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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成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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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罗孝建在切尔西的艾布里大街开设了忆华楼(Memories Of China)餐馆,并延续至今。我在一个寒冷的中午寻访这家传奇餐厅,门框上仍写着“罗的中国记忆”。男接待是一个有着东欧口音的年轻人,笑容可掬。他热情地把我们引领到里面坐下。这里的装修风格有些老派,雕栏的木制屏风,把餐馆分割为几个区域,在墙上悬挂一排中国灯笼,张贴着几幅中国山水画。墙上有几张老照片,是罗孝建和披头士、皇室成员以及英国知名演员的合影——这大概是忆华楼仅余的罗氏印记了。

我和L两个人点了四道菜。两道前菜是椒盐虾、麻酱鸡丝,主菜是回锅肉和白菜香菇。除了椒盐虾没什么问题,L认为麻酱鸡丝的酱汁不对,没有麻酱的味道。替代白菜的油菜烫过头了,香菇泡发太久没有香气。最大的问题出在回锅肉,这是道典型的川菜,猪肉片要带着肥肉才香,大量的葱叶和少许的豆豉激发出肉脂香气,带有略微的麻辣红油,才叫完美。而餐馆给我们提供的竟然是用叉烧肉代替的回锅肉,干巴巴的。令L不能忍受的还有例汤,作为广东人,她敏锐地品尝到例汤是滚汤而不是煲汤,所以表达了失望之情,认为是给老外做的中餐,并且毫不客气点评说:“这就是takeaway(外卖)水平!”

我能说什么呢?也许我们点的菜恰巧是现在的厨师不擅长的吧!一打听方知,很久以前罗孝建把忆华楼转给了大厨毕金宝先生,毕大厨是上海人,自幼在香港长大,在忆华楼一直干到退休,并接替罗孝建成为老板。随着毕先生年事已高,又把餐厅转给了新的老板。现在的忆华楼,已经跟罗孝建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不可否认的是,罗孝建和谭荣辉一样,在向英国人介绍美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把中餐从一种边缘化的异域风味,提升了其文化价值和文化融合。翻译家文洁若1984年访问伦敦时曾去过忆华楼。她的丈夫萧乾是报道过二战的中国记者,曾经和罗孝建是剑桥的同学。后来文洁若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罗孝建已经出版了32本关于中国食谱的英文著作,本本畅销,在中餐推广上不遗余力。

那时,大部分英国的中餐馆是粤菜馆,偶尔供应四川菜或山东菜。罗孝建认为应该打破地域限制,为顾客供应北京、上海等地的菜品。

罗孝建组织了一个专门品尝中国菜的中国美食俱乐部,七年间指导17000个英国人品尝过中国菜。他开办中餐烹饪学校,戴安娜的母亲也来参加。

一个叫熊德达(Deh-ta Hsiung)的华人加入进来。他和罗孝建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熊德达出生于北京,家庭背景显赫,1950年来到英国,在牛津和伦敦完成学业。1981年至1996年间,熊德达在罗孝建的中餐烹饪学校担任固定教师,并在法国、意大利、芬兰介绍中餐,又被联合国派去印度教授中餐课。熊德达也出版了许多介绍中餐的畅销书。

1983年罗孝建连续六个星期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教英国的主妇们如何做中国菜,因此家喻户晓。“几乎每一个英国老太太都看过我爸爸的节目。”罗维前告诉我。

1986年4月,阔别中国五十年后,罗孝建首次返回家乡福州。他以美食专家的身份,带领一支英国纪录片摄制组来到中国,行走了差不多三个星期,遍访东南沿海一带,从福州又去了厦门、泉州、杭州、上海、苏州、北京。

在家乡,罗孝建重温儿时记忆。黄晨的《光饼和乡思》一文,记录了罗孝建对家乡食物的感情。“车经福清宏路,罗孝建突然急呼停车,下车后,他直奔路边一光饼摊,抓起一串光饼,闻了又闻,接着又招呼拍摄人员下车。车到福州西湖宾馆,罗孝建的亲友在大堂迎候。一见面,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罗孝建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块光饼,用福州话对亲人说:‘光饼、光饼,五十年不见了,好吃、好吃。’”

