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民粹派的意识形态
导论
“民粹主义”（Populism/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一词有多种不同含义。 最广义的“民粹主义”指俄国一切民主派意识形态，既包括革命派也包括改革派，他们代表农民和小生产者利益，认为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定义，那么民粹主义即为一个非常广泛、包含不同倾向的运动，其历史悠久，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直至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者。
研究“民意党”思想的最佳专著为特瓦尔多夫斯卡娅：《1870年代与1880年代之交俄国社会主义思想》（V. A. Tvardovskaia, Sotsialisticheskaia mysl Rossii na rubezhe 1870—1880-kh godov）（莫斯科，1969）。就历史语境中的狭义而言，俄国1870年代革命者所谓“民粹主义”则仅指俄国激进主义内部的一个流派，这一流派出现于1870年代中期，处在第一波“到民间去”（go to the people/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运动兴起之后，该流派与其他革命流派有所不同，即主张“群众对受过教育的精英层次的垄断”。在这层意义上，“民粹主义”与一些革命者的“抽象认知”相互对立，这些革命者试图教导农民，而不是向农民学习，他们希望把西方的社会主义理想强加给农民，而不是去倾听农民的心声，为农民谋求实际利益。从其所主张的斗争方式的角度看，“民粹派”（就此词的第二种意义而言）与成立于1879年的民粹派革命组织“民意党”（People's Will/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 的成员们截然相对，因为他们与后者不同，主张仅在人民中间活动，仅借助于人民的力量活动，他们谴责革命密谋活动、个人恐怖行为以及利用职业革命组织夺取政权的企图。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第507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462页。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本人指出，他是在“哲学历史”的意义上使用“反动”一词的，仅指那些理论家所犯错误，他们使用过时的社会关系作为其理论建构的模型（《列宁选集》，第2卷，第217页。中译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卷，第185页）。本章对“民粹主义”一词的使用，倾向于遵循前述第一个定义，尽管其涵盖略有收缩。笔者认为，“民粹主义”不该被理解为革命思潮中一个特定的流派，而应被视为一种动态的意识形态结构，其内部可能存在诸多立场。这一意识形态的显著特点，即它将资产阶级民主的激进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立场合为一体。这种反对立场以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表达出来，但它实际上更接近列宁所谓“经济浪漫主义”，即一种把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理想化的怀旧乌托邦。这层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直到1870年代才在俄国扎根，当时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作用感到失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可被称为民粹派鼻祖，因为他构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民粹派概念的基本命题，但他主要属于“启蒙者”，列宁将这些“启蒙者”称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倡导者，他们在为清除封建主义残余而战。另一方面（列宁强调），与“启蒙者”相比，民粹派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因为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会给民众带来怎样的悲惨后果。在废除农奴制的斗争中，“启蒙者”主导了民主运动，而民粹主义则在改革后的俄国逐渐成熟，成为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所做出的反应。“启蒙者”和民粹派均代表广大民众，在19世纪的俄国，民众首先是指农民，因此，前者的运动可被视为后者出现的基础。但是，民粹派不同于“启蒙者”，他们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激进主义与反对资产阶级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遗产”（列宁语）显然是进步的，而民粹主义的遗产在这一方面则模棱两可。列宁写道，民粹派是伊阿诺斯，“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 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就是看着过去的伊阿诺斯，列宁经常强调，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的（以马克思主义者赋予这一概念的意义而言），是反动的，无可救药地受到了“经济浪漫主义”的影响。
1868—1870年这三年可被视为经典民粹主义的诞生期。许多年轻的激进派此时均放弃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拒绝对科学能解放一切之使命的实证主义信念。1868年，巴枯宁发表他那篇著名文章（刊于侨民杂志《人民事业》），呼吁俄国年轻人离开大学，“到民间去”。一年后，民粹主义的三份经典文献相继发表，这便是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论文《何谓进步》以及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之处境》。前两部著作质疑“启蒙者们”普遍持有的对于进步的乐观信念，指出历史进程痛苦的矛盾性，并对那种单向进化的概念表示怀疑，这种概念试图证明俄国必须遵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模式。弗列罗夫斯基则描绘出一幅生动画面，展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被引入农业后农民们的日益贫困，他得出结论，应尽一切可能防止资本主义进一步进展，转而利用农民村社的各种潜力。在这些重要文献发表的同年，民粹主义革命运动也开始兴起。这些特殊的革命组织的思想中最具民粹派特质的就是这样一个信念，即决心把重点置于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进一步发展的斗争。
如果说我们看到了“经典民粹主义”把资本主义视为“头号敌人”，那么我们还应补充，1870年代的经典民粹主义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这一阶段始于《资本论》第一卷（1869）出版之后，这并非偶然，让马克思感到惊讶的是，在俄国出版的《资本论》第一个俄译本（1872）是由民粹派促成的（译本一开始由马克思的好友盖尔曼·洛帕京翻译，后由尼古拉·丹尼尔逊完成，丹尼尔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完全一致）。简而言之，俄国民主派对《资本论》印象深刻，尤其震惊于该书中关于原始积累暴行的描述，于是他们决定竭尽所能地避免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他们也因此成为成熟的“经典”民粹派。
因此我们可以说，俄国的民粹主义不仅是对俄国内部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拨（甚至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示范效应”的反拨），而且也是，甚或首先是俄国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理念所做出的一种回应。这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的落后农民国家的民主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主义做出的反应，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反应，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马克思毕竟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是那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权威著作的作者。
第一节 自“到民间去”至“民意党”
民粹派意识形态的反资本主义特征之最明显体现，是对议会制的不信任以及对各种“政治”形式的有意冷漠。民粹派将“社会主义”革命等同于社会革命，或曰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另一方面，“政治”斗争，亦即以推翻专制体制为目的、旨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又仅被视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应被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忽视。如此一来，社会主义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对立面，有人甚至认为，一部自由派宪法或许会加强有产阶级，使社会主义者在未来许多年失去机会。尽管这在我们如今看来是一个奇怪的悖论，民粹派自诩“不关心政治”，并认为这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不受资产阶级价值观污染之保障。有时他们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他们准备与政府合作，如果政府决定推动必要的社会改革，尽管在更多时候，他们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不改变社会体制的情况下推翻沙皇的专制制度，这只会产生出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只会导致民众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1860年代，这一问题即为赫尔岑和巴枯宁所关注，尽管他俩对这两种目标的区分既不太激进，也没有原则化，像随后十年间所做的那样。第一个“土地与自由社”（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启发下于1862—1863年间成立）有政治目标，比如召开国民代表会议（Land Assembly/Земский собор），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其社会目标的背叛。直到1870年代早期，对政治斗争的持续拒绝才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广为流行。
这种拒绝的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为显明的原因之一即巴枯宁的影响，他此时已成为国际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和首席理论家。他反对马克思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他的理由是，争取普选权或是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获得席位，这样的事不值得一位社会主义者去做，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投降的一种方式。
该小组得名自尼古拉·柴可夫斯基（N. V. Chaikovsky），但实际创建人为尼古拉·纳坦松（N. A. Natanson）。另一因素是“忏悔的贵族”（米哈伊洛夫斯基发明的术语）的精神状态，这在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中得到了出色描述。1870年代初最大的民粹派组织柴可夫斯基小组 ，其成员就极易产生强烈的道德自我质疑。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拒绝政治斗争是他们向人民偿还债务的一种方式，因为政治自由对于人民而言并无意义。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合法发表的那些文章中展示出一种天赋，即用简洁的措辞来阐述革命运动在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他将这种情绪定义为“良心”（一种道德责任感）相对于“荣誉”（一种自身权利感）的胜利。1873年初，恰在第一场“到民间去”运动开始之前，他在那篇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的精彩文章中写道：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N. K. Mikhailovsky,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第5版，圣彼得堡，1911），第1卷，第870—872页。对于一个品尝过人类善恶认知树之果实的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比政治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思想交流（政治集会）的自由等更具诱惑力了。我们自然渴望这一切。但是，如果与这种自由相关的所有权利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扮演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之角色，那么我们就不想要这些权利和这种自由！就让这些权利和自由受到诅咒吧，如果它们不仅不能让我们偿还债务，而且还会让我们欠债更多！……我们认为社会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我们仅仅拒绝强化我们的权利，扩展我们的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罪孽。
1869年秋在圣彼得堡创建的多尔古申小组（Dolgushin Circle）的创建人是安东·多尔古申（A. V. Dolgushin）。 见叶利谢耶夫《富豪政治及其社会基础》一文，载《祖国纪事》（G. Z. Eliseev，“Plutocracy and Its Social Base，” in Notes of the Fatherland），第2期（1872），收入卡拉塔耶夫编：《民粹派经济文献》（N. K. Karataev, ed., Narodnicheskaia ekonomichcskaia literature）（莫斯科，1958），第125—159页。叶利谢耶夫对“财阀制”政府的分析，其基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英国制度为榜样的政治自由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这被视为倒退的一步，至少在俄国是如此。有两本书在构建民粹派的资本主义观和资产阶级政治自由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俄国工人阶级之处境》（1869）与《社会科学入门》。这两本书均出自经济学家瓦西里·贝尔维-弗列罗夫斯基之手，他与当时民粹主义运动的两个主要中心柴可夫斯基小组和多尔古申小组 均联系密切。年轻民粹派也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何谓进步》以及叶利谢耶夫对“富豪政治”的抨击印象深刻，后者对作为资产阶级之得心应手工具的议会制持轻蔑态度。 最后一种、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影响是马克思的影响，其《资本论》第一部在民粹派圈子里广为人知，甚至在其俄译本于1872年在俄出版之前（书刊审查官认为此书无害，因为它仅涉及西欧）。马克思本人（不像巴枯宁）从未忽视政治斗争，但民粹派革命者很容易对马克思的著作做出自己的阐释，马克思关于政治的上层建筑总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观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性质的敏锐分析，均被民粹派当作有力论据以支撑他们的这一观点，即应优先考虑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
