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能很爱你,却不了解你。看到你,却没真正看见你。
几年前,我住在华盛顿特区,某天晚上去我家附近的一家酒吧。如果那时你刚好也在那里,也许会看着我,心想:「这家伙真可怜,喝酒没人陪。」但我会说,我可是「正在记录人类现况的勤奋学者」。我一边啜饮波本威士忌,一边打量周围的人。因为这是华盛顿特区的酒吧,坐在我后方桌子的三个人正在谈论大选和摇摆州。他们隔壁的年轻人把笔电放在桌上,看起来就像为国防承包商工作的初级IT人员。这家伙的衣服八成来自独立电影「拿破仑炸药」(Napoleon Dynamite)上映后的车库拍卖。在吧台的另一头,一对夫妻眼睛黏在自己的手机上。坐在我隔壁的男女,显然是初次约会,男的喋喋不休在讲自己的事,一边盯着约会对象头顶上方六呎的地方。他叨叨絮絮的讲了十分钟之后,我发觉那个女生在默默祈祷,希望自己能自燃,这次约会就可以结束了。我突然有股冲动,想抓住那个男人的鼻子,对他吼叫:「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问她一个问题吧!」我认为我的冲动是有道理的,但这不是值得骄傲的事。
总之,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但是似乎谁也不看谁。所有的人都表现得像是削弱者,只是各有不同的方式。其实,我可说是最糟的一个,因为我正在做一件事:打量。所谓「打量」,是你跟某个人初次见面时会做的事:你打量他们的长相,随即下判断。我盯着酒保身上的汉字刺青,从她常播放的悲伤情歌和独立摇滚得出种种结论。我曾以此为生。二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书名是《BOBO族:新社会精英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为那本书做研究时,我曾尾随别人进入 Anthropologie 之类的服饰及家居用品店。我偷看他们触摸、翻看秘鲁羊毛披肩。我还会去参观别人家的厨房,发现瑞典 Aga 铸铁炉具看起来就像镀镍的核反应炉,旁边是一台巨大的 Sub-Zero 冰箱。Sub-Zero 是零度以下的意思,显然摄氏零度还不够冷。我会做一些概括性的推论或归纳,思考文化趋势。
削弱者的伎俩
那本书是我的得意之作。现在,我给自己一个更大的任务。我已厌倦综合概括某些群体。我想深入了解每一个个体。你会想,这不是很容易吗?你睁大眼睛,把目光投射过去,不就看到了?然而,大多数的人因为与生俱来的好恶,而无法精确感知别人的思想和感觉。这种在瞬间打量、评估并做出判断的倾向,只是削弱者许多伎俩中的一个。其他伎俩如下:
自我中心。我们看不到别人,往往是因为太自我中心。我看不见你,因为我只想到自己。我要对你说我的意见。我这个故事太有趣了,你一定得听我说。很多人无法跳出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对其他人不好奇。
焦虑。我们看不到别人的第二个原因,是自己脑袋里有太多杂音,听不见别人脑袋里的声音。我的表现如何?我觉得这个人并不喜欢我。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别人才会为我的聪明才智折服?恐惧是坦诚交流的大敌。
无知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假设,认为自己眼中的世界是客观的,因此别人看到的,应该跟你完全一样。无知的现实主义者会固守自己的观点,无法理解别人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你也许听过下面这个古老的故事:一个男人在河边,站在对岸的女人对他喊叫:「我要怎样才能到河的对岸?」男人吼道:「你已经在对岸了!」
自命不凡。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尼可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自己脑中涌现的许多想法,但别人脑袋里的想法,除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小部分,我们都不得而知。因此,我们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复杂──更深刻、更有趣、更微妙,也更高尚。为了说明这种现象,艾普利在商学院的课堂上问学生,为什么他们想走这一行。[1]大多数的学生都说:「因为我想做有价值的事。」但是艾普利再问他们,其他学生为什么从商,答案大都是:「为了赚钱。」你知道的,别人的动机总是不像我那么崇高……聪明才智也不如我。
客观主义。这是市调人员、民意调查机构、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他们观察人们的行为、设计问卷、搜集数据。这些了解民心和社会趋势的上上策,对个体的观察而言,却是最等而下之的做法。如果你采取这种超然、冷静和客观的立场,就很难看到个体最重要的部分,看不到此人独特的主观性──包括这个人的想像力、情感、欲望、创造力、直觉、信仰、情绪和依恋──也就无从洞悉他的内心世界。
