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实证主义诸类型
导论
波兰的实证主义表达了年轻一代（在1863年起义失败后）的现实主义愿望，即借助谨慎的“有机”工作来实现社会变革。与波兰的实证主义不同，俄国的实证主义从未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实证主义思想当然对当时总的思想环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些俄国实证主义理论家不乏才华，但他们中却无人能在俄国思想史上发挥真正突出的作用。
见别林斯基：《哲学著作选集》（Izbrannye filosofskie sochineniia）（莫斯科，1948），第2卷，第326—329页。早在1840年代后半期，实证主义思想的第一阵回声便在俄国响起。孔德的理论（尤其是他的人类发展三阶段论，即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阶段）在俄国赢得了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大多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有关联，特别突出的支持者是瓦列里安·迈科夫和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米留金（1826—1855）。而别林斯基的态度则相当谨慎，他认为孔德是一位有趣的思想家，其“反对神学干预科学”的立场值得关注，但别林斯基认为孔德缺乏才华，认为视孔德为“一种新哲学的创始人”的观点是荒谬的。他写道，孔德试图推翻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不仅指与“超越的荒谬”相关的科学，而且也指诉诸人类精神本质的科学，这就表明，哲学领域与孔德的天性不符，他仅能把握数学和自然科学。
1860年代的“启蒙者”也很难毫无保留地接受孔德，尤其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和社会激进主义立场。不过，孔德的哲学仍对皮萨列夫产生了一定影响，后者在与活力论者就生命的神秘原则展开争论时曾援引实证主义的论点。皮萨列夫对孔德的历史哲学印象更深，他为此撰写一篇长文（《奥古斯特·孔德的历史观》）。对皮萨列夫而言，孔德关于人类发展三阶段的观念出色地佐证了他最热衷的两个理论，即历史进步对知识进化的依赖，以及自然科学肩负的解放使命。
他们在雅科文科的《俄国哲学史》（布拉格，1929）和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伦敦，1952）中被归为实证主义者，津科夫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克莱恩英译，两卷本，伦敦，1953）中将他们视为“半实证主义者”。民粹派思想家对孔德的态度甚至更为复杂。他们无疑受到了实证主义之影响，但称他们为实证主义者却毫无根据。 在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著书立说时，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由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论所代表。这两位俄国思想家均完全拒绝实证主义的进化论，视其为“客观主义”的极端版本，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其“主观社会学”；他们也很排斥实证的科学主义，尤其是其对价值判断的彻底排除。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反对“客观主义”时却发现孔德本人竟然是他们的盟友，因为孔德承认“客观”方法和“主观”方法同样有效。因此，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与斯宾塞争论时便求助于孔德，称孔德为人类历史上“主观的人类中心主义”时代的先驱。这一评价本身就清楚地揭示了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思想和他所处时代的实证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在19世纪下半叶，只有一小群“正统的”孔德信徒（如拉菲特和罗比内）仍在捍卫孔德的“主观方法”。利特雷是法国后孔德实证主义主流学派的主要代表，他就反对“主观方法”和“人道教”以及孔德哲学体系中的其他浪漫主义元素。
拉夫罗夫：《哲学和社会学》，第1卷，第584页。拉夫罗夫不太热衷“社会学的浪漫主义”，他在《实证主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一文中定义了他对实证主义的态度。在文中，他讨论了实证主义思想的不同变体（孔德、利特雷、穆勒、斯宾塞和刘易斯），并称他们不能被低估。他套用黑格尔关于哲学的说法，将实证主义定义为“被三段论俘获的当代”。 拉夫罗夫写道，实证主义一个影响深远的贡献，在于它制定了人类理性面临的任务，亦即必须用严谨的科学手段来分析所有现象间的关系，不必求助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以科学手段获得的知识不仅应被用来阐释非人类的世界，而且还应被用来阐释社会和历史。与米哈伊洛夫斯基一样，拉夫罗夫也强调“主观方法”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引用孔德本人的话来表明，这与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并不相悖。不过，他的最终结论却是，实证主义无法解决它本身提出的问题，因为它缺乏一个统一的哲学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人是一种有感情、有思想的存在，是精神和肉体真正统一的象征。实证主义的历史作用仅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将由一种人本主义哲学来提供，这种哲学的萌芽可在费尔巴哈、蒲鲁东和穆勒的思想中发现。
拉夫罗夫的“人本主义”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原理”和民粹派社会学的“主观的人类中心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拉夫罗夫的人本主义虽然吸收了实证主义的许多元素，但它显然是一种独创的学说。
第一节 教条实证主义：格里高利·维卢博夫
孔德实证主义在俄国的第一位坚定追随者即格里高利·维卢博夫（Grigory Wyrouboff/Григорий Вырубов，1843—1913），但作为一位哲学家，他主要在法国工作。
见其在《革命回忆录》（“Revolutsionnye vospominaniia”）中的相关回忆，载《欧洲导报》，1913年第1期。维卢博夫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中学上学时，便通过该校一位老师的介绍接触到孔德的学说，这位老师是法国人，名叫波米耶，他是孔德的门徒，利特雷的朋友。在圣彼得堡大学修完医学和自然科学后，维卢博夫去往巴黎，与孔德的遗孀和孔德的门徒们建立起联系。他与利特雷关系密切，与后者联合创办了法国实证主义的主要刊物《实证哲学》。1903年，在拉菲特去世后，维卢博夫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科学史部主任。维卢博夫虽然永久定居法国，却仍对俄国和俄国文化感兴趣，他与巴枯宁、赫尔岑和拉夫罗夫保持联系，赫尔岑去世后，维卢博夫编成赫尔岑的第一部全集。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维卢博夫作为红十字会代表来到高加索地区，负责组建野战医院，并因此被授予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他所有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他专攻化学和晶体学）均用法语写成。
