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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伦敦BiangBiang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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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餐在异国的脚步,我愈发意识到,食物的进化跟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我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物质越来越充足,我这一代中国人从未在吃上匮乏过。我见证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成长的痛苦主要来自精神世界。中国就像是一间庞大的流水线工厂,把大部分人变成一件家具,每个人只是家具的组成部分、一大块标准板材里的一小片锯末,跟其他无数锯末咬合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我艰难熬过了小学、中学、大学。我不想成为锯末,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

毕业后,我做了记者,热情地投入采访和写作、探寻中国社会的真相,以为自此拥有了掌控命运的自由。我周游山东家乡,每去一个地方出差,完成工作之余,总会抽时间探寻当地美食,找点乐子,度过了一段相当逍遥的时光,也在慢慢修复成长中的伤痛。最难忘的觅食经历,发生在千禧年的某一天,我去山东淄博乡下采访,当地人带我去了一家脏兮兮的驴肉饭馆,设施破旧,地面还是坑洼不平的土地,食客们围着小木桌,坐着小板凳,眼巴巴等着上菜——此情此景让我回忆起幼儿园等包子的孩子们。门外一队身穿白衣的乡间送葬队伍吹吹打打路过,增加了一丝诡异气氛。老板端来用洗脸盆盛着的热气腾腾的驴肉,驴肉切成肥皂块大小,完全清水煮,佐料就是一碟粗盐。我夹起一块驴肉,蘸上厚厚的盐粒,本以为会很咸,但是奇怪!驴肉似乎和粗盐粒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入口十分柔和。我折服于这简单粗暴的味道。所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诚不我欺。驴肉肉质筋道,比牛肉嫩,比猪肉筋道,比羊肉有嚼劲,又比鱼肉鲜。大快朵颐的同时,我注意到另一头脏兮兮的活驴,就被拴在店门口的柱子上,像个活招牌,等待下一轮被屠宰和消费。它目睹同类正被人类吞噬,内心一定无比绝望。

乡下驴肉店的野性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计划时代在1990年代消失了,全球化时代猝然来临,消费主义席卷中国,我工作后经历的是中国历史空前绝后的经济高增长时代。从前的中国,定格在那间略显怪异的驴肉店,一去不回。

2003年,我来到北京工作。摆脱了沉闷的家乡,进入到新天地。山东是孔孟之乡,职场等级森严,有时到了可笑的地步,吃饭都要明白领导在饭桌上的位置以及自己的位置,敬酒祝辞都是必备套路,我一直没能学会,也不打算学,是办公室的异类。比较起来,北京的空气更宽松,充满了五湖四海的江湖气。我欢欣鼓舞,连带北京的一切都令我欣赏。我陶醉于文艺沙龙、话剧演出以及吆五喝六的聚餐聚会,很多外地人吃不惯的北京小吃,豆汁、焦圈、灌肠、卤煮、爆肚,我都甘之如饴。

2008年对于中国,对于我个人而言都是个分水岭,北京在这一年召开奥运会,中国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重新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央。我也发展了一段恋情。L是马来西亚华人,在北京工作,那些年,L帮助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上市,她在北京和西安、香港之间往返。她朴实,聪明,跟我一样喜欢到处吃吃逛逛,我们的美食探险,构成了这段关系中的主要画面。

2014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原本简单的二人组合,变成了笨拙的父母,照顾孩子吃喝成了大事。中国则进入了剧烈的社会变动期。房价、教育、医疗以及空气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令人焦虑、压力重重——饮食上的一个佐证是,吃辣在中国流行。湖南菜、云南菜、江西菜,无辣不欢。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借助辣的痛感才能减压。

我们下决心搬到伦敦换个生活环境。北京曾经是我的精神乐土,我喜欢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的美食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现在到了跟她说再见的时候,终有不舍;伦敦是新驿站,我却掉进了深海,无力自拔,饮食成了我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麻烦。

我在英国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身心疲惫,染过一场流感之后,还失去了部分味觉,对曾经心心念念的美食也大失兴趣。看着我萎靡不振的样子,L不住摇头。她远比我更能适应伦敦的生活,来英国只一年,她和朋友开了家房产公司,收旧房子,装修、扩建,再卖出去,如果时间差把握好,利润相当不错。她早出晚归每天都很忙。我则做起了全职奶爸,一边在家里埋头写作,一边照顾说话还不太利索的女儿。

