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得了忧郁症的人做朋友很难,但这是你能做的最善良、最高贵、最好的事情。
现今,公共生活日益令人愤慨,私人生活则愈来愈凄惨。我发现自己常常和陷入困境的人交谈。在这些人当中,有人因忧郁症所苦、有人为了生活挣扎,还有一些人困在悲伤的泥淖里。这是另一种艰难对话,跟上一章描述的严重冲突不同。在接下来的三个章节,我将分享如何陪伴他人度过这些考验──包括忧郁、挣扎和痛苦。尽管我们无法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有办法让他们觉得我们真的了解他们所受的苦。
忧郁症带给我一段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因为我的老友彼得.马克斯(Peter Marks)身受其害。我和彼得打从十一岁就玩在一起。我们一起打篮球、垒球、参加夺旗赛、打橄榄球。我们互相调侃、恶作剧、取笑对方的舞步、揶揄彼此的恋情是烂桃花等,几乎什么都能玩。即使一起吃汉堡也是好玩的游戏,我们夸张的舔嘴咂舌,像唱咏叹调一样赞叹起士的美味。我们的友谊延续了五十个年头。
我太太曾说,他是正常与非凡的罕见组合。此言可说一语中的。他正是这样的人。他身材壮硕,充满阳刚之气,又极其温柔。他是个好父亲,具有无尽的奉献精神,有幽默感,也为自己感到骄傲。他也是个好丈夫,如果你是他太太,必然心怀感激,因为这个人──全世界你最想跟他谈心的人──每晚都坐在餐桌对面,和你说话。
多年来,彼得不时提到有几个同事给他压力,但我不是很了解,直到二○一九年的春天,我们共度周末,我才明白他承受的一切。我太太发现他情况不对。他像灯枯油尽,语调平板,眼神呆滞。六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把我们拉到一边,对我们说:他不再是他自己。其实,我们早已知道。虽然他还在做他最喜欢的事情──打篮球、在湖里游泳──但他尝不到快乐的滋味了。他担心家人,也担心自己,请求我们继续支持他。我这才看清他的痛苦──这是严重的忧郁症。一个问题显现在我面前:你要如何帮助罹患这种疾病的朋友?我没有答案。
我尽力了,但彼得还是在二○二二年四月自杀身亡。这一章是根据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写成,以记录我从椎心刺骨的那三年和那场无谓的悲剧得到的教训。这是痛苦教我的一课。
彼得.马克斯
首先,我想说说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在康乃狄克州的夏令营活动认识的,我们连续十年,每年都参加,后来更担任辅导员,从此成为毕生挚友。彼得英俊、高大、健壮、亲切,还有一股傻气。有一次,他发疯似的,在食堂跳来跳去,愈跳愈高,还一边唱歌。他想跳出食堂时,由于门框顶端约莫两公尺出头,一不小心额头就撞上去了,摔个四脚朝天。我们这些年仅十六岁的小辅导员都觉得很好笑。彼得跟我们同龄,他也觉得自己很滑稽。我还记得他躺在地上咯咯笑,眉毛上有一道瘀青。
有一年夏天,我和彼得带领一支由十二、三岁的孩子组成的垒球队,与一支由十四、五岁的孩子组成的队伍比赛。没想到,我们居然赢了。赛后,我、彼得和孩子们一起庆祝,我们欣喜若狂,高声欢呼,举手击掌,在投手丘上拥抱,挤成一团。我们庆祝的时间甚至比比赛时间来得长──我们的自我肯定像火山爆发,这纯粹的喜悦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时光飞逝,彼得上大学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曾在海军服役,后来上了医学院,成了眼科医师。手术前一晚,彼得总是特别注意自己的作息和身体状态,不会出门,确保自己有充足的睡眠,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做自己热爱的工作。白天帮病人开完刀,晚上他会打电话给病人,关心他们的情况。他太太珍以前也跟我们一起参加夏令营,因此也是我的好朋友。珍常在他身边,听他用温柔、亲切的声音跟病人讲电话。
表面上看来,在我的朋友圈子里,他似乎是最不可能得到忧郁症的人,毕竟他性格开朗、婚姻美满、事业有成,还有两个很棒的儿子欧文和詹姆斯。但他的童年创伤似乎比我知道的要来得多,最后他还是被忧郁症压垮了。
