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饮食观察中国的变化是一个戏剧性的窗口。在北京工作的那些年,我利用出差机会走遍了全国,遍寻各地美食。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贪婪。
我有过很多跟吃有关的采访经历。2007年,我去广西暗访一个养老虎的老板,他有一个庞大的老虎养殖基地。老板并非是动物保护人士,而是瞅准了正在蓬勃兴起的一个特殊消费市场:改革开放令一部分中国人迅速致富,衣食住行挥金如土,为其服务的食物供应链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大生意。中国传统认知里,诸如虎肉、虎鞭、虎骨之类,除了是山珍美味,还有奇妙的药用价值,尤其在增强性功能方面具有特殊效果。这些都成为了有钱人和贪腐官员追逐的消费品,支撑起庞大的市场。老板的老虎生意是关起门来做的,欢迎有钱有势的食客,赚了个盆满钵满,也成功引起了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注意。对此,中国政府承诺全面取缔虎骨、象牙一类的商业开发行为。广西老板的生意遭到了重创,但是暗中继续在养殖场里面经营野味餐厅售卖老虎肉和虎制品。我假扮成食客,在这家野味餐厅点了一盘价格不菲的老虎肉,自以为得计,取证在即,结果餐厅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拒绝上菜。好在之前我已经做了暗访调查,采访了曾经在这家餐厅享用过虎肉的食客,拿到了老虎肉佐餐的确切证据。报道见报后,据说老板的虎肉生意被彻底取缔了。
中国人在餐桌上过于生猛,缺乏敬畏心。也是广西,玉林市每年都会大张旗鼓搞一个狗肉节,吃狗肉在韩国、朝鲜、非洲、南美等一些国家都习以为常,非中国独有。但在西方文化里,狗是作为家庭成员对待的。对于狗肉消费的大肆宣扬,触犯了西方人的禁忌。每年狗肉节,西方媒体都会云集玉林报道,借助强大的媒体影响力,玉林狗肉节臭名远扬。对于想要融入世界秩序的中国来说,如何用外界可以接受的文明方式进行推广,从来是一个大课题。
说实话,作为肉食动物,我不认为狗肉和猪肉鸡肉在提供热量和蛋白质方面有什么本质不同,也认为这是选择的自由。需要警惕的是,进入了一个金钱万能的消费时代,有时候索取无度,最终给自身招来麻烦。2003年的非典疫情,据研究缘起就是广东人当成野味享用的果子狸。2020年的新冠病毒,最早发现于武汉一个野味市场,很多科学家相信,新冠病毒从蝙蝠身上跳到某一种野生动物身上,再传染给了人类。人类原本和野生动物应该保持距离,对其他物种的不敬,终使人遭其反噬。非典疫情之后不久,中国颁布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令。
与此同时,我也见识过底层中国人的饮食是如何简朴和一成不变。一次我去河北偏远山区采访一位农民工兄弟,那天我走了很远的山路,到了午后才找到主人家,一天没吃饭,我的低血糖犯了,几乎晕厥。农民工的老妈妈从黑黑的蒸锅里拿给我一碗蒸红薯,这是他们没有来得及吃的午饭。那碗红薯救了我,我吃得很香,内心充满感动。历史上,中国战乱和灾害频发,中国人的饮食是非常节制的,从不予取予求,对食物保持着敬畏心。就像那碗红薯,简朴、毫不抱怨、最低限度地摄取、即便身处逆境也要熬下去。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对华人社区和英国中餐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华人已经成为英国第三大少数族群,中国是英国最大的海外学生来源国,每年来自中国的游客挤满了英国的旅游景点和奢侈品商店,大伦敦甚至有一个专门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做的比斯特免税购物村,中国和华人社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威胁论也从未销声匿迹。“黄祸”时期,中国人是低端人口的代名词,对白人社会和道德秩序构成冲击;现在,中国则成了试图摧毁国际秩序的“邪恶力量”。世界动荡不安,民粹主义抬头,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东西方摩擦不断。新冠疫情犹如一个加速器,在已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里,又扬起了一把尘土。华人社区深刻地感受到了外部急剧放大的压力及敌意。