维卢博夫：《确定的可能，绝对的相对》（G. Wyrouboff, “Le Certain et le probable, l’absolu et le relatif”），载《实证哲学》，第1期（1867），第171、176—181页。维卢博夫的哲学立场在其《确定的可能，绝对的相对》一文中得到最清晰表达，此文刊于《实证哲学》第一期。此文的基本主张是，科学知识宣称其可以把握绝对真理，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的对立本身就是相对的。任何能用科学规律的语言来加以表达的真实事物，均可被称为绝对。实证主义仅拒绝神学的绝对和形而上学的绝对，而不拒绝绝对本身。如果实证主义意识不到任何绝对，那它就不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真理并不存在于科学之外，也不存在于人的认知范围之外，任何一种真理都是经验的结果，这种结果通过经验与先前确立的科学规律的对抗而获得验证。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均属可认知范畴。绝对真理是可证实的、无异议的呈现，而相对真理则是不确定的、有争议的、低概率的。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的相对真理将转化为绝对真理。
见维卢博夫：《唯物主义哲学与实证哲学》（“La Philosophie matérialiste et la philosophie positive”），载《实证哲学》第22期（1879）。 维卢博夫：《确定的可能，绝对的相对》，第181页。维卢博夫认为，哲学的作用是在各种专门科学所积累的事实之基础上进行概括。这一观点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对古典哲学所关注的本体论问题的摈弃（这在唯物主义者对“形而上学”的攻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而且还有对认识论的拒绝，维卢博夫将认识论等同于心理学。他建议用各门具体科学的方法论来代替认识论。他写道，对科学的信仰是一种“基本公理”，可以去除一切怀疑。他认为笛卡尔的哲学怀疑方法是一种空洞的智力游戏，他坚决拒绝穆勒对孔德的批评，穆勒认为孔德对逻辑和心理学的忽视是错误的。维卢博夫坚持认为，真理标准的问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早已确立了此类标准，因此，哲学应接受这一科学公式，即真理的标准是“某一现象借助被视为规律的公式在相同条件下的重复”。
见维卢博夫：《论德国批判哲学》（“Remarques sur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en Allemagne”），载《实证哲学》，第22期（1879）。不难理解，维卢博夫对试图重温康德的任何举动均深怀敌意。在他看来，这位德国哲学家就是孔德的绝对对立面，“实证哲学”的创始人看重的是现实世界，而康德则专注于对思想主体的研究，拒绝认知支配现实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性。在维卢博夫看来，新康德主义是一种旨在复兴形而上学的尝试，而且它变得越发危险，因为它并未意识到其“形而上学本质”。
见维卢博夫：《确定的可能，绝对的相对》，第174—175页。 维卢博夫：《论德国批判哲学》，第394页。 尽管有此声言，维卢博夫仍拒绝孔德的政治哲学。例如，他捍卫普通民众的主权，而孔德则将其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教条，维卢博夫还主张权力的去中心化，在此问题上引用过蒲鲁东。见维卢博夫：《确定的可能，绝对的相对》。 利特雷也曾对孔德学说的政治层面进行修正，但维卢博夫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可能是受赫尔岑影响），尽管他在其他方面不愿做任何创新。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反，维卢博夫的实证主义是一个彻底的教条主义体系。它的主要原则之一，是每一种真正的哲学都必须建立在某个“基本公理”之上，这个公理不必成为批评性反省之对象。 维卢博夫在某些问题上与孔德也有所不同，他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他就不认同其导师的现象主义），但他坚持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哲学中唯一正宗的版本，也是当时唯一完整的哲学体系。他宣称：“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是完整的，没有任何缺陷或多余。孔德当然也犯有许多错误，但那是他作为天文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犯下的错，他作为哲学家则从未出错。” 因此，孔德的门徒们仅需去应用他的准则，尤其是在他们的导师很少关注的那些学科中。
第二节 批判实证主义：弗拉基米尔·列谢维奇
弗拉基米尔·列谢维奇（Vladimir Lesevich/Владимир Лесевич，1837—1905）则完全是另一类型的实证主义之代表。鉴于其认识论倾向以及其试图运用康德批判哲学原则的尝试，这一类型的实证主义可称之为“批判实证主义”（critical positivism/критический позитивизм）。
列谢维奇：《实证哲学批判研究尝试》（Opyt kriticheskogo issledovaniya osnovonachal positivnoi filosofi）（圣彼得堡，1878）以及《何谓科学哲学？》（Chto takoe nauchnaia filosofiia?）（圣彼得堡，1891）。列谢维奇的主要著作致力于对“科学哲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批判性反思。 他虽然称孔德的实证主义代表哲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也发现其许多方面尚有欠缺。比如，孔德低估了康德，没有认识到康德同样也是实证主义的先驱，事实上，孔德完全低估了认识论的重要性，并拒绝将其作为一个单独部分纳入其哲学。孔德对逻辑的态度亦如此，尽管穆勒曾提出批评，孔德仍拒绝承认逻辑是一门独立学科，原本可在他的科学分类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孔德的哲学至少展示出了批判性认识论的萌芽，否则，他的体系充其量仅为一部科学百科全书。然而，孔德的追随者们却浪费了这笔宝贵财富，他们忙于收集科学事实，并把孔德的科学分类当作实证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在列谢维奇看来，埃米尔·利特雷对法国以外的哲学史鲜有耳闻，对认识论也一无所知。
列谢维奇：《实证哲学批判研究尝试》，第185—186页。 列谢维奇：《实证哲学批判研究尝试》，第161—163页。列谢维奇把他最严厉的批评指向维卢博夫，他指责后者夸大“科学主义”，即天真地相信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使维卢博夫走向“去哲学化”，轻视实证主义哲学。通过将绝对知识和相对知识间的差别缩减至程度上的差别，维卢博夫拒绝了认识论的相关性。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如果实证主义试图自称为一种哲学，它就必须专注于认知理论。列谢维奇建议，为摆脱这一僵局，实证主义者应回溯至真正的孔德思想，然后通过对洛克、休谟和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研习来增强其批判能力。不过，他们首先应克服对康德的偏见，用新康德主义认识论的批判精神来改造实证主义。列谢维奇还热情地推荐了戈林、拉斯、朗格和黎尔等德国思想家的著作，这些思想家均试图在新康德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之间谋求和解。与此同时，列谢维奇也强调，这两种体系之间泾渭分明，实证主义者不可能接受先验知识的可能性，实证主义者必须向新康德主义者学习，同时牢牢植根于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不能局限于认识论的思考，而必须吸收康德的批判精神，以便成为“批评现实的哲学”，并借此达到其发展的最高阶段。
