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俄国式社会主义”之起源

赫尔岑的“俄国式社会主义”（Russian socialism/рус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源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1840年代就俄国和欧洲的角色所展开的争论。斯拉夫派声称，他们代表乡间村社所固有的“俄罗斯原则”，拒绝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即西方文明的标志。西方派则捍卫理性和个性的自主权，认为个人的解放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密切相关。现代欧洲的历史似乎提供了个人摆脱外部权威和固化传统的范例，因此，西方派对资产阶级发展原则的接受是顺理成章的。

赫尔岑对西方派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抱有怀疑，这促使他提出了“俄国式社会主义”概念。作为个性原则的坚定信仰者，赫尔岑支持西方派，但即使在1840年代上半期，他也受到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影响，怀疑“西方”道路是否真的能使个性原则赢得胜利。他与西欧的第一次个人接触使他确信，西欧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俄国应寻找自己“本土的”发展道路。当然，这就相当于与西方主义彻底决裂。

第一节 赫尔岑的观点之演进

信仰危机

1847年1月离开俄国后，赫尔岑前往巴黎。他自幼在法国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来到欧洲的这座“政治和社会之都”，意味着梦想的实现，但幻灭接踵而至，甚至他写给莫斯科友人的第一封信即已表明，巴黎剧院中的中产阶级的庸俗令他的审美情感大受冲击。这种审美厌恶中或许掺有一丝贵族的优越感，却也包含深深的道德反感。在其《玛丽尼大道来信》（1847）中，赫尔岑这样定义资产阶级的社会角色：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5卷，第34页。

资产阶级没有伟大的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是在它为其权利而战时，它作为一种否定，作为一种过渡，作为一种对立面，才是好的……贵族阶层有其社会宗教，你无法用政治经济的规则来取代爱国主义信条、勇气传统和神圣的荣誉。确实还有一种与封建主义相悖的宗教，但资产阶级的位置就在这两种宗教之间。

与封建主义相悖的宗教自然就是社会主义，在赫尔岑看来，这是贵族阶层的社会宗教的唯一有力的对手。另一方面，在1848年革命中，社会主义被击败，资产阶级再次取得胜利。在赫尔岑看来，大革命的失败决定了欧洲的命运，资产阶级安全坐镇多年，甚至连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也染上了资产阶级的特点，因此，他们未能抓住他们的巨大机遇。这便给斯拉夫世界，尤其俄国留下机会，使斯拉夫民族和俄国成了人类的最后希望。赫尔岑如今看到的欧洲就像衰落时期的罗马之化身，欧洲社会主义者就像遭到迫害的早期基督徒，而斯拉夫人则像那些野蛮部落，它们注定要摧毁罗马帝国，对历史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成为从罗马接续的基督教理想的正宗承载者。

赫尔岑对西方主义失去信心，这使他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重新评估。离开俄国时，他仍自视为一名黑格尔主义者，尽管是广义的黑格尔主义者。他或许会抨击人们对Weltgeist（世界精神）的服从，并进而对黑格尔哲学作出唯意志论的、人格主义的阐释，但他仍对历史不可避免的演进和整个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抱有信念。而1848年资产阶级的胜利，实为资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却破坏了这种乐观主义。贵族阶层的“社会宗教”并未被社会主义的崇高信仰所取代，却被店主们庸俗的、缺乏美感的可恶世界所置换，这在他看来是历史理性的一个明显矛盾。

赫尔岑：《彼岸书暨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From the Other Shore, and 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布德伯格译，以赛亚·伯林序（伦敦，1956），第134—135页。

赫尔岑此时所经历的信仰危机造就了他最有趣的作品之一，即1850年在德国出版的《彼岸书》。在此书中，这位先前的黑格尔主义者宣称，历史并无目的，历史是一出永恒的即兴演剧，每一代人的目的就是他们自身。历史并非由理性所引导，而是被偶然性和盲目的力量所左右。因此，“欲使个人服从社会、民族、人性和抽象的理想，就是继续牺牲人，就是宰杀羔羊以安抚上帝，把无辜者钉上十字架”。

赫尔岑：《彼岸书暨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34页。

虽然历史不能被称为“理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受因果法则之约束。只有道德家或多愁善感者会怨恨历史，因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另一方面，“必然性”不能与“理性”相混淆，相反，“必然性”往往是不合理的。历史被自然的盲目力量所掌控，这在因果意义上是必然的，但这并不包含任何一种目的论秩序。历史“很少重复自我……它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巧合，同时叩响一千扇门，有谁知道哪扇门最终会打开呢？” 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预先确定的，因此一切皆有可能。

赫尔岑：《彼岸书暨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36页。 赫尔岑：《彼岸书暨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128页。

这种新阐释注定会导致对那些公认神话的质疑，如今在赫尔岑看来，相信不可避免的历史进步，就是相信“一个摩洛神……作为对疲惫不堪、注定灭亡的人群之安慰，这些人山呼万岁，却只能得到一个讽刺性的答案，即在他们死后地球上的一切都将变得美好”。 在被问到他如今支持什么样的标语和旗帜时，赫尔岑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不是在追寻旗帜，而是在试图摆脱旗帜。他的新建议明确无误：“当人们不是想要拯救世界，而是拯救自己，当人们不是想要解放人类，而是解放自己，他们才能对拯救世界和解放人类做出更多贡献。”

