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启蒙主义思想潮流
启蒙主义思想在俄国出现的条件于数十年间逐渐发生着变化。这一进程虽发端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俄国的强制西化，但历史学家仍认为，启蒙运动直到18世纪下半叶，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96）初年方才开始。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普列汉诺夫文集》（G. Plekhanov, Istoriia russkoi obshchestvennoi mysli, in Sochineniia）（第二版，莫斯科-彼得格勒，1920—1927），第22卷，第307页。彼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俄罗斯国家最迅速、最有效的军事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18世纪上半叶杰出领袖们对启蒙运动的态度是“着眼于启蒙运动直接的、实际的利益” 。他们未曾料到，政治和社会制度或也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他们对独裁制度的“摩西遗训”深信不疑，认为它富有文明的使命，能够唤醒国家，引导国家走向启蒙和进步。就连伟大的俄国科学家、诗人、文学理论家和莫斯科大学的创始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亦持同样信念。
然而在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某种类似独立的公众舆论的东西开始出现，它有异于开明的宫廷人士所持的观点。此时对西化的社会效果和道德效果以及西化的未来前景进行评估，时机似已成熟。如今人们对道德问题更为敏感，这使得人们对现实更具批判眼光，对眼下的恶有更广泛的认识。反省的进程一旦开始，人们便会在那些由社会制度和政府权威所奠定的、之前貌似确凿无疑的原则中寻找恶的根源。现代的政治反对派由此现身，这自然会削减“开明的”独裁政权的改革热情，而由此导致的镇压反过来又强化了当局和国家知识精英之间日趋激烈的冲突。
在这一进程中，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哲学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盛行于俄国。俄国启蒙运动事实上成熟于法国启蒙思想所造就的氛围，其中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对于各种被盲目接受的传统和社会制度所持的批判态度，我们后面将看到，就连那些启蒙运动最坚定的敌人也曾受到这一氛围之影响。
第一节 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启蒙哲学
女皇本人起先鼓励法国思想的涌入，更为重要的是，她甚至试图把法国启蒙哲学用作其内政和外交工具。 她希望激起一场智性运动，她能自上而下地加以引导，掌控主动权。叶卡捷琳娜还被称为“哲学家君主”中的一位，尽管这一称谓可能是对她过于奉承的描述。伏尔泰在给达朗贝尔的一封信中写道：“像我们漂亮的叶卡捷琳娜这样的学生，并不能给哲学带来什么收益。”然而在对俄国哲学史的叙述中，叶卡捷琳娜不应被忽视，甚至可以说，她的角色至关重要，不是因为她本人做出的贡献，而是因为她那个时代所有更为杰出的俄国思想家均必须关注她的思想，并与她进行或公开、或伪装的讨论。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44页。普列汉诺夫引用了冯维辛（见本书第34页【本书页码为原纸书页码。】。注释中所引的本书页码见本书边码，下同）的话：“如果他们先于我们在这里生活，那么我们至少在开始生活时可以选择我们希望的方式，以避免在这里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罪恶。我们开始，他们结束。”“后发优势”概念后被恰达耶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所采纳。对叶卡捷琳娜雄心勃勃的天性构成诱惑的是这样一个愿景，即做一位“开明君主”，用其权威改变持续至今的“非理性的”历史进程。她有无限的功名欲望，有震惊世界的追求，与此同时，她似乎又比其他统治者有更大机会来实现她的愿景。她是一个外族人（她是德国不起眼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公国的王室成员之一），因此对于她的俄国新家，她没有任何或赞成、或反对的偏见。至少在形式上，她拥有绝对权力。此外，在她所统治的国家，古老的传统被视为开明君主理性意志之障碍，已被彼得大帝的暴力改革所推翻，所破坏。狄德罗特别强调过后一种情形。狄德罗在写给叶卡捷琳娜的《关于治安的历史散文》一文中宣称，对既有立法制度的改革不可能在法国施行，因为它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关联过于紧密，而在俄国，“殿下却幸运地能承受一切，也幸运地仅渴求更佳”。狄德罗认为，彼得大帝的俄国是一个新兴社会，它不受古代僵化传统的阻碍，因此特别容易成为一位明智立法者之创造性意愿的试验田。“这个至今无所作为的民族多么幸福啊！”
叶卡捷琳娜即位后与法国百科全书派（伏尔泰、狄德罗和格林）保持频繁通信。她自称是他们的学生，并承诺要实现他们的目标。鉴于《百科全书》的出版在法国所面临的困境，她甚至提议在俄国出版剩余各卷。这一提议在“哲学家的共和国”赢得热情回应。伏尔泰在给狄德罗的信中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多么惊人啊！法国在迫害哲学，斯基泰人却在为它提供保护。”叶卡捷琳娜试图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她本质上是一个共和党人，目标是渐进式地废除专制制度。她甚至试图联系卢梭这样的激进思想家，并邀请卢梭访问俄国。卢梭既未接受邀请，也未接纳十万卢布的报酬，他称这是“俄国暴君”在试图贬损他在子孙后代心目中的名誉。然而，其他启蒙哲学家却对叶卡捷琳娜的姿态印象深刻。狄德罗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说，她把“布鲁图的灵魂和克利奥帕特拉的魅力融为一体”。他在给叶卡捷琳娜本人的信中则宣称：“伟大的女皇，我跪在您的脚下，我向您伸出我的双手；我想与您交谈，可是我的心在抽搐，我的大脑晕眩，我的思想混乱，我像个孩子一样深受感动。”
为进一步博取“开明君主”声誉，叶卡捷琳娜承诺引入诸多重要的立法改革。1767年，她召集一个旨在编纂新法律的法典委员会，还亲自起草委员会章程，她在其中自如地使用了一些借自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著作的公式。她肯定自己对启蒙主义的自然法理论的信仰，并承诺将俄国变成一个守法国家，这个国家将尊重所有人的自然权利。她宣布：“上帝保佑，在这些立法措施完成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俄国更公正，能比俄国更繁荣。我们的立法初衷也可能难以实现，我不希望我活着看到这种不幸。”
一个重要事实使得人们对这一声名远扬的宣示之真诚表示怀疑，即《章程》用数种语言出版了面对外国读者的豪华版，但在俄国境内，叶卡捷琳娜却禁止其传播。
法典委员会由564名各阶层代表组成，其中包括代表国家农民的100多名代表。然而，占农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奴阶层却无代表，他们的命运甚至在委员会成立之前即已决定。叶卡捷琳娜即位后不久即巡访俄国各地，收到500多份农民的绝望请愿书，其结果却是在1765年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农民抱怨其主人；另一方面，贵族们却有权惩罚农奴，将他们流放至西伯利亚。
用普希金的话来说，叶卡捷琳娜的委员会不过是“一场表演粗俗的闹剧”。委员会的审议活动变成了对女皇的集体赞美诗。然而，也有几位代表敢于提出超出《章程》建议的一些想法：尤里·科泽尔斯基对世袭贵族的特权地位进行激烈攻击；商人们要求扩大他们的权利；格里高利·科罗比因以及国家农民代表伊万·楚普罗夫甚至请求通过“合理的、人道的”立法来弱化农奴制。辩论开始失去控制，于是不足为奇，叶卡捷琳娜以俄土战争的爆发（1768）为借口解散法典委员会，该委员会此后再未召集。
此事还有另外一面。法典委员会的实验之失败不仅是虚伪的专制君主的失败，同时也是“开明君主”的失败。公众对选举的态度就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多数选民显然认为，代表职能是每人都应竭力逃避的一种负担。比如，一些最不受欢迎的人被选为代表，这些代表滑稽地抱怨，他们被选中是“受到刁难”。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以及选举人向代表们提供的详细建议，使得叶卡捷琳娜得以了解俄国生活的真实状况。毫无疑问，他们使她确信，确保人类的幸福并非易事，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要维持现状，试图在一个连废除刑侦酷刑的建议都会遭到激烈反对的社会推行启蒙哲学的人道说教，不啻下策。
由图梅克斯刊于《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J. M. Toumeux, Diderot et Catherine II）（巴黎，1899）一书。叶卡捷琳娜与法国启蒙哲学家们的调情同样也不轻松，事实上，仅格林一人成为俄国女皇的准代理人。狄德罗、达朗贝尔和伏尔泰很快便对他们那位自封的门徒不再抱有幻想（在法典委员会存在时期，他们三人甚至曾将她与梭伦和来库古相提并论）。的确，他们继续赞扬她，但目的仅为对她至少保持一些影响。叶卡捷琳娜并未被这一策略所骗，这在她写给格林的一封信中可以窥见端倪，她在信中写道：“这些人经常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她自己对百科全书派的态度也越来越模棱两可。尽管狄德罗一再提醒，她也做过庄严承诺，但《百科全书》的新修订版始终未能在俄国面世。1773年，狄德罗亲自访问俄国。他在逗留圣彼得堡的五个月间曾与叶卡捷琳娜长谈，他留下的笔记读来饶有兴味。
圣彼得堡给狄德罗留下令他沮丧的印象：在这座拥有巨大宫殿和政府大楼的城市，一切都在见证专制统治的无限权力，几乎没有任何一条普通的街道，也没有任何积极的、独立的公共生活之迹象。他指出：“长期的压迫传统造成一种沉默和不信任的整体氛围，造成脑海中的恐惧回忆，这与法国人或英国人自由、自信的心态所造就的高尚的开放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在回答“俄国的治理为何比法国更糟”这一问题时，狄德罗说道：“因为个人自由在这里被降低为零，上级的权力仍然过大，人的自然权利仍然受到过多限制。”他试图说服叶卡捷琳娜，“公正和开明的专制制度”中同样存在危险，因为它鼓励这个国家沉湎于“甜蜜但致命的睡眠”。狄德罗对女皇说：“在有过三任伊丽莎白这样的君主之后，英国人将会被没有痛苦地统治很多年。”女皇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表示同意。
狄德罗问女皇，是否有规约贵族与其农奴之关系的法规，叶卡捷琳娜却仅仅回应说，法律上的保障并无必要，因为“每个农夫都会关照能为他提供牛奶的奶牛”。