福建的烹饪非常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大量使用海产品,大量使用酒烹饪。罗孝建率领一干英国人在路边品尝甘蔗,在农贸市场闲逛。在福州老家,大部分道路比罗孝建小时候更为宽阔和平坦。鼓山秀美依旧。罗孝建再次来到祖居的罗园,对着祖先的牌位燃香鞠躬。他们一行乘坐蒸汽火车到了杭州。在罗孝建看来,随着人口流动增加,以及交通工具的改善,中国人出外旅游越来越多,可以到达很多过去只在书本上看到的地方。在北京,他在颐和园品尝了宫廷宴,又去了母校北京大学。他们品尝了正宗的北京烤鸭。北京正在变得更加国际化,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在前门出现了。罗孝建来得正是时候,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日益深入,这些属于80年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多彩。

在女儿罗维前眼中,罗孝建“看起来傻傻的,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罗孝建虽然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教养,但在赚钱方面实在不敢恭维,一生都没能签到一个好的出版合同,所以并不富裕。“我们几个孩子的学校都很差。”罗维前说。

在罗维前的少女时代,跨种族家庭在英国还不常见,那时她产生严重的身份危机,常常因为族裔问题受到攻击,甚至在街上大打出手。为了不受欺负,不得不学习武术。

在罗维前看来,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方式,原因是他和其他传统中国家庭的父亲大不相同,父亲出身显赫、富有,注定不可能扮演传统家庭的父亲角色。母亲安妮是农民的女儿,对教育比较反感。父亲在剑桥交往的人,大多是文人,不特别传统,像李约瑟这些人,都是左派。罗孝建对英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充满信心,在培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怎么循规蹈矩,对于孩子的教育不上心,也没有要求他们都上大学。父亲的教育风格如此随性,所以子女们都变得无拘无束。作为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罗维前也是国际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推崇者,她的两个哥哥都成了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对于教育和文化不感兴趣。他们的孩子也是一样。

罗维前很叛逆,曾经惹过很多麻烦,父母把她送到纽约大伯罗孝超家里,那会儿她十三岁,穿着阿富汗风格的外套和嬉皮士的服装,还吸毒,母亲完全绝望了,她的哥哥们那时还在监狱里坐牢。

罗维前和大伯罗孝超一起待了十天,完全改写了人生,心里埋下的种子慢慢发芽长大,并在之后的人生中结出果实。大伯常常在洗澡时吟诵《庄子》。他从不要求维前必须学习中文。在她人生的大部分生涯里,他都是她的精神导师。

罗维前在英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中,开启了一段学习中国文化的经历,罗维前十七岁学习针灸,当针灸师。在她的人生中,很讽刺的一点是,她接触的所有和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除了中餐之外,都来自白人老师。后来她逐渐意识到这些老师的局限性,不会说中文,没人能够阅读中文经典,于是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剑桥,成为露西卡文迪许学院的一员,这是唯一能够接纳她的剑桥学院,毕竟她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只取得了A-LEVEL成绩。罗维前成为家中四个孩子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时她已经三十岁了。

如今,罗维前在中英两国之间游走,在医学史、健康人文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突破。

罗维前回忆她1980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看到中国的火车站外,许多小摊兜售各种小吃,现在这种景象当然消失了。如今人们走出火车站外,映入眼帘的是麦当劳、肯德基和中式快餐连锁店。中国人的饮食生活变得更工业化,跟西方一样,也面临着儿童超重以及糖尿病的困扰。

另一方面,中国人仍然津津乐道于传统的饮食方式,用阴阳平衡解释一些饮食的逻辑和选择,并且为食物赋予了品质,例如冷、热、苦、寒,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得以在饮食中流传和存活。对罗维前来说,中国的饮食知识与其说是一套信仰,“不如说是一套共同的社会实践,普通人可以在其中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

接手忆华楼的毕金宝大厨曾经回忆罗孝建说:“他一直希望可以回到福州养老。”但是时代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那个记忆中的家已经永远消失了。罗孝建把对中国的美好记忆,都投入到忆华楼中,试图留存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一脉香火。

2013年安妮去世,享年八十四岁。罗孝建形容她有着“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友善”,并将她描述为“一座力量之塔”。混血婚姻在1950年代并不容易。两家人都反对。然而,对于两人来说,那是快乐的岁月。贝尔塞斯公园到处都是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作家、汉学家和音乐家。婚后,因为财务不景气,全家人搬到了萨里,安妮在那里照顾家庭并为学校做饭赚钱,每天要为学童提供多达1000份午餐,然后再回家喂养自己那群不守规矩的青少年。

1980年代,罗孝建夫妇开始了他们最成功的事业。他们首先开设了专属的中国美食俱乐部,探索伦敦的中国餐馆。这很快导致他们在艾布里街开设了第一家餐厅忆华楼,并使之成为伦敦最著名的餐厅之一。接下来他们又开了两家餐厅,还有一所烹饪学校。中年时,她游历中国,并去了西藏。