赫尔岑：《彼岸书暨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78页。

然而这并非最终答案。尽管赫尔岑如今宣称要彻底摧毁所有神话和“信仰”，但他却已准备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即对俄国和斯拉夫民族的信仰，对“俄国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这种“俄国式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被斯拉夫派理想化了的乡间村社。这种信仰源自唯意志论的历史哲学，使得赫尔岑能够拒绝俄国西方派的观点，即俄国必须经历西欧之前经历过的历史进化过程。尽管“俄国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彼岸书》中的极端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及其不做承诺的明确信息相互矛盾，但这种矛盾应被辩证地看待。赫尔岑的悲观主义是一个对欧洲未来失去信心的西方派的悲观主义。在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外来”观察者与一位幻想破灭、但情感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的探讨中，赫尔岑自称其绝望是“一位郁闷情人的心血来潮”。他在思想上支持那位怀疑论者，但在实践中更欣赏这位理想主义者的立场，后者对欧洲失去信心，这使得他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地方：“我在目睹判决，我在目睹行刑和死亡，但我却无法看到复活和怜悯。世界的这一部分已做完它应做的事，如今耗尽了力量，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已完成他们的使命，他们变得迟钝、落后。历史的洪流显然又发现了另一道河床，这便是我要去往的地方。”

“俄国式社会主义”

赫尔岑阐述其“俄国式社会主义”观念的著作大多用法语写成，他一系列小册子的潜在对象主要为西欧读者。这些著作包括：《俄国》（致德国社会主义者乔治·赫尔维格的公开信）、《一位俄国人致马志尼书》、《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致朱尔斯·米希勒的公开信）、《致〈波兰民主报〉编辑》以及《俄国和旧世界》（致林顿的信）。赫尔岑是在境外写下这些文字的，他决定移民国外，就是为了创建一个独立的俄语出版机构。1853年，他在波兰民主协会的帮助下创办自由俄国印刷所（The Free Russian Press/Свободная рус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并出版了《北极星》，这一刊名会让人联想到十二月党人1823—1825年间出版的辑刊。自1857年起，自由俄国印刷所还出版了期刊《警钟》。尽管《警钟》在俄国境内严格被禁，常被没收，但它仍然很快在俄国获得极大的人气和影响，其读者形形色色，涵盖社会各阶层，从高校学生到帝国法院的法官。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7卷，第118页。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7卷，第288页。

赫尔岑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塑造俄国历史哲学的独特尝试，他试图将斯拉夫派、恰达耶夫和1840年代的西方派（尤其是别林斯基和卡维林）的元素融为一体。从斯拉夫派那里，赫尔岑接受了乡间村社是新的更高级社会形式之萌芽阶段的观点，相信集体主义（在赫尔岑的术语中即“社会主义”甚或“共产主义”）是俄罗斯人民的固有特征。“使欧洲彻底分裂为截然相对的两大阵营的社会主义，不就是斯拉夫派对我们自己的归纳吗？这是一座可以让我们携手合作的桥梁。” 和斯拉夫派一样，赫尔岑强调，俄罗斯人民没有被罗马法的遗产或与之相关的关于所有制关系的个人主义观点所腐蚀。和斯拉夫派一样，赫尔岑重视村社的自治原则，强调村社成员之间真挚的自发性关系，他们并不受制于各种契约或人为制定的法律。最后，和斯拉夫派一样，赫尔岑相信，俄国的东正教信仰“比天主教更忠实于《福音书》教义”，俄罗斯人民由于宗教上的孤立，没有接触到西欧病入膏肓的文明。只有这种孤立才能使俄国农民保全他们的村社，村社反过来又使他们既摆脱了“蒙古野蛮”，也躲避了“帝国文明”，并帮助他们避免“权力的诱惑”，最终“看到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出现”。 欧洲长期思想发展过程的高潮，在俄国即呈现为“自然直接性”的成果。赫尔岑总结道，因其文明而深感骄傲的欧洲能从住在简陋木屋里的俄国农民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俄国农民仍忠于村社原则，遵循一个“古老的”观点，即人人有权分享土地及其出产。

见瓦利茨基：《密茨凯维奇的巴黎演讲与俄国斯拉夫主义》，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The Paris Lectures of Mickiewicz and Russian Slavophilism,” in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第46卷，第106期（1968年1月）。

赫尔岑此时著作中的泛斯拉夫主义元素激怒了卡尔·马克思及其他西欧激进主义者，这些泛斯拉夫主义元素亦可追溯至斯拉夫派的影响。1840年代，尽管霍米亚科夫在其历史哲学中已奏出泛斯拉夫主义的音符，但斯拉夫派尚未拥抱泛斯拉夫主义。赫尔岑常与霍米亚科夫进行过讨论。赫尔岑1844年的日记显示，斯拉夫派对他的影响因密茨凯维奇在巴黎所做的斯拉夫文学演讲而大为强化，同样是在密茨凯维奇处，赫尔岑还发现了对欧洲理性主义文明的批判，发现了斯拉夫各民族是“未来之人”的观点，甚至还发现了将斯拉夫村社等同于社会主义观念的看法。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7卷，第332页。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7卷，第332页。