女儿一天天长大,进入了离家五分钟路程的幼儿园,每周三天。我也终于可以有时间走出家门,去认识和发现一下伦敦。

“你需要走出去,不要整天在家里胡思乱想。”L出门前,扭头冲我说道。

伦敦这座城市具有一种亦庄亦谐的趣味:她拥有大量陈旧审美风格的古董建筑,排列在扭曲的迷宫般的城市网格上,像是让顽童摆弄变形的乐高玩具。这是创造力和破坏力都同样旺盛的孩子才能创造出的一件作品。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其中落脚、徜徉、工作,寻觅新生活。我无数次经过隐藏在闹市的中餐馆,它们或者豪华,或者毫不起眼。经历了早期的“杂碎时代”和“港味时代”的洗礼后,如今英国的中餐业会贡献出怎样的大厨和美食呢?

我手头拿着一份《卫报》,其中的一篇报道吸引了我的注意:

魏大厨获得《卫报》美食观察家2019最佳新人奖。

川菜在伦敦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中国西北的食物几乎不为人知,直到几年前,酋长球场附近的一家西安小吃店,令人无法抗拒的面条开始流传。

该餐厅由主厨魏桂荣创立,她的招牌菜是BiangBiang面。

《卫报》美食作家格蕾丝·登特(Grace Dent)对魏大师的陕西面条也大加赞许:

弹滑的BiangBiang面,被大蒜、辣油、小葱和胡椒包裹。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BiangBiang面更像是酱料稀薄的意大利面,而不是盖着蔬菜、酱汁浸泡的粤式面条。但是就像所有最好的食品一样,它们的风格是美味压倒一切。

诗歌一样的评论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直以为那些不中不西的“中餐”才是伦敦食客的心头好,谁能想到一家源自中国西北的街头食品也能引发关注?不过想想也有道理,面条似乎是少数可以推广的中式快餐。中式炒面就很受西方人欢迎。从营养学的角度看,面条可荤素搭配,价格亲民。老外喜欢吃的是意大利面,喜欢浇上浓稠的加入了大量奶酪的料汁。西北面食则喜欢用热油激发大蒜、小葱、辣椒的香气,配以醋调味,味道又酸又辣又冲鼻,英国人真的会接受吗?我决定去实地看看。

循着谷歌地图的引导,我来到女王广场附近,经过高大建筑投下的几何阴影时,手机信号似乎受到屏蔽,迷失了方位。这个名叫“西安魏师傅”的餐馆就在附近,我尝试了几次,却始终和它擦肩而过。手机地图上的蓝色光点游移不定,宛如我在异国的彷徨身影。

女王广场是隐于闹市的一块公共绿地。广场周边是几家以神经医学研究而闻名的医疗机构,据说乔治三世曾经在某一栋楼接受过精神疾病治疗。我围着女王广场周边的小巷逡巡。这是一个艳阳天,对生活于伦敦的人而言十分难得。附近的上班族端着三明治和咖啡坐在绿地里面的长椅上享用午餐,顺便透口气,发会儿呆。广场的角落,盘踞着几个衣着污秽的流浪汉,很自觉地跟这些衣冠楚楚的上班族保持距离。

伦敦有大量这样的公共空间,有时候多到让人觉得奢侈。伦敦的广场很多置身街道社区,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算是英国社会给我的惊喜。搬到伦敦后,我和L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有段时间,我渴望逃离充满紧张氛围的家,一块小小的绿地成了躲避现实的庇护所。类似的广场和绿地在伦敦并不难寻。我时常坐在唐人街附近的特拉法加广场的台阶上,喝着出门前灌在可乐瓶子里的自来水,吃一片三明治,消磨整个下午。除了提防树枝上的鸽子和乌鸦朝你头上丢粪便炸弹,其他的烦恼尽可以暂时抛却。

我继续绕到广场另一侧的巷子,终于看到红色招牌Master Wei在朝我招手。

我和西安也算略有渊源。那会儿L被一家陕西公司挖走,帮助公司在香港上市,需要在北京、西安、香港三地奔波。我利用休息或出差机会隔几周就飞去西安和香港,和她见面。这种生活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就在那段时间,我逐渐熟悉了西安面食。

