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导论
在关于1870年代民粹主义的一章中，我们曾提及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马克思对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之残酷性的描述震撼了民粹派，也证实了他们的这一信念，即需要为资本主义进步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应竭尽所能地让俄国的发展绕过资本主义。与此同时，1870年代上半叶的民粹派却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经常引用）与“主观社会学”之间有任何矛盾，“主观社会学”即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可依据其“本土”原则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剩余价值论的创始人，民粹派对剩余价值论推崇备至，认为这一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机制。甚至连民粹派中的巴枯宁派，虽然曾追随巴枯宁指责马克思的政治机会主义，也倾向于接受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该派别最具代表性的成员之一雅科夫·斯捷凡诺维奇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而非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机构及其实际政策的拥护者，并不排斥民粹主义。”
见第十二章“民粹派的意识形态”第三节“彼得·特卡乔夫”一节结尾部分。 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莫斯科，1954），第9页。中译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2卷，第15、16页。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争论（1875年） 使人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假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高水平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均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的意志，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法律遵循“铁的必然性”，落后国家必须经历发达国家已经历过的同样阶段：“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4版，圣彼得堡，1909），第4卷，第167—173页。民粹派发现这一观点难以被接受。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其《卡尔·马克思遭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审判》一文中对此做出了最戏剧性的表述。米哈伊洛夫斯基写道，对于西欧社会主义者而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科学解释，并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此，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并不涉及道德困境，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分裂。然而，一位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则可能落入另一境地：对他而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描述将成为俄国在不久的将来之现实；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将迫使他接受资本主义进步的悲剧方面以及它给民众造成的所有痛苦后果。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他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亦即接受他自己的理想之破灭。他会面对两种选择，或参与“资本积累骑士们”促成的进步，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他深知“铁的必然性”预先决定了这场斗争的失败），他无疑会放弃选择，成为一个被动的旁观者，即社会进程的冷静观察者。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6—1895）》（Correspondence, 1846—1895）（伦敦，1936），第354页。中译见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卷，第146页。马克思本人在给《祖国纪事》编辑的一封信中反驳了这一观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前述文章就刊于该杂志。马克思在这封最终其实并未发出的信中指出，《资本论》中描述的资本积累过程仅涉及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期间的西欧，它并不能被机械地用于世界其他地区，一些或许十分相似、却发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进程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历史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独立阶段均须根据其自身特点进行研究，并与其他阶段进行比较，人们永远无法对具体的历史发展做出科学的解释，“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1884年，恩格斯将马克思此信交给“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小组未发表此信，但两年后此信刊于民粹派刊物《民意党导报》（Messenger of the “People's Will”）（第5期，日内瓦，1886），后被俄国一份法律期刊转载（《司法导报》，1888年第10期）。民粹派政论家（米哈伊洛夫斯基、沃罗佐夫和克里温科）将此信解释为一个证据，证明马克思本人并不认同其俄国追随者的观点，并立即在其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中利用了这一证据。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莫斯科，1951），第296页。中译见马克思：《〈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卷，第525页。此信直到1886年才公开发表。 此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已提出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在其中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避免的观点。马克思本人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怀疑只字不提，这种怀疑的重要性也被低估了。1890年代，当工业化在俄国取得明显进展，恩格斯将马克思的怀疑描述为战术考量，他认为，马克思始终不愿冷却俄国革命者的热情，俄国革命者的勇气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农民村社未来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见本书第199—200页。恩格斯的解释与马克思于1881年致维拉·查苏利奇信的三份草稿相矛盾，这三份草稿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相信俄国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并认为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不过，对马克思关于不发达国家之未来的看法进行详细分析，这已超出本书范围。此处只需说明，马克思仅泛泛地提出这一问题，他的看法虽然非常敏锐，但并不广为人知，而他那些最有名的著作却包含这样的公式，即资本主义是每个国家注定都会经历的一个自然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始在俄国革命者中广为传播，因为后者对之前使用的斗争方法越来越失望，也无法忽视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明显进展。与民粹主义的分道扬镳艰难而又痛苦，在立场出现彻底的两极分化之前，人们做出许多尝试，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旧梦想加以调和。
第一节 在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在这一语境下，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y Plekhanov/Георгий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的思想演进尤为有趣 ，他年轻时与正统民粹主义革命运动（“正统”的意思即仅倡导“在人民中间”的活动以及“通过人民”的活动）联系密切。在其1879年1月刊于《土地与自由》杂志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一文中，普列汉诺夫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为一种符合“土地与自由社”纲领的学说。
这篇文章的开头抨击了特卡乔夫的追随者及其“夺取政权”理论，从普列汉诺夫后来政治演进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便如此，普列汉诺夫仍是正统民粹派的代言人（他后来始终对所有形式的“布朗基主义”抱有深刻敌意），但是，他却在此时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反对其对手的政治冒险主义。他写道，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曾经人们以为，为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体制，仅需“精心密谋，夺取政权，并向居民颁布一些仁慈的法令”。这类观点是社会学中神学阶段的一种表现。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社会学意识已进入实证阶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洛贝尔图斯和杜林也被提及）。普列汉诺夫继续写道，《资本论》的作者揭示出，国家的社会制度由经济发展决定，社会由不能随意改变的法律所管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赞同那些自由派政论家的观点，他们利用这一思路佐证其看法，即在落后的俄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没有意义。在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规律也有所不同，“历史并非一个单调、机械的过程”，卡尔·马克思也不属于“那类人，他们很乐意把人类塞进‘普遍法则’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
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他其实重复了特卡乔夫的主要论点，即社会主义在俄国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尚未在俄国取得进展。普列汉诺夫宣称，马克思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走在其运动的自然规律之正确轨道上”，它“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普列汉诺夫又坚持认为，俄国尚未步入这条灾难性的轨道。西欧被迫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因为那里的乡间村社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早已瓦解，而在俄国，乡间村社却保存得相对完好。在欧洲，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是由资本主义导致的“劳动的社会化”，而在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是土地的公共所有。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农业机械的引入，劳动的社会化（亦即土地的公共耕种）将在农业中出现。俄国人民能够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自发的组织形式，他们可能遭遇的障碍只有国家的干涉和涣散人心的影响（普列汉诺夫与特卡乔夫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为后者如我们所知，不相信民众的“自发性”）。普列汉诺夫总结道，即便政府成功摧毁了乡间村社制度，民众的集体主义理想和传统也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生变化。因此，“土地与自由社”的纲领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无须修改。
对于普列汉诺夫而言不幸的是，他的论点所依据的是对马克思一句话的错误翻译（和错误阐释）。马克思原话之正确的、未经删节的版本如下：
马克思：《资本论》，第10页。中译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2卷，第16页。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客观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显而易见，“探索到发现自然规律的正确轨道”（to get upon the right track 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natural laws/ напасть н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к открытию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законов）与“走上自然规律的正确轨道”（to get upon the right track of the natural laws/вступить н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законов）是两回事，普列汉诺夫将其阐释为“步入这些自然规律的影响范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想说的是，即使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解，也无法改变社会发展的自然后果。因此，普列汉诺夫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并不适用于俄国，因为俄国尚未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一结论出于一种误读。
我们如果循着普列汉诺夫的思路抵达其逻辑结论，向他提问，如果俄国最终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那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只能得出一个悲观的答案。特卡乔夫可能会说，这一切均取决于两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较量，一种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种是纪律严明的革命先锋队。对于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位不赞成政治密谋、反对自然发展规律的人而言，这一问题愈显艰难。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倾向，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背弃民粹主义。由此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悖论，即普列汉诺夫放弃俄国的发展可以绕过资本主义这一经典的民粹派论点，可他的这一态度正源自他在民粹主义运动中所持的正统立场，即他对“布朗基主义”所持的反对立场。在“土地与自由社”的成员们分道扬镳之后，普列汉诺夫试图在“黑分社”组织中继续坚持他的“反布朗基主义”立场。甚至可以说，普列汉诺夫之所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因为他试图忠于旧的“土地与自由社”纲领，该纲领宣称“革命是由群众创造的，是由历史准备的”。
