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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再见利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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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华人中心。大厅里,一群英国老人正在练太极操,动作并不娴熟,大家只是图个乐子。看到我的东方面孔,一位老太太从队伍里走过来打招呼,用抑扬顿挫的利物浦口音说道:“几年前,我去过北京和上海,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

老人取出一张照片:她和另一些英国人在北京摆出姿势打太极拳。“这是在天安门广场拍的。”很明显她搞混了地方,照片上的背景实际是北京某家酒店的门前小广场。

寒暄间,她介绍自己叫朱迪(Judy Kinnin),七十六岁了。朱迪女士又取出另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这是一张家庭合影:一位端庄美丽的白人女士,一位眉毛粗重的中国男士,中间一个小姑娘。“女孩是我,这是我妈妈,这是我爸爸。我的爸爸是中国海员。”她说。

我怔了一下:眼前这个对中国充满好奇的老人,就是曾经在利物浦生活过的中国海员的后人。利物浦是欧洲第一个中国人移民社区,在二战期间达到一个高峰。1939年,英国政府需要数以千计的商船海员运送大量的食物、武器弹药、燃料,甚至装甲车,1940年,包括蓝烟囱和壳牌这些大公司总计招募了约20000名中国海员。招募中国海员的原因很多,英国海员被征召入伍,缺乏稳定的商船海员;蓝烟囱有长期征用中国海员的传统,中国海员一如既往勤劳、忠诚,而且价格低廉。

罗孝建在《中国海员大西洋漂流记》中记述,二战期间服务于协约国船只的中国海员约15000至18000人左右。中国海员和英国海员的待遇差很多。英国海员除了工资,还有战时津贴,从5英镑涨到10英镑。而中国人的工资由船东决定,不稳定且多变 。

随着战事的加剧,一些中国海员在炮火中丧生。罗孝建回忆,中国海员死亡人数达10%,其中至少5%的牺牲直接由战争导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中国海员的传奇经历》则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1943年3月,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商船上,中国海员的伤亡人数是:死亡831名,失踪254人,还有268人被俘,合计1353人。据统计,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各国商船上,中国死亡海员有具体名单的为1256人。平均死亡年龄是三十五岁,因当时档案管理落后,还有很多阵亡的中国海员没被写入名单 。

在死亡威胁下,一些左翼人士开始领导中国海员争取权利,海员们的不满逐渐演变成抗议。中国海员工会通过组织罢工,争取到和英国海员一样的每月10英镑的战争风险金。此后,罢工、跟警察对抗,暴力冲突仍在继续。因为不满谈判结果,利物浦有500名中国海员拒绝上船工作,在加尔各答,中国海员也拒绝上船,为此船东用印度海员替换了2000名中国海员。中国海员争取平等的抗议,使得他们跟英国政府和船东之间的关系遭到了永久性破坏 。

战争结束后,这些中国人的利用价值消失,报复开始了。战后英国的失业率和通胀严重,中国海员和当地海员面临着竞争。航运公司急于摆脱中国工人,削减工资,收回战争风险金,令中国海员无法生存,自动滚回老家。英国内政部估计利物浦约有2000名退役的中国海员。一些海员在利物浦开洗衣店和餐馆,有的甚至经营英国传统的炸鱼薯条店,其中有大约300名中国海员和当地的白人女性结婚育子。那些白人女性处境也不太好,大部分是爱尔兰裔,信仰天主教且处于社会最底层,由于宗教原因不可能得到一份体面的婚姻。这些年轻的爱尔兰裔女性将与中国男人结婚视为一件值得渴望的事情。中国男人不喝酒,工作努力而且顾家,虽然可能是个赌徒,但仍然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朱迪就是这些中英家庭的结晶。在朱迪的出生证明上,爸爸的名字登记为Chang Au Chiang,是一名船舶装配工。除此之外,朱迪对爸爸完全没有印象。爸爸在1946年的一天突然消失,她怅然若失地说:“有人看到他和一些中国海员被装进一辆车子,拉去码头停靠的船上,船开走了。”

一份解密的档案让后人窥见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1945年10月19日,当时英国工党政府的内政部决定采取驱逐行动,这份代号为HO/213/926的秘密档案的标题是“强制遣返不受欢迎的中国海员”,政府允许和英国女性组建了家庭的中国海员留下,准许留下的人数被严格限制在300人左右。大批船员从被警方扣押到送上开往中国的船,前后不超过四十八小时。