因此，民粹派对政治斗争的拒绝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他们试图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幻想，他们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因此可以理解，随着俄国乡村资本主义进程的加速，民粹派做出的反应就是凸显其意识形态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方面，并越来越多地将村社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理想化。
这种对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本能的浪漫信仰之真正爆发，是1873—1874年间那场伟大的民粹主义运动。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仿效柴可夫斯基小组和多尔古申小组成员，决定“到民间去”。他们身着农民服装，事先未做任何安排，甚至时常不经事先沟通，便直接去往乡村，以体验真实、健康、简单的生活。
见文图里：《革命的根源》，第503页。 克拉夫钦斯基：《地下俄国：革命者侧影及生活素描》，第25—26页。这种文图里所谓“卢梭主义的集体行为” 所显示出的热情前所未有，十分独特。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写道：“此前和之后均未有过类似现象，这似乎更像天启，而非宣传。起初尚可得知，某本书或某个人对参与这场运动的某某人产生了影响，但是后来便再也无法做出判断。这就像一声响亮的呼唤，它不知自何处响起，却传遍整个国家，召唤所有具有热情心灵的人投身于拯救祖国和人类的伟大事业。”
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中，通常能区分出巴枯宁的追随者和拉夫罗夫的追随者这两类人，这两个群体间的差异在1860年代末开始显现，甚至还在“到民间去”运动开始之前，其起因是一场有趣的争论，即如何自革命事业的角度看待教育和科学的价值。在1868年刊于侨民杂志《人民事业》的一篇文章中，巴枯宁呼吁俄国大学生放弃学业，因为学业也是一种剥削方式。他认为，在革命时代没有时间学习，革命者不需要去掌握官方知识，那些知识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拉夫罗夫更接近“启蒙者”的理性主义传统，他认为必须与巴枯宁的观点划清界限。在刊于侨民杂志第一期（1873）上的《知识与革命》一文中，他言简意赅地论述了这一问题。拉夫罗夫的追随者们被称为“宣传者”（propagandists/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ы），他们在实践工作中重视革命宣传，即希望启蒙农民，让农民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而巴枯宁的追随者们则被称为“反叛者”（rebels/бунтари），因为他们前往乡村不是为了教育乡村居民，而是为了鼓动后者加入自发的、迫在眼前的起义。
民粹派运动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警方进行大规模搜捕，而把这些满怀热情的年轻人交到宪兵们手中的，往往恰是那些被视为潜在革命者的农民。事实证明，俄国农民不太会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不太愿意反抗，并不像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样。民粹主义运动已获得第一个重要经验，如今必须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
见科兹明：《俄国革命思想史纲》（B. P. Kozmin, Iz istorii revoliutsionnoi mysli v Rossii）（莫斯科，1961），第642页。成立于1876年底的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其纲领的制定同时基于“反叛者”和“宣传者”这两派的经验。两派的共同之处，即坚信革命者只能在人民中间开展行动，只能借助人民的力量开展行动。他们认为，之前的行动未获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巴枯宁派夸大了农民参加起义的意愿，二是他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过于抽象。后一种指责主要针对拉夫罗夫派，但也与巴枯宁派的“反叛者”有关，他们的经验使他们意识到，在农民中进行革命鼓动、对现存社会秩序之基础发起普遍攻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为避免将来再犯此类错误，“土地与自由社”纲领仅提出一些“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的目标，亦即那些与农民的直接利益相一致的目标。克拉夫钦斯基宣称，脱下社会主义的德国式外衣，换上农民的服装去往乡村，这还不够，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而且连社会主义本身，都应成为俄国农民的朴素版本。 试图抛弃自己的抽象思想和乌托邦主义，使其社会主义纲领对于大众而言更有吸引力、更容易理解，正是这样的意图使得之前很少有人使用的“民粹派”一词广为流行。
菲格纳：《菲格纳全集》（V. Figner,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莫斯科，1932），第1卷，第105页。装备了新的纲领后，“土地与自由社”的革命者开始了一场新的走向民间运动，这一次运动组织得很好，远胜于第一次。据维拉·菲格纳称，新组织自一开始就倾向于以集中制和有效的领导方式取代“联邦主义者”的原则。 地下活动的开展又强化了这一趋势，直到“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变成列宁所谓“战斗的、集中的组织”（见其《怎么办？》），列宁将其列为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效仿的榜样。
见本书第244—252页。 见本书第177页注释。 卡斯珀·图尔斯基是波兰社会民主协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该协会于1872年在苏黎世成立，隶属共产国际。1877—1878年间，他与巴黎公社的波兰将军瓦列里·弗罗勃列夫斯基保持密切联系，帮助他秘密前往俄国。弗罗勃列夫斯基是共产国际成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友。得知恩格斯对特卡乔夫持批评态度，弗罗勃列夫斯基更倾向于对恩格斯（以及马克思）隐瞒他与特卡乔夫小组的联系。见波列沙：《在1848—1895年间的伟大流亡者中间》（J. W. Borejsza, W kręgu wielkich wygnańców 1848—1895）（华沙，1963），第68—69、123—124页。关于图尔斯基，见佩特科维奇：《卡斯珀·米查尔·图尔斯基》，载《独立》（K. Pietkiewicz, “Kasper Michal Turski,” in Niepodległość）第1期（1930），第103—113页。彼得·特卡乔夫在很久之前就曾提出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制组织的建议 ，不过他的思想却被称为“雅各宾主义”或“布朗基主义”，因为这些观点强调精英革命家的作用，与民粹派公认的借助人民力量展开行动的原则并不相容，更有悖于“土地与自由社”所主张的狭义“民粹主义”。特卡乔夫建议实施的实为职业革命者的密谋活动，他们的目标首先即夺取政权。他认为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是巨大的精力浪费，他建议回过头去采用涅恰耶夫的手段 ，他与后者在1860年代末有过合作。他还认为可以从19世纪上半期西欧的革命密谋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尤其赞扬波兰人的经验和密谋技巧。在他侨居国外时，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实际上是两位波兰人，即卡罗尔·亚尼茨基和卡斯珀·图尔斯基。
特卡乔夫在其《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中使用的表达方式，见本章“彼得·特卡乔夫”一节。特卡乔夫认为，民众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解放自己，他们的支持对于革命的胜利而言不可或缺，但他们的作用却纯粹是消极的，是一种解构力量。决定性的角色应属于强大的领导层以及革命先锋队组织的严谨活动，革命先锋队知道如何利用民众起义造成的混乱。预先在民众中间做工作毫无意义，这仅为一种逃避真正革命活动的方式，是“反动的革命者”杜撰出的便利借口。俄国的革命不能再被推迟了，因为它成功的机会在日益降低。今日之俄国是“绝对的荒谬和荒谬的绝对”，它缺乏任何真正的支撑，“悬浮在空中”。 很快，它就将成为“宪制的，温和的”，能获得目前尚无意捍卫它的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只要俄国资产阶级尚且软弱，资本主义尚处于其早期阶段，就还有可能为俄国规划另一种未来，时不我待，不能坐失良机。
这种诊断与急不可耐的巴枯宁派的情绪相吻合，他们始终渴望诉诸直接的革命行动。另一方面，特卡乔夫对群众的看法以及对极权制革命国家所塑造的未来社会的看法，却与巴枯宁派相去甚远，后者信赖民众的自发性，相信民众有将自治村社结成自由结盟的理想。特卡乔夫则不相信农民村社有助于社会主义的诞生，在他看来，自给自足的农业村社近乎最保守、最静态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中并不包含任何进步发展的萌芽。集体主义，即俄国农民“天生的共产主义”，无疑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但它并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人民无法独自找到一个充满活力的进步社会，他们甚至无法继续保持对其旧有理想的忠诚，保护这些理想不受敌对社会力量的攻击。因此，革命先锋队的任务就不能局限于推翻专制体制。特卡乔夫得出一个结论，即革命政党应接管并强化俄国的绝对权力，将其转化为强大的革命专政工具，并利用它来彻底改变社会的方方面面。管理革命国家的革命政党之权威，应取代“神秘的沙皇”成为俄国人民的新权威。
“土地与自由社”的成员大都强烈反对特卡乔夫，他们指责他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损害俄国革命运动，背叛了人民的事业。尽管如此，特卡乔夫的影响仍加速了“土地与自由社”内部一个新倾向的出现，在这一倾向中，推翻专制体制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优先于“在民间的工作”。
对纯粹的“民粹主义”（狭义的，就此词的历史含义而言）立场的这种心有不甘的背离，导致了第二次“到民间去”运动的部分成功和整体失败。以乡村医生、教师或工匠等身份住在偏远乡村的革命者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农民，组织他们去对抗地主、富农和地方官员，他们有理由宣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超1874年的“宣传者”，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奈地意识到，他们无法在现有政治条件下继续有效地开展工作。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狭隘的民粹主义斗争方式转向政治恐怖主义。1878年1月，一个名叫维拉·查苏利奇的姑娘向圣彼得堡省长特列波夫将军开枪，为一名在狱中受到鞭打的革命者报仇。同年5月，宪兵队的黑金格上校在基辅被暗杀。8月，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刺杀了秘密警察首领梅津采夫将军。1879年4月2日，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刺杀沙皇未遂，他事先向“土地与自由社”通报了他的行动，但并未请求帮助。数周后，独立的恐怖主义组织“不自由毋宁死小组”（Freedom or Death/Свобода или смерть）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成立。
见本书第409—411页。 《〈土地与自由〉杂志纲领》，刊于卡拉塔耶夫编：《民粹派经济文献》，第322—326页。这一新倾向遭到正统民粹派的谴责，他们在普列汉诺夫领导下 ，指责恐怖主义者放弃了在人民中间的工作，背叛了把“社会”目标置于首位的传统原则。“土地与自由社”的许多领导成员均愿意继续信奉民粹主义的始初原则，但并不拒绝恐怖主义。这样两面性的典型例证，即克拉夫钦斯基在党的地下刊物第一期（1878年秋）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说服他的同志们，党的主要力量应继续放在乡村工作上，恐怖主义者仅为一支“防御队伍，其作用是保护这些工作者免遭敌人背信弃义的打击”。
俄语中的“黑人”有“干粗活的人”之意。—译注然而，无论是克拉夫钦斯基的文章还是1878年的新版党纲，均无法阻止“土地与自由社”的分裂。在沃罗涅日秘密举行的一次会员大会上（1879年6月）达成了一项临时妥协（由于普列汉诺夫的离会方才达成），但这并不足以使“传统派”与“创新派”消除分歧。1879年10月，分裂得到正式承认，“土地与自由社”不复存在。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正统民粹派创建名为“黑分社”（Black Repartition/Черный передел）的独立组织，对“创新派”感到失望的维拉·查苏利奇也加入这一组织，这一名称中的“黑”指“黑人” ，“分”则指农民们中间普遍存在的重新划分土地的愿望。“创新派”则取名“民意党”（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这一名称在英文中通常被不太恰当地译为“The People's Will”，因为这个俄文词组有两重意思，既表示“人民的意志”，也可理解为“人民的自由”。这个新组织的纲领就是推翻专制制度，按照人民的意志建立政府。
见巴基洛夫：《1878—1881年间的俄国民粹派运动》（Bazylov, Działalność narodnictwa rosyjskiego w latach, 1878—1881）（弗罗茨瓦夫，1960），第107页。由于人们几乎普遍认为传统的斗争方法已难以在人民中间产生任何持久结果，“民意党”于是轻松地接管了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相比之下，“数量不多的‘黑分社’成员已无法代表任何真正的革命力量” 。“创新者”革命理论中的新意是，他们拒绝传统民粹派对于“社会”目的优先于“政治”目的这一策略的强调，试图通过对俄罗斯国家某些特征的列举来佐证他们的立场变化。该党首席理论家列夫·季霍米罗夫提出两个捍卫这一新路线的主要论据：一是政府积极鼓励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二是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的理论（在第八章有过讨论），他们认为在俄国历史中，国家始终不仅是社会各阶层的工具，而且也是这些阶层的创造者，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最高组织者。季霍米罗夫用后一种理论来支持他本人的命题，即在俄国，反对占有阶级的斗争必然会变成一场反对国家的政治斗争，而正是国家造就了这些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是这些阶级主要的力量源泉。
得名自法国革命家和激进思想家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当然，接受“政治斗争”这一假设并不意味着在对其含义的阐释上没有重大差异。据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民意党”内部存在两种对立倾向：一种是热里亚博夫代表的“宪制倾向”，另一种是季霍米罗夫本人热衷的“布朗基倾向” （或曰“雅各宾倾向”）。应该补充一点，季霍米罗夫本人并非一以贯之的“布朗基主义者”，他在这一方面被该党执委会的另一名委员玛利亚·奥沙尼娜所超越，后者是特卡乔夫的热情追随者，也是俄国“雅各宾主义”老战士彼得·扎伊奇涅夫斯基的门徒。
