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

1849年12月22日，圣彼得堡居民目睹了一幕奇特场景：21名政治犯被从彼得保罗要塞押至谢苗诺夫斯基校场，在蒙着黑布的绞刑架前排成一队。一名官员宣读了死刑判决，一位牧师让囚犯们忏悔，士兵们给每个囚犯套上通常死刑犯才穿的白色斗篷和兜帽。第一批三名囚犯被绑在柱子上，他们的脸被蒙住，鼓声敲响，士兵们听到口令后举起了枪——但就在此时，一名帝国的副官赶来，在最后一刻传达了缓刑圣旨。死刑被减刑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监禁或流放。此时，死刑犯们被命令跪在绞刑台上，穿着彩色长袍的刽子手开始象征性的处决仪式，用剑碰一下囚犯们裸露的脑袋。首犯被立即戴上镣铐，押进马车，送往西伯利亚。

这便是尼古拉一世选择的办法，用来对付1845—1849年间活跃在圣彼得堡的一个秘密小组。这个主要小组及其大多数分支均由米哈伊尔·布达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Mikhail Butashevich-Petrashevsky/Михаил Буташевич-Петрашевский，1821—1866）创建和领导，正是他在谢苗诺夫斯基校场被当众戴上镣铐。另外两名当时曾面对行刑队的囚犯是两名军官，即尼古拉·格里高利耶夫和尼古拉·蒙别利，尼古拉一世无法原谅他俩“玷污了军官的荣誉”。在余下18位痛苦地等待死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Petrashevtsy）中，有一位年轻人后来将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就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节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社会政治思想

由于无法找到任何意图推翻政府的证据，帝国的调查委员会便将彼特拉舍夫斯基运动定性为“思想阴谋”。尼古拉一世对新近在西欧爆发的革命深感恐惧，“思想阴谋”这一指控就足以让他给出最严厉的惩罚。在当时的俄国，一点点思想的影子便能在政府圈子里引起可怕的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即是一例，他的主要罪行就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一次集会上大声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信件。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进行过十分认真的思想研究。他们收集图书，不久就拥有了俄国最丰富的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多语种著作收藏。他们特别热衷于法国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傅立叶及其追随者（尤其是孔西得朗）、布朗、蒲鲁东和勒鲁。他们阅读过的书以及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均会在他们的聚会上得到系统的讨论。每周五的定期聚会不仅有小组成员参加，还有大批受邀的客人。与斯坦凯维奇小组的聚会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并非好友之间的自发讨论，而是有组织的定期会议，与会者（他们甚至彼此并不相识）有着共同的兴趣，也希望开展某些迫不及待的改革。已知有数百人参加过此类讨论，因此这些聚会的影响相当可观。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代表着更广泛的社会范围，超过更为同质性的十二月党人运动，后者所获支持主要来自军官阶层。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参加者包括富裕地主以及一批著名的作家和教授 ，但根据伊·利普兰迪（内政部的一名官员）的报告，其中也有一些“涉世不深的学生、商人甚至烟草小贩”。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为宣传其思想而做出的最重要冒险举动，是编印《袖珍俄语外来词词典》 ，这部辞典的头两辑分别出版于1845年和1846年。第一辑由文学批评家瓦列里安·迈科夫编辑（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协助下），而思想特征更为显明的第二辑则由彼得拉舍夫斯基独自编成。辞典中的许多词条实为短文，其中被巧妙地加入各种违禁思想。彼得拉舍夫斯基借用“自然”、“自然主义”和“自然哲学”等词条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欧文主义”、“生产组织”、“新基督教”和“正常国家”等词条被用来表达其社会主义思想，“新学”和“创新”等词条包含着对历史中那些革命变革之作用的反思，另有其他一些词条，如“民族”“反对派”等，则阐述了作者的政治信念。当局很晚才意识到此事的性质，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严厉责骂书刊审查官，并下令没收《袖珍俄语外来词词典》，但为时已晚，所有《袖珍俄语外来词词典》业已售出。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主流情绪是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员甚至自视为“共产主义者”。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说尤受推崇。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也是傅立叶主义的忠实信徒，他甚至在1847年尝试把他自己的村庄变成一个“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фаланстер），即一个傅立叶式的自给自足的公社。然而，他那些疑心重重的农民却终结了这一计划，他们放火烧毁了之后将成为他们乌托邦共同体所在地的房屋。1849年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中一些最活跃的成员组织了一场庆贺傅立叶生日的宴会，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以及亚历山大·哈内科夫、德米特里·阿赫沙鲁莫夫和伊波利特·杰布先后发言。哈内科夫大致表达了同道们共同的激情，坚信未来世界将像傅立叶所预言的那样重获新生，他称他们的这次聚会是“一个事件，预示着我们整个星球以及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都将蜕变”。据说他高声喊道：“转变就在眼前。”阿赫沙鲁莫夫则回应他道：“我们就将在这里，在我们的国家开始变革，整个世界都将完成这一大业。”