赫尔岑从恰达耶夫处接受的观点认为，俄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并坚信（与恰达耶夫的《疯人的辩护》一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使无视过去地建设未来成为可能。缺乏根深蒂固的传统（除村社外，村社始终置身于历史之外），没有那种可能会成为当代人之负担的“历史压舱石”，这反倒使赫尔岑意识到俄国可能更容易与“旧世界”决裂。俄国君主制并非欧洲皇室传统的一部分，被强加给俄国的外来官僚体制其实是拿破仑式的专制，它甚至难以被称为保守，因为它摧毁传统，而非维护传统。现代俄国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强制实施的“否定过去”，它彻底摧毁了“所有传统，使得任何人均无法将其恢复” 。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与他们国家的过去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在世界主义的氛围中长大，不受任何历史传统的约束，他们是欧洲最独立的人。赫尔岑写道：“我们是独立的，因为我们重新开始了生活……我们是独立的，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可爱之物，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充满了痛苦和怨恨。” 因此，俄国人在社会动荡中会收获一切，却毫无损失。事实上，我们可以模仿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所说的那句名言，称赫尔岑把俄国视为诸多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认为它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将是整个世界。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2卷，第136—139页。

另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也未曾受累于其封建的过去：“比如，请你们看一看欧洲两侧这两片巨大的国土。它们为何如此巨大？它们在为什么做准备？这种吞噬一切的行动欲望和扩张欲望意味着什么？这两个世界如此不同，但人们却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同，这两个世界便是美国和俄国。” 1835年，德·托克维尔就曾暗示，未来属于美国和俄国。赫尔岑对此表示赞同，但附加了一个限制性条款，即只有俄国才能为人类历史贡献出一个真正的新原则。他写道，美国只是看上去没有历史，而实际上它仅为转移至新大陆的新教欧洲。最重要的是，它缺乏俄国的“否定的勇气”，在给米希勒的公开信中，赫尔岑怀着既骄傲又痛苦的心情描述了这种“否定的勇气”：

我们被戴上了太多的锁链，目的是让我们心甘情愿再戴上新的锁链……我们屈服于暴力。我们是奴隶，因为我们无法解放自我，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会接受来自敌人的任何东西。

俄国永远不会成为新教国家。

俄国永远不会选择中庸立场。

赫尔岑：《彼岸书暨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第200页。

俄国永远不会发动一场其唯一目的就是推翻沙皇尼古拉的革命，而让其他许多沙皇来取代他，其中包括那些副官沙皇、法官沙皇和警察沙皇。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2卷，第156页。

在此时的文章中赫尔岑并未认定，历史的缺失与俄国农民天赋的共产主义这两者的结合十分强大，足以带来人们期待的社会动荡。乡间村社自身是一个静态、保守的机制，它扼杀个性和个人的独立。至少在对个人自由的关注方面，赫尔岑始终忠于他早年的理想。因此，需要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能唤醒农民，为村社注入新的生命。这种力量即“个人主义原则”（principle of individualism/принцип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а），它首次体现在彼得大帝身上，这是一位“加冕的革命者”，一位否认传统和民族性的雅各宾派沙皇。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7卷，第297页。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6卷，第215页。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2卷，第155、188—189页。

赫尔岑对于彼得大帝的这一看法显然呼应了1840年代西方派的观点，别林斯基就认为彼得改革使俄国现实获得了能动因素，卡维林将彼得改革阐释为“个人原则在俄国历史中得以落实的第一阶段”。赫尔岑认为，在整个18世纪，沙皇制度发挥了文明化的作用，它借助创建一个西方化的精英阶层来鼓励个人解放，这一精英阶层起先支持政府，但后来转而反对它，其转折点即十二月党人起义。由于彼得的专制体制是一种“进步的独裁”，因此，俄国的官僚体制和“德国式”专制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就变成了一股明显的反动势力。这就意味着，个人原则的新载体成了开明贵族，他们帮助政府创建了一个“斯拉夫国家内部的欧洲国家”，他们经历了欧洲自我意识进化过程中的所有阶段。 赫尔岑指出，在俄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应被视为贵族阶层的一部分，事实上，任何“不再属于普通民众”的人都应被视为贵族阶层的一部分。因此，将成为“未来革命的温床和思想中心” 的社会阶层将不再是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而是这一阶层中受过教育的成员，即贵族知识分子，他们的“普世主义教养”将使他们脱离“不道德的土壤”，逐渐疏远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最终变成官方俄国的反对者。

因此，俄国的未来取决于是否可能将普通人的共产主义与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个人原则相互融合。对赫尔岑而言，这相当于将俄国的本土原则与欧洲人的成就，尤其是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个人自由特征相互融合。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个人原则的载体，也是西方化的产物，是欧洲文明的继承人。尽管某些断章取义的引文可能会产生歧义，但赫尔岑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不仅不是欧洲的对立面，反而是一种综合，它能够保存欧洲遗产中最好的一切。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2卷，第197页。

赫尔岑并不认为俄国式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还有其他可能性：或许，共产主义这一“掉转过来的俄国式专制”将会获胜；或许，沙皇制度会转变为“社会的、民主的专制”。 或许，俄国会扑向欧洲，摧毁那些文明国家，和他们一同陷入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赫尔岑强调，历史没有命中注定的道路，它允许人类在众多可能中选择一种可能，并为实现这种可能而斗争。

