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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你的外卖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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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了两年多还没有终止,完全打乱和改变了正常生活。疫情开始阶段,伦敦爆发了恐慌性抢购。某天我去了一趟超市,发现货架上的鸡蛋、香蕉、洗手液、肥皂,甚至卫生纸,都被抢购一空。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人们连厕纸也抢购?后来读到一份研究报告,解开了困惑,该研究称,厕纸体积大,在超市货架上占据空间大,位置显眼,所以当超市没及时补货,就加强了厕纸被抢购一空的印象——这算是疫情期间的一个插曲。

平时我一般在线购买一至两周的食材,超市送货到家。2020年3月,英国第一次封城前,我在多个超市网购囤了一批食品。这些食物帮助我们渡过了四五月份的难关。英国在5月恢复了超市的阶段性营业,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下,控制入场人数,队伍排到了大马路。那个场景让我想起了电影里国统区通货膨胀市民抢购的画面,购物变得很艰难。那段时间网购已经很难预约,超市每周放出有限的送货档期,很快告罄,我再也没能抢到过网购机会。这样到了5月中下旬,家里开始面临弹尽粮绝的情况。

危急时刻,一夜之间,伦敦街头突然出现了一些中国送货车的身影。意识到此间华人的需求,一些专门为华人服务的食品配送公司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这些配送公司出现得略显仓促,很多时候依靠口口相传,一般通过微信朋友圈传播,在某一个地区拼团凑够人数,定好日期统一发货。我们使用了几次,开始阶段有一些不愉快的磨合,之后日益顺畅,不光买到了急需的生活物资,甚至连面包蟹、海鱼、粉丝、豆腐乳这些中国人喜欢的食材都可以买到。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商业才能,以及在吃这个问题上所投入的热情,买的卖的都乐此不疲。当时大家仍对病毒抱有恐慌心理,避免跟陌生人接触。这些中国配货公司挨家挨户发货,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封城期间,餐馆关门,只允许外卖。叫餐业务意外得到了发展。回忆在北京的时候,叫餐十分普及和方便,因为竞争激烈,价格亲民,服务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看到送餐员争分夺秒骑着电动车飞驰的景象。中国之所以发展了无孔不入的送餐业务,跟人力成本低廉有很大关系。

2016年我们刚来英国的时候,英国的送餐业几乎为零。我们尝试过在家叫餐,首先要拿到特定餐馆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去订,餐馆做好之后通知你去取,而不会送货上门。

疫情意外催熟了英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eliveroo,其标志是一个绿色袋鼠,创始人是一名在英国工作的美籍华人许子祥(William Shu)。许子祥1979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父母来自中国台湾。许子祥于2001年获得西北大学的学士学位,第一份工作是2001年在纽约摩根士丹利担任投资银行分析师。许子祥创立Deliveroo的想法缘于2004年他在摩根士丹利的伦敦办公室工作的经历,他每周工作一百个小时,时常加班,虽然公司每天都有大约25美元的晚餐费,但是选择余地很少。他不得不每天晚上去乐购(Tesco)采购速成食品,生活中需要一种送上门的美味食物的想法由此而生。

2013年,许子祥与儿时友人、身为软件工程师的格雷格·奥尔洛夫斯基(Greg Orlowski)创立了Deliveroo。许子祥是Deliveroo的第一批外卖运送员,在公司成立头八个月每天都会送货以了解客户体验。业务通过口耳相传而增长,在最初的两年,公司自负盈亏。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布莱顿、曼彻斯特相继启动业务,然后2015年4月在巴黎、柏林和都柏林陆续上线。短短三年,筹集了超过4.75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业务遍及英国的35个城市和其他国家40个城市。尤其是疫情期间,封锁要求减少人际接触、堂食遇冷,在线市场借势起飞。借助这股东风,Deliveroo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英国在线点餐业的第一大品牌。2021年,Deliveroo在获得亚马逊公司投资的情况下成功上市。疫情之前,我曾试用过Deliveroo软件,觉得跟中国比起来,送餐时间、品种都不够理想,就慢慢弃用了。但是等到2022年,经过一年疫情的洗礼,积累了大量的客户数据,发现它的服务明显升级了一大步,跟在中国的体验几乎没有差别。

疫情期间,英国另一家只对华人的在线服务商熊猫外卖(Hungry Panda)也开始活跃起来,其蓝色的送货标志为此间华人所熟识,其创始人是来自中国的刘科路。他出生于1995年,2016年毕业于诺丁汉大学计算机专业,同年创立熊猫外卖。他在接受我当时服务的《英中时报》采访时说,自己来英国留学的时候,点餐还不方便。英国虽然有了Deliveroo和Just Eat,但没有覆盖华人市场,也很难找到地道的中餐,他认定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缺口,因此在毕业前夕决定创业项目时选择了送餐业。

