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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洗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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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参加了一次唐人街探访之旅。组织者“保护中国城遗产”项目的负责人马萧告诉我,苏活这个地方很具传奇色彩。五六百年前,这块地方属于天主教堂,亨利五世打击天主教势力,遣散了僧侣,将这片土地收归皇室,这里成了皇家猎场。苏活这个词,最早出自法国人狩猎吹喇叭发出的声音,英国贵族们追逐小动物时会大声吆喝,猎人相互保持联络,就沿用了“Soho”做吆喝声。

1666年,一场燃烧了四天的大火焚毁了大半个伦敦城。灾后,伦敦市的重建重点放在了当时还是农田的西郊。这片土地的主人杰拉德勋爵(Lord Gerrard)同意帮助因火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重建家园。1685年,以他命名的爵禄街(Gerrard Street)建成。曾经的农田变成了熙熙攘攘的闹市,伦敦西区应运而生。爵禄街建成后的一百年里,西区成了伦敦最热闹的地方——浓烈的市井气息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吸引了包括莫扎特、德莱顿和马克思在内的骚客文人。伦敦西区也受到许多移民群体的欢迎。17世纪逃到英国的一部分法国宗教难民就住在苏活,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因为天灾和宗教迫害也躲在这里,犹太人也来了,这些国际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饮食和生活方式。

我们穿过这条街道拐到小广场,马萧让我抬头看建筑墙面,很多窗户用砖头封死了。这就是著名的窗户税的遗迹:英王根据窗户的多少向社会征税,为了减少交税,很多人封死了自家的窗户。这也是王权影响力和公众力量相互博弈的一个见证。

主街上,新龙门行超市的位置,曾经是1774年很有名的文学俱乐部,中国人对它的主人塞缪尔·约翰逊比较陌生,但是一定都听过他那句名言:“假如你厌倦了伦敦,你就一定厌倦了生活。”紧挨着旁边,女作家伍尔夫和丈夫开过一个俱乐部。新龙门行对面的龙凤行超市,原来是1920年代伦敦有名的夜总会43号俱乐部,店主凯特·梅瑞克(Kate Meyrick)号称爵士时代的夜店女王。在喧嚣的1920年代,传奇爵士乐手朗尼·史葛(Ronnie Scott)也在爵禄街39号地下室创立了他的第一间爵士乐俱乐部。

我们往西来到主街上的石狮子雕像旁,马萧指着斜对面的一座小楼说,1850年恩格斯住在二楼,由此往北,马克思住在对面街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对战友,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伦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们经过一条窄小的胡同,这是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拍摄宣传照片的地方,里面曾有一个很有名的同性恋公厕,是同性恋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在英国是有罪的,直至1970年代,同性恋在英国才免于刑罚。

我们绕到了主街背后平行的街道,客流量明显减少。华尔兹之父老施特劳斯在这里的一家酒店创作了拉德斯基进行曲。历史上这条街是著名的烟花巷,现在也有许多隐身建筑物二楼的性工作者,入口贴着“新进泰国妹”之类的字条。这条街的中文名“俪人街”自然十分贴切。

1854年苏活区暴发了霍乱,受到重创,贵族们大多搬走了,这里变成了工人阶级地区。到20世纪,苏活成了伦敦夜生活所在地。后来中国人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逐渐聚集于此,食肆林立的唐人街逐渐成形。

苏活是伦敦多元化的集大成者。唐人街在这样一个地区独居中心位置,但是它又是作为一种他者的景观而存在,仅供猎奇和取景。我去过不少国家的唐人街。美国、泰国、西班牙、南非,都有一条唐人街,多数都是开中餐馆的。华人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要搞一条唐人街,如同国中之国一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他族裔很少如华人这样热衷建一块域外飞地,聚众吃喝。

我看到BBC中文网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城”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却是应对排外与种族歧视而产生的边缘社会。华人移民面临针对华裔的歧视和暴力,抱团取暖。中国城在语言、文化上行使着与所在国城市不同的逻辑,又与母国、故乡时空相隔,仿佛一块夹缝中的飞地。