春节前,我在天空电视台的新闻直播中突然听到武汉封城的消息,脑海中浮现出2003年非典暴发时极为相似的一幕:那天,我和同事正在食堂排队打饭,看到电视直播宣布北京为疫区、全城封锁,食堂里面的人面面相觑,不知事态会如何发展。旋即,大街上和地铁里不见人影,整个北京城犹如空城,空气中弥漫着恐慌。这一幕如今又在武汉重演,武汉人口密度超过北京,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一定是病毒出现了扩散。当时并没料到,疫情很快在全球范围传播,演变成持续三年之久的大流行。
疫情尚未波及欧洲的时候,英国华人就开始抢购口罩和防护服,寄回国支援武汉抗疫,同时也做些储备。我后知后觉,去买口罩时发现几乎全伦敦的药店和商场都断货了,大部分被中国同胞买光了。我在一家建材商场的网上商店高价订购了仅剩的几只防尘口罩,半年后还没收到,据说是被出高价者“截和”了。英国人看上去倒不紧张,他们好奇地注视着中国人的举动,觉得不可思议,似乎认为这种怪病只是中国人的专属——英国社会很快就为这种疏忽付出了代价。
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三口外出吃饭,巴士里为数不多的两个乘客,看到我们的长相,受到惊吓般刻意避开。气氛尴尬。回家路上,我拐个弯去超市采购,一个黑人青年看到我和女儿,“热心”提醒一个白人顾客:“小心,这里来了个中国人。”
一天晚上我们外出去吃饭,司机看到我们的中国人面孔,有些担心地问,“你们来自哪里?”
“中国。”
“听说中国疫情很严重了。”司机透过后视镜仔细观察着我们,声音很紧张。
“是啊,新闻说已经封了10座城市,”我用夸张的语气故意逗他,又问他,“你来自哪里?”
“阿富汗。跟中国隔得很近。”他忧伤地叹了一口气。
听他的语气,似乎病毒正踩着登山靴,从中国一侧一路小跑奔向阿富汗。
我转向窗外,伦敦陷入了黄昏。一天之内,接连数次“特殊待遇”,我意识到一场风暴正在迫近。
恐慌已经开始。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中国人吃蝙蝠而染上一种奇怪病毒的说法。唐人街面包店Kova Patisserie被黑漆破坏,有人在煎饼店Pleasant Lady门上潦草地写着“蝙蝠汤”。
来伦敦的头几年春节,我都去唐人街凑热闹。人们把唐人街挤得水泄不通,舞龙和花车队伍穿越特拉法加广场、查令十字街等伦敦的中心地带,蔚为壮观。而这一年春节,庆祝活动只是草草走了个过场,活动主办方不得不善意提醒:现场观众需要用洗手液定时洗手。华人社区人心惶惶,笼罩着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春节过后没几天,消息传来:2名中国游客成为英国发现的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患者是约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春节后带着妈妈从武汉来英国旅游,结果母子二人同时在约克一家宾馆发病。
“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唐人街的锦里餐厅的总经理马丁·马(Martin Ma)说,英国确认第一例冠状病毒病例后,该餐厅四家分店的预订量下降了50%,唐人街的旗舰餐厅一个周末就损失了15000英镑。
在伦敦华埠商会会长邓柱廷看来,从中国报道武汉疫情到2020年3月,这段时间是最困难的:“顾客都不进店了,一个礼拜做不了10000镑的生意,但是员工工资一个礼拜就需要10000镑,房租又需要10000镑,这段时间差不多亏了75%!”
