。这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政府希望把厨师工作和收入纳入正常的税收体系,但是中餐业物美价廉的口碑,促使从业者们拼命压低厨房成本,走灰色路线。
前段时间,马俊患了口腔溃疡。老板带去看医生,挂号就花了50镑。马俊心疼不已。异国生活,需要面对许多未知数。马俊以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来面对这不确定的异国生活。
走在熙熙攘攘的唐人街上,没有人会想到,在中餐馆每日重复的生活背后,华人社会为争取更大的话语空间所付出的努力。如今,随着各色人等的加入,伦敦成了中餐的梦幻之城。
东南亚餐厅Rasa Sayang的老板艾伦·周(Ellen Chew)在过去十年中观察到了一种变化:“当我第一次到伦敦时,唐人街到处都是千篇一律的生意:你走到那里,每个人都在卖同样的东西。点心、港式烧肉。中餐外卖的种类和唐人街差不多,经常光顾唐人街的主要是亚洲人和游客。如今,唐人街的食物选择种类繁多,以川菜、越南菜、台湾菜、新加坡菜、马来西亚菜和粤菜为特色。商业更加多样化。人们认为唐人街只是一个旅游景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作家加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发表在2016年4月4日《纽约客》上的一首诗,以一个美国美食爱好者的声音,很好地描述了中餐的这种重大变化:
很久以前,这里只有广东菜。
但是之后来了四川菜,
广东菜就过时了。
我们对四川菜大唱赞歌,
虽然麻婆豆腐可以把你的舌头辣穿。
然后来的是上海菜,
我们咕噜咕噜地吃灌汤包。
随后是毛泽东家乡的湖南菜,
带着自己的特色到来了。
我们还以为所有菜都已经吃过了,结果
又有一个省份的菜来了:福建菜。
伦敦唐人街,既有“鸦片馆”这样有着炸裂名字和东方元素的鸡尾酒酒吧,也有“梅花村”这种聘请西班牙设计师打造、颠覆中餐厅非红即黄的装修习惯的新派餐馆,还有来自浙江的文静男生托尼(Tony)开设的Bubblewrap——2017年成为了伦敦美食界的现象级词汇,号称东方世界的“华夫饼”,其实原型是香港的鸡蛋仔——店主通过不断改良最终做出了外脆内软,香甜浓郁的鸡蛋仔,再加上抹茶、红豆、香草等多种口味的冰淇淋和草莓、香蕉、开心果等几十种配料,让鸡蛋仔在颜值和味道上实现了双重飞跃。各种肤色的人们簇拥在店门口,不惜排队两小时,然后拿出手机狂拍,最后风卷残云般消灭它。
2011年4月,英国人又加入了追逐台湾珍珠奶茶的潮流。一家在伦敦打出了名声的包子铺“Bao”的幕后团队包括台湾人张尔宸,她的英籍华人丈夫及丈夫的姐姐。更不用提早就成名的大厨黄震球(Andrew Wong)了,他是第一个在亚洲以外获得米其林二星的中餐厅主厨。
那些早期的海员工人,还有罗孝建和周英华,以及后来说粤语的莉莉,如果看到这些变化,都会感到自豪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唐人街十分方便,见见朋友,吃个饭也不贵。”红光满面的李建勋说,他来英国二十多年了,现在伦敦的丽思酒店做销售主管。对于伦敦的中餐业非常熟悉,曾经获得过伦敦华人餐饮“金筷子”美食博主奖,自己也是手艺娴熟的大厨,在自家经营上海风味的私厨生意,名字就叫“梦上海”——考虑到此间华人对于中餐的刚需,目前在英国活跃着相当一批经营私厨中餐的中国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厨艺经营私家菜,诸如馄饨、包子、地方菜等等,生意相当不错。李建勋的“梦上海”以上海口味为特色。
他说:“现在华人来的多了,国货多了。以前购物都是香港的居多,现在各种原材料很丰富,广东、上海、东北的食材,都有。这是唐人街进步的一面。脱欧以后,现在再去龙凤行和泗河行,感觉东西普遍小贵了。涨价很隐蔽。”
他话锋一转:“不过我还是喜欢二十年前的唐人街,现在唐人街的中餐水平越来越差,粤菜和点心的味道越来越烂。”
他解释说,华人厨师青黄不接,断档的危机迫在眉睫。二十年前的那一批香港厨师退休了。之前马来西亚有walk holiday签证,很多马来西亚华人来英国餐馆,补上了一批优良厨师。现在这些中餐馆的从业者,大部分是从中国内地出来的,本来是务工农民,短期培训就做了厨师。请的厨师可能来自福建,但是同时做川菜或粤菜,东西不好吃。”
李建勋认为,中国人喜欢一窝蜂。本来是做川菜的,同时也做粤菜;看见火锅生意好,就都上火锅。或者都做烧烤。没有形成自己独到的特色。一窝蜂是个大弊病。唐人街一下子开了十几家火锅,有的就开在同行隔壁,然后自己压自己。现在海底捞和快乐小羊来了,一下子PK下去一大批。