我这一生读了好几百本研究人性的书,获益良多,也读过数百本回忆录、与数千人谈过他们的人生。心得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令人惊奇、无可预测,不是学者和社会学家能够概括的。如果你想了解人性,就必须把焦点放在个体的思想和情感,而不只是群体的数据。
本质主义。人们属于不同的群体,因此我们倾向对他人做出概括性的陈述或推断:德国人一板一眼,加州人悠闲自在。尽管这种概括性的说法有时在现实中有一定的根据,但都是谬误,而且或多或少都是有害的。但本质主义者不了解这点,动不动就会利用刻板印象来为人分类。他们相信某些群体确实具有某种「本质」,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本质主义者认为同一个群体的人都很像,且认为其他群体的人跟「我们」的差异很大。其实不然。本质主义者会犯「堆叠」的错误,也就是对某人有了一点了解之后,就对这个人做出一连串的假设。比方说,某人支持川普,就会认为这个人必然是这样、这样、这样和这样。
停滞心态。有些人对你有了某种看法,这种看法在某个时间点甚至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你后来成长,你出现脱胎换骨的转变。只是那些人未曾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例如你是成年人,已离家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家,发现父母依然把你当成小孩,而你早已长大,不再是那个孩子。这就是你父母的「停滞心态」。
看不见彼此
在此,我指出削弱者的倾向,是为了强调看清一个人是所有难题当中最难的。每个人都是一道深不可测的谜,你只能从外面看他们。我想说的第二点是「看」需要训练和技巧,光「看」是不够的。如果你没上过飞行学校,没受过飞行训练,怎么可能开飞机?要看清一个人,甚至更难。如果你我都没经过训练,看到一个人就只是看到一个人在那里,看到那人的外貌,无法洞悉那个人的内心。如此一来,我们的生活将充斥对社会的无知、陷入彼此目盲的关系。我们以情感的创伤者自居,在这世上有千百万个这样的人:夫妻各过各的,父母和子女形同陌路,而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有如活在不同的星系。
说来可悲,不了解身边的人是很容易的事。在阅读本书时,你会发现,我喜欢用实例来解说,因此我将以一个案例来说明,何以你自以为很了解一个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我要说的例子,来自薇薇安.戈尼克(Vivian Gornick)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经典之作,也就是她的回忆录《激烈依附》(Fierce Attachments)。薇薇安十三岁时,她的父亲因心肌梗塞,一命呜呼。于是,她的母亲贝丝在四十六岁这年,成了寡妇。贝丝本来和丈夫、女儿住在布朗克斯工人阶级公寓,婚姻幸福、美满,然而丈夫撒手人寰,她的世界也跟着分崩离析。在殡仪馆时,她试图爬进棺材,跟丈夫躺在一起。到了墓地,她还想跳进墓坑。接下来,有好几年时间,她常因悲伤过度而精神错乱,突然在地上翻滚,青筋暴露,浑身是汗。
戈尼克在那本回忆录中写道:「我母亲的悲伤是原始的,像洪水席卷一切,而且把空气中的氧都吸走了。」她母亲的悲伤吞噬了其他人的悲伤,使全世界的注意力聚焦在她身上,她是悲剧女主角,女儿则沦为道具。她怕一个人睡,就把薇薇安拉到身边。薇薇安讨厌母亲这么做,只好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就像一根花岗岩柱子。今生今世,一直是如此。「她强迫我跟她睡了一年,之后的二十年,任何一个女人的手碰到我,我都无法忍受。」
有一段时间,贝丝似乎会悲伤至死,然而她没死,悲伤成了她的生活方式。「守寡使妈妈存在于更崇高的境界,」戈尼克写道。「她拒绝节哀顺变,不肯走出悲伤,发现自己的人生因而有了重大意义,这是过去在厨房忙进忙出得不到的……哀悼爸爸成了她的工作、她的身分和她的角色。」[2]
成年后的薇薇安,一直想独立,脱离她那掌控欲强、不好相处的母亲,想要破解母亲施加在她身上的魔咒。但她总是被母亲拉回去。这对母女会在纽约街道散步,走很长的路。两人都爱批评、脾气火爆、不把人看在眼里。她们是亲密的对手,而且都一肚子火。「我跟我妈的关系不好。随着年岁渐长,更变本加厉,」薇薇安写道。「我们被困在一起,被这母女关系捆绑到喘不过气来。」[3]在薇薇安的回忆录中,两人的隔阂部分来自她们带给彼此的伤害。「她的愤怒让她燃烧──这正是我乐见的。为什么不?我自己也在燃烧。」这对母女的冲突也来自代沟。贝丝是上个世纪四、五○年代的城市工人阶级女性,会从那个角度看世界。薇薇安则是六、七○年代的记者、学者,看世界的角度自然和母亲不同。薇薇安认为,她母亲那一代的女人应该更努力反抗周遭的性别歧视,但贝丝则认为薇薇安这一代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是高贵。
