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俄国启蒙运动的高潮：亚历山大·拉季舍夫
历史学家在使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Просвещение）这一术语时，脑中所思的要么是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即整个理性时代，要么是指与这一时期相关的特定意识形态。在更为狭义的后一种所指中，该术语描述一种代表理性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就其定义而言是反封建的，是思想自由的。它提出以“理性”和“人性”为基础的种种理由，开启了使人摆脱封建阶层束缚的个性解放运动。“理性”和“人性”被视为所有人的共性，因此优于人们习以为常的种种特权和迷信。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术语的狭义定义，就必须区分“启蒙”的不同程度，就我们上述结构模型的意义而言，并非理性时代的所有思想家均是“启蒙者”。比如，谢尔巴托夫作为封建制度的捍卫者，他自然就是一个弱于诺维科夫的“启蒙”思想家，而诺维科夫本人也远非那个时代的理想代表。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最杰出思想家就是亚历山大·拉季舍夫（Aleksandr Radishchev/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他是俄国理性时代最激进、最坚决的代表。
第一节 拉季舍夫生平
《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的这位作者1749年生于他的家族庄园上阿伯里亚佐沃（另据记载他生于莫斯科），他是一位富裕地主之子。他的父母均接受过教育，也是仁慈之人，与邻近的贵族截然不同。比如，邻近一位名叫祖博夫的地主就是一个虐待狂，他把他的农奴关进一个特殊囚室，给他们戴上锁链，强迫他们像牲口一样在饲料槽里吃东西。拉季舍夫家庄园里的农奴们很感恩主人给予他们的良好待遇，在普加乔夫叛乱期间，他们把主人家的一些成员藏进森林。拉季舍夫年幼的弟妹们则被带到村民家里，村民给他们的脸抹上烟灰，使他们看上去更像农家孩子。
年轻的亚历山大在圣彼得堡武备学校接受教育。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和其他学员一同被叶卡捷琳娜送往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在莱比锡期间，他还研习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著作以及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对爱尔维修、卢梭和马布里尤感兴趣。这一时期，他深深迷恋上他的两个同学，即费奥多尔·乌沙科夫和阿列克谢·库图佐夫。几年后，他为英年早逝的乌沙科夫写下一篇非常动人的传记，他把他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献给了库图佐夫。
在其《费奥多尔·乌沙科夫传》（1789）中，拉季舍夫叙述了他们学生时期的一个戏剧性事件。俄国学生被送到莱比锡，由少校博库姆监管，博库姆挪用学生的生活费，与此同时还严密监视学生们的生活，其方式粗暴至极，甚至不惜使用体罚。博库姆的一名受害者向乌沙科夫抱怨，由于乌沙科夫在学生中年龄最大，也是最有威信的学生之一，他决心出面保护同学们。有一天发生一场公开反抗：一名被扇耳光的学生向博库姆挑战，要求进行决斗，在被拒绝后再次发出挑衅。博库姆被迫逃走，向当地的军事当局寻求帮助，当局将闹事者们软禁起来。这一事件后被俄国驻德累斯顿的领事摆平，他的处理大体上对学生有利。对于年轻的拉季舍夫来说，这种集体抗议“暴君”的个人经历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他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返回俄国后，拉季舍夫被介绍给诺维科夫，并于1773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即他翻译、注释的马布里著作《希腊史观察》。他还进入政府部门，先为参政院职员，后任圣彼得堡总参谋部军事检察官。1775年，他要求退伍，以此抗议被击溃的普加乔夫叛军的最后幸存者所受到的残酷对待。一年后，他返回政府部门，在当时由亚历山大·沃隆佐夫伯爵领导的商务厅任职。沃隆佐夫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自由派人士，他认同拉季舍夫非同寻常的品质，对拉季舍夫的职业发展也多有提携。拉季舍夫则热情投身于他的新职业，利用一切机会研究俄国的经济发展。
在他翻译的马布里著作出版后，拉季舍夫又写出许多原创作品，其中包括《自由颂》和《致托博尔斯克一友人书》（1782），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决定不发表这些作品。1789年，他写成著名的谈话录《关于成为祖国之子意味着什么的交谈》，并匿名刊登在《公民谈伴》杂志上。一年后，他发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这是欧洲启蒙运动最杰出的文学成果之一。这部作品尽管由于一些奇怪原因获得圣彼得堡警方批准，但它如此直言不讳，没有一位出版商愿意承担责任出版它。因此，拉季舍夫不得不自己买来印刷机，亲自印刷这部作品。