对于中国人来说,西北菜并不如八大菜系那么出名和正统,它一直游离在等级制度的边缘地带。陕西和周边的甘肃、宁夏、新疆同属西北地区,饮食习惯有相似之处,比如牛羊肉和馕一类的面食居多,具有明显的清真风格。陕西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秦的治地,秦人尚武,秦人的性格就像西北菜一样朴实刚劲。中国传统的经典菜系,一是注重食材的精美,二是注重菜式的美感,口味上注重食材与调料的调和。而西北菜似乎具有更多的原始气息,味道不是很复杂,要么酸,要么辣,酸和辣的结合很普遍。西北菜所选用的辣椒不像湖南和江西的那么辛辣,更多借干辣椒的脆爽之味,不善于吃辣的人大概也能接受西北菜的辣度。

L和我周末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回民街和鼓楼一带。我们走过西安古老的城墙,穿过高大的牌坊,进入出售各种清真小吃的回民街,那些似乎添加了过量色素的面目可疑的卤牛肉、塞进竹筒里的糯米甜品,摆放在石子路两边的商铺门口,散发着热气,能闻出来食物多次加工的味道,商家会加上更多的作料,或者用油炸继续掩盖那种味道。很多时候,我们也并不在乎这些主要针对游客的食品是否快过期了,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可惜的是,现在我们把吃饭当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事情,吃饭就失去了乐趣。异国生活,一睁眼就是钱。我们希望住好房子,希望孩子读好学校。刚来伦敦时,我和L都感觉不顺利。她从资本市场转而投身陌生的房地产行业,经历了适应期,我急于完成写作计划,孩子小需要照顾,消耗了大部分精力,这令我们生出很多抱怨,都想尽快站稳脚,却忽视了对方感受,不再包容,琐事的争执充斥了日常。我变得焦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和耐心,一家三口人坐在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也成了奢侈的事情。

眼前这家朱红色门脸的中餐馆,夹在两家传统的英式酒吧中间,显得有些另类。习惯了炸鱼薯条的英国人,能否接受陕西面食的酸辣和热油浇在大蒜上的香气?我并不确定。

想象一下在炸鱼薯条和淡啤酒的柔和味道之间,浓烈的大蒜末和镇江陈醋交织的味道,经过热油浇灌而升腾起热气,那股刺鼻的味道脱颖而出,如同披头士的音乐中,有人吼了一嗓子秦腔,反差着实强烈!

现在已是午后,一波食客刚散去,门口遮阳伞下,还有几名刚吃完饭的青年男子围在桌边闲谈。我走进店,里面不大,像典型的英国餐厅一样布局紧凑,大约10张餐桌、20个左右的餐位,餐馆呈现出暖色基调,而收银台则泛着蓝色荧光,背景墙是丝绸之路壁画,上方是几张西安风土景物的照片,加上天花板垂下的6个罩着中国鸟笼的照明灯,让这个弹丸之地有了一点超现实风格。

我找个座位坐下,翻看桌上的中英文菜单,前菜分冷热,包括炝拌土豆丝和凉拌猪耳,以及英国人熟悉的炸春卷,主菜“西安街头食品”则包括:西安凉皮、锅贴、肉夹馍,还有油泼面、臊子面、以及BiangBiang面等面条。

很快,肉夹馍和BiangBiang面摆在我面前。它们的英文名称很有意思,分别是xi'an pulled pork burger(西安猪肉馅汉堡)和pork BiangBiang noodles with tomato egg sause and chilli oil(猪肉BiangBiang面配西红柿鸡蛋和辣椒油)——西方人喜欢把配料在菜单上标得清楚明白,对于习惯了地三鲜、佛跳墙这类抽象菜名的中国人来说,西式菜单看上去像是化学公式表。

肉夹馍被称为中国汉堡,白面烙饼上带着几处翻烙的焦黑,里面是煮烂切碎加了大量调料的猪肉馅,最好有一定比例的肥猪肉,这样面皮被油脂浸透,白面具有了肉的味道,相得益彰,咬一口满嘴流油。

BiangBiang面带有一些市井气息,Biang()其实是臆造的字,在字典中无法显示,电脑字库中也没有,它只流传于民间。难度之高,以至于很多人无法完整地写出,它用十二个汉字部首拼凑出一个新字,人们编了一首歌拆分开这个字的部首组合:

一点上了天

黄河两道弯

八字大张口

言字往进走

你一扭 我一扭

你一长 我一长

当中加个马大王

心字底

月字旁

留个钩搭挂麻糖

坐着车车逛咸阳

无法考证谁第一个创造了这个奇怪的汉字。它的形状有点像中国北方农村地区盛行的剪纸窗花。有人说BiangBiang是吃面时嘴巴发出的声音,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Biang这个发音是形容厨师把揉好的面团抻拉时不断在案板上摔打所发出的声响。这是典型的街头吃食,简陋到没有一个登上大雅之堂的名称,Biang这个字臆造之后走红,这在信息流动时代增添了几许野趣,成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中餐的命名有很多以“抽象”著称,狗不理包子是正话反说,话糙理不糙;佛跳墙则是“暗喻”,揭示出美食超越了宗教的限制。西餐注重摆盘和食材的新鲜,除了喜欢在鸡尾酒的名字上做做文章,似乎不如中餐这么具有故事性。中餐则显示了一种生存和传播的智慧:吃饭这件事不仅是口舌之欲,而是门视听艺术。没有一定的艺术感受力,都不好意思去中餐馆点餐。

我品尝着热腾腾的BiangBiang面,浓郁的红烧肉末、热油包裹的鸡蛋和西红柿、绿油油的两片菜叶覆盖在上面。我想起了《卫报》那位美食作家的评论:魏大师的BiangBiang面创造了一种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让你感到很舒服。尽管看上去只不过是一碗煮熟的面条和几片菜心叶。在品尝了几小口油腻、热辣的鲜味暗流之后,你激动的心情安定了下来。

活色生香的面条让我陷入了沉思。那些在西安古城墙上和L骑车、徒步的画面,一起在西安郊区露营、在小巷寻觅美食的画面渐渐复活了。那会儿我们有迎接不确定生活的勇气。在伦敦,这种感觉逐渐消磨掉了,纠缠于谁付出多谁获得少、应该以谁为主?互不妥协。然而争吵并不能找到解决方案。是我们在变?还是生活改变了我们?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快速划动筷子把上面的辣椒油搅拌入碗底,两指宽的面条翻滚出来,颜色更加诱人,不知是热气还是辣椒油的刺激,我有了想要流泪的感觉。

魏桂荣大厨来到我面前。她是这家西安面馆的老板,地道的陕西婆姨,眉目清秀,发髻随便朝后挽着,头发梢和脸上还挂着在后厨忙碌的油腻,扎着围裙,脚下一双灰色的厚底凉鞋。2009年魏桂荣被一家川菜馆招聘来伦敦,做了七年大厨之后,魏桂荣也摸透了伦敦餐饮市场的门道,决定自立门户。2015年,魏桂荣选择在阿森纳足球队的主场体育馆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店“西安印象”。“西安魏师傅”则是她开的第二家餐馆。一瞬间,我在她身上似乎看到了周英华、海伦这些前辈华人创业者的影子。只不过,魏桂荣来自一个崛起的中国,中国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了。

我吃饱喝足,心满意足,问了魏大厨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以你在英国开餐馆的体会,中餐和西餐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中餐和西餐是适应不同的饮食习惯,在制作上主要体现在酱汁的使用很不一样。”魏桂荣想了想之后说。

中餐烹饪,酱汁的作用没有西餐那么突出。中餐一般习惯在烹饪前腌制处理食材,让食材吃进调料味道,最后吃到嘴里的是被调料改善了味道的食材,“中国人特别是北方人做饭,用料包吊汤,肉眼是看不见调料的,味道最后都烂在锅里,食材吸收了汤汁的味道。人们更注重食材是否吸收了作料的香气。”魏桂荣说。

而英国人注重食材的原味和新鲜,酱汁的作用更具有独立的价值,像是一种配菜,不同的菜品配以不同的酱汁,很多西餐都需要辅以专门的酱汁才算完成。相比中餐而言,印度餐就容易让英国人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咖喱汁的使用。“印度餐同西餐的处理手法基本一样,调料最终碾碎调制成酱汁,你看不出原料是什么,酱汁最后浇在食材上,这符合英国人的口味。印度大米散散的,中国人觉得口感没有劲,但是浇上咖喱汁,英国人也能接受。”魏桂荣说。

午间最忙的时段已经过去,魏桂荣坐在我的对面,讲起了自己在一家米其林一星餐厅就餐的经验。那是位于摄政公园的一家西班牙餐厅,厨房采用明档,食物都采用小份,实际已经半加工完成,酱汁也都是提前做成半成品,使用电炉,食客点单后,稍一加热就可以完成,生意很火爆。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来自伦敦有名的连锁店Nudos烤鸡,酱汁都是一样的,到哪个分店吃都是一样的口感。

据此,魏桂荣总结说:“小吃标准化,首先要酱汁标准化,这是打开英国市场的关键一步。”

