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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异乡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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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移民法》令二战后的移民浪潮暂告一段落。1971年英国华人上升到43000人。同时,香港经济起飞,成为全球的轻工业中心,移民潮随之退却。此时,在英国历经十余年的耕耘,香港移民已经担当起中餐业的主力重任,把中餐发展成为一种廉价美味的日常食物,很好地融入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1970年代“港式”一词出现,用来形容融合了西式口味与中式餐饮技法的粤菜,伦敦的唐人街也迁移到现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苏活区,并日趋成熟。

潘伟廉(Bill Poon)是1970年代香港移民中的杰出代表。1967年潘伟廉从中国香港来到英国,他曾在澳门和香港工作,接受过瑞士糕点师的培训。彼时中餐业还没有遍地开花。刚来英国时,潘伟廉也是从“洗大饼”开始做起。他对当时英国的中餐质量感到失望,于是和妻子塞西莉亚于1973年在唐人街的莱尔街开设了第一家潘记餐厅。那是一家主打腊肠的铺子,是从一个炸鱼薯条店的老板那里兑过来的。餐厅空间很小,只够容纳四张桌子。但潘的粤菜非常受欢迎。

他称,成功的秘诀在于固执。他从未放弃传统的烹饪方法。“我是一个非常固执和保守的人,”他说,“我总是尽量保持原汁原味。”

他自豪地记得自己是伦敦第一个用“臭”虾酱炒牛肉的人。尽管它在香港很受欢迎,但他在唐人街的同行认为他疯了,他们认为这道菜不适合西方食客的口味。

但潘的大胆举措取得了成功,他的菜肴深受食客的欢迎——无论是英国本地人还是华人。他的叉烧、烤鸡肝和猪肠是菜单上最受欢迎的菜品。其按照古老家庭食谱制作的中国腊肠和腊鸭很受推崇,也是伦敦最早推出煲仔饭的中餐厅之一。

随着他的第一家餐厅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们在隔壁的一家酒吧里等着开门,很明显,餐厅太小了,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粉丝。潘伟廉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创建套餐,帮助食客选择,并缩短点餐时间。他认为这是英国首创。

“当时,所有餐厅的菜单都很长,顾客很容易迷茫,”潘伟廉说,“我的餐厅很小,我负担不起顾客花很长时间看菜单,所以设计了不同的套餐,标有A、B、C、D,这成为一种趋势,其他餐厅也开始效仿。”

受香港移民人数剧增的推动,粤菜在伦敦盛行。1976年,潘伟廉和妻子塞西莉亚在国王街41号开设了标志性的潘记考文特花园酒楼(Poon's of Covent Garden)。当时很多人不太敢尝试中餐。他将厨房设计成玻璃窗,周围环绕着桌子,就像一个“动物园”。厨房的开放性为他带来了更多的顾客。潘伟廉的女儿艾米回忆说:“我爸爸是中国古典技术的拥趸,潘记的食物十分干净,当时英国的中餐馆很多只是提供廉价的配料,外面裹着浓稠的酸甜汁,中餐的名声也不太好,很多人确实以为中国人吃猫吃狗,厨房卫生习惯不好。为了回击这种评价,爸爸特意把厨房放在了餐馆的中央,它看起来不太像中餐馆,没有红色和金色,没有龙和凤。他超前于时代。”

1980年,这家餐厅荣获米其林一星,正式获得认可。他工作很忙,没注意到邮局里的米其林信封。他从路边一家餐馆的经理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经理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件事,就冲过去祝贺他。

在鼎盛时期,潘伟廉开设7家潘氏餐厅,分店开到了日内瓦和纽约。

比起初来乍到的时光,粤菜在英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潘老板相信粤菜将永远在英国食客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说:“川菜和湘菜都不错,但人们不太可能每天都吃辣的,所以我认为粤菜不会消失。”遗憾的是,潘先生在2006年卖掉自己所有的餐馆,退休了。他的潘记腊肠在英国的许多超市仍然可以买到。

女儿梅布尔帮助妈妈莉莉扩展了生意版图,全盛时期母女俩拥有3间餐厅和6间外卖店。梅布尔成了妈妈的得力帮手,在餐厅做招待时,梅布尔认识了一个从香港来到英国的青年艾瑞克,艾瑞克和梅布尔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父亲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做厨师,艾瑞克是6个孩子中的老大,担负着父母的期待,但是艾瑞克本人喜欢电影和音乐,留着流行歌星一样的长发。艾瑞克本来打算攒点钱去加拿大,来英国只是当做跳板,结果在龙凤餐厅跟梅布尔坠入爱河,他们总是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1975年两人成婚。他们在伯里举办了一个小型婚礼,没有度蜜月,甚至餐厅的工作都没有停下。艾瑞克搬进了梅布尔的小房间,起初莉莉觉得女儿被人夺走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艾瑞克的存在。

当年来英国的香港移民,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异,不免陷入空虚寂寞。此时,许多针对华人的赌场开始出现,结束一天辛苦的餐馆工作,华人移民试图排遣孤独,在这种刺激的游戏中,找到了新的娱乐方式。

