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之所以艰难,因为生活环境不同的人建构出来的现实截然不同。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对同一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还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
有鉴于社会分裂日益严重,我开始走访各地。我的工作就是在全国各地明察暗访,了解现况。过去几年,我跟大多数人的对话温暖、美好,但在这个充满怨怼和不信任的时代,很多对话氛围变得困难、紧张、怒气偾张。在南卡罗莱纳的格林威尔(Greenville),我和一位黑人老太太共进晚餐。她义愤填膺,为年轻黑人女性打抱不平。她说,她是一九五○年代在这里长大的,在七十几年后的今天,黑人女孩的处境比她少女时代更糟。在一场棒球比赛,我的反川普立场刺激到一个川普的狂热支持者,口沫横飞的对我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混蛋!你他妈的混蛋!」大约在一年前,我跟我太太在新墨西哥州,接受一个原住民家庭的热情款待。不料,席间这一家的女性大家长看到我们两个白人,就板着一张脸。后来,坐在客厅时,她终于忍不住怒火,为族人遭到的不幸叫屈。我曾在南达科他州跟一位七十岁的长者聊天。他是工人阶级,也是川普的支持者,他告诉我他人生最难忘的一天。那时,他三十四岁,在一家工厂当领班,因为工厂设备升级,他的技术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所以就被解雇了。于是他把私人物品放在一个箱子里,打算悄悄离开。一走出办公室,发现所有员工──约有三千五百人──排成两列,从办公室门口一直排到停车场他车子停放的地方。所有人夹道鼓掌送他一程,也为他欢呼加油。他告诉我,自从被解雇,这三十六年来,他换了不少工作,但愈换愈糟,他和太太也离贫困愈来愈近。这就是下坡路人生的凄凉写照。
因为我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工作,有些人把我看成东岸精英的代表,压垮他们的就是我们这种人代表的制度。我明白这点。我们这些在主流媒体和更大的社会文化机构中的人讲述的故事不包括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迷失而且有被剥夺感。比方说,社会是一面镜子,你照着镜子,却发现自己不在镜中。在这种情况下,你自然会愤怒。
在本书的第一部,我从个人层面讨论,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下,两个人相遇时,需要看到别人以及被看见的技能。你可以把这个部分看成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了解的大学课程。
但是人与人的相遇,不只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遇见另一个独特的个体,也不一定是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之中。我们可能是在孤立、不信任的氛围中遇见彼此。我们也可能是以群体的身份相遇,而且我们相遇时可能分属两个权力不对等的群体。我们在一个红蓝对峙的社会中相遇,我们壁垒分明,隔着怨恨和误解的墙,怒目相向。我们背负着历史包袱相遇──奴隶制、精英主义、性别歧视、偏见、偏执、经济和社会的支配或统治等。如果你假装看不到意识型态、阶级、种族、信仰、身份或其他充满争议的社会类别,就无法了解另一个人。
现在,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一个人,你不但要把眼前这个人看作是一个不可能重复的独特个体,也要知道此人属于哪个群体。你还得看到这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是局内人、局外人、在社会顶端或是在边缘。要做到这点,你可从三个层面来看。这种互相了解可说是研究所水准的教育,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来探讨的。如果第一部的目标是帮助你从个人层面了解一个人,第二部的目的就是使你在这个艰困时期、在社会纷争和激烈冲突之中,了解他人并陪伴在他们身边。
分歧
现在,关于艰难对话,我已有不少经验。我所说的艰难对话,是指在存在多种差异及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的对话。这种对话可能是家人之间的对话,由于支持不同党派、政治立场不同,对话时就很容易撕破脸。也可能是主管与员工之间的对话,主管的权威受到年轻员工的挑战。学生发现自己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而愤怒。民粹主义者觉得精英阶级动不动就背叛他们。这些对话往往始于猜疑、敌意和怨恨。人们也许想建立关系,但他们的交流一开始就有所保留和戒备。