根据热里亚博夫的“宪制派”解释，转向政治斗争就意味着去寻求盟友，与一切有志于推翻俄国专制体制的社会阶层结盟，实际上，主要是与自由派结盟。这一联盟的目的是确保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确保民主权利，以便社会主义者为在经济上改善农民和工人的命运而继续进行合法斗争。这一观点得到米哈伊洛夫斯基支持，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立场体现在他的一组文章中，即他于1879年在期刊《民意报》匿名发表的《一位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书简》。米哈伊洛夫斯基为热里亚博夫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与他本人不久前的观点相悖）政治自由也可被用作对抗俄国资产阶级的一件武器，俄国资产阶级与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不同，幸运的是，他们尚且软弱，无法在推翻专制体制之后建立自己的统治。
季霍米罗夫的“政治斗争”概念并不十分精确，因为他在传统“民粹主义”和“布朗基主义”间左右为难。与热里亚博夫不同，他强调通过革命先锋队的坚定行动来夺取政权，而非与自由派广泛结盟。另一方面，他也拒绝特卡乔夫的长期革命专政的想法。他认为，革命者应夺取权力，但在民众的社会革命兴起之后则应放弃权力。
尽管有此类分歧，该党所有成员却均认同，推翻专制体制的最迅捷方法即刺杀沙皇。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竭尽所能。前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试图炸毁皇帝的专列，第二次是斯捷潘·哈尔图林精心策划的冬宫爆炸，但第三次尝试终于获得成功，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成员、俄国化的波兰人伊格纳西·格里涅维茨基投掷的炸弹炸死。这次暗杀的结果令革命者深感失望，因为沙皇遇刺带来的并非混乱和革命骚动，而是专制体制的强化。人们等来的并非政治自由，而是一个更加保守的政府，民意党的力量和声望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得到大幅提升，该党最重要的领导人相继被捕，这使得其活动偃旗息鼓。执行委员会（或更确切地说是那些成功逃脱追捕的委员）给新皇帝发去一封信（大约由季霍米罗夫起草、米哈伊洛夫斯基修改），敦促他召集国民大会，从而避免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流血革命。该信以一项庄严的声明作为结束，即革命党将接受自由选举出的代表大会做出的所有决定，并无条件地放弃对政府使用武力。然而，亚历山大三世更倾向于采取这样的政策，即让人们不再对俄国君主制的和平演进抱有任何希望。
参与此次暗杀的那些人，即雷萨科夫、热里亚博夫、米哈伊洛夫、基巴利契奇和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于1881年4月3日被绞死（格里涅维茨基则被他自己投出的炸弹炸死）。在审判过程中，仅有19岁的年轻人雷萨科夫精神崩溃，其他人的英勇举止，尤其是热里亚博夫和佩罗夫斯卡娅的坚强不屈，则使法官们惊讶不已，也博得了整个世界的赞赏。
第二节 彼得·拉夫罗夫
生平
彼得·拉夫罗夫（Petr Lavrov/Петр Лавров，1823—1900）是民粹派的主要思想家，也是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中最有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生于富裕地主家庭，曾就读于圣彼得堡米哈伊洛夫炮兵学校，毕业后在多所军校教授数学课。他晋升迅速，1858年获上校军衔。他对哲学和社会学也感兴趣，并在1860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实践哲学问题概述》。在此书中，他表明自己是“人本主义”的追随者。此书引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他曾在其《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中言及此书，他指责拉夫罗夫的折中主义，但仍表示同意后者的推论思路。
此时，拉夫罗夫正与第一阶段“土地与自由社”的革命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1866年，他在卡拉科佐夫企图刺杀沙皇后的镇压浪潮中被捕，并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接受警方监视。他的系列文章《历史书简》于1868—1869年间发表在《周刊》上，这使他在年轻激进分子间大受欢迎。1870年2月，他在革命者盖尔曼·洛帕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并立即与国际工人协会取得联系，同年秋加入该协会。他参加了巴黎公社，并被公社建立的政府派往比利时和英国组织救援力量，这使他得以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持久友谊。1873年至1876年，他出版革命期刊《前进》，先在苏黎世出刊，后转至伦敦（1874年起）。在这份刊物中，他对涅恰耶夫式不择手段的革命斗争方式表示谴责，对革命的冒险主义发出预警，强调需要进行漫长而细致的斗争准备。他支持民粹派的一个普遍信念，即社会目的优先于政治目的，他也赞同巴枯宁的观点，即无法在引入社会主义的同时保留现存国家机构，但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这并未妨碍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友好关系，而后者却十分关心政治问题。
至1870年代末，他们开始援引马克思的话为其决定辩护。他们认为，村社是一种保守机制，注定会消失，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出现之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方成为可能。参见列文：《1860—1870年代俄国的社会运动》（S. M. Levin, Obshchestvennoe dvizhenie v Rossii v 60—70-e gody XIX veka）（莫斯科，1958），第378—383页。这一观点与民粹派对政治斗争的传统态度相结合，便导出一种奇怪的“非行动哲学”。自一开始，拉夫罗夫就比俄国境内他的追随者们更为激进。1876年底，他的支持者们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不满情绪在这次会上达到顶峰，最终导致分裂，拉夫罗夫辞去他的杂志主编职位。他的部分追随者，尤其是很有影响力的圣彼得堡小组，从“到民间去”运动的经验中得出了一些拉夫罗夫本人无法接受的结论。由于对农民感到失望，这一部分追随者如今集中精力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他们在开展活动时十分谨慎，强调进行长期的教育工作，而非立即采取革命行动（事实上他们反对一切过早发动的骚乱和暴力行为，甚至反对罢工）。 拉夫罗夫却认为，革命的筹备工作绝不仅仅局限于和平宣传，他虽然赞成在工人中间进行教育工作，但他仍相信农民村社的社会主义潜力，并认为俄国的未来就在于农业社会主义。
他本人为这套丛书贡献了很有价值的专著《1872—1878年间的民粹派宣传者》（Narodniki-propagandisty 1872—1878 godov）。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后，拉夫罗夫加入“民意党”，并与季霍米罗夫一同在日内瓦编辑党刊。随着“民意党”的衰落，他重返学术研究，出版了数部历史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哲学领域的著作，其中包括《现代思想史论》、《理解历史之任务》，以及在他去世后才面世的《思想史的若干最重要关头》。后两本书分别以S. 阿尔诺尔蒂（S. Arnoldi/С. Арнольди）和A. 多伦加（A. Dolenga/А. Доленга）的笔名在俄出版。但在这两部著作之前，他已出版（1880）一部很有价值的巴黎公社研究著作，此书被译成多种语言。1892—1896年间，他编辑了“俄国社会运动史和革命运动史丛书”。 后来，他在巴黎去世，受到了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均不相同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一致尊重。
《历史书简》
拉夫罗夫：《哲学和社会学》（Filosofiia i sotsiologiia）（莫斯科，1965），第2卷，第81页（英译见伊迪等：《俄国哲学》，第2卷，第138页）。《历史书简》在1870年代俄国的激进青年中大受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篇题为《进步的代价》的文章之巨大影响。拉夫罗夫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为了让少数几位思想家坐在他们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人类已付出高昂的代价。”出身于有教养的特权阶层的少数“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critically thinking individuals/критически мыслящие личности）之个人发展，其代价是一代又一代受剥削的男女所付出的艰难劳动和可怕苦难。每一个思想、每一种想法“都是数百万人的生命、大海一般的鲜血、数代人无尽的苦难或无穷的劳作换来的”。有教养的少数人永远不能忘记这笔债务，应竭尽所能地偿还它。每一个有道德的、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都应该对自己说：“我因自己的发展而欠下一笔血债，如果我能用这种发展减轻当下和未来的罪恶，我便承担起了这笔债务。”
这些话完美地总结了受过教育的贵族阶层中那些进步成员的心境，他们被内疚感所折磨，渴望为民众的幸福而牺牲其个人利益。正是这更为年轻的“忏悔”一代，与更为清醒的平民知识分子一同开始在激进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拉夫罗夫的这本书用文字表达了这一代人的困境，与此同时也开始回答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即进步之本质的问题。
坚信自己欠下的债务必须偿还，正是这一信念使得年轻的民粹派愤怒地拒绝了所有那些关于进步的理论，因为那些理论声称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是事物的“自然”进程中所固有的。在年轻的民粹派看来，这些理论可以十分方便地被用来为资本主义那些丑陋的方面做辩护，称其为“历史的客观规律”或“政治经济学的铁律”之组成部分。这种“客观主义”将进步与“自发的”发展混为一谈，还将所有与这种发展相冲突的“主观”理想斥为乌托邦理想，对这种“客观主义”的厌恶使得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构建出后来被称为“主观社会学”（subjective sociology/субъективная социология）的观点。民粹派的“主观主义”曾遭到普列汉诺夫的诸多嘲笑，但它仍值得被给予更公平的评价。
“主观社会学”（一个不成功的，也并不十分准确的标签）的基本假设可概括为三点。首先，这是对道德标准的捍卫，暗示人们有权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判断一切，甚至可以抗拒“历史的客观规律”，事实上，即便在无望的情境中，他们也可以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发出抗议。其次，这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观点，它对社会科学中“客观”认知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在这一意义上，“主观主义”暗示历史认知和社会学认知永远不可能真正客观，因为它们会被学者的社会地位、无意识情感或有意识选择的理想所浸染。再次，这是一种历史哲学，它认为“主观因素”，即人类的意志和意识（体现于革命党的活动或国家的蓄意干预），可以有效地反对自发的发展趋势，影响历史进程。对于民粹派革命者而言，最后一点当然最为重要。拉夫罗夫以此为基础构建其“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宣称，通过组建政党、建立共同纲领，“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可以成为一种能够改变现实、实现其“主观”目标的重要力量。
拉夫罗夫：《哲学和社会学》，第2卷，第44页（《俄国哲学》，第2卷，第131页）。 拉夫罗夫所谓“理想化”（idealization）之含义非常接近弗洛伊德所谓“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或卡尔·曼海姆赋予此词的含义，即“意识形态”（ideology）。此义的“理想化”仅指这样一种努力，它通常是无意识的，试图隐藏其真正动机，并以无私的目的来解释其愿望。“虚假的”（false）理想化旨在掩饰那些令人羞愧的目标，而“真正人性的”（truly human）理想化则能为人类合法需求的满足铺平道路。对于他那些寻求进步之定义的读者，拉夫罗夫明确指出，进步并非一个客观的或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这样的规律并不存在，历史事件永远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在这里，拉夫罗夫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观点。）因此，在观察历史时的主要问题即选择问题，找到一个标准，以便依据这一标准从大量无形态的历史数据中挑选出“重要的、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标准必须是主观的，因为它取决于某位特定学者所持的社会理想。所有的事实都是分门别类的，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要依据它们与这一理想的关系来阐释。拉夫罗夫写道：“从我们的道德理想所确定的历史角度看，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尽头，整个过去均与我们的理想有关，作为一系列准备步骤，它们不可避免地将达到确定的目标。” 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进步被视为一个范畴，需要将秩序强加于历史的原材料，赋予大量混乱的事实以意义。历史本身并无意义，我们可以在历史之中发现意义，但所有这些意义都是人类赋予的。赋予历史以意义也是以理想为前提的，不仅在历史认知领域是这样，在历史行动领域亦是如此。在拉夫罗夫看来，人类历史始于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出现之时，他们试图借助“批评”和“理想化”的手段来塑造人类的命运。 对于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人而言，这两个因素不可或缺：一是摧毁旧社会，二是以某些特定的理想为基础建立一个新世界，这些理想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拉夫罗夫：《哲学和社会学》，第2卷，第54页（《俄国哲学》，第2卷，第34页）。 拉夫罗夫：《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进步公式·历史的敌人·文明史的科学基础》（Formula progressa N. K. Mikhailovskogo, Protivniki istorii. Nauchnye osnovy istorii tsivilizatsii）（圣彼得堡，1906），第41页。拉夫罗夫这样表述他本人的理想：“个人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等得到发展，真理和正义在社会机构中得以实现。” 或更准确地说：“进步在我看来就是人类意识的发展过程，就是真理和正义在人类的体现过程，其路径即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对于当代文化的改造。” 拉夫罗夫所谓“文化”是指一种以宗教、传统和民间习俗为基础的静态社会结构。随着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的出现，文化逐渐转变为文明，也就是说，转变为一种动态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宗教将被科学所取代，习俗将被法律所取代。文明的发展不再是“有机的”、自发的或无意识的，而越来越取决于个体的有意识活动。
