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无政府主义
除民粹主义外，19世纪下半叶俄国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典型产物即无政府主义（anarchism/анархизм）。这两大思潮在许多方面都相互重叠：杰出的理论家和国际无政府主义领袖米哈伊尔·巴枯宁同时也是民粹主义的倡导者之一；彼得·克鲁泡特金年轻时是民粹主义革命运动的成员。 然而，民粹主义仅在其本土发展，并特别关注俄国问题，而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们则积极参与国际工人运动。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废除国家；而对民粹派来说，最主要的敌人即资本主义，他们的主要理论兴趣是要证明，俄国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两大思潮尽管会同时出现，相互之间却并不统一。即便在1870年代，当巴枯宁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影响处于顶峰，依然有一个民粹派小组（格里高利·叶利谢耶夫及其追随者瓦西里·沃隆佐夫和“合法”民粹派）认为，与资本主义战斗的方式可以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干预，这一假设很不符合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第一节 米哈伊尔·巴枯宁
生平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言，巴枯宁一生的第一个哲学时期以他的著名文章《德国的保守派》作为结束，这篇文章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摧毁旧秩序。现今开始的新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未来政治行动的准备阶段，在此期间，巴枯宁与许多欧洲主要的革命领导人建立起联系。在瑞士，他遇见德国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1843），不久之后，他在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圈子里声名鹊起，在法国的政治侨民中也非常有名。在法国，巴枯宁遇见两位对其社会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即蒲鲁东和马克思。他与波兰侨民关系也很好，尤其接近历史学家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后者的斯拉夫村社自治理论让巴枯宁很感兴趣。巴枯宁认识密茨凯维奇，但不相信后者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中提出的关于斯拉夫人角色的弥赛亚观点。1847年，在纪念1831年波兰起义的大会上，巴枯宁发表了一篇感人的演讲，他宣称只要波兰没有重新获得独立，俄国就永远无法获得自由。这次演讲导致他在俄国大使的鼓动下被驱逐出法国。他前往布鲁塞尔，但是不久，1848年革命爆发，他得以返回法国。
在“人民之春”运动期间，巴枯宁最初举起“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旗帜，即主张所有斯拉夫民族结成一个自由、民主的联盟。他急于了解俄国的情况，并相信斯拉夫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将成为引爆俄国革命的导火索。起初他打算前往波兹南，试图在那里说服波兰人放弃他们与德国自由派结成的“不自然的”反俄联盟，并把波兹南起义转变成一场全体斯拉夫人的革命。由于他没有必需的经费，于是便向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申请贷款，申请之所以获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人担心他会现身巴黎。革命期间的巴黎行政长官库西迪尔在谈到巴枯宁时十分巧妙地总结了这种态度：“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个珍宝，可在第二天他就该被枪毙。”
巴枯宁的波兹南计划被柏林警方挫败。他被逮捕，在他保证不再前往波兹南后才被释放。他转而去了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然后来到布拉格参加斯拉夫人大会（1848年6月2—12日）。在大会上，他作为波兰代表团成员发言，其理由是，波兰的独立是俄国人和波兰人的共同目标。他与波兰人一起强烈反对捷克自由派提出的合法的奥地利-斯拉夫纲领，并竭尽全力说服代表们采取更具革命性的立场。当大会因布拉格武装起义的爆发而中断时，巴枯宁亲自帮助起义者设置街垒。
巴枯宁的斯拉夫主义活动以及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如1848年的《一位俄国爱国者告全体斯拉夫人书》）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他们的批评并非全都公正，因为这些批评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捷克和其他一些较小斯拉夫民族不像波兰人，他们缺乏独立发展的条件，他们的独立运动大体上是反动的。由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发表了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1848年7月），称巴枯宁是一名俄国特工，这件事更加剧了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冲突。不久之后真相大白，这是一场诽谤，可能是沙皇政府特意散布的谣言。《新莱茵报》发表了道歉声明，但巴枯宁仍对马克思心存怨恨，并怀疑马克思的行为动机不纯。巴枯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也受到他本人对德国人的本能厌恶之影响，这种厌恶在1848年大为加强，因为大多数德国民主派表现出的卑躬屈膝的胆怯，尤其是法兰克福议会对斯拉夫人公正要求所做出的民族主义反应。（为还原历史真相，此处应补充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兰克福议会所持的批评态度并不亚于巴枯宁。）
布拉格起义被镇压后，巴枯宁躲到莱比锡，后来（1849年5月），他成为德累斯顿革命最具活力的领袖。革命失败后，他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不过此判决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随后，他被引渡给奥地利政府，在布拉格监狱和奥洛穆茨要塞服刑（他被铐在要塞的墙壁上）。一年后，他再次被判死刑。不过该判决并未执行，因为沙皇当局把他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密谋者，如今要求引渡他。