BBC报道说,跟往年同期比较,唐人街餐馆在春节期间的业务量下降了一半。走在唐人街街道上,可以看到一些西方游客把脸深埋在围巾里,步履匆匆。而华人则戴着医用口罩,成为伦敦的独特景观。英国一些当地居民向BBC表示,一看到戴口罩的人,一些人就会产生恐惧,认为戴口罩的人就是“感染者”。这是文化冲突的又一个例子:英国社会认为病人才需要戴口罩,戴着口罩的“病人”当然就不该出门四处传播病毒了!来自湖南的游客艾米说,东亚人因空气污染戴口罩并不少见,但她承认,戴口罩会吓到西方人。伦敦唐人街的一位餐厅经理称,一些中餐厅不得不做出规定:拒绝戴着口罩的人进入,以免影响其他顾客的食欲。
比斯特购物村是继白金汉宫后中国游客前往英国的第二大旅游景点。《卫报》的走访发现,比斯特村似乎没有员工戴口罩,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店员说,他们已经得到经理的保证,可以随时离岗洗手。她说:“我尽量不去想冠状病毒,因为当我去想的时候,我开始恐慌。”她还说,她对顾客的态度稍显谨慎,在“专业”的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
社交媒体上针对华人的谣言继续发酵。“中国人喜欢吃蝙蝠,所以感染了新冠”、“中国人除了吃狗肉,还喜欢吃不洁的食物,所以,世事轮回”,诸如此类的言论泛滥。华人商铺外的中文招牌产生了令人不安的联想,傅满洲的幽灵仿佛再次游荡在伦敦上空,正在用留着长指甲的手播撒着某种生化武器粉末,食客纷纷在中餐馆外止步,外界对于东方面孔唯恐避之不及。
在《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自由记者和曼彻斯特大学研究生山姆·潘(Sam Phan)表示,最近暴发的冠状病毒引起了人们针对东亚人的种族主义。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说,冠状病毒的暴发揭示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他告诉BBC,冠状病毒被视为“一种中国病毒,然后造成了对东亚和中国人的恐惧”。他说:“作为一个东亚裔英国人,人们看待你就像你很恶心一样,这很不好。”
当他的文章上线时,他收到了种族主义评论,建议他应该“停止吃狗肉”。他反驳说:“没有英国华人吃狗肉。我们吃鱼和薯条,跟其他人吃的一样。”
住在伦敦西部布伦特福德的陈女士告诉BBC记者,疫情“让所有宣扬人们肮脏或吃的东西很随意的种族主义浮出水面”,新冠病毒被归咎于“落伍”的中国文化。
陈女士说:“我认为这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对华人社区的恐惧有关,但它也与中国的崛起有关。西方人认为后者是一种神秘的文化。”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历来为西方社会诟病,“吃猫吃狗”首当其冲,“吃一切奇怪和腐朽的食物”,甚至连带吃鸡爪、吃臭豆腐、吃松花蛋,都被当成了异域奇观和未开化的证明,深植于西方社会的刻板印象中。
2002年发表在《每日邮报》的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作者谴责中国食品是由一个吃蝙蝠、蛇、猴子、熊掌、鸟窝(燕窝)、鱼翅、鸭子、鸡脚的国家创造的。利用不同的饮食习惯进行人身攻击,这不过是掩盖种族主义歧视的把戏。这种刻板印象,从中国人在海外定居的杂碎时代以来,从来没有消失过。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历史和环境造就的。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乱不休,粮食短缺,直到清朝人口才高速增长。为了在乱世生存,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的馈赠十分珍惜。这种生存策略并非中国独有。即便今日,非洲、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就地取材万物皆食的现象并不鲜见。中东食谱中有羊眼和羊舌头,一些南美人和南亚人食山地或雨林老鼠,有些非洲人也视老鼠为美味。这跟法国人吃青蛙和蜗牛、苏格兰人和德国人吃下水和猪血肠并没有高低之分,都是为了摄取身体需要的蛋白质和脂肪。至于臭豆腐和松花蛋这类气味和形象都很特别的食品,也是过去食物储存不便所研制的替补食物,就好像西方人喜欢的奶酪,也是为了储存方便,有特殊的发酵气味,很多中国人也吃不惯。