有一次艰难对话让我记忆犹新。那是二○二二年的一场论坛,讨论主题是「文化战争」。「文化战争」一词让我联想到各种争斗,如LGBTQ性别议题、堕胎、公共场所的宗教活动、在学校课堂有关性和种族问题的教学等。那天,有位著名的黑人学者与我同台──我不会透露她的名字,因为我只想就事论事,不希望把这件事搞成私人恩怨。这位学者把「文化战争」看成是对呈现黑人历史真相课程的攻击。在她看来,文化战争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再次抬头。
我同意,对黑人历史教学的攻击是今日文化战争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也同意这些攻击通常被煽动群众的人视为种族主义的口哨。但是我想用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化战争的悠久历史,看更进步与更保守的价值观之间如何发生更广泛的冲突,例如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或是在社区内维持道德观的一致。我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双方都在捍卫正当的道德传统,表达的观点也很合理,虽然我可能比较倾向其中一方。她反驳说,今天对黑人历史的攻击就像南北战争之后对黑人的反击──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私刑盛行,种族隔离制度卷土重来,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的施行。她论道,美国每前进一步,就后退两步,因此今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文化战争。
其实,在那场论坛,我们并没有针锋相对。每个人都很客气。会后,有几位听众和活动策划者告诉我,他们很失望,因为没能看到更多精采的唇枪舌战。但我一直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情感暗流汹涌澎湃。后来,有好几个人跟我提到,每当我讲到文化战争的宏观背景,她都摆着一张臭脸,对我讲的东西表示不屑。我想,在她眼里,我只是个搞不清楚状况的白人,从中性的、三万英尺高的视角看问题,无法了解她每天都活在激烈的文化斗争之中。这种看法,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
所有的对话都涉及某种权力关系。在那场论坛,她可能认为我是拥有权力的人,我是精英媒体的一分子,而她是积极为正义抗争的学者。我代表受益于制度的人,但还有很多人被同样的制度压榨、迫害。尽管如此,我却觉得无能为力,惶恐不已。我是白人男性,正与一位黑人女性讨论种族问题。这位女性在她辉煌的学术生涯中,不断的撰写、思考这个问题。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吗?我开始淡化自己的论点。我局促不安,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这次对话非常艰难,我无法好好导引。结束时,我觉得我该设法多了解她的观点,我也该多坚持自己的观点、阐明解析,探讨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
如何开口就说对话
在过去几年,尤其在那次论坛之后,我一直在研究艰难对话。就这个问题,我向专家请益,也读了不少相关书籍,我最喜欢的几本是亚曼达.瑞普立(Amanda Ripley)的《修复关系的正向冲突》(High Conflict)、莫妮卡.古斯曼的《我从未那样想过》,尤其是凯瑞.派特森(Kerry Patterson)与乔瑟夫.葛瑞尼(Joseph Grenny)、朗恩.麦米伦(Ron McMillan)、艾尔.史威茨勒(Al Switzler)合着的《开口就说对话》(Crucial Conversations)。
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在进行任何艰难对话之前,你必须先考虑情况,再来想你要说什么。对话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要去某一家高级饭店参加会议,你大可做你自己。但是,你如果是只有高中学历、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卡车司机,你必须敏于察觉会场气氛,仔细选择要表现出自己的哪一面。你若属于主流或多数群体,别人怎么看你以及你怎么看自己,通常几乎没有差别。然而,如果你来自被边缘化的群体或长久以来被压迫的群体,你是谁以及别人如何看待你通常存在着鸿沟。所有人在进行艰难对话时,都必须注意这种互动。如果我在一家豪华酒店的会议上遇见一位卡车司机,我会真正对他的工作好奇。我会尽量让他知道,在我面前,他可以放心做自己。