一开始,我不了解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个性。有些人会把问题想得很可怕,想像最坏的情况。我倾向乐观,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总有办法解决。另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忧郁症创造了另一个彼得。我认为自己非常清楚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算他得了忧郁症,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了解。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忧郁症让我看到一个难以想像的深渊。我这才明白,我们这些没得过忧郁症的幸运者,无法从自己历经的悲伤来了解这种病症。正如哲学家西西莉.怀特利(Cecily Whiteley)和乔纳森.伯奇(Jonathan Birch)写道,这不只是悲伤,而是一种会扭曲时间、空间和自我感知的意识型态。
记者莎莉.布兰普顿(Sally Brampton)说忧郁症是一个「冰冷、漆黑、空洞的地方。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要恐怖,甚至比噩梦可怕」。
小说家威廉.史泰隆(William Styron)在《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这本回忆录写道:「一般而言,忧郁症的疯狂和暴力恰好对比。忧郁症也是一场风暴,却是阴郁风暴。一旦风暴来袭,你反应迟钝,几乎瘫痪,心灵能量被抑制到几近于零……我感觉内心在抽搐。我只能形容,这是来自寒夜的绝望,超越绝望的绝望。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痛苦。」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我和彼得透过电话联络。一开始,我犯了一个错:我告诉他如何从这种疾病复原。多年前,他曾去越南,为没有钱看病的贫民做眼科手术。我说,由于这种义举带给他很大的回馈,他应该再去一次。当时,我不了解他已槁木死灰,了无生气,什么也不想做。后来,我才从书中读到,当你告诉一个得忧郁症的人如何可以好转,其实你在告诉他,你根本不明白他的情况。
我试着用心理学家所说的「积极重塑」,提醒彼得他享有的幸福。后来,我从书上看到,由于忧郁症的病人无法享受这些,反而会更难过。我渐渐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朋友要做的不是加油、打气,而是认清现实,聆听、尊重和关爱,不离不弃。
彼得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他就要被恐惧吞噬,害怕他会失去专业技能,不再是治疗者,他也将失去他的身份和自我。彼得谈到他的病,有时似乎有两个他,一个被痛苦笼罩,另一个则冷眼旁观这一切,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与我交谈的彼得就是后者。他分析痛苦,想要找出答案,也求助于名医。他们尝试种种方法,但乌云始终无法消散。有人告诉我,这种病最残酷的一点,就是无法精准的分析痛苦。彼得只是说出大概的事实:「忧郁症糟透了。」他担心为我带来负担,不想让我知道这种病有多恐怖。我知道,直到最后,他有很多事情没告诉我,或者什么也没说。
二○二○年,疫情肆虐全球,人心惶惶,我也担心我会精神崩溃。我向来认为自己是乐观开朗的人,但那一年我常常情绪低落、混乱不安。当你交情最深的挚友正在与心魔搏斗,在忧郁的漩涡挣扎,你也不免沮丧,怀疑自己是否正常。
虽然我的一生都献给文字,但我愈来愈觉得文字帮不了彼得。我真的觉得无能为力。
过了一段时间,我只希望自己正常。我只想做一个随和的朋友。对他,我一直是这样的朋友。对我而言,他也是。我希望能带给他轻松、自在,稍稍缓解他的孤独。彼得很清楚太太、儿子很爱他,朋友也都爱他,但他就是脱离不了自我的桎梏,因此痛苦万分。
彼得走了之后,我更加了解活在当下的力量。「如果你认识的人得了忧郁症,千万别问他们为什么会得这种病,」英国演员史蒂芬.弗莱(Stephen Fry)写道。「请耐心等待,等他们走出绝望的隧道。跟得了忧郁症的人做朋友很难,但这是你能做的最善良、最高贵、最好的事情。」