“过去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那时电影院关门了,餐馆也关门了,下班后唯一开放的就是赌场。它成了吸引中国人的一块磁铁;你去那里雇人,谈生意,社交,吃喝——也去那里赌博。”海伦回忆说。

莉莉和梅布尔都有此嗜好。起初只是梅布尔玩玩老虎机,但是莉莉和艾瑞克很快加入进来,而且赌瘾更大。艾瑞克在香港辛苦攒下的钱很快输光了,莉莉的龙凤餐馆一个星期的收入,仅仅一个周末就赔了进去。龙凤的生意依然兴隆,但是所有的利润都投入了无底洞。赌输了,就向三合会的人借钱。华人黑社会从香港渗透到英国,接管了粤语社区的议事规则。香港人有事不愿意找英国警察,黑道大行其道。因为无法偿还高利贷,莉莉卖掉了伯里和布莱克本的外卖店,接着卖车、家具和厨房设备,最后无力支付员工的工资,干脆卖了龙凤,直至一无所有。

莉莉和梅布尔发生了争吵,艾瑞克和梅布尔搬离了旧家,现在莉莉又是孤身一人。她毫不气馁,又开了一家新龙凤中国外卖店,虽然生意不如老龙凤,但还是为自己赚到了足够的养老钱。艾瑞克夫妇则开了一家炸鱼薯条外卖店,地点在米尔斯山路。这时候梅布尔马上要当妈妈了。1977年10月13日,一对双胞胎女儿诞生了。第一个取名丽莎,然后是海伦。1979年和1981年,他们又有了三女儿珍妮特和最小的男孩吉米。为了维持生计,全家人挣扎着。海伦记得父母甚至一度买不起牛奶。

海伦记得,十一岁的时候,她听到母亲和一群少年顾客发生了争吵,那些英国少年买了薯条但是拒绝付钱,当梅布尔训斥他们时,一个少年一拳把梅布尔击倒在地。父亲艾瑞克的英文不好,在周末也时常成为醉汉的骚扰对象。很多第一代香港移民在异国陷入身份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梅布尔夫妇又将何去何从?

在伦敦哈尼克华人社区中心,我见到了中心经理林怀耀先生,他的英文名叫Jabez,因此在香港移民中有“楂巴士”的绰号。我去的时候是个早上,几名华人正在活动室挥汗如雨,打乒乓球。这个社区的华人90%是越南华人,大部分是1970年代因为越南国内动荡,作为难民来到英国定居的。如今他们以牙医、会计师、律师和护士的身份在英国生活和工作。

坐在办公桌后面,头发花白的林怀耀回忆起在70年代初到英国时的情形。林怀耀1956年生人,他成长在动荡的环境中。二战后香港发展的关键时期,英国殖民政府为香港搭建了一套走向现代化的制度。英国在香港的前期统治比较专制,香港人的生活非常缺乏民主,英人在港有许多特权,对在港华人的歧视也层出不穷。1967年“文革”时期,香港左派反对港英政府,暴乱、罢工,直到被英政府镇压。那时,香港政府也很腐败,社会混乱,福利、就业、治安都不理想,不少香港人决定移民英国。

林怀耀说:“那时香港只有两所大学,精英才能进去,父母觉得我学业不太好,在香港读大学没机会。”

1973年,十七岁的林怀耀来到英国,投奔先一步来英国的哥哥,希望在英国读书。初到英国,赶上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当时执政党是工党政府,工人提出诉求:每星期休息三天。林怀耀在香港从没见过工会组织这么强硬,觉得很新奇,他第一个印象就是:工人组织起来可以令政府害怕。

他一边在学校学习,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在餐馆打工,那是一家小型中餐馆,帮工一晚上只挣1.5英镑的报酬。“很辛苦,”他回忆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劳资关系不公平。”

那时候治安不太好,顾客吃饭不给钱的事情时有发生。他去餐馆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棍子和车链藏在门后,随时准备跟不讲理的顾客干架。社会上种族歧视也很厉害。林怀耀初来伦敦第一年,恰逢冬季大雪,香港长大的林怀耀第一次见到下雪,在雪地里开心奔跑,迎面来的一个英国人把他推倒在地上,还恶狠狠啐了一口痰。

如同所有第一代移民一样,年轻的林怀耀面临着生存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苦闷的林怀耀决定寻找志同道合者。1975年,他认识了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家,老人来自中国内地,是个有故事的人,家中时常高朋满座。林怀耀在那里认识了一批跟他几乎同龄的香港移民,并且第一次萌生对于政治和社会公平的兴趣,奠定了今后从事社会运动的志向。

老人叫王凡西,在早期共运史上曾经非常活跃。王凡西生于1907年,1925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念书,并加入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留学。

1975年3月王凡西移居英国,过着简朴的独居生活,一些学生和学者都爱跟他聊天饭聚,交流社会主义的话题,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这一年,岑建勋从香港来到英国,也加入这个圈子,林怀耀在这种场合认识了岑建勋,对他印象深刻。岑建勋大林怀耀三岁,在香港就有丰富的社会实践,很有领导能力,两人成了好友。岑建勋后来回到香港,成为活跃的演艺界人士,以扮演鲁莽的底层劳工而著称。