吸引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走近傅立叶社会哲学的，是傅立叶对自然规律的捍卫。傅立叶捍卫人类激情之自由、和谐的释放，他的社会体制观主张让人性摆脱种种人为限制，让人类在历史上首次过上“正常的”生活。在这一方面，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俄国西方派一个核心观点的再次体现，即个体的完全解放与和谐发展。然而，鉴于他们对西欧资本主义所持的尖锐批判态度，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显然无法被归入西方派。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常说，资本主义是违背人性的，因为它激发出了反社会的本能，仅使富人受益，却让穷人更穷。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对他而言并非“一项现代发明，一个19世纪杜撰出来的狡猾诡计”，而“始终是人性的一部分，并将永远是人性的一部分，只要人类保留着进化和完善自我的能力”。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卫护资本主义的学说，因此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

这些信念能与不同的政治纲领协调一致。亚历山大·别克列米舍夫和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未来的泛斯拉主义者）认为，傅立叶主义是一种非政治学说，俄国政府应将这一学说为其所用。例如，别克列米舍夫建议，傅立叶主义性质的协会有助于和平解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然而，此类观点并不典型，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绝大多数成员均厌恶专制体制，他们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与民主共和国的梦想联系在一起，至少是与君主立宪制联系在一起，希望这种君主立宪制能保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法律改革，减少国家对私人领域的干涉。事实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运动的原创之处就在于，它采用了一种将社会主义思想与夺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融为一体的纲领。

在将他们的纲领付诸实施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与傅立叶及其法国追随者不同，他们并未谴责或否定用武力推翻政府的可能性。然而在实践中，他们认为在俄国赢得革命胜利的希望很渺茫，他们担心一场革命运动会演变成又一场原始的扎克雷暴动，就像普加乔夫起义那样。因此，他们采取一种旨在争取局部改革的合法斗争策略。彼得拉舍夫斯基更忠于傅立叶主义的精神，他在原则上支持改革，他写道：“傅立叶主义会逐渐走向与共产主义一致的目标，但共产主义试图借助暴力立即达到这一目标……傅立叶主义并不希望在一个病态的、狂热的巨变时刻——无论这一时刻多么辉煌——骤然失去人类数千年努力所创造的结果。” 因此，较之于废除农奴制和给农民分地，彼得拉舍夫斯基更重视司法改革，这至少能为争取社会改革的合法斗争创造出一些最低可能性，哪怕他完全意识到了废除农奴制和给农民分地等措施的极端重要性。

与改革派阵营对峙的激进派小组由尼古拉·斯佩什涅夫（Nikolai Speshnev/Николай Спешнев，1821—1882）领导，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斯塔夫罗金的原型。他的目的是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转变为一个革命组织，为一场武装起义做准备，不是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而要直接吸引农民参加。斯佩什涅夫并非傅立叶的追随者，但自视为共产主义者，他读过的著作包括德萨米、魏特林的作品以及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在国外旅行期间，他与波兰民主派侨民圈建立起联系。

最活跃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其中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和斯佩什涅夫）的特点在于，他们超越了有限的民族目标，将世界主义视为真正进步的必要前提。彼得拉舍夫斯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体现在《袖珍俄语外来词词典》中的“民族”这一词条中，其观点与迈科夫并无不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民族性的世界主义学说，对于一位社会主义者而言，民族性的差异消失了，只剩下人”。 虽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并没有鼓励人为地消灭民族差异的计划，但他们仍宣称普世主义目标是一项绝对的首要任务（尽管他们赞同俄罗斯帝国各主要民族拥有自决原则）。在他们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重要的波兰成员伊万·亚斯特尔热姆斯基宣称，他“从身体到灵魂都是一个波兰人，他愿意为波兰的独立流尽最后一滴血，但如果他相信波兰的独立会有害于全人类理想的发展，他就将第一个用斧头砍掉波兰的脑袋”。