中国人能过上温饱生活,始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人们有了更多的食物选择,不再吃了上顿没下顿,饮食观念也在与时俱进,“吃猫吃狗”本来在中国就不常见,现在更是在很多地方被视为陋习,特别是2003年非典,据认为是食用果子狸引起的,在中国社会引起了震动,一些地方喜食野生动物的风气颇有改观。这些年中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加大,比如禁止虎骨、犀牛角入药、交易等,宣传深入人心。但是要彻底改变千百年的一些习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春节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理解,公众的反应很大部分源于对病毒的无知和恐慌,另一个原因可能更为微妙: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连带更加自信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造成了空前的压力。而中国的文化输入或软实力仍然不足,中国故事并不容易让西方社会理解和接受。西方人一直用猜疑的目光审视着中国的突然崛起。特别是这场疫情最早暴发于中国,这场大流行跟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形象产生了强烈反差。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人类学家夏洛特·塞蒂贾迪(Charlotte Setijadi)表示,这种病毒将反中国情绪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带入了人们对自身健康和社区担忧的新层面。“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的混合,同时,对中国人的习惯性偏见,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组合。”
在贸易、人权等议题上,西方和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纷争。在新冠疫情的起源上,中国和西方又陷入了口水战。美国指责新冠病毒是中国实验室制造并且传播的生化武器,一再要求派专家到武汉调查。一些向来主张对华强硬的英国政客也随声附和,不断向舆论放风,英国媒体围绕生化实验室的话题每天都在讨论分析。
时任英国首相是大智若愚的鲍里斯·约翰逊,他之前的两任保守党首相都和中国政府保持了良好互动关系,开启了“中英黄金时代”。鲍里斯·约翰逊是一个有政治手腕的人,看似憨厚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精于计算和野心。他上任后快刀斩乱麻解决了令前两任首相焦头烂额的脱欧议题,他又是一个务实政客,一度力排众议准备采用部分中国华为5G设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约翰逊政府决定调转船头,与中国保持距离。
疫情引发的风暴对魏桂荣的西安小吃也造成了影响。她注意到了空气中流动着的焦躁不安。英国人的眼神中似乎多了几分担忧,甚至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厌恶。这种奇怪的感觉在她来到英国的十几年间头一次遇到。登陆伦敦以来,除了初期的短暂不适,她面对更多的还是善意和成功的喜悦——那多少有一种征服的感觉,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容忽视的角色,成功者的形象深入人心。突如其来的疫情令魏桂荣意识到,那些成功的喜悦只是瞬间,有一种额外的力量,在赋予华人新的标记。这一切来得似乎太快,疫情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把撕去,暴露出外界对于今日中国的真实反应和态度。
新冠病毒的蔓延速度十分惊人。2月,封城的传闻让英国人陷入了恐慌,纷纷跑去超市囤货。洗手液、肥皂,甚至厕纸被一抢而空。一个下了夜班的护士去超市买面包,却发现货架空空如也,她在车里哭诉要饿一天肚子,视频在网上传播,令人动容。我所知道的英国人大部分属于乐天派,今天挣钱今天花,不会为明天担忧。相反,中国人是具有忧患意识的民族,历史上长期的动荡培育了中国人防患于未然的集体心理,和平年代也未雨绸缪为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准备,早在疫情尚未在英国蔓延,华人就筹集防护物资和生活用品。这直接导致华人社区和英国社会应对疫情的效果天差地别。