被押至圣彼得堡后，巴枯宁被关进著名的彼得保罗要塞。如同在十二月党人一案中那样，尼古拉一世如今又扮演起父权制君主的角色，急于知道究竟是何内在动机导致他的这位臣民采取如此邪恶的行事方式。因此，巴枯宁开始写作他著名的《忏悔录》，详细描述他离开俄国后的所作所为。这份直到1921年才得以发表的文献的确令人称奇。巴枯宁首先表达他对尼古拉一世的尊重，认为尼古拉一世是唯一没有对帝国使命失去信心的君主，巴枯宁还自称为“忏悔的罪人”；与此同时，他的语气却远非谦卑，他也拒绝提供任何可能指控他本人以外任何一个人的证词。他描绘了一幅社会罪恶的阴暗画面，这些罪恶不仅存在于西欧（这一点博得了皇帝的赞许），也存在于俄国，巴枯宁宣称，俄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在于其无处不在的恐惧和欺骗。他承认他到目前为止的努力可能都是错的，但他无法放弃他的大胆计划。更重要的是，他甚至试图改变他的“忏悔神父”，暗示后者应承担起受压迫的斯拉夫各民族的解放者的使命。
1854年，巴枯宁被转移至施吕瑟尔堡要塞，三年后，新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允许他定居西伯利亚。由于他的舅舅、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影响力，巴枯宁获准落户伊尔库茨克并进入政府部门。他娶了一名波兰女子（安东妮娜·克维阿特科夫斯卡娅）为妻，不久又恢复了他早期的革命热情。1861年，他成功逃脱，取道日本和美国，在伦敦与他的老友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会合。他立刻参与了两项重大事件，即俄国在解放农奴法令之后出现的“解冻”以及波兰的爱国示威运动。关于俄国的局势，他出版了一本题为《人民的事业：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捷尔？》的小册子，为解决危机，他在书中建议通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将“彼得堡的帝国统治者”变成“人民的沙皇”。当一月起义在波兰爆发时，他积极支持特奥菲尔·拉平斯基，后者组织了一次无望的突袭，试图向起义者提供支持。起义被镇压后，他把希望转向意大利，因为这个国家具有密谋政治社会的传统，尤其充满紧张的社会冲突。他如今的观点更为激进，认为与社会革命的首要事业相比，民族独立事业和政治自由事业相形见绌，西欧的社会革命将由工人阶级展开，而俄国的社会革命则将由农民来进行。
1868年，巴枯宁开始对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Лига мира и свободы）产生兴趣，他试图将其变成落实他本人想法和计划的工具。为此目的，他撰写一篇最终未能完成的长文，题为《联邦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神论》，这是其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成熟表达。在对和平与自由联盟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失去耐心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名为社会主义民主联盟（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Альянс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并多方运作，试图让其以独立自治机构的身份加入第一国际，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该联盟解散，其成员加入第一国际的其他分部。然而这纯属一种战术，因为巴枯宁的支持者们加入第一国际，只是为了与以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为代表的主导派系进行争论。巴枯宁指责马克思实行独裁的集中制，实行“精英主义”，称马克思实际上背叛了革命，因为马克思集中精力进行合法斗争，主张改革和争取政治权利。他认为马克思是资产阶级国家熟练工人的代言人，在他看来，熟练工人自身就带有深重的资产阶级倾向，他声称他代表“苦难的无产阶级”，即贫穷落后国家中的劳动群众。在与马克思的争论中，巴枯宁时常不道德地利用意大利和法国工人的反德情绪，甚至不时发出反犹论调。自一开始，涅恰耶夫案件就加剧了两人的紧张关系，巴枯宁未经授权使第一国际卷入涅恰耶夫案件，有损于全世界公众对第一国际的看法。总委员会则与巴枯宁路线进行了坚决、艰难的斗争，其结果是海牙大会（1872年9月）通过决议，因为巴枯宁的派别活动和个人违规行为将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后一种指控并不完全公正，正如马克思的许多支持者后来承认的那样。巴枯宁预支了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预付款，但据说他未能完成翻译工作，还对要求归还预付款的出版商进行恐吓。
总委员会为其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实际上，这次分裂导致了第一国际的终结。巴枯宁的支持者们建立起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第一国际遭到削弱，其总部迁址纽约，不久即停止运作。第一国际最后一次大会于1876年在费城举行，同年7月1日，巴枯宁去世，一年后，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组织也宣布解散。
巴枯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投身于革命活动。1871年，他参加里昂起义，1873年参加其追随者发动的西班牙革命，1874年又参加了博洛尼亚起义。所有这些活动均以失败告终，年迈的巴枯宁几乎死在街垒中，这显然正是他最渴求的死亡。这些年间，他还忙里偷闲写成他最重要的两部理论著作，即《鞭笞统治的日耳曼帝国与社会革命》和《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
巴枯宁的哲学观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3卷，第149、154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1卷，第246—247页。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无政府主义时代，巴枯宁自视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实证主义者。他钦佩费尔巴哈、孔德、蒲鲁东和马克思，认为他们是他所处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了宗教异化的概念，即认为人创造出上帝，最终却成了其创造物的奴隶，“天上越来越富，人间却越来越穷”。他称赞孔德在“实证科学”的帮助下超越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维阶段，并将哲学设想为由许多学科的内容构成的大系统。在对实证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进行分析时，巴枯宁称孔德为这样一位思想家，他与黑格尔相反，“把精神物质化，证明精神现象的唯一基础即物质”。 他认为蒲鲁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试图超越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但是，在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由马克思做出的，巴枯宁钦佩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即便在他就政治问题与马克思进行最为激烈的争执之时。