我参加那场讨论文化战争的论坛时,也就走进四百年来美国的种族关系。由于我的工作以及身为美国白人享有的种种优势,社会会提高我的能见度。至于我的与谈人,由于她是黑人女性,社会会降低她的能见度。我俩的相遇,就是高能见度碰上低能见度。尽管她是杰出学者,情况大抵不变。
雷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在《隐形人》(Invisible Man)一书开头深刻的表达因为种族被人视若无睹、听若无闻,也无人了解的悲哀。[1]「你知道吗?我会变成隐形人,只因为别人拒绝看到我,」没有名字的叙述者说道。「我仿佛被坚硬、扭曲的镜子包围。一旦有人走过来,接近我,只看到我周围的东西、他们自己或他们想像的碎片。其实,他们可以看到任何东西,只是看不到我。」艾里森描述这么一个人想要知道「我是否只是别人心中的一个幻影」。如果你处于这种境地,「你会很想说服自己,你确实存在于一个真实世界,你是所有声音和痛苦的一部分,你挥舞拳头,你诅咒,你发誓要让别人认出你来。可惜,似乎不曾成功。」
我学到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每一次的对话都可从两个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开口就说对话》的作者那里学到的。这两个层面就是表面上的对话和真正的对话。表面上的对话就是我们讨论任何主题所说的话,不管是政治、经济、职场等方面的议题。真正的对话则发生在谈话时潜在的情感起伏,潜在的情感起伏是会传递给对方的。你说的每一句,可能让我觉得更安心,也可能让我更觉得受到威胁。我说的每一句,可能向你表达敬意或是不屑。我们说的每一句都揭露各自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些。这就是为什么这对我很重要。这些潜在情感的交流将会决定对话的成败。
《开口就说对话》的作者还提醒我们,每一次对话都是在某个框架当中: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框架就是对话的舞台。那次在讨论文化战争之时,我们确实就对话框架发生争论。我想从一个记者专业、超然的角度来分析我所看见的文化战争,但那位黑人学者看到的文化战争与我完全不同──是对基本正义的攻击。她不想从超然的角度来分析,而是想从参战者的角度来谈。事后回想起来,我想我应该要在她的框架待久一点,而非把对话拉回我的框架。如此一来,她才会觉得受到尊重,也许还能平缓情绪的暗流。
假设你是大学行政人员,一群愤怒的学生来到你的办公室,由于压力的关系,要求延长期末考的考试时间。又如你是一位中年主管,愤怒的员工来到你的办公室,抱怨公司一直还没发布有关某项枪枝管制法规的声明。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你都会想要捍卫自己的立场,把对话拉回自己的框架:在我看来,情况是这样的。这是我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一些问题,你也许还不知道。换句话说,你会想回到自己的框架。毕竟,在自己的框架之中,你才会觉得自在。
但我们最好避免这样的诱惑。一旦有人提到自己觉得被排斥、被背叛或被冤枉,有人向你倾诉他们的痛苦,即使你或许觉得他们在演戏或夸大其词,也不要把对话拉回自己的框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尽可能了解他们眼中的世界。接下来,你要做的是鼓励他们表达,深入了解他们刚才说的。「我想尽可能了解你的观点。我遗漏了什么吗?」即使面临压力和困境,你也能利用好奇心去探索。
别忘了,在任何权力结构中,地位比你低的人会比你更了解情况。仆人对主人的了解要比主人对仆人的了解来得多。如果有人坐在你上面,他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如果你是坐在上面的人,甚至可能不知道下面有人。
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人有一个词很有用。这个词就是「ken」,意指「眼界」或「理解范围」。你可能听过这个片语「beyond your ken」,这种说法来自水手,描述超出他们视野的范围。[2]如果你想与某人深入对话,你就必须踏进他们的视野范围。如果你踏进去,至少表示你想了解他。这是表达尊重最有力的方式。《开口就说对话》的作者认为,在任何对话,尊重就像空气。[3]没有人会注意到空气的存在,一旦消失,大家都会立即发现空气有多么重要。
如果你站在别人的立场──从别人的角度看世界──所有参与对话的人都对共享知识库有贡献。但在困难的对话当中,往往没有可以共享的知识库。一个人讲自己遭受的不公不义,另一个人则讲述自己有哪些冤枉。再讲下去,也只是更仔细描述自己的不幸,而没有共享的知识库。不久,就没有人在听了。很快就会形成「我们/他们」的对立。