“中餐馆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卫生问题,很多做餐馆的不是酒店管理级别,而是家庭作坊式的,很多人都是打工心态,厨师和客人混用卫生间,弄得卫生间很油腻,要知道厨师和客人的厕所应该是分开的。日本就很干净,中国人不讲究。唐人街也有一些餐馆管理比较好。另外,台湾和香港地区的餐馆对卫生和管理注重一些。再有就是偷工减料。上海馄饨要用白面皮,有些餐馆用的是碱水皮,就很不地道。”
谈及疫情冲击。李说:“疫情唯一的好处,也是唯一的反作用,就是把厨师的工资降下来了。以前中餐馆厨师的工资高得不得了,现在跌了一些,因为很多厨师失业了,厨师很好找,高档的厨师工资跌了20%左右。这是疫情唯一的好处。”
他感叹说:“唐人街店铺换手很快,大家都想挣快钱。中餐馆的问题在哪里?每个人都想做老板,中国人穷怕了。日本人就好,大厨永远甘于做大厨。大厨不会去做管理,而是有专门的管理人才。现在很多中餐馆的大厨,目的不是做个优秀的大厨,而是想当老板。”
这场疫情也让中餐从业者开始反思,中餐的发展方向。总体来说,英国人喜欢中餐。但是他认为,中餐的促销手段和宣传手段需要进行一个大的改进。伦敦的中餐馆大部分是外卖起家,再加上会做一些粤菜和川菜,起点普遍低。对餐饮的理解和品鉴,无法迎合高档市场。
“很多中餐的制作还很老套。比如刻胡萝卜花、白萝卜花、黄瓜片等,或者用龙虾片做个装饰,不可以吃,只是装饰,像8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那种感觉,这个已经落伍了。”李说。
再有就是中餐从业者的短缺。“以前留学生还有去餐馆做服务员的,现在富二代孩子也基本没有兴趣,华人家庭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子女继续做餐馆,他们那一代来英国很多人是在餐馆做的。现在他们希望子女做银行、做金融,挣大钱,认为厨师是下力的工作。不受尊重。这是一种华人的文化问题。”
李所在的酒店,曾经接待成龙、林凤娇、关之琳、吕方、郑裕玲、黎明甚至张国荣这一批知名的港星。“我工作的酒店,跟餐馆传统不一样,这家酒店历史悠久,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很多人想来我们这里挖人,根本挖不走。唐人街缺少的恰恰是企业文化,很多人开餐馆的目的是为了赚快钱,赚钱就把它卖掉。没有企业文化。”
“中餐的问题是不够坚持,刚开始不错,很快水准就下降了,主要是管理和品牌。还有就是菜品,中国人希望挣快钱,眼光不够长远。另外就是菜品不会讲故事。会讲故事很重要。比如黄震球的餐馆,走精致路线,小笼包里面有肉皮冻,碗碟都精致,厨房半开放,细节很用心。他获得了米其林二星,等于被英国人认可了。而中餐很多厨师的问题就是不用心。”
“外国人对中餐馆的评价就是口味地道、对服务要求干净,”他强调,“吃中餐还是要吃地道。我个人比较喜欢西安印象。口味地道。虽然小了一点。”
“我看好小魏(魏桂荣)。为什么?西安印象全是自己弄,东西好吃,原材料地道。她是中餐业为数不多的女性,很有激情,一心做好厨师。小魏很擅长学习,善于接受新事物,了解潮流,所以她成功了。做厨师这行一定要去学习,学习新的方式。现在很多做餐饮的吃不了苦。很多大厨只想赚钱,不想干好本行,谁都想收钱做老板,英语都不会讲,怎么能在英国出头?”
在他看来,西安小吃和魏桂荣如果想要跨入米其林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是不同的系统。如果换一个更大的空间,重新设计装修的话,可能会有戏。现在还不行。西安小吃卖不出好价钱,需要重新包装。”
“要知道,好的餐厅都是钱砸出来的。像米其林餐厅很多都是钱砸出来的,没有雄厚的资金和机构在后面推,想把中餐馆做到米其林级别是很难的,很难凭一己之力做成。”
从早期的偷渡客到后来富裕阶层的大规模移民,现在的中餐馆不再是仅仅满足猎奇的西方食客,出手阔绰的中国年轻人引领了消费市场。资本和渴望通过冒险改变个人命运的个体,成了英国中餐业的两副面孔。
伦敦的中餐馆是一个静水深流的江湖,各色人等,来了又走,散了又聚,不亦乐乎。伦敦唐人街已不像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描述的那样混乱、守旧,而是以更灵动、更有力量的姿态出现在多元文化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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