岑建勋、林怀耀还有一个叫陈运忠的同龄香港人也加入进来,陈运忠的父母是生活在香港的上海移民,1973年,陈运忠和林怀耀在同一年来到英国,当时唐人街还可以通车,有4间印度服装店,餐馆买食材要去很远的地方,远没有今日繁华。陈运忠也处处感受到了不公,香港虽是英统治地,他们仍需按照海外学生的标准交学费;相反,来自澳门的华人学生,因属于葡萄牙统治地,而葡萄牙又属于欧共体,按照法律可以享受英国本地学生的便宜学费,于是陈运忠加入示威队伍,要求政府对香港学生进行补贴,并因此迷恋上了群众运动。他目睹当时英国社会对于华人的歧视,因为很多华人做餐馆,身上老是有油烟味道,被英国人在公共场合嫌弃和嘲弄。

这些在异国同病相怜的二十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决定在英国延续香港的革命实践。1976年,他们在伦敦办起了《复醒》杂志,以图把香港的托派组织“复醒社”的活动发展下去。

林怀耀从手机里翻出仅存的一张老照片:《复醒》杂志创刊号封面。字体是手写的,红色设计,简单却不失热情。他说:“追求权利,反对不公平,向往理想社会。就是希望这些啦。”

当时英国移民法发生了变化,之前香港居民申请签证就可以来英国,自动获得居留权。很多香港人考虑在新移民法生效前,申请子女老婆来英国。大量的香港移民持续涌入。新移民大部分人在餐馆做工,不了解英国社会,对政策变化完全没有准备,几乎什么也不懂。林怀耀看到不少同胞在医疗、居留、求学遇到实际困难,就去帮忙。

他说:“英国人可以申请福利房屋,为什么中国移民拿不到?当时就认为这是种族主义。”他认为,空谈理想或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了。当时华人社会地位低,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觉醒和意识,于是决定从事咨询工作,去培训华人的权利意识,进而参加英国的社会运动,认为“这个才叫社会主义”。这样做了几年,到了1977年,林怀耀在唐人街成立了一个名叫华人工友的组织,印刷小册子,介绍移民权利,每个星期天外出宣传。到1978年,林怀耀每周去办公室三天,接受华人当面咨询。1982年,林怀耀所在的华人劳工组织跟另外一个劳工组织决定合作,成立华人资料及咨询中心,下设5个分支机构,一年后,该中心拿到了英国政府的资助,林怀耀开始在那里全职工作。该机构成为英国有影响的华人社团。

1970年代,崭新的唐人街在苏活出现了。1970年《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爵禄街上奇怪的人们》的文章。这篇文章敏锐地捕捉到了伦敦中国城从“餐饮一条街”发展成了一个多元的生活社区。文章写道:“这里有华人理发师、华人美容院、华人运营的出租车、华人会计师、华人书店和图书馆,还有华人超市、旅行社、赌场,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华人商务的部门。”

1970年代早期,中国城里还开设了学校,主要负责教移民子女说中文,而这些学校和文化机构也成了移民与故土之间重要的情感纽带。另外,伦敦中国城附近的电影院、俱乐部也开始放映中国的电影,丰富移民的娱乐生活。 不仅在爵禄街,而且在莱尔街和小新港街,汇集了大约有100家企业。

唐人街的华人领袖邓柱廷说,1975年他来到伦敦的时候,唐人街还是破破旧旧,一直到1978年,伦敦唐人街组织了街坊福利会,从那时候开始,经过历任会长的努力,伦敦唐人街才开始蓬勃发展。

1979年,英国当局同意2万越南和华裔的船民到英国居住,所谓船民,是指1975年因越南国内局势动荡,包括大量华人在内的越南人乘船离开逃难。联合国难民署曾经估算,大约有20万至40万船民死于海上。越南华人难民曾经大量涌入香港。香港拍摄的电影《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对这一背景都有体现。至2000年7月17日香港最后一个难民营结束时,香港共接收多达20万船民。这是又一个因为政局动荡而产生的庞大移民群体,如同当初逃离香港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一样。

香港接受的一部分越南船民,后来移居到英国,他们主要居住在如今林怀耀所在的哈尼克社区。很多越南华人也投身中餐业,他们有些已经淡忘了中文,为了让市场接受自己,仍然以中餐馆的名义经营。这些船民把东南亚的特色带到唐人街,再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来到这边,还有印度来的华人,加勒比海的华人,也来到了英国,将地方特色和各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使唐人街向多民族文化方向发展。1981年,英国华人激增到10万余人。

岑建勋、陈运忠、林怀耀,这些在异国寻求梦想的香港年轻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在海外挣扎,有争吵有合作,后来分分合合,因为不同立场,渐行渐远。异乡人的心底,除了对温饱和安全的追求,还有为理想社会而探索的初心。香港移民代表了近代中国历史中矛盾的一个侧面。他们生活在西方社会制度下,但对祖国忠诚,在异乡追问着自我身份和生命意义。

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洗大饼的先行者们决定深度融入英国的生活,故园渐行渐远。在英国,中餐业开花结果的时代很快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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