那一刻我有所悟:华人是一个封闭的边缘族群,英语不够好,又吃不惯西餐,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所以喜欢聚集在一起,开中餐馆,解决生活难题。

英国有60万华人,体量并不大,但是其构成丰富多彩:中国香港人、越南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中国台湾人,不一而足。虽然血脉相同、语言相通,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具有不同的成长背景、社会制度及生活习惯,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拥有丰富的面貌。这其中,香港作为曾经的英国统治地的特殊历史,一度近水楼台,长期以来输送大批华人移民来到英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入餐饮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奠定了香港华人移民在英国中餐业的龙头地位,英国的中餐业因此具有浓厚的香港特色。

我出发去曼彻斯特,寻访英国中餐市场上具有传奇色彩的餐馆——“甜甜”。“甜甜”同英国其他的中餐馆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是其背后的故事十分传奇:这是承载了一家三代香港移民梦想和奋斗的中餐馆,并且,其三代经营者均为中国女性。这在英国中餐业十分罕见。

2021年夏天,我看到曼彻斯特的“甜甜”餐馆在网上发出求助信,称受疫情打击和封锁影响,希望消费者和粉丝们帮忙渡过难关。

“甜甜”餐馆老板海伦(Helen Wong)的求救信:

在这困难和不确定的时期,直到所有人的生活恢复正常之前,“甜甜”(Sweet Mandarin)将向其朋友、粉丝和家人寻求帮助。

“甜甜”对我们所有人意义重大。这不仅是曼彻斯特历史上的重要一环(我们跟随外婆莉莉的脚步,和我们的妈妈梅布尔创立的最早的中餐馆之一),这对于整个社区来说都是一种资源。

我们卖掉了房子(因为银行拒绝借钱给我们),甚至在北区创建之前,就在曼彻斯特大街上建造了“甜甜”。我们姐妹也放弃了作为金融家,工程师和律师的工作,专注于餐馆业务和梦想。我们真的把钱放在了嘴边。

在我们经营餐馆的十六年,我们向NHS、慈善机构和弱势群体捐赠了数千顿饭菜。我们很荣幸能成为家庭成员和朋友的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孕妇开始使用辛辣咖喱来迎接生产,并带着新生儿来餐馆,享用成为妈妈后的第一顿中餐。我们目睹并参与了精心策划的婚礼。我们一直与病人、逝者家属见面。“甜甜”在生活中发挥了作用。有太多的回忆,我们想做更多。

在大流行暴发之前,我们已经投入重金,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厨房,用于专门制作无麸质餐食,以确保零交叉污染。

当然,留在家里,保护生命和NHS至关重要,但封锁时间越长,“甜甜”的风险就越大。对疫情流行的恐惧依然存在。

在您的帮助下,它将处理一些急需要的付款支出。在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确保在这些艰难的日子过后,“甜甜”将能够重新开张。届时将有一些很棒的聚会。

请尽一切可能确保“甜甜”的未来。谢谢!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透露了作为小型家族餐饮企业的“甜甜”,在疫情中所遭受的重创。这是整个英国中餐业的缩影。作为传统的家族式餐馆,“甜甜”身陷危机。无数中餐馆在疫情中关门,因为封锁而遭遇经济损失,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线上。

几个月后,英国结束了又一次封锁,社会恢复了有限运转。“甜甜”的命运如何?

“甜甜”餐馆的故事,始于这个华人移民家庭的第一代,一个被称作莉莉(Lily)的广州农村女性,也就是发出求救信的老板海伦的外婆。根据现有资料,莉莉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在英国开中餐馆的中国女性。

莉莉是她广为人知的英文名字,她的中文名字叫“水晶”,1918年出生在一个广东农民家庭。莉莉在娘胎里就表现出了男子气概,一直用力踢妈妈的肚子,以至于助产士认为会是个男孩。后来,莉莉成长为一个充满力量、精力旺盛的女性,这种品格伴随她及她的家族一生。