参见乌捷钦：《188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预备”倾向》，载《苏联问题》（“The ‘Preparatory’ Trend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1880s,” in Soviet Affairs）（伦敦），1962年第3期。另见波列沃依：《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诞生》（Y. A. Polevoy, Zarozhdenie marksizma v Rossii）（莫斯科，1959）。然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并非孤例。在1880年代的俄国，在圣彼得堡、基辅、下诺夫哥罗德、喀山以及伏尔加河流域的其他城市，存在着大量革命社团，其成员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往往在继续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民意党”的英雄崇拜传统融为一体。
见卡拉塔耶夫编：《民粹派经济文献》（莫斯科，1958），第631—636页。 见卡拉塔耶夫编：《民粹派经济文献》，第631页。此类过渡个性的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范例，是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ksandr Ulianov/Александр Ульянов，1866—1887），即便在关于民粹派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的简单描述中，乌里扬诺夫也必须被提及。乌里扬诺夫当然只是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民粹派，他自视为“民意党”传统的继承者，但在其《民意党恐怖主义集团纲领》 中，他却放弃了公认的“社会主义民粹派”之称谓，直接称其追随者为社会主义者。他的观点并无倒退，他在《纲领》中提及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城市工人阶级，而非农民，社会主义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阶级构成的必然结果”。他写道，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如果在人民的传统中，在知识分子和政府的性格中存在诸多特殊的有利条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表现为一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左右着每个国家朝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如果这一进程的发展是自发的，没有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有意识参与”。
转引自波列沃依：《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诞生》，第315页。如果我们记得乌里扬诺夫翻译过马克思早期一篇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章（译文发表在瑞士，附有拉夫罗夫有趣的序言），那么他试图将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奇特尝试便很容易理解。马克思该文的主要内容是对宗教的批判，可这对乌里扬诺夫而言却是次要的，他感兴趣的主要是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即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有可能被压缩，其路径即在意识形态层面跨越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年轻的马克思认为，德国的政治发展就超越了其历史发展，因为德国在思想上已经历了法国在现实中经历的一切。乌里扬诺夫相当正确地看到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在历史方面落后（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发达）的国家有可能跨越或压缩其“自然”发展的某些阶段。关于这一观点，复兴的“民意党”圣彼得堡小组成员鲍·柯尔佐夫有如下评论：“我们经常谈论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乌里扬诺夫总是认为，德国在思想上经历了其他国家在实践中经历的一切，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后来的观点并不矛盾，也适用于俄国……后来，我曾从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听说，他们也曾用这种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N. K.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伦敦，1930），第4—5页。乌里扬诺夫的死亡中止了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是刺杀亚历山大三世（所谓“1887年3月1日事件”）行动的主谋，他在行动失败后被绞死。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哥哥的命运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位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也对辛比尔斯克当地自由派的懦弱印象深刻，他们在乌里扬诺夫被捕后对其一家态度冷淡。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无疑在列宁对待自由派的态度上留有印记。” 有趣的是，列宁一开始便对自由派持有怀疑和厌恶，这显然有别于普列汉诺夫。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与“理性现实”
如前所述，普列汉诺夫在1870年代末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资本主义视为俄国经济中的一种“自然”趋势。因此，他怀着不无激动的心情研究了奥尔洛夫采集到的关于俄国乡村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统计数据。
然而，普列汉诺夫对资本主义在俄国进展的观察，并非他拒绝民粹派所谓绕过资本主义的观念之唯一原因。他与民粹派的决裂在同等程度上也源于民粹派的革命鼓动工作所得来的教训，即社会主义宣传更能吸引城市工人阶级，而非生活在乡间村社中的农民，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沙皇体制。“民意党”成员们最早得出这些结论，这自然意味着必须放弃民粹派漠视政治斗争的典型态度，但在最终目标上，“民意党”成员们却存在分歧。一些人（季霍米罗夫派）试图夺取权力，另一些人（由热里亚博夫领导）则试图引入一部保障民主自由的宪法。普列汉诺夫是最倾向“非政治”民粹主义的人士之一，他拒绝季霍米罗夫的纲领，视之为“布朗基主义”的纲领；他也批判热里亚博夫的纲领，因为它接近于放弃社会主义。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找到步出这一困境的办法，它正在进行合法的政治活动，同时也并未放弃其社会主义性质。
转引自瓦加里扬：《普列汉诺夫：社会政治观特点试析》（V. Vaganian, G. V. Plekhanov. Opyt kharakteristiki sotsial’nopoliticheskikh vozrenii）（莫斯科，1924），第94—95页。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版，莫斯科-彼得格勒，1920—1927），第2卷，第83页。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俄国革命者当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流行看法，普列汉诺夫转向社会民主制的意义便愈加明显。与普列汉诺夫共同创办“劳动解放社”的列·捷依奇曾给出关于社会民主制的如下定义：“在整个文明世界，‘社会民主制’这一概念是与某种和平的议会政党及其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其活动特点是几乎完全避免一切特定的、革命的斗争方式。”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捷依奇和维拉·查苏利奇不愿采用“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普列汉诺夫却喜欢这一称谓，因为这一称谓具有某种温和意味，他希望制定出一部自由派也能接受的政治纲领，这样的纲领“不会用尚且遥远的红色幽灵吓唬任何人”，它会吸引“所有人，除了民主制公然的敌人” 。最终达成一项妥协，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们创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取了一个中立的名称，即“劳动解放社”（1883），但与此同时，他们仍千方百计地强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情。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版，莫斯科-彼得格勒，1920—1927），第2卷，第27页。对于普列汉诺夫而言，社会民主制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挽救标准民粹主义中他所谓“实践”的方面。他在其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的序言中写道：“追求在人民中间工作，为人民工作，坚信工人的解放，这就是我依旧珍视的我们民粹主义的实践的倾向。”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卷，第166页。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3卷，第81页。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3卷，第81页。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以及《我们的分歧》一书中概述的纲领，简而言之，是对政治斗争的热情呼唤以及对“布朗基主义”的坚决反对。普列汉诺夫在一篇批评“民意党”成员的“布朗基主义”倾向的文章中写道，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与某些革命者团体的专政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执委会、管委会或其他任何名称的委员会可以代表历史上的工人阶级”。 他继续写道，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是完成由彼得大帝开创的俄国的西化进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夺取权力只会阻碍这一进程，这确为一场灾难，最终只能是一个巨大的倒退。只有当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意识达到特定的高水平，真正的社会主义方能建立。试图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政治当局，将不得不“诉诸宗法制的、威权的共产主义理想，唯一的改变或许就是，秘鲁的‘太阳之子’及其官吏将被社会主义的阶层所取代”。 普列汉诺夫补充道：“毫无疑问，这种监护下的人民不仅无法养成社会主义意识，而且要么会丧失进步的能力，要么虽然能保持这一能力，但代价就是革命政府希望废除的经济不平等将再度出现”。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3卷，第325页。 普列汉诺夫：《哲学作品选集》（莫斯科，1956—1958），第4卷，第140页。普列汉诺夫援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观点，即尽管可以缩短干燥雪茄的过程，但这样处理的雪茄会失去香味。这一论点的逻辑结论是，俄国人必须选择“漫长而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 在政治革命（即推翻沙皇制度）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须留出足够长的时间，方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完全建立，让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个守法的议会制国家中接受政治训练。这个间隔可能比在西方国家更短，因为在俄国（由于西方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很早便被组织起来，而资本主义尚处于起步阶段。俄国社会主义者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因此可以加速俄国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识之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阶段的持续时间也不应太短，缩短某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可能的，但每一次尝试若用力过猛，或试图用一个“人工的”过程去取代“自然的”过程，均会面临出现不良的“化学变化”之危险。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19卷，第283页。 《民意党导报》，1884年第2期。有趣的是，普列汉诺夫从未放弃上述观点。他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写道，他在战术方面的立场始终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论之中，他仍坚定地忠诚于“劳动解放社”提出的那些观念。 他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在生命的最后，他反对两个相反的倾向，他认为这两个倾向均会给俄国工人阶级运动带来极大危险：一种倾向是工人们的工会心态，这一心态的极端形式即右翼社会民主党（普列汉诺夫视之为先前的“非政治的”民粹主义的另一版本）的“经济主义”；另一倾向是“布朗基主义”，它夸大了历史中的“主观因素”，显示出试图“跨越”自然发展阶段的危险倾向。在晚年，普列汉诺夫指责布尔什维克是后一种倾向的继承者。在民粹主义者的革命派别中，普列汉诺夫的纲领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民意党”幸存者们的情绪在列夫·季霍米罗夫的文章《我们对革命有何期待？》 中得到总结性表达。季霍米罗夫是民意党的主要理论家，后来却成为沙皇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季霍米罗夫在文中认为，一位社会主义者竟然宣称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进步性，那么他必然是个怪人，尽管他深知千百万人遭受的痛苦，却愿意为了某种遥远的目标而接受这种痛苦。为了言行一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应把自己变成资本家，因为只有资本家才能真正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季霍米罗夫坚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其真正来源是俄国的一种积习，即迎合西方，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尽管那些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俄国大相径庭。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1卷，第392页；第4卷，第86、113—114页。普列汉诺夫本人当然也意识到了他可悲的两难处境，即他发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却主张在其国家发展资本主义。他之所以激烈抨击“主观主义”，强调对必然性的有意识接受，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称“必然性”是普列汉诺夫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或许并非夸张。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能分辨出基于不同理论假设的两条推理路线：他时而认为，欧洲路线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最可取的选择（他暗示另有其他一些不太可取的选择，如“秘鲁式的”独裁共产主义）；但在有些时候，他又断然拒绝任何选择的可能性，声称他的政治纲领基于对“客观发展规律”的理解，其预测的有效性可以得到“数学般精确”的论证，其目标一定能实现，如同太阳将在明日升起。在其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分歧》中，第一种思路得到更清晰表达，而第二种思路后来才占据优势（尤其在其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针对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普列汉诺夫提出他刻板的“客观主义”，嘲笑并拒绝一切以“应该是什么”为思考内容的尝试。他坚持认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并非因为社会主义更可取，而是因为它是“历史辉煌而又不可抗拒的前程”的下一个阶段，“社会民主制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历史发展的动因“与人的意志和意识无关”。