一天,两人走在街上,贝丝突然说:「这个世界有一大堆疯子。大家都要离婚……你们这一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薇薇安回击说:「妈,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废话。」
「你说是废话,但这也是实话。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会像你们这样子。我们有秩序、安静、尊严。家庭和睦,人人过着体面的生活。」
「胡扯,」薇薇安反驳道。「那不是体面生活,是假面生活。」
她们最后总算有了共识,同意两代人同样不幸福,但贝丝说:「不幸在今天特别鲜明活生。」[4]此言一出,两人都愣住了。这倒是真的。薇薇安没想到母亲也能说出这样的至理名言,在那一瞬间,不禁为母亲感到骄傲,几乎觉得母亲可爱了。
然而,薇薇安仍在努力争取母亲的认可,希望母亲能了解她对自己女儿的影响。「她不知道她的焦虑会传染给我,她的沮丧会让我溺毙。她怎会晓得?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如果我告诉她,我明明在她眼前,但她把我当空气,对我来说,我就跟死了没什么两样。她听了之后,会瞪大眼睛、大惑不解的看着我。这个七十七岁的老太婆像小女孩,愤怒的吼叫:『你不懂!你一直都不懂!』」[5]
贝丝八十岁时,似乎她和薇薇安都意识到死亡正在逼近,因此母女关系略见缓和。贝丝甚至表现出一点自知之明:「我只拥有你父亲对我的爱。那是我生命中唯一甜美的东西。所以,我爱他的爱。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6]
薇薇安非常愤怒。她提醒母亲,父亲去世时,她才四十六岁,原本还有第二人生。
「你为什么还不走?」贝丝咆哮。「为什么你不离开我?我不会阻止你。」
只是她们的依附过于紧密,已难分难解。薇薇安的回应是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妈,我知道,你不会的。」
《激烈依附》描述看到但没真正看见的问题,精辟入骨。我们看到两个聪慧、有活力、语言表达能力很强的女人。她们这辈子不断的在对话,却始终无法了解对方。戈尼克的回忆录会成为经典之作,因为这本书描述我们为一个人牺牲奉献,知道他很多的事情,还是可能无法真正看见他。一个人可能很爱你,却不了解你。
薇薇安和她母亲看不见对方,一个原因是她们只注意到对方对自己的影响。这对母女老是在唇枪舌战,为了责任该归咎于谁争吵不休。贝丝自己是个问题。她太沉溺于自己的悲伤,不曾从女儿的角度来看,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对女儿的影响。但薇薇安也有问题。她写这本回忆录的初衷,是想创造一种终于能对抗母亲的声音,并找到脱离母亲的办法。但薇薇安一心一意想要挣脱,从未真正问过这些问题:贝丝除了是我的母亲,她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她的童年如何?她的父母是谁?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贝丝如何体验这个世界,也不晓得除了她和女儿的关系,她可能是怎么样的人。其实,这对母女都忙着为自己辩解,无法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
薇薇安书里有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她甚至不知道我在那里。」她自己的母亲不晓得她就在那里。不知多少人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照亮者能看到一个人的全部。这不是自然发生的事。这是一种技艺、一套技能,一种生活方式。其他文化有语词可表达这种方式。韩文中的「눈치(眼力/眼势)」,读音为「nun-chi」,就是指敏于察觉别人的情绪和想法,亦即懂得察言观色。当然,德国人也有这样的语汇:herzensbildung,意指洞视他人的心灵修练。
这种技能到底是什么?且让我们一步步的来探究。
[1] Epley, Mindwise, 55.⤴
[2] Vivian Gornick, Fierce Attachments: A Memoi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7), 76.⤴
[3] Gornick, Fierce Attachments, 6.⤴
[4] Gornick, Fierce Attachments, 32.⤴
[5] Gornick, Fierce Attachments, 104.⤴
[6] Gornick, Fierce Attachments,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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