尽管拉季舍夫决定只出售所有印制本中的一小部分，但这本书印出后仍然引起轰动。拉季舍夫为印制《旅行记》所借的是短期贷款，这也让他付出了巨大开支。叶卡捷琳娜偶然读到此书，她称此书作者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叛乱者”。很快，叶卡捷琳娜探明了此书作者的真实身份（《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是匿名发表的），拉季舍夫迅即被捕，并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审查此案的是舍施科夫斯基，此人曾负责审讯普加乔夫，他后来被普希金称为叶卡捷琳娜的“家庭刽子手”。完全是由于已故妻子的妹妹伊丽莎白·鲁巴诺夫斯卡娅的那些珠宝首饰，拉季舍夫才免遭皮肉之苦，伊丽莎白后来嫁给拉季舍夫，并陪伴他前往流亡地（一如后来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拉季舍夫被判处死刑，但女皇又优雅地将该判决减刑为十年流放，流放地是东西伯利亚的伊里姆斯克。在狱中，拉季舍夫有过软弱时刻，但在宣判之后他却恢复了平静，他感到使命业已完成，他甘愿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前往流放地途中所写的一首诗中，他动人地重申了他对自己所选择道路的坚守：
你想知道我是何人，去向何方？
我一如过去，也将一如将来：
不是牲口、木头和奴隶，我是人！
由于受到前领导和好友沃隆佐夫的关照，拉季舍夫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并不十分难挨。他被允许拥有书籍，得以研习地质学、地理学和史学。抵达伊里姆斯克数日之后，他便开始写作一部新作，即哲学论文《论人及其死亡与不朽》（1809）。他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还包括《兼并西伯利亚简述》和《中国贸易书》，此为应沃隆佐夫伯爵之约所作的经济研究报告。
叶卡捷琳娜死后，新皇保罗一世允许拉季舍夫返回俄国的欧洲部分，在警方监督下居住于他自己的庄园。保罗被暗杀后，亚历山大一世继承王位。沃隆佐夫曾是这位年轻皇帝的自由派顾问之一，他说服亚历山大一世彻底赦免拉季舍夫。1801年9月，拉季舍夫回到圣彼得堡，不久被任命为法律修订委员会委员。他满怀热情地投入新工作，但他的所有建议均因过于激进而被拒绝。普希金有过这样的转述：法律修订委员会主席扎瓦多夫斯基伯爵曾惊讶于“拉季舍夫的白发之年轻”，他对拉季舍夫说道：“唉，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真的想说那些同样的老话吗？您还没受够西伯利亚吗？”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维纳译，塞勒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8），第123页。1802年9月11日，拉季舍夫自杀身亡。有理由推测，这一行为并非抑郁症一时发作之结果。自杀的念头从未远离他的脑海。他曾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写道：“如果可恶的命运向你射出所有暗箭，如果你美德的避难所在人间并无立锥之地，如果你最终发现压迫无处不在，那么就请你记住你是一个人，就请你意识到你的伟大，就请你赞美他们试图从你这里夺走的幸福皇冠。就请你赴死。”
《论人及其死亡与不朽》一文中也有类似想法，拉季舍夫在文中写道：“折磨，疾病，流放，这一切均有其限度，超出这一限度，尘世的权威便毫无意义。生命的精灵一离开这个痛苦的、受伤的躯体，暴君的权力便被视为徒劳，他们的一切力量便会消失，他们的力量崩溃，他们的愤怒无效，他们的残忍失败，他们的骄傲荒谬。当这个不幸的凡人结束了他的生命时，那些折磨者们的怨恨也随之结束，他们的野蛮行为只会引起嘲笑。”
根据这段引文，拉季舍夫的自杀似能被视为一种政治蔑视行为。在他死后留下的文件中发现的一张纸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在纸上写道：“子孙后代将为我复仇。”
第二节 拉季舍夫的社会哲学
启蒙运动主要人物的观点，或更准确地说，启蒙运动激进派的观点，由恩格斯用“法学世界观”（juridical world view/юридическ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这一短语做了很好的总结。爱尔维修所谓“立法无所不能”（la législation fait tout）也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主要由法律塑造而成，社会关系依赖于，或至少应该依赖于特定的司法关系。根据这一观点，社会本身和统治者的权威均源于“社会契约”，即个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共同利益而愿意让渡部分固有的自由。然而，这种契约却被理解成一个明确无误的理想主义概念（即便从字面上也很难做出这样的理解），它似乎能逆转社会和立法之间的真正关系。此外，这还是一种抽象的方法，它将个人有意识的、理性的决定作为社会的指导原则，试图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简化为一种由合理的契约关系构成的简单机制。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地道的革命性概念，它针对的不仅是专权的独裁政府，而且还针对一切形式的传统主义。社会建立在理性和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论点当然可以用来证明这样一种反抗的合理性，即反抗一切无法证明其合理性或有效性的社会关系。
并非“法学世界观”的所有方面均在拉季舍夫的作品中得到了同样清晰的体现。如同其他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和俄国的科泽尔斯基），拉季舍夫倾向于拒绝道德的极端合理化。例如，他在那篇以立法为对象的学位论文中强调，集体道德的支柱是习俗，在《自由颂》中，他甚至称法律为“无情的神祇”。然而在他的社会哲学中，他却使用诸如“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等法学世界观的基本范畴，并从中得出政治结论。