从“可取的”到“不可抗拒的”，这一重点的转变并不难解释。普列汉诺夫转向马克思主义，其根源是一种取决于其价值观体系的选择行为，在他的价值观体系中，“自然的”过程优于“人工的”过程。为了消除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反对立场，普列汉诺夫很自然地试图同时说服自己和那些人，称其选择是唯一科学的选择，严格地说，他只是在遵循历史本身划定的路径，任何“主观的”抗议均难以改变这条路径。由于他坚信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民众的苦难，他就不得不着重强调这一进程的必然性，而绝对的必然性（而且还可被接受为“合理的”必然性）毕竟是让人类接受痛苦的唯一理由。
因此显而易见，普列汉诺夫的“必然性”并不能完全用他那个时代盛行的科学决定论和实证主义进化论来解释。他呼吁的“必然性”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客观事实问题，因为让人仅仅适应于事实，这就是纯粹的机会主义。因此，这必须被视为宇宙结构中固有的本体论的必然性。我们可以说，普列汉诺夫需要一种神正论，他在黑格尔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理性发展思想中发现了它。
从这一角度看，普列汉诺夫关于别林斯基的几篇文章尤其醒目，它们有助于凸显普列汉诺夫在俄国思想史中的地位。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即《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写于1897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回应，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与司徒卢威的争论中比较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主义”与别林斯基“与现实和解”时期的观点。米哈伊洛夫斯基断言，无论在前者还是后者的观点中，“个人”与历史现实之冲突的结果最终均有利于后者，在这两种情形下，个体均要服从于所谓合理的、有益的必然性。但是，别林斯基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反对“合理的现实”，并拒绝继续接受所谓不可避免的人类痛苦。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4卷，第271、542页。普列汉诺夫并不否认别林斯基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相反，他本人时常强调这些相似点。但与米哈伊洛夫斯基不同，他看重的并非别林斯基对现实的反抗，而是别林斯基先前与现实的和解。在普列汉诺夫的阐释中，“与现实和解”时期是别林斯基整个思想发展中成果最丰硕的时期。 他称别林斯基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别林斯基并未凸显某个“抽象的理想”，他意识到有必要证明，革命的否定就是历史进程正常发展的组成部分。
普列汉诺夫把别林斯基的思想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和解”之前、“和解”阶段以及“和解”之后。在第一阶段，别林斯基“为理想牺牲现实”；在第二阶段，他“为现实牺牲理想”；在第三阶段，他则努力调和理想与现实，借助生成概念将抽象的理想变成具体的理想，其途径是对社会的动态方面的强调。在普列汉诺夫的阐释中，这种划分方式也反映了欧洲思想演进的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即“抽象的理想”阶段，体现为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它运用个人理性的主观尺度来评价社会现实。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就是这种抽象的、非历史的理性主义之遗迹。然而，当启蒙理性与现实相对抗时，它却被击败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社会进程由一些独立于人类意志、阻碍人类计划的客观规律所支配。意识进化新阶段的代表即反启蒙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它提出一个与个人理性相对的普遍的历史理性概念，这个概念可被视为一个隐喻，喻示一种客观模式，喻示历史进程的内在必然性和“内在逻辑”。这也是“与现实和解”的一个具体版本，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真实的事物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历史由必然的、理性的规律所把控。在黑格尔的保守哲学中，“和解”似乎是对普鲁士国家的辩护，但这一结论与黑格尔本人的辩证法相矛盾，黑格尔的辩证法表明，现实的每个方面均受规律支配，所有已经过时的存在形式均会被否定，并转化为其对立面。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了一个超越黑格尔体系的工具，并向人类思维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即如何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创建一个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既能顺应那些客观规律，也能包含对经验现实的革命性否定，同时避免乌托邦主义。这个问题被马克思解决了，他发现了支配经济发展的规律，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体系转变为科学，从而为克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奠定了基础。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1卷，第458页。 普列汉诺夫此处指别林斯基致鲍特金的信（1840年12月10日）中的这段话：“当然，我在评论格林卡关于波罗金诺战役一书的文章中试图发展的那些思想，其基础是正确的，但是还应发展否定的思想，作为一种历史规律……没有这种规律，人类的历史将变成一片僵死的、腐烂的沼泽。”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576页。在这一方案中，别林斯基的“与现实和解”对于普列汉诺夫而言的重要性便不难理解了。在不同主题、不同时期的多种著作中，普列汉诺夫多次援引此例，作为无所畏惧的思想诚实之榜样，作为对“抽象的理想”之无能和“主观主义”之荒谬的深刻理解之范例。在其“和解”阶段，别林斯基是一位“社会学天才”，他本能地意识到，黑格尔关于一切存在皆合理的学说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唯一可能的基础。别林斯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对现实的一般态度，而仅在于他对现实过于静态的理解，他将现实的动态理性（即其固有的进步倾向）等同于现存的“经验”现实。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别林斯基修正了先前的错误，奋起反对黑格尔的权威。普列汉诺夫则指出，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观点有误，恰恰相反，别林斯基对黑格尔的反叛是一种“理论原罪”，降低了严谨的思想标准，其原因只可能是被压抑的激情之爆发。 别林斯基在返回其先前的乌托邦主义时淡忘了自己的这一论点，即“和解哲学”基于一个良好的假设，假设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均有其有效性，仅需把这一理念与“否定的概念”的发展融为一体。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0卷，第xxviii页。普列汉诺夫煞费苦心地强调，别林斯基在其“和解”阶段并未接受保守观点，他对“抽象的理想”的拒绝源于他对必然性的承认，应被视为一种自我否定行为，而非随波逐流。普列汉诺夫这篇文章的聪明读者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别林斯基拒绝“抽象的英雄主义”，普列汉诺夫本人拒绝民粹派所持的直接过渡至社会主义的“抽象的”理想，这两者十分相似。普列汉诺夫及其战友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也可被称为以历史必然性名义“与现实和解”（现实即俄国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一种特殊变体，这一变体自然已剔除了别林斯基的错误，代表对作为生成过程的动态现实的接受，外加“否定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未完成的《俄国社会思想史》中，普列汉诺夫曾试图将别林斯基的“与现实和解”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
见本书第146页。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4卷，第521页。对普列汉诺夫而言，“合理的现实”即现实作为依据历史进步的理性规律而展开的动态过程，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关系之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他也援引了别林斯基的话，即“只有当我们的贵族阶级转变成资产阶级时，俄国内部的公民发展进程方能开始” ，他称这是对“俄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未来命运”之敏锐预测。
1918年，普列汉诺夫仍主张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之一恩格斯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一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对奴隶制的辩护，也就是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辩护，这难道不是对理想的可耻背叛吗？请安静！这里没有任何背叛。这只是对一种乌托邦理想的拒绝，这种乌托邦诞生于抽象的迷雾之中，与特定的历史和地点条件没有任何关联。恩格斯拒绝这样的理想毫无过错，而是一大功绩。一个抽象的理想长期以来一直阻碍着人类思维的发展。我们的别林斯基曾受到这一理想的有害影响，也情有可原。”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God na rodine）（巴黎，1921），第2卷，第260页。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先驱（或更准确地说，是普列汉诺夫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之先驱），而“主观的”社会学家们则视别林斯基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之先驱，但普列汉诺夫并不认为这两者间有任何矛盾。普列汉诺夫承认，别林斯基并未完全克服其“乌托邦主义”，他在“否定”俄国现实时经常放弃辩证观，转而支持启蒙理性主义（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тво）的主观主义态度。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别林斯基强大的一面为基础，而“主观社会学”则回到别林斯基软弱的一面，即他在针对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反叛中所表现出的“理论原罪”。后来，普列汉诺夫试图证明布尔什维克的“主观主义”策略也源于这种“原罪”。引人注目的是，在普列汉诺夫生命的最后，亦即在他认为是有意违反历史规律的十月革命之后，他继续关注别林斯基的反乌托邦主义斗争，感觉有必要向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出警告，让他们避免“抽象的理想”之危险。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希望被葬在圣彼得堡别林斯基的坟墓旁边。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2卷，第360页。普列汉诺夫对别林斯基思想发展过程的解释却显示出了他本人的一种悲剧。如果我们停下来考察一下他所谓“历史必然性”概念的确切含义，这一点便会变得愈发清晰。对普列汉诺夫而言，最重要的思想家就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他甚至认为斯宾诺莎（从唯物主义角度来阐释）比黑格尔更值得尊重，他还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发展唯物主义的时期也从未放弃斯宾诺莎的立场。” 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体系中，普列汉诺夫所钦佩的是他们两人的一元论和严格的决定论，决定论被视为宇宙理性结构中固有的本体论必然性。因此，普列汉诺夫的必然性在本质上即斯宾诺莎的理性的必然性，但斯宾诺莎的这种必然性被黑格尔赋予动态性质和历史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广泛接受的决定论原则（因果关系）被普列汉诺夫引入社会科学，并提升到“理性的”必然性层次，它因此获得更大意义，胜过普通的经验必然性，或曰可通过经验推导出的规律模式。普列汉诺夫能以戏剧般的洞察力描绘出别林斯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冲突，因为他钟爱的主人公同样将必然性视为一个本体论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说别林斯基的“与现实和解”仅仅是对经验现实的屈服，而非对历史理性的屈服，那么这便只是一个绝望之举或从众行为，仅具有心理学层面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2卷，第308页。当然，“必然性”的概念无法离开“自由”的概念。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骄傲地宣称，马克思的俄国追随者们已克服理想和现实的二元论，达到了更高层次的一元论，并将自己视为历史必然性的有意识的工具。他们的自由植根于必然性：“更确切地说，这就是一种等同于必然性的自由，这就是一种已转化为自由的必然性。”
见葛兰西：《现代君主论及其他》（A. Gramsci,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伦敦，1957），第155—161页。考察一下普列汉诺夫所谓“必然的”或“有规律的”社会进程之所指，同样很有意义。首先，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品质与自发的、“有机的”发展过程相关，只有一个“有其内在原因、从内部开始而不是从某个外在的‘无关’开始的”进程，才符合他的历史必然性概念。如果我们补充说，他谴责始自“无关”的每一种尝试，即革命者组织（或政府）试图抵制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举动，或曰对历史的主观主义强暴，那么显而易见，他所谓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往往是指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独特发展模式。这当然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形式，它被葛兰西恰当地定义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与被阉割的、被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混合。 此外，尽管普列汉诺夫声称他是客观的，但其“有规律的”“必然的”等概念也难免包含关于理想发展过程的标准看法。“观念过程”由“事件过程”所决定，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有责任不去尝试从外部干涉事件，有责任不去改变事件进程，以使其适应自己的理想。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规定性的论点，是在为了做出价值判断而有意偏离事实。