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很难赚钱,饭桌上总是缺少足够的食物。莉莉的父亲梁庆昌种大豆,然后酿造酱油,1930年代,为了改善生活,他带领家人搬到家乡村庄对岸的香港,这成为改变家族命运的关键一步。父亲的酱油生意在香港取得了成功,家庭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莉莉在十多岁的时候,吃得起任何她喜欢的东西,也买得起任何想要的衣服。

莉莉很少提及自己的父亲,只是有一次带着海伦在商场买酱油时,触景生情,提到父亲梁庆昌死于一场谋杀。原因就是酱油生意的恶性竞争。虽然梁庆昌搬去了香港,但他的酱油生意还在老家村子里完成。他的生意很火爆,招来了村人的嫉妒,特别是一个同行试图用低廉的价格吞并他的酱油企业,遭到梁的拒绝之后,厄运就开始降临了。先是家里无缘无故失火,造成了损失。莉莉十二岁生日的那一天,梁庆昌赶回广州的作坊,一个闯入者袭击了他,梁在反击时被杀死。后来证明这是竞争对手指使的凶手所为。

梁庆昌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留下妻子和六个女儿。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许多女性无权获得教育或财产。莉莉的父亲去世时,他的所有资产和生意都交给了一个远房男性亲戚,这位亲戚没有给遗孀和六个女儿任何东西。莉莉的生活再次陷入贫困,小小年纪不得不出去工作。

莉莉出去做保姆,她学习清理房间、洗衣服,还学会了此后受用终生的技能:烹饪。这时候日本占领了香港,她最早的雇主是个荷兰实业家,做可可粉生意,脾气暴躁。这名荷兰人在战时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合同,为日军提供巧克力制品,要求莉莉在照顾他之余,负责在荷兰人和日本人之间跑腿,并让莉莉学习了日语。这段经历在莉莉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画面,一方面她展现了学习和工作能力,另外,她也目睹了日本占领军如何对普通中国人施暴。战后,香港再度兴旺起来。莉莉更换了工作,来到一个叫伍德曼的英国人家帮佣。这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伍德曼负责香港电力供应系统的重建工作,人很好,工作繁重。莉莉快乐的个性,令伍德曼家充满了欢笑。她陪伴伍德曼的母亲在海边散步,在码头看人来人往,照顾老人,老太太对她很满意,她的英文名字莉莉(意为睡莲),就是老太太取的。一家人都很喜欢这个伶俐懂事的女孩子。

1946年莉莉结婚,丈夫叫郭展,大莉莉四岁,他们有了两个孩子。1947年儿子阿达(英文名亚瑟)出生,1950年女儿宝儿(英文名梅布尔)出生。可惜郭展待妻子不好,沉迷赌博,还吸毒和养情妇,甚至加入了黑社会组织三合会。莉莉为伍德曼一家工作赚到的钱,也几乎都被丈夫挥霍掉了。

1953年,湾仔的贫民窟发生了大火,莉莉在湾仔的蜗居之处也受到波及。此时,伍德曼一家正准备离开香港返回英国,他们希望莉莉随他们回英国继续工作。当时莉莉刚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阿冰。丈夫在外躲债,莉莉只能靠乞讨养活自己和女儿,她已经对丈夫失去了信心,赶巧莉莉在医院结识了一位中产阶层的李太太,李太太人很好,就是没有孩子。于是,莉莉狠心抛弃了新生的女儿,送给李太太收养。这成为莉莉一生的伤痛。后来海伦在外婆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中文信件,原来那是李太太发来的,告知阿冰已经结婚怀孕。当年,莉莉无奈抛弃最小的孩子,又把两个大孩子留给母亲照看,独自一人跟随主人上路。她也成为香港华人移民的先行者之一。

一路上花了六个星期,轮船“广州号”在不同港口停靠。枯燥的旅途中,莉莉跟随船上的其他人学习烹饪,特别是学会了一道咖喱鸡的做法:将椰粉添加到咖喱中,加入自发面粉和辣椒,跟鸡肉一起炖煮,再加上其他调料,这样制作的咖喱鸡很受雇主欢迎。这道菜源自印度半岛,经过改良,后来成为她经营的中餐馆的招牌菜。