拉季舍夫：《试论立法》，见《拉季舍夫文选》（A. N. Radishchev, Opyt o zakonodavstve, in Izbrannye sochineniia）（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第619页。 拉季舍夫：《拉季舍夫全集》（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莫斯科-列宁格勒，1938—1952），第1卷，第188页。拉季舍夫认为人类最初的前社会状态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方式，人在其中感觉不到任何等级压力。然而，人类的不完美使这种状态难以为继。人构成民族，从而步入社会状态。拉季舍夫有一个全然理性主义的、唯名主义的观点，即视国家为“公民的结合” ，而非一个具有“集体灵魂”的超个人整体。正如他所言，民族是“个体的结合”，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社会，他们“走到一起，旨在通过集体努力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一个屈服于权威的社会，然而，既然所有人均天生自由，无人有权剥夺他们的这种自由，因此，社会的建立便永远诉诸于真实的或默认的契约”。 正如这段引文所示，对拉季舍夫而言，“民族”（nation/народ）是一个无法与社会相区分的司法政治概念，而社会又与国家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拉季舍夫甚至试图对“祖国”做出一个法律定义，即借助相互约束的法律和公民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一群人。他那篇题为《关于成为祖国之子意味着什么的交谈》的文章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拉季舍夫认为，只有享有公民权利的人才能成为祖国之子。农奴无法声张这一特权，因为他们背负着“农奴制的枷锁”；他们不是“国家成员”，甚至不是人，而是“由折磨者驱动的机器、僵死的尸体和负重的牛马”。不过，仅拥有公民权利仍不足以成为祖国之子，同等重要的是，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履行责任来显示公民美德。因此，那些没有贵族封号或没有获得荣誉的人，那些对公众利益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人，那些不遵从现行法律的人，就不能声称自己是祖国之子。
引自勃拉戈伊：《18世纪俄国文学史》（莫斯科，1951），第539页。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一致，拉季舍夫对自然法和民法做了区分，前者是一种不成文的固有权利，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属性，后者是在社会契约建立后才出现的书面法典。最糟糕的政治制度是专制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中，统治者的专断意志被置于法律之上。甚至在其第一部作品，即对马布里的《希腊史观察》的译释中，拉季舍夫即已给出关于独裁的这一定义：“独裁是一种最违反人性的体制……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部分权利和我们与生俱来的主权，转而支持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律，这正是为了使法律对我们有利，为此我们方与社会达成契约。如果这一点遭到侵犯，那么我们也就免除了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君主的不公正给了作为其评判者的人民以与法律同等的，甚或更大的权利，使得人民可以去审判君主的罪行。君主是民族社会的第一位公民。” 在《自由颂》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话语的诗意表述，此诗含有对诛弑暴君行为的崇高辩护。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20页。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一位贵族告诉他即将进入政府部门的几个儿子：“无论法律多么糟糕，都仍是连接社会的纽带。” 根据这一假设，拉季舍夫认为，奉公守法，亦即对包括主权在内的一切民法的尊重，就是一个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前提。但是，仅仅用法治来取代独裁统治还不够，民法不能违反自然法，它必须建立在整个民族的契约之上。若自然法与民法发生冲突，拉季舍夫会优先考虑前者。他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写道：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02—103页。每个人都生于一个众生平等的世界。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器官，所有人都拥有理性和意志。因此，一个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其行为便不依赖于任何人。但是，他会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他会同意不在任何事情上都独断专行，他会服从与他身份一致者的命令，总而言之，他会成为一位公民。他为何要控制自己的激情呢？他为何要为自己树立一个权威呢？尽管可以自由地看到其意愿的实现，他为何仍让自己囿于服从的范围之内呢？