狄德罗煞费苦心地提醒叶卡捷琳娜，她曾承诺重新召集法典委员会，他甚至敦促她将法典委员会改为一个永久性代表机构。女皇问他：“这是否意味着您建议我组建一个英国式的议会呢？”他答道：“我相信，只需殿下挥动一下魔杖，此事明天就会发生。”他试图使她意识到这种机构能够带来的诸多好处，他建议：“即便这仅能给人一种自由的幻觉，它也会对民族性格产生影响。国家要么必须是自由的，这当然是优先考量，要么至少必须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因为这种信念会派生出许多有价值的结果。”
自俄国返乡途中，狄德罗重读了叶卡捷琳娜的《章程》并写下其评论。例如，他建议，叶卡捷琳娜若想避免成为一个暴君，她就必须正式放弃其绝对权力。然后，他再次指出，人民有权罢免违反法律的君主，甚至可对其实施死刑。叶卡捷琳娜是在狄德罗死后才收到这些评论的，毫不奇怪，她是不会着迷于这些言论的。在给格林的一封信中，她对这些评论做出反驳，认为它们“全是胡言乱语，既缺乏对问题的理解，也缺乏判断力和洞见”。
后来，叶卡捷琳娜试图诋毁狄德罗，把后者描绘成一个天真的、不现实的梦想家。她喜欢重复自己对狄德罗的计划做出的回应：“您是一位哲学家，您在纸张上工作，纸张能承受一切；而我这个可怜的女皇，却在人类的皮肤上工作，人类的皮肤要敏感得多。”她的话很有道理，尽管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天真的与其说是狄德罗的计划（他准备随时做出必要的改变），莫如说是他对叶卡捷琳娜的善意之信赖。
应该补充一点，狄德罗访问俄国时恰逢普加乔夫起义爆发，因此可以说他来得很不是时候。普加乔夫叛乱（1773—1774）是由一位顿河哥萨克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位顿河哥萨克自称是幸存的沙皇彼得三世，他许诺给农民以“土地、草场和森林”，还有“胡须”，换言之，即回归彼得改革之前俄国的旧传统。这次叛乱得到广泛支持，来自乌拉尔地区的铁匠和巴什基尔部落的成员也加入其中，这次起义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农民战争，它对帝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镇压叛乱后，叶卡捷琳娜进入其所谓“立法热情”的第二阶段。她如今拒绝接受自然权利论，并选择保守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作为她的导师，而不再是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在她的新立法中，一种冷静的、务实的调性取代了之前的自由主义措辞。此次立法的主要目的，显然是借助建立一种隶属于沙皇官僚体制的自治机构来加强贵族的地位。叶卡捷琳娜如今把她著名的《章程》称为“空谈”，并如此总结她在位早期的种种努力：“我的抱负自身并不太糟，但或许我过于自负，相信人可以变得理性、公正和快乐。”
同样重要的是，叶卡捷琳娜如今从贵族沙龙的亲法热情和肤浅的伏尔泰主义转向外省小贵族特有的原始民族主义。她用先入为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来为分割波兰的行为和她的巴尔干政策辩护，她开始对旧的传统产生兴趣，沉湎于俄国历史。她珍视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旨在表明，法国和苏格兰许多山脉和河流的名字均源于斯拉夫语，墨洛温王朝可能起源于斯拉夫部族，甚至连路多维奇（Ludovic）这个名字也源于斯拉夫语（即Lud+dvig，俄文为Люд+двиг）。在一本书名十分能说明问题的作品《解毒剂》（1770）中，她对沙普公爵恶意的反俄评论做出驳斥，她试图证明俄国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在遵纪守法、国泰民安等方面远超西欧。
法国大革命是最后一击。起初，叶卡捷琳娜把这完全归因于路易十六的战术失误，在一次谈话中她曾对赫拉波维茨基公爵说，如果她是法国国王，“我就会邀请雄心勃勃的拉法耶特加入我这一方，让他成为我的保卫者。请注意我在登上王位后是怎么做的”。
这一自白提供了许多线索，可以用来揭示叶卡捷琳娜的诸多策略，包括她与启蒙哲学家们的调情。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却表明，有些情况过于严重，使得此类战术技巧根本无法实施。法国国王被处决，这使她“像被锤击一样震惊”，并使她最终与百科全书派分道扬镳。她把他们的雕像一尊接一尊地搬离冬宫，仅余一尊伏尔泰的雕像。最终，就连伏尔泰也被放逐到冬宫的地下室。
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立即开始对付俄国启蒙运动的那些激进思想家：1790年，拉季舍夫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792年，诺维科夫未经审判就被囚禁于施吕瑟尔堡要塞。
第二节 俄国启蒙哲学的兴起
且不论叶卡捷琳娜对理性时代思想的真实态度，她在位早期的氛围仍有利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广泛涌入俄国，也激起了人们对哲学的更为积极的兴趣。这有助于减少沃尔夫主义（Wolffianism/вольфианство，沃尔夫于1750年代主导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科学院，甚至俄国的多家神学院）的影响 ，使得真正的启蒙哲学得以在俄国出现，这种哲学由专业的哲学家研究，它逐渐摆脱了宗教的影响。
请勿将他与他的兄弟、同名的法典委员会代表尤里·科泽尔斯基混淆。这一思潮中的典型人物即雅科夫·科泽尔斯基（Yakov Kozelsky/Яков Козельский，卒于1793年之后）。 科泽尔斯基1728年前后生于乌克兰，后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接受教育，并于1768年发表《哲学建议》，这是俄国作者笔下第一部系统的哲学思想阐述。此书仍有沃尔夫主义的思想痕迹（如材料的图示排列、强调定义而非分析等），但也有试图摆脱沃尔夫影响的惊人尝试。沃尔夫的弟子鲍迈斯特所编纂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等方面的通行教科书，在科泽尔斯基这里受到严厉的批判分析，其中的卖弄学问姿态和对一些无意义问题的刻板关注遭到科泽尔斯基的嘲笑。科泽尔斯基采用自然神论立场，却并未尝试构建一个“自然神学”体系。他捍卫哲学的自主性，反对目的论倾向，反对利用哲学来维护神启和神学教条，而后者正是沃尔夫护教学说的典型特征。他还批判了沃尔夫的唯心主义，并拒绝灵魂作为一个完全自主的精神单体的概念。在肉体和灵魂之关系的问题上，他更接近唯物主义（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而在不朽的问题上，他显然完全不曾发表评论。面对沃尔夫学派的权威，科泽尔斯基提出伏尔泰、爱尔维修、孟德斯鸠和卢梭作为对峙。在道德哲学方面，他曾提及夏夫兹博里，他读过后者著作的法语译本。这样一个事实体现了他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和广泛阅读，即在《哲学建议》面世两年后，他发表了他翻译的一些哲学论文和道德哲学论文（单独发表），其中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中的词条。
科泽尔斯基将哲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自然的”、“逻辑的”和“道德的”真理之原因的科学。它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理论哲学，其中包括逻辑哲学（一般的知识理论）和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心理学）；二是实践哲学，其中包括法理学（伦理学和法律科学）和政治学。在认识论中，科泽尔斯基支持一种温和的感觉论，他援引过爱尔维修，但反对将概念简化为感知。他将本体论定义为物的科学，“物”即一切“可能的事物”，但物的内在本质是不可知的（这是一篇旨在保护哲学免受经院哲学之危害的论文）。在心理学这门研究意志和理性之获得的科学中，科泽尔斯基以爱尔维修的《论精神》为基础，但为避免与教会发生公开冲突，他降低其主要论点的调门，并不无折中地掺入了沃尔夫的某些思想。
对科泽尔斯基而言，实践哲学最为重要。虽然他的阐述大多是理论上的，但他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即希望他书中阐述的人道主义原则能对法典委员会的工作产生一些影响。他接受自然法则理论，这使他会对专制体制发出谴责。尽管他支持开明的专制体制，但他却认为，从理论的角度看，最完美的制度还是共和制。他写道，普通人的无知令人遗憾，但在他们“开化”之前，有必要改善他们的处境。他钦佩卢梭，认为卢梭是“实践哲学”最伟大的倡导者，他也接受卢梭对自然状态的理想化，但科泽尔斯基也意识到（正如卢梭本人那样），人的这一首要状态已不可挽回地丧失殆尽，当下必须尽一切努力利用社会状态的积极一面。他谴责奢侈和极端的不平等，他捍卫体力劳动的尊严，甚至提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的理想。在其伦理学中，科泽尔斯基追随的是夏夫兹博里而非爱尔维修，他认为美德高于理性，道德训练高于智力教育。他建议用美德来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用开明的自私，因为美德会带来团结和互助。他甚至建议，遭遇不幸的人应得到整个社会的帮助。政治学也应建立在伦理学的原则之上，科泽尔斯基将政治学定义为这样一门科学，即它能以最有效、最公正的手段实现公正的目标。他虽然认同防卫的必要性，但他谴责旨在征服（包括殖民征服）的战争，认为一个国家的防卫能力不仅取决于其军队的力量，而且甚至主要取决于其内部关系。
在《哲学建议》发表20年之后，科泽尔斯基出版了一部哲学对话录，题为《两位印度人迦兰和易卜拉欣关于人类认知的思考》（1788）。这篇对话录原本拟作为一部更庞大作品的开篇部分，其中包含对自然史的哲学思考，其观点在许多方面均很接近唯物主义。
德米特里·阿尼奇科夫（Dmitry Anichkov/Дмитрий Аничков，1733—1788）对俄国哲学讨论标准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哲学家兼数学家，是莫斯科大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论自然神学的本质和起源》（1769）、《论人类认知之属性》（1770），拉丁文论文《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1782），以及《论阐释灵魂与肉体最密切关系的几种不同方式》（1783）。
这些著作中的第一篇无疑是最具独创性、最典型的启蒙主义思想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阿尼奇科夫将宗教的起源归因于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归因于“幻觉”或曰想象的活动，归因于“钦佩”或曰英雄崇拜，亦即无知的大众对那些拥有非凡体力、敏捷和天赋之人的崇拜。在讨论宗教如何转变为有组织的崇拜时，阿尼奇科夫强调，牧师和神权统治者出于物质利益考虑，会有意识地采取口是心非的策略。他的主要材料源自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和18世纪旅行家们记录的有关原始民族信仰的故事。他在《论自然神学的本质和起源》中提出的观点在理论上仅涉及异教，但这些观点却在教会和保守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对。主教公会下令公开焚烧几乎所有版本，仅有几册幸存。一段时间过后，阿尼奇科夫被允许出版《论自然神学的本质和起源》的一个新版本，前提是必须进行众多修订。他还被迫修改书名，以便确凿无误地表明，他的著作仅涉及“不开化民族”的宗教。