这部分解释了我的困惑,中式快餐无法规模化经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口味无法统一和复制,不稳定。西餐靠酱汁“一俊遮百丑”,而中餐的制作是经验性的,每个师傅带出的徒弟都不同,制作程序和味道也不一样。“中餐的味道不稳定,特别体现在炒菜上,10个师傅10个味道,盐先放后放,味道都会不一样,烹饪时间多少味道也不一样。如果想要稳定客源,首先是保持中餐味道的稳定。这就要保持酱汁的稳定,使得菜品可复制。”魏桂荣说。

魏桂荣决定从酱汁入手,做适合英国人口味的西安面条。她发现英国人喜欢的中国菜式,包括古老鸡、糖醋里脊,都是酸甜口味。而陕西菜中酸味和蒜味很突出,对西方人来说过于浓烈。她把蒜减量使用,醋则是在镇江香醋的基础上,使用蔬菜汁重新熬制,让味道更加柔和,口感追求偏鲜。辣椒面和面的配方也是自己特别针对英国顾客研制的。因此得到了认可。他们提供的其他特色菜,包括:凉皮、肉夹馍、油泼面等,也如法改良,80%的菜品被西方食客接受。这家中国面馆在竞争激烈的伦敦异军突起,站稳了脚跟,受到喜欢尝鲜的伦敦人的推崇。

“我的梦想是让陕西面食走进白人主流社会,让英国当地人接受。”魏桂荣告诉我。在我印象里,中餐向来都是作为异国情调而出现在西方人餐桌上的,她的努力会取得终极认可而不是昙花一现吗?我对此仍然半信半疑。

魏桂荣的人生经历吸引了我。1982年她生于秦岭山区,家境困难。爸妈生育了3个女儿,还想要儿子。妈妈怀过两次男孩,一个生下来七天死掉了,最后一个小弟弟还有十几天就要生了,被强制计划生育流产了。因为这事妈妈心理受到严重影响,有点疯了,喜欢骂人,被诊断得了抑郁症。

爸爸很封建,担心在农村没有儿子,老了没人管会饿死,妈妈也很信这个。魏桂荣非常不服气世俗对于女孩子的轻视。她要证明给别人看,自己也能承担起养家和照顾父母的责任,就像一个真正的儿子一样。

魏桂荣是男孩子的性格,一刻也静不下来,她喜欢爬山、力气大,总是幻想翻过大山去看另一片天地。站在苍茫的秦岭山巅上,她幻想着外面的世界是什么?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我问魏桂荣。

“1995年正月十五。”她记得生命中这个重要的转折时间。

当年魏桂荣的堂姐在西安做保姆,带她到西安看有什么活计可以做,那年魏桂荣十三岁,已经准备担起贴补家用的重任了。起初西安的一户军队高干家庭雇用了她,让她照顾这家人的小孙女。男主人是大校军官,刚从空军学院退休,魏桂荣称他“爷爷”,女主人则在学院内部经营着一家电话亭,魏桂荣称其“奶奶”。做了一段时间小保姆,男主人的儿子搬去市中心,小孙女也跟着去了市里的幼儿园。魏桂荣就开始帮奶奶照看电话亭生意,每月能有100元左右收入。魏桂荣不是小家碧玉的女孩脾气。爷爷让她趁年轻攒点钱,少花点儿。她不服气,说,钱是挣出来的,不是存出来的。对魏桂荣而言,重要的是,自己已经走出了家乡大山,看到了更开阔的世界,生命的更多可能性展现在前方。

1997年春节,魏桂荣在退休军官家服务了两年,满十五岁了。退休军官也是好人家,商量着该让魏桂荣自立门户找点正经工作去做。爷爷劝魏桂荣去学门手艺,比如学做裁缝,爷爷的儿子则建议她去学插花,这样在医院门口可以开个店面赚点钱。

但是魏桂荣喜欢的事情是做饭,打算去学厨师。对于她来说,幼年饥饿的记忆太深了。很多中国农村出身的孩子都认为,做厨师起码能吃饱饭。这跟西方社会对厨师的认同完全不同。西方社会认为厨师是个不错的职业,有创造性的大厨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在中国,厨师往往被视为受苦受累的行当,社会地位并不高,普遍认为厨师属于低技能人群。

1997年,春节刚过,十五岁的魏桂荣去了曲江村的桃李烹饪学院“学做饭”。当时读烹饪学校的孩子有两类。一种像魏桂荣这样家庭条件不好,选择谋生的饭碗;一种是家里条件不错,但是孩子调皮,学习不好,为了毕业之后找个出路来学烹饪。其实都是为了在激烈变动的社会谋求一条生路。彼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轰轰烈烈展开,序幕一旦拉开再也无法关上。