列谢维奇：《何谓科学哲学？》，第246—251页。列谢维奇在1870年代阐述了这些观点，大约十年后，他的思想经历某种演变，从康德主义转向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欧内斯特·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在《何谓科学哲学？》一书中，列谢维奇分别用专章讨论了马赫、阿芬纳留斯，尤其是彼特楚尔特的思想。他强调，是彼特楚尔特最终解决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列谢维奇如今主张，哲学不再是一门独立科学，甚至连认识论很快也会不再作为一个独特的、专门的哲学认知领域而存在。哲学如今的作用是创建一个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普遍知识体系，但它是在最高的抽象层次上研究各种科学得出的数据，从整体的角度评估它们，并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科学哲学”将取代之前所有“不科学的”哲学思潮。
参见科拉科夫斯基：《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The Alienation of Reason: 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古特曼译（纽约州花园城，1968）。因此，在“科学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науч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问题上，列谢维奇的立场最终与标准实证主义并无区别，后者将哲学的作用定义为对特定科学的概括。但是，尽管他不再赋予认知理论、即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之最后一个堡垒以单独位置，但他从未低估认识论反思的重要性。事实上，列谢维奇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均代表所谓“第二实证主义”（second positivism/второй позитивизм），即强调认识论的批评性。 他以不懈的精力所倡导的“科学哲学”，其最终的成功之处是使科学成为“哲学”，而非使哲学成为“科学”。
见列谢维奇：《实证哲学批判研究尝试》，第241—245页。列谢维奇相信，“科学哲学”可能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它将有助于克服因循守旧和传统主义，明确指出在不同领域进行变革的必要性，并鼓励科学家集中精力解决符合公众利益的问题。就其政治同情心而言，他接近民粹派的立场。（1879年，他因与民粹派革命者有关联而被流放西伯利亚，获释后在警察监视下定居波尔塔瓦和特维尔，直到1888年才被允许返回圣彼得堡。）他高度评价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称他俩为“实证主义最干练的法官”，且赞同他俩对某些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 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影响清晰地体现在列谢维奇为“主观方法”所做的辩护中。列谢维奇认为，实证主义者摒弃“主观方法”，是因为“实证科学”在认识论方面不够强大。抽象科学，即研究特定现象领域中一般规律的科学，仅使用“客观的”经验方法，而具体的（或曰应用的）科学是针对现实活动的，因此必须解决价值实现的问题。列谢维奇在新康德派的著作中找到了支持这一推理路径的许多论据。
见维坚斯基：《哲学随笔》（A. I. Vvedensky, Filosoficheskie ocherki）（圣彼得堡，1901），第89、108、205—212页。列谢维奇试图在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之间谋求和解，但他的尝试在俄国几乎未引起反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俄国新康德主义者平庸的专业水平，但首先还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俄国，新康德主义的功能与其说是对形而上学体系进行批判，不如说是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复兴铺平道路。俄国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亚历山大·维坚斯基（Aleksandr Vvedensky/Александр Введенский，1856—1925），他是实证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称他的哲学为“逻辑主义”，其基础即对康德哲学一以贯之的唯心主义的、反经验主义的阐释。维坚斯基版本的康德主义是一种“中间道路”哲学，它有可能规避极端形而上学那些有害的、过时的主张，同时也不落入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陷阱，维坚斯基指责“科学主义”破坏生活的意义，导致了危险的道德虚无主义。为抵御此类危险，维坚斯基捍卫上帝的个性存在、自由意志和灵魂不朽等观点，同时强调这些观点无法被理智所接受，而只能被“有意识的信仰”所感知。 意识到主观唯心主义危险的伦理内涵，他仍坚持认为，“实践理性的假设”之一即相信他人的“主观”存在。与列谢维奇一样，维坚斯基强调认识论的重要性，但其立场却与实证主义相去甚远，他也不认同列谢维奇提出的“科学哲学”。
第三节 实证主义与心理学
在实证主义者对认识论的讨论中，心理学占有突出地位。这并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还记得，认识论和心理学在当时常被混为一谈。对维卢博夫而言，对认识论的兴趣不断增加，这便是哲学与心理学相互融合的征兆。卡维林则认为，洛克和康德的理论实际上属于心理学范畴，对认识论问题的关注是心理学在现代哲学中的关键地位之证据。甚至连曾将认识论与心理学做过明确区分的列谢维奇（他曾就此与谢切诺夫展开论战）也确信，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心理学数据为基础的。
特罗伊茨基：《本世纪德国心理学》（M. M. Troitsky, Nemetskaia psikhologiia v tekushchem stoletii）（莫斯科，1867）。 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文集》（V. S. Soloviev, Sobranie sochinenii）（圣彼得堡，1903），第8卷，第417页。在心理学领域对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攻击由莫斯科大学教授马特维·特罗伊茨基（Matvey Troitsky/Матвей Троицкий，1835—1899）发起，他代表的是英国实证主义学派。特罗伊茨基的一部主要著作 就猛烈抨击了德国心理学中的哲学偏见，其出发点即英国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回忆道，特罗伊茨基在开始一年一度的心理学课程时总会简短地介绍一下德国唯心主义，最后高声说道：“瞧，先生们，你们自己也看到了！碎木屑，全是碎木屑！把它们全都扔进火炉去吧！”