阿尼奇科夫在他讨论认知问题的论文中讨论了先天观念论，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大脑中的一切均为先前被感受到的东西。与此同时，他追随科泽尔斯基反对极端的感觉论，认为认知包括三个阶段，即感觉感知、感觉印象生成概念以及借助这些概念进行思考。在列举错误的生成原因时，他推崇培根的偶像理论，并表达了对笛卡尔方法论怀疑原则的支持。在另一篇关于认知障碍的论文（发表于1774年）中，除其他问题外，他还对自然和环境在智性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一些典型的启蒙主义看法，他特别关注与迷信民众的接触可能带来的有害影响。
在那篇关于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文章中，阿尼奇科夫讨论了唯物论、唯心论和二元论。在二元论的支持者中，他对信奉莱布尼茨“先定和谐”的偶因论者与逍遥论者进行了区分，阿尼奇科夫更推崇逍遥学派的观点，因为他们假定灵魂作用于肉体，而非两个完全独立的现象序列在相互对峙。道德论据是决定性的，阿尼奇科夫因此拒绝了作为莱布尼茨体系和马勒伯朗士体系之基础的肉体和灵魂二元论，因为它暗示灵魂不对肉体的罪孽负责，肉体无力预防犯罪，如此一来，它便毁坏了道德的基础。
谢苗·杰斯尼茨基（Semyon Desnitsky/Семен Десницкий，卒于1789年）在其简洁的《圣事的法学思考》（1772）中提出的宗教起源论，近似于阿尼奇科夫的观点。在这部著作中，杰斯尼茨基将宗教的起源归结为恐怖、无知和拟人论，尽管他很自然地将基督教视为例外。杰斯尼茨基是俄国第一位理论法学家，他出版了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前三卷的注释译本，他或许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杰出，也最具独到见解的启蒙思想家。他出身乌克兰一商人家庭，先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去格拉斯哥，师从亚当·斯密。1767年回到俄国后，他接任莫斯科大学法学系主任。对于其知识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无疑就是他在苏格兰的留学，这使他把不列颠而非法国视为哲学的故乡。在他的著作《论直接简便的法学教学法》（1768）中，他提到霍布斯、西德尼、洛克、伯克利、曼德维尔、博林布鲁克、哈林顿、哈奇森等人，更重要的是，还提及伟大的苏格兰学者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他把亚当·弗格森的名字也加入这份名单，这十分耐人寻味，因为亚当·弗格森的影响似乎构成杰斯尼茨基社会哲学中最为典型、最有价值的方面，即他能将社会现象视为历史进化过程的一部分。
杰斯尼茨基以普芬道夫为例，批判了传统的、抽象的自然法理论，建议人们不要专注于“人类的想象条件”，而应更恰当地研究所有权、财产和继承权的历史起源和演变。他在其论著《各民族关于财产和各种社会关系形式之观点的法律思考》（1781）中发展了这一思路。在这篇论述中，他依据经济标准区分出社会进化的四个阶段，即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进化规模上的最高阶段）。杰斯尼茨基写道，这里的每一阶段均与某种特定的所有权形式相关，私有财产仅出现在农业阶段，而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即自由处置物品的权利，自非法占有者处夺回物品的权利），直到商业阶段才获得充分发展，取代其他形式的所有权。政府的法律和方式取决于在既定社群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取决于适应这些关系的所有权形式。
杰斯尼茨基认为，家庭的进化也受类似法律之约束。在论著《关于婚姻的原则和起源的法律思考》（1775）中，他认为两性关系与社会进化的阶段密切相关：在狩猎阶段没有制度化的婚姻形式；在游牧阶段出现一夫多妻制；在农业阶段出现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在商业阶段，给予女性平等权利的条件业已成熟（尽管一夫一妻制原则仍然存在），杰斯尼茨基热情支持这种进展。
见乌捷钦：《俄国政治思想简史》（S. V. Utechin,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 A Concise History）（纽约和伦敦，1964），第55页。 见《18世纪下半期俄国思想家著作选》，第1卷，第290—291页。杰斯尼茨基关于国家权威之起源的观点也值得研究。他放弃“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договор）概念，认为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原因可追溯至人类天然的不平等。 对于原始人而言，体力上的强壮至关重要，他们的领袖因此只可能在身体强壮者中选出。在后来的历史阶段中，智力上的不平等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越来越需要心计、智慧和远见。在商业阶段，财富成为决定性因素，正是这一点如今决定着统治精英的影响以及获取财富的途径。杰斯尼茨基认为，这导致了商业阶段社会制度的某些负面特征，他在对布莱克斯通著作所做的注释中强调，百万富翁的游说团体对英国政府和司法机构产生了有害影响。 然而，他相信商业阶段代表一个进化高峰，因为商人阶级为国家的权力、财富和统一做出最大贡献，使中央集权战胜了各种分离倾向。
平民知识分子一词指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后接受过教育的人士，他们必须自食其力。值得注意的是，杰斯尼茨基已使用此词。这一简短的介绍清楚地表明，杰斯尼茨基的社会哲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当他试图将之付诸实践时，这一点就变得愈加明显。1768年，在建立法典委员会的过程中，杰斯尼茨基向叶卡捷琳娜提交一份草案，题为《关于在俄罗斯帝国建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的呈文》。他的草案提议，作为永久性代表机构的参议院每五年选举一次，该机构在理论上仅有咨政功能，但毫无疑问，杰斯尼茨基希望确保对专制体制施以某种形式的控制和限制。参议院由600—800人组成，不仅自贵族（包括没有土地的穷贵族）推选，还要在商人、工匠、神职人员和大学教师中选出。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中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raznochintsy/разночинцы） 就将在代表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便不能扮演主导角色。
杰斯尼茨基的计划还要求重组财政政策、行政部门和司法系统（其中包括引入公开审判）。他还触及农民问题，但他仅提出了一些谨小慎微的建议，比如禁止出售没有土地的农民，不得仅仅为了向庄园提供家仆而违背农奴的意愿，分割他们的家庭。
科泽尔斯基、阿尼奇科夫和杰斯尼茨基的名字在他们身后不久即被遗忘，后被苏联学者重新发现。总的来说，这种忽视是不公正的，他们或许不是杰出的智者或伟大的文学天才，但在当时的俄国，他们依然是主张引进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先驱人物。
第三节 尼古拉·诺维科夫与共济会
在18世纪俄国，理性时代的精神和思想借助通俗文学的形式得到传播，这些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并非某一位职业哲学家或大学教师，而是作家和讽刺作家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Николай Новиков，1744—1818）。
诺维科夫的讽刺作品在勃拉戈伊的《18世纪俄国文学史》（D. Blagoy, Istoriia russkoi literatury XVIII veka）（莫斯科，1946）一书中得到详尽讨论。诺维科夫的家庭属于贫穷的乡村贵族。他就读于莫斯科大学附属中学，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完成学业。他为自己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不足而抱憾终身，尤其是不懂外语。1767年和1768年，他是法典委员会的秘书之一，负责在为“中产阶层委员”设立的特别委员会上做记录，同时也在首席委员会的会议上做记录。这项工作使他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广泛了解，尤其是那些与“中产阶层”，甚至农民相关的问题。这段经历似乎影响到他后来的所有活动。法典委员会解散后，诺维科夫以极大热情投入讽刺期刊的出版事业，不仅作为出版商，而且还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俄国第一份讽刺杂志《万象》由叶卡捷琳娜本人首倡出版，她希望通过这一姿态表明，她尽管解散了法典委员会，但并不打算放弃她的开明自由主义。该杂志名义上的出版人是女皇的私人秘书科济茨基（Kozitsky/Козицкий），但文学界全都清楚，其真正的主编是叶卡捷琳娜本人。在第一期上，她鼓励俄国文人效仿她的榜样，目的是刺激社会热情，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提供支持。她的鼓励大获成功，甚或超出她的胃口。很快，讽刺期刊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叶卡捷琳娜的杂志试图扮演“祖母”角色，她想控制其他杂志，确保批评不会超过某些明确划定的界限，但这项任务实属不易。
在这些忘恩负义的“孙儿”中，最有趣、最大胆的杂志就是诺维科夫的《雄蜂》，这是1769—1770年间出版的一份周刊。从第一期起，诺维科夫就反驳了叶卡捷琳娜的建议，即讽刺应是“愉快和善意的，讽刺作家要牢记爱其同胞的责任，对现实进行批评的前提是要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积极方面”。面对《万象》发出的种种威胁，诺维科夫诙谐地提醒叶卡捷琳娜不要忘记她自己制定的文学游戏规则，他的刊物上还有一些对女皇本人的恶意影射。在《雄蜂》中，对作为《万象》主编的叶卡捷琳娜的尖锐的（虽说是间接的）批评与对女皇叶卡捷琳娜的赞美相互交替。一段时间，这些策略使诺维科夫得以继续他尖锐的社会讽刺，对《万象》展开无情攻击。最终，叶卡捷琳娜失去耐心，决定采取行政措施。起初，她实施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后来则决定查封所有讽刺期刊。《万象》也停止出刊，不久之后，《雄蜂》告诉其读者，它必须与他们告别，尽管并非出于自愿。
诺维科夫在1772年又得到一次机会，当时叶卡捷琳娜的喜剧《哦，时代！》在圣彼得堡上演，该剧嘲笑保守的贵族反对派，诺维科夫知道如何奉承叶卡捷琳娜的虚荣心，他于是得到女皇，同时也是这部新喜剧之作者的赞助，获准出版另一本期刊，即《画家》。