她跟随雇主来到英格兰的萨默赛特郡中部的乡镇生活。几年后,伍德曼太太去世。对莉莉而言,这是一个艰难时期。她没有足够的钱回香港,雇主去世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沮丧。

令她惊喜的是,伍德曼太太在遗嘱中为她留下了一笔钱。她看到曼彻斯特新闻晚报上的广告,离市区8英里的米德尔顿有一家店转让。于是她就用那笔钱盘下了那间位于泰勒街拐角的店铺,决定开一家中餐馆,取名龙凤(LUNG FUNG)——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名字。1959年,她成为有记载的最早在英国开中餐馆的中国女性。

火车抵达曼彻斯特是个下午。刚下了一场小雨,地上湿漉漉的。我走出车站,穿越城区,寻找“甜甜”餐馆。

来到英国我才发现,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社会有着浓重的工人阶级色彩,政策上偏向高福利,工会组织活跃,社会上有非常浓厚的平等意识。特别在一些大城市,比如伦敦或曼彻斯特,这种特质更加鲜明。伦敦和曼彻斯特这两座大城市的市长,也是由号称工人阶级支持的工党议员担任。时间久了我了解到,伦敦或曼彻斯特这些大都市,是外来移民的首选地,2021年的统计显示,每五个在伦敦常住的人,其中就有两个是外国人。这些地方因此非常国际化,有一些乌托邦气息。然而这并不代表英国的全部。真正体现英国保守价值观的地区,也许在中部、北部,甚至偏远的乡村,这些是生活在伦敦的国际主义者无法接触到的广袤区域。

如米德尔顿这样的,大概也应当归于偏保守的地区。当年龙凤餐馆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当地的白人工人,以男性为主。尽管二战结束了,当地白人仍然以为莉莉是日本人,担心她在食物中投毒,因此集体抵制这家餐厅。于是莉莉雇用了一位名叫梅维斯的本地女士,梅维斯认识镇上的每个人,并将每个人带到餐厅,最终帮助餐厅生意走上正轨。

这家特别的餐厅位于米德尔顿市政厅附近,经常有一些歌手和乐队在那里演出,龙凤关门比其他餐馆要晚。当演员们演出结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吃饭,就选择去莉莉的龙凤餐馆。一来二去,就开始宣传龙凤的饭菜好吃。这样的机缘巧合,像现在一样,通过名人代言的力量,龙凤餐馆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粉丝群。

作为中餐业的开拓者和探险者,莉莉身上浓缩了许多珍贵的品质:勤劳、不服输,在异乡保持着谦虚和拼搏的气质,这种精神将帮助后来的华人移民在英国餐饮业大显身手。

“甜甜”位于一栋高层建筑的底层拐角处,远远就能看见醒目的中文招牌“甜甜”。受疫情影响,餐厅还是以外卖为主,在保证2米社交距离的前提下,允许小范围的堂食。这些繁琐的规矩暗示,在英国吃饭需要承担一些风险。

下午5点,餐厅刚开门营业,我迫不及待推门而入。餐馆的内部基调为红色,中间有绿色的绿植,朱红色的天花板,桌椅则是咖啡色。整体格局可以用古朴雅致来形容。落地玻璃挂着猩红色的透明纱帘,由珠链穿制,为餐厅增加了一些性感元素。东欧人长相的女服务生引导我坐在临街的餐桌前,拿起餐单翻看,餐单背后,印着一张黑白合影照片:穿着旗袍的莉莉的和一儿一女站在餐馆门前。

当初莉莉离开香港时对女儿承诺:“女儿,我向你保证,当我有足够的钱后会回来接你。”她信守了诺言。1959年,莉莉经营餐馆挣了足够的钱,回香港接儿子阿达和女儿宝儿(梅布尔)来英国。1960年丈夫郭展也一起来了英国,不幸第二年就死了。