也许,我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是传一段影片给他。我的友人迈克.葛森(Mike Gerson)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二○一九年初因忧郁症住院治疗,二○二二年十一月死于癌症并发症。他曾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讲道,讲述自己与忧郁症缠斗的经过。他说:「我们脑中有个判断现实的仪器,忧郁症使这个仪器故障。」接着,他谈到他脑海里回荡一个负面、恶毒的声音,要他上当:你是朋友的负担,你没有未来,没有人会想念你。
迈克讲道的影片引发彼得的共鸣,让他觉得有人真的懂他。他也描述自己脑子里有个霸道的声音,一直在强迫他、攻击他。迈克说,忧郁的迷雾终究会消散,他也谈到美和爱会像曙光乍现,提醒彼得「绝望的背面有更好的东西」。我一直向彼得保证,他也有否极泰来的一天。只是,彼得的乌云不肯散去。
我问珍,这些年她在彼得身边学到什么。「我很清楚,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彼得,」她说。「所以我不会往心里去。」我希望我能给彼得更多小小的感动,哪怕只是小纸条和电子邮件,让他知道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杰弗瑞.鲁沃夫(Jeffrey Ruoff)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一篇文章,描述自己的忧郁症。他说,他哥哥多年来寄了七百多张明信片给他,寄自全美五十州、中美洲、加拿大和亚洲,并在卡片上写:支持你。无需回覆。
巴尔札克(Honoré de Balzac)写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我们只想要朋友待在自己身边,其他都无法忍受。然而,安慰的言语却使伤口变得更敏感,让人更感受到内心的痛苦。」
彼得曾提出一些理论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这或许源于他儿时受到的虐待与忽视──以前他曾稍微提过这些事件,直到最后几年,才透露较多细节。
他认为自己的病是生理因素造成的。他说,就像脑部恶性肿瘤,这是随机发生的。就他的说法,我同意一些部分,但我担心他吃太多药了。他尝试许许多多的药物,不停换药。这条治疗之路弯弯曲曲,一下往东,一下往西,似乎没有尽头,令人沮丧。
二○二一年,我们和彼得一家共度感恩节。这时,我只想像过去那样对他,也希望他能像过去那样对我。我们打篮球、玩桌游,度过愉快的周末。我感觉到一点希望。但在那个周末拍的一张照片中,彼得面无表情的坐在沙发上,被阴影包围。有一天下午,他拜托我太太在厨房为他祷告。他悲切的祈求希望。
专家说,如果你认识得了忧郁症的人,可以跟他们讨论自杀的问题。专家强调,通常他们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不是你给他们这个念头。
以前,我和彼得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到他有一个很棒的家庭,太太和两个儿子都很爱他。我和珍一样,跟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所有的治疗都宣告失败,他也愈来愈没信心。
彼得勇于冒险,悬崖跳水、跳火堆都一无畏惧。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他更表现出无比的勇敢、惊人的勇气和毅力,与最可怕的敌人搏斗。分分秒秒,日日夜夜,他熬过了一千多个日子。他的动力来自对家人无私的爱。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珍惜的就是家人。
在他自杀前几天,我们还一起吃饭。我和珍努力找话题。显然,在回家途中,彼得心情更糟。「我怎能不跟我的老友说话?」彼得说。「布鲁克斯可以跟别人说话,我就不行。」