巴枯宁写道，蒲鲁东将其论点建立在“抽象的法律观念”之上，仍致力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马克思则相反，他科学地证明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先于、并决定着法律结构和政治结构。 巴枯宁认为马克思是其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称《资本论》是一部“宏伟的”作品。尽管如此，巴枯宁也指责《资本论》的作者迷恋自己的发现，即其理想过于依赖“经济事实”，从而导致了对历史的宿命论解释。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2卷，第179、184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Izbrannye sochineniia），纪尧作序（彼得格勒-莫斯科，1919—1922），第2卷，第184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Izbrannye sochineniia），纪尧作序（彼得格勒-莫斯科，1919—1922），第2卷，第181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Izbrannye sochineniia），纪尧作序（彼得格勒-莫斯科，1919—1922），第1卷，第231页。巴枯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之争。他对唯物主义的接受不仅出于理论上的考虑，同时也出于道德原则，甚至主要出于道德原则。他宣称：“通过把人类的事务神圣化，唯心主义者总是会为愚蠢的唯物主义的胜利铺平道路……他们在捍卫唯心主义的学说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滑入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阵营。” 在实践性的日常事务中，他认为唯物主义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因为每一种发展，自身均已包含一种否定态度，或是对起点的否定，因此，如果说起点是物质的，那么否定就是精神的。通过这种方式，唯物主义走向真正的唯心主义，假设社会之全面、彻底的解放，并高举起“经济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红色旗帜”。 巴枯宁以意大利和德国两国的相反情况为例来说明其论点，他认为意大利是一个物质文明的国家，而德国则是最崇高的唯心主义的家园。他写道，在意大利，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而德国则是“野蛮的、胜利的奴性之同义词”。 德国人用在玄思领域的精神翱翔来补偿现实生活的缺陷，结果成了最糟糕的非利士人、奴仆和最反人道的政府指令的执行者：“可以说，德国人的精神世界越是高尚，他们的生活以及在活的现实中的活动就越是丑陋，越是庸俗。”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Izbrannye sochineniia），纪尧作序（彼得格勒-莫斯科，1919—1922），第3卷，第170—171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Izbrannye sochineniia），纪尧作序（彼得格勒-莫斯科，1919—1922），第2卷，第159页。 伏尔泰的“著名格言”为：“即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译注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2卷，第163页。巴枯宁认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他发展的起点是动物性阶段。他获得解放的第一步就是思想，这一抽象行为能唤醒理性，人依靠理性获得各种能力，以便有意识地定义自我，掌控其本能反应，感知周围客体的相互依赖，并根据其需要改变周围环境。 不过，人最初是借助形象进行思考的，因此，他在克服其动物性的时候会夸大其抽象能力，最终成为其想象物的奴隶。在这些人格化的抽象概念中，最重要、最危险的概念就是上帝。上帝被创造出来，这是一种历史必然，同时也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和不幸。上帝的概念是对人的自由的最强烈否定。每一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都暗示“人类为了神性而具有的卑微、奴役和毁灭” 。每一种宗教都是残酷的，都在圣化为了抽象而牺牲生命的原则，并不断要求流血。因此，上帝的毁灭就是人类自由的必要前提。巴枯宁推翻伏尔泰的著名格言 ，他写道：“即便上帝真的存在，也必须摧毁他。”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2卷，第145页。因此显而易见，巴枯宁呼吁拒绝上帝，不仅以科学的名义，而且（首先）以自由的名义。这与他的一个总体信念相吻合，即为了获得彻底解放，仅仅依靠思想还不够，奋起反抗也同样重要。人通过不服从的行为和认知成为人，因此，人的榜样就是撒旦这个“永恒的反叛者，第一位自由思想家，世界上的第一位解放者”。 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三个阶段的合成，其中第一个是动物性阶段，随后第二个是思想阶段，而第三个则是反抗阶段。在关于社会的同步解释中，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三个领域，即经济学、科学和自由。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2卷，第164页。对于巴枯宁（如同对于费尔巴哈）而言，所有形式唯心主义的原型均为宗教和神学。正因为如此，他坚持认为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胜利就是自由之胜利的同义词。科学中的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对巴枯宁而言这两者几乎没有差异）就意味着要制定一种“遵循自然路径、自下而上”的世界观，而不像唯心主义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从中心到外围”的世界观。自然界受因果关系左右，这一事实与自由并不相容，因为自由是外部约束的反面，而非内在的必要性。人作为自然的产物必须服从的那些规律，其实是他自己的存在之规律，反抗这些法则是荒谬的。自由的对立面并非决定论，而是反对以宗教和国家为代表的强制和各种形式的异化。依赖自然规律并非羞辱，这不能被称为奴役，因为“没有主人，没有一个外在的、发号施令的立法者，就没有奴役”。