俄国式社会主义的座右铭即“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保全村社”，这实际上是赫尔岑对他长期关注的问题之重申，他关注的问题即实现没有疏离的自由，调和自主感和归属感。在1840年代，他曾用黑格尔的术语假设特殊与普遍的和解，数年后，同样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于不同语境下，但我们可以肯定地假定，在这两种情形下，赫尔岑均旨在满足同样的心理需求。

批判“旧世界”

赫尔岑对俄国的过去和未来重新产生兴趣，这与他对“旧世界”的痛苦失望密切相关。他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位目光敏锐的批评家，尽管他的批判并非总是公正的。一位当代读者尤其能被他某些富有远见的观察所打动，这些观察似乎预示着对我们称为“大众文化”的这一复杂现象的批评。赫尔岑在这一方面最有趣的评论见于他总题为《终结与开端》的一组文章，他在这组文章中与伊万·屠格涅夫展开争论，后者在当时已成为俄国自由西方派的道德权威。

对赫尔岑而言，1848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是欧洲文明之终结的开端，是结束和超越，这也标志着进步、共和主义和民主制等所有理想的幻灭。哲学不再是绝对，宪法原来是谎言。西方已放弃其种种理想，放弃了对各种旨在唤起人们采取行动的乌托邦解决方案的信念，剩下的只有相互冲突的民族利益和赤裸裸的权力争斗。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141页。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138页。

赫尔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各民族已步入其成熟期，接近于标志着进化过程完成的稳定状态。这一“成熟时代”的代表即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成功涌现是“一条千头蛇怪的胜利，它能听见一切，看见一切，它梳妆打扮，吞噬一切”。这是“专制的民众”之胜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担忧的“聚合的平庸”之胜利。 然而，这场胜利却顺理成章，民众“购买一切，因此也就掌控一切”，“他们冲开一切堤坝，淹没一切，溢出河岸”，他们“吞噬一切，贪得无厌”—这群人就是中产阶级之成功、之力量的证明。这群人可能会破坏美，消除个性，但他们却能促成繁荣。就像待售的商品，人也成为一种批发产品，他们平淡无奇，作为个体差劲且低劣，但作为群体却更庞大，更有力。正是为了群体的提升，“中产阶级有理由获得胜利”，“你无法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饥饿对你更好，你不用去寻找食物。’”

这一判断显然使赫尔岑有别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对于在这一方面追随马克思的民粹派而言，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对小生产者的强取豪夺，让后者无产阶级化，就意味着“国家富裕”和民众贫困这两者间日益增大的反差。很难想象民粹派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是由于大众的社会进步而赢得的稳定和平衡状态。他们震惊于原始积累的残暴和为工业扩张而付出的高昂代价。而赫尔岑却在他对中产阶级文明略带贵族意味的、托克维尔式的批评中，从相反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将其视为工业化的最终产物，亦即廉价的生产和大规模的消费及其社会后果。他不同意无产者日益贫困化的观点，认为一位工人在西欧属于中产阶级之一员，这一看法在1860年代颇显独特。

自由与必然

如前文所述，赫尔岑“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前提，即其世界观中唯意志论元素的强化。无论在1848年之前还是之后，他均反对那种目的论式的历史必然，反对那些试图强迫个人和民族走上预设道路的所谓客观历史规律。在《彼岸书》中，他又发展了他的新观点，他在此处激烈地否认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强调偶然事件和“即兴演剧”的作用，这些看法不仅体现了他先前乐观的历史观之解体，而且表达了一种渴望，即创建一种能给自由的、有意识的个人选择留下更大空间的历史哲学。

与此同时，《彼岸书》中也出现了某些与哲学自然主义相关的主题。赫尔岑曾拒绝相信理性精神对事件的左右，如今他却把历史看作人与盲目的自然力量作战的战场。数年前，在其行动哲学中，赫尔岑曾被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所吸引，这种哲学捍卫自然的直接性，对抗普遍性的片面支配。但在1848年之后，受欧洲实证主义倾向的影响，他开始将自然主义视为一种要求对所有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的哲学。因此在1860年代，他试图（尤其是在《终结与开端》中）为他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科学基础。他强调其观点得到了“自然的、生理学的历史方法”之支持，这其实是试图令其对手失去立足的根基。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196页。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196—197页。

为支撑其理论，赫尔岑如今强调自然界进化选择的多样性，他认为这种多样性证明，并无一条“生理学定律”要求俄国经历与欧洲一模一样的发展道路：“整体的进化设计允许无限多无法预见的改动，比如象鼻或驼峰。” 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进化方式，直到它们各自抵达其最终形态。以此类推，欧洲已进化至其最终形式，即资产阶级国家，而俄国则是一种尚未完成进化的有机体，其未来形态尚未确定。西欧已经适应资产阶级体制，就像鱼适应了水中的生活、会用鳃呼吸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的命运业已决定，即使它已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早期征兆。赫尔岑以鸭子的进化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主动脉的进化有过片刻犹疑，不知该塑造一根朝下的循环血管，还是构建一个侧支，试图塑造出两片鳃，但是在其心理遗传、习惯和进化机遇的作用下，鸭子最终并未停留于那个比较简单的呼吸器官阶段，而是发育出了肺。” 通过这些取自自然史的例子，赫尔岑反对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后者是以线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进步观为基础的。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12卷，第186页。