在他生命最后一天,他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书上看到,得了忧郁症的人很难想像自己会好转。我无法证明这点,但以我对彼得的了解,我相信他正在努力说服自己,自杀能帮助他的家人解脱,毕竟他带给他们太多痛苦。尽管你心情像废墟,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自杀能减轻家人负担,我可以告诉你,这百分之百是错的。
「几乎没有人写过忧郁症的荒谬,」《正午恶魔》(The Noonday Demon)作者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写道。「我记得自己躺在床上冷得直打哆嗦,还一直哭,因为我害怕到不敢洗澡,同时我也知道洗澡并不可怕。」我想补充的是,忧郁症是一种苦涩的谎谬。彼得是在小儿子毕业的前几个星期结束生命的。亲情、友情包围着他,他可以付出的太多了。
谦卑面对
如果我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已明白,你不必苦口婆心的劝一个人走出忧郁。你只要表明,你了解他们正在承受的痛苦,那就够了。你可以营造一种气氛,让他们愿意说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有人看见他们,知道他们的苦,就能给他们带来安慰。
我的朋友纳特.艾迪(Nat Eddy)也陪伴彼得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纳特最近写信给我:「如果要帮助得了忧郁症的朋友,尽你所能,让朋友的太太和孩子好好休息一、两个小时,不必担心最坏的事(不过,你也得祈祷这种事不会在你眼皮底下发生。毕竟事情会怎样,谁也说不准)。照你自己的原则去做就可以了。真正的友谊能带来深刻的满足,但也伴随着脆弱和责任。如果假装这些不存在,就是贬低友谊的价值。」
我觉得很难过,没能在彼得在世的时候做到这点。我该陪他,带给他更多安慰。我该让他更了解他对我的意义。但我不会因此内疚。
彼得身边不乏名医,太太和孩子每天也都用爱陪伴他、坚持的支持他。彼得曾说,他发现跟珍说话要比跟任何医师交谈更有帮助。因此,即使我们无法改变已发生的一切,也不该觉得气馁。每一个忧郁症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应该尽可能用爱、毅力和知识来跟病魔搏斗。但就彼得的情况而言,病魔比他强大,也比我们都强大。
我读了很多有关失去家人的疗伤之书,却不大了解朋友死亡带来的悲伤。二○二二年,我终于知道这种悲伤如何让你痛彻心肺。在这一年,我接连失去三位好友──彼得、迈克.葛森,和我在「新闻时刻」(NewsHour)节目的老搭档马克.希尔兹(Mark Shields)──每一位好友离去都带给我全新的打击,教我猝不及防。
彼得的死让我迷茫。我这一生几乎少不了他,我以为理所当然的友谊突然消失了。仿佛我回到蒙大拿,却突然发现所有的山都不见了。
值得欣慰的是,我不时有机会看到彼得的儿子如何因应丧父之痛。欧文和詹姆斯一直在母亲身边安慰她。彼得去世两个月后,我大儿子结婚。珍带着两个儿子来参加婚礼。我非常感激,也很惊讶。在婚宴上,珍在儿子的鼓励下与我们共舞。我们年少时在夏令营就常一起跳舞。舞蹈串起我们数十年的生活。欧文和詹姆斯那晚跳舞的身影一直留驻在我脑海里,我也想起抚养这两个优秀青年的父母,以及我们共有的无数回忆。
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到最重要的挑战。每个人都会在心灵建构自己的现实。在正常情况下,我了解我朋友对现实的看法,因为我俩的看法大抵是重叠的。但忧郁症改变了这一切。如安德鲁.所罗门说的,忧郁症扭曲了他经历的现实,乃至于认为洗澡是件可怕的事。彼得也经历了离奇的现实,他眼中的世界从彩色转为黑白,从此不知快乐为何物,生无可恋。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得了忧郁症的人,让他们觉得有人在听自己说话,有人了解他们,请想像你在窥视西班牙画家达利的世界,一个不符合任何逻辑、没有意义的世界。你要如何教忧郁症病人描述这样的世界?要踏入这样的世界,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只能选择相信,透过灵活思考,谦卑的面对这个事实:那真是一个混乱、没有道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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