犹如亚马孙河上的蝴蝶扇动翅膀,新冠疫情和东西方对峙揭示出人性最丑陋的角落。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全球紧急卫生事件”,世界各国都开始行动:撤侨、停飞、隔离,以应对可能造成的疫情蔓延。加之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放大,在民众心中引发了恐慌。针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歧视在英国和世界各地都迅速抬头,频频发生。不断有恐疫和排华的事件发生。华人社区陷入了艰难处境。
2020年2月24日,一名二十三岁的新加坡男子在伦敦繁华的牛津街遭到袭击。袭击他的人当时大喊“我不想让你的冠状病毒进入我的国家”。
3月1日,英国病例已经达到36例,其中2例无法确定感染源头,预示着大暴发的来临。当天,英国内阁召开“眼镜蛇”最高国家安全会议,警告未来几天英国可能大暴发。随着葡萄牙宣布发现了2例感染者,现在整个西欧全部染红,都出现了感染病例。
3月的第一周是艰难的一周,英国各地频繁报道了华人遭遇歧视和虐待的案例。MyLondon网站采访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学生,该学院以高比例的中国和欧洲留学生闻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年级化学专业学生说:“中国和亚洲学生比欧洲学生更担心冠状病毒。”“在戴口罩这件事上也存在分歧。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戴,可是有些中国学生不敢戴,因为他们怕引起种族主义虐待。”
BBC报道,德文郡和康沃尔郡警方接到至少6起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袭击报告,遇袭者都是华人或亚裔背景。在受害者中,有3个是学生,遭到暴徒拳打脚踢及吐口水,被对方叫嚷“回你自己的国家去,你一定带冠状病毒”。3起袭击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由于这类事件激增,警方拟对伯明翰华人社区中心的员工进行培训,帮助处理仇恨犯罪的上报工作。该中心一位员工称,自疫情暴发以来,针对所有华裔长相的人的言语霸凌和暴力行为正在增加,但很多都没有向警方上报。
英国Inews报道,四十五岁的英国华裔周女士和丈夫、孩子在伦敦坐地铁。当他们刚走上一节车厢时,一名男子就腾出了座位。周女士说:“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男人很好,我们以为他站起来是想给我们让座。”但这名男子立即下了地铁,上了下一节车厢。“然后一个女人也离开了。这样的事本周已经经历了几次。”周女士无奈地叹了口气。
同样有类似遭遇的还有露西·李。三十五岁的露西是伦敦的一名儿科护士。她十一岁的女儿告诉她,学校里的同学相互转告说:“别接近中国人,因为他们有病毒,生病了。”BBC称,露西的父母1960年代移民英国,露西已经是第二代移民。但当她去看家庭医生时咳嗽了两声后,注意到旁边的人马上自动走开了。
“今天的气氛已经从合作变成了对抗。人们开始指责受害者,认为他们是一种威胁。”英国华人社区的活动家林怀耀表示,冠状病毒暴发以来,成员们向他们报告了多起种族主义和仇恨事件。
一位来自布里斯托的华人小学生爱德华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写了一封信,希望引起他对华人社区种族歧视行为日渐增多的关注。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首相先生,我的名字叫爱德华,来自布里斯托,是一名英国华人,一名骄傲的英国公民。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引起你对英国华人社区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不断增多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注意。BBC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不幸的是,我的家人在周末购物的时候就经历这样的事情。另外,我在Facebook上阅读了在英华人受到歧视的故事,其中一些事件甚至发生在我们当地的学校,华人孩子被欺负,并被贴上‘狂犬病和病毒传播者’的标签。”
Resonate网站报道,伯明翰发生了一起暴力种族歧视事件。当天,一名华人女子和英国朋友正在伯明翰珠宝区酒吧为朋友庆生。一群男子冲她们大喊,“dirty chink(肮脏的中国佬)”,并说道:“take your corona virus back home(把你那该死的冠状病毒带回家去!)”冲突中,英国女子为维护朋友被打伤送至急诊。