这一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理性主义者高估智力因素的一个典型范例。在俄国，其巨大影响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年轻的民粹派激进分子像拉夫罗夫希望的那样将自己等同于将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却并不十分呼应民粹派对农民村社及其他古老的父权制社会纽带的理想化，被民粹派理想化了的这一切却被视为低级的静态“文化”（以拉夫罗夫的理论术语而言）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语境中指出拉夫罗夫的思想与1840年代西方派历史哲学之间的相似之处，是饶有兴味的。我们发现了许多与拉夫罗夫的观点有惊人相似之处的理论，如别林斯基关于个体不断增强的作用和历史中理性意识的看法，赫尔岑把历史视为个性化之过程的理论，以及格拉诺夫斯基的进步理论，即将进步视为“民众借助思想实现个性化”的过程。拉夫罗夫的思想与1840年代的哲学主题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体现在他早期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著作中，如《实践哲学问题概述》以及《关于哲学当代意义的三次对话》。拉夫罗夫的“主观主义”，就像别林斯基对Weltgeist（世界精神）之专制的反抗一样，就像赫尔岑的行动哲学一样，最初针对的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迷恋以及黑格尔的“普遍”之专制，而非针对实证的自然主义。他的历史哲学的灵感源自康德（进步被视为一个“调节的思想”，一种实践理性之假设），源自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尤其是鲍尔的观点，即“批判思想”是进步的原动机），也源自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作为“客观主义”和“绝对精神”之对立面的人类中心论）。
显而易见，拉夫罗夫是民粹主义运动中“西化”一翼的最极端代表。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书简》中表达的观点与1860年代“启蒙者”的理性主义之间发现显明的相似，1860年代的“启蒙者”像拉夫罗夫一样，高估了思想的历史作用，从而也就高估了思想精英的历史作用。事实上，《历史书简》作为一份民粹派意识形态的文献，其内容似乎也并非始终如一，这些书简出色地表达了年轻激进派的精神怀疑及其历史使命感，却完全忽略了经典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古代社会形式的眷念。拉夫罗夫本人与当代欧洲人道主义的伟大进步传统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一传统在俄国的代表就是西方派和“启蒙者”，这使得拉夫罗夫无法抛弃他们，转而支持一种向后看的乌托邦主义。尽管他挑战了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概念，即个性的自由发展，坚持认为这种发展是“数百万人的鲜血、苦难和劳作”换来的，但在最终的分析中，他的理论却可以被用来替无情的历史进程作辩护。如果批判性的思想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那么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是浪费。如果个性的开花结果以及真理和正义在社会机构中的落实就是进步的主要标准，那么人们就会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欧洲的历史归根结底还是进步的历史，延续很久的大规模剥削和压迫也不该完全遭受谴责，当然，如今到了向民众偿还债务的时候。
社会学观念
见索罗金：《拉夫罗夫的社会学基本问题》，载《拉夫罗夫论文、回忆录及研究资料》（P. A. Sorokin, “Osnovnye problemy sotsiologii P. L. Lavrova,” in P. L. Lavrov Stat’i, vospominaniia, materialy）（彼得格勒“麦穗”出版社，1932）。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拉夫罗夫在其后期社会学著作中更加关注社会发展的经济方面。他的基本思想并未改变，但得到了更充分的推敲和系统化。
拉夫罗夫将社会学定义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关注有意识的个体之团结并描述具体的合作方式。对拉夫罗夫而言，“团结”（solidarity/солидарность）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前提，但这必须是有意识的个体之团结，因为在本能层面（比如珊瑚虫群），它属于生物学领域，而非社会学领域。社会学有其理论层面，也有其实践层面。它是研究作为一个客观过程的社会进化的工具，但它也具有规范作用，因为它制定社会理想，并展示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拉夫罗夫多次指出，由于这一双重角色，他的社会学必须与他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看待。
拉夫罗夫所使用“意识”（consciousness）一词有两层不同含义：广义指“精神生活”（mental life，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有意识的个体之团结的科学）；狭义则仅指反思的、批判的意识，即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就这一层意义而言，习俗的团结自然是“无意识的”团结）。拉夫罗夫将形形色色的社会团结形式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无意识的习俗团结 ，个人要服从必然性的压力。第二种是纯粹的“情感团结”，它基于冲动而不受批判性反思的控制。第三种是“有意识的历史团结”，这是人们为实现有意识选择的合理目标而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三种类型是最高、最重要的社会团结方式，其进化晚于前两种类型，它预示着静态的“文化”向动态的“文明”的转变过程。这一最高团结方式的出现，标志着史前史的结束和一个特定社会中真实历史的开始。
有意识的团结通过“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构成的群体，即知识分子群体来表达，他们负责用思想的方式改变文化。因此，思想的历史便包含了历史进程的精髓，而研究“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节点”也就成了理解社会进化的一条捷径。
拉夫罗夫对历史动力的看法代表一种多元观点。他认为，社会进化的动因是个体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食物需要，满足交媾和繁殖本能的需要，以及安全需求和精神刺激需要（他认为对他人陪伴的需要是精神刺激需求的特殊变体）。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中最重要的即食物需求，食物需求刺激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对拉夫罗夫而言，这一命题为“经济”目的优先于“政治”目的的观点提供了佐证。然而他又强调，除了这些作为一个物种必然会有的生理需求外，人还另有需求，他把这些需求归入“历史范畴”，因为它们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历史维度。这些需求中最重要的就是合理的“发展需求”，这种需求对于“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而言十分典型。拉夫罗夫认为，这种需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其重要性与有意识的理性干预在特定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成正比。
将历史视为一个文化转变为文明的过程，这一整体概念与圣西门和孔德的历史观相关，圣西门和孔德认为历史由“有机的”阶段和“批判的”阶段连缀而成。在有机阶段，特定的文化形式开始出现并逐渐成熟，主导的社会氛围是团结的氛围；而批判阶段则是个人主义时代，是“批判性思想”展开破坏活动的时代。历史进程以加速度、呈螺旋状运动，其发展阶段变得越来越短，有机阶段和批判阶段间的差异不断缩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的演进为团结与发展、秩序与进步的和谐融合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历史并非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摆动，而更像是在趋向一种“移动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发展不会与现有的团结方式发生冲突，团结的强化也不会阻碍发展。
见赫克：《俄国社会学：社会学思想和理论史论》（J. F. Hecker, Russian Sociology: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and Theory）（纽约，1915），第118页。从“主观方法”种种假设的角度看，拉夫罗夫的社会学著作似乎对“客观主义”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的确，他仍然强调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之作用以及社会学的规范作用，但他已抛弃“主观主义”的内核，即否认社会科学中客观认知的可能性。然而，这是一种调整，而非彻底的结构变化。即便在《历史书简》中，拉夫罗夫也对历史和社会学做了区分，即历史诉诸的是非同寻常的、不再重复的事物，而社会学旨在发现社会发展的某些总体规律。数年后，他在其《论社会学方法》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学中（与在历史学中相反），两种方法，即主观的方法和客观的方法，都是合理的、适用的。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开始在“历史必然性”（他以此指由社会学制定的某些常规社会进程）中寻找社会革命的客观合理性。当然，这并非对黑格尔的历史崇拜意义上的“客观主义”之让步，也不是在向主张不受控制的“自然”发展的自由派妥协。有人（即赫克）正确地指出，拉夫罗夫的“主观方法”在这一方面非常接近沃德的“人类目的论方法”，沃德强调人为的目的论进程优先于“自然”进程，但他并不否认社会进化的某些一般规律之存在。
见索罗金：《拉夫罗夫的社会学基本问题》，第286页。 见拉多哈：《拉夫罗夫的历史观和社会学观》，载《阶级观照下的俄国历史文献》（G. Ladokha, “Istoricheskie i sotsiologischeskie vozzreniia P. L. Lavrova,” in Russkaia istoricheskaia literatura v klassovom osveshchenii），波克罗夫斯基编（莫斯科，1927），第422页。无论拉夫罗夫社会学理论的理论内涵或学术价值如何，它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就总体而言，它证实拉夫罗夫是一个知识分子思想家。一些学者认为，他的理论是特殊的“思想贵族风格”之显现 （即对“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之颂扬），甚或是某些典型的贵族思维方式之表露（将民众视为带有负罪感的惰性群体） 。这些看法虽部分正确，却未能注意到拉夫罗夫的思想与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对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之推崇这两者间的根本差异。拉夫罗夫的著作中并无对孔德版新知识精英论的暗示，即并未暗示新知识精英将管理未来的等级社会。对这位俄国思想家而言，知识分子首先是社会的良知，而非知识贵族。受过教育的人获益于文明的赐予，但他们却对其时代无处不在的不公正持自私的冷漠态度，拉夫罗夫称之为“文化野蛮人”（cultural savages/культурные дикари），这些个体退回到野蛮部落的史前阶段，他们对批判性思想和无私的发展需求相当陌生。
因此，《历史书简》的作者可被称为知识分子思想家，这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道德范畴，即此词在19世纪俄语中的含义。他并非职业知识精英的代表，而是一个知识群体的思想家，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突出的认知能力，始终致力于反对社会不公正的斗争。
第三节 彼得·特卡乔夫
对拉夫罗夫观点的最严重挑战来自彼得·特卡乔夫（Petr Tkachev/Петр Ткачев，1844—1886） ，前文曾提及这位俄国民粹派中代表“雅各宾”倾向的主要理论家。1868—1869年间，他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是涅恰耶夫的密切合作者。据说，他曾以他典型的极端口吻宣称，俄国的激进重生需要消灭二十五分之一的人口。 他在1869年春被捕，在审判之前被拘留两年，后被判处16个月监禁，并流放西伯利亚。由于他母亲的奔走，他被转而流放至自家的庄园，受警察监管。1873年12月，特卡乔夫设法逃到苏黎世，在那里尝试与拉夫罗夫合作，直到他俩之间的分歧过于显露。1874年，他在他的小册子《革命宣传在俄国的作用》中攻击拉夫罗夫的纲领，之后不久，他断绝与拉夫罗夫的关系，加入“布朗基式的”斯拉夫人小组，该组织由两位波兰人领导，即卡斯珀·图尔斯基和卡罗尔·亚尼茨基。1875年，他出版《警报》杂志，阐述其思想，即应由少数革命者来夺取权力，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制组织。
写作日期标注为1870年9月16日的此文手稿被警方没收，首次发表于科兹明主编、前文引用过的特卡乔夫文集，第2卷，第166—224页。特卡乔夫对拉夫罗夫的批评也见于他的其他文章，并为其同时代人所知。特卡乔夫的观点在其《何谓进步党》一文 中得到最充分的阐述，此文系对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做出的回应。特卡乔夫的批评触及拉夫罗夫学说中最敏感的要点，凸显出民粹派思想家们的困境，即他们试图调和个体的充分发展与民众的社会进步这两者间的矛盾。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2卷，第174页。特卡乔夫对《历史书简》的主要批评就在于，拉夫罗夫用“形式的”进步概念偷换了“真正的”进步概念，其“形式的”进步概念完全无法成为一个衡量反动或进步的标准。特卡乔夫指出，如果一切理想均注定是主观的，那么一切意识形态，甚至反动的意识形态，均有权自称为进步。仅从与人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来判定每件事物重要或不重要，是好是坏，这并非一个充分论据。诚然，即便自然科学也无法声称它洞悉“自在之物”，但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自然科学也只是“主观的”，这是荒谬的。进步理论与此同理，它可以具有客观性，因为存在着一些普遍有效的、“不言而喻”的基本真理，它们可被用作衡量进步的绝对尺度。特卡乔夫写道：“存在一种无条件的、客观的真理标准，因此，就存在一种无条件的、衡量各种世界观之合理性的标准，因此，也就可能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世界观，即一种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进步标准。”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2卷，第194页。然而，特卡乔夫对主观方法的拒绝并非一以贯之。虽然他认为相对主义态度会危及对事业的正确性所持的绝对信念，但他本人并未拒绝所有特定规范，也未试图用历史进化的某些客观规律来证明他的理想。他断言，进步的概念以三个因素为前提，即运动、方向和目的。但是，只要拥有这其中两个元素，便足以让人在脑海中构建出清晰的进步概念。在大自然的有机世界中，运动总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目的与运动方向一致。在社会进化中，我们却不可能在给定的方向发现这种稳定的运动，与斯宾塞的观点相反，“历史进程不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过程，因为它没有稳定的单一方向，它自身既非进步，亦非倒退”。 因此，社会进步的定义必须由两个因素来确定，即运动和目的。在历史的运动中寻找一个稳定、客观的方向，就像在自然界寻找一个蓄意的目的一样，均属荒谬。社会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标（这对特卡乔夫来说不言自明），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幸福，因此，要想制定一个关于进步的“绝对”定义，首先就必须为幸福确立一个科学、客观的定义。