见捷姆吉诺娃：《巴枯宁与自由的二律背反》（H. Temkinowa, Bakunin and the Antinomies of Freedom）（华沙，1964），第95—96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2卷，第192—196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2卷，第193页。巴枯宁尽管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认为科学是一种能将人类从神学和所有外部强制中解放出来的力量，但他也批评科学会将生活的无限多样性简化为一种有序模式。他以一种特殊的、个人的理由来反对科学的抽象，他的理由无法用抽象概念来表达或用理论来解释。巴枯宁世界观中的这种反智特征构成他成熟时期无政府主义哲学与他年轻时的浪漫主义这两者间的联系环节，与此同时，从这里也可看出巴枯宁对柏格森的思想和唯心主义的“生活哲学”的有趣期盼 （这是一个惊人的联想，如果考虑到巴枯宁自视为唯物主义者和实证主义的追随者）。他宣称，生活的实质即自发的、不受强制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不会屈服于理性化。科学总是“不变的、非个性的、普遍的、非感性的”，而抽象，正如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很容易变成吸吮人血的吸血鬼。 科学对人类而言不可或缺，但如果赋予科学以操控人类的力量，即便这是没有任何唯心主义痕迹的“实证科学”，它也将被证明是致命的。有学问的人像神学家一样，既无法理解、也不会同情活的个体生物，他们总是想让生活适应理论，想在社会的躯体上做实验，这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1卷，第295页。这些论点的锋芒是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巴枯宁认为马克思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思想家，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显露了一种倾向，即赋予科学凌驾于生活之上的权威，使“未受教育的”大众屈从于社会民主党那些“有学问的”领袖们。
巴枯宁的社会哲学
由于对集体之重要性的强调，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于蒲鲁东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与麦克斯·施蒂纳的反社会、非道德的无政府主义更是截然对立。与施蒂纳不同，巴枯宁既不反抗社会，也不美化利己主义，相反，他明确表示，反抗社会和反抗自然规律一样毫无意义。遵循各种管理社会行为的法则，这并非对个人自主权的限制，因为社会规范与政治立法不同，它们不是外来意志的强加，而代表一种内在的必要性。在没有外部强制的地方，自由感和满足感只可能存在于社会内部，因为这些感觉产生于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的自发融合。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3卷，第184—185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3卷，第195页。 见博古恰尔斯基：《1870年代的积极民粹派》（V. J. Bogucharsky, Aktivnoe narodnichestvo semidesiatykh godov）（莫斯科，1912），第20—21页。这些观点表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截然相对的观点之上。社会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因素，它提供一种内在化控制，而国家则是一种陌生的、反社会的力量，它必须被摧毁，以解放深埋在人的个性中的社会本能（巴枯宁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这两个范畴在革命实践中几乎难以区分）。社会是自然的产物，而“社会契约”则是一种有害的形而上学理论，它假设有一种更优越的前社会状态，认为社会是机械的、完全人为的个体之总和，这种理论在实践中会使国家的绝对权威合法化（无论这一理论的持有者是否具有自由主义意图）。 整个政治立法领域实际上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思想阶段的人工产物，政治与神学密切相关，两者均假定人就本质而言是邪恶的，必须受到约束，必须服从强制的纪律。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是一个世俗的教会，而每一个教会也都是一个神性的国家。 若使用更现代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一种异化的社会力量，它通过切割“活的”“自然的”社会纽带来实现自我扩展。值得补充的是，巴枯宁意识到其观点与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后者将国家视为“外部真理”，是“邪恶的原则，外在强加的原则”。 他们两人观点的部分相同十分有趣，因为这表明无政府主义同样也有向后看的倾向，这一倾向的最显明体现，即对非理性化、非政治化的社会生活的理想化。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3卷，第190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1卷，第158—161页。在抨击包括君主制和共和制在内的各种政治组织形式时，巴枯宁也呼吁一种普世主义的理想。他写道，国家是“整个人类最可怕、最无耻、最充分的矛盾” ，因为它让人类彼此分开，让一个国家的国民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国民，使自己享有绝对权力，废除了人类团结的普遍纽带。政府培养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为所有罪行辩护的一种手段，只要这些罪行是当局强令犯下的。esprit d’état（政治家风度）的最完美体现即德国军官，他是“文明的野兽”，是“信念的奴仆和职业刽子手”，他将“教养与粗鲁、粗鲁与勇敢、严格的执行力与首创能力、循规蹈矩与兽性、兽性与独特的荣誉感”融为一体，他随时准备执行上级的命令“去毁灭成百上千座城市或村庄”。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3卷，第147页。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3卷，第192—193页。巴枯宁的这些观点不仅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而且也针对他所谓“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他认为后者的代表即马克思和拉萨尔（巴枯宁忽略了他们两人间的本质区别）。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和自由必须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意味着特权和不公正”，而“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则意味着奴隶制”。 自由无法与政治组织相互协调，因此必须努力废除国家，或至少通过彻底的去中心化来改变国家，使其每一个组成部分均能获得自愿脱离整体的机会。社会组织应遵循“自下而上”原则，以符合社会不同部分的真实需求和自然倾向。以这种方式，“个体和协会、村社和区域、外省和各民族均可根据自由联邦的原则团结起来，构成整个人类”。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2卷，第201页。巴枯宁社会观的一个典型方面是，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一种存在于一般社会生活之外的道德因素、仅为学者们所独享的科学应被取缔，应让科学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得到传播。” 科学应成为所有人的财产，这一目标可通过人人享有平等的普及教育来实现。科学若能属于群体，放弃其独立组织的性质，便将在一段时间内降低其抱负，但作为回报，它将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并将停止制造一个傲慢的、具有社会破坏性的智力贵族阶层。