有关普列汉诺夫观点这一方面的出色分析参见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第295—307页。这里的另一因素即普列汉诺夫的“欧洲中心主义”，这是其西方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他最坚决地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并自豪地接受了民粹派针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西方主义”之指责。他敌视“亚洲专制” （他认为其支柱即农民村社），加之他又认为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即普遍历史理性之不可抗拒的规律，这就意味着他的“历史必然性”概念是极端抽象的、孤立的，脱离了“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一如别林斯基关于其“抽象的理想”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是普列汉诺夫悲剧的一部分），普列汉诺夫承认历史必然性，他认为这将使他摆脱“乌托邦主义”，可这最终实际上变成了他本人的乌托邦主义。在俄国革命最初的成功之后，普列汉诺夫指责布尔什维克忽视了“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条件”，因为他有自己的抽象理想，这一理想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建立提供了一条最合理的途径。这是一位俄国西方派的理想，他希望他的国家走一条“正常的”欧洲发展道路，遵循合理的“不同阶段”序列，始终与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内在趋势完全协调。在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为坚实基础的西方化进程全部完成之后，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想便能最终实现，其结果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想被证明与俄国民粹派的理想同等“抽象”。
第三节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批评与美学
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著作应被视为他整个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确，这些作品中有许多均写于20世纪早期，但它们所表达的观点大多是在之前很久形成的。《没有地址的信》《自社会学角度看18世纪法国戏剧文学与法国绘画》《艺术与社会生活》等美学著作中的主题，是试图以艺术为例来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阐释工具的价值。普列汉诺夫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与其说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不如说是试图从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或实证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艺术。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两种观点的共同点，是试图通过引入超历史的“人性”概念或这一概念的各种变体（如泰纳的“种族论”）来解释艺术。普列汉诺夫承认，存在某些“人类心理学的普遍规律”，存在某些天生的倾向，如模仿的本能或对立的本能（如达尔文的“对偶原则”），但他认为，这些规律和倾向的表现方式，乃至它们是否出现，即是否会从潜在转变为现实，均由不同的历史环境所决定。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14卷，第10页。普列汉诺夫直接从进化论导出这一论点，在他看来，达尔文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可简化为这一命题，即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自然环境（尽管必须考虑到自然环境），而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条件。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原始部落生活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文献中发现了许多支持这一命题的论据。他指出，比如在装饰图案中，当部落的人不再是猎人而成为耕者时，动物题材便会让位于植物题材，音乐的节奏取决于工作的节奏，因此便也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他还着重指出这一事实，即有用的活动，亦即工作，其实比游戏更古老，且人对物体的使用价值的认知要先于任何美学判断。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论（以及其哲学）的一个特殊悖论，即尽管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优于自然唯物主义，但他关于美的社会学阐释却依然运用了诸多自然主义的范畴，他宣称他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将运用达尔文用于生物学王国的那些原理，这并非偶然。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把艺术史解释为外在条件对人的心理自然的作用史，认为人并非其自然和历史的创造者，而仅为一种产物，是服从“自然的必然性”之严格决定论的客观过程的被动材料。
除实证自然主义的明确痕迹外，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还带有黑格尔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取道别林斯基的二手传导。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绝对精神的一种独立形式；普列汉诺夫则视艺术为一种独立的、不可还原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他写道，美的领域不是理智，而是本能，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像别林斯基所正确强调的那样，是借助形象进行思维的。暗示艺术有其独具的特殊规律，其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并非社会规律的直接反映，这一论点与实证主义者的还原论背道而驰。这一论点还暗示，作家应避免创作过程的过度理性化，避免用政治新闻语言代替适合于艺术的语言。这是普列汉诺夫严格奉行的一个标准，与他对某部艺术作品思想内涵的个人态度无关，比如，他曾批评民粹派作家尼古拉·纳乌莫夫将文学当作民粹主义宣传的载体，后来他又批评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其小说《母亲》中让艺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作为他所强调的“客观性”的一部分，普列汉诺夫还认为，批评家们在表达政治偏好时应保持分寸。由于所有的社会理想与美学理想均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社会合理性，美学中的规范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美学试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停止向艺术家们宣扬艺术应该是什么，理想的艺术应该宣传什么，而应该尝试解释艺术究竟是什么，它为何会在特定的时代采取特定的形式。在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中，严谨的科学准则自然较少强制性，约定俗成的观点更为得体。不过，普列汉诺夫认为，即便是一位批评家，他也不应用其抽象理想的主观尺度来判断一件艺术作品，尤其是，一位批评家不应要求艺术家用其艺术去支持某种特定的政治路线，因为这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性及其美学影响和思想影响。艺术的功能是反映社会的意识，如果它想做好这一点，它就不必关注批评家们关于艺术应该何为的种种观点。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14卷，第183—189页。普列汉诺夫在其“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的两种行为”理论中概述了他关于批评家之作用的观点。“第一种行为”是追踪和调查“所讨论的艺术作品的社会学等价物”，将所分析作品的思想从艺术形象语言转换为社会学语言。“第二种行为”是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即确定其形式如何恰当地表达了内容。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3卷，第156—157页。虽然这一理论并未建议批评家从他们自己的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角度出发去判断艺术品，但更仔细的考察表明，普列汉诺夫的“客观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并未一以贯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普列汉诺夫背离了他对规范美学的理论反驳，其最明显的例证即他接受了他所谓“别林斯基美学准则”。应该指出，这一准则与其说是普列汉诺夫自别林斯基处接受来的，不如说是普列汉诺夫把它算在了别林斯基头上，这一准则对艺术作品提出五项要求：一、必须借助形象、而非三段论来真实地再现生活；二、不加修饰或不加歪曲地描绘事实；三、表达一个能够涵盖整个被表现对象的具体思想；四、有适合其内容的形式；五、表现出形式的统一，即形式各部分的和谐一致。 显而易见，这五项要求实际上是对19世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重复，并把它们拔高到了普遍规范的地位，这不仅与普列汉诺夫所宣称的反对评判美学的立场并不相容，而且也有反历史主义之嫌。
如果更仔细地考察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位批评家的贡献，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似乎更愿意在评判过去的艺术成就时接受历史相对性，而在面对当代思潮时则无法坚持这一原则，其最典型体现即他对现代主义运动，尤其是象征主义的激进谴责，他是以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评判象征主义的。
这种不一致源自普列汉诺夫立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一切存在均具有历史合理性，均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又假定，对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解能够确定哪些流派是进步的，因此，任何与这一判断相矛盾的存在均应受到谴责。就其对当代思想运动和艺术运动（他不赞成的运动或他没有预见到的运动）所持态度而言，普列汉诺夫表现得不像一个试图探究这些运动之社会根源的客观学者，而更像一个试图自“应该何为”的科学洞察高地做出终审判决的法官。当然，这是同样的教条自信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自信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发出谴责，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违反了得到科学确立的历史发展规律。
普列汉诺夫坚持19世纪现实主义的绝对价值，无法预见或接受现代主义艺术的其他流派，这一切均表明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有着同样的局限，即能够解释过去有过的一切之必然性，却无法成为预测未来的指南针。不过，以这一判断作为结束，对普列汉诺夫似有失公允。如今，他的美学当然业已过时，但重要的是要记住，他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的先驱。非常有趣的是，他试图创建关于社会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使其成为一个领域，以解释那些与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直接关联的艺术作品之特征。在他的著作《自社会学角度看18世纪法国戏剧文学与法国绘画》中，这些思想得到最详尽的发挥，这部作品依然能为当代读者提供许多富有启发的洞见。
第四节 合法民粹主义
1880年代初，以政治手段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已为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所有派别所接受。这并不意味着民粹派的“社会”目的高于“政治”目的的旧有原则已被完全抛弃。革命的民粹主义以政治为导向，而在民粹派运动中存在已久的社会改革派却并未如此，对于该派而言，1880—1890年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活动时期，俄国学者习惯称这一派别为“自由的民粹主义”（liberal Populism/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尽管这一标签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看均不十分贴切，称它为“合法的”民粹主义或非革命的民粹主义（“legal” or nonrevolutionary Populism/«легальное» или н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或许更为合适。就字面意义而言，这一派别的代表比革命者更加“非政治”，他们不提倡自由的议会制度，对经济自由主义均抱有敌意。事实上，称他们为“自由派”，仅是就这一概念非常广泛的、地道俄国式的意义而言的，即他们反对革命并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早在1870年代初，这一派别的典型代表格里高利·叶利谢耶夫即已宣称，俄国没有议会制的政府，俄国人对此应心怀感激，由于没有这样的政府，国家方能继续引入对民众有利的各项改革，保护民众免受富农、“村社掠夺者”和贪婪的财阀统治集团伤害。
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经济学著作选》（V. Bervi-Flerovsky, Izbrannye ekonomicheskie proizvedeniia）（莫斯科，1958），第1卷，第612—613页。起初，合法民粹主义与革命民粹主义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比如，米哈伊洛夫斯基大体上是一位合法民粹主义者，尽管他同情革命者并与革命者合作。他在其理论著作中制定了革命民粹派和非革命民粹派均能接受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普遍理想。民粹派经济学家、《俄国工人阶级现状》一书的作者瓦西里·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Vasily Bervi-Flerovsky/Василий Берви-Флеровский，1829—1918）与革命派关系密切，但他却呼吁当局释放善意，他也不相信俄国“政治革命”的必然性。他甚至向地主们发出呼吁，建议他们如何在不放弃社会地位的情况下与民众友好相处，并为民众的利益而劳作。 这些呼吁源于他的这一信念，即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符合整个俄罗斯国家的利益，且确为避免国家灾难的唯一途径。
关于沃隆佐夫经济学观点以及“合法民粹主义者”（legal Populists）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legal Marxists）的有趣讨论见孟德尔：《沙皇俄国的进步困境：合法马克思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A.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Legal Marxism and Legal Populism）（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1）。1880年代，在革命者们显然放弃了他们对政治方式的冷漠之后，合法民粹主义成为一场具有其独特意识形态的独立运动。这一运动的成员构成十分庞杂，将他们联结为一体的公分母是这样一个假设，即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必须由国家发起和指导，国家应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这一派别主要的、最具特色的代表是瓦西里·沃隆佐夫（Vasily Vorontsov/Василий Воронцов，1847—1918），他在发表著作时常以其姓名的缩写形式В.В.署名 。他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一书是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具体特征的第一个雄心勃勃的尝试，与此同时，这也是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发展的理论假设之原创表述。
1870年代的民粹派思想家们深感悲观，他们认为时代于他们不利，所谓“客观的”事件进程，即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质，正推动他们的国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行。比如，米哈伊洛夫斯基所质疑的并非这一“客观的”进程之存在自身，而仅为其必然性，他以其“主观的”道德假设的名义反对这种必然性，但他也承认，这些道德假设成功实现的机会正逐年减少。沃隆佐夫的书则提出一种较为乐观的观点，即俄国的环境并不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不过，这种乐观主义只是局部的，因为沃隆佐夫认为，资本主义虽然不可能成为俄国的主导生产方式，但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资本主义在将来会成为一种剥削民众的方式。