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2卷，第218页。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2卷，第219页。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2卷，第205页。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2卷，第206—207页。为了寻找这样的定义，特卡乔夫利用了他在斯宾塞的《生物学原理》中发现的“既出色又普遍”“既科学又客观”的生命定义。他总结道，这表明幸福就在于人的需求与他为满足这一需求所诉诸的手段之间的调和或和谐平衡。问题在于，正如特卡乔夫所见，人类的需求五花八门，有些人只能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少数享有特权的“高度发达的个体”，其人为的需求即以牺牲劳动群众为代价，后者甚至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是一个向拉夫罗夫发起攻击的极佳位置，特卡乔夫认为，“个体的充分发展”就是拉夫罗夫进步公式的本质要素，这一事实表明，拉夫罗夫基本上是少数享有特权者的代言人，这少数享有特权者作为思想的创造者，已习惯自视为“大地的精华，历史的推动者，人类幸福的创造者”，他们认为他们的存在自身便是历史进步的充足证据。 特卡乔夫继续写道：“从这一角度看，历史的进步确实不可否认，因为大地精华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质量也在不断完善，历史的进步因此显而易见。但是，这种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正如拉夫罗夫本人所指出的那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的个人发展是以牺牲民众为代价而实现的，而民众的发展史却是一种不断的倒退。当民众的处境最终变得如此不可接受，使得少数享有特权者感觉到威胁，许多伪进步理论便被设计出来，诸如拉夫罗夫的理论，似在呼吁更公平地划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均“公开地、更顽固地捍卫这样一种需要，即不仅要保护和支持人类个性处于少数享有特权者所抵达的水准，而且还应保护和支持人类个性沿着这一方向进一步发展”。 这一看法凸显了那些理论本质上的反动性。“个性的充分发展”是一种反动的假设，因为社会的幸福需要个体的智力均衡和道德均衡。因此，“进步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历史的倒退运动所导致的个性的一切混乱全都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归结到一个共同的层次上”。
针对《历史书简》中提出的进步公式，特卡乔夫提出了他的公式：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2卷，第208页。建立最大程度的个人平等（这种平等不能与政治平等、司法平等甚至经济平等相混淆，这应为一种有机的、生理的平等，它以相同的教育和相同的生活条件为前提），确保所有个体的需求与满足他们需求的手段这两者间的和谐，这是人类社会最终的、也是唯一可能的目标，是历史的、社会的进步之最高标准。一切能让社会接近这一目标的因素都是进步的，一切会使社会远离这一目标的因素都是反动的。
在特卡乔夫看来，这个公式是其关于社会幸福的定义之逻辑结果。为了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就必须使这些需求符合“劳动生产率的当下水准”。因此，社会必须控制和规范需求的激增，有意压抑这样的个体需求，这些需求在当下经济发展水准上只能靠牺牲他人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需求的一致性是一个幸福社会的先决条件，而对精致的精英文化进行清算则是社会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每一个区分过程都会危及人类需求与生产水平这两者间的平衡，从而增加不幸福的总量。所有真正的进步人士均渴望的强制平等，会让那些具有更大需求，却又不忍心通过牺牲他人需求来满足自我需求的人感到不幸福，因此，他们自身幸福的前提就是，他们的智力和道德发展要与其他欠发达的社会成员之智力和道德发展保持一致。任何需求的增加都应是集体的，并与生产率的提高相匹配。
特卡乔夫的政治理论清楚地表明，“个体的水准提升”是一项会落在革命先锋队身上的任务，这些革命先锋在夺取政权后将组织一个全民的育儿系统和教育体系，并特意抑制杰出个体的发展，以免他们威胁到社会平等的公认水平。因此，革命不以夺取政权作为结束，它只是未来社会全面变革的前奏。
特卡乔夫与拉夫罗夫的争论不仅关乎手段，也涉及目的。特卡乔夫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统划清界限，断然拒绝“人本主义原理”（与拉夫罗夫形成鲜明对比）。对他而言，得到和谐发展、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这一理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最高典范，是一种与普通民众对立、让普通民众感到陌生的意识形态。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个人主义原则由普罗塔哥拉和诡辩家们制定，他们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雅典的城市资产阶级文明；而反个人主义也有一个同样值得尊敬，甚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族谱，系由柏拉图制定，他对古代斯巴达的理想化想象十分有力地表达了个人必须完全服从于群体的原则。
马克思：《早期著作选》（Early Writings），波托莫尔编选并英译（伦敦，1963），第153页（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稿）。中译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卷，第295页。 见科兹明：《彼·尼·特卡乔夫与1860年代革命运动》（P. N. Tkachev i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1860-kh godov）（莫斯科，1922），第193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读过特卡乔夫1868年发表在《事业》（Delo）杂志上的《未来的人们》（“The People of the Future”）一文，从而了解到特卡乔夫的“个体均衡”概念。这些思想将特卡乔夫与其他民粹派思想家区分开来，其程度不亚于他关于革命斗争的“雅各宾主义”或“布朗基主义”概念与其他民粹派思想家的距离。他的理论很难说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形态范围，即便就这一意识形态最广泛的范畴而言。特卡乔夫是摩莱里、巴贝夫与邦纳罗蒂迟到的学生，在俄国，甚或在整个19世纪欧洲，他都是“原始共产主义”最一贯、最极端的代言人，用青年马克思的话来说，特卡乔夫“到处否定人的个性” 。正如科兹明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希加廖夫体系”的不祥景象其实就是对特卡乔夫“个体均衡”观念的暗示。
特卡乔夫直接拒绝个体的重要性，这是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案，以解决民粹派思想家所面临的一个典型困境，即如何调和他们推崇的农民村社古老的集体主义价值与个体自由的需求这两者间的矛盾，或者换言之，如何调和人民的福祉与知识分子的福祉这两者间的矛盾，前者（根据民粹主义学说）要求停止西方化的进程，后者则是西方化的产物，而且热切期盼进一步的西方化。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或拉夫罗夫不同，特卡乔夫相信，“个体原则”（以西方化的精英为代表）和公共原则截然对立，两者在完全的“个体均衡”实现之前是难以调和的。
见科兹明：《俄国革命思想史纲》，第374页。特卡乔夫将其进步理论与直接借自马克思的独特的“经济唯物主义”相互结合。在前面几页论述之后，这一说法或许令人惊讶，然而在俄国革命者中，特卡乔夫是试图认真吸收马克思主义某些元素的第一人。早在1865年，他就在《俄国言论》杂志上写道，他支持“著名的德国流亡者卡尔·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还补充说，“这一思想如今几乎已成为所有思想者和诚实人的普遍观点”。甚至更早，在1863年底，他就在出版物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即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社会的上层建筑）均依赖于经济领域。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5卷，第93页。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2卷，第213—215页［《思想的历史作用》（“Rol’ mysli v istorii”）］。“社会生活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包括文学、科学和宗教以及政治和司法形式，都只是构成所有这些社会现象之根基的已知经济原则的产物。” 特卡乔夫这句话无疑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相关内容的改写。必须补充一句，特卡乔夫并未止步于提出原则，他还试图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对过去和当下意识形态斗争的阐释，并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例如，他把宗教改革解释为封建贵族与崛起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妇女解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他与拉夫罗夫的争论中，他抨击后者夸大了“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之作用，认为历史事件的结果并不取决于人类的智慧或绝对认知，而取决于“由真切的利益所激起的人的情感状态，这些情感状态因此有其经济关系基础”。 这种独特的“经济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却显而易见，或许可以公正地把它描述为马克思主义与特卡乔夫立场的混合，特卡乔夫这一立场是相当原始的功利主义，他夸大了直接的经济动机在个人行为中的作用。
对特卡乔夫思想的阐释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经济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通常与机械决定论一同出现，而特卡乔夫却又持有十分唯意志论的信念，即俄国的未来取决于少数积极革命者的意识和决心。那么，这两者如何能在特卡乔夫的理论中和平共处呢？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1卷，第260—262页。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1卷，第260—262页。恩格斯关于门采尔获胜概率的看法（与特卡乔夫的看法截然相反）常被普列汉诺夫引用，用来反对特卡乔夫的“夺取权力论”。后来，普列汉诺夫也用同样的论据反对列宁。特卡乔夫可能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读到，社会形态不会消失，在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之前。1880—1890年间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爆发，必须等到俄国资本主义耗尽其所有发展潜力之后。特卡乔夫自然无法接受这一观点，相反，他认为，革命既可能发生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结束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这一周期开始之前。他在1868年写道，每一经济原则均有其内在发展逻辑，一如在逻辑论证中，我们无法自第一个前提直接跳跃至结论，在经济发展中，也不可能跳过所有中间阶段。 然而，有可能开始一个全新的周期，尤其是在旧的经济关系业已过时、而新的经济关系尚未确立的过渡时期。特卡乔夫因此宣称，乌托邦主义并非那些试图用新经济体系取代现存经济体系的极端激进主义者之专利，真正的乌托邦主义者是温和派，他们希望保护现存经济体系，同时跳过它的一些自然阶段，试图避免这些阶段带来的诸多不可避免的结果。革命在俄国可能会立即爆发，在旧的封建体制寿终正寝、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尚未扎根之时，也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在国家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痛苦阶段之后。特卡乔夫认为，这个国家的未来目前仍掌握在革命者手中，明天就可能为时已晚。他认为，类似情况也曾出现在德国农民战争期间。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德国农民领袖托马斯·门采尔的失败在历史上是注定的，特卡乔夫则认为门采尔可能会赢，他的胜利会使德国民众摆脱后来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种种苦难。
特卡乔夫：《特卡乔夫选集》，第3卷，第88—8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Selected Works）（英文版，伦敦，1950），第2卷，第46—47页。中译见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卷，第323—324页。1874年，特卡乔夫曾向恩格斯发起猛烈攻击。这场争论的语境是国际性的，而不局限于俄国，它源于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他俩为争夺第一国际领导权而展开的斗争。巴枯宁曾让第一国际卷入涅恰耶夫事件，在这一事件之后，第一国际做出一项决议，对涅恰耶夫进行谴责，并表示反对密谋手段。特卡乔夫在某种意义上是涅恰耶夫的门徒，他把这一决议解释为对整个俄国革命运动的一次攻击。在他那封著名的《致恩格斯先生公开信》中，他指责恩格斯缺乏革命热情，同时为自己关于革命可以在落后国家爆发的观点做辩护。 指责恩格斯过分尊重合法的方式，这对于恩格斯而言或许不太公正，但是第二点，即俄国已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却确实反映了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恩格斯自然认为，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前提即资产阶级社会发达的经济发展。他写道：“可见……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1870年代俄国革命者对特卡乔夫的态度最初是充满敌意的，但在两次不成功的“到民间去”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特卡乔夫见其思想越来越受欢迎，便试图在圣彼得堡出版《警报》，这一行动未获成功，警方发现了印刷厂，该杂志随之停刊。
之后不久，特卡乔夫迁居巴黎，他在那里与法国的“布朗基派”合作，参与该派杂志《不要上帝也不要老爷》的编辑工作。1882年，他开始出现精神疾病症状，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几年后在那里去世。
第四节 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
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进步论