巴枯宁：《巴枯宁选集》，第3卷，第146页。在私有财产问题上，巴枯宁远不如特卡乔夫那般激进，后者平等主义的共产主义并不符合巴枯宁的自由理想以及他对统一的拒斥。不过，巴枯宁也坚决反对继承权，他认为，所有逝者的唯一继承人应是“一个公共基金，它致力于抚养和教育所有男童和女童，为他们提供生活费用，直至他们成人”。
与别林斯基一样，巴枯宁认为农民的宗教虔诚是肤浅的，因此并未将其列为其理想的一个方面。在描述其集体主义理想时，巴枯宁时而会提到“俄罗斯人民古老的社会本能”，俄罗斯人民的制度表达即乡间村社。巴枯宁对村社的态度并非完全不加批判，他在《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附录A中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在此文中，他列出“俄罗斯人民的理想”的三个主要正面特征，即：一、相信所有土地应属于人民；二、依附于村社土地所有制；三、自治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官员和国家机构的强烈敌意。不过，俄罗斯农民也同时具有三个负面特征，即：一、父权制；二、个人被乡村“米尔”所遮掩；三、对沙皇的信赖。 由于这些原因，巴枯宁不相信村社是一种革命力量，尽管他高度尊重农民古老的集体主义。与此同时，他相信革命只能以人民理想的名义、用人民的力量来进行，他对斯坚卡·拉辛和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伟大传统所具有的生命力抱有根深蒂固的信念。他因此倾向于相信，在人民的内部沉睡着一种革命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时刻挑战村社的父权制保守主义，并激发大众奋起反抗国家的人工文明。
引自《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Bakunin on Anarchy），多尔戈夫编译并序（纽约，1972），第347页。 见霍布斯鲍姆：《原始叛乱：19、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古老方式研究》（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曼彻斯特，1963），第165页。 见霍布斯鲍姆：《原始叛乱：19、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古老方式研究》（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曼彻斯特，1963），第82—83页。巴枯宁指出，俄国强盗团伙的悠久历史证明了这种革命力量的存在。他写道：“抢劫是俄国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俄国的第一批叛乱者，第一批革命者，普加乔夫和斯坚卡·拉辛，“都是强盗”。 把农民的强盗行为理想化，将其视为最古老的社会抗议形式，这是巴枯宁主义最典型的方面之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巴枯宁是古风的、浪漫的革命家之经典范例。 19世纪，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变体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尤其在安达卢西亚）显著扎根，成为一场最能反映落后农民自发革命愿望的政治运动。
巴枯宁的思想对1870年代的民粹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在前一章中讨论过民粹派的思想体系。在投身1873—1874年间“到民间去”运动的两大派别中，巴枯宁派是多数派，代表该运动的“浪漫主义”一面，他们迎合农民的情感和本能，而拉夫罗夫派（另一派别）则希望教导农民，塑造他们的意识。巴枯宁派被正确地称为“反叛者”，他们与巴枯宁一样相信，俄国农民随时准备起义，因此，他们去往乡村，尤其是乌克兰和伏尔加地区的乡村，希望能够复兴哥萨克农民起义的传统。拉夫罗夫的追随者（“宣传者”）来到乡村，和平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希望启蒙农民，让他们为未来的革命做好准备，未来的革命将是一桩有意识的事业，而非自发的起义。两派都高度重视农民村社，但拉夫罗夫派不太愿意将村社的古老特征理想化，他们所珍视的与其说是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如说是村社自治的社会主义潜力。两派都反对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一场“欺骗”，但是，拉夫罗夫派同情德国社会民主党，巴枯宁派则认为它是一个背叛革命社会主义理想的政党。
第二节 彼得·克鲁泡特金
生平
19世纪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位主角是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Petr Kropotkin/Петр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他出身一个古代大贵族家族，其祖先据称可追溯至第一个罗斯国家的传奇创始人留里克。在圣彼得堡武备学校（培养未来政府高官的学校）完成学业后，他选择去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区一个西伯利亚哥萨克团担任低级军官，这令他的亲戚和老师们颇感惊讶。在西伯利亚期间（1862—1867），他对当地的民族、地质和地理进行研究（他由于此类研究获得金质奖章，并被任命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秘书）。对波兰流放犯在外贝加尔地区发动的暴动的血腥镇压使他决定放弃军职，他感到从军与他的信念再也难以调和，于是来到圣彼得堡大学从事科研工作。1872年访问瑞士时，他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巴枯宁派，并放弃在大学里颇有成效的研究事业，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他是民粹派柴可夫斯基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为该小组起草了题为《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之理想？》的纲领。在“到民间去”运动期间，他非常成功地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1874年，他被逮捕，并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两年后，他策划了一次大胆的逃跑计划，狱外的朋友们（他借助于一套特殊的密码与他们沟通）帮助他实施了这一计划。他的逃跑激怒了沙皇当局，尽管警察进行严密搜捕，他仍设法逃至国外。他定居瑞士，很快便被公认为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领袖之一。1879年，他创办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杂志《反抗者》。1881年被驱逐出瑞士后，他移居法国，两年后在那里被捕，并被判处五年监禁。1886年，在一次呼吁释放他的抗议活动之后，克鲁泡特金成功获释，定居伦敦，在此写下他几部更为重要的作品。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但在政治方面并不活跃，他定居莫斯科郊外的德米特罗沃，继续其学术研究。尽管他对十月革命持有重大异议，但在1920年他仍向西欧的工人们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出面阻止他们的政府旨在推翻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企图。