诺维科夫讽刺的主要目标是既坏又蠢的地主，他们吹嘘其高贵出身，对农民却十分残忍，他们对社会毫无益处。他最引人注目的讽刺作品是发表在《画家》前几期上的《旅行记片段》，其中有关于“破败村庄”的惊人描述，“哭泣的农舍”在“残忍暴君”的枷锁下呻吟。在拉季舍夫之前，俄国从未有过对农奴制如此强烈的谴责。因此，许多学者后来将《旅行记片段》归在年轻的拉季舍夫笔下，亦不足为奇。
《旅行记片段》和《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的主要区别在于，拉季舍夫笔下的农民有抗议甚或起义的能力，而诺维科夫笔下的农民则胆小谦卑。在诺维科夫对公众良知的呼吁中并无任何东西可被理解为对贵族阶级的攻击，但《旅行记片段》仍在有势力的圈子里引起极大愤怒，1773年7月，《画家》停刊，其存在仅持续一年。
见马科戈年科：《诺维科夫与俄国17世纪启蒙运动》，第202—205页。当诺维科夫在作品中对俄国现实做出尖锐批评时，他持有怎样的社会观呢？他的理想模式显然是父权君主制，这种体制能超越一切个人利益，联合所有阶层去进行追求共同利益的和谐活动。在这种体制下，贵族不会拥有或奴役农民，反而肩负着在农民和最高政权之间进行调解的责任。诺维科夫建议，在履行监督职责时，贵族应以“父亲般的”方式行事，关顾其农民，并在洪灾、火灾、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发生时伸出援手。尽管他深知他的父权田园诗与俄国的现实相距遥远，但他仍相信这一理想化的愿景，即一个好地主能成为其农民的父亲，一个好沙皇将成为整个民族的父亲。
这种父权制乌托邦与理性时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很少共同之处，后者主张用基于非个人的理性立法的人际关系来取代个体的人身依赖。诺维科夫认为，国家财富应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他不喜欢资本主义倾向。尽管他尊重，甚至同情商人阶级，但他看不到工业资本的必要性，厌恶一切金融诡计。如果仔细观察他的社会理想，我们会发现这实为一幅关于彼得改革之前俄国社会关系某些方面的理想化图景。
诺维科夫几份期刊的主要读者群是小贵族、中产阶级和商人阶级。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他为俄国“第三阶层”的思想家。但必须记住，俄国的这种第三阶层并非一股能够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力量。
“俄国第三阶层”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因素即其法国恐惧症，他们所针对的主要是越来越热衷盲目模仿法国一切的大贵族和富有贵族。不过，他们的谴责并不极端。诺维科夫也带有这种厌恶，他在《雄蜂》上也曾抨击对方言土语的普遍蔑视，对巴黎最新时尚的盲目追捧，以及被以法国方式教育出的“年轻贵族猪崽子们”的其他缺陷。
正如前文提及，在与百科全书派的接触以失败告终后，叶卡捷琳娜也对维护民族传统产生了兴趣。在这场战役中，广受欢迎的诺维科夫似是一位潜在盟友。于是，叶卡捷琳娜资助了诺维科夫的“俄国古代文献丛书”，此为一套系列出版物，诺维科夫出版了多种历史古籍。利用叶卡捷琳娜的支持，诺维科夫于1774年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出版一份讽刺杂志。这份期刊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刊名，即《网袋》，此指当时时尚人士戴的假发上用来包裹脑后头发的丝绸网袋，这个刊名本身即表明该杂志将与崇拜外国时尚的风气做斗争。
诺维科夫在一篇讽刺文中表达了他的厌法情结，他讽刺的是一个名叫门松日的骑士［“门松日”（Mensonge）意即“谎言”（lie）］，他在法国是一位美发大师，但在俄国却做了贵族子女的家庭教师，他不断地向他的学生们灌输对俄国的仇恨。他的对手是一个可爱的德国人，后者为俄国人辩护，将那些真正的、珠宝般的“伟大而古老的俄国美德”与法国流行的人造宝石进行对比。这位德国人是这样结束其讨论的：
诺维科夫：《诺维科夫文选》（N. I. Novikov, Izbrannye sochineniia）（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第85页。唉，如果有某种人类力量能把俄国人先前的道德再归还给俄国人就好了，他们先前的道德在引入假发网袋后便遭到破坏，如果俄国人的道德失而复得，他们就会成为人类种族的典范。在我看来，早期那些智慧的俄国君主似有预见，在艺术和科学被引入俄国之后，俄罗斯人民最伟大的财富，即道德，便将永远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宁愿他们的许多事情一事无成，也依然保持美德，保持对上帝、君主和祖国的忠贞。
争论似可到此为止，但诺维科夫显然仍有一些疑虑，他在其杂志的下一期又发表一封信，声称是一位“不知名的”法国捍卫者写来的，他对那位古代俄国美德的拥戴者说道：
诺维科夫：《诺维科夫文选》，第86—87页。您为何要平白无故地糟蹋纸张呢？如今的年轻人活泼机智，轻浮大胆，他们会嘲笑您对祖国的古老的爱。您出生在很久以前，当时的俄国沙皇在婚礼那天把蜂蜜涂在自己的头发上，第二天早上和新娘去澡堂，在那里吃饭；当时，所有知识都被写在教会的日历上；当时，蜂蜜酒和葡萄酒要论壶喝；当时，年轻的夫妻直到结婚那天才首次见面；当时，浓密的大胡子是一切美德的同义词；当时，人们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或者出于某种特殊的虔诚，因为在做十字架时出了差错而被活埋。
见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07页。诺维科夫向他的读者承诺，他将对这种法国式辩护做出回应。在此信第二部分，他让他的“来信者”道出许多夸张之词，因此显得很可笑，比如他说，俄罗斯人不能称之为人，除非他们学会用法国人的方式跳舞和问候。然而，诺维科夫似乎无法找到新的论据来捍卫“古代的俄国美德”，《网袋》的读者们徒劳地等待，终未看到诺维科夫所承诺的回应。
见马科戈年科：《诺维科夫与俄国17世纪启蒙运动》，第299—300页。用诺维科夫自己的话来说，在编辑这些讽刺期刊的年代，他“置身于宗教和伏尔泰主义的分岔路口”。也许可以补充说，他同样也置身于爱国主义情感和启蒙主义之激进的，却是国际化的观念之间，前者在当时局势下即意味着墨守传统，后者则被他用来批判俄国现实。1774年，在主编《网袋》时，他正经历一场严重危机，新近爆发的普加乔夫叛乱更加重了这场危机。1775年，诺维科夫加入共济会，他借助共济会运动缓解了他的危机。更确切地说，他与其说是主动加入共济会，不如说是应邀参与集会，因为他的引领人甚至不愿为他举行正式的入会仪式，以免令他们这位新会员感到失望。
在18世纪，共济会运动（Masonic movement/масо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秘密或半秘密（取决于环境）社团。共济会（Freemasonry/масонство）的意识形态从未得到过明确表述，当然，任何明确的声言也均不符合该运动的密谋性质及其深奥教义。不同的系统，甚至不同的会员可能持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信念，从激进的自由主义到彻头彻尾的守旧派，不一而足。所有共济会成员的共同点则在于，他们相信天下人皆兄弟，相信道德自我完善的目标，相信即将来临的黄金时代。然而，这种信念与任何系统的政治行动纲领均无关联。
总体而言，共济会是一种特殊的、世俗化的宗教生活方式，是封建社会解体和教会权威瓦解的产物，也是传统的宗教信仰完全或部分丧失导致的结果。对于像诺维科夫这样一个置身于传统宗教信仰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人来说，共济会成了宗教的替代物，而共济会则凭借其等级秩序和精心设计的崇拜成了教会的替代物。
相对于传统宗教，共济会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吸引人们远离官方教会，通过宗教经验的理性化来使得人们的世界观逐渐世俗化；另一方面，它也在吸引人们返回宗教，使他们远离启蒙运动之世俗的、理性的哲学。第一个功能借助共济会中理性主义的、自然神论的派别得到最有效的落实，这一派别确立了理性面对教会的权威，坚持宽容和个性自由。共济会的各种自然神论在英国尤为盛行，它与自由主义运动有关联，它在法国也很时尚，常与百科全书派结盟。共济会的第二个功能最常借用神秘的仪式来实现，尽管这也表现为宗教信仰的现代化，因为它提出的信仰模式在根本上是反教会的，假定在灵魂与上帝直接接触的基础之上可能存在高度内在化的信仰。
神秘共济会的追随者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德意志诸邦国，尽管在德国也产生了光照会（Illuminati/иллюминаты），此为共济会一个极端理性主义的分支，它并不畏惧政治行动。共济会的神秘主义主要自雅各布·波墨和圣马丁的著作获取灵感，他们两人的著作均被译成俄语，尤其是圣马丁，他在俄国非常受欢迎，在“马丁主义者”（Martinists/мартинисты）中间更受推崇，诺维科夫与马丁主义者也有联系（不过，“马丁主义者”并非得名自圣马丁，而得名自他的老师、葡萄牙神秘主义者马丁内斯·帕斯夸利）。
俄国的第一批共济会分会出现在18世纪中期，即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时期。但从著名的共济会成员叶拉金的回忆录中似可清楚地看出，这些早期的分会更像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很少能提供智性或精神上的激励。这场运动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变得显眼起来，因为叶卡捷琳娜对共济会充满敌意。共济会成员中有一些最杰出的古老贵族的代表，其中包括帕宁兄弟和谢尔巴托夫公爵（他们是贵族反对派领袖），以及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和卡拉姆津等杰出作家，甚至连拉季舍夫也是“乌拉尼亚”分会的成员。大多数共济会成员均来自贵族阶层，但知识分子中的一些非贵族成员，乃至仆人，偶尔也会成为成员。
1770年代下半叶，在普加乔夫起义之后，共济会分会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这一时期，更为开明的年轻贵族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两难选择：农民起义是一个可怕的警告，诱使他们放弃开明的自由思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返回先前的态度，即理所当然地接受上层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于是，他们只能步入个人自我完善的王国，即“灵魂的内在生活”，换言之，即步入共济会分会。这种氛围也导致了俄国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 /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和其他前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