见比灵顿：《米哈伊洛夫斯基与俄国民粹主义》（J. H. Billington, Mikhailovsky and Russian Populism）（牛津，1958）。关于米哈伊洛夫斯基与革命者的合作，见本书第235—237页。与拉夫罗夫或特卡乔夫不同，尽管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Nikolai Mikhailovsky/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1904）与革命领袖保持联系，偶尔也会与他们合作，但他并非革命者。 他的道德威望和思想威望几乎完全归功于他严肃的政论文章，他起先为《祖国纪事》撰稿，后来（1892年之后）主笔《俄国财富》。米哈伊洛夫斯基是一位多产的政论作家，但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却在社会学领域。他提出的第一个历史社会学概念就包含在《何谓进步》一文中，此文发表于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面世之后，米哈伊洛夫斯基后来一直坚持他的这一立场，直至去世。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2页（《俄国哲学》，第2卷，第177页）。 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术语中，“完整”个性是与“整合”个性相对的，后者经历过旨在适应社会整体的调整（整合），简言之，他用“完整”指“健全”，用“整合”指“专业化”。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1页（《俄国哲学》，第2卷，第180页）。米哈伊洛夫斯基以对赫伯特·斯宾塞进步理论的批判性评述作为其文章的开头，他指责斯宾塞的理论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每个个体的进步。追随斯宾塞，米哈伊洛夫斯基也将其立论建立在所谓“贝尔定律”的基础之上，根据这一定律，有机世界的进步是一个从简单（同质性）到复杂（异质性）的过渡过程。但是，米哈伊洛夫斯基却得出了与斯宾塞不同的结论，“贝尔定律”使米哈伊洛夫斯基意识到，在斯宾塞的“社会的有机进化”与人类个体多方面发展的理想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有机的社会发展以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分化为前提，由此便剥夺了个体的全能性和完整性，使个体成为一个所谓高级有机整体中的特殊器官。因此，社会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便与其个体成员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成反比。原始社会是一个同质的实体，但是其每个成员作为个体却都是一种异质的存在，“他已在其体内融合了当时的文化水准和当地的物质条件能够派生出的一切力量和能力”。 在部落社会中，人过着原始却完整的生活，发展了他的所有潜力和“完整个性”（целостная личность） 。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破坏了这种平衡，使人变成了社会有机体特殊的单一功能器官。这种有机体的生长与个体的生长并不相容，因为整个有机体的分化必然依赖于其各个器官的“简单化”，亦即由单一的专门化所导致的独立性之丧失。人体以牺牲其各个器官为代价而发展（突出自己），同样，社会有机体也以牺牲其人类成员为代价而发展。不过，“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是一种抽象，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有机体，只有他的快乐和痛苦才是真实的，因此，只有他的福祉才应该是丈量进步的尺度。自这一视角，米哈伊洛夫斯基得出结论，斯宾塞的进步公式原来是一个倒退公式。原因很简单：“个体的进步和社会的进化（就有机进化的类型而言）相互排斥，一如器官的发展和整个有机体的发展也相互排斥。”
米哈伊洛夫斯基以一种对历史的哲学解释来支撑其论点，即将人类的历史和智性进化与劳动组织或合作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总体而言，其方案十分近似于拉夫罗夫在《历史书简》中提出的观点，但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方案关涉另一维度，因为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智性发展不同阶段”概念中，劳动分工及其对人的个性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这两个问题被联系在了一起。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82—83页。米哈伊洛夫斯基将其历史方案中第一个重要时代称为“客观的人类中心时期”（objectively anthropocentric period/объективно антроцент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在这一时期，人把自己视作自然界客观、绝对的中心，借助自我参照来解释所有自然现象，他的宗教意识因此带有万物有灵论和拟人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的始初，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合作。后来，当自我保护的本能迫使人们聚成群体，便出现了两种合作类型，即简单型和复杂型。前者的原型即“猎人的自由组合”，而后者的原型为父权制家庭，它确立“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之区分以及女性的从属角色。简单合作不需要功能的专门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分化，个体可以保持他们的异质性（或多面的全能性），而群体则保持同质性。而在复杂的合作中，情形却恰恰相反：“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拥有一个同质社会，其成员是多样的、平等的、自由独立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拥有一个异质社会，其成员是不平等的，不自由的，专门化的，服从等级制的。” 简单合作使人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渐进进化成为可能；复杂合作启动了社会的进步，却也导致了社会中的个人之倒退。例如，家庭中的劳动分工加大了男女间的差异，从而使男女两性均不再是充分完整的人。
在客观的人类中心时期，简单合作盛行，但它最终被复杂合作取代，随之出现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这一双重罪恶，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离心时期”（eccentric period/эксцент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米哈伊洛夫斯基选择这个不太寻常的词来命名这个时代，旨在强调一种扭曲的世界观，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是那些为专门化所害的人的典型特征，他所谓“离心”是指缺乏中心，这是整体受损之体现。劳动分工导致人的个性的分裂，这又导致了人的世界观的分裂，现实分裂成众多自主领域，每个领域都声称其“自在”“自为”。人类中心主义尽管名义上仍保留在宗教领域，实际上却已让位于多中心主义，人已经开始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视作他感到陌生的外在力量和“客观”力量。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91页。 马克思写道：“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领域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第173页）。中译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卷，第344页。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看来，这种“离心”的根源在于人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在简单合作中，每个人都在为一个明确意识到的目的而工作，这促进了群体成员之间团结一致、相互理解的感觉。在复杂合作的条件下，共同的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最终分裂成许多独立的、自主的目标，理论脱离实践，科学、艺术和经济不再为人服务，而成为“自在的目的”，人们不再能彼此理解，尽管他们本可“以最紧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这导致孤立的、对立的群体之出现，社会团结意识丧失殆尽。类似过程也会发生在认知领域，一方面，认知分裂为若干狭窄的专业化领域，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门形而上学的科学，这是一种人在孤独中获得的抽象理论，其所谓“绝对”和“客观”的性质均为去人类化之结果。全能、完整的个体所具有的那些功能纷纷脱离了人，最终独自存在，这些功能相互之间即便没有敌意，也变得十分冷漠。当然，这些观点与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观点十分近似，马克思认为，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异化导致了人的异化。
米哈伊洛夫斯基并不否认离心时期在艺术、科学和工业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他认为，为这些成就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无论如何，并非所有成就皆为劳动分工之结果。他认为，即便当今时代也依然保留了一些“未分工的”劳动的特区，因为复杂合作尚未完全推翻以社会的共同目的和团结为基础的简单合作，人仍能捍卫其个性，以抵御可能导致解体的异化力量。对于米哈伊洛夫斯基而言，简单合作的幸存就是人类复兴的可能性之证明，人类的复兴将开启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人们期待已久的普遍再生时代。米哈伊洛夫斯基将这一新时代称为“主观的人类中心时期”（subjectively anthropocentric period/субъективно антроцент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到此时人类便会明白，他们在客观上并非宇宙的中心，但他却会意识到他的“主观”权利甚或责任，即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并从其独具的、活生生的、不可分割的人类个性的角度出发去判断一切。
米哈伊洛夫斯基这些观点的概括体现即他著名的“进步公式”，其内容如下：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150页（《俄国哲学》，第2卷，第187页）。进步就是逐渐趋向完整个性，趋向体力劳动在人的各种器官之间最充分、最多样的分工，趋向劳动在人之间最低程度的分工。任何阻碍这一运动的事物都是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也是有害的、不合理的。任何有助于降低社会的异质性并借此增强其成员的异质性的事物，都是道德的、公正的，也是合理的、有益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定义的确十分有趣。它体现了向后看的民粹派乌托邦之实质，将自给自足的原始农民经济理想化。米哈伊洛夫斯基多次强调，整体个性之利益与“未分工的”、非专业化的劳动之利益相一致，或者换言之，与俄国农民的利益相一致。俄国农民和原始人一样，过着贫穷却充实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因此他们可被称为全能的、独立的人之范例。他们用自身的努力来满足其一切需要，发挥其一切能力，因此他们既是农民，也是渔夫、牧人和艺术家。农民村社是平等的、同质的，但是其成员却具有不同的、多面的个性。低水平的复杂合作使他们能够保持其独立性，而简单合作则将他们联结为一个相互同情、相互理解的集体。这种道德上的统一也体现在土地的共同所有制和俄国米尔的自治方式之中。
米哈伊洛夫斯基十分清楚，现存的农民村社与他关于农民村社的理想看法这两者之间其实很少有共同之处，但他把这一点归咎于来自外部的破坏性影响和低水平的简单合作。这种特殊解释的基础，即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社会发展的类型与水平（或曰阶段）所做的区分。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农民村社无法匹敌一家工厂，但与此同时，它却代表一种更高的发展类型。同样的区分也适用于农民的俄国和资本主义的欧洲，即西方人的个性更为发达，但就性质而言却不如俄国农民的“整体”个性。从这一论点出发，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个性原则”并非如赫尔岑所言，系从外部引入乡间村社，他明确表示，他捍卫“民间原则”，也就是在捍卫一种更高类型的个性。事实上，个性这一概念自身的内涵也在改变，并开始代表“整体”，而非区分不同个体的个性特征。由此可见，伟大的学者或思想家的个性，即“单方面的专家”的个性，仅代表一种较低类型的发展，米哈伊洛夫斯基写道：“严格地说，黑格尔的个性仅为人类个性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尽管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个性原则”是他世界观的基石，但这一思路却使他十分接近特卡乔夫，后者强烈拒绝这一原则，将其视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精髓。当然，米哈伊洛夫斯基永远不会接受特卡乔夫的强制性的“个体均衡”观点，尽管如此，两人却都坚持同质社会的理想，并试图对某种原始的农民平等主义进行理论表述。
拉夫罗夫：《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进步公式·历史的敌人·文明史的科学基础》，第12页及之后。不难理解，《历史书简》的作者会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进步理论产生诸多严重担忧。在一篇题为《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进步公式》的长文中 ，拉夫罗夫提出了他的一些主要反对意见。他指出，废除劳动分工将阻碍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绝对的社会“同质化”将阻止作为新思想之载体的“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的出现。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进步公式”的实施将导致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事实上，如果这种关于进步的观点被接受，那就等于宣称历史一直是一个倒退的过程。