在愈讲愈糟、沟通不良之下,每个人的动机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例如,一家公司的两个人为了新的行销策略争论。起初,两人的意图都很明确,全是为了公司好。然而,这两人吵了起来,动机也就出现变化:想要吵赢,证明自己是更聪明、更厉害的一方。这时,他们就会使出下三滥的修辞伎俩,给对方贴标签。所谓的「贴标签」,就是把对方归类于不好的一类:你是反动派。你是守旧派。你太「政治正确」。如果你想毁掉对话,忽视别人,贴标签的确是个好办法。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米卡.古德曼(Micah Goodman)曾告诉我:「如果两个人认为对方错了,为自己的观点辩论,这是好的对话。然而,如果这两个人认定对方有问题,把问题归咎于对方、指责对方,那就是糟糕的对话。」
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是,对话是可以弥补的。如果你发现对话的方向偏了,有些方法可以挽回。首先,你要从冲突中后退一步,和对方一起找出问题所在。你可以这么说:「我们怎么吵起来了?」从而打破僵局。接着,你要做的是沟通专家所谓的「拆分」,也就是澄清自己的动机不是什么,然后说明自己的动机是什么。你可以这么说:「我当然不是想压制你的声音,不让你表达。其实,我希望能纳入你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但我操之过急。我应该先停顿一下,好好听你说完,这样我们才能从现实建立共识。对不起,刚才我对你不尊重。」
然后你必须重新确定对话的共同目的。具体做法是扩大目的范围,涵盖两个人都想达成的目的。「尽管我们对行销计划有不同的想法,但我们都对产品很有信心,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产品。我认为我俩都想让公司更上一层楼。」
最后,你可以利用分歧,化危机为转机:意见分歧也是建立深厚关系的好机会。你可以说:「刚才我们都有点情绪化,乃至对彼此发火。但至少我们都敞开心扉,表露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我们犯的错,因为我们都很激动,反而有机会更了解彼此。」
这些年来,我发现对话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生活环境不同的人建构出来的现实截然不同。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对同一个世界有不同的看法,而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
认知差异
让我最后再用简要的认知科学研究来说明这个关键点。维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斯.普罗菲特(Dennis Proffitt)是研究感知的专家。他想知道人如何建构自己的现实,有时是很基本的东西。例如,他对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进行广泛研究。我们通常会高估山丘陡峭的程度,[4]即使是在旧金山这个坡度很陡的城市。普罗菲特在实验中请几组学生估计维吉尼亚校园山丘的坡度。校园里有个小丘实际坡度是百分之五,但参与实验的学生估计坡度为百分之二十。有一天,普罗菲特看最近一批实际数据,赫然发现学生的估算变得精确多了。普罗菲特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深入调查这个谜样的现象,发现参与最近一次实验的是维吉尼亚大学女子足球校队的成员。她们觉得小丘没那么陡,因为她们是国家大学体育协会认定为第一级(最高层级)的优秀运动员,走上坡度为百分之五的小丘一点也不费力。你如何看待一个情况,取决于你面对这个情况的能力。
自从普罗菲特发现这个现象之后,[5]他和其他研究人员一再看到同样的现象。跟没有背背包的人相比,背着沉重背包的人感觉山丘坡度较陡,因为背着背包往上爬比较吃力。刚喝过能量饮料的人,与没喝的人相比,看到的坡度比较平缓。一边听悲伤音乐(马勒《第五号交响曲》第四乐章小慢板),感觉坡度较陡,听轻快的乐曲则觉得好爬。体重过重的人会觉得路走起来更远。在棒球比赛中,打击手状态良好,投手投过来的球看起来比较大。网球选手如果打得顺,也会觉得对方发过来的球似乎变慢了,比较好应付。
普罗菲特和德瑞克.贝尔(Drake Baer)在后来合着的《感知力》(Perception)一书中写道:「我们会把个人的心理体验投射到世界中,误以为我们的心理体验就是现实世界,不知感知其实是由感官系统、个人史、目标和期望塑造出来的。」[6]