然而，“自然主义”一词并不能完全概括赫尔岑在1848年后的哲学立场。他的自然主义历史哲学在其世界观中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更重要的是，每当他试图拓展其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范围，就必定会与行动哲学的最高价值、与对普遍理想的信仰发生冲突，对普遍理想的信仰也在他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认为，有思想的人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因为人类已经找到更高的理想，即社会主义的理想，“工作业已完成，结果业已实现，已为所有智慧的人所理解；这是进步的巨大保障” 。这一论点自然相悖于《终结与开端》中提出的历史哲学的自然主义前提，后者假设并无所谓“进步的保障”，青蛙和母鸡循着不同的路径进化，俄国和西欧亦是如此，并无共同的标准来衡量两者的发展，每个物种都要发展其自身的“活力”，并遵循其“有机自然的目的论”法则不断进化。

此外，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严格的“生理”决定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也与赫尔岑的这一信念相悖，即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或者说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如果历史进化仅为“有机进化的扩展”，如果一个特定民族的发展可以与一只爬行动物或一只鸟的进化做比较（赫尔岑本人就做过这种比较），爬行动物或鸟的最终形状是由胚胎或鸟蛋的特性预先决定的（甚至能接受所有可能的变异），那么就很难言及“个体的主权独立”或对历史进程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引导了。

在身为政治侨民的那些年间，赫尔岑过于专注地投身日常的政治工作，很少有闲暇思考他的理论观点并将之系统化。不过，他一定会时常想到，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以及对科学解决方案的信赖，未必能轻易地与他世界观中早先那些更基本的因素相互调和。至少在他晚年，他似乎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种潜在冲突。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439页。

在这一方面，赫尔岑于1868年写给他儿子（他儿子是一位博物学家）的一封信是一份有趣的文件，这封信是用于发表的，通常被称为《关于意志自由的信》。这份文件表明赫尔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表现之一即他开始质疑自然科学能否成为解释社会发展，尤其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工具。赫尔岑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生理学已非常圆满地完成了其任务，它将人分解成无数的行为和反应，将人简化为一种无意识反射之循环。如今，它应该允许社会学完整重建，把人从解剖室里抢出来，把他还给历史。”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443页。

赫尔岑认为，对于人的自然主义看法与社会学看法这两者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自由意志的不同理解。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自由意志只是一种错觉，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由意志却意义重大。生理学的自我只是一个特定的“有机功能的流动形式”，而与生理学的自我不同，社会学的自我则“假设意识的存在，有意识的自我既不会应对刺激，也不会参与活动，除非他感到他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能在一定范围内选择做某事或不做某事”。这种自由感是这样一些人的意识之必然属性，他们“从动物性的梦中醒来”并成为历史的实体。因此，自由的概念必须被理解为“人类理性的现象学必然，一种心理现实”。

显而易见，赫尔岑的思路并非为了消除生理决定论和人的自由这两者间的矛盾，相反，这一矛盾被提升为不可调和的康德式二律背反。赫尔岑不仅搁置了他在1840年代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相互调和的观点，而且如今还为他之前反对过的二元论找到了哲学论据，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分裂。然而，赫尔岑追随康德，承认“实践理性”的首要地位，因此仍忠实于其行动哲学的基本意图。客观真理作为自在之物仍是一种magnum ignotum（伟大的未知），但是至少，道德自由是一种“人类学现实”，因此，它对人类而言就像时间或空间一样真实。

尽管这一解决方案有种种弱点，但它仍鼓励人们拒绝激进派以生理学、历史学或经济学等“客观规律”名义提出的各种理论，认同不可避免的事实，放弃为实现其“乌托邦”目的而展开斗争。在科学常被用来支撑社会主义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在俄国实现这一命题时，赫尔岑对自由和必然问题的阐释对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事实上，这一理论正是社会学中所谓“主观”方法的根源，该方法由俄国民粹派主流理论家彼得·拉夫罗夫和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同时提出。

《致老战友书》

在俄国1860年代的改革之后，赫尔岑的政治态度又发生一次重大转变。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前，作为一位无法影响到事件进程的书斋哲学家，赫尔岑发现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宣扬坚定不移的激进主义，预言即将到来的灾难，并自豪地宣称俄国永远不会选择中庸之道。而在1855年后，他却更愿意妥协：他呼吁新皇帝抓住时机，进一步推进“不流血的进步”；他欢迎每一点进步，无论步子迈得多么小；他在其政治纲领中采用许多“半措施”或“临时”方案；他甚至愿意接受君主制继续存在，只要这一制度能采取一些最紧迫的改革。由于这种立场改变，赫尔岑如今在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赢得了支持者，其中包括那些支持改革，但肯定不支持革命性变革的人。与此同时，在其庞大读者群的影响下，《警钟》注定会成为公众舆论的喉舌，它引入一种折中调性，并遵循当时广义的“改革阵营”中流行的情绪和公认的观点。

见本书第206—208页。

不难理解，这一切促成了赫尔岑与俄国自由派之间的和解，而赫尔岑与激进派之间的某些分歧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和解。赫尔岑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进步贵族阶层自由传统的拒绝过于激烈，对1840年代“多余人”一代的否定是教条主义的判断。 不过，这些差异不应被夸大，因为在所有政治问题上，赫尔岑均站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年轻激进派一边，而非贵族自由派一边。当十二月党人运动之后的第一个革命组织于1861年成立时，其创始人中就包括赫尔岑、奥加廖夫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该组织的名称“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Земля и воля）原本就是赫尔岑的期刊《警钟》的座右铭。