2021年6月,我采访了熊猫外卖的英国区负责人科林·高(Colin Gao)。他介绍说:“我2011年来英国交流,2012年在伯明翰读博士。刚来英国的时候,留学生点餐需要打电话,商家主要通过找学生散发传单做宣传,到了2015和2016这两年,才出现了几家外卖公司。”

但是当时的外卖公司大部分很初级。“2016年有家中国人做的公司,局限在某个城市,自己弄个小网站,学生在线点餐,网站再给商家打电话预订,相当于接线员。但那会儿没配送、没App,也不能线上支付。商家还得养一个司机,司机的使用高峰只是中午和晚上,平时闲着,但是都算商家的支出。这家公司做了一年多就停了,那些早期的点餐公司现在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等到了他们想做送餐业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种模式的弊病:需要专门司机、用户没有保障,不知道餐到哪里了以及能不能送到。“我们想明白了:需要解决配送问题,让用户第一时间知道商家是否接单,商户也知道用户是否已经付账。那会儿国内送餐业也开始做起来,体系流程比较成熟,做了调研之后,2016年,熊猫外卖启动。”

作为学校的创业项目,诺丁汉大学赞助了一些办公室,筹备阶段,除了参考国内送餐业,还制定了英国公司的思路:优先服务华人,更具体一点就是当初的定位是服务华人留学生。

科林·高以亲身经历说:“2016年和2017年出来的留学生,大部分都不会做饭。吃饭点外卖的几率更高一些。因此,中餐外卖的主要客户年龄就是二十到三十五岁的学生和工作的白领,还没有孩子的,不擅长做饭的,他们点外卖比较多。”而且他们发现英国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围绕学校活动相对比较集中,配送优化体系比较简单,不用处理过于复杂的问题。中国学生相对比较抱团,一般都会加入微信群,有组织,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个市场。

开始英国中餐业老板对这个软件的接受度很低,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客户都是固定的,现在平台订餐还要抽成是不是不划算啊?更关键的是,中餐馆以前的营业利润率普遍很低,过渡到技术交付将使这一点利润变得更薄。

科林·高举了一个例子。考文垂当地的餐馆都是下午6点开始送外卖,而且订餐50英镑以上起送。因此个人很难点餐,用户需求不强烈。熊猫外卖在考文垂启动之后,用户起送金额可以选择,餐单可以看到,点餐量一下子起来了,中后期的客户需求暴增。可以说,新手段改变了考文垂的中餐生态。

熊猫外卖成立于2017年,铺开的第一个城市是诺丁汉,然后是莱斯特和伯明翰,考文垂是第四个,做了大概十七八个英国城市,后来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开展了业务,基本涵盖了主要的海外华人市场。

熊猫外卖在2018年和2019年主要做留学生市场,但是这个目标群体并不稳定,英国学制短,很多留学生在英国读硕士只需一年,次年五六月份就离开了,所以客户培育出来的价值只有一年时间,为了拓展市场,开始把中餐拓展到亚洲餐,比如越南餐,韩日餐。现在,熊猫外卖又把品类从餐厅拓展到了超市。针对的主要是在英国时间比较久的华人移民,他们平时喜欢自己做饭,订外卖的需求相对较少,目前在他们的App上,基本上英国的中国超市的所有货品都能买到。

新冠疫情给多家企业带来了很多问题。然而,随着人们在家工作,一些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食品送货上门就是这样一种服务模式,在这次大流行期间获得了发展势头。熊猫外卖在2020年筹集了5847万欧元的巨额资金。据该公司称,它将投资扩大其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市场份额,以巩固其市场领导地位,同时探索新的商机并扩大其市场供应。并计划将团队人数翻倍至1000人。

科林·高认为,企业从英国开始起步,有一定优势。英国监管严,劳动成本比较高,算是做送餐行业比较难的一个地区。相对来说,新西兰劳动成本低,华人多,整体市场稳定成熟,难度就比较低。在最难的地方做好之后,在其他英联邦国家做起来都会比较简单了。英国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场地。

“毕竟吃是一个刚性需求,谁能逃得了吃呢?市场推广其实很简单,定位人群很容易,但是顾客用过之后会不会再回来就是服务品质决定的了。所以我觉得服务质量和配送效率是最关键的。”他告诉我。

英国的中餐正在经历消费升级。以前,在国内随便一个厨师,来英国就能开一家餐馆,还可以很火,现在不一样了。这两年来从国内来英国的品牌越来越多,比如海底捞、快乐柠檬这些中国本土品牌在很多城市开了店,知名的餐饮品牌开始进入英国市场,整个行业在进步,在标准化。