普罗菲特的研究建立在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 Gibson)提出的早期理论上。[7]一九四二年,美国陆军航空队找上研究视觉感知的吉布森,问他一些基本问题:飞行员如何使飞机降落?如何能使他们做得更好?吉布森说,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时,会寻找采取行动的机会。我要如何适应这种状况?我能在这里做什么?在这种状况下,有哪些可能性?用吉布森的语言来说,我们看到了「可供性」(affordances)──也就是环境和物品能提供给人(或动作)的意义和价值。与一个拿着矛的猎人相比,拿着枪的猎人看到的视野更加广阔,因为他的行动范围更大。拿着枪的警察要比拎着鞋子的警察更能看到其他拿着枪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百分之二十五的警察枪击事件涉及了手无寸铁的嫌疑人。普罗菲特和贝尔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感知的世界,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显现的面目。」[8]
我第一次读到「可供性」时,并不觉得这个概念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发现,无论走到哪里,我随时都透过「可供性」来看每个地方。我们会不知不觉的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体力、智力、社会和经济能力能让我做什么?如果你、我和一群人去爬山,即使是同一座山,每个人看到的山会因自己的体能状况而有所不同。富人和穷人眼中的尼曼马库斯百货公司截然不同,因为富人有购买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穷人则什么都买不起。我在耶鲁大学教书时,学生看到的校园和纽哈芬当地居民看到的大异其趣。学生能在校园里上课、利用学生证进入学校大楼,校园看来就是由不同建筑物组成的集合体,每一栋建筑都有其用途和可能性。反之,校外人士不能在这里上课,也不能进入大部分的大楼,这个校区看起来比较像是个庄严、巍峨的堡垒。我常看到附近居民在纽哈芬绿地闲晃,但我几乎从未见过他们在耶鲁校园散步,尽管校园就在对面。
艰难对话之所以必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必须问别人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以了解对方的观点,例如问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的认知差异深深根植于意识底下、隐秘的心灵领域。一般来说,在我们提出问题之前,我们不知道彼此的差异有多大。
我们无法让艰难对话变得容易。你永远无法完全了解一个生活经历与你截然不同的人。生活经验千百种,我永远不知道身为一个黑人、女人、Z世代、天生残疾者、工人阶级、新移民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每个人都有其神秘的深度。不同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必须怀着尊重和敬畏之心来面对这些差异。我发现,如果你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用心观察他人、倾听他人的声音,你真的可以了解他人的观点。我还发现,把不信任转换成信任,互相尊重,不是不可能的事。
作家常收到充满辱骂字眼、愤怒情绪的信件,我也不例外。我也和其他作家一样,发现如果你以尊重和好奇的方式回覆这些电邮,对方的语气几乎会马上出现转变,突然间变得客气、亲切、更有人情味。所有人都希望有人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只要给他们机会,大多数的人都愿意努力变得和善、体贴、宽容。很多人都渴望消弭这个社会的分裂与对立。所有对话都根植于一个基本的现实:共同的奋斗、相同的经验,以及共同的快乐。即使是在社会冲突和艰难对话之中,我总想起罗马剧作家泰伦斯(Terence)那句伟大的人文宣言:「我是人类,人类的一切,我都感同身受。」
[1]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New York: Vintage, 1995), 4.⤴
[2] Guzmán, I Never Thought of It That Way, 53.⤴
[3] Kerry Patterson, Joseph Grenny, Ron McMillan, and Al Switzler, Crucial Conversations: Tools for Talking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New York: McGraw-Hill, 2002), 79.⤴
[4] Proffitt and Baer, Perception, 38.⤴
[5] Proffitt and Baer, Perception, 39.⤴
[6] Proffitt and Baer, Perception, 6.⤴
[7] Proffitt and Baer, Perception, 56.⤴
[8] Proffitt and Baer, Perception, 20.⤴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