理性会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内心的情感会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明智的立法也会说：这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因此，如果做一位公民对他不利，他就不会是一位公民……如果法律不能或不愿保护他，或是法律无力在他大难当头时向他提供直接援助，那么这位公民就会求助于自卫、自我保护和安居乐业等自然法……无论上天让一位公民生于何一阶层，他都是一个人，且将永远是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自然法则作为一眼不断涌出善良的丰沛泉水，在他身上就永远不会枯竭，任何胆敢伤害其天然的不可侵犯权利的人均为罪犯。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03页。这段话引自“扎伊采沃”一章，在这一章，拉季舍夫讲述了一个残忍的地主（一位陪审员）被他的农奴杀害的故事。叙述者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是：“杀害这位残忍陪审员的几位农奴在法律面前无罪。基于合理的理由，我在内心认为他们无罪，陪审员之死虽为暴力所致，却罪有应得。”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72页。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65页。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65页。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67页。拉季舍夫把良心自由和完全的言论自由也包括在自然的不可侵犯权利之中，这个问题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的“托尔若克”一章中得到讨论。拉季舍夫认为，书刊审查制度源于宗教裁判所，系由牧师们提出，他们“始终是枷锁的发明者，在不同时期用枷锁束缚人类的思想……并剪断人类思想的翅膀，阻止它飞向伟大和自由”。 真理和美德不需要书刊审查制度，因为它们有能力为自己辩护。思想自由只会让这样的统治者感到恐惧，他的“贪婪使他违反法律”，背叛普遍的善，阿谀奉承使他丧失了区分善恶的能力。“在真理的国度，在思想和精神的王国，任何世俗权力均不能或不应做出审判。” 书刊审查制度被任命为理性和想象力的保姆，“但是，有保姆的地方，就有婴儿和常常会导致婴儿两腿弯曲的学步牵引绳；有监护人的地方，就会有不会照顾自己的未成年人和不成熟的人。如果保姆和监护人永远不放手，那么这个孩子就会长时间依赖学步牵引绳，长大后会变成一个跛子”。 拉季舍夫的结论是明白无误的：“要允许任何人发表他大脑中的任意思想。如果有人发现他在出版物中受到了侮辱，就让他通过法律获得赔偿。”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83页。拉季舍夫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他激烈反对卢梭的观点，即共和制仅在小国方才可行，而大国则不可避免地要由君主统治。拉季舍夫倾向于将古罗马帝国理想化，并像十二月党人一样，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商人共和国”理想化。他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写道：“从《编年史》中得知，诺夫哥罗德有过民众的管理。他们有王公，但王公的权力很小。政府的所有权力均属于民事官员和军事官员［即地方行政长官（посадники）和千人团总领（тысяцкие）］。议会，即市民大会‘谓彻’（veche/вече）的组成人员才是真正的君主。” 这表明俄罗斯人天生拥有对自由的热爱，只有野蛮的力量才能让专制制度得以建立。由于拉季舍夫不喜欢专制体制，他对彼得大帝便也持批判态度（尽管他欣赏彼得大帝的伟业，并完全赞同彼得大帝的改革）。他在《致托博尔斯克一友人书》中写道，如果彼得建立起了保障个人自由的措施，他理应得到更多赞美。他还忍不住补充一句：从未有过任何一位君主会自愿限制其权力。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44页。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45页。当然，拉季舍夫对彼得的批评与谢尔巴托夫之前的抨击并无任何共同之处。拉季舍夫非但未将古老的大贵族的自由理想化，反而明确表示，他完全赞同彼得对世袭贵族所采取的措施，拉季舍夫称世袭贵族过时了，“无足轻重” 。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的开头，他嘲笑了一位古代贵族阶层的卫护者，此人抱怨说，彼得通过他的官阶表“为每个人打开了通过文武仕途获得贵族头衔的道路，却似乎把古老的贵族踩进了污泥”。 拉季舍夫建议这位人士把他的族谱表卖给小贩做包装纸，他最后总结道，幸运的是，“吹嘘自己古老血统”这一恶习在俄国几乎已被根除。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15页。拉季舍夫最热情推崇的两个国家是英国和美国，他称赞这两个国家均能保障其公民最大限度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这种偏爱甚至使他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建议，即把孩子们的第一外语由法语改为英语，因为英语显示出了“自由精神的张力”。 在他为言论自由辩护的声音中能听见弥尔顿的回声，在《自由颂》中我们也发现了拉季舍夫对英国革命的赞扬。他和雷纳尔一样严厉谴责奴隶制，但这并未降低他对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所持的热情。