罗孝建早于安妮于1995年去世。他经历了英国和中国历史最为动荡的时期,精彩而又平凡。他跨越东西方,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游走。就像他喜爱的《西游记》开篇所描述的那样,石猴没有母亲,汲取天地精华,见风就长,四海学艺,异域打拼长大,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罗孝建本人,就是那个在西方世界大展身手的石猴。

父母的死对于周英华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当时患上了抑郁症,至今也很回避谈论这些往事。我问他是否知道当初远离中国的根由,他含混地回答:“当然是因为政治形势了,你们年轻人不晓得。”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要求更换话题。“故事太长了,一个星期也讲不完。”

我不甘心,再次试图揭开创伤:“难道你对这些经历不耿耿于怀吗?”

让我意外的是,周英华哭了:“我当然痛恨。那怎么可能忘记呢?”

沉默。他话锋一转:“不过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过去中国落后,被人欺负,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人的地位提高了。这都跟中国的富强有关系。”他更愿意讲述过去中国曾经多么落后贫穷,如今中国如何强大。

他在一次采访时对《纽约时报》说道:“我创办‘周先生’是因为我受过苦。我当时十三岁,因为政治原因被送离中国。妈妈把我一个人送走了。在我离开中国之前,父亲对我说:‘无论走到哪里,永远记住你是中国人。’

“在1952年的那一周,我最终来到了大雾弥漫的伦敦——如果你看《皇冠》,有一集有12万到18万人在大雾的那一周死亡。我在那里。我被摧毁了。我失去了一切。我受到了彻底的文化冲击——超越——恐慌发作和创伤。从绝望的深渊中爬出来,我画了十年,却遭遇了种族主义。我的绘画生涯毫无进展。没有黑人,没有中国人可以……所以我放弃了绘画。但我总是被父亲的戏剧所激励,这些戏剧涉及不公正。”

2014年,他重拾绘画,他使用了拼贴、鸡蛋甚至金子做的叶子。这种杂糅像极了他的五彩斑斓的人生。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正是在纽约艺术交易商与前洛杉矶现代艺术馆馆长杰弗里·德奇(Jeffrey Deitch)的帮助下,周英华决定重回绘画艺术。几年前,他看到周英华在1960年代期间绘制的一张小油画,从那以后便开始鼓舞他重返画室。这幅画当时放在周英华洛杉矶家中厨房附近的一堵墙边。

“我知道他有艺术背景,但我并不知道他曾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画家,”德奇说,“他的画中有年轻艺术家的能量与冲劲,也蕴含着成熟男人的智慧与历练。”

周英华的画作融合了多种技巧,包括泼溅画法与拼贴,周英华将之称为“有控制的意外”。

只有仔细审视,人们才能发现画中的细节:用树脂防腐的蛋黄;一片价值14000美元的金子;古董钉子;金箔与银箔;画家的一条短裤;甚至还有一张100美元钞票,被放在塑料袋里,围绕在干涸的油彩之中,“因为我爱钱”,周英华这样解释。

拼贴技巧也是很自然的选择。周英华说:“使用拼贴,你就可以把不可能的东西放在一起,而这正是我的人生。”

“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在伦敦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背景中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艺术第一’。艺术是一切的第一:对于生活,对于我们的文明,对于我们的未来。尤其在21世纪,艺术是灵性的媒介。真正的艺术家是只有纯粹意图的牧师。

“艺术也基于想象力和贡献。我们从洞穴时代一直画到现在。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中介系统。艺术家的工作就是承担这一点,使其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要求,旋转它,做出贡献,并向前迈进,以便未来的艺术家能够承担它。

“那些从事艺术但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艺术家通常不是最好的。像毕加索和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这样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贡献最大,并且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

“伦敦战争结束后,来自不同班级的所有年轻人都去了艺术学校,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圣马丁学院、皇家艺术学院,不胜枚举。这是最解放的革命。”周英华如是说。

2015年,周英华回到了故乡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在上海和北京办画展。绘画毕竟是他的老本行,他浸淫餐饮业超过了半个世纪,是时候用另一种方式来回顾人生了。姐姐采芹后来回到中国教学,又在中国兴旺的影视剧中继续着演艺工作,深受好评。

展览的名字就是致敬父亲周信芳。展览中除了周英华自己的画作,还有若干他的肖像,来自他范围广泛的个人收藏,作者包括安迪·沃霍尔、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和让-米切尔·巴斯奎特的作品。此外还展出了若干周信芳的档案照片,他在六十年辉煌的艺术生涯之中创作了200多部京剧,饰演了600余个角色。