此言出于1874年，见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271页。 此言出于1874年，见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319—320页。 此言出于1874年，见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346—347页。卡维林强调，实证主义者业已开始超越其先前的片面性。他认为他在乔治·亨利·刘易斯的《生活与思想问题》（G. H. Lewes, 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中发现了这一点（《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338页）。思想视野更为开阔的是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卡维林（见第八章）。尽管他接近实证主义，支持实证主义者所持的反形而上学观点，但他却对普遍存在的对科学事实的崇拜感到苦恼，认为这会使严肃的哲学讨论“几乎像扑着白粉的假发一样可笑” 。卡维林认为，实证主义者用物质过程的概念来否定形而上学或解释形而上学问题，这是错误的，相反，他们应挖掘埋藏在形而上学体系中的真正的心理内核（尽管是带有伪装的），并以自己的术语来检验它，也就是说，他们应承认心理过程与物质存在一样拥有其自主存在。 实证主义仍未遵循这一假设，卡维林据此认为它尚不是一种科学哲学，而仅为人类思想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341页。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337页。在批评实证主义者拒绝承认精神现象的现实时，卡维林运用了一些借自不可知论的论据。他指出，“科学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应记住，科学本身是一个“心理事实，它并不存在于意识之外”。 我们只能理解现实的符号和性质，而非“自在的”现实。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420、438页。在其主要著作《心理学的任务》中，卡维林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本质上均为经院哲学迟到的继承者，它们不记得其起源，认为基督教二元论的两个方面均为绝对。 这种二元论无法借助于以物质现象概念解释精神现象这样的途径来克服，反之亦然，用精神现象概念解释物质现象同样也行不通。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485、837—838页。心理现象不会有缩减，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独立于人的身体构造。在论及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时，卡维林在身心平行论与身心交感论这两者间持居中立场。他指出，两个平行的现象序列并存的例证随处可见，它们之间无疑存在相互联系，尽管这种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人的天性之完整性或许得以保全，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即人身上存在着两个有机体，它们起源相同，因此紧密相连，这两个有机体相互影响，同时仍彼此分离。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507—508页。在心理学中，卡维林区分出两大主要流派，即源自洛克的经验心理学和源自康德的唯心主义心理学，前者关注心灵中指向物质世界并受其制约的那一部分，后者则仅对意识在其中表现出其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心理现象感兴趣。 英国心理学代表由洛克发端的流派，而德国心理学则代表由康德发端的流派。显而易见，卡维林本人认为这两种流派均是片面的，并假定它们作为两个相互补充的体系可以彼此调和。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509—511页。这是卡维林试图对德国唯心主义进行谨慎改造的工作之一部分，他将德国唯心主义解释为一种伪装的心理研究方式，其对象即人类心理的积极方面。卡维林认为，如果把德国唯心主义的思想内涵翻译成心理学语言，它们便难以被理解。人们仅需意识到，这些思想内涵依据的逻辑公式所描述的实为灵魂被分成两半的那一时刻，灵魂看到自己被映射在自己的另一半之上。而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流派仅承认心理的接受性一面，它在这一领域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因此无权认定德国唯心主义毫无价值。
不难理解，卡维林的立场既无法令唯物主义者称心，也不能让坚定的唯心主义者和唯灵论者满意。《心理学的任务》遭受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著名生理学家伊万·谢切诺夫批评该书作者将心理过程视为一个自主现象，而斯拉夫派尤里·萨马林则指责卡维林夸大灵魂对肉体和外部环境的依赖，他强调，这与灵魂不朽的教义相抵牾。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375页。见本书第148—150页。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613页。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629—632页。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638—646页。卡维林在此书序言中解释说，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与他年轻时信奉黑格尔自由主义有明显联系。在《心理学的任务》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古代俄国司法实况一瞥》中，卡维林的主要关注点是对强大的自主个体的捍卫。 1840年代，他曾自俄国的过去和未来之角度讨论个性的演变；在《心理学的任务》中，他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角度则是这一演变的普遍意义，或至少是其欧洲意义。他认为，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个性的减弱，即非个体的大众的出现以及人的孤独。 尽管社会性较之以往得到越来越多强调，但人们在现实中仍感到彼此之间日益疏远。政治家和公民领袖将个体的人视为众多统计数据、预算数字或方程式符号。科学家和“哲学现实主义者”把人当成物，当成外部世界的对象，服从于必然的因果关系法则。 只有心理学试图抵御这一进程，它替个体代言，恢复个体在宇宙中的核心位置，其方式即揭示所谓客观社会过程实际上皆为个体之工作，科学自身的存在离不开人的思维。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981、1009—1017页。卡维林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伦理学的任务》也讨论个体问题。他在书中抨击针对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快乐主义态度及其对幸福的过分强调，认为强大的道德个性的先决条件，是对超个人理想的信奉以及旨在实现完美而做出的不断努力。幸福自身不应被视为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尽管幸福最强大的来源即为达到目标（实现理想）而付出的努力。追求幸福和利益有助于外在的、物质的进步，但与此同时这也剥夺了更深层次的生活，使人失去信仰和希望，因此最终摧毁了人的幸福。
见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第1卷，第345—348页。 见其文《先验的哲学还是积极的科学？》（“Apriornaia filosofiia ili polozhitel’naia nauka?），载卡维林：《卡维林文集》，第3卷，第285页。这些观点表明，将卡维林归为实证主义者的通常做法并不完全合理，似有更好的理由称他为“半实证主义者” 。确实，他曾挺身捍卫实证主义，驳斥索洛维约夫对实证主义的攻击， 但他本人也反对对科学事实的夸张崇拜，并试图谋求实证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间的和解，这确系其哲学工作的主要目的。