杜伦大学的加里·克莱格教授(Gary Craig)的研究认为,英国华人遭遇种族主义暴力或骚扰或许高于其他任何少数族裔,但是华人受害者和案件的真实情况却往往被忽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华人的低报案率。
在伯明翰发生了一起暴力伤害华裔的种族歧视事件之后,当时我所服务的《英中时报》采访了华人议员叶稳坚,他表示,伯明翰华人社区的成员一直在与伯明翰市议会、西米德兰兹警方举行会议,以真正鼓励、支持关于仇恨犯罪的报道,并确保报道的内容和该组织发出的信息正确有效。
叶议员说:“在此,我想鼓励那些遭受仇恨犯罪的人积极报案。只有当案件被报告时,警方才会使用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大家,即使是匿名报案。如果新型冠状病毒在英国蔓延,导致英国经济广泛下滑、商品供应困难或造成人们的恐慌,受影响的人们可能开始责怪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为人们服务。如果有人受到影响,可以通过当地警局、101非紧急警察热线或直接向我报告,我会告知警方。”
西米德兰兹警局仇恨犯罪负责人马特(Mat Shaer)先生再次保证,仇恨犯罪会受到西米德兰警方的重视。为了能够最有效地应对每一个案件,请受害者一定积极报案。此外,警局鼓励民众使用仇恨犯罪HateCrime App,该App不仅会提供有用的建议和指导,而且能帮助人们直接或通过第三方报告中心来报告事件。
上述案例皆发生在第一波新冠疫情暴发之后,2020年上半年的部分英国媒体报道,根据天空新闻从英国警方获得的信息,2020年前三个月针对华裔的仇恨犯罪率是前两年的近三倍。《金融时报》报道则称,大都会警察局在2020年2月和2020年3月记录了166起口头、网络和身体攻击。根据《卫报》获得的数据,到2020年4月,伦敦共有261起仇恨犯罪。5月,记录了323起事件。6月,伦敦就有395起。
实际数字被认为要高得多。根据公益组织End the Virus of Racism的一份报告,自大流行开始以来,针对东亚人与新冠相关的仇恨犯罪增加了300%。但是,有警察将受害者的种族外貌记录为“东方人”(oriental),这是一个现在已经过时的术语且被广泛认为具有攻击性。
病毒正在被武器化,公开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大行其道,这个丑陋风潮的始作俑者,大概要归功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这名善于表演的民粹旗手,表现出天才的鼓动才能。唐纳德·特朗普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战时,已经明确将这场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并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把美国政府对疫情的控制不力和选民对病毒的恐惧,成功转移到针对中国人和华人社区的指责上。这个论调引领了西方社会对于华人的偏狭认知。2020年3月,当特朗普一再将新冠病毒描述为“中国病毒”时,美国的Stop AAIP Hate联盟在短短一周内就记录了650多起歧视事件。煽动性言论通常以言语开头,但也可能表现为暴力。2021年2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称,纽约警察局记录的反亚裔仇恨犯罪同比增长867%。在类似事件激增之后,纽约警察局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反亚洲仇恨犯罪部门。
《每日邮报》2月3日报道,英国卫生部大臣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当天在下议院发言时表示,防治新冠肺炎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行为发生。他在发言中指出:“英国议会反对任何针对华人社区以及中国游客的种族歧视和麻木不仁的行为,因为这无助于我们应对疫情。我们将竭尽全力应对疫情,但种族歧视无助于任何人。”