尤见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席勒的文章（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3卷）。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57—463页。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32页。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此提及一些学者，如毛雷尔（G. L. Maurer）、纳斯（E. Nasse）、布伦塔诺（L. Brentano）、缅因爵士（Sir H. S. Maine）和拉弗莱（E. L. Laveleye）。他还写到马克思，他说：“马克思和学院派社会主义的代表均对某些中世纪社会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大宽容，这种宽容直到最近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同上）拉夫罗夫的论点未能说服米哈伊洛夫斯基，相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其后来的文章中对公认的进步观点的批评变得愈加激进，其社会理想的向后看倾向也愈加明显。在《何谓进步》一文中，他对卢梭针对文明的批评表现出一定的保留态度，并试图说服其读者，他坚信人类的“黄金时代”仍将到来。然而数年后，他在其一篇文章（《论席勒及许多其他问题》）中明确指出，卢梭和席勒关于“黄金时代”业已过去的说法是正确的。 这一观点变化的征兆，即米哈伊洛夫斯基如今开始注重西欧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对中世纪的理想化，注重社会主义学者和保守派学者均对古代社会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兴趣。在《何谓进步》一文中，原始的部落社会就是一种怀旧理想，中世纪作为社会剧烈分化的时代，被视为“离心”时期的顶峰。事实上，米哈伊洛夫斯基“进步公式”的一大特点，即它同时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或更确切地说，同时反对这两者的某些共同方面。社会同质化的理想可被用作一种武器，既能防止社会分裂成若干独立的、封闭的阶层，同时也能防范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合作”。资产阶级的进步作为一种破坏封建特权的进程具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它却应被拒绝，因为这一进程剥夺了独立的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早在1869年，米哈伊洛夫斯基即已集中火力批判被斯宾塞理想化了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尽管他认为这一社会结构仅为“离心的”封建主义倾向之持续，似乎不值得他“回顾”（除了那些平等和“简单合作”的特区，诸如哥萨克的军事公社）。18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使得米哈伊洛夫斯基对新兴资产阶级体制一些具体的、消极的（从他的观点来看）特征更加敏感，与此同时，这种扩张也从新的视角凸显了他之前很少关注的中世纪社会的某些方面。他尤其因农民村社和中世纪手工业行会间的相似而感到震惊。虽然他并不否认行会和当代俄国村社限制了个人的潜力，但他似乎相信，此类限制之危害远低于资本主义的影响。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对米哈伊洛夫斯基而言，公社和行会均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因为它们代表一种发展类型，在这种发展类型中，人际关系尚未物化，或者像米哈伊洛夫斯基本人所说的那样，“不是资本与资本结合，而是人与人结合，个体与个体结合”。 在中世纪，社会发展的后果对个人造成的影响要远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声称，这一事实日益显明，既被试图“重建某些纯中世纪机构”（即工会，米哈伊洛夫斯基视其为中世纪行会的重构）的欧洲工人所了解，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意识到，这些学者“回望中世纪，甚至望向更遥远的古代”。 因此，并无充分理由坚持认为资本主义解放了个人，或坚持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对个人的自由或福祉表现出过度关注，以至于产生了“个人主义和原子主义”。就对人类个体最高价值的设定而言，个人主义是唯一可取的恰当的哲学态度，但它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绝无任何共同之处。自由派经济学家有他们自己的幻影［即施蒂纳所谓“Spuk”（幻影）］，他们为了这个幽灵会无情地牺牲具体人的自由和福祉。这个新的幻影即“最大化生产体系”。这一体系甚至无法给富人以快乐，因为它启动了一场疯狂的野心竞赛和需求竞赛，却没有提供任何可以满足他们的真正希望。米哈伊洛夫斯基总结道，真正的个人主义必须回望过去，回望中世纪和古老的黄金时代。
见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论马克思著作俄文版的出版》（“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ussian Edition of K. Marx's Book”）和《卡尔·马克思遭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审判》（“Karl Marx Arraigned Before Mr. Zhukovsky”）。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703页。毫无疑问，在对这些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多位学者中，最重要的一位即卡尔·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米哈伊洛斯基可以读到此类悲剧性描述，诸如“大批民众突然被迫放弃他们的生存方式”，作为自由的、“独立的”无产者被投向劳动力市场，通过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方式，资本主义剥夺了生产者（用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术语）的经济自足性和完整性，使其成为社会有机体（即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的一个专门器官。在马克思的辩证模式中，资本主义将消灭“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废除自给自足的私有制，即对劳动者的征用），而社会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则将剥夺剥夺者，把生产资料归还给生产者。与其他民粹派一样，米哈伊洛夫斯基由此得出结论，即为了避免原始积累所要付出的代价，俄国应尽一切可能绕过资本主义。此外，结合自己的观点，他在阅读《资本论》后更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社会主义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尤其是保存在俄国农民村社中的土地共同所有制，只是同一发展类型的不同“水准”。因此显而易见，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短路径，就是发展在俄国乡村和俄国工匠的劳动组合体中业已存在的劳动和财产关系，尽管这些业已存在的关系在形式上还很粗糙。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最终结论看上去十分悖论：“欧洲的工人问题是一个革命性问题，因为在那里它需要将生产资料返还给生产者，这便需要征用现今的有产者。而在俄国，工人问题则是一个保守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它仅需要让生产资料继续留在生产者手里，保障现今的有产者不被征用。”
从这一论点可清楚地看出，米哈伊洛夫斯基误读了马克思，他只采用了马克思理论中很容易被嵌入他本人民粹主义观点总体框架中去的那些部分。不过，马克思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早在1869年，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的《达尔文理论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即已提及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的观点，事实上，在《资本论》中不难发现许多段落，米哈伊洛夫斯基均可用来支持他本人的观点。
在《资本论》第14章（《分工与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写道：
局部劳动者作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肢体，他越是片面和不完全，就越是完美无缺。仅仅从事一种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完成这种职能的准确无误的、自动的器官，而总机构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动作。
在工场手工业中，集体劳动者（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劳动者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萎缩，同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英文版，莫斯科，1954，第349、361、363页。中译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卷，第364、377、379页。最后，马克思引用乌尔卡尔特《家常话》中的一段话：“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作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作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
对于米哈伊洛夫斯基而言，这些观点不仅是对他本人看法的确认，而且很可能就是他那些观点的真正起点。毫无疑问，只有在阅读马克思之后，他才能在卢梭、弗格森和席勒等早先一些作者那里发现劳动分工问题及其对个人整体性的破坏性影响。这一进步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即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进步并不相容，也可能源自马克思的观点，即“集体劳动者”的完善是以个体劳动者为代价的。
当然，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结论却与马克思大相径庭。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登峰造极的劳动分工代表一种巨大进步，使劳动者“摆脱了个性的束缚”，可以“发展其各种可能性”。米哈伊洛夫斯基则认为，事实恰好相反。他在马克思这里发现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观点的佐证，即把“国家财富”等同于人民的贫困，他因此宣称，人民的福祉，亦即个体劳动者的福祉，必须被视为进步的唯一标准。在从马克思那里了解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昂代价后，他拒绝付出这种代价，并将他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这种所谓可能性上，即恢复古老的社会生活方式并使其适应新的条件。因此，他越来越倾向于他那种回望的乌托邦主义，这近似于列宁的“经济学浪漫主义”范畴，可被称为“社会学浪漫主义”。
“为个性而斗争”
1870年代中期，米哈伊洛夫斯基演绎出一种更全面的社会学理论，他称之为“为个性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individuality/борьба за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也是他于1875—1876年间发表的一组系列文章的总题）。这个理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违逆了作者的思想一致性，他似乎对他之前试图反对的一些思想表现出了关注。米哈伊洛夫斯基虽然曾对社会理论中的生物“有机主义”提出批评，可他却在自己的理论构建中屈服于“有机主义”。他虽然拒绝“类比方法”，可他本人的“为个性而斗争”理论却正是以生物学类比为基础的，这一理论将社会当作一个有机体，或至少当作一种越来越具威胁的东西，它可能会变成某个超级有机体，其中的人类成员将降格为顺从的“器官”。他尽管指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者，但他本人却始终停留在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范围之内。唯一的区别在于，米哈伊洛夫斯基挑战了“有机论者”的一个颇为自得的信念，即适者生存说及其一个悲观理论，即“自然进化”——既指有机世界的自然进化也指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它们均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质量（发展“类型”意义上的质量）下降，因此，从物种个体的角度看，自然进化就是一个退化过程。因此，唯一的希望不是“调整自己”，以让自己去适应“事件的自然进程”，而是与其他意志坚定的个体一起，共同为使社会适应他们的目标而斗争。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74页。米哈伊洛夫斯基此话不应被解释为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宣言。他不是一位国家主义者，但他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即“复杂合作”的最危险方式。像其他许多民粹派一样，他甚至认为国家的干预可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捍卫人类个体之利益。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之上，即“存在着不同的个性发展阶段，它们相互斗争，并试图支配对方”。这一命题源自海克尔对生物有机体的分类以及他的这一论点，即整体的完美与其部分（或其反面）的不完美成正比。这就意味着，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器官始终在压制细胞的“个性”，与此同时又要捍卫自我，不屈服于整个有机体的更高“个性”，作为个体的有机体反过来也要为其个性与种类的更高“个性”做斗争。人代表个性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海克尔分类中的第六阶段），在人之上有一个超人类“个性”的完整等级（作为“复杂合作”单位的工厂、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等），所有这些等级均试图支配对方。从个体的角度看，所有此类社会个性的发展只能以牺牲人的自由和完整为代价。因此，米哈伊洛夫斯基总结道：“社会是人的第一敌人，是最亲近，也最恶毒的敌人，人必须时刻警惕这个敌人。”
当然必须记住，这一警告仅针对一个其有机发展遵循“自然进化”规律的社会，换言之，即资本主义社会，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代表社会有机体对于个体的人的最大胜利。根据其“进步公式”，米哈伊洛夫斯基假设人类另有一个选择，他们可通过创建一个基于“简单合作”的非有机社会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实施。这一类型的社会不会掩盖其构成部分，其福祉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个体成员的福祉相吻合。基于最低限度的“社会化”（即把非个人的、超个人的社会机制强加给社会成员），同时基于最大程度的人的有意识团结和利益共同体，这样的社会才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一点必须予以强调，因为“为个性而斗争”的理论会给人以这一印象，即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理想更像是一个孤独单子的自给自足。这一理想的回望性质与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古老社会纽带的浪漫主义观点有关，古老的社会纽带与新的、有机的社会关系不同，它们是简单直接的，容易理解的，它们借助共同的情感和目标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同时也不增加他们的相互依赖。与此同时，米哈伊洛夫斯基又是一个意识十分清醒的知识分子，他不会把对传统的被动接受理想化，或将个人意识与集体的融合理想化。他梦寐以求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其基础是有意识的协同以及对共同目标自由的、理性的选择，这就意味着他在无意识地回归那个由“资产阶级的”进步而形成的个性模式，这一模式实为古老社会纽带的解体之结果。虽然他觉得他的全部希望就在于提升合作类型的水准，提升以古老的农民村社为代表的群体生活，但他的模式却是一个混合体，将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与“资产阶级民主的”个人自由概念混在一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理论实际上是民粹派的伊阿诺斯那张既后顾又前瞻的面孔之形象体现，他的理论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世界观的统一性与其说源自其同质性，不如说源自两组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之间的特殊张力。