沃隆佐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存在条件的分析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资本主义路线的工业化终将失败：
我国大规模工业的历史特征是，它是在其他国家已达到很高发展水平时才被迫发展起来的。这导致两种后果：其一，我们的工业可以利用西方创造的所有方式，不必以蜗牛般的速度从一个阶段爬向另一个阶段，换言之，它有可能发展得非常迅速；其二，它必须与那些有经验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竞争，而与这些对手的竞争可能会完全扑灭我们刚刚重新燃起的微弱的资本主义火花。
沃隆佐夫在结论部分补充说明了这一观点，即俄国的落后可被视为一种历史优势：
沃隆佐夫：《俄国资本主义之命运》（V. Vorontsov, Sud’by kapitalizma v Rossii）（圣彼得堡，1882），第13—14页。这部著作的重要片段刊于卡拉塔耶夫编：《民粹派经济文献》。在历史发展道路上落后的国家较之于走在它前面的国家有一个巨大优势，即它能以那些前行国家的经验为基础，为自己接下来要迈出的一步制订更为可行的计划，然后再有意识地追求或获取其他国家仅靠本能获得的一切。
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文选》（列宁格勒，1950—1951），第2卷［《反对土地公共所有制的哲学偏见之批判》（“Philosophical Prejudices against the Communal Ownership of the Land”）］。落后可能成为一种优势的观点之前已由赫尔岑提出（在恰达耶夫的启发之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同样的表述，即他的这句名言：“历史就像一位祖母，特别宠爱最小的孙子。” 在革命民粹派的宣言、也是该派最早的文献之一《致青年一代》中，作者（舍尔古诺夫和米哈伊洛夫）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是后来者，这正是我们的救赎。”因此，沃隆佐夫也继承了某种传统，但他有别于其几位先驱的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部分相同），他将重点置于这一问题的纯经济方面，认为“后发优势”的思想不仅可被用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也能用来加速工业化进程。
在沃隆佐夫看来，与更发达国家竞争时的劣势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障碍。他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没有国外市场，其国内市场也在不断萎缩，原因是资本主义征地导致的居民购买力下降。在现有的现代技术的基础上，俄国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即便能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生产率得到集中发展，但它仍难以获得广泛发展，亦即为数量不断增长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它可以创造出一座座现代化生产的岛屿，以满足上层阶级的需求，但它却难以成为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它可以剥削大众，给许多独立的小生产者带来灭顶之灾，但它却无法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并培训他们掌握优越的“社会化”生产方法。在西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劳动社会化”方式是具有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意义的；而在俄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它只能是一种剥削方式，“一种失败的努力”，是“历史的私生子”。俄国政府将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混为一谈，尽一切努力通过人工投入和慷慨补贴的方式，即“小心呵护”的方式来支持本土的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更像是一场“资本主义游戏”，即对真实事物的一种戏仿。俄国资本家们也觉得有必要为他们的不成功寻找解释，他们发现乡间村社是一个合适的替罪羊。
俄国农业也被沃隆佐夫用来当作俄国资本主义失败的证据，他甚至声称，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均在退出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要理解这一奇怪说法，就必须意识到，沃隆佐夫所谓农业资本主义是指对小所有者的征用，而非面向资本主义市场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即便是小规模的商品生产。）沃隆佐夫将农业产量的下降和农民村社的持续解体归因于政府荒谬的财政政策，甚至包括鞭打农民以迫使他们出售牲畜和玉米种子，亦即摧毁他们的生产力。尽管如此，农民仍奋起捍卫其独立，甚至取得了成功，尽管他们付出的代价便是最大限度地限制自己的消费。此外，大庄园的所有者受高租金之诱惑更愿意出租土地，而不是雇佣劳力来耕种土地，他们以这种方式在把农业托付给农民这一问题上发挥了作用。
沃隆佐夫：《俄国资本主义之命运》，第124页。沃隆佐夫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是由国家发起和管理的工业化。他建议政府将大型工业国有化，将小型企业逐步转变为可间接控制的工人劳动组合体，并鼓励工匠和家庭工人组成合作社，此类合作社将在购买原材料和销售其产品方面得到国家援助。类似的帮助也应推广至农民村社。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沃隆佐夫试图永久保存乡村手艺，则是错误的，他追求的仅是确保顺利地、无痛苦地过渡至“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他仅在某些方面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信徒，他并不支持不分工的、非社会化的劳动之理想，他甚至经常援引马克思的话，他在马克思处学到将社会化的生产视为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工业化前的“民间”生产；二、作为工业化进程之一部分的劳动的社会化；三、社会化的“民间”生产（由于书刊审查制度的存在，沃隆佐夫被迫避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在国家支持下的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似乎是抵达经济发展这一最终、最高阶段的最有效途径。因此，沃隆佐夫认为他有理由得出这一结论，即俄国仍可以教给西方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希望俄国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它将在重组工作方面成为一个榜样，俄国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实现平等和友爱，尽管它并不注定要为自由而战。”
沃隆佐夫：《俄国资本主义之命运》，第15页。希冀沙皇俄国在不首先解决政治自由问题的前提下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想法源自沃隆佐夫的一个信念，即国家需要工业化，但不应通过资本主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他写道：“遵循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永远无法建成先进的大规模工业。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得越晚，它就越难以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这一发展。” 国家是唯一不为利润，只为公共利益而投资的机构，只有政府指导下的有计划的工业化才能确保俄国的经济独立，并防止俄国遭受其他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只有国家支持的经济发展才能使俄国与其西方对手展开竞争，将不列颠从亚洲市场赶出去，在谷物出口方面取代美国的地位。
转引自《俄国经济思想史》（Istoriia russkoi ekonomicheskoi mysli）（莫斯科，1960），帕什科夫、扎戈洛夫编，第2卷，第2册，第329页。马克思《资本论》的俄译者尼古拉·丹尼尔逊［Nikolai Danielson/Николай Даниельсон，笔名尼古拉-翁（Nikolai-on/Николай-он），1844—1918］也得出类似结论，他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年通信（始自1868年）中为他俩提供了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手信息。丹尼尔逊是一位民粹派，他有理由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主要著作《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述》系在马克思本人建议下写成。丹尼尔逊千方百计地强调他和那些经济政论家们的区别，后者“仅从狭隘的农民角度出发捍卫人民的事业” 。他特意避免援引沃隆佐夫（尽管他事实上自沃隆佐夫处借鉴甚多），他也不失时机地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甚至引用与他俩的私人通信。然而毫无疑问，丹尼尔逊属于合法民粹派，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与沃隆佐夫观点一致，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着重点不同。比如，丹尼尔逊就不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实现，但与沃隆佐夫一样，他也强调俄国缺乏国外市场的问题，并关注农业的灾难性局面，他将这一问题与其他问题一起作为理由，试图向政府说明，资本主义发展有悖于俄国真正的国家利益。与沃隆佐夫一样，他也是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他为家庭手工业和乡间村社辩护，因为他相信，家庭手工业和乡间村社为未来的社会化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之，他与沃隆佐夫抱有同样的信念，即得到国家支持的工业化将使提高生产率与增加大规模消费这两者的结合成为可能。
尼古拉-翁（丹尼尔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述》［Nikolai-on (Danielson), Ocherki nashego poreformennogo obshchestvennogo khoziaistva］（圣彼得堡，1893），第390—391页。此书相关片段见卡拉塔耶夫编：《民粹派经济文献》。我们面临的问题可总结如下：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工业达到西方工业的水平，才能防止俄国成为更发达国家的附庸，与此同时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呢？然而，我们却将重工业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方式，于是把上述问题带入这样一个困境：我们应该为谁牺牲我们的轻工业呢？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还是为了英国的工业？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事情也的确到了这个地步，那么，我们的轻工业就注定会失败，我们开始发展我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了。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6—1895）》，第499—500页。中译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9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卷，第466页。丹尼尔逊的读者有所不知，他试图以虚妄的两难选择形式表达出的疑虑其实源自恩格斯。1892年9月22日，恩格斯致信丹尼尔逊：“我看，实际上对你们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俄国人必须做出抉择，他们的家庭工业是由本国的大工业还是由英国商品的输入来消灭。如采用保护关税政策，这就要由俄国人来完成；如不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要由英国人来完成。” 在谈到这一虚妄的两难选择时，丹尼尔逊其实在与恩格斯进行一场隐蔽的争论。这并非此类分歧之孤例，尽管丹尼尔逊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愿放弃他关于其祖国经济发展所长期持有的观点。他千方百计说服恩格斯，要后者相信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当他无法说服恩格斯时，他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需要，他便会求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但在他不同意他俩的观点时，他便不再提及他俩的名字，以免有损他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声。
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丹尼尔逊努力凸显他对“经济浪漫主义”的反对，因此，他拒绝了由沃隆佐夫、克里温科及其他民粹派作家提出的计划，即要求政府对乡村工匠和家庭手工业者提供有组织的帮助。他坚持认为，劳动必须实现“社会化”，“宗法制生产”必须转变为恰当的大规模工业，而这只有通过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性转变方能实现。事实上，丹尼尔逊本人并未完全摆脱这一倾向，即对前资本主义的“宗法制生产”之遗迹的浪漫化。从根本上说，他与沃隆佐夫均持一个共同的总体目标，即一个工业化纲领，这一纲领要防止“征用小生产者”，防止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两人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沃隆佐夫主张为工匠们提供低息信贷，降低税赋，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把这些措施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式，丹尼尔逊则对这些措施心存疑虑，他因此强调国家体制的全球化转型。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334页。最后，不应忘记，这两位民粹派思想家均坚信，他们的经济纲领能在不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实施。合法民粹主义的这一特点激起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慨，普列汉诺夫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让我们假设村社真的是能拯救我们的定海神针。那么由谁来实施尼古拉-翁提出的那些改革呢？沙皇政府吗？一场瘟疫都胜过诸如此类的改革者们所进行的改革！由俄国宪兵引进的社会主义，这是一头怪兽！”
以此言结束这段论述未必公允。从当代视角来看，我们不仅能在沃隆佐夫和丹尼尔逊的理论中看到旨在保护农民的合理尝试，而当时太多的社会主义者均轻易断言农民在劫难逃，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俩为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所做的最初尝试，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今依然面临这些问题。沃隆佐夫和丹尼尔逊或许低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或许对调和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与大规模消费的稳步增长这两者矛盾的可能性过于乐观，很有可能，他们对一些事实做出了错误解释，也经常对统计数据进行有倾向性的阐释，从而给出了俄国经济趋势的错误图景。另一方面，他们率先意识到经济落后造成了自身的一些具体问题，欠发达国家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以西欧发达国家的发展为榜样。沃隆佐夫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工业永远无法赢得国外市场，他的这一看法或许有错，但正如他所言，这一问题本身，即国际条件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所产生的影响，当然并非伪问题。他希望沙皇政府能按照人民的利益实现俄国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这无疑是一种幻想，但这一幻想却源于对经济落后与国家在启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正确把握。