乔治·华盛顿是他心目中的一个伟大英雄。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86页。另一方面，拉季舍夫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则有些矛盾。他赞同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但他也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表达了遗憾，认为“国民议会和之前的国王一样独裁，违反了言论自由原则”。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200页。拉季舍夫的历史哲学可以很好地概括为这样一句格言：“这便是自然法则：自由生于痛苦，奴役生于自由。” 这一表述显示出了历史循环论对拉季舍夫的影响，历史循环论认为历史规律与本质上不变的自然规律有着典型的类同。在拉季舍夫的著作中，我们能发现这种典型的18世纪信念之证据，即相信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相信抽象的人性、抽象的理性和抽象的美德。虽然有人试图在他的世界观中发现历史主义的成分，但这些尝试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拉季舍夫大胆地将理想化的理性和美德与真实的历史相对立，他的道德绝对主义不允许为愚蠢或犯罪做历史辩护，也不允许接受历史相对论。这种历史视角的缺乏自然与其大胆的革命思想密切相关，这在18世纪也似为常规。诸如孟德斯鸠这样的自由保守派可能持有历史相对论，但在雅各宾派的意识形态中则不会有此痕迹。拉季舍夫谴责罗伯斯庇尔诉诸恐怖，但他与雅各宾派却有相似之处，即信奉大革命后一些保守思想家称之为“思想恐怖主义”（intellectual terrorism/умственный терроризм）的东西，亦即对原则的毫不妥协的坚守以及义无反顾的否定精神。
第三节 拉季舍夫的伦理观和教育观
拉季舍夫的社会观可称为唯名论或社会学个人主义，他认为社会不是一个超个体的、有机的、有序的整体，而是个人与个人的结合；个人的福利是社会的最大关注点。他的一些论述似乎预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念，即民族财富不能脱离普通人的福祉。拉季舍夫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写道：“如果每年能多种植几万斤粮食，而生产这些粮食的人与那些埋头拉犁的牛价值相当，这个国家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或者说，如果我们的粮仓堆满粮食，他们的胃却空空如也，我们的公民能感到快乐吗？”
这样一种“社会学个人主义”（sociological individualism/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实为启蒙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伦理学或教育领域并非注定会与个人主义相伴。恰恰相反，它往往与对抽象“美德”的英雄主义信念和人的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拉季舍夫是对于这一问题予以特别重视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在这一语境中探究拉季舍夫对卢梭《爱弥儿》中教育观点的批判，则尤其有趣。在其自传体作品《一周日记》中，拉季舍夫批判了卢梭的这一观点，即人天生就是一个隐居者，他最看重的是他摆脱他人的完全独立。《一周日记》描述了孤独带来的痛苦，主人公试图遵从卢梭的建议，“在自己内心”寻求安慰，但他最终却得出结论，认为卢梭的这个建议很糟糕，必须在众人中间寻求安慰和释然，孤独并非快乐，而是“毁灭、死亡和地狱”。这篇《一周日记》尽管也是感伤主义的产物，但它却对夸张的情感提出批评。拉季舍夫拒绝过度的自我分析，拒绝对孤独做个人主义的颂扬，拒绝“坟墓的诗歌”，尽管他接受对友谊的情感崇拜，接受对人类苦难抱有同情的“温柔的心灵”之理想，总之，接受社会层面的情感崇拜。
18世纪的历史唯心主义假设世界由思想统领，世界的未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一代接受教育的方式。与此类假设相关的是，教育问题在拉季舍夫的著作中也占据重要位置。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18页。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克列斯特济一位贵族对他两个儿子的临别赠言体现了拉季舍夫的教育观。和卢梭一样，他建议两个儿子过简单的生活，避免奢侈，勤做家务，在土地上劳作，要蔑视“上流社会”。他建议他们克制激情，但和爱尔维修一样，他也反对他们压抑情绪，因为，尽管“过度的激情是灭亡，但缺乏激情是精神上的死亡”。 他强调，“人类行为的最高目的”就是美德。然而，既有社会层面的美德，也有个人层面的美德，由于社会美德常与虚荣和野心相关联，一个真正具有美德的人就是能将这两个层面融为一体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贵族的建议并未提及宗教。拉季舍夫的伦理观是一个自主个体的世俗理想，他坚守美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刻准备赴死而非投降。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221页。应该强调的是，这种伦理观并非片面的理性主义伦理观。与启蒙运动时期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如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或拉美特利等人）不同，拉季舍夫的道德哲学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利己主义和审时度势之上。事实上，他诉诸无私的动机，接受良知的内在声音之存在，这是一种自主的、与人性融为一体的道德元素。他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写道：“哦！但愿人能更频繁地审视其灵魂，向他那无情的法官，即良心坦承其作为！良心那雷鸣般的声音会将他变成一根不可移动的柱子，他便不敢再偷偷犯罪，破坏和损毁将变得越来越少。”