仰仗格罗特，该协会（由特洛伊茨基于1885年创立）成为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中心。俄国专业哲学家们经常聚会的另一个团体为圣彼得堡哲学学会，其核心人物是维坚斯基。 如果我们不把科兹洛夫主编的短命期刊计算在内，格罗特这份刊物便是俄国第一份专业哲学期刊，当然也是第一份按期出刊的专业哲学期刊。尼古拉·格罗特（Nikolai Grot/Николай Грот，1852—1899）是语文学家雅科夫·卡尔洛维奇·格罗特之子，这是一位更激进、更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尽管仅在他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他对哲学和心理学的兴趣受到卡维林的激发，卡维林经常到他家做客，并与年轻的格罗特进行关于哲学问题的“逍遥派交谈”。在大学里，格罗特师从特洛伊茨基，还受到谢切诺夫关于神经系统生理学的研究著作之影响。1886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教授，不久之后又成为莫斯科心理学会主席 ，1889年，他创办期刊《哲学和心理学问题》 。由于身兼多项要职，他成为俄国专业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感知心理学的历史及其主要原理》（Psikhologiia chuvstvovanii v eyo istorii i glavnykh osnovach）（圣彼得堡，1879—1880）；《逻辑理论问题研究》（K voprosu o teorii logiki）（莱比锡，1882）。 以下关于格罗特观点的讨论以索科洛夫的《格罗特的哲学观点和学术活动》一文为基础，载《特写、回忆录和书信中的尼古拉·格罗特》（P. P. Sokolov, “Filosofskie vzglady i nauchnaya deyatelnost N. Y. Grota,” in N. Y. Grot v ocherkakh, vospominaniiakh i pis’makh）（圣彼得堡，1911）。在其头两部著作，即关于知觉心理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及关于逻辑问题的心理学阐释的博士学位论文中 ，格罗特显示出一种一以贯之的联想主义立场。 追随斯宾塞，他将心理过程定义为有机体适应外部环境的手段之一。为解释这些心理过程，他提出“心理循环”（psychic circulation/психическая циркуляция）理论，该理论假设有一种自动反应循环，近似人体内基本物质的循环。在他对精神过程的阐释（其基础是斯宾塞的生物学原理以及他本人的“心理循环”理论）中，他将推理规则简化为六种联想类型，前三种是纯机械类型（简单联想、分裂和心理因素的分离），另外三种是有机类型（整合、解体和分化）。这一方案与对认识论中的“天真现实主义”的辩护有关，与格罗特对于将严谨的进化论运用于心理过程的可能性之迷恋有关。在社会学中，格罗特拒绝“主观方法”，但同时也不太坚决地将人类的幸福视为历史进步的目标。他试图使心理哲学更加“科学”，这促使他呼吁取缔一些形而上学的概念，诸如“灵魂”［他建议代之以“感觉中枢”（sensorium）一词］。他认为“不科学”的哲学是一种主观的创造性艺术，如同诗歌。他的理论之一便是，哲学体系是满足意识主观需求的产物，不同的体系具有相同的心理价值，并根据特定的心理发展规律相互借鉴。
《特写、回忆录和书信中的尼古拉·格罗特》，第118页。格罗特对其理论有效性的信念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早在1880年代中期，在研究了乔尔丹诺·布鲁诺、柏拉图、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之后，他便放弃了实证主义，公开宣称他会转向形而上学。他的新哲学，他称之为“一元的二元论”（monodualism/монодуализм），即一元论与二元论之综合，是本体论矛盾的一种解决方案，即上帝的思想是一种调和精神与物质的原则，而灵魂的思想则是一种调和物质与力量的原则。在心理学中，格罗特拒绝将机械论和联想主义视为纯粹的“理论迷信”，他宣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小说所道出的心理学奥秘就要超过斯宾塞的整个理论体系。
《特写、回忆录和书信中的尼古拉·格罗特》，第120—128页。格罗特的形而上学并不代表朝向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内涵的回归，为呼应时代精神，它成为一种归纳的形而上学，试图以内心体验的数据为基础，因此与心理学产生了密切的（有意的）联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格罗特甚至试图调和他的这一新体系与实证主义，其原因是他对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学产生兴趣，这使他相信，对形而上学问题有可能做出科学的解释。格罗特认为心理能量概念与物理能量概念一样有效，他试图在能量学基础上证明不朽的有效性。他返回进化论的公式，但通过将自然解释为精神的基座，将生物进化解释为实现理性与自由的工具，他给这些公式注入了新的唯灵论内涵。
第四节 实证主义与社会学
俄国实证主义在社会学领域做出了最有价值、也最具国际性的贡献。不过，俄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两位主要代表叶夫盖尼·德·罗伯蒂（Eugene de Roberty/Евгений де Роберти，1843—1915）和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Maksim Kovalevsky/Макси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1851—1916）在实证主义和社会学中却均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
德·罗伯蒂：《社会学：基本任务及方法论特性，学科地位、分类及其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关系》（E. de Roberty, Sotsiologiia. Osnovnaia zadacha eyo i metodologicheskie osobennosti, mesto v riadu nauk, razdelenie i sviaz’ s biologici i psikhologiei）（圣彼得堡，1880）。 见索罗金：《当代社会学理论》，第438—463页。 德·罗伯蒂：《社会学：基本任务及方法论特性，学科地位、分类及其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关系》，第77页。 德·罗伯蒂：《社会学：基本任务及方法论特性，学科地位、分类及其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关系》，第199页。德·罗伯蒂是维卢博夫的朋友，也是《实证哲学》杂志的积极撰稿人，他代表实证主义的法国传统和孔德传统，因此，他自哲学角度看待社会学这门孔德分类学中的最新、最高的科学。他本人的《社会学》一书被他恰当地称为“社会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ology/философия социологии）。 正如此书全称所表明的那样，其主题包括对社会学的基本作用和方法论特征的思考，以及社会学与其他科学，尤其是与生物学和心理学相比较而言的地位。在社会学的历史中，德·罗伯蒂被视为社会学主义第一批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社会学主义有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学研究揭示的那些有规律的社会进程，无法用诸如生物学、心理学或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加以还原或解释。 德·罗伯蒂宣称，社会现象是有组织的物体之特定属性的表征 ，因此它们无法与所有那些更广泛、更为人所知的现象相比，必须诉诸一门新的基础科学或抽象科学（孔德用语）。各种“普遍理论”不断出现（甚至出现在实证主义者中间），亦即那些还原论理论，它们忽略了不同现象群之间的本质差异，在德·罗伯蒂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新的形而上学尝试，即试图发现一种能解释一切的“自在之物”。