然而不久，一些事件使得赫尔岑在俄国境内的巨大人气和广泛影响告一段落，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即1863年的波兰起义。赫尔岑始终认同一个“教条”，即波兰民族无疑享有独立的权利，“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性的俄波联盟”。列宁曾在1863年对这一原则坚信不移，他后来写道，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的荣耀”。尽管赫尔岑严重怀疑起义成功的可能性，但他仍立即把他全部的道德威望和政治威望押在这场起义上，把他的精力和新闻才能投放在波兰问题上。他的悲观预测很快便被证明是对的。在俄国，波兰起义激发起一波沙文主义浪潮，政府的巧妙宣传和民族主义媒体（如卡特科夫主导的《莫斯科新闻》）掀起一股疯狂的反波舆论，这一浪潮甚至影响到某些进步人士。《警钟》先前的热情读者们极易受到煽动性言论之影响，那些言论把波兰起义描述为一场贵族反动运动，旨在强化波兰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统治，阻碍波兰的土地改革。那些理解波兰的正当要求、赞同赫尔岑立场的客观观察家们被迫保持沉默，《警钟》遭到来自各方的猛烈攻击，因为它不仅背叛了民族利益，而且甚至背叛了社会主义和民主。它的发行量迅速下降，再也未能达到先前的高位。

起义被镇压，激情不再，在这之后，赫尔岑又感受到更多失望，与所谓“年轻侨民”小组之间的误解和争吵尤其令他痛苦。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互猜疑的理由。年轻、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指责赫尔岑有贵族的傲慢，其思想是冷漠的自由主义，不愿为革命做出个人牺牲。赫尔岑则指责平民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鲁莽，指责他们不择手段地捞钱，目的是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他因他们的缺乏礼貌、言行“粗鲁”而感到生气，他认为，这表明他们并未成功地摆脱他们在早年所处环境中养成的坏习惯。尽管双方均做出许多尝试，试图达成某种相互和解，但最终的分裂仍在所难免。

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是高度集权化的秘密革命组织“人民惩戒团”的创建者，他冒充国际联盟代表和全俄革命委员会成员，在这方面得到巴枯宁的帮助，后者给他颁发了一份特别委任状，上面有并不存在的“欧洲革命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大印。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主张残酷无情、不择手段的斗争方式。此书宣称，革命者鄙视、憎恨现存社会伦理，“对于革命者而言，一切有助于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道德的，一切阻碍革命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引自文图里：《革命的根源》（F.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伦敦，1960），第366页］。这一规则被运用于涅恰耶夫小组的一名成员伊万·伊万诺夫，他因怀疑涅恰耶夫的身份、拒绝涅恰耶夫的方式于1869年“被判处死刑”。伊万诺夫的遇害使警察发现了“人民惩戒团”的踪迹并逮捕其成员。1871年于圣彼得堡进行的审判在俄国和西方国家引起了极大愤慨。保守媒体（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则利用这一案件来抨击整个革命运动。

赫尔岑的痛苦和孤独在不断加剧，因为他对年轻侨民的态度并非总能被他最亲近的友人们所理解。巴枯宁的威望和影响力迅速提升，尽管他的观点受到第一国际俄国分部的猛烈抨击。在年轻侨民圈中，就连奥加廖夫也比赫尔岑更为自如（奥加廖夫的观点也的确与那些年轻侨民大致相同）。在赫尔岑去世前一年，这种差异通过涅恰耶夫案件再次凸显出来。 尽管巴枯宁和奥加廖夫两人均提出要求，赫尔岑仍拒绝把钱交给涅恰耶夫，这笔钱是一位名叫巴赫梅季耶夫的人捐给他用于革命事业的。涅恰耶夫事件的结果最终使巴枯宁相信，他的朋友赫尔岑的怀疑态度是合理的，但此时赫尔岑已不在人世。

赫尔岑在1860年代末对俄国革命者所持的批判立场和深刻的怀疑态度，以及他对西欧工人运动组织成就的深入了解，使他再次改变主张。他在《致老战友书》中分析了自己的转变动机，这些书信表面上是写给巴枯宁的，但其实是在与他自己1848—1849年间悲剧事件之后所持的观点展开争论，他当时对西欧失望至极。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2册，第577页。

俄国式社会主义的学说源于赫尔岑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即他所处时代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在他看来，旧世界行将崩溃，西欧就像古罗马一样将陷入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俄国人将在这场灾难中扮演新野蛮人的角色。在《致老战友书》中，这种灾难性场景已让位于一个温和得多的判断。事实上，赫尔岑不再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即将崩溃，他认为，新近出现的世界尚不完整，旧的秩序仍然具有强大的道德基础和物质基础，试图用暴力推翻它，只会导致毁灭、停滞和混乱。“在你们炸毁资产阶级社会之后，当烟雾消散，废墟被清除，将要出现的只不过是略加修整的、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580页。