周末,我走进熙熙攘攘的利物浦生活博物馆。一张展览文字上写着,1942年的罢工让利物浦的中国海员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内政部遂采取措施减少中国海员在利物浦的数量。有些是自愿的,有些是被骗上船的,有超过200名海员在夜间搜捕中被迫离开。“在政府的强制执行下,至少150个家庭被活活拆散,450个孩子一夜间失去了父亲。”

根据《卫报》的数据,1945年底,128人被遣返,至1946年3月23日,已遣返800人。最大的一次行动是1946年7月15日,移民官向内政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宣布:“我们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对大约150个家庭进行了密集搜查。”到这年夏天,计有1362名“低薪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中国海员被驱逐出境。那些有家室的中国男人们来不及向妻女通报,就被抓捕和驱逐出境,无数中英家庭一夜之间被拆散。

《海之龙:利物浦和她的中国海员》的作者认为,强制驱逐加上被迫签署“自愿离开”协议的中国海员,数量约在1993名 。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提供了更惊人的数据: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7月,一共遣返了4931人。专题片分析了大规模驱逐中国海员的原因,二战后大量英国士兵从海外返回利物浦,英国政府急需要征用中国海员拥有的住房去安置英国士兵 。

七十七岁的皮特(Peter Foo)走入利物浦百祥塔华人中心。他身材魁梧,步履略微蹒跚。皮特的父亲也是中国海员,1946年被驱逐出境时,皮特只有两岁。皮特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父母的结婚证明和结婚照,照片上的父亲衣着体面,戴眼镜,人很儒雅。皮特一直保留着父亲的中国姓氏“符”(Foo)。

他说:“我的父亲来自海南。”一旁的朱迪说:“我的爸爸来自上海!”语气笃定。因为船只大多由上海出发,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的爸爸都是上海人。这当然是一种猜测。因为有出生证明和结婚证明,皮特还知道父亲的一些信息,而朱迪只是模糊地知道父亲由上海来到利物浦。除此以外,他们对各自的父亲都所知甚少。

“我从来不知道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皮特说,“那会儿我们都太小了!”朱迪说,父亲消失的时候,她只有十五个月大。“我一点也不了解爸爸。我只知道,爸爸和妈妈没有结婚,爸爸消失的那一天,衣服还留在家里,妈妈和一群中国人在打麻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男人出海了,一个月后,才觉得不对头,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在朱迪两岁时拍的照片背面,妈妈写下了对中国男人的思念:给我最亲爱的,你离开我们十个月了,我们的女儿都长大了。

“妈妈写完准备寄给父亲,但是不知道寄到哪里。妈妈到死都不知道爸爸去了哪里。一直到很多年后,听到一些传言,说爸爸的船被炸弹炸了。爸爸被炸死了。”

一旁倾听的皮特插话道:“不可能,我没有听过这种事,1946年二战已经结束,不可能发生炸弹炸船的事情。”

他说,1946年正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所以很多从利物浦遣返的船只无法停靠中国口岸,一些海员就被随机扔在了香港、新加坡等地,后来就不知道这些中国海员的下落了。

解密的内政部HO/213/926文件写道:驱逐目标是有犯罪劣迹——抽鸦片和赌博——的中国海员,被认为给利物浦治安带来了隐患——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分析,实际的强制遣返是随机和不受控制的。“政府利用一两个犯罪的少数人来污蔑整个中国人社区。”皮特忿忿不平地说。

皮特说:“不管什么情况,也不应该驱逐那些有老婆和孩子的中国海员。”

这些孩子从小认定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爸爸抛弃了家人,这成为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在成长中几乎都有遭受歧视的经历。

皮特说:“我不喜欢这座城市,不喜欢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歧视中国人!上万名中国海员,打完仗就剩下1000人,中国海员为英国贡献了生命,但是像垃圾一样被丢掉了!”