德·罗伯蒂：《社会学：基本任务及方法论特性，学科地位、分类及其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关系》，第299—301页。德·罗伯蒂的社会学主义主要针对斯宾塞将社会进程等同于生物进程的观点，尽管它也针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心理学主义”。德·罗伯蒂认为，斯宾塞，乃至整个英国进化论学派，均有与唯物主义者同样的弱点，即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他们渴望给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假设，试图将生命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另一方面，心理学主义最极端的表现即新康德主义，它将注意力自外部世界移开，过度关注主观现象。这两种倾向均为“还原论”之过，因为它们均不理解社会学的本质特性。不过，德·罗伯蒂倾向于认为“生物学主义”是一种比心理学主义更重要的理论。和孔德一样，他也接受生物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在科学层次结构中是社会学的直接先驱。生物学可能无法解释社会学现象，但它却提供了社会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德·罗伯蒂同样重申了孔德的看法，即视心理学为一个诉诸某些具体现象的学科分支，它部分属于生物学领域，部分属于社会学领域。一个孤立的个体无法成为理性的存在或思想的存在（在这一问题上他经常援引德波纳德），人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心理学应以社会学为基础，而不是相反。
罗伯蒂的其他主要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Politiko-ekonomicheskie etiudy）（圣彼得堡，1869）、《逝去的哲学家》（Proshedsheye filosofiii）（1886）、《论不可知》（L’Inconnaissable ）（巴黎，1889）、《不可知论》（L’Agnosticisme）（巴黎，1892）、《社会学新教程》（Nouveau programme de sociologie）（巴黎，1904）、《行为社会学》（Sociologie d’action ）（巴黎，1908）和《理性概念和普遍法则》（Les Concepts de la raison et les lois de l’univers）（巴黎，1912）。 德·罗伯蒂：《社会学新教程》，第187—188页。虽然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德·罗伯蒂逐渐远离孔德，但他仍继续视孔德和圣西门为真正的实证主义传统的创始人，而非休谟和康德。他称其新概念（他在他那些用法语出版的著作中提出 ）为“超实证主义”（hyperpositivism/сверхпозитивизм）或“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неопозитивизм）。这种新实证主义与后来维也纳学派的新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延续了认识论实证主义的传统。德·罗伯蒂则坚决反对当代哲学中他所谓的“认识论痴迷”，他声称这种痴迷甚至在孔德本人的著作中也有蛛丝马迹。 在他看来，认识论问题无法借助认知哲学理论来解决，而必须取道社会学。
德·罗伯蒂：《理性概念和普遍法则》，第30—31页。 德·罗伯蒂：《社会学新教程》，第193—194页。德·罗伯蒂思想中的一个典型主题，是他坚决反对哲学中的不可知论，他称之为对“事物本质”的形而上学信仰之残余。针对孟德斯鸠视规律为源自事物本质的必然关系之理论，德·罗伯蒂提出了“事物本质”源自必然关系或法律的命题。由于并不存在其他的“事物本质”，由于事物之间的关系能够被理解，因此，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或曰不可知论便不再有意义。同样，现象和本体的二元论亦被消除，“不可知者”也仅为“尚不知者”。这一论点与对真理之经典定义的拒绝有关，在德·罗伯蒂看来，之前的定义暗示一种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他认为，真理不过是诸多思想和诸多概念的相互一致性，而衡量这种一致性的唯一保证和标准即集体经验，因此，真理是集体经验的必然结果，也是集体经验最根本、最有效的表达。 客观和主观之差异实质上即两种不同的个人经验之差异，一种是已完全形成的个人经验，它受集体经验左右，另一种个人经验仅在很小程度上受制于集体经验（因为除了在动物界，一切经验均至少部分地具有社会属性）。 每一知识分支均起步于主观性，然后依据它对社会经验范畴的适应程度而逐渐变得越来越客观。
德·罗伯蒂：《理性概念和普遍法则》，第11—14页。 德·罗伯蒂此说以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学为基础，尽管他假设三种能量类型（物理能量、化学能量和有机能量）之外还应加上“超有机”能量（《理性概念和普遍法则》，第117—119页）。德·罗伯蒂关于知识的社会起源概念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把社会性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至高的能量形式，这种“超有机能量”产生于许多思想的相互作用。由于这种相互作用，诸如印象、想象、情感和冲动等精神现象［主观的、独特的精神现象，在法语中被称为conscience（意识），或曰个人意识］会转化为抽象观念，从而生成connaissance（知识），或曰超个人意识。换言之，一个生物的、知觉的过程转化为一个社会的、概念的过程。 社会经验经过不断的更新和增多便会产生一种现象，该现象被冠以各种抽象概念（如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目的、必然性）的称谓，或被“综合地”称为“理性”。实际上，理性就是社会性，亦即超有机能量。因此，关于认知和意识的理论更应成为社会学家的关注对象，而不仅仅是哲学家或心理学家的事情，社会学自身也应成为能量学，即研究所有形式能量的一般科学之组成部分。
德·罗伯蒂：《社会学新教程》，第65—81页。 德·罗伯蒂：《理性概念和普遍法则》，第160页。似乎有理由假设，与能量学相关的社会学认知理论会认定社会行为先于认知。然而，德·罗伯蒂却强烈反对这一概念。他的社会四因素（或曰四方式）理论就赋予科学认知以决定性作用，这也显露了他本质上的唯心论的知性主义。 这四个因素即：一、详尽的科学认知（分析的、假设的方式）；二、哲学和宗教（综合的、必然的方式）；三、艺术（融合的、象征的方式）；四、社会行为（实践的、目的论的方式）。德·罗伯蒂将其理论描述为对孔德提出的发展三阶段概念的纠正，在孔德的发展三阶段中，宗教和哲学认知（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先于科学认知。（德·罗伯蒂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不过，他大体上反对激进的社会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声称社会实践能导致思想的发展。德·罗伯蒂坚持认为，在基于理性的有组织社会中，人的行为总是先于思想的。思想的最终产物可能是行为，但是，在思维意识的范围内接受实践观点的首要地位，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关于实践活动高于意识的命题。德·罗伯蒂认为，他本人的社会学理论通过提出一种合乎逻辑和理性的行动主义，解决了“理性主义”与“行动主义”之间的虚假矛盾。这一理论表明，存在着两种实用主义：一种可称为超科学或前科学的实用主义（动物界的实用主义），另一种是以科学为基础的、适用于人类的实用主义。
德·罗伯蒂：《社会学新教程》，第211页。 德·罗伯蒂：《理性概念和普遍法则》，第24页。在对“行动主义”的批评中，德·罗伯蒂强调“行动主义”与对普通人的崇拜这两者间的关联，他宣称，那些赞美实践的人也试图赞美民众，而无视这一事实，即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知识以及理性的领导者。 在他本人的社会理想中，德·罗伯蒂试图调和精英主义（由知识精英领导的政府）与平等主义（最大的教育机会）。他认为进步就是两个规律所发挥的作用：一、社会进步规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些人超越其他人（这一点可用来解释社会的智性差异以及统治精英的出现）；二、知识不断扩散规律，这一规律能保障民主权利。