他告诉《纽约时报》:“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展览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一个空白。”周英华在展览开幕式上接受采访时说:“很久以前,我十二岁就来到英国。我失去了一切。我真的失去了一切。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也没能和他联系。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悲惨地去世。”

父亲周信芳在周英华心中幻化成了一种符号,一座桥梁,代表了遥远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他滋养着周英华,因为见过那种精髓的高度,支撑了他在他乡闯荡的勇气和骄傲。周英华说,能够在自己人生的“第三幕”期间,把这些油画带来中国,这种感觉无与伦比。“我感觉这像是一个终结,”他说过,“我已经回到家,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了中国。”

任何一门艺术形成成熟的流派,预示着艺术黄金时期的到来,艺术不再是一个大一统的教条式的东西,而具有了各具特色的活生生的个性。从徽剧进京肇始,到民国后期大成,也跟社会风气的逐步宽松有关。餐饮就如同京剧的发展轨迹,一开始是大众的,民以食为天,在广泛性的基础上,最终会形成不同特色的流派和经典菜式,锤炼成艺术。它既是生活式的一日三餐,又会在某一个环境里成为一种一骑绝尘的艺术,独自前行。

后来,那个舞台上的苍凉雄壮的形象,消失在动荡的社会中。周英华一直在异国生活,去追寻他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中央舞台,那个位置,过去曾经属于京剧大师周信芳,现在是漂泊的周英华,他要延续这种家族的光荣传统。在普通食客那里,“周先生”不过是一家价码昂贵和浮夸的中餐馆,但对于它的拥有者周英华而言,却是传承了父亲精神的一间博物馆,在这个悬挂着西式抽象绘画的餐馆,似乎总是传出咿呀呀的京胡,继续着关于艺术和人生的对话。

几年前,周英华打算把父亲的故事搬上银幕。“我很喜欢电影,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电影大市场。当有战争、革命和饥荒,没有经济,也不会有文化繁荣,你不会考虑文化。中国衰落了数百年,现在她又回来了,富有和繁荣。中国电影可能很快就会超过好莱坞。”剧本都写好了,名叫“The Voice of My Father”,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审批通过。

说实话,我对他的表态一开始颇为困惑。对于周英华这样一个被迫失去文化根基的人来说,文化的复兴被寄托在富强的中国之上,或许是他家族根脉延续的基础。但是国家的强盛无法掩盖那些具体的历史悲剧。周信芳的人生遭遇了贫穷、歧视、战争、革命,接连不断的动荡贯穿了中国近代史,为这一代人的生命涂写了苍凉的底色。中国正是摒弃了“文革”的混乱年代,才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1978年8月16日,周信芳和丽琳的遗骨在上海龙华墓园重新安葬。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一个动荡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国迎来了长久的进步和富足。我感叹,只有周英华这种遭遇过巨大人生挫败的人,才知道富裕和稳定对于中国的意义,惟愿一切都顺遂吧!

我们都准备聊一些更轻松点的话题,说说我们的主题:美食。

“有哪些上海的美食是你现在能够记得的?你愿意去说去吃的?”我问。

他变得轻松起来:“哦,太多了,上海臭豆腐什么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外国人不懂得味道的,中国人有几种东西外国人是不吃的。骨头、皮、血、内脏,中国人都把这些做成了美味佳肴,丰富发展了饮食的内涵和形式。”

他开玩笑说:“西餐怎么可以和中餐比,一个在天上,一个还很原始。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这很了不起。西餐使用刀叉,就知道打打杀杀,中国人的竹筷是很和平的自然的工具,远比打打杀杀的刀叉高明多了,高级多了。”

现在太阳已经升起,周英华斜靠在沙发上,从我的方向望去,朝晖把他笼罩为一个剪影,一个符号。周先生现在和第四任南美裔妻子住在一栋大宅子里。而且,两人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当时大的两岁,小的只有半岁,预示着周英华旺盛的生命力。这股生命力曾经带领他穿越了生命的不可知。

到最后,我有点明白周英华的意思,为什么他标榜自己的中餐是“已经消失的”“最好的中餐”,他一直生活在过去的辉煌幻影中,他认为那些代表了一个最原汁原味的文化中国。无论是父亲开疆辟土的舞台艺术,还是那种优雅的艺人生活,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不可挽回的走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和他所承载的文化重新建立一种联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代表了中国文化可能达到的高度。周英华在“周先生”这样的梦幻舞台上,延续和缅怀曾经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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