英译本1913年出版于纽约，1968年再版。 英译本1897年出版于伦敦，1898年出版于旧金山。 英译本1903年出版于伦敦，1943年再版。克鲁泡特金最著名的书即《一位革命者的回忆录》，是他用英文为《大西洋月刊》所写（1898—1899），他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一生，包括那场著名的逃亡。他的理论观点包含在以下著作中：《面包与自由》 《无政府主义：其哲学和理想》 《作为进化因素的互助》《国家及其历史作用》 《伦理学》（用俄文写作，在作者去世后于1922年出版）。克鲁泡特金另著有一部很有价值的法国大革命史著（《大革命史》）。
克鲁泡特金的历史哲学
《作为进化因素的互助》（波士顿，1955），第2章。克鲁泡特金的经典著作《作为进化因素的互助》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无限竞争的抨击，也是对为无限竞争辩护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抨击。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克鲁泡特金自视为达尔文主义者，但他觉得达尔文发现的那些事实受到了片面阐释，尽管他愿意承认生存斗争以及“个体通过竞争确立自我”都是进化中的重要因素，但他也注意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达尔文已经接受这一因素的有效性（尽管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对此保持沉默），这一因素就是同一物种成员之间的合作。克鲁泡特金认为，合作或互助的例子在动物世界十分常见，在一些高度组织化的动物群落，比如蚁丘，竞争却是未知的。随着动物社会在进化阶梯上的进步，它们形成更有组织、更“有意识的”社会群体，允许个体成员有更大独立性，而不剥夺其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的益处（克鲁泡特金以海狸种群为例）。
克鲁泡特金认为，原始的人类群体也以互助为基础，他否认原始人在所谓前社会状态下始终在与其同类进行斗争，他认为这是荒谬的。他坚持认为，无限的个人主义是现代产物，所谓“野蛮人”无法理解这一概念。部落或氏族群体依靠相互团结的原则而生存，他们分享食物，每个成员均会把其一年间的斩获展示给众人。这一原则只适用于氏族之内，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就存在将人们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双重道德”。
独立家庭的出现扰乱了氏族，开启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进化阶段，克鲁泡特金称之为“野蛮时代”。在这个时候，实施互助的基本社会单位和组织是农业村社，如今它不再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而是一个邻里关系单位。所有国家的人口均经历过农业村社阶段（克鲁泡特金以英国历史学家亨利·缅因爵士著作中的例子来说明其论点），村社表现出巨大活力，自身并未消失，尽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辩护者们会持相反看法。在英国，农业村社部分存在，直到18世纪，而它们在法国也存在很久，直到被杜尔哥的立法和法国大革命所摧毁。
在中世纪，城镇社区达到一个特别发达的互助阶段。克鲁泡特金认为，中世纪的自由城邦（包括俄国的城邦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峰。当时物质文明发展迅速，给城镇民众带来直接好处（这个时代在这一点上与工业革命时代有所不同），体力劳动者在以前和之后都不曾如此富裕。中世纪的城镇是街道、教区、手艺或贸易行会的非正式联合体。克鲁泡特金尤其认为，行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更高层次上完善了古老的农业村社的合作原则。通过限制竞争，为其成员建立起有效的互助体系，中世纪的行会为稳定和繁荣提供了保障，工作成为一种乐趣，工匠和艺术家之间的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宏伟的中世纪大教堂证明了那个时代极高的工程水平和艺术水平。
《国家及其历史作用》（伦敦，1943），第19页。读到这些思考，会令人立即想起另外两位19世纪思想家，即英国人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罗斯金是一位作家，他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批判社会之恶，他也欣赏中世纪的大教堂，并以关于美的理想之名来谴责工业文明。莫里斯是一位诗人，他对中世纪的崇拜使他试图复兴中世纪的印刷术和壁纸工艺，他也像克鲁泡特金一样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克鲁泡特金本人也意识到他与莫里斯观点的相似之处，他称莫里斯为唯一一位了解中世纪并给予中世纪以应有评价的英国人。
《国家及其历史作用》（伦敦，1943），第10页。 《国家及其历史作用》，第28—29页。在16世纪，自由城邦文明被摧毁。尽管克鲁泡特金意识到，城镇内日益增长的社会对立是其衰落的部分原因，但他依然认为，某些外部因素产生了更大作用。这些城邦遭到“新野蛮人”的入侵，这些“新野蛮人”即国王、教士和律师（罗马传统的代表），他们联合其力量，以强化其统治，建立单一的管理中心。这导致基督教文明史上首次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根据克鲁泡特金的定义——“当地生活的领导权集中在一个中心之上，换言之，区域集中”，即“社会生活的许多功能，甚至所有功能均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新国家的原型及其有意识的模仿对象是古罗马，其基本目标是撕裂所有直接的人际联系，以便使自己成为联结人们、防止“国中之国”出现的唯一力量。古老的联邦主义精神，即非强制的主动精神和自愿的契约精神，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原则精神，是“金字塔式”（等级制）管理组织的精神。
《国家及其历史作用》，第41页。反对绝对君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未改变社会进化的总体趋势，相反，它们借助打击残存的中世纪合作精神，使得这一总体趋势变得更加稳固。法国大革命是罗马司法传统（就其共和主义的阐释而言）的晚期产物，它强推普通法，不留死角，给农业村社以致命的最后一击。在大革命之后，“国家主义”精神甚至深入到那些质疑现有体制、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之中。克鲁泡特金宣称，当代激进派“就是中央集权者、国家主义者和彻头彻尾的雅各宾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们在步他们之后尘”。