我们对拉季舍夫与共济会运动的关系知之甚少，仅知他曾参加“乌拉尼亚”分会，其成员中有无神论者，我们还获知他对共济会的神秘主义抱有敌意。显而易见，构成拉季舍夫社会观和历史观之主要特征的抽象理性主义反而在他的伦理观中发生了变异。在其关于人的观念中，他同时给心灵和大脑留有位置。事实上，他在这一方面更接近卢梭，而非百科全书派。毫无疑问，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他为何曾被共济会运动所吸引 ，我们又为何常将他的作品所具有的诸多特征与感伤主义相提并论。
第四节 激进的改革抑或革命？
拉季舍夫对俄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即农民状况的探讨或许最具独到性，这也是《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一书的主题。或许正因为如此，此书才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视为严重的威胁，她对普加乔夫的叛乱仍记忆犹新。
拉季舍夫称农民为“法律上的死人”。在一系列不堪目睹的农民生活场景中，他描绘出一幅农奴生活的悲惨画面。他那强烈的愤怒在他对贵族们的苦涩控诉中达到了高潮：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220—221页。这些掠夺成性的野兽，这些贪得无厌的水蛭，我们还能给农民留下什么呢？我们无法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东西只剩下了空气。是的，只有空气。我们不断地掠夺他们，不仅夺走他们的物产、面包和水，而且还夺走了他们的光。法律虽禁止我们夺走他们的生命，但那只是禁止突然夺走他们的生命。可是有太多的方法可以慢慢地夺走他们的生命！一方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另一方却无助无援。因为，地主是农民的立法者和法官，是其判决的执行人，只要他愿意，原告面对的就是一个敢怒不敢言的被告。这是一种被戴上镣铐的命运，一种被扔进阴森地牢的命运：这是一种背负重轭的耕牛的命运。
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拉季舍夫给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两种可能方案。第一种是在“霍季洛夫”一章中提出的改革派解决方案。在他之前另一位旅行者留下的一沓文件中，拉季舍夫发现一份关于逐步废除农奴制的法律草案。根据这份草案，当务之急是废除“家庭农奴制”，即出售没有居所或土地的农民，他们通常是被分别出售的，卖到农奴主家里做家奴。取而代之的方案是，一个农民若被带到地主家里当仆人或工匠，他应立即获得自由身份。另一项法律试图允许农民拥有自耕土地，以此确保农民及其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地主将不再对其农奴拥有无限审判权，农奴将享有被同等身份的人审判的权利，也就是说，地主庄园里的农民也可能被选为法庭陪审员。在采取这些初步措施之后，农奴制将被彻底废除。
正如他的上述观点所显示的，拉季舍夫的计划（与19世纪的土地改革计划相反）甚至试图在农奴制被废除之前就将土地分给农民。当然，他同样反对徭役勒索，并基于人道理由和经济理由，主张用租金取代徭役。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91页。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160页。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209页。拉季舍夫并不相信这一方案有望获得成功。他写道，自由不应被视为来自大地主的建议，而是源自“奴役自身的重负”。 在概述了渐进改革的建议之后，他讲述了一位“著名地主”的故事，这位地主的财富全都源自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拉季舍夫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呼吁农民起来报复他们的地主：“摧毁他的农具，焚烧他的畜棚、粮仓和库房，把灰烬撒在他作威作福的田地上。” 他甚至认为，这样的时代终将到来，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将使一批新的知识精英自民众中涌现出来，以取代在革命期间被摧毁的旧精英阶层：“哦！如果奴隶们身负沉重的镣铐，在绝望中愤怒，他们就会用限制他们自由的铁链砸碎我们的脑袋，砸碎他们那些不人道的主人们的脑袋，用我们的鲜血去染红他们的土地！这个国家会因此失去什么呢？很快，伟人就会从他们中间崛起，取代被诛杀的一代，但他们将是另一种人，没有压迫他人的权利。这并非梦想，我的视线穿透时代的厚帘，这厚帘遮蔽了我们眼前的未来。我的目光穿透了整个世纪。”