见其《病理学魔法》（“Patologicheskaia magiia”）（1887）一文。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为个性而斗争”理论有许多分支，它们程度不等地解释了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不同方面。其中一个理论分支体现在一篇题为《英雄与民众》的文章中，这篇文章论述社会心理和群体的非理性行为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另一个亚理论涉及“病理学魔法”，作者将不同的精神现象（羞愧、通灵和催眠）解释为人体器官对强迫屈服做出的反抗之结果，亦即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瓦解作用影响下的个性崩溃之结果。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493—579页。在“为个性而斗争”理论的此类二度应用中，最有趣的当属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爱情理论 ，这一理论与诸如弗朗茨·冯·巴德尔等浪漫派哲学家的理论有着惊人的、令人意外的相似，巴德尔等将爱情视为对业已丧失的原始雌雄统一体的追索渴望。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爱情即试图通过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实现来获得重生。这种冲动普遍存在，这一事实表明，或许的确存在一种“全部”或“整体”之丧失的感觉，这也证明了雌雄同体作为一种个性类型的优越性。为说明这一观点，米哈伊洛夫斯基引用柏拉图《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讲述的一个古老神话：这个世界上曾居住着一个雌雄同体的种族，他们身材高大，在身体和智力上都比今天的人优秀得多，他们试图入侵奥林匹斯山，因此受到惩罚，被神分成两半，然而这被分成两半的人却紧紧抱在一起，拒绝分开，因此有许多人死于饥饿，看到这一场景，宙斯很同情他们，便给每一半均赋予一个独立形状，即男人或女人。爱情，就是他们对其失去的统一之眷念的象征。
米哈伊洛夫斯基理论中最奇怪的方面，即借助雌雄同体和原始农民所共有的“自给自足”概念，他将对丧失的统一之浪漫眷念与他对农民村社的理想化联系起来。的确，米哈伊洛夫斯基承认人类从未有过雌雄同体，但是在过去，两性之间的区别远不如后来这般明显，而且在农民中间，男女区别也仍然不如在上层阶级中间那么明显。随着文明的发展，对两性差异的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爱情重要性的强调都变得越来越醒目。不难猜测，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这一切均源于劳动分工的强化，因为更加“分裂的”人更需要爱情，他们希望爱能帮助他们恢复原始的完整性。
米哈伊洛夫斯基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内容
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思想是否构成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这一问题尚存争议。然而，作为一份能够揭示出民粹主义思想的特殊本质、内在矛盾和困境的历史文献，其著作读来极富兴味。
见其系列论文《门外汉笔记》（Notes of a Layman）（1875—1877）。客观而言，他对“未分工的”劳动的理想化表达了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农民阶层的利益，代表生计受到工业化威胁的小生产者的观点。但是，他的“农民”纲领的性质却毫无疑问地表明，其制定者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与托尔斯泰不同，米哈伊洛夫斯基从未试图将其观点等同于父权制农民的观点，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是西方化的产物，他试图让其农民乌托邦主义适应俄国“启蒙者”的传统，适应进步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个性价值观，这对他而言十分自然。当他以自己的名义说话时，他自称“门外汉”（layman/профан），他指的并非某一特定学术领域的狭隘专家，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知识兴趣和全面能力的人。 “门外汉”就是有意识拒绝屈从于知识领域劳动分工压力的人，一如体力劳动领域的农民。因此，这两者在反对资本主义“复杂合作”的共同斗争中是天然的盟友，资本主义迫使个体仅仅成为更强大的社会机制中的一个齿轮。
尤佐夫（卡勃里茨）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在《民粹派之基础》（Osnovy narodnichestva）（1882）一书中将“人民”和“知识分子”视为截然相对的两极，他对农民古老传统的辩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抨击近乎荒谬。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692页（引自比灵顿在其《米哈伊洛夫斯基与俄国民粹主义》一书中的译文，第95页）。尽管有这个所谓利益共同体，米哈伊洛夫斯基也承认，农民和门外汉之间的鸿沟很难弥合。他甚至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即这两者之间会由于农民的蒙昧而发生冲突，因此，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区分人民的“利益”和“意见”。 这些“意见”经常被那些声名狼藉的保守派所引用，并用农民对沙皇的忠诚来反衬激进知识分子的不忠，米哈伊洛夫斯基为此痛心，又清醒地意识到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冲突。他写道：“我是一个门外汉。我的书桌上放着别林斯基的半身塑像，这尊塑像对我来说非常珍贵，还有一个书柜，我们花费了无数夜晚来阅读这些书。如果俄国的生活带着其所有日常特性闯入我的书房，毁掉别林斯基的塑像，烧毁我的书，我是不会屈服于村里人的，我会战斗……即便我被最大的谦卑和自我克制情绪所控制，我至少还是会说：‘真理和正义之神啊，原谅他们，他们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提出抗议。”
另一段引文也充满相似的情绪：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707页。乡村的声音常与乡村的利益相左，当务之急就是要真诚地把人们的利益当作我们自己的目标，在乡村里仅保留与这些利益的确吻合的事物。我们要与人民交换价值观，真诚地交换，没有任何欺骗或不可告人的想法，其结果便能获得双方价值观的平等。哦，我可能会淹没在、溶解在这灰色的、粗俗的人群中，不可逆转地淹没，却保存真理和理想的火炬，我是牺牲了人民才成功地获得这支火炬的。哦，读者诸君，但愿你们全都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尤其是那些人，他们手握的火炬比我的火炬还要亮，他们的火炬熊熊燃烧，没有黑烟……火光多么明亮啊，它映亮了一个多么伟大的节日啊！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节日。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415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376页。引文中的米海洛夫斯基即米哈伊洛夫斯基。—本书译者按这些摘自《门外汉笔记》的引文揭示了米哈伊洛夫斯基思想中的特殊矛盾。与特卡乔夫不同，他试图调和社会同质的平等主义理想以及此类价值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牺牲了人民才成功地获得”这些价值观的，亦即他在其社会学理论中抨击过的社会分化过程之结果。他承认“真理和理想的火炬”是以人民为代价获得的，这实际上回到了拉夫罗夫的“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理论。这就相当于承认，俄国的西化精英代表着某种价值观，如赫尔岑所言，这种价值观应从外部被引入农民村社的古老世界。出于同样的原因，米哈伊洛夫斯基部分地、不由自主地恢复了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相关的某些理想。列宁据此写道：“米哈洛夫斯基先生的‘社会学’一开头就讲‘个人’如何反对俄国资本主义，认为它是俄国一时脱离正道的偶然现象，他这样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他不了解只有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使个人才有可能去进行这样的反对。”
当然，这种表述中有某种论战性的简单化，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个性的理想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门外汉”的思想只可能作为现代化进程之结果而出现，这一进程在欧洲由资本主义开道，并作为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发起的西方化运动的一部分被带入俄国。
这一进程所产生的价值观和思想显现出一个明显倾向，即要求获得自主权，要求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而这往往是无法实现的。这可用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民粹派能够接过这些价值观和思想，并将其融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但是，要让这些理想能吻合古老的体制，吻合民粹派试图使其免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那些农民的世界观，却很难做到，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这一基本矛盾是民粹主义几乎所有变体的一大特征。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乌托邦主义中，古老的农民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因素也是通过一位知识分子的眼睛折射出来的。在米哈伊洛夫斯基这里，农民因素比在“有批判性思维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拉夫罗夫那里更浓重，但如果忽略米哈伊洛夫斯基思想中的另一个因素，将会对他的作用产生误解。可以说，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世界观代表一种有趣的综合，即反资本主义的、回望的乌托邦主义与别林斯基西化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之综合，这一综合极好地说明了民粹派那些大多不太成功的尝试，即他们试图将俄国农民的古老世界与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融为一体。
本章涉及作品
米哈伊尔·巴枯宁，尼古拉·茹科夫斯基：《人民事业》（People's Cause/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期刊
彼得·拉夫罗夫：《历史书简》（Historical Letters/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书信集
——：《知识与革命》（“Knowledge and Revolution”/Знание и революция），文章
——：《实践哲学问题概述》（Sketches in the Domai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Очерки вопрос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著作
——：《现代思想史论》（Essay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hought/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мысли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著作
——：《理解历史之任务》（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Задачи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著作
——：《思想史的若干最重要关头》（Stages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Важнейшие моменты истории мысли），著作
——：《进步的代价》（“The Cost of Progress”/Цена прогресса），文章
——：《关于哲学当代意义的三次对话》（Three Conversa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Philosophy/Три разговора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значении философии），著作
——：《论社会学方法》（“On Method in Sociology”/О методе в социологии），文章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进步公式》（“N. K. Mikhailovsky's Formula of Progress”/Формула прогресса Н. К. Михайловского），文章
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何谓进步》（“What Is Progress?”/Что такое прогресс?），文章
——：《一位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书简》（“The Political Letters of a Socialist”/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 социалиста），文章
——：《论席勒及许多其他问题》（“On Schiller and on Many Other Things”/О Шиллере и многом другом），文章
——：《达尔文理论与社会科学》（“Darwin's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Теория Дарвин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наука），文章
——：《英雄与民众》（“The Heroes and the Mob”/Герои и толпа），文章
——：《门外汉笔记》（Notes of a Layman/Записки профана），系列论文
瓦西里·贝尔维-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之处境》（The Situ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Russia/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России），著作
——：《社会科学入门》（The Alphabet of the Social Sciences/Азбу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著作
弗拉基米尔·列宁：《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Что делать?），著作
彼得·特卡乔夫：《革命宣传在俄国的作用》（The Role of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in Russia/Роль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России），著作
——：《警报》（Tocsin/Набат），期刊
——：《何谓进步党》（“What Is the Party of Progress?”/Что такое партия прогресса?），文章
——：《致恩格斯先生公开信》（“Open Letter to Engels”/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господину Фридриху Энгельсу），文章
列夫·季霍米罗夫等：《民意报》（People's Will/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期刊
奥古斯特·布朗基：《不要上帝也不要老爷》（Ni Dieu, ni Maître），期刊
威廉·亨克尔：《周刊》（The Week/Неделя），期刊
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俄国财富》（Russian Wealth/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