科林·高观察到,各个国家的华人消费者具有不同的点餐特点:英国华人最喜欢川菜,点口水鸡的最多。法国的喜欢烧烤,配奶茶和啤酒单量特别高。加拿大的点麻辣香锅、火锅特别多。美国的餐厅距离消费者远,喜欢点火锅类这些不太会凉的菜品。总体看,美国和澳洲的点餐花样最多。澳洲的早餐可以点早茶、包子、麻辣烫,种类比国内都丰富。

送餐业依赖骑手来完成配送,在中国,雇用骑手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法律障碍,还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但是在英国,骑手送餐员成为高度不确定因素。欧洲的送餐公司的基本商业模式都是一样的。作为食品平台,无论是送餐工人或者顾客去点餐,每个人都使用App。这些员工是非正式的雇佣工人。早在疫情前,2016年夏天,伦敦Deliveroo送餐工人就进行了一次罢工。罢工从Deliveroo蔓延到另一网上订餐平台UberEats,然后传遍英国。一年后,这场斗争甚至跨越国境,送餐工人们已在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等超过十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工是源于送餐酬金制度的改变。当伦敦的Deliveroo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合同将从时薪制(每小时7英镑)外加每单的奖励(1英镑)转成计件制(每送一单3.75英镑)时,罢工运动便开始了。七个不同区域的外卖工人通过非正式联络网迅速被动员起来。数以百计的骑手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罢工。

在又一次罢工中,一名参与罢工的工人记录到:“我们在Deliveroo的红山街办公室门口从上午11点堵到了下午1点45分。照例只见到了紧锁的大门和保安的阻拦。Deliveroo对劳资关系的处理方式让我想起,就像你十三岁的时候,知道女朋友要和你分手,所以你尽量躲着她。”

大家最后投票决定了5个罢工的核心诉求:1.每单配送费5英镑,连续两单8英镑;2.等待接单时每小时10英镑的工资;3.每骑行1英里(约合1.6公里)收取1英镑;4.不许要求骑手离开市中心区域派送;5.承诺摩托车骑手与自行车骑手有同等的接单权利。为了应对这场罢工,Deliveroo公司在特定区域做出了显著的让步,上涨了平均工资,允许罢工的骑手自由选择报酬方式。但是工会人士认为,公司的让步措施通过App的算法来实现,并没有体现在真正的合同上。罢工组织者大不列颠独立工人工会(IWGB)转而寻求使用法律渠道,挑战Deliveroo公司规避对工人的法律义务的行为。这场斗争还在上演,已经得到英国工党的左翼领导层支持。

Deliveroo表示,外卖骑手是独立的自雇承包商,因此无权享受法定最低工资以及带薪假期和病假。IWGB表示,骑手应该被承认为受雇工人,这种身份包括大部分的劳工基本权利。多名投资者表示,Deliveroo拒绝将骑手认定为受雇员工,这使该公司容易受到监管行动的影响。Uber最近被迫向平台司机做出让步,将司机认定为工人。Deliveroo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个小规模、自封的工会并不代表绝大多数骑手。大部分骑手告诉我们,他们看重在Deliveroo工作时享受的充分灵活性,以及每小时超过13英镑的收入。我们感到自豪的是,骑手的满意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每周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申请成为Deliveroo骑手。”

不论欧洲哪里的送餐公司,它们都基于相同的商业模式。它们使用一个平台作为食物提供者、送餐工人和顾客的媒介。每一方都使用一个App与另外两方互动,而劳动过程则被“算法”管理控制。这意味着,他们大多时候收到的都是来自一个自动化系统产生的消息,这个自动化的系统被劳工学者特雷波·肖尔兹(Trebor Scholz)叫做“黑箱”。平台本身拥有的固定资产很少,它把所有的送餐成本外包给骑手,即骑手需要提供自己的单车、数据等。不论怎么看,这些工人已经拥有送餐过程所需的所有生产资料——除了重要的协调平台及其他的算法,而这些资料则完全被老板掌握。虽然不同国家对非正式工人有着不同的确切定义,然而这些非正式用工普遍都有一个相同点:你是一名工人,但可以付你不足一个工人的工资。这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同时,非正式用工基本上成功破坏了此前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胜利果实。非正式用工是现有资本-国家关系的产物,而这种资本-国家关系也使得劳动力市场结构进一步改革,更严重地压榨劳工。一些这样的大平台经常使用从风投获得的资金去大力游说,以此改变法律和监管框架,并在此过程中创造这种商业模式得以繁荣的条件。

熊猫外卖的骑手虽然身着统一的蓝色外套、骑电动车,但他们也不是公司的合同员工,而是合作方。英国区的负责人科林·高说,这一点目前跟Deliveroo骑手没有不同,“双方合作,司机自助,随时上线下线,不会对时间硬性要求,不然就成了员工。各个公司给出的薪资会影响到司机优先做谁。兼职还是按最低工资,”他表示,“骑手和公司的关系下一步如何发展,我们的公司法务一直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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