1959年宝儿跟随母亲抵达英国的时候,大量的香港移民开始涌入英国。当时英国的移民政策执行的是《1948年英国国籍法》,规定香港居民拥有英国居留权与工作权。香港移民与来自加勒比海英国殖民地的“疾风一代”几乎同时抵英。第一代香港移民,大部分都是男性,很少把家眷带来。他们没有想到在英国长居。只是希望在英国挣钱,挣够钱就回家。

第一批香港移民,尤以来自新界的农民最多。伦敦唐人街华埠商会的会长邓柱廷说:“英国人很聪明,当时香港经济发展,但是地少人多,没有地皮,只有新界有地皮,英国人欢迎新界人来,政府低价买地,再高价卖出去。”

新界土地开发,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新的就业市场。以鸭洲及盐田子村为例,当地村民原本捕鱼为生,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渔获大减,难以维生;沙头角的农业又因为中英设立禁区和边防而大受打击。另外,在1959年,荃湾成为香港第一个新市镇,及后港英政府大力发展新界,征收了很多土地,也令乡民失去本来的生计。这都促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海外转移。 另一方面,内地居民特别是广东人,往往借道新界移民英国。

从新界来英国的移民,大部分都投身到中餐馆的工作中。今天粤语中常有“洗大饼”一说,意思便是指移民到外国后以中餐馆洗盘碗谋生。一直到1963年以前,港人到英国工作不需要“劳工纸”,当年只要在餐馆做满五年,由大厨签发就行,形同居留证,随便找个“企台”(楼面侍应)签就行,相对宽松。

进入1970年代,沙田、屯门、大埔、上水等相继建立,不少原居民的田地在这个过程中遭到征收和拆迁。一些新界居民也在这段时间移民到荷兰、爱尔兰等欧洲国家。2020年当选爱尔兰都柏林市长的朱颂霏(Hazel Chu),其父亲就是沙头角鸡谷树下村村民。

诸多因素造就了大批的香港移民如候鸟一样飞去英国。那时飞机不方便,大部分移民都是乘船去英国。香港《苹果动新闻》的照片显示,鸭洲第一批移民的人要搭船去尖沙咀,再从尖沙咀码头乘二十八天的船前往英国。

在《苹果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对于一位来自新界的移民有着生动的描述:

一位当地叫何安的村民在60年代移民英国,他是鸭洲第二批移民的人。他说,鸭洲人没有在英国开车房,开的都是餐厅,“上一批移民英国的人出了七张劳工纸(俗称飞蛇纸)给我们,说请我们去餐馆工作”。刚好启德机场启用,一行七人不用摇一个月的船横跨大半个地球。那时去英国是一件大事,他们会先逐家逐户敲门,跟村民握手道别。离开鸭洲之前,何安先去临近的沙头角找人定做了一套西装,“去英国,男人一定要有一套西装吧!”一套西装200多港元,他没有钱,就先赊账,就是等将来有一天回来了,再还这笔西装钱。何安没有读过书,不会说英文,去到英国怎么过活?他“嘿”笑了一声:“我做厨房的,用不着说英文。”

何安打工的餐厅早上8点便营业,一直开到晚上9点;后来他开了快餐店,外卖做到深夜12点。说起英国的生活,他总是摇摇头说:“辛苦呀。”又说:“如果可以游水、走路,也要走回来。”

另一位香港移民Michael于60年代末去英国,也在餐厅做厨房。“每天在厨房切马铃薯、切洋葱、拿镬铲、炒饭,一做就是十几小时,收工睡觉,睡醒又开工,每天不断煮、不断煮,”他按按自己的右手,“做到手指都是肿的,整只手都有毛病。”

那时去英国的人,都是为了赚钱养家,工作辛苦,又想念家乡,晚上便躲在房间里哭。隔天起床,也只得硬着头皮撑下去。“新界人去了英国,基本上无法回头,一定要挨下去,不挨下去,回来香港可以做什么?最开始去英国的人挨了世界,现在子女便能享福。”