第五节 合法马克思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在1890年代达到高潮，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潮，并在工人运动中被广泛接受。就在此时，财政大臣维特伯爵的各项政策正在迅速改变这个国家，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使得俄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聚焦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legal Marxism/лег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称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它似乎不可能出现在1880年代或1890年代初。
列宁：《列宁选集》，第5卷，第361页。中译见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卷，第14—15页。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受检查的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作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
关于司徒卢威思想（1905年之前）的最详尽研究见派普斯：《司徒卢威：左翼自由派（1870—1905）》（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0）。列宁此处所言“合法”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就此词最广泛的含义而言的，即所有可以合法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作品。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广泛传播是由于（如列宁所强调的）“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亦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严格意义上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结盟，后者主张采用合法的斗争方法，他们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强调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政治自由之必然性的理论。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为彼得·司徒卢威（Petr Struve/Петр Струве，1870—1944）。在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评意见》发表之后，合法马克思主义便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派别，有其定期出版物，许多大学教授成为该派代表人物（如亚历山大·斯克沃尔佐夫、亚历山大·楚普罗夫、米哈伊尔·图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事实上，对于普通俄国知识分子（如果他与革命运动没有直接联系）而言，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始自普列汉诺夫，而肇起于司徒卢威。
见《资本论》德语第二版后记。 季别尔：《经济著作选》（N. I. Ziber, Izbrannye ekonomicheskie proizvedeniia）（莫斯科，1959），第1卷，第556页。司徒卢威的先驱是尼古拉·季别尔，他是基辅大学教授，著有《大卫·李嘉图与卡尔·马克思》，此书得到马克思本人首肯。 此书直到1885年才完整出版，但其中的某些部分，如关于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学位论文（1871）以及总题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系列论文，发表于1870年代，这些文字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土地与自由社”成员间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季别尔的著作对年轻的普列汉诺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在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一文中引用过季别尔的观点。苏联学者对季别尔的评价通常远高于司徒卢威，他们强调季别尔在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传播方面所发挥的先驱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俄国马克思主义不同变体的一般类型学，便无法否认，季别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自由经济学阐释的发起人，这种阐释后来被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对季别尔而言，马克思首先是李嘉图的门徒和继承者，他写道：“《资本论》只不过是对李嘉图和斯密的学说所奠定的原则之继承和发展。”
季别尔：《经济著作选》（N. I. Ziber, Izbrannye ekonomicheskie proizvedeniia）（莫斯科，1959），第2卷，第673页。季别尔强调的主要一点即资本主义进化的必然性。他写道，社会的形成并非一个选择问题，而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的有意识干预所能产生的效果不会大于一个或许能降低分娩痛苦的助产士。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借助英国模式的工厂立法或可抵消工业化的某些有害的社会影响，但“试图在资本主义准备好取缔自己之前就取缔它，就等于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经济发展是进化的，其自然阶段不能被跳过或人为地缩短，因为国家的体制结构永远会依据经济基础自动地做出调整。
季别尔对自主进程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于他相信，社会主义只要在经济上变得合理，它就能成功实现，无须一场革命。他认为，一种新体制的引入应由那些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代表组成的国际大会来决定。
《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德通信集》（Perepiska G. V. Plekhanova i P. B. Akselroda）（莫斯科，1925），第2卷，第197页。一个持有季别尔观点的人肯定会对民粹主义怀有深刻敌意。季别尔确信，农民村社注定灭绝，经济的发展需要雇用大部分俄国农民，使他们无产阶级化。他常说：“如果一位俄国农民没有经历过工业熔炉，那他就会一事无成。”对他来说不言自明的是，独立的小生产者的分散产出必须被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取代。无怪乎阿克雪里罗德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中说道，季别尔的理论让俄国社会主义者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农民只能听任历史自发势力的摆布，要么成为自由派，要么袖手旁观。”
有趣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司徒卢威却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不是社会主义者应成为自由派，而是自由派（如果他们想要产生影响）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当然，这一评论揭示出了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在政治上的软弱。
司徒卢威在其《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评意见》中抨击民粹主义学说，捍卫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步本质。在与“主观社会学”论争时，他坚持认为个人的意志及其主观理想毫无用处，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正确态度不是“意识形态的”态度，而是一种客观态度，是一位能证明特定进程之必然性的科学家所持的立场。他这部著作的结论是：“只能得出这一结论，即我们缺乏文化，我们应该向资本主义学习。”
这一立场自然会在民粹派阵营激起愤怒。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均犯过严重错误，他们将农民视为“同类的保守大众”，而1891年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也将独立小企业（包括农场）的消失视为经济发展的“自然必要性”。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民粹派思想家怀疑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均主张征用农民，甚至怀疑后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争论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是米哈伊洛夫斯基，他不仅抨击司徒卢威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抨击马克思主义本身，他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宿命论和僵化的教条，外加辩证的诡辩、教条的自负和对人的命运的公然漠视。
司徒卢威：《我与列宁的接触和冲突》，载《斯拉夫评论》（P. B. Struve, “My Contacts and Conflicts with Lenin,” in Slavonic Review），第12卷（1934年4月），第577页。“向资本主义学习”这句话被认为特别不恰当，然而却只有年轻的列宁觉得有必要否认此言，并清楚地指出司徒卢威的观点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当时其他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评意见》为司徒卢威赢得巨大声誉，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被忽视了，因为他为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做出了贡献。在1898年于明斯克举行的第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司徒卢威受邀撰写该党宣言。这份在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的纲领搭建了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均有可能赞同的共享平台，其中并未提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被定义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取代“软弱的”资产阶级。司徒卢威本人后来承认，对他个人而言，政治权利问题远比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更为重要。他“满怀激情地热爱自由”，而社会主义却从未激起他的任何情感，更遑论激情：“我仅凭思考成了社会主义的信徒，我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客观进程不可避免的历史结果。”
载《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档案》（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柏林，1899），第14卷。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其早期著作《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评意见》中，司徒卢威业已预见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一些核心思想。他拒绝资本主义最终崩溃论（Zusammenbruchstheorie）和工人阶级贫困论（Verelendungstheorie），尽管他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科学的理论”，但他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尚嫌不足，应补充以康德的批判理论。无怪乎，1890年代末，他就已准备积极参与德国的修正主义运动。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中，他对马克思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比伯恩斯坦的观点还要激进得多。司徒卢威指责马克思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之前曾以马克思的名义对民粹派发出同样的指责），他把社会革命描述为一种实际上的进化过程，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并非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资本主义本身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4卷，第281页。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在俄国比在德国出现得更早，这一事实不应使我们感到惊讶。当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最近历史的一个特征就是，甚至我们资产阶级的西方化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完成的。” 他所指的正是司徒卢威的观点，后者称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辩护”，它在俄国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堪比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吸引俄国知识分子的第一种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之所以广为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不具有公开的资产阶级特点，且似乎源于社会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一种与资本主义关联如此之深的理论不得不自一开始便对马克思主义做适当修正，这不足为奇。
约在1900年，大多数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断绝了与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联系，他们与地方自治会的自由派领袖联手组成一个联盟，这成为后来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司徒卢威本人成为这一自由主义派别的右翼领袖。那些自一开始便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产阶级鼓吹者的民粹派领袖（米哈伊洛斯基是其中之一），如今被证明言之有理。然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却很独特，他并不觉得必须中止与司徒卢威的政治联盟，他奉行其早期纲领，依然坚信与资产阶级进步阶层的合作是实现俄国西方化的唯一途径。
对司徒卢威而言，合法马克思主义仅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在随后几年，他的思想演进使他从马克思主义（补充进康德主义）转向新唯心主义（他与人合著一部重要文集，书名很有挑战性，即《唯心主义问题》）。1909年，他参与著名文集《路标》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这部文集呼吁彻底破除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和唯物主义传统，回归俄国宗教思想，尤其是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的思想。
类似的思想演进（从合法马克思主义到《路标》）也出现在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和谢苗·弗兰克的学术生涯中，这几位思想家在1905年革命后成为所谓俄国宗教复兴运动（Russian religious renaissance/русский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ренессанс）的主要代表。
第六节 列宁的早期著作