见马科戈年科：《拉季舍夫：生平和创作素描》（Radishchev. Ocherk zhizni i tvorchestva）（莫斯科，1949）。 见卡拉金和普里马克：《被禁的思想获得自由——拉季舍夫思想遗产之争175年》（Y. F. Karakin and E. G. Plimak, Zapretnaia mysl’ obretaet svobodu. 175 let bor’by vokrug ideinogo naslediia Radishcheva）（莫斯科，1966）。一些学者认为，拉季舍夫在《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中提出了农民问题的改革派建议，另一方面，拉季舍夫又对革命抱有期望，并为其进行真正的道德辩护，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例如，马科戈年科就认为，“霍季洛夫”一章中提出的计划并未获得作者本人的赞同，它仅为叙述者在之后章节中被治愈的诸种幻觉之一。 这一观点尽管近年来获得诸多热情呼应 ，但似乎仍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另一位研究18世纪俄国文学的杰出权威德米特里·勃拉戈伊的立场似乎更值得商榷，他虽然认为拉季舍夫或许对改革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却并未把他描述成一个绝对一贯的、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仔细阅读《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便可得知，其作者虽期待革命，为革命正名，但他肯定赞成避免流血；他预见到革命在未来的胜利，但他深知起义无望很快获得成功，他希望立即减轻农民的痛苦。拉季舍夫或许怀疑统治精英是否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但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再无他人能做此事。因此，《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就被视为对君主和贵族阶层的呼吁，这一呼吁由于对人民叛乱之威胁的描述而变得愈加紧迫。此书的出现恰逢法国大革命，这便使得那种威胁变得愈加真实。拉季舍夫所选择的文学形式非常便利，因为这使他能够自不同角度提出具体问题，而无须表达自己的立场。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在“霍季洛夫”一章中提出的计划在当时而言是极端激进的，比十二月党人提出的改革方案还要激进，也比1861年的土地改革更加慷慨，1861年的改革并未使农民获得他们身为农奴时耕作的所有土地。
在社会问题上，拉季舍夫同样比百科全书派更为激进，我们在他对普通民众的态度中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一点。百科全书派，即富裕、开明的中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们对普通民众抱有厌恶、恐惧甚至蔑视（伏尔泰的一些言论在这一方面尤其典型）。另一方面，在拉季舍夫和以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和马布里等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极端激进派别之间也有明显的界线。拉季舍夫的作品中没有激进的乌托邦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过于专注于农民问题。他的观点表达了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利益和希望，他们热衷于确保公正和私人财产的更广泛分配，而非废除私人财产。
见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卷，第155页。拉季舍夫只是间接表达了农民的希望和愿景，这自然不言而喻。鉴于他的社会背景，他可被称为俄国第一位贵族革命家。然而，他与其阶级的决裂如此激进（远超作为贵族革命典型代表的十二月党人），使得人们应该真正放弃以“贵族”一词描述他，而干脆称他为俄国第一位革命知识分子。他是赫尔岑所描述的那一过程之出色范例，即“普遍教育”使有思想的俄罗斯人脱离了他们脚下“不道德的土壤”，使他们转变为官方俄国的反对者。 在某些方面，他的思想是1860年代革命民主派观点的先声。
拉季舍夫的悲剧在于他的孤军奋战。在他所处时代，俄国的封建制度仍根深蒂固，大环境不利于有组织的激进运动的形成。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和拿破仑的帝国野心浇灭了拉季舍夫早年对法国大革命的希冀。因此不难理解，当在启蒙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亚历山大一世接替保罗登上王位，自流放地归来的拉季舍夫甘愿把他的信赖再次投向开明君主制。在他那首出色的抒情诗《十八世纪》中，他把逝去的时代比作一条流淌鲜血的汹涌河流：“激流吞噬了幸福、美德和自由。”然而，那个时代并非毫无成就。两位俄国的统治者，即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就像两块坚硬的岩石矗立在血河之中，已反射出未来黎明的光亮。不过，拉季舍夫的乐观主义之基础十分脆弱。由于不愿面对新的失望，他在返回圣彼得堡一年后自杀。
第五节 论不朽
《论人及其死亡与不朽》一文在拉季舍夫的作品中独树一帜。这篇写于西伯利亚的文章，无疑代表着俄国启蒙思想在纯哲学思辨领域的最高成就。此文的结论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由于人的灵魂的目标是自我完善，即便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仍将继续完善自己。
摘自普希金：《亚历山大·拉季舍夫》（“Aleksandr Radishchev”）一文。或许应更确切地说，拉季舍夫支持无神论的论点更具说服力，而非更有热情。拉季舍夫借助非常复杂的论述得出这一结论。普希金合理地指出：“拉季舍夫尽管反对唯物主义，但他仍是爱尔维修的信徒。他更愿表达支持绝对无神论的观点，而非反驳它们。”