这种对未来的新观点涉及赫尔岑历史哲学的重大转变，即从唯意志论转向重新强调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内在一致性。他如今认为，每一种历史形态都曾是其所处时代的“最高真理”：“私有财产、家庭、教会和国家都曾是服务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强大训练场，当它们不再必要时，便会被我们抛在身后。” 只有与历史演进的内在节奏相吻合的事业才可能获得成功。在与巴枯宁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赫尔岑甚至引用过黑格尔的悖论，即甚至连奴隶制也可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赫尔岑接受经济过程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但与巴枯宁不同，他认为社会变革必须缓慢进行，加速其进程的程度应近似于助产士帮助孩子出生的程度。不过，他的决定论不是纯机械的，似乎与他之前在《关于意志自由的信》中提出的观点相矛盾，这并非是在返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也不是对“经济主义”的退让，“经济主义”认为变化是自动发生的，并无人类意志或意识的参与。赫尔岑认为，经济变化仅仅借助于对民众的意志和意识施加影响来取得进展，因此，意志和意识便成为我们称之为历史进程的这根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巴枯宁的革命无政府主义不可接受，不是因为它夸大了人的意志和意识在历史上的作用，相反，是因为它忽视了人的意志和意识，试图把革命者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众。这种赫尔岑称之为“反进步主义”（retrograndism/ретроградство）的方式，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导致巴贝夫的“底层奴隶平等”或卡贝的“共产主义农奴制”。赫尔岑的新历史观不需再相信决定事件运动的“客观”规律（或曰永恒规律），而仅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最自由的个人之有意识的意志，其意义也远不如受历史制约的意识和民众的意志。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589—590页。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592—593页。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586页。

这一观点的实际含义是，赫尔岑开始倾向于渐进的改革而非革命。因为经济变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立场变化）是渐进的，“不可能在人们产生内在的自由愿望之前把他们从其外部环境中解放出来” ，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去影响民众的意识，去加速他们的意识，但也不能忽略必要的阶段，即“内心解放”过程。赫尔岑写道，应该用争论取代“残酷的暴力”，“对我们来说，使徒比先遣部队的军官更有用”。 他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我不相信先前的革命路径，我试图去理解人们过去和现在的步履，这就意味着要与他们同步，不能落后，也不能跑得太远，否则人们就不会跟随我，也难以跟上我。”

列宁：《列宁选集》，第18卷，第27页。中译见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卷，第263页。 恩格斯曾在其《论俄国的社会问题》（“On Social Relations in Russia”）（1894）一文的跋中使用这一说法。中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卷，第525页。

这一重新评价是赫尔岑对欧洲，尤其是对欧洲工人阶级恢复信心的体现之一。在《致老战友书》中，赫尔岑多次提及国际工人协会，认为这是旧世界内部成长起来的新制度之萌芽。正如列宁所描述的那样，赫尔岑此次“把他的视线转向国际” ，这与他对“旧有的革命路径”的拒绝并不矛盾。赫尔岑对第一国际的反应受到巴枯宁的影响，巴枯宁指责第一国际承认资产阶级国家，放弃革命，试图成为合法的、和平的反对派。当然，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巴枯宁找到的批评理由却成了赫尔岑的赞许理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致老战友书》体现了，至少是部分地体现了对俄国式社会主义的拒绝，尽管这些书信并未假设进步只能有一个方向，即强迫俄国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但它们却拒绝了如下判断：将俄国定性为“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 。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589页。

1905年革命后，这些书信在自由主义者圈子里被解释为赫尔岑转向自由主义立场的证据，尽管这一结论很难被认同。赫尔岑既未接受资产阶级的改革主张，也未放弃社会的彻底变革之理想，他试图做的就是调和这种激进的观念转变与历史的、文化的连续性这两者间的矛盾。如果说他如今不愿去“彻底点燃整个历史领域的土地” ，这也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这将会带来一场真正的、革命性的除恶运动，因为烧焦的土地还将长满杂草，人类革命理想的实现注定会失败，或至少会被大大地延迟。

无论如何，《致老战友书》并未改变赫尔岑在俄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为一名政治领袖，一方面，他代表着十二月党人与“多余人”（贵族革命者和贵族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也代表着十二月党人与1860年代激进民主派之间的联系。作为一名理论家，他伫立在1840年代的西方派、斯拉夫派与民粹派思想家之间。

第二节 尼古拉·奥加廖夫

前文对赫尔岑的宽泛定义也同样适用于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尼古拉·奥加廖夫（Nikolai Ogarev/Николай Огарев，1813—1877）。从学生时代直到后来的流亡岁月，奥加廖夫的生平与赫尔岑的生平均十分相似。在青年时期，他俩经历过一个浪漫的友谊阶段，这种友谊建立在相互同情和共同理想的基础之上（他俩曾在麻雀山上宣誓效忠他们的共同理想）。他俩是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两人共同创建一个学生研究小组，小组成员一起讨论圣西门以及“历史新轮回时期”其他代表人物的思想。1834年，奥加廖夫与赫尔岑一同被捕，并被流放至奔萨省。结束流放返城后，他与赫尔岑一样热切地接受德国哲学，并于1841—1846年间在德国学习。虽然这两位朋友此时不在一起，但奥加廖夫的思想演进却与赫尔岑惊人地一致，像后者一样，他开始感到自己倾向于“行动哲学”，试图“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仔细阅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事实上，在费尔巴哈1842年短暂访问俄国期间，正是奥加廖夫把他介绍给了赫尔岑及其他莫斯科友人）。后来，两位朋友有过短暂分离，当赫尔岑开始在境外创建其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时，奥加廖夫则定居在其庄园，解放他的农民，尝试许多创新举措，旨在通过合理的耕作方法提高乡村的生活水平。然而，待奥加廖夫获得护照（在尼古拉一世去世后），他便即刻离开俄国，加入赫尔岑的自由俄国印刷所。他成为《警钟》的联合主编，与赫尔岑一同经受了该报的所有成功和失败。