普列汉诺夫虽然活到1918年，但他仍是一位19世纪人。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不同，无论作为政治理论家还是作为政治领袖，他均为名副其实的20世纪人。然而，鉴于他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且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又是贯穿了此前半个世纪的关于俄国未来发展的讨论之延续，因此，不应将他排除在一部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范围之外。
列宁：《列宁选集》，第5卷，第517—518页。中译见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卷，第171页。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43页。与其哥哥亚历山大一样（与普列汉诺夫截然相反），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情感上倾向于“民意党”传统。毫无疑问，他是俄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这些工人运动领袖们在年轻时均“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而且必须同那些始终忠于‘民意党’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其丈夫的回忆录中引用了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的结尾部分，并评论道：“这一段落便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传记的一部分。”
费多谢耶夫：《论文书信集》（N. Fedoseev, Stat'i i pis'ma）（莫斯科，1958），第96页及之后。列宁在喀山一个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开始了其革命家的职业生涯，该小组由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费多谢耶夫（Nikolai Fedoseev/Николай Федосеев，1871—1898）组建。1880年代，费多谢耶夫在伏尔加河流域组建了若干此类小组。这些小组的成员并不认为自己是民粹主义的反对者，他们甚至希望继承民粹派运动中革命派别的崭新传统。费多谢耶夫当然坚决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为资本主义辩护”以及对农民的征用，事实上他坚持认为，革命斗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把1861年的土地改革从农民手中夺走的土地再归还给农民。因此，他认为米哈伊洛夫斯基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抨击使他个人受到了侮辱，于是在1893年11月，即米哈伊洛夫斯基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起攻击之时，费多谢耶夫给米哈伊洛夫斯基写去一封长信，说明自己的立场。 他声称无法理解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指责，因为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均同样为被剥削大众发声，试图保护农民，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试图把乡村无产阶级转化为独立的农民所有者。他承认“无风不起浪”，他本人也听说过奥伦堡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帮助饥饿的农民就意味着“阻碍资本主义的建立”，但是像米哈伊洛夫斯基这样的人，不应将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某些外省大学生的胡言乱语混为一谈。
费多谢耶夫接下来一封信的篇幅相当于长篇论文，其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调和的，目的是让米哈伊洛夫斯基相信，真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斯科沃尔佐夫、楚普罗夫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毫无共同之处（此信写于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评意见》发表之前），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的措辞掩盖了其真实本性。费多谢耶夫甚至承认，他觉得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观点使他个人受辱，这或许不妥，他应在前一封信中采用另一种语气。
见沃林（B. Volin）为费多谢耶夫《论文书信集》一书所撰序言，该书第24—28页。费多谢耶夫几年后的自杀为这场通信设置了一个悲剧性尾声。1898年，他在流放地服苦役，当他发现一些流亡者同人指责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却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时，他感到十分沮丧，这种绝望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
费多谢耶夫所希望的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结盟不可能实现，部分原因即民粹主义在1890年代几乎完全被其合法派所代表，在合法派民粹主义者中，仅米哈伊洛夫斯基在革命者小组中享有一定权威，而沃隆佐夫、丹尼尔逊和尤扎科夫则因他们面对专制制度的和解态度受到广泛质疑。一方面，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如司徒卢威）使得民粹派有理由指责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以沃隆佐夫等人为代表的民粹派则因其对政治权利问题所持态度，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警察”民粹派。这种情况极大地导致了思想立场的两极分化，并迫使年轻的列宁断绝了他与作为“人民之友”的民粹派的联系。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338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298页。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399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361页。然而，列宁批评意见中尖锐的论战语气不应掩盖这一事实，即他对民粹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司徒卢威，也有异于普列汉诺夫，这些差异清晰地体现在他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在此文开头一段，我们读到这样的表述：“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与‘对每个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信仰’以及其他许多纯粹是《新时报》的胡说毫无关系。” （在后来几年，列宁承认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有密切联系，但认为这种联系在于对立面的斗争之概念，而非普列汉诺夫强调的霸道的“合理的必然性”概念。）列宁还嘲笑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表述，即人能对客观的“事物进程”产生影响，他写道，“事物进程”就是人民的活动和“影响”，因此，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话“又是一句废话”。 这些话虽然是针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但它们同样也适用于普列汉诺夫和司徒卢威，这三人均相信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观的事件进程”，唯一的区别在于，米哈伊洛夫斯基呼吁进行一场抵抗这一进程的英勇斗争，而普列汉诺夫和司徒卢威则将这一立场斥为“主观主义”。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401、499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363、458页。如此一来，在关于“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之历史作用的典型的俄国式争论中，列宁不仅拒绝民粹派的主观主义，而且也拒绝那些年间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组成部分的“客观主义”。列宁在谈到司徒卢威时机智地写道：“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列宁认为，客观主义是调查一般过程，而不是那些具体的各个对抗阶级，虽然过程就是由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形成的；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却要求人们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阶层的立场上。 简而言之，列宁没有将历史视为一个受客观必然性驱动的具体过程，而将其当作一片战场，一个场景，真人演员参与表演，这便意味着对某个阶级有意或无意的认同，因此也就意味着对某种价值观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根据这一概念，“客观的事件进程”（为普列汉诺夫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与个体的有意识意志（为民粹派所强调）这两者的对立便失去了意义，因为任何一个客观进程只能用人类行动的概念来认知，而个体的有意识意志也无法脱离其社会决定因素。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495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454页。列宁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中所持的立场也同样十分独特，出人意料。沃隆佐夫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永远无法在俄国取得任何真正进展，列宁予以反驳，且提出一个惊人论点，即资本主义不仅已在俄国立足，而且已经“完全形成了”。 这一论点首先在与司徒卢威的争论中被提出，后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得到详细演绎。这一观点直接针对民粹派，但也针对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的一个看法，即俄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其初始阶段。但他们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最终完全形成”要等到沙皇体制在政治上失败之后。
参见派普斯：《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载《革命俄国》（“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in Revolutionary Russia）（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8），第40页。是否可以宣称资本主义的确是于19世纪最后十年间在俄国最终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列宁是否相信，在政府被资产阶级接管之前，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有可能牢固地、不可逆转地建立起来？例如，一些西欧和美国学者认为，列宁故意夸大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便为更具革命性的政治策略做辩护。 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列宁的分析所依据的那些基本前提的理解。重要的并非他对俄国落后程度的低估，而是他在诊断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时强调了生产与基本的阶级矛盾之性质这两者间的现存关系问题。他所言的资本主义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形成，是指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因此，列宁的论点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而仅涉及基本的阶级对立的性质和强度，此外，与合法民粹派不同，他特别强调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似有理由认为，列宁与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理论，而非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因此，“经历资本主义时代”对他而言首先就是“经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考验”，而不一定是经历资本主义生产潜在的最高发展。
列宁：《列宁选集》，第33卷，第480页。中译见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卷，第376页。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394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356页。 列宁提及马克思致《祖国纪事》编辑的信。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明确肯定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此信1924年才发表。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第594页注释。中译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卷，第548页。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发现了列宁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解释之间的另一本质区别。1923年，他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嘲笑了那些认为“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可以预见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人，针对这些人的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列宁引用了拿破仑的格言，即“On s’engage et puis ... on voit”（“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 仔细阅读列宁的早期著作，我们可以获悉，他自一开始就拒绝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封闭的现成真理体系。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版本，这不仅因为他的行动主义，而且还出于他对先验的进化方案的经验式的不信任。当他写道，他坚决拒绝“信仰三段式、信仰不需要事实检验的抽象教条和公式” ，他并不仅仅是在做出一次文字声明。在他的阐释中（一如在马克思的阐释中），这一论点，即社会经济形态直到耗尽其生产潜力之后才会崩溃，成为一个描述经典发展模式的公式，而非一个抽象的普遍方案，时时处处都必然会得到确认，无论某一国家的客观情况如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一个例子，表明列宁对俄国经济的所有方面均有敏锐观察，此书详尽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诸多特性，这些特性源于“最先进的工业形式与半中世纪的农业形式同时存在” ，这种分析提供了一个具体答案，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即十月革命为何能在20年后获得成功，这场革命的诸多特征究竟源自何处。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414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375页。同样有趣的是，在与民粹派的争论中，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这一命题的阐释与普列汉诺夫有所不同。普列汉诺夫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扩张的重要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政治训练场所的作用，而列宁却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学校中能学到哪些课程。