2020年3月,英国下议院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辩论,专门讨论东亚人民在大流行期间所经历的种族主义。代表北卢顿的工党议员莎拉·欧文(Sarah Owen)发言称,大流行期间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了三倍。欧文称,研究表明,英国媒体在报道大流行时,三分之一的报道配上中国人或者东亚人的图片,强化了人们对“中国病毒”的刻板印象。这一数据来自一个名为Virus of Racism的运动组织,该组织分析了2020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15家主要新闻提供商发布的14000张图片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欧文女士告诉天空新闻说:“新冠被赋予了一张脸,这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东亚人的脸。”
经常在网上遭遇种族歧视的英国华裔喜剧演员Ken Cheng说,他对病毒流行如何暴露出更深层次的偏见并不感到惊讶。他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点紧张”,但他更担心反华情绪是否会正常化。“在华人周围,总有这样一件事,人们认为可以用一种不在乎其他种族的方式说想说的话,好像这是公平的游戏。”
Cheng指出:“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缘故,我们比较顺从,不太好斗,也不爱打架。”
毫无疑问,这是艰难时期。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西方国家的反亚洲仇恨犯罪激增。不光美国和英国,还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这股针对中国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持续了差不多一年之久,才缓缓降温。包括华人社区在内的亚裔人越来越意识到长期被歧视、忽视和边缘化的严重性。
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制度差异此刻显露出来。中国迅速采取措施稳定了疫情,武汉封城付出了代价,但是实现了清零,而世界其他国家却没有利用好中国争取的时间。
3月是英国学校的半学期假,疫情已经有了暴发迹象,英国政府仍然允许国民去当时疫情最厉害的意大利度假,对从意大利疫区回来的英国人亦不采取监控和隔离,加快了病毒传播。一名在意大利滑雪度假区的英国游客成为了第一名超级传播者。随后英国出现了不明源头的病例,表明病毒已经广泛传播,疫情开始失控。病例飙升,医院病床面临挤兑,NHS不堪重负。
事后公众发现,保守党政府根本没有采取足够的防御措施。英国政府最初盲目乐观,几经犹豫错过最佳时机之后,大流行已经无法阻挡。3月22日,首相约翰逊才很不情愿地宣布全国封锁。大中小学停课,所有人在家办公,非必须企业全都关门,餐饮业也在必须关门的名单上。
整个英国现在陷入了安静。禁足,停课,交通停运,伦敦形似鬼城。武汉封城之时,英国媒体嘲笑过这种过度的反应,中国的行动之严厉和广泛震惊了西方,它接受以严重经济损失作为遏制疾病的代价,隔离了数千万人,禁止他们离开城市,甚至是自己的家,只有在获得食物和医疗时除外,此外还对数亿人实施了相对宽松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将许多产业完全关闭。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正在为生活在开放富裕的民主国家而付出代价。在西方国家,人们习惯于自由行动、方便的出行和独立决策。政府担心公众舆论,不习惯于下达严厉的命令,公民也不习惯于服从命令。但是现在伦敦面临同样的境地。安静的街道,空荡荡的公共交通,封闭的酒吧和餐馆,自我隔离的家庭以及封闭的城市,已成为这种病毒大流行的奇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禁足期间。我的左邻右舍都在家。我现在可以观察到他们所有人的动态。斜对门是对小夫妻,两个孩子,某天男主人在天窗上露出头看着外面,和我的目光没有交集;正对门是一对老年黑人夫妻,疫情开始后就没再出门,他们的女儿偶尔来送生活用品;他们家旁边住的是一个长相酷似艺术家的酷老头,表情严肃,很快搬离了,并把房子出租给一个青年,青年很少露面,偶尔开门取快递,让快递员把东西放在地上再去取,避免近距离接触。这家的右边,是一个支持工党的单亲妈妈,有两个漂亮女儿,爸爸周末回来接女儿出去。再过去一家,是一对黑白配夫妻,有一对儿女,活动规律不详。我家这一侧,隔壁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妻,时常吵架,老婆怀孕七个月,在我们街道的whats App群里发言说:“原谅我的奇怪举动,我怀孕七个月了,不想见人。”
在唐人街,原本欣欣向荣的中餐业陷入了停滞之中。根据2020年2月对中餐馆老板的调查,约57.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第一波新冠暴发期间被迫关闭堂食和送餐服务。只有11.1%的受访者表示在此期间他们可以照常营业。