德·罗伯蒂的观点在俄国很少得到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接受。列谢维奇认为他与维卢博夫一样，也是一位对认识论问题缺乏理解的思想家，败坏了实证主义的名声。拉夫罗夫指责他的理论过于抽象，对当下的紧迫问题漠不关心。不过可以确定，德·罗伯蒂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他的哲学社会学，或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学化的哲学，代表一种有趣的尝试，即试图弥合孔德的实证主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哲学体系间的鸿沟。尽管德·罗伯蒂承认他不喜欢“认识论痴迷”，但他并未拒绝面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在许多方面，他关于认知的社会起源的概念均会让人想起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学哲学。
和德·罗伯蒂一样，当时另一位俄国主流社会学家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也在境外生活多年。他曾在柏林、巴黎（在这里与维卢博夫结为好友）和伦敦（在这里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完成学业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但在1887年因政治上的“不正统”被剥夺教职。他离开俄国，直到1905年才回国，创建温和的自由派政党民主改革党。在国外期间，他多次代表俄国参加国际社会学大会。1901年（与德·罗伯蒂一同）在巴黎创办俄国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列宁后来曾在该校任教。1895年，他当选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副主席，1907年任主席。
其主要作品包括《村社土地所有制》（Obshchinnoe zemlevladenie）（莫斯科，1879）、《高加索的法律与风俗》（Zakon i obychai na Kavkaze）（莫斯科，1890）、《家庭与财产的起源及演变》（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四卷本，莫斯科，1895—1899）、《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之前欧洲的经济增长》（Ekonomicheskii rost Evropy do vozniknoveniia kapitalisticheskogo khoziaistva）（三卷本，莫斯科，1898—1903）、《自直接民选制到代议制，自世袭君主制到议会制》（Ot priamogo narodopravstva k predstavitel’nomu i ot patriarkhal’noi monarkhii k parlamentarizmu）（三卷本，莫斯科，1906）、《社会学》（Sotsiologiia）（两卷本，圣彼得堡，1910）。对其思想的研究见乌西尼奇：《沙皇俄国的社会思想：对普通社会学的追寻，1861—1917年》（A. Vucinich, Social Thought in Tsarist Russia: The Quest for a General Science of Society, 1861—1917）（芝加哥，1976）。 见萨夫罗诺夫：《作为社会学家的科瓦列夫斯基》（B. G. Safronov, M. M. Kovalevsky kak sotsiolog）（莫斯科，1960），第19—24页。在其学术研究中，科瓦列夫斯基代表一种与德·罗伯蒂完全不同的社会学类型 。后者的兴趣点主要在于其理论的哲学含义，他并未试图将其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这应被视为一个缺点，尤其在我们将德·罗伯蒂与涂尔干做比较时）。而科瓦列夫斯基则致力于对社会的具体历史演进的研究，他甚至没有发表对其社会学理论的系统阐述。和德·罗伯蒂一样，他也曾遭到指责，被认为他对俄国的特殊问题缺乏兴趣，但对于他而言，此类批评似不太公正。 他的著作试图揭示“交换生产”和代议制政府的历史必然性，为其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争端做出了贡献，为那些认为俄国无法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家们提供了支撑。科瓦列夫斯基关于农民村社的著作影响到年轻的普列汉诺夫，使普列汉诺夫放弃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见卡扎科夫：《19世纪末俄国社会学中的进步理论》（A. P. Kazakov, Teoriia progressa v russkoi sotsiologii kontsa XIX veka）（列宁格勒，1969），第100页。科瓦列夫斯基自称是“孔德哲学的支持者和马克思的门徒” 。他重视自己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友好关系，也借鉴过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经济史的研究，而恩格斯也曾高度评价科瓦列夫斯基关于家庭和私有财产演变的著作，并在自己的书中援引过一些材料。然而，几乎很难谈论马克思主义对科瓦列夫斯基观点的影响，对科瓦列夫斯基而言，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是孔德，马克思主义则仅为实证主义进化论的一种特殊变体。科瓦列夫斯基本人是一位典型的社会进化论者，他相信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他写道，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组织与进化的科学”。这是对孔德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的经典公式之修正，因为科瓦列夫斯基认为，并非每个社会组织都能被称为“有秩序的”，进化并非总是进步的同义词。然而，他相信进化的总体运动是进步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之一。他将进步定义为人的团结纽带的强化，亦即“和平共处环境”（environment of peaceful coexistence/замиренная среда）的不断扩大，从部落的团结经由爱国主义到世界主义，再到全人类的团结。这一总的进步公式具有不同形式，这取决于它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应用。在科瓦列夫斯基看来，孔德的发展三阶段定律足以表达思想领域中的进步之本质。科瓦列夫斯基将政治进步定义为个人自主权和人民自治权的扩大，其最终结果是议会政体。这种进步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的外在形式，可与君主制相协调。在经济领域，进步就在于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大，科瓦列夫斯基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将带来全世界的经济一体化，消除战争的根源，最终导致民主国家世界联盟的出现。
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科瓦列夫斯基在其社会进化论中强调的不是斗争，而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们能促进一体化并进而有利于团结与和平共处的发展。在这一方面，他不仅不同于马克思，也有异于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与德国“学院派”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也有某些亲缘关系，他们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清晰可辨，他显然还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俄国反对者们如克鲁泡特金、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人的影响。