他的著作清晰地表明，他认为即便在沙皇俄国的专制体制下也有可能学到这些课程。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破坏“使得生产者愚钝和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 这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俄国资本主义所推翻，正如列宁所言：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414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375—376页。在俄国，这一过程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充分显示出来的，当时旧的劳动形式异常迅速地破灭，劳动力的买卖占了第一位，使农民脱离了半农奴制的父权制家庭，脱离了使人愚钝的农村环境，并以纯粹资本主义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代替了半农奴制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普遍提高”，地主阶级被平民知识分子排挤出“社会”，著作界激烈地攻击对于个人的种种荒诞无稽的中世纪束缚，等等。正是改革后的俄国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这一点民粹派大概是不会争辩的。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503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462页。列宁在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是一个重要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撰写了一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奠基性著作，而且还因为他表现出了对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之社会内容的最深刻洞察。他称民粹主义为小生产者（尤其是作为小所有者和工匠的农民）的意识形态，这些小生产者十分热衷于清除封建剥削的最后残余，尽管他们已被资本主义扩张所摧毁。因此（如本书前文所引），列宁将民粹派形容为“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的伊阿诺斯。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第1卷，第503页。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第1卷，第504页。中译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卷，第462页。民粹主义向前看的面孔是其反封建的一面，是其对民主的强调，而向后看的面孔是它的社会主义。列宁经常强调，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所用概念意义上的）、乌托邦的、充满反动成分的“经济浪漫主义”，他指的就是民粹派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和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农村经济的理想化。 马克思主义者应由此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必须明确拒绝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其次，愿意与民粹主义结盟，将其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反对的并非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得到自由派和大地主支持的反民主的资本主义版本。因此，列宁在其《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指责司徒卢威（他当时将司徒卢威视为盟友），认为后者只强调了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却忽视了这两种意识形态共同的基本目标，即两者均代表小生产者。他完全拒绝司徒卢威赞扬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将其视为合理化生产的企图，而且，列宁还将司徒卢威关于必须向小生产者提供廉价信贷等帮扶措施的观点与民粹派（甚至是合法民粹派）的同类观点进行比较，他坚定地站在民粹派一边，他写道：“民粹派在这一方面是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摒弃他们纲领的一切反动部分之后，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更深入、更进一步实现这些条款。”
《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德通信集》，第1卷，第271页。列宁对自由派和民粹派的态度均遭到普列汉诺夫反对。1895年，在他俩第一次会面时，普列汉诺夫告诉列宁（列宁其实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您背对着自由派，我们却转过身来面对他们。” 这种观点差异暗含着在战术选择方面，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面的严重分歧，尽管他们双方当时均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赞成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结盟，自由派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进步的代表正在继续推动西方化进程；列宁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对自由主义的本质抱任何幻想。对普列汉诺夫而言，俄国农民是最落后的阶级，他们也是“亚细亚的”专制体制的主要支柱；列宁同样强调农民是落后的，是“亚细亚的”，但他仍认为农民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普列汉诺夫认为民粹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强调“主观主义”和“抽象理想”；列宁则较少关注民粹主义理论，他视之为虚妄意识的表达，他认为民粹主义的基本“经济内容”并非其反资本主义的宣言，而是在为争取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农民模式）而展开的斗争中对小生产者具体利益的捍卫。因此，列宁认为自己更接近民粹派而非自由派，尽管较之于民粹派，自由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看法更接近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1909年底写道：“孟什维克在把民粹主义当作一种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与之大战的时候，教条主义地忽略、遗漏了民粹主义的历史现实的和进步的历史内容，没看到民粹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自由派地主的资本主义而主张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对‘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而主张‘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理论。由此便产生出他们那种极为荒诞、愚蠢和背叛成性的思想，说农民运动是反动的，说立宪民主党人比劳动派分子进步。”（《列宁选集》，第16卷，第119—120页）中译见列宁：《致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90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卷，第285页。 《列宁选集》，第23卷，第359页。中译见列宁：《两种乌托邦》，《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卷，第133页。列宁在1890年代的这些争论中所持的独特立场显然也预示了他后来的政治发展，比如他对农业问题重要性的强调，他拒绝将农民视为“反革命”群众（此为孟什维克以及整个第二国际的典型态度），最后是他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基础不是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结盟（如普列汉诺夫所假设），而是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的民主派力量结盟。 列宁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连续性，他在1912年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开端与自民粹派的乌托邦主义提取其“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的种种尝试有关。
事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列宁对民粹派的借鉴远不止于此。毕竟，他实现了民粹派的梦想，即推翻沙皇专制体制，直接过渡至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然而，这一目标是如何实现的，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些将成为另一本书的主题。
本章涉及作品
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遭尤·茹科夫斯基先生审判》（“Karl Marx Arraigned Before Mr. Zhukovsky”/Карл Маркс перед судом г. Ю. Жуковского），文章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The Law of Socie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asks of Socialism in Russia”/Зако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задач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文章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Socialism and Political Struggle/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小册子
——：《我们的分歧》（Our Differences/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著作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A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专著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On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К вопросу о роли личности в истории），专著
——：《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Belinsky and the ‘Rational Reality’”/Белинский и разумна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文章
——：《俄国社会思想史》（History of Russian Social Thought/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专著
——：《没有地址的信》（Letters Without Address/Письма без адреса），书信
——：《自社会学角度看18世纪法国戏剧文学与法国绘画》（French Dramatic Literature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Paint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ociology/Французская драма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живопись XVIII век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ологии），专著
——：《艺术与社会生活》（Art and Society/Искус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专著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民意党恐怖主义集团纲领》（Program of the Terrorist Faction of the “Peoples Will” Party/Программа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фракции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纲领
列夫·季霍米罗夫：《我们对革命有何期待？》（“What Should We Expect from Revolution”/ Чего нам ждать от революции?），文章
马克西姆·高尔基：《母亲》（Mother/Мать），小说
瓦西里·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现状》（The Pos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Russia/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России），专著
瓦西里·沃隆佐夫：《俄国资本主义之命运》（The Fate of Capitalism in Russia/Судьба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专著
尼古拉·舍尔古诺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致青年一代》（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К молодому поколению），专著
尼古拉·丹尼尔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述》（Outline of Our Social Economy After the Enfranchisement of the Peasants/Очерки нашего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专著
彼得·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评意见》（Critical Remark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Крит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в России），专著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Die Marxische Theorie der sozialen Entwicklung），论文
——：《唯心主义问题》（roblems of Idealism/Проблемы идеализма），文集
——：《路标》（Signposts/Вехи），文集
尼古拉·季别尔：《大卫·李嘉图与卡尔·马克思》（David Ricardo and Karl Marx/Давид Риккардо и Карл Маркс），专著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rx”/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Маркса），系列文章
弗拉基米尔·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The Economic Content of Populism and Its Criticism in Mr. Struve's Book”/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и его критика в книге г. Струве），文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专著
——：《论我国革命》（“On Our Revolution”/О нашей революции），文章
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等：《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Земля и воля），期刊