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奥加廖夫原则上与赫尔岑立场一致，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俩也持有不同看法，甚至意见相左。奥加廖夫尽管也写诗，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一些实践问题，如革命运动的组织和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面。即便到了1857年，他也像赫尔岑一样仍然相信可以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实现基本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他还撰文讨论在俄国组建秘密社团的可取性（《秘密社团手记》）。他对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土地改革的局限性深感失望，于是制订了通过军人和农民革命推翻政府的计划。奥加廖夫的这些计划基于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和反封建的农民暴动之教训的仔细研究，他得出结论：军队要率先行动，构成基本骨架，再由武装的农民组成大军。

《文学遗产》，第61卷（莫斯科，1958），第824页。

奥加廖夫比赫尔岑更注重吸引革命农民，赫尔岑对农民革命的可能性更多疑虑，他倾向于强调保护精英阶层文化成就的必要性。奥加廖夫还发现，他与普通民众中的同情者更易相处，于是在1862年主编一份新期刊，即《共同谓彻》，面向比《警钟》的读者层次稍低的平民读者（农民、工人、士兵和旧礼仪派信徒）。奥加廖夫写于1860年代的一封书信是其个性在这一方面的典型体现：“如果普加乔夫出现在我们身边，我愿做他的副官，因为波兰贵族在我心中激起的仇恨还抵不上俄国贵族在我心中激起的仇恨的百分之一，俄国贵族卑微无耻，死心塌地地效忠俄国政府。”

如果说赫尔岑关心建立俄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基础，那么奥加廖夫则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面更感兴趣。借助对具体经济因素的详细分析，他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人为现象，没有成功的希望。而农民村社的存在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字面上的思想”，像在受到经济个人主义腐蚀的西欧那样，而是一个具有真实根据的概念，它植根于农业经济和民风习俗，仅需把土地的村社所有制过渡至共同耕种，社会主义便可建立。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自发倾向是建立联邦制政府的保证，因此也可避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或严格管控，而这正是巴贝夫的革命共产主义的主要弱点。

奥加廖夫很清楚他所讨论的是农业社会主义，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始终如一的。例如，他宣称城镇在俄国并无必要，他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代表的“都市”社会主义，他也批评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明白，废除土地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前提。

奥加廖夫的哲学观自他年轻时带有宗教色彩的浪漫主义唯心主义，经由黑格尔主义，最后演变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也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区别在于，后一种体系并不试图定义存在的普遍“原则”，而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存在的普遍“原则”即物质。不过奥加廖夫认为，这一点在实践中并不重要，因为这两个体系均以“正面知识”（positive knowledge/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знание）为基础。在奥加廖夫的社会观中，机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相互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强调历史进程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也赞同启蒙运动的观点，即进步的原动力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和传播。黑格尔的影响则可追溯至奥加廖夫的这一信念，即进步的过程并非线性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奥加廖夫的另一个典型立场，即他在俄国著名生理学家伊万·谢切诺夫影响下生成的严格的“生理”决定论，依据后者的学说，奥加廖夫拒绝自由意志，将之视为一种唯心主义迷信，并试图用“因果宿命论”取代“先决宿命论”。

这一观点不同于赫尔岑在《关于意志自由的信》中提出的更为复杂的概念。然而，尽管奥加廖夫持这一决定论立场，他在其政治活动中仍倾向于唯意志论（远甚于赫尔岑），其表现之一，即他并未与政治冒险家涅恰耶夫保持一定距离。如今我们得知，奥加廖夫曾与涅恰耶夫密切合作，涅恰耶夫小组传播的声明大多出自奥加廖夫之手。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在赫尔岑以《致老战友书》挑起的那场争论中，奥加廖夫站在巴枯宁一边。

本章涉及作品

亚历山大·赫尔岑：《玛丽尼大道来信》（Letters from the Avenue Marigny/Письма из Avenue Marigny），书信集

——：《彼岸书》（From the Other Shore/С того берега），著作

——：《俄国》（La Russie），书信

——：《一位俄国人致马志尼书》（Lettre d’un Russe à Mazzini），书信

——：《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著作

——：《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Le Peuple russe et le socialisme），书信

——：《致〈波兰民主报〉编辑》（To the Editors of the Polish Democrat)，文章

——：《俄国和旧世界》（La Russie et le vieux monde），书信

——：《北极星》（North Star/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期刊

——：《警钟》（The Bell/Колокол），期刊

——：《终结与开端》（Ends and Beginnings/Концы и начала），系列文章

——：《关于意志自由的信》（Letter on Will's freedom/Письмо о свободе воли），书信

——：《致老战友书》（Letters to an Old Comrade/К старому товарищу），书信集

卡特科夫：《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报纸

尼古拉·奥加廖夫：《秘密社团手记》（Заметка о тайном обществе），文章

——：《共同谓彻》（Общее вече），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