在俄国进步运动的历史上，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占据重要位置，它是一个中间环节，上承贵族革命者，下接19世纪下半期的激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发挥了主导作用。十二月党人思想的一个典型遗存，在于某些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如哈内科夫）试图将古代罗斯的“共和主义”理想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将乡间村社与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相提并论，把乡村视为萌芽中的社会主义公社（彼得拉舍夫斯基、戈洛温斯基、哈内科夫和巴拉索格洛均表达过这一观点），这便清晰地发出了民粹派思想的先声。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社会哲学恢复了启蒙主义者对人性和“自然的”社会关系的看法，这为1860年代的“启蒙者”铺平了道路。最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在俄国率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在这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意义深远，很难被高估，例如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在一次聚会上从哈内科夫处首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这次讨论会在伊里纳尔赫·维坚斯基家举行，维坚斯基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朋友，在诸多方面均追随彼得拉舍夫斯基。

第二节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哲学思想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运动的过渡性质在他们的哲学观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这场运动兴起时，欧洲的哲学唯心主义正让位于自然主义，其表现即生物唯物主义以及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崇拜。在俄国，“哲学时代”也已接近尾声。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诸如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俄国主流思想家正试图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袖珍俄语外来词词典》第二辑中关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Hатурализм）的条目可被视为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次最简洁的哲学演讲，以下便是词条“自然主义”的释文：

指一门学问，它认为仅凭思想而无须传统、启示或神的干预，人便可借助其所有自然能力之全面和独立发展在现实生活中赢得永久幸福。在其演进的较低阶段，自然主义认为积极宗教中神性因素的出现是一种欺骗，这些神性因素系人类行为之结果，而非神性行为之结果。在其进一步演进中，这门学问吸收泛神论和唯物主义，认为神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最全面表达，它走向无神论，最终转变为人神论，成为这样一门学问，它宣称唯一至高无上的存在就是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自身。在其理性演进的现阶段，自然主义认为在积极宗教中承认上帝，这一普遍事实是人类对其个性以及其智慧的普遍法则进行神化的结果。自然主义认为，反映人类历史进化的一切宗教均为人神论的渐进准备，换言之，均为完全的自我认识以及对生机勃勃的自然法则的意识。

这毫无疑问正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所青睐的哲学标签，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一语境中的所谓“人神论”（anthropotheism/антропотеизм）即费尔巴哈哲学。彼得拉舍夫斯基哲学中的“自然”范畴并非源自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他认为理性主义是自然主义的低级阶段。在他看来，超越这一阶段的中间阶段乃是傅立叶的唯物主义泛神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泛神论，在这一阶段，上帝被视为“人类意识之普遍的、最高的方式”（将黑格尔主义视为“自然主义”的一个阶段，彼得拉舍夫斯基并不觉得这里有任何矛盾之处，因为他认为自然主义是超自然主义的反题，黑格尔曾以上帝内在性的名义拒绝超自然主义）。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最高阶段，因此也就被视为德国哲学发展的高峰。

斯佩什涅夫的观点与此相似，尽管他认为最终否定“超自然主义”的是无神论而非人神论。在他写给波兰侨民埃德蒙德·乔耶茨基的一封长信中，我们读到了以下段落：

整个19世纪的德国唯心主义，自费希特以来的“伟大的”德国哲学，始终在向人神论演进，最终在其最后的旗手和合唱队指挥费尔巴哈处达到顶峰，更确切地说，它与费尔巴哈一同发出了这样的喊声：Homo homini deus est（人即上帝），人已成为人的上帝。我还发现，这一源于德国的学说也传播至其他国家，尽管当然不像在其祖国那样影响广泛。我在这里想到的不是德国以外那些盲目模仿黑格尔哲学的人，而仅有两位独特的智者，法国的蒲鲁东和波兰的卡缅斯基。他们两人均接受过黑格尔主义，对于德国的这两位邻居而言，黑格尔主义都是作为人神论而出现的（在同时期的德国更是如此），他们两人此时对费尔巴哈一无所知，就像费尔巴哈对他俩一无所知，这一事实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人被神化的前提最早见于黑格尔本人处，费尔巴哈学派是黑格尔在德国的合法继承人。