“我希望这个国家(英国)向我们道歉!”皮特郑重地说。

皮特早年曾是一名童星,1958年跟大影星英格丽·褒曼合作过电影《六福客栈》。这部电影在威尔士和伦敦拍摄,是1959年英国票房第二受欢迎的电影。电影取自真人真事,描写了英国传教士艾尔沃德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营救上百名中国孩子的故事。

影片中,英格丽·褒曼饰演艾尔沃德,导演专门去利物浦找了一些中国海员的后代充当片中的中国儿童,十四岁的皮特被选中,饰演其中一名中国少年。朱迪也曾去试镜,被筛掉了,“他们说我眼睛太大了,所以没让我拍”。依据西方人的种族偏见,中国人都应该是小眯缝眼才对路。

这个经历并没有带给皮特成就感,失去父亲的伤口在作痛。电影拍摄前一年,妈妈又嫁给了另一个海南海员,搬去美国纽约,把和前任丈夫生的三个儿子留在了英国。最小的皮特起初跟外婆生活在威尔士,外婆去世,他回利物浦跟哥哥生活。这种成长经历造就了他有些愤世嫉俗的性格。皮特二十多岁结婚,去一名中国海员开的餐馆吃饭,这人是父亲的朋友,他告诉皮特:你父亲还活着,当年被遣送去了新加坡,并表示愿意帮忙联系。皮特心中隐藏着对父亲的怨恨,拒绝了和生父联系的建议:“他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不想见到他。”

几年后皮特收到了一封从新加坡寄来的信。信是从未谋面的爸爸寄来的,“我是你的父亲,你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原来父亲在新加坡组建了新家庭。直到内政部的档案解密,皮特才知道事件真相,他后悔没能和父亲见上一面。1976年父亲已经过世。

朱迪的成长也充满了动荡。“妈妈是从曼彻斯特来利物浦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认识爸爸的。爸爸离开后,妈妈就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我从小跟外婆一起长大。后来妈妈又嫁了一个中国人,生了妹妹。”朱迪一度以为这个中国人就是生父,一次父母吵架,朱迪劝“爸爸别朝妈妈大喊”,男人回应“我不是你爸爸”,朱迪才知道生父另有其人。

驱逐行动涉及的无辜者很多,仍有一些中国海员留了下来。朱迪保留的一张照片显示,很多具有中国人特征的混血儿聚在一起玩耍。中国海员的后人们保持着认同,抱团取暖。这些中英混血儿在人生暮年再度取得联系。皮特和朱迪相差一岁,但是生日相同,几乎每次都是一起出面,向外界讲述伤心往事。

朱迪说:“这件事永远在我心里。我想知道爸爸到底有没有回到中国?在中国或者别的地方还有没有亲人?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

利物浦的许多孩子因此失去了父亲。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被杀,被驱逐出境还只是逃离了。有些孩子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拥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他们的母亲不想向他们解释。一些家庭仍然对事实一无所知,主要是由于秘密行动在事件中蒙上了一层面纱。有些孩子,即使他们知道父亲是中国人,也感到羞愧不愿意挺身而出。

一些孩子由于了解到英国政府骇人听闻的行为的真相,因此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许多人一直处于难以置信的状态,当他们阅读到这些解密的证据,就不再对英国所拥护的道德观念充满信心。今天的英国政府仍然无法或不会回答被迫驱逐的中国海员后代所提出的问题,这些孩子现在大多七十岁以上的年纪,他们需要答案。这些风烛残年的海员后代们别无选择,“请愿”要求政府为他们的遭遇道歉。

皮特说,曾经有一批印度军人,替英国打完仗之后,被赶回老家。事情曝光后,英国政府按照每人每月5英镑做了赔偿。但是中国海员后人向政府索赔很有难度,因为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的父亲是被政府在秘密行动中驱逐的,“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英国政府的道歉。道歉之后,就有了证据”。

2015年7月,利物浦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承认1946年大规模驱逐中国海员,并呼吁内政部为这些不公正行为道歉。皮特写了很多信给很多英国议员陈情,2015年在网上向当时的特雷莎·梅首相发起请愿,要求内政部道歉,但没有回应。很多政客表示关切,但是一旦卸任,事情就没了下文。

“他们不会特意为中国人说话,”皮特说,“中国官员从底层做起,用一生的时间去做事。因此中国人做事可以有长远的目标。英国议员只做四年,所以他们不会真正关心我们这些人。”

2021年3月,工党国会议员金·约翰逊(Kim Johnson)在国会问询中,向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出这一问题,鲍里斯·约翰逊拒绝说明政府是否会考虑发表官方道歉,而是含糊其辞地说:“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全国各地的华人社区做出的惊人贡献。”