与许多西欧的共济会不同，俄国的共济会运动在世俗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东正教便几乎完全失去对知识精英的控制，国君们很少对东正教会表示尊重（伊丽莎白女皇或许构成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共济会主要就是对开明社会的“伏尔泰主义”（Voltairianism/вольтерьянство）的反拨。因此，莫斯科都主教普拉东不顾叶卡捷琳娜的明显敌意，仍相当青睐共济会运动。
见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第3卷，第162页。当时最杰出的共济会成员之一伊万·洛普辛（Ivan Lopukhin/Иван Лопухин，1756—1816），年轻时也是百科全书派的热心追随者。他对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印象深刻，译出该书具有总结性质的最后一章《自然法典》。洛普辛对于其译作十分满意，一直想把它分发给更多的人。但正如他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告诉我们的，第一册译作刚一备好，他便开始感觉不安，受到良心上的折磨。他始终无法入睡，直到他把不敬的手稿扔进火堆，在他专门写成一篇论“理性之滥用”的文章后，他方才复归平静。然而，由于他已无法返回传统的东正教信仰，他便在共济会的神秘主义中找到了安慰。
沉湎于神秘主义的一个通常结果，即逐渐放弃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兴趣。洛普辛是一个有着热烈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人，他以从事慈善事业而广为人知，但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他有一篇论著，题名《目睹平等和狂暴自由种种有害后果之时关于专制之益处的内心思考》（1794），他在其中提出一种理论，以证明社会不平等是一种自然法则，他宣称，自然本身即体现着分化和等级原则，如果没有不平等，世界将失去其多样性、和谐与美。
见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79页。另一位杰出的共济会成员是平民知识分子谢苗·加马列亚（Semyon Gamaleia/Семен Гамалея，1743—1822），他是诺维科夫的好友和合作者。他鄙视物质利益，被视为一位圣徒式人物。他在白俄罗斯为政府服务，后获赠300个农奴作为回报，据说他一口回绝，理由是他连自己仅有的一个农奴都对付不了。还有一则趣闻，说他遭到强盗袭击，他并未抵抗便交出其怀表和金钱，回家后，他还祈祷那些被抢走的财产别遭受虐待。另有一次，他的一个仆人偷了他的东西，仆人被抓获后，加马列亚却把被偷的钱作为礼物送给那位仆人，并让那位仆人“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见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第3卷，第345页。这些故事表明，加马列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赞同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原则。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即坚信只能通过自我完善和道德重生来克服恶，是俄国共济会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这一点使得米留科夫称俄国共济会为18世纪的“托尔斯泰主义” 。虽然这种比较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共济会信仰一个特殊方面的关注，但它仍具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加马列亚所宣称的福音派伦理毕竟与托尔斯泰特有的社会激进主义相去甚远。
从纯哲学角度看，俄国共济会成员中最有趣的人物是一位俄罗斯化的德国人，他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名叫约翰·格奥尔格·施瓦茨（Johann Georg Schwarz/Иоганн Георг Шварц，1751—1784）。施瓦茨作为一名教师来到俄国，1779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教授。不久，他遇到诺维科夫，与他一起组建学者联谊会。1780年代早期，他俩出版两份期刊，即《莫斯科读物》和《晚霞》。
除了干劲十足和理想主义这两种特殊品质外，施瓦茨还具有很高的教学天赋。他倾尽其资产，在莫斯科大学创办一个“教学讲习班”，他在那里通过对斯宾诺莎、卢梭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批判研习来培训未来的教师。在学生们的帮助下，他还成立一个“翻译讲习班”，将西欧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道德哲学家的作品译成俄语。当与校方的争执迫使他递交辞呈之后，他在家中继续授课。他在俄国共济会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个组织者，因为他建立起玫瑰十字会（Order of Rosicrucians/Орден розенкрейцеров）的俄国分会，这缘起于他在1781年旅行德国时与玫瑰十字会取得的联系。莫斯科玫瑰十字会成员是俄国共济会主体中的秘密精英。
见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第1卷，第97—98页。施瓦茨不仅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是雅各布·波墨的追随者，同时还是“神秘科学”的狂热信徒。他实践炼金术，相信有可能获得关于自然秘密的神奇洞察力，认知自然在人类堕落之前真正纯洁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说为谢林的自然哲学在俄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米留科夫的《俄国文化史纲》第3卷第360—363页有相关讨论。施瓦茨在他发表于《晚霞》上的文章中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的哲学主要关注人的本性。施瓦茨区分了人的身体、精神和灵魂，在他看来，后一种存在是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这两者化学融合的产物。他相信动物也有灵魂，而人是连接动物世界和纯灵魂世界的生命链中的中间环节。身体由感官控制，灵魂由智性控制，精神由“理性”控制。智性，或者说是启蒙哲学家们称之为“理性”的那种能力，只能通过感官发挥作用，而真正的理性则能进行超验认知，能理解普通经验无法把握的神性真理。真正的知识是道德的同义词。随着绝对知识的获得，人也会获得绝对道德，人将获得重生，“堕落后的崛起”，这将宣告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诺维科夫的观点和活动上来，他在施瓦茨早逝后成为莫斯科玫瑰十字会的领袖人物。对诺维科夫而言，共济会运动代表理性主义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妥协，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之前信仰的彻底放弃。与施瓦茨不同，诺维科夫对神秘学不感兴趣，仅在很小程度上受到神秘主义的影响，总之，他大体上代表着共济会的理性主义倾向。
见诺维科夫：《诺维科夫文选》，第387—393页。 在杰尔查文著名的《上帝颂》（Derzhavin, “Ode to God”）中亦可见同样观点，即人是存在链条中的中间环节，既是蛆虫，又具神性。马科戈年科（见其《诺维科夫与俄国17世纪启蒙运动》，第334—335页）由此得出结论，即杰尔查文受到诺维科夫的影响，并称诺维科夫的人类哲学是“对俄罗斯民族历史道路的概括”。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诺维科夫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有关“伟大的存在之链”的阐释。他也可能在他肯定熟知的英国诗人爱德华·杨的《夜思》（Edward Young, Night Thoughts）中读到这种阐释。这组诗的其中一首《人》（“Man”）也写道，人是介于虚无和神性之间的中间地带，一种将蛆虫的本质与上帝的本质结合起来的造物。1777年，诺维科夫出版了俄国第一份哲学和道德期刊《晨光》。与后来由诺维科夫出版，但实为施瓦茨主编的《晚霞》不同，《晨光》所刊载的均为诺维科夫的文字。这份杂志上发表的最重要文章之一，即他的《试论人在与上帝和世界之关系中的尊严》 。这篇文章暗含着对一种流行的神秘主义观点的抨击，那种观点认为，人类是堕落的造物，在上帝面前只是一粒尘埃，是“盛满原罪的腐烂容器”。诺维科夫则针锋相对，给出一个地道的文艺复兴式观点，即人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认为，人和最小的蛆虫一样均由上帝用尘土造出，但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创造出来的，且被赋予理性，人的本性中即已包含神性因素。因此，人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连接纽带。人性的本质是相互矛盾的：人是蛆虫，与此同时也具有神性；人是奴隶，与此同时又是统治者。他必须对造物主谦卑，但他也有权作为尘世上帝的真正代表而感到骄傲。
从这一理论可得出几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诺维科夫赞扬人类理性的神圣属性，比如他提出，用理性征服世界就是献给上帝的最合适供奉。此外，由于人的本质具有神性，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得到尊重，无论其出身或社会地位。他还以人的尊严的名义，呼吁人们积极参与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事业。他在该文结论部分写道，人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他是目的，因为无人有权把另外一个人当作手段，他又是手段，因为每个个体都应致力于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事业。他总结道，谁若仅把自己视为目的，他就是寄生虫，就是毫无用处的雄蜂。
诺维科夫并非一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但是他在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不依赖于独创性。他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他可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代表了当时所有主流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既有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又有对传统民族价值的捍卫；既有理性主义，又有反理性主义的宗教意识。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不懈的改革家，他以其一生证明，教育的传播仅为专制政体之特权的时代已一去不返。