科瓦列夫斯基：《当代社会学》（M. M. Kovalevsky, Sovremennye sotsiologi）（圣彼得堡，1905），第xiv页。人们普遍认为科瓦列夫斯基是人口学派的代表，这一学派认为进步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即人口的增长。关于科瓦列夫斯基的这一看法并不完全正确，科瓦列夫斯基确实非常重视人口因素，但这仅限于经济领域。总体而言，他反对一切试图用单一原因来解释社会变化的尝试，而更倾向于用“诸多因素共时、平行的作用和对抗”来解释进化。 他强调，这一立场源于实证主义的本质，亦即源于对社会各领域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之理解。
见萨夫罗诺夫：《作为社会学家的科瓦列夫斯基》，第84—85页。 见萨夫罗诺夫：《作为社会学家的科瓦列夫斯基》，第86页。 见卡扎科夫：《19世纪末俄国社会学中的进步理论》，第126页。在其政治观点中，科瓦列夫斯基是一个温和自由派，他相信沙皇体制将转变为君主立宪制。他的这些观点与他对“学院派”社会主义的同情并不冲突。在经济问题上，他强烈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理论，因为他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可能阻碍进步的斗争形式。对他而言，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消除阶级冲突的生产力组织方式。 另一方面，革命在他看来则是一种病态现象。这些观点影响到他对许多当代问题的阐释，他关注马克思为反对革命的唯意志论而展开的斗争 ，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定义社会进步客观规律方面做出的贡献，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必成为共和派政党，但他也高度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赞扬普列汉诺夫一贯支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的立场。在他看来，甚至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共产主义者的口号也只是在呼吁建立合法的工人阶级协会。
尤见卡列耶夫下列著作：《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N. I. Kareev, Osnovnye voprosy filosofii istorii）（莫斯科，1883），《历史进步的实质与个人的历史作用》（Sushchnost’ istoricheskogo protsessa i rol’ lichnosti v istorii）（圣彼得堡，1890），《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研究》（Istoriko-filosofskie i sotsiologicheskie etiudy）（圣彼得堡，1895）。 见卡列耶夫：《关于经济唯物主义的新旧研究》（Starye i novye etiudy ob ekonomicheskom materializme）（圣彼得堡，1896）。俄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为尼古拉·卡列耶夫（Nikolai Kareev/Николай Кареев，1850—1931）。与德·罗伯蒂和科瓦列夫斯基不同，卡列耶夫试图将实证主义与拉夫罗夫、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民粹主义社会学结合起来。他在其理论著作中特别强调评价因素（或曰“主观”因素）在试图有序呈现历史数据的所有尝试中的重要性，并抨击那些将决定性历史作用归因于超个体和非个体力量的理论。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之一是其宿命论倾向以及片面的历史非人格化倾向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孔德夸大了思想进化的重要性，这对经济史无益。
见马克思1879年4月致科瓦列夫斯基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Perepiska K. Marxa i F. Engelsa s russkimi politicheskimi deiateliami）（莫斯科，1951），第232—233页。卡列耶夫的理论只是一种旨在将实证主义与“主观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元素相互调和的折中尝试。与科瓦列夫斯基一样，卡列耶夫的最重要贡献是对历史的社会学阐释，他诉诸许多具体事实，他的专著《18世纪后25年间法国的农民问题》即为例证，马克思称其为一本出色的书。
本章涉及作品
德米特里·皮萨列夫：《奥古斯特·孔德的历史观》（“The Historical Ideas of Auguste Comte”/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Августа Конта），文章
彼得·拉夫罗夫：《实证主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The Problems of Positivism and Their Solution”/Задачи позитивизма и их решение），文章
格里高利·维卢博夫：《实证哲学》（La Philosophie Positive），期刊
——：《确定的可能，绝对的相对》（“Le certain et le probable, l’absolu et le relatif”），文章
弗拉基米尔·列谢维奇：《何谓科学哲学？》（What Is a Scientific Philosophy?/Что такое науч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专著
康斯坦丁·卡维林：《心理学的任务》（The Tasks of Psychology/Задачи психологии），专著
——：《古代俄国司法实况一瞥》（Brief Survey of Juridical Relations in Ancient Russia/Взгляд на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быт древней России），专著
——：《伦理学的任务》（The Tasks of Ethics/Задачи этики），专著
尼古拉·格罗特：《哲学和心理学问题》（Problems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Проблемы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сихологии），期刊
叶夫盖尼·德·罗伯蒂：《社会学》（Sociology/Социология），专著
尼古拉·卡列耶夫：《18世纪后25年间法国的农民问题》（The Peasants and the Agrarian Issue in France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о Франции в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тверти во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века），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