拉季舍夫：《拉季舍夫文选》，第423页。《论人及其死亡与不朽》由四个部分组成。在前两个部分，作者大体上追随霍尔巴赫的思想，对不朽提出质疑。在其本体论中，拉季舍夫以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为出发点给出这样的阐述：“万物的存在独立于我们关于它们的认知力，它们是独自存在的。” 在他的认识论中，他持感觉论立场，认为人的大脑中空空如也，仅有后天的感受。从这些前提出发，他证明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易朽之物。
然而在第三部分，拉季舍夫试图对这一结论做出反驳，与此同时却不放弃其本体论或认识论前提。他借助于一个万物有灵论观点，即物质的每个粒子都是大小不等的生命体，以此通过对“灵魂”和“精神”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达到这一目的。根据这一论点，万物不灭，它们只是会分解为小的粒子。人死后，其肉体遗存与物质融合，其精神元素则与宇宙精神融合。这不能被称为个人的不朽，人的一己灵魂是易朽的，只有精神，即作为灵魂之普遍化身的精神元素，才拥有永恒的生命。
不过，这个结论并不能使拉季舍夫满意，他理解人类对个人不朽所抱有的渴望。为证明个人不朽的可能性，他引用摩西·门德尔松的《斐多，或灵魂之不朽》一文以及莱布尼茨和波奈特的著作。拉季舍夫认为，人的灵魂是一种简单物质，因此不会分解，也不会失去其个体存在，其目标就是不断的自我完善。因此，它在肉体死亡之后的存在比现世的存在更完美，一如蝴蝶的生命比蛹或虫的生命更完美。既然灵魂获得完美的工具是肉体，那么在死后的生命中，灵魂也会被赋予某种优于人类存在的物质存在。拉季舍夫文章中稍有涉略的这一观点与波奈特的不朽论相关，波奈特将不朽视为一种进步轮回方式，即通过一系列不同化身实现的不断进步，波奈特还提出一个假设，即在“存在的巨链”中一定有着某种比人更完美的理性存在。
拉季舍夫指出，所有这些仅为猜测，仅为信仰而非知识。他宣称他相信灵魂不朽，相信死后持续的完善过程，因为这对他而言似乎构成道德的基本先决条件。不过他也承认，这些信念并无充分的理论依据。
这种观点是启蒙运动时期道德哲学的一大特点。尼古拉·诺维科夫用类似的术语证明他对不朽的信念。拉季舍夫的论文与康德的哲学之间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康德承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将其视为“实践理性之假定”。换言之，他承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是因为他（与拉季舍夫一样）把这视为道德的保障。
在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18世纪俄国，《论人及其死亡与不朽》别具一格。在这篇文章中，拉季舍夫展示出他伟大的天赋和学识，他几乎援引了法国和德国18世纪所有主流思想家的观点，并显示出他对希腊古典哲学的熟稔。他对支持和反对不朽的两种论点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使他能够揭示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实质。尽管如此，拉季舍夫的这部作品却未能对俄国思想的演进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拉季舍夫民主和自由思想的继承者们并不关心不朽问题，而宗教哲学家们也不愿在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寻求灵感。
本章涉及作品
亚历山大·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游记
——：《费奥多尔·乌沙科夫传》（Life of Fedor Ushakov/Жизнь Федора Ушакова），传记
——：《希腊史观察》（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de la Grèce），译作
——：《自由颂》（“Ode to Liberty”/Вольность），诗歌
——：《致托博尔斯克一友人书》（Letter to a Friend Living in Tobolsk/Письмо к другу, жительствующему в Тобольске），书信集
——：《关于成为祖国之子意味着什么的交谈》（Conversation on What It Means to Be a Son of the Fatherland/Беседа о том, что есть 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谈话录
——：《论人及其死亡与不朽》（On Man, His Mortality and Immortality/О человеке, о его смертности и бессмертии），哲学论文
——：《兼并西伯利亚简述》（Concise Statement on the Annexation of Siberia/Сокращенн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 приобретении Сибири），文章
——：《中国贸易书》（Letters on Chinese Trade/Письмо о 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е），
——：《一周日记》（Journal of a Single Week/Дневник одной недели），自传体作品
——：《十八世纪》（“The Eighteenth Century”/Осмнадцатое столетие），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