见马科戈年科：《诺维科夫与俄国17世纪启蒙运动》，第507页。俄国共济会运动拥有众多富有且具有影响力的成员，是当时唯一独立于政府的强大组织。诺维科夫认为它可在社会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并不奇怪。早在1777年，他就用《晨光》的销售收入在圣彼得堡为中产阶级子女开办了两所学校。然而在都城，在女皇本人的眼皮底下，他的计划几乎无望获得成功。因此在1779年，他移居莫斯科，租下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开始活跃于教育领域。1784年，他抓住允许设立私人印刷所的法令出台之良机，创建了他著名的印刷所（使用学术联谊会中富有的共济会成员们的资本）。其出版活动的规模在俄国前所未有。他不仅是编辑，也是发行商，努力确保他的书能抵达帝国的最边远地区，其中包括西伯利亚。仰仗诺维科夫，中产阶级，还有一些农民，方才接受到那些步入俄国的新思想。于1781—1790年间在俄国出版的所有书籍中，由诺维科夫出版的书约占28%（即2585种图书中的749种） ，但其中只有相对较少的书籍是介绍正统共济会思想、神秘学或神秘主义的。事实上，诺维科夫并不愿意出版此类作品，施瓦茨也经常指责他对共济会事务缺乏适当热情。他甚至因此与那些富有的玫瑰十字会成员发生公开争吵，后者威胁要撤出他们的资本。他的大部分出版物均为历史图书或教育图书（包括俄国第一部儿童文选），他出版的主要作家和学者包括弥尔顿、莎士比亚、杨、莱辛、克洛普施托克、菲尔丁、斯特恩、高乃依、拉辛、培根、洛克、门德尔松、卢梭，甚至伏尔泰和狄德罗，另有一套单独的、精心编选的俄国作家选集丛书。在那些忙碌的岁月里，诺维科夫发现自己依然有精力去从事其他活动。1787年饥荒发生后，他利用其杰出的组织才能为饥饿的农民提供了大规模帮助。
诺维科夫的活动很难得到叶卡捷琳娜的赞同。如此大规模的、不受她监督的教育行动和公民行动令她深感不安。在她与这位对手的战斗中，她巧妙利用了对方与玫瑰十字会的联系，以便在公众眼中把他诋毁为一个愚昧的神秘主义者，而她自己则是启蒙运动理性理想的捍卫者。1780年代，她发起一场针对共济会的全面战争，她自己也写了几部嘲讽该运动的喜剧（《西伯利亚萨满》《骗子》等）。她还匿名出版一本小册子，标题意味深长，即《荒谬社团之秘密》，她还试图说服都主教普拉东把诺维科夫指为异端。她推出这些措施并不仅仅因为她不喜欢诺维科夫的热情，而且还因为她担心，共济会的那些分会正在密谋推翻她，用王位继承人（王储保罗）来取代她。
法国大革命使叶卡捷琳娜意识到必须实施更严厉的制裁。1792年，她下令逮捕诺维科夫，后者未经审判就被监禁于施吕瑟尔堡，刑期长达15年。诺维科夫的印刷所被解散，在那里印制的许多书籍和期刊也被焚毁。4年后，诺维科夫在沙皇保罗即位时获释。他健康状况不佳，生活环境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在宗教神秘主义中寻求安慰。他和加马列亚一同，把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用于编纂一本庞大的有关神智学、神幻术和神秘哲学的文选。
在19世纪前25年，共济会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复兴，其突然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即位，他无法容忍任何秘密或半秘密社团，尤其憎恶共济会成员。
第四节 贵族反对派
尽管叶卡捷琳娜的国内外政策无疑符合贵族的最大利益，但最直言不讳的贵族反专制派却在她在位时期达到顶峰。有时，这一反对派声称其植根于彼得改革之前的古代大贵族传统（boyar traditions/бояр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即地方代表会议（Land Assemblies/поместные соборы）和大贵族杜马（Boyar Duma/боярская дума）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西化的产物，其领袖原则上希望用一种西欧式的君主制来取代专制制度。他们的思想源于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强调不间断的历史连续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可以用孟德斯鸠的一句短语来很好地加以概括：“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但暴君可能会自行生成。”
1722年制定的官阶表设立14个文职等级制及相应的军人等级制，贵族等级（终身的或世袭的）自动与某一文职或军职等级挂钩。极右翼反对派的代表即米哈伊尔·谢尔巴托夫公爵（Mikhail Shcherbatov/ Михаил Щербатов，1733—1790）。法典委员会会议上的他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和古代大贵族传统权利的热心捍卫者，而那些古代大贵族感觉其存在受到了彼得制定的官阶表（Table of Ranks/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之威胁。 谢尔巴托夫认为，只有君主才有权授人以贵族称号。贵族身份作为一种自主特权被赋予特定的军中将领职位或官僚阶层地位，这会让人追逐名利，滋生奴性，使君主制变成专制的官僚机构。谢尔巴托夫也反对对农民做出任何让步（如对农奴制的法律限制），反对对商人做出任何让步（如由商人建厂），事实上，他反对有可能危及贵族和世袭大贵族传统特权的一切事物，在他看来，贵族阶层是荣誉和自由的支柱，是社会中能够保持其独立性、不求助于奴性或奉承的唯一力量。在一些未发表的文章中，谢尔巴托夫公然表示，俄国的政治制度不是君主制，而是专制体制，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错误政府，“一种没有法律，仅有君主疯狂冲动的暴政”。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著有七卷本《俄国史》，一直写到1610年），谢尔巴托夫提出一种观点，即专制制度并非俄国本土的政府形式。之前的俄国大公和沙皇与大贵族们分享权力，沙皇和大贵族结盟，双方均严格遵守盟约，这就是俄国国力不断增强的主要因素。为调和这一观点与伊凡雷帝成功却专制的政治统治之间的矛盾，谢尔巴托夫被迫将伊凡的统治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对俄国有利，因为沙皇对自己的激情尚有所抑制，能听取大贵族杜马的建议；在第二个时期，他成为一位血腥暴君，杀害他的谋士，把他的国家带入毁灭。
对彼得大帝统治的评价给谢尔巴托夫造成了更大困难。尽管彼得大帝粗暴地对待大贵族，制定了官阶表，但他还是巩固并大大增强了俄国的国力。谢尔巴托夫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他试图表明，这些只是表面上的成功，为此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他在一篇题为《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的有趣论文中发展了这些观点。这篇文章不可能通过书刊审查，且显然也并非为发表而作。直到赫尔岑于1858年在境外发表此文后，它方才为人所知。
在《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的开头，谢尔巴托夫就提出了以道德退化为代价的进步概念所固有的矛盾。为证明其论点，他描绘出一幅原始部落生活的理想化画面，并将其简朴与文明的种种诱惑作对比。他甚至赞扬此类部落社会的原始平等主义（包括财产的共有），尽管他也指出，这种平等主义难以持续存在，因为文明的进步就意味着社会分化。
在许多方面，谢尔巴托夫的思想都迥异于流行的启蒙主义定论。他认为，部落生活并非无忧无虑的“自然状态”存在，恰恰相反，其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而不是“自然的自由”，他认为这与内心的松弛、利己主义和文明状态下典型的道德无政府主义构成对立。在他看来，原始部落没有“欲望”（voluptuousness/сластолюбие）概念，也就是说，没有满足所有感官欲望的自由冲动，也没有复杂的人为诱导的需求之不断扩散，而后者是与不健康的野心和想要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相伴而生的。这些观点的原创性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谢尔巴托夫把这种前文明状态置于相对较近的过去，而非遥远的史前时代，因此，原始部落和文明国家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彼得改革之前和之后两个俄国的对峙相吻合的。
谢尔巴托夫指出，俄国过去年代的生活是简单的，没有过度奢靡之风。孩子们的成长完全处于宗教影响之下，尽管这会诱出某些非理性的、迷信的信仰，但它也灌输了对“上帝律法”的应有恐惧。贵族地位与行政级别无关，相反，它取决于贵族家族的威望和传统。这一原则有利于公民美德的开花结果，因为它限制了个人的野心，使个人野心服从于家庭利益和阶层利益。
谢尔巴托夫声称，彼得的改革给俄罗斯人的生活带来一种之前不为人知的“欲望”，此言有一些可信度，因为他本人就认识许多仍对彼得在位时期记忆犹新的人。因此，他的《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在许多方面均有历史文献价值，使我们得以了解彼得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个人摆脱了传统和宗教仪式的束缚。无情的专制权力、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制度，对于个人来说，其负担远不及严格的宗教仪式、持续的斋戒和被谢尔巴托夫理想化了的传统习俗等约束。《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中的“欲望”一词即指个人主义，其最初的原始刺激有时令人厌恶，同时也很天真，就像谢尔巴托夫所列出的一长串道德败坏、追名逐利、铺张浪费的例子（主要取自宫廷和新近出现的宫廷贵族的生活）所证明的那样。
见谢尔巴托夫：《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M. Shcherbatov, O povrezhdenii nravov v Rossii），伊斯康德尔序（伦敦，1858），第17页。谢尔巴托夫尤其关注人际关系的个性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面对妇女的态度之变化。在彼得统治时期，新娘和新郎在婚礼前见面成为惯例，男女一起参加“集会”，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外表。“在早先的原始条件下不为人知的激情之爱，开始支配敏感的心灵。” 莫斯科唯一的女美发师被她的顾客们所包围，为参加宴会，她们中的一些人提前三天来到她这里，为了不破坏发型，之后她们不得不一连三夜坐着睡觉。两座都城的花花公子们相互攀比奢华、时尚的服饰。谢尔巴托夫承认，彼得本人并不太喜欢奢侈，但他鼓励别人过度消费，以刺激工业、手工艺品和贸易。