Michael说,现在英国的上千名鸭洲人,每一个都有车有房。何安在英国生活数十年,开了三间快餐店,现在关了两间,另一间留给儿子。

第一波投身餐饮业的香港移民中,客家人叶焕荣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生于1937年的客家人叶焕荣中学毕业后,于1959年独自乘船远赴英国打拼。当他到达英国赫尔时,身上只有10英镑,在利物浦客家人协会的帮助下,在餐馆洗盘子打工。1962年,他与两个朋友合伙,用500英镑在克莱克顿开了一间海边茶馆。后来他对在深夜酒吧打烊后匆忙地送古老肉和炒饭感到厌倦。因此决心为英国的中餐馆供货,而不是经营餐馆,他知道前者比后者更能赚钱。

1969年叶焕荣搬到伯明翰,创建他的华人杂货店“荣业行”(Wing Yip),向周边的华人商家和餐馆提供食材。荣业行在80年代开始,陆续发展成华人连锁超市,分布在英国最主要的三大城市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雇员超过300人,为英国2000多家中餐馆和零售店提供商品,年营业额达1亿英镑。每个超市的商品都在2500种以上,不仅有中式食品,还有中国蔬菜、日泰韩等亚洲食品、自家品牌的中式酱料、速冻食品和厨具等。伯明翰的荣业行总部更是一个集中餐馆、诊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多种服务为一体的商业中心。2010年,叶焕荣因对东方食品业的服务而被授予OBE勋衔。

英国在1960年代初开始收紧居留权,很多移民赶在1962年7月1日《英联邦移民法》生效前涌向英国,因为该法案生效后,要求新移民必须先证明其已经在英国找到了工作才能获准来英国。后来,又有了限制移民的《1971年移民法》出台,对移民的陪伴者来英进行限制。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赶在新法生效前,这些“洗大饼”的人陆续申请新界的妻子儿女赴英团聚。

大量移民造成了香港一些地区十室九空。位于香港新界北部的荔枝窝村,过往大部分村民都以务农为生,不过踏入六七十年代,不少人离乡别井移居英国谋生,荔枝窝村的农作产业一度面临没落。

前英治香港新界政务署署长许舒博士(Dr James Hayes)在《新界百年史》中提到西贡企岭下老围村与新围村的例子,他在1990年到访时只剩4户人家(以一家四口推算即约16人),村代表(村长)说许多人都移民英国了,要是全都回来过春节,就会有140人。盐田梓村村长陈忠贤说。盐田梓村最高峰时约有50户人家,在1998年最后一户迁出后,成了无人岛。

伦敦的香港移民在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间增加了五倍。有资料显示,1963年6月至1964年4月,伦敦约有150到200家中餐馆,只有4家由新马华侨经营,其余都是香港人所开,以广东菜为主。陈本昌博士1970年出版《美国华侨餐馆工业》称,英国当年有华侨10万,中餐馆约6000家,从业者90%是近年来自新界的。

伦敦唐人街中国城大酒楼老板邓柱廷回忆说,他1975年从香港来伦敦,唐人街90%以上的商家都跟他一样来自新界。他们那一代人来英国多数是做餐馆。

邓柱廷1953年出生,来英国时二十一岁,邓姓是新界的大姓,他的四个哥哥都早于他来到英国,大哥1959年就来到伦敦经营餐馆。邓柱廷和无数新界同乡一样,一头扎进了前辈移民已经编织好的商业网络中。当时的苏活唐人街被视为三不管地带,黄赌毒流行,社会上对华人的歧视很普遍。“在巴士上被人吐口水这类事情,太多了。”邓先生回忆说。还有些吃白食的经常在中餐馆闹事,所以年轻的香港移民经常在餐馆里准备棍子铁链一类的防身武器,随时准备开仗。在餐馆打了几年工之后,1982年,邓柱廷和哥哥们在唐人街附近的希腊街开了一家名叫嘉丽华的中餐馆,至今经营餐馆超过了四十年。

邓柱廷说,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量国人走出国门,英国涌入了大量福建人,很多是偷渡来的,他们作为新生的劳动力,补充进入中餐馆的厨房。加上老一辈香港移民很多从厨房退休,厨师队伍青黄不接,一代代新移民进入中餐馆行业已经成为趋势。