《作为进化因素的互助》，第223页。 《国家及其历史作用》，第41—44页。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诊断只会导致一些悲观结论。然而，克鲁泡特金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对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合作精神以及未来的和平共处抱有坚定信心。他确信，尽管屡遭失败，民众中自然的合作倾向却并未消失，仅被深埋进他们的潜意识。 革命者的目标是彻底改变世界，他们的努力因此应建立在这种自然本能之上。国家在其历史上一直在阻止人们的团结，压制自由，瘫痪地方的主动性，认为它如今会突然转变到相反的立场上去，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必须在两种相互冲突的传统之间做出选择：一种是罗马的、独裁的传统，另一种是民间的、自由的传统。
见本书第108—109页。克鲁泡特金对人际关系的两种传统和两种类型的反对，可与滕尼斯提出的两种相对的社会关系做比较，即“共同体”和“社会”，克鲁泡特金在他这本书中谈到斯拉夫派时曾提及滕尼斯。 像克鲁泡特金一样，滕尼斯将两者对立，一是基于相互合作的有机的公共关系［即Gemeinschaft（共同体）］，二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的关系，即社会是相互冲突的个体之集合体，他们的关系必须由强大的外部国家机构来调节［即Gesellschaft（社会）］。与克鲁泡特金一样，滕尼斯认为农业村社和中世纪城邦是前者，即有机型关系的范例，而罗马文明和资本主义（以竞争，即冲突为基础）为后一种关系类型的典型例证。当然，对于这种比较的理解不能过于宽泛，比如，克鲁泡特金就没有强调传统或宗教在公共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或是理性主义在建立政治和法律关系中的重要性，而滕尼斯社会学理论的这些方面与斯拉夫派的观点最为接近。然而，将克鲁泡特金与滕尼斯做比较，却为理解克鲁泡特金历史哲学的社会学内涵提供了一个有趣视角，尤其能解释他试图将古代社会的凝聚形式理想化的典型倾向。这种倾向与斯拉夫派有共同之处，尽管斯拉夫主义是一种贵族意识形态，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则与俄国民粹主义一样是一种怀旧的表达，眷念那种已经逝去的由直接生产者、工匠和农民组成的理想共同体。
克鲁泡特金的未来观
克鲁泡特金与巴枯宁有所不同，巴枯宁对批判现存社会关系、对实际的革命行动更感兴趣，而克鲁泡特金则可称为无政府主义的系统表述者，例如，他在《面包与自由》一书中十分详尽地描绘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愿景。他们两人的另一个突出区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不仅具有集体主义性质，而且也有共产主义特征。他宣称，社会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改变经济关系，以符合“各取所需”的原则，他认为“各尽所能”的原则并不能确保社会正义，它与个体自由也不相容，因为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可比性，因此在衡量每一项特定工作的价值时就会讨价还价，换言之，就会出现持续的冲突，这反过来会催生如下必要性，即建立某种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的权威，让其充当调解人，确保社会和谐。如此一来，在实践中，“工作信贷”便无异于金钱。
克鲁泡特金相信，现代技术的巨大生产潜力将使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原则变得更容易实现。他提出的方案相当详尽，他认为，如果技术能达到普遍运用，普通民众都变得足智多谋，那就会获得超出预期的结果，比如每日工作时长可减至四五个小时，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将提高四倍。共产主义公社的成员们工作一定时长，作为回报，他们在食物、住宿、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将得到没有任何限制的满足，那些需求更多的人则可利用其业余时间为自己生产奢侈品。克鲁泡特金对他设计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并暗示这一计划已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应用，在那些国家，公共图书馆向所有借阅人提供图书，季票可用于特定距离内的无限制旅行。
《面包与自由》（纽约和伦敦，1968），第207页。 《面包与自由》（纽约和伦敦，1968），第139页。克鲁泡特金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如何对待那些懒得工作的人。他认为，没有人天生懒惰，如果出现例外，他们的基本需求也应得到满足，因为每个人都有权活着。然而，共同体应以不同方式对待这些人，就像对待病人或社交障碍症患者。人类天生不愿被孤立，这种情感足以使这些人参与共同任务（除非他们真的有病）。另一方面，任何有意识地拒绝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人都将被允许离开这一共同体，去寻找更适合他们的地方。他们可能会选择志同道合的同伴，去建立一个基于不同原则的新共同体。 克鲁泡特金认为，这样的人很少，因此他们的非共产主义飞地并不会对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社会合作原则构成威胁。克鲁泡特金与托尔斯泰、米哈伊洛夫斯基一样反对劳动分工，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不极端。他意识到某些类型的工作需要专业化，无论如何，他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成千上万个不同的专业协会将满足各种不同趣味，但他坚信一点，即必须废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划分。例如，那些想要写作和出版图书的人应联合起来成立协会，建立印刷厂，成为排字员，排印他们自己的作品。克鲁泡特金评论说，毫无疑问，有些书的篇幅会变得更小，但内容却未必更浅。
见克鲁泡特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之理想？》，载《1870年代革命民粹派》一书（P. A. Kropotkin, “Dolzhny-li my zaniat'sia rassmotreniem ideala budushchego obshchestvennogo stroia?”，in Revoliutsionnoe narodnichestvo 70kh godov XIX veka），伊坚伯格编（莫斯科，1964），第1卷。年轻时的克鲁泡特金曾以社会平等的名义呼吁“关闭所有大学、学院和科研机构，建立教学工作坊，这些工作坊将迅速开设必要的讲座，很快就将达到甚至超过当今大学的标准”。早在作为柴可夫斯基小组之一员起草未来理想社会体制的蓝图时，克鲁泡特金就曾言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有害划分，在这本书中他仍坚持认为，即便天才学者也应从事各种困难的手工工作：“达尔文从事垃圾清运工作，这样的场景只会让那些无法摆脱当代社会成见的人感到荒谬。” 不仅要废除世袭的特权，而且也应废除接受教育的特权，后者同样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然而，克鲁泡特金并未像特卡乔夫那样呼吁“向下”的持平，他的乐观以及对暴力的厌恶使他注重“向上”的持平，他认为，依靠广泛的机械化和更有效的组织，“向上”的持平将成为可能。这尤其会使妇女受益，使她们最终不再成为家务的奴隶。他预测，洗碗机、擦鞋机、洗衣机等将被广泛使用，也会使用中央供暖和送餐上门，甚至会出现特殊的送餐车，提供全套餐食。他指出，此类节约劳动力的手段已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采用，尤其在美国，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世界其他国家。