2020年3月第一次封锁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到了6月有限解封,学校部分恢复、允许小范围聚会、餐饮业恢复堂食,为鼓励消费,提振经济,2020年8月,时任英国财相苏纳克宣布了一项“外出就餐”餐厅计划,外出就餐,政府补贴一半,相当于半价就餐。政府一次性支付高达9000万英镑的现金用于支持陷入困境的餐馆、酒馆、咖啡馆和酒吧。此举吸引了大量的食客重新走进餐馆。
英国疫情的发展一波三折。英国仓促解封,进入冬季后,疫情反弹很快,疫情感染者急剧增多,加上冬季流感患者,NHS再度不堪重负。英国的医疗体制跟中国非常不同。它的医院床位都是按照正常年份情况设置的,甚至医护人员的设置也是最低配置,英国人工很贵,绝不浪费一枪一弹。不像在中国,哪怕是一个县级医院的病床床位的数量,都有可能超过伦敦的大医院。遇到疫情这样的特殊情况,英国的病床数和医护人数就捉襟见肘了。英国在疫情期间的三次封锁,与其说是疫情所迫,更准确说是因为医疗资源的挤兑。到圣诞前夕,眼见疫情无法控制,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不得不二度宣布全国封锁。刚刚恢复的餐饮业再度取消堂食,只允许保留外卖。伦敦餐饮市场陷入一片哀鸿。
此后的一年,英国因为疫情多次反复,防控不力,接连封锁。截至2020年12月30日的一周内,有27个行政区的感染病例出现了上升趋势,政府在2021年初宣布,英国必须进入第三次全国封锁,至少到3月31日,以阻止冠状病毒新毒株的传播。伦敦再次变成了一座空城。
BBC分析说,除了政府决策不力之外,英国社会存在一些导致疫情恶化的深层原因。比如,作为全球商贸和金融枢纽都市的伦敦,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甚重,斩断与世界的实体联系谈何容易。仅仅是从欧洲近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输入的病例截至2020年3月就至少有1300例。伦敦、曼城等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的大城市,疫情一旦暴发很难控制。另外,人口老龄化严重,肥胖症泛滥等很多现代富裕社会的痼疾也导致疫情“杀伤力”扩大。
在这艰难的时光,英国的中餐业普遍遭遇了双重打击。第一波打击是疫情开始阶段引发的对于华人社区的种族偏见、骚扰、歧视,以及对中餐的妖魔化。第二波打击则更为现实,跟英国其他企业一样,中餐业因为接二连三的封锁陷入了生存危机。
2021年,我见到魏桂荣时,她向我抱怨第三次封锁对餐馆的生意造成的伤害最大。她说,2020年3月英国第一次封锁时,店里有外卖支撑,她2015年开在阿森纳主场北2区的第一家餐厅,疫情前已经积累了一批粉丝有了知名度,5月第一次解禁之后,人们又出来吃饭,故生意受影响程度不大。2020年圣诞节后的第二次封锁也是如此。但是2021年初的第三次封锁,对她的生意打击挺大。
“现在很多中餐馆的客人主要是留学生和华人,疫情让很多华人不愿出来吃饭,在国内的没法来英国,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她说。
本来魏桂荣打算在2022年发展一家新店,正准备签租房合同,随着疫情反复,她不敢签合同了。疫情期间,她很多时候都是待在家里,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心中充满了焦虑。万幸的是,家人和店里员工都做了很好的防护,一直十分平安。
疫情期间,她只保留了一名四川姑娘做厨师,一位本地出生的华人做前台接待,加上她只三个人,第一次解封后,三个人就再度把店开了起来。魏桂荣则是厨师、经理、跑堂一肩挑。
在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让伦敦街头恢复正常之前,唐人街陷入衰退和不确定的状态。中餐业在这个多事之秋风声鹤唳。从魏桂荣的西安小吃到老字号的周先生,普遍都遭遇重击。一些广受欢迎的中餐厅被迫关闭。往日在唐人街呈现出的喧闹、无与伦比的气氛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一场针对中国和华人的风暴正在酝酿,并且很快来临。中餐第一次进入英国公众以来,已经走过了114个年头,来自不同区域的华人,此刻成为了命运的共同体,保护他们珍视的文化财产,对抗即将袭来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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