在我到访利物浦之前,7月,金·约翰逊议员来到百祥塔华人中心和中国海员的后代见面。她发言说,利物浦的数百个华人家庭于1946年被英国政府强制遣返而强行分离,“这是英国政府有史以来最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事件之一,是我们历史上可耻的污点,但几乎没有人记得”。“官方应该承认这些罪行,这些家庭应该为遭受分离的痛苦得到正式道歉。”

我和皮特离开百祥塔华人中心,走到利物浦海边。在熙熙攘攘的滨海大道上,嵌着一块纪念牌,记录了中国船员和他们的家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碑文上中间的汉字是:和平。这是中国船员的利物浦孩子们竖立的。皮特自己也设计了一座中国花园,希望未来在利物浦的街区呈现,以纪念被驱逐的中国海员。一对英国夫妇游客走到碑前,专注地看着上面的文字介绍,得知皮特就是中国海员的后代时,连连摇头,“难以置信!英国居然发生过这么丑陋的事情”。双方沉默以对。

我告别了皮特,傍晚时分,利物浦华灯初上,我独自走进唐人街附近的一家中餐馆。

我点了一道麻辣豆腐,一道鱼香肉丝,一碗米饭。侍者很有礼貌地跟我搭话,她会说一些磕磕巴巴的普通话,我感到满意,至少她没有讲难懂的利物浦方言。一会儿工夫,菜上齐了,我慢慢品尝着麻辣豆腐,立刻分辨出这是一道适应英国人口味的“假中餐”,“辣度”大大减弱了,“麻”几乎吃不出。放眼望去,周围几乎全是白人面孔,而侍者都是华人面孔。防疫政策刚刚放松,人们就迫不及待走出家门,把这间餐厅差不多坐满了。中餐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生活,就像那道著名的利物浦炖菜一样,加入了大量的南亚作料,现在中餐也加入进来。

二战结束后,社会伤痛在修复。中餐业继续稳步前进。莱姆豪斯在战争期间被炸毁,沦为东伦敦的贫民区。许多中国人开始从东区搬到苏活区,通过购买廉价房产表现出精明的商业头脑。一部分中国海员后来回国,留下的一部分人想要寻找租金低廉的地方居住,也开始涉足餐饮业,他们还有另一个现成的客户群:在远东对中国菜产生兴趣的前英国士兵。从远东参战回国的英国士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商机,他们在亚洲生活多年熟悉了亚洲口味,于是一些华人从莱姆豪斯搬到了苏活区开始经营中国餐厅。在美食作家罗孝建的笔下,当时战后他认为最好的三家中餐馆,依次是香港餐厅,老板是杨先生(Chang Moon Hsiumg),罗孝建最爱他家的蒸鱼;其次是华都街上莱永开的杂碎馆;第三是法娃(Fava),一家中西合璧的餐馆,老板是福州人,娶了一个白俄太太,吸引人的招数,是让他们的混血女儿玛丽迎来送往 。

民国期间,伦敦的中餐馆皆为广东特色,即便是上海楼和南京楼这样的餐厅,实际上也是广东人开的。1946年,记者韩钟佩被特派到伦敦,她对上海楼情有独钟:“我最喜爱的一家馆子是上海楼,上海楼开在希腊街,由一位中英混血种的小姐主持。这馆子原是一位中国人所开,他娶了一位英国太太,儿女成群,临终时把这一生经营托了大小姐经管,大小姐也不负所托,把它经营得蒸蒸日上。我想我之所以喜爱上海楼,第一因为它环境清幽,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两个菜是地道中国做法,一个是香肠,一个是豆腐 。”

英国颁布《1948年英国国籍法》。之后,很多英国殖民地的人士涌到英国本土以谋求更好的生计——1948年到1971年,有大约50万加勒比海人移居英国,他们被称为“疾风一代”(Windrush Generation)。同一时期,在香港亦有一批华人移居英国,形成了战后第一波移民潮 。很多人亦投入了餐饮业。

一个旧时代远去。几年后,伴随着中国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随后东西方进入冷战,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中国人社区在西方世界转入了漫长的潜伏期,沦为不为人注意的边缘角色。他们默默操持着中餐馆,在油烟中寄托无尽乡愁。中餐及中国人,仍然是那个被打上了烙印的他者,一个永远的局外人,伴随着英国社会的审视的目光,长久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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