见《面包与自由》，第152页。另一个会因废除劳动分工而获益的领域是人类的环境。艺术将与工业融合，一如它曾是手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克鲁泡特金认为：“艺术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与数以千计的不同层次的工业保持联系，这些层次会汇成一体，正如罗斯金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诗人莫里斯所说的那样。人周围的一切，如住房及其内部陈设、街道、公共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都必须具有优美的艺术形式。” 在一个所有人均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富裕和休闲的社会，在一个所有人均为满足其需要而工作的社会，并不难实现这种美的标准。
见《面包与自由》，第298页。 《面包与自由》，第188页。克鲁泡特金对革命主题的思考很有趣，尽管这些思考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克鲁泡特金与巴枯宁不同，后者在其活动中使用从烧炭党人秘密社团处借用的密谋方式，克鲁泡特金则完全拒绝这一传统。他本人非常具有道德感，他如此惧怕暴力，以至于无法与涅恰耶夫这样的冒险家合作，因为后者相信目的可以使手段变得神圣。克鲁泡特金认为，革命一旦取得成功，其成果便不会受到挑战。工厂、商店和住房将被武装的民众接管，他们将实施公平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暴力很快便会变得多余。奇怪的是，他认为无政府主义革命可能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取得成功，例如巴黎及其两个邻近地区（塞纳省和塞纳瓦兹省）。在《面包与自由》中，他解释了他旨在使这种自治成为可能的计划。仅需巴黎及其周边地区一半的成年人每年花费58天，每天在土地上（在塞纳省和塞纳瓦兹省）工作五小时，高效的现代农业技术就能使他们自给自足，独立于全国其他地区。 显然，克鲁泡特金认为法国其他地区可能会对其革命的首都实施经济制裁，却不敢诉诸武装干涉。我们难免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尽管克鲁泡特金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了激烈抨击，但他对西欧的民主成就依然抱有坚定信心。这是他深刻信念的一部分，即不利于“互助”本能的进化周期已完成其进程，现代国家已准备“退位”，为自由的社会主动性让出空间。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其极端革命、极端左翼的倾向往往沦为不负责任的政治极端主义、对暴力的美化以及原始的反智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中，克鲁泡特金占据一个十分独特的位置。他无疑是这场运动中最具原则性、最有吸引力的人物之一，他的许多观点的天真是他天生的善良和对人性的无限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理论和日常实践中，他是一位革命者，但他的许多思想更接近和平主义，甚或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例如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他的理论对合作运动影响甚大，合作运动主张通过建立在互助原则基础上的合作社和协会来和平地变革社会。他的信徒中就有杰出的波兰“无国界社会主义”理论家爱德华·阿布拉莫夫斯基。
本章涉及作品
米哈伊尔·巴枯宁：《一位俄国爱国者告全体斯拉夫人书》（“A Russian Patriot's Proclamation to All Slavs”/Обращ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патриота ко всем славянам），文章
——：《忏悔录》（Confessions/Исповедь），自传
——：《人民的事业：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捷尔？》（The People's Cause: Romanov, Pugachev, or Pestel?/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 Романов, Пугачев или Пестель?），文章
——：《联邦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神论》（“Federalism, Socialism, Anti-theologism”/Федерализм, социализм, антитеологизм），文章
——：《鞭笞统治的日耳曼帝国与社会革命》（The German Empire of the Knout and Social Revolution/Кнуто-герма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专著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State and Anarchy/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专著
彼得·克鲁泡特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之理想？》（“Should We Undertake to Consider the Ideal System of the Future?”/Должны ли мы заняться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м идеала будущего строя?），文章
——：《一位革命者回忆录》（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回忆录
——：《面包与自由》（The Conquest of Bread/Хлеб и воля），专著
——：《无政府主义：其哲学和理想》（Anarchism: Its Philosophy and Ideal/Анархия. Ее философия, ее идеал），专著
——：《作为进化因素的互助》（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Взаимопомощь как фактор эволюции），专著
——：《国家及其历史作用》（The State, Its Historic Role/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роль в истории），专著
——：《伦理学》（Ethics/Этика），专著
——：《大革命史》（La Grande Révolution），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