费尔巴哈的“人神论”之基础，是其“用人的存在取代神的存在”以及“将人类学提升至神学地位”的主张。他写道：“基督教把人的名字和神的名字联结成一个名字，即神人，以此使人的名字获得至高存在之属性的尊严。为与事情的真实状态相吻合，新哲学将属性转化为实质，将谓项转化为主体。” 因此，神人将被人神所取代：“神是人，人也是神。” 费尔巴哈期望他的观点能产生一种解放的效果，使得人类能够伸展四肢，重获新生，人将重新吸收已与他疏远并集中存在于天国的神性因素。与此同时，费尔巴哈也不失时机地强调，人作为一个有躯体的生物也受自然法则之约束。这一切均源于他对只重视灵魂的唯心论的强烈反叛，对仅将人视为思想存在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强烈反叛。人神论旨在恢复天性，恢复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让人重新成为一种感性的、激情的、有血有肉的存在。

这一简短评述使我们更易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思想体系的一个典型特征即对费尔巴哈思想元素和傅立叶思想元素的融合。要拒绝傅立叶的泛神论幻想并代之以人神论，这并不困难，因为费尔巴哈赞同傅立叶思想中那些最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所看重的问题，如天性和感性的恢复、激情的自由和谐发展以及人类复兴的愿景，这种复兴的基础即人性的解放和人类一切潜力的释放。阿赫沙鲁莫夫在傅立叶纪念宴会上的演讲就是一个很好范例，它有机地融合了傅立叶主义和“恢复人的神性”的“人神论”命题：

是的，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做，都应该记住，我们在进行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去恢复被无知践踏在脚下的自然法则，去恢复人的庄严伟大的神性一面，去释放和组织人的崇高和谐的激情，这种激情曾遭到束缚和压抑。我们要去摧毁一座座城池和都市，用它们的砖块和砂浆另造其他建筑；我们要把充满痛苦、不幸、贫穷和羞辱的生活变成充满辉煌、和谐、欢乐、财富和幸福的生活；我们要用宫殿和果实覆盖大地，用鲜花去装饰它——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伟大的目标，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所有目标中最伟大的目标。

如这段话所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不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它们铺平了道路）并不与实证主义的“清醒大脑”相伴，相反，它带有“社会浪漫主义”（social romanticism/социальный романтизм） 时代的印记，对人类普遍、彻底的再生持有坚定信仰。另一方面，费尔巴哈哲学也包含一种可被称为前实证主义的倾向。如果说理解哲学（唯心主义哲学）的关键是神学，理解神学的关键是人类学，那么对人性的研究就必定是一个最重要的知识分支。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受制于普遍规律的严格的因果关系，那么对人性的研究就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需要运用各种科学方法。这一推理过程解释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为何如此依赖自然科学，他们相信必须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他们对欧洲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倾向抱有普遍同情。这种“前实证主义”（prepositivism/предпозитивизм）在政论家瓦列里安·迈科夫的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瓦列里安·迈科夫是俄国最早对孔德、利特雷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进行研读的人士之一。

似乎可以正当地设问：这一前实证主义倾向为何未能排挤掉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思想中的人神论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浪漫想象呢？从长远看，可能会出现此类结果，但他们小组的讨论活动仅持续了数年，时间太短，尚无法令其成员们意识到这两种倾向间的潜在冲突因素。这种二元论特征体现在蒙别利的一个说法中，他认为人无法成为“人间的神”，除非他们完全摆脱“迷信和偏见”。 这一观点呼应了费尔巴哈的一个信念，即人只有在拒绝一切幻想之后才可能是自由的，蒙别利的这一观点自然会导出这样的结论，即与“迷信”做斗争的方式只能是严格的科学推理以及对自然科学最新发现的不断援引。通过这种方式，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便成了包括德米特里·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在内的1860年代理性主义的直接先驱。他们的世界观与俄国文学的流行倾向相一致，当时俄国文学中这一倾向的代表即“自然派”，自然派强调艺术的认知功能，偏爱那些能够对社会进行“生理学分析”的文学作品。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手法也源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对人性的心理学分析之假设。

为阐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在俄国思想史上的作用，有必要考虑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成熟时期作品中对该派思想的接受。与社会主义的争论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伟大小说的背景，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与他年轻时那些同伴的思想争论之继续。这场争论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与其说建立在对社会正义的渴望上，不如说建立在让人取代上帝这样一种自负的意图上，这个主题无疑受到人神论的影响，而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聚会上对人神论一准多有耳闻。

本章涉及作品

米哈伊尔·布达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瓦列里安·迈科夫：《袖珍俄语外来词词典》（Pocket Dictionary of Foreign Terms/Карманный 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лов, вошедших в соста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词典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Possessed/Бес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