见谢尔巴托夫：《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M. Shcherbatov, O povrezhdenii nravov v Rossii），伊斯康德尔序（伦敦，1858），第28页。 见谢尔巴托夫：《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M. Shcherbatov, O povrezhdenii nravov v Rossii），伊斯康德尔序（伦敦，1858），第29页。道德腐败的另一原因是彼得建立的官僚等级制度，它鼓励个人野心，并把政府官员置于贵族之上。谢尔巴托夫设问：“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上级手中的棍棒而瑟瑟发抖，他还能够保持美德和性格的力量吗？” 突然实施的残酷改革对民族的道德造成危害，因为彼得对迷信发动了一场过于激进的战争。谢尔巴托夫把彼得比作一个没有经验的园丁，他对树木修剪太甚。“迷信少了，但信仰也少了；先前对地狱的恐惧消失了，但对上帝及其神圣律法的爱也消失了。”
正如赫尔岑指出的那样，就对彼得改革的批评而言，就对“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问题异常敏锐、全面的诉诸而言，谢尔巴托夫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斯拉夫派之先驱。值得注意的是，谢尔巴托夫和斯拉夫派一样，对于将首都由大贵族的根据地莫斯科迁往新建的、作为官僚专制制度之化身的圣彼得堡持强烈批评态度。
不过，将谢尔巴托夫主义等同于斯拉夫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肤浅的，甚至是不可靠的。在他的《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中，俄国和欧洲并不对立。他对司法问题、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利意义等的看法显然也源自西欧（尤其源自启蒙运动），因此与斯拉夫派的浪漫主义及其对平民的理想化相距甚远。他对贵族角色的信赖同样是“西方的”。我们稍后将看到，斯拉夫派将“贵族主义”视为一种消极现象，幸运的是，这种贵族主义与古代俄国的“真正基督教”原则完全不同。
拉伊夫：《谢尔巴托夫思想中的国家和贵族》，载《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State and Nobility in the Ideology of M. M. Shcherbatov,” in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960年10月），第374页。谢尔巴托夫所作的乌托邦故事《俄斐国旅行记》（1784）中有着关于其政治理想的有趣表达。一位当代学者恰当地指出，此书给出了“一个有序的警察国家”的理想化版本。 这部作品既不符合斯拉夫派的口味，也不符合孟德斯鸠的口味，谢尔巴托夫自后者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论据，用以支持他对专制体制的批评。
俄斐国的国民被分为固定的自由民和农奴这两个阶层，作者简称后者为“奴隶”。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均受到最严密的控制，过度的奢侈或道德松弛也会受到严厉惩罚。严格的规定涉及某一阶级的公民可以穿何种服装，住多大房屋，有多少仆人，用何种器皿，甚至该付多少酬金。在谢尔巴托夫的理想国度里，这位官僚主义和专制制度的反对者把专制的、官僚的生活方式推向极端。对谢尔巴托夫本人而言，这里不存在任何矛盾，因为他并不认为对道德的严格控制与政治自由是相悖的。在俄斐国，毕竟有一些反专制的保障，如“基本权利”、各阶层代表制、废除家庭卫队等。自由的重要保障之一是这样一条法律，即禁止农民向君主抱怨他们的主人。在谢尔巴托夫看来，向皇帝请愿的权利只会强化粗鲁的农民对“好沙皇”的信赖，而意识到有人民支持的统治者则可能变得肆无忌惮，成为暴君。
谢尔巴托夫乌托邦的某些特征，可溯源至他的共济会成员身份以及他对形式主义、等级制和外在区分等的共济会式崇拜。这种影响在书中讨论教育和宗教的部分最为显眼。俄斐国的教育是免费的，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尽管每个阶层接受教育的程度均有所不同。宗教被简化为对最高存在的理性崇拜，也不存在借宗教实践活动谋生的专门的神职人员。圣礼、祭品和一切神秘事物均被丢弃，祈祷的时间很短，次数很少，公共祈祷类似共济会的仪式。然而，无神论是被禁止的，去教堂是强制性的，否则要承受惩罚之苦。
拉伊夫：《谢尔巴托夫思想中的国家和贵族》，载《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第375页。这一乌托邦中某些元素的共济会源头也并不能用来说明一切。理解谢尔巴托夫这则故事的最佳线索，可能仍在于他对“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这一问题的看法。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俄斐国详尽的官僚体系其实反映了彼得改革后俄国的某些特征。 然而，若将俄斐国与《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中所描绘的彼得改革前俄国的图景进行比较，甚或能提供一个更有成效的路径。在这两种情况下，私人生活都受到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管制：在俄斐国是受法律条令的管制，在彼得改革前的俄国则受神圣传统和宗教的管制。在这两种情况下，阶层的划分和阶层之间的隔绝状态，尤其是贵族阶层的封闭状态，都是社会凝聚力和公民美德开花结果的保证。最后，在这两种情况下，严格的道德和适度的需求均阻止了潜在的“欲望”之传播。需要指出的是，对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之差异的研究已使谢尔巴托夫确信，对道德的严格控制和管理不应与专制制度相混淆。他声称，古代俄国就总体而言并非一个专制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忠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为包括沙皇在内的每一个人设定了适当的活动领域，从而排除了专断的统治。另一方面，在现代俄国，专制制度却催生出“道德的腐化，这将成为专制制度的最忠实盟友”。
谢尔巴托夫无疑是贵族反对派中最有趣的人物，但他更像理论家，而非积极采取行动的政治家。帕宁兄弟通常被公认为反对派（及其在外交使团和军队中的支持者）领袖，哥哥尼基塔·帕宁伯爵（Nikita Panin/Никита Панин，1718—1783）多年任俄国驻瑞典大使，在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曾任外交委员会首席委员以及王位继承人、王储保罗的老师，弟弟名叫彼得·帕宁（Petr Panin/Петр Панин，1721—1789）。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尼基塔·帕宁聘请杰尼斯·冯维辛（Denis Fonvizin/Денис Фонвизин，1744—1792）任其私人秘书，后者是18世纪下半叶杰出的讽刺作家和剧作家，喜剧《旅长》和《纨绔子弟》的作者。
帕宁兄弟的计划远比谢尔巴托夫的计划更自由，也更明显地基于现代宪法理论。虽然帕宁兄弟计划的目的同样旨在扩大贵族的政治特权，但他们也设想对农奴制设定一些限制，赋予农民一定的法律权利。尼基塔·帕宁曾参与把叶卡捷琳娜送上王位的宫廷政变。在叶卡捷琳娜即位之初，帕宁向她提出一项计划，要借助具体的法律来限制她的权力，扩大参政院（贵族代表机构）的作用。叶卡捷琳娜尽管做出了承诺，但她后来并未履行这一计划，而是选择依赖中小贵族的支持，后者担心政府会被贵族寡头所接管。
然而，帕宁兄弟并未放弃他们的计划，他们密谋让王储顶替他的母亲登上王位，但叶卡捷琳娜很快就发觉他们的意图，并成功阻止这一计划。密谋者们得到宽宏大量的饶恕，事实上唯一的惩罚是尼基塔·帕宁不再担任王储的老师。不久之后爆发的普加乔夫叛乱，使叶卡捷琳娜和贵族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变得微不足道。彼得·帕宁将军在镇压这场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尼基塔·帕宁死后，人们在他留下的文献中发现了一份有趣的文件，题为《论俄国一切政府形式之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和君主之不稳定地位》。此为帕宁留给他的学生保罗王储的一份政治遗嘱，众所周知，保罗未能实现他的希冀。冯维辛曾对这篇文章进行文字修饰。
帕宁的这篇文章无疑是18世纪俄国最具洞察力的政治思想文献之一，它包含着修改宪法的大胆要求，并发出警告，若拒绝做出此类修改，便会发生叛乱。关于专制国家中所有形式的社会纽带之消失，文中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即“仅靠锁链支撑的巨人”。帕宁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某人的专断统治即最高法律，那就不可能拥有持久或统一的纽带；有国家，却无祖国；有臣民，却无公民；同样亦无此类政体，其成员仅由相互交织的责任和权利连为一体。”
见冯维辛：《冯维辛文集》（D. I. Fonvizin, Sobranie sochinenii）（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第2卷，第255、258、266页。帕宁这篇文章的题目中所包含的警告，被其作者具体落实在对“某个独一无二国家”的描述中：这个国家很快就可能被其农民带入深渊，“这些农民的人类面孔是他们与牛的唯一区别”（暗指普加乔夫起义）；这个国家的王位有赖于一群“暴乱者”（即对宫殿暴乱负有责任的近卫军）。在这个国家，一些人归另一些人所有，几乎每个人仅扮演两种角色中的一种，要么是暴君，要么是受害者；“在这个国家，依靠荣誉才能获得地位的最受尊敬阶层，如今仅在名义上存在，祖国土地的任何一个掠夺者均可通过贿买而有权自称为最受尊敬的阶层之一员；在这个国家，贵族，这高贵灵魂的唯一拥有者，他们因其远古祖先对国家做出的奉献而获得公正回报，可如今他们却被诡秘的庇护人所遮蔽……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专制国家，因为这个国家从未把自己托付给君主的专断统治……它也不是君主制国家，因为它从未有过基本的立法；它也不是贵族国家，因为它的最高权力是一台由君主的独断意志所启动的没有灵魂的机器。在这样一个普通人民愚昧无知、毫无怨言地戴着奴隶制残酷枷锁的国家，民主制更是无从谈起。”
这篇文章所展望的宪法，旨在保护自由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此类宪治自由最明确的守护者显然是富裕大贵族阶层，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能确保其完全独立于在位的君主。
这篇文章直到1905年革命后才在俄国发表（尽管赫尔岑曾于1861年在伦敦发表此文），但此前它在俄国已为人所知。此文的一份抄件甚至落到叶卡捷琳娜手中，她嘲讽道：“天哪！如今就连冯维辛先生也想来教我如何治理国家了。”
这篇文章对十二月党人政治观点的演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米哈伊尔·冯维辛将军，这篇文章为北方联盟成员所知，米哈伊尔·冯维辛是剧作家杰尼斯·冯维辛的亲戚，他也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成员。尼基塔·穆拉维耶夫将这篇文章改写成一本政治小册子，并将矛头指向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
见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73—85页。为准确起见，应当指出，杰尼斯·冯维辛的思想与帕宁的思想存在一定差异，后者的立宪思想中的贵族偏见实际上不同于前者。冯维辛本人的观点更接近外省贵族，例如，他在1777—1778年间自法、德两国写给彼得·帕宁将军的信中所做的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附注就说明了这一点。帕宁兄弟所属的大贵族阶层，其观点往往更具世界主义性质。冯维辛对西欧的批评远超过帕宁兄弟，他对法律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做了区分。冯维辛写道，法国农民尽管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却无“现实的自由”，比俄国农民更惨。此类观察表明，冯维辛具有某些洞察力，但他似乎也将爱国主义和为本国之落后所做的辩护这两者混为一谈（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那样 ），这使他产生一个自我安慰的想法，即农奴制实际上并非一种大恶。
尼基塔·帕宁伯爵去世后，冯维辛经历了一场思想危机，他不仅放弃写作讽刺作品，而且宣布放弃之前有关政治和宗教的那些独立观点。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传记近似于果戈理的思想传记。（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本章涉及作品
叶卡捷琳娜二世：《解毒剂》（Antidotum/Антидот），著作
——：《万象》（All Sorts of Everything/Всякая всячина），期刊
——：《哦，时代！》（Oh, Our Times!/О время!），剧作
——：《西伯利亚萨满》（The Siberian Shaman/Шаман сибирский），剧作
——：《骗子》（The Swindler/Обманщик），剧作
——：《荒谬社团之秘密》（Secrets of a Preposterous Society/Тайна противо-нелепого общества），匿名小册子
雅科夫·科泽尔斯基：《哲学建议》（Philosophic Proposals/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著作
——：《两位印度人迦兰和易卜拉欣关于人类认知的思考》（Reflections of Two Hindus, Kalan and Ibrahim, on Human Cognition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двух индийцев Калана и Ибрагима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познании），对话录
德米特里·阿尼奇科夫：《论自然神学的本质和起源》（Discourse on the Principles and Origins of the Natural Cult of Deities/Рассуждение из натуральной богословии о начале и происшествии натурального богопочитаия），著作
——：《论人类认知之属性》（Concerning the Properties of Human Cognition/Слово о свойствах позна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и о средствах, предохраняющих ум смертного от разных заблуждений），著作
——：《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Annotationes in Logicam et Metaphysicam），拉丁文论文
——：《论阐释灵魂与肉体最密切关系的几种不同方式》（On Different Ways of Explaining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Soul and Body /Слово о разных способах, теснейший союз души с телом изъясняющих），著作
谢苗·杰斯尼茨基：《圣事的法学思考》（Legal Discourses on Holy Matters/Юридическое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вещах священных, святых и принятных в благочестие），著作
——：《论直接简便的法学教学法》（On the Direct and Simplest Method of Teaching Jurisprudence/Слово о прямом и ближайшем способе к научению юриспруденции），著作
——：《各民族关于财产和各种社会关系形式之观点的法律思考》（Juridical Discourse on the Views of Various Nations Concerning Property and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Юридическое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разных понятиях, какие имеют народы о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мени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состояниях общежительства），著作
——：《关于婚姻的原则和起源的法律思考》（Juridical Discourses on the Principles and Origins of Marriage/Юридическое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начале 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упружества），著作
——：《关于在俄罗斯帝国建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的呈文》（A Letter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islature, Judiciary, and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 the Russian Empire/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учрежден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судительной и наказа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提案
尼古拉·诺维科夫：《雄蜂》（Drone/Трутень），期刊
——：《画家》（The Artist/Живописец），期刊
——：《旅行记片段》（Fragment of a Journey/ Отрывка путешествия），期刊连载
——：“俄国古代文献丛书”（Ancient Russian Library/Древня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ивлиофика），丛书
——：《网袋》（Bag-wig/Кошелёк），期刊
——：《晨光》（Morning Light/Утренный свет），期刊
——：《试论人在与上帝和世界之关系中的尊严》（“On the Dignity of Man in His Relations to God and the World”/ Опыт о достоинстве человека в 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х к Богу и миру），文章
尼古拉·诺维科夫，约翰·格奥尔格·施瓦茨：《莫斯科读物》（Moscow Press/Московское издание），期刊
——：《晚霞》（Evening Glow/Вечерняя заря），期刊
伊万·洛普辛：《目睹平等和狂暴自由种种有害后果之时关于专制之益处的内心思考》（Outpourings of a Heart Revering the Benefits of Autocracy and Full of Misgivings When It Sees the Pernicious Fantasies of Equality and Liberty Run Riot/Излияние сердца, чтущаго благость единоначалия и ужасающегося, взирая на пагубные плоды мечтания равенства и буйной свободы），著作
米哈伊尔·谢尔巴托夫：《俄国道德腐败之思考》（A Discourse on the Corruption of Morals in Russia/О повреждении нравов в России），论文
——：《俄斐国旅行记》（Journey to the Land of Ophir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страну Офирскую），小说
杰尼斯·冯维辛：《旅长》（The Brigadier/Бригадир），剧作
——：《纨绔子弟》（The Minor/Недоросль），剧作
尼基塔·帕宁：《论俄国一切政府形式之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和君主之不稳定地位》（A Discourse on the Disappearance in Russia of All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Likewise on the Unstable Position of the Empire and Sovereigns Arising Therefrom/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б истребившейся в России совсем всякой форм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и от того о зыблем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как империи, так и самих государе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