魏桂荣在烹饪学校学了一年。她是班里唯一的女生。在中国,女性在家里煮饭的情况更常见,但是在社会上做厨师的还不多,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传统观念里,中国女性仍然在扮演着操持家务的角色,而不是和男性平等竞争的角色。在中国甚至还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男厨师比女厨师做饭好。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并非是男女能力的差异,而是做厨师的女性太少了。

魏桂荣说起这段故事很得意:“很多人认为女孩子不应该去做厨师,顶多给男生打个下手。我不服。”

烹饪学校的有些男生看魏桂荣是个女孩子,故意欺负她。一次实操课,学员们排队领锅和调料,学生多而炒锅少。发锅的学员非要魏桂荣排在最后面,这下子惹怒了魏桂荣,抡起一个炒勺就要打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公平。”这种信念支撑她在男性主导的灶台闯出了名堂。

至今魏桂荣仍感念烹饪学校师傅对她的栽培。第一堂课,教雕刻的刘师傅说了两句话,一直刻在魏桂荣的脑子里。第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第二句话,好厨师一把盐。盐在中国厨师手里起着重要作用,同一道菜,不同的厨师放调料的顺序不同,做出来的味道也是千差万别。魏桂荣后来意识到,师傅的这两句话几乎囊括了中餐的精髓:中餐的制作很大程度上属于经验,需要大量的实操,才能熟能生巧。另外还需要厨师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

刘师傅并不是手把手教魏桂荣炒菜。更多的时候,是教给她怎么为人处世。如魏桂荣这样出生在农村的打工女,在城市地位不高,很多人瞧不起她。但是刘师傅鼓励她,做厨师要讲厨德,人要踏实,如果一个学徒抱着打工的心态。不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做事,就永远只能给人打工,如果站在老板立场,将来自己就有可能成为老板。

魏桂荣记住了这句话,她吃苦耐劳,不计得失,成长很快。回忆过往,魏桂荣内心充满感恩,她的运气不错,在陌生的都市,先是遇到了善良的爷爷一家人,在求职路上则遇到了启蒙刘师傅。刘师傅大名叫刘俊岭,是陕西有名的厨师,可惜2020年得脑溢血去世了,因为疫情阻隔,无法回国告别。魏桂荣很怀念他,“遇到刘师傅是人生转折点,师傅就像是我的再生父亲一样。”她陷入了沉思。

1998年,魏桂荣分配到西安西边一家叫“五羊大酒店”的海鲜酒庄实习,自此开始了职业厨师生涯。

转眼午间的经营告一段落,短暂的休息过后,魏桂荣又要为晚间的菜单去采购食材了。我们挥手告别,相约下次再见。

魏桂荣出身微末,靠自己的奋斗走出了大山,闯入了男性统治的厨房,现在又闯到英国,证明了女性的价值。就像她改良和熬制的酱汁一样,适者生存,充满韧性。对于我来说,魏桂荣的启发更直观,如果满足于原汁原味,魏桂荣不会在英国站稳脚跟。来到英国必须入乡随俗,变通正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而我这样的庸人常以保持初心作为拒绝改变的借口,这是我难以融入英国生活的症结所在。

魏桂荣身上浓缩了过去几十年中国高速发展的几乎全部秘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源于无数个魏桂荣这样的边缘人物,他们想要改变命运,无所畏惧,不惧挑战和改变。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再从国内到海外。这也是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驱动力,这股力量改变了中国和世界。

魏桂荣一脚踏进厨师圈的90年代,英国(西方)的中餐业进入到即将发生巨大改变的前夜。老一辈的香港和广东的老厨师们大多已退休,他们的孩子在英国接受教育,转入白领工作,离开了经营厨房的家庭传统。福建移民开始进入老牌中餐馆的厨房工作,后来又开起了自己的餐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蜂拥到英国的大学,他们渴望吃到更加多样和正宗的来自祖国大陆的中餐。多样化的中餐馆员工群体和同样多样化的中国顾客群体这两种力量在重塑英国中餐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到20世纪末,伦敦的华人商场和超市开始广泛供应来自中国大陆的食材。中餐和中国餐馆已经做好准备,新资本在跃跃欲试。大量的中国厨师准备走出国门,开始远征异国。海外中餐业不再是海员们的单打独斗,也不再是香港家庭作坊式的千篇一律,而将迎来真正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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