2000年,邓柱廷当选前身为唐人街街坊会的华埠商会的主席,经常参与中国大使馆组织的活动,被视为中国政府信任的侨领人物。2019年,中国庆祝国庆七十年,邓柱廷作为欧洲唯一的华人代表,受邀参加了天安门观礼活动。

他有三个孩子,都学有所成,在律师行工作、在大学教书,融入了英国主流社会。像多数香港移民二代一样,没有如父辈一样再从事餐馆业。

邓柱廷估算,英国的中餐馆在1万间以上,从业人员10万到20万,几乎占到英国华人数量的三分之一。他目睹无数华人来到英国都是投身厨房,中餐业除了是一种职业技能,也是凝聚各地华人的一种纽带与文化。他对新一代移民创业的建议是:“脚踏实地做工,认真经营,一定要做好中国菜,把中国菜发扬光大。”

香港风味开始占据英国中餐业的龙头地位。英国中餐业从此摆脱了杂碎时代,一跃进入港味时代。

海伦的妈妈梅布尔跟随战后第一波香港移民潮到达英国,当时她只有九岁,完全不喜欢英国,因为曼彻斯特总是下雨,寒冷、污染严重,食物看起来很奇怪,而且她是镇上唯一的中国孩子。海伦记得妈妈经常说,来到英国的那一天,自己就失去了童年。那个时候,梅布尔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母亲是谁。因为长期跟外婆在香港生活,小时候她以为外婆才是她的母亲。现在她发现和开餐馆的生母莉莉在一起并不愉快。他们家是镇上唯一的中国人,莉莉送梅布尔去学校,她非常不适应学校生活,因为英语不好,别人把她当成哑巴,还遭到了霸凌,每天回家头发都是乱糟糟的,衣服很脏,梅布尔想要逃避不友好的学校生活。她怀念家乡,想返回香港。

莉莉责怪梅布尔没有对霸凌采取反抗,同时又更加怜爱女儿,当初莉莉独自来到英国的时候,也经历了同样的孤独和痛苦,现在她在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为了让女儿停留在视线里,莉莉开始让梅布尔在放学后到餐馆帮忙。

为了讨女儿欢心,莉莉专门为女儿做了一道菜,“梅布尔的煲仔鸡”,先用米酒腌制鸡肉焖煮,然后加入新鲜蔬菜和蘑菇,放入烤箱烤制而成。梅布尔很喜欢这道菜,觉得吃完好像又回到了香港的家。这道菜消除了母女之间的隔阂。家乡口味的食物帮助梅布尔融入了新环境。梅布尔也开始帮助莉莉在餐馆做事,母女之间修补了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变得模糊,更多的华人移民涌入了曼彻斯特,这里很快成为又一个华人聚集地。到1970年代,中餐已经从异国情调,成为英国人经常食用的廉价美食。莉莉很快在伯里和布莱克本开设了新的中餐外卖店。

很多时候,食物的确可以疗愈游子的心灵,甚至修补家庭关系,一顿饭胜过万语千言。我被这充满感情的故事打动,也点了这道梅布尔煲仔鸡:用米酒腌制过的鸡肉经过煸炒,添加蘑菇、胡萝卜、洋葱,放入调料、蚝油、高汤,在砂锅中慢慢加热,鸡肉变得鲜美滑嫩。酱汁包裹着食材,淡淡的褐色,有种土豆泥的软糯滑嫩。咖喱味道不那么辛辣,明显做了改良,只保留了一点辣度,相信即使是小孩子也可以适应。

我又要了一碗蛋炒米饭,飞快吞下肚去,脑门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我对饭菜的质量很满意,它的口味不像传统中国菜那么油腻,也没有英国菜的那股干巴劲儿。鸡肉被咖喱酱汁包裹,咖喱的味道恰到好处,觉得温暖和舒服。它综合了中餐、印度餐的特色,最终成为深受本地英国人喜爱的一道菜。但